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国家，自一〇三八年李元昊称帝，建国号为夏，到一二二七年被蒙古所灭，西夏统治中国西北地区近二百年之久。
西夏是一个采用汉制的封建政权。西夏国文化繁荣，除使用汉文外还创立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目前已发现用西夏文和汉文印刷的西夏书籍，数量很多。
西夏统治者信仰佛教，国内到处兴建寺庙。
西夏境内生活着党项、汉、回鹘、吐蕃等各族人民。在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压迫下，他们的生活非常困苦。劳动人民一般都住在土屋中，只有富人才能住瓦房。西夏统治阶级生活奢侈，佛教首领也享有政治、经济和生活上的特权，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尤其是西夏末年，因为蒙古军的抄掠和对金战争，西夏人民耕织无时，导致田野荒芜，饥民四散，财用困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蒙古征讨西夏的战争是从一二〇五年开始的。蒙古军曾经六征西夏，前三次发生在南征金国之前，后三次发生南征之后和西征前后。
一征西夏，以追击逃敌为名的抄掠性战争。西夏立国于陕、甘、宁地区，位于黄河之西，所以宋、辽往称之为“河西”。一二〇五年，成吉思汗平定乃蛮部后，扎军于金山之阳。投降过来的乃蛮边兵或边民向成吉思汗通报：当王罕在乃蛮边界被杀时，他的儿子桑昆乘机逃入西夏。根据“敌种之后不可留”的既定策略，成吉思汗一面派兵追击脱黑脱阿和屈出律，一面又派出一支部队去追击桑昆。
这支蒙古骑兵从金山出发，进入了西夏的西部边境，夺取了一个边界城堡——力吉里寨。途经落思城及其他城镇时，听当地人说，桑昆曾在这一带劫掠为生，但早已被当地军民赶走了，据说已逃往西域。于是蒙古军没有再深入西夏内地，只是掠夺了一些人口、骆驼和其他牲畜就收兵回营了。这是一次以追击逃敌为托辞的抄掠性战争，只对西夏略作试探性进攻。因为在此之前，蒙古草原还很少有骆驼，所以这次见了骆驼竟如获至宝似地抢走了不少。后人还正式地将这件事书之史册，它说明骆驼在蒙古草原还是很受欢迎的有用之物。
二征西夏，攻克斡罗孩城。蒙古人的抄掠性战争，对西夏却是一次很大的震
动，它引起了西夏的一次宫廷政变，加深了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当时，西夏建国已近二百年，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统治阶级生活日益腐化，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西夏作为一个之时，长期处于辽与北宋，金与南宋等大国之间，在夹缝中生存，巧妙地使用降服和对抗的方针，有时联辽抗宋，有时联金抗宋，但有时又对周围的强国同时表示臣服。对于初兴的蒙古政权，西夏统治者一时未能统一认识，一派主张联金抗蒙，另一派主张降蒙攻金。
成吉思汗首攻西夏时，夏桓宗李纯佑在位，他还没有来得及部署反击，蒙古骑兵已经大掠而还了。夏桓宗下令修复各地遭受破坏的城堡，大赦境内，并把首都兴庆府改名为中兴府。本来夏桓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决心中兴再造，也算有一定气魄。但另一派却乘国难当头、人心混乱之际发动了政变：一二〇六年，李安全与罗太后合谋，废掉了夏桓宗，自立为帝，改元应天，这就是历史上的夏襄宗。在对外政策上，夏襄宗主张联金抗蒙，罗太后主动向金章宗上书要求册封。
金章宗封李安全为夏国王，承认了李安全的合法地位。夏、金合流，联合对付蒙古，这对成吉思汗自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蒙古与金本有世代冤仇，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只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羽毛未丰，不仅没有向金朝进攻，反而采取了联合金朝对付塔塔儿等部的策略。但成吉思汗从来也没有忘记向金人报仇雪恨。早在王罕灭亡之前，金章宗派耶律阿海出使克烈部，在王罕的金帐，耶律阿海偶然遇见了铁木真。
耶律阿海本是辽朝后代人，内心对金朝不满，早就希望有朝一日能报亡国之恨。他发现铁木真气度不凡，又听说了许多铁木真的事情，于是暗中与铁木真结交，告诉铁木真：“金国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由此铁木真已注意积蓄力量，待机伐金。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建国称尊，虽始议伐金，却不敢轻举妄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夏李安全夺权改元，试图联金抗蒙的消息传到了蒙古，成吉思汗君臣对此自然不能等闲视之。
从当时的天下形势看，金国、蒙古、西夏三足鼎立。西夏东邻金国，北界蒙古，夏、金合力，对蒙古来说大为不利。为了避免两面受敌的危险，要对付金朝，必须首先征服西夏，拆散夏、金联盟，断金朝右臂。于是成吉思汗采用了先攻西夏、扫清外围的战略。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先拣弱的打，这是成吉思汗的一贯做法。《史集》以大事记的形式简略记载了成吉思汗二攻西夏的战争，其中说：
“兔年（1207 年）秋，由于唐兀惕地区经常作乱，不纳贡赋，没有表示（应有的）尊敬，成吉思汗再次出兵征讨他们，当时他将整个地区征服，如意地凯旋归来。”
“斡罗孩”兀剌海是党项语“长城中通道”之意，又称“斡罗路”。斡罗孩城应在狼山隘北口附近，它是西夏防御北方敌人的一个军事要镇。成吉心汗集中兵力进攻斡罗孩城，这是一场攻坚战。蒙古骑兵驰马于大草原上，比较擅于的是运动战。即使攻坚，也不过是环车为营的“古列延”，顶多是对方占领了哪一个山头，从未遇到过以大军攻坚城的战争。为了攻下这座城，蒙古军必须舍骑就步，架云梯，运炮石，还必须向畏兀儿、契丹等各族人学习攻城的本领，所以一直过了几个月，斡罗孩城才被攻破。成吉思汗在这一地区驻军五个多月，后因粮草匮乏，于第二年春末夏初返回了蒙古草原，在龙庭避暑。因此，这次战争并不像《史集》说的那样如意地凯旋，也没有将整个地区征服。
三攻西夏，夏主献女求和，拆散夏金联盟。历经一年多练兵备战，直到一二〇九年秋高马肥之时，成吉思汗才发起了对西夏的第三次进攻。《元史·太祖纪》
扼要地记载了这次战争的过程：
太祖四年（1209 年），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军来战，败后，获其副元帅高令公。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进至克夷门，复败夏帅，获其将嵬名令公。薄兴中府，引河水灌之。堤决，水外溃，遂撤围还。遣太傅讹答入中兴，诏谕夏主，夏主纳女请和。
蒙古两征西夏，西夏没有做出强烈反应，这对于号称“应天顺人”的夏国王李安全来说完全是奇耻大辱了，所以对于成吉思汗的第三次进攻，李安全来了一个步步为营，顽强抵抗。蒙古军出黑水城北，向斡罗孩关口挺进。李安全命令自己的世子李承祯为元帅，高令公为副元帅，率领夏兵与蒙军反抗。这个黑水城当在今河套北狼山山脉西北喀喇木伦之滨。蒙语“喀喇木伦”即“黑水”之意。李承祯为李安全世子，后来被废，被李遵顼代替，估算此人无德无能。高令公名叫良惠，出身将门，其父高逸为西夏大都督府尹。高良惠身为右丞相，西夏人称之为“令公”，虽然为文臣，但也有一身武艺，其孙高智耀后来成为元朝的名臣。
他们采用开关御敌的战略，企图通过野战挫败蒙古军的攻势。但西夏军队长期缺乏严格的训练，已经不能抵抗几十万北宋大军的西夏劲旅了。因此双方接战不久，
西夏的阵脚就被冲乱了，将领和士兵大批死亡。高令公不忍心弃众逃跑，舍命反抗，结果被蒙军俘虏，不屈牺牲。而那位李安全的世子、元帅则逃之夭夭了。
蒙军乘胜前进，包围了斡罗孩城。城中只有一位太傅协助斡罗孩守将死守城池。
他身居文职，但并无武略。蒙古军刚进攻几天，那位斡罗孩守将就开城投降了。讹答太傅虽然带领战士进行了一段巷战，但终究不是蒙军的对手，最后也力尽被俘了。
突破了翰罗孩边防重镇，蒙古骑兵简直如入无人之境，一路进军到中兴府外围的要塞克夷门。这是贺兰山的一处关口，是从蒙古草原进入银州的一条必经通道。镇守克夷门的是西夏的宗室重臣，人称嵬名令公。
此人出身于名门显贵。因为他既为宗室，又任丞相（令公），当然也会进行一番抵抗，但结果也很不美妙，不久即被打败，也做了蒙古军的俘虏。
西夏险塞尽失，蒙古军直指西夏的首都中兴府。中兴府外有一座西夏的先王庙，成吉思汗观察地形，曾进入这座庙中。他深有感触地说：合申不儿罕创业也不容易，但不到二百年其子孙就如此腐败，诚可畏也。
几万蒙古大军兵临城下，西夏国王李安全要兵无兵、要将无将，本身的“安全”已受到危险，于是只能派人向金国求援。这时金章宗已经死去，卫王永济刚刚即位。他拒绝采用臣下联夏抗蒙的主张，竟然宣称：“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采取了一个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的策略，西夏王朝危在旦夕。
多亏中兴府城高池深，其坚固程度大大超过斡罗孩城。蒙古骑兵尽管英勇，但攻坚战术却并不先进，所以中兴府久攻不下。成吉思汗无计可施，于是求助于滔滔的黄河之水，引水灌城。没想到城墙又高又厚，河水灌不进城中，却冲毁了城外的堤防。蒙古军的阵地眼看就要被淹没了，成吉思汗只好下令撒军。在回师的路上，成吉思汗将讹答太傅召入自己的中军大帐，希望他代表蒙古去招降西夏王。
讹答太傅从成吉思汗那里回到西夏朝廷，对西夏王李安全分析了当时的天下事况。李安全被迫无奈，答应每年向蒙古纳贡，并忍痛将自己的女儿察合公主嫁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立察合为皇后，这就是当时人所说的察儿皇后。
李安全赔了“女儿”又折兵，联金抗蒙的计划遭到了彻底失败。老子无能，
世子无用，将相非死即降，这种政府实在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李安全在一二一一年即被废而死，宗室李遵顼即位为帝，是为夏神宗。李遵顼是夏朝齐忠武王之后，早年曾考中状元，后充任大都督府主，大概是利用自身的威望和手中的军队政变夺权。他上台以后，改元为光定元年，并彻底改变了李安全联金抗蒙的路线，不久即派兵占领了金朝的邻州、泾州，进围平凉府及东胜州，正式宣布与金朝断绝外交关系，执行了一条联蒙抗金的外交路线。
成吉思汗经过三征西夏，不仅掠夺了大量奴隶、财物以及骆驼、牛羊等，而且被迫西夏献女求和，拆散了西夏和金朝的联盟，化解了进攻金朝的后顾之忧。
成吉思汗的战略目的达到了，从而为南征金朝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综观蒙古与金的战争，其爆发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三条：一是蒙古部反抗金朝的民族压迫；二是蒙古贵族要求对中原地区进行经济掠夺；三是成吉思汗君臣希望入主中原，与其他民族的首领争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
对于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来说，蒙古部本是一个弱小的部族。一直以来，它深受金朝的压迫与剥夺，双方的矛盾本来就非常尖锐。南宋绍兴年间，蒙古的首领俺巴孩等被金人钉死在木驴上，仇恨的种子从此播下，为此才出现了当时的连年征战，只是因为“金人屡击蒙古不能克，遂与之和”。
成吉思汗兴起后，出于策略的考虑，才暂时依附金朝打败了塔塔儿，并接受了金朝的封号，所以每年还要到净州向金朝进贡，对中原天子履行臣民的义务。
这本身正是民族压迫的具体表现。当时正当金主完颜璟即金章宗统治的末期。金朝自章宗以后（1190～1208），国势由盛转衰。完颜璟本是金世宗嫡长孙，因其父死在世宗之前，于是他以皇太孙的身份继承了世宗的皇位。章宗末年纵情声色，生活奢侈，君臣上下偷安，内外矛盾重重，政局不稳。他担心自己的几个叔叔争夺皇位，杀死了郑王永蹈，赵王永中。后来章宗无子，后继无人，虽然几个叔叔和兄弟都在，他却不愿意立为继承人。只有一个卫王永济（即允济）“柔弱鲜智能”，不会构成对章宗的害怕，因而得到章宗的喜爱。一二〇八年十一月，金章宗病死前，决定传位于这位弱小可欺、无德无才的卫王永济，他就是以后的金帝卫绍王。
正是这位卫绍王直接导致了成吉思汗南征。金章宗在世时，卫王永济曾代表金朝到净州去接受蒙古的贡品。成吉思汗见永济长得倒挺好看，大高个儿，“美
髯鬚，天资俭约，不好华饰”。但一实际接触，就发现他不过是个无能的贵族后人，要文无文，要武无武。精明强干的成吉思汗当然不把他放在眼里，就是不向永济屈膝下跪，不按属国的礼节对待他。卫王永济当然很不高兴，回去后就要求金章宗出兵征讨，说什么铁木真相貌不凡，野心勃勃，若不早点动手，就会养虎遗患。由于金章宗病魔缠身，自顾不暇，因此才没有答应永济的要求。
永济即位后，给蒙古下了一份诏书，金使命令成吉思汗跪拜接诏。成吉思汗问：“新君为谁？”金使回答说：“卫王也。”成吉思汗南面而唾，轻视地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说完马上乘马北去。
“金使还言，允济益怒，欲俟帝再入贡，就进场害之。”成吉思汗知道了这个情况，遂与金绝，益严兵为备。从此成吉思汗与金朝正式断绝了外交往来。
成吉思汗伐金的政治原因主要是因为成吉思汗对金朝的压迫掠夺不满，而他直接打出的伐金旗号却是血族复仇。事实上，血族复仇不过是成吉思汗出兵的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他提出来为之报仇的两个蒙古族首领都不是成吉思汗的直接祖先，反倒是他仇敌的祖先。别儿罕，他是主儿乞部的祖先，俺巴孩汗则属于泰赤乌部。成吉思汗在绦一蒙古的战争中，早就把别儿罕的孙子杀了，“将主儿乞百姓虏了”；俺巴孩汗的后代长期与成吉思汗为敌，也被成吉思汗斩杀或征服了。
成吉思汗与主儿乞部、泰赤乌部的血缘关系早已被血族仇杀的鲜血掩盖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为他们的祖辈进行血族复仇呢？所以应该说，成吉思汗打出为别儿罕、俺巴孩汗复仇的旗号，则是由于蒙古草原各部曾多年遭受金朝的掠夺和屠杀，受害者不仅有泰赤乌部和主儿乞部的祖先，而且在成吉思汗的臣民中还大有人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吉思汗伐金就不止是为别儿罕、俺巴孩汗复仇，而是带有一定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所以才能获得广大蒙古战士的支持。
成吉思汗力量强大了，并非过去的蒙古乞颜部可比了，金朝还要他屈膝下跪，还要他年年进贡称臣，这当然是成吉思汗一定不能接受的。成吉思汗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发动战争，这是蒙古伐金的首要原因。
但对于战争的原因还不能只从政治上去分析，成吉思汗反金有解除民族压迫的性质，然而北方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一直与中原王朝发生矛盾，力量小时是“扰边”、抢劫；力量大时就企图入主中原，这里还有更深的经济上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位于游牧圈的民族向农业民族的挑战。游牧经济是受自然条件影响较
大的经济；水草丰美，发展很快；天旱风雪，畜群就会大批死亡。经济上的乍起乍落，带来了政治上、军事上的乍盛乍衰；而且游牧经济也是比较片面的经济，牛羊马驼可以给人们提供肉食、乳酪，也能提供皮革毛绒，但牛羊马驼身上却长不出五谷杂粮，也长不出布帛绸缎，更长不出金银铜铁。因此，当其兴盛时，就希望用自己的畜牧产品及其他土特产品与农业民族进行交换，如果正常的交换不能满足需要时，就只好用暴力进行抢劫，发动战争；当其衰弱时，也需要寻找生活出路，富庶的中原当然是令人神往的目标。
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阻挠了两种地区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生活于大漠南北的少数民族为了生活的需要，常常用武力向中原挑战，这也是一种在所难免的历史运动。
除以上两条原因外，蒙古伐金还有第三条原因，即成吉思汗君臣希望入主中原，争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早在蒙古初兴时，成吉思汗就曾经向弟兄们说过：
“取天下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尽管在开始阶段，蒙古军志在掳掠，入主中原的意识还不太清楚。但成吉思汗所说的“取天下”似乎应包括夺取中原在内。
他们之所以要夺取中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中原地区“民物繁庶”，入主中原有利可图。因此成吉思汗才不甘心于做草原的皇帝，而要做整个中国的皇帝。
逐鹿中原，夺取中原的统治地位，是成吉思汗伐金的最高目标，这一目标越到后来越进一步清楚和确定。成吉思汗认为中原的皇帝不应由软弱无能的卫王永济去做，这也说明他南下伐金的目的是为了争当中原的皇帝。柔弱鲜智能的永济即位称帝，正好为成吉思汗伐金提供了有利机会，因此恰恰在这时成吉思汗才做出了伐金的战略决策。
根据蒙古伐金战争的起因、借口、过程和实质，可以把这场战争总结为：反对民族压迫的复仇战争，进行经济掳掠的掠夺战争，夺取最高统治权的征服战争和统一战争。这场战争既有合理的、正义的因素，又有不合理的、非正义的原因，它是当时的社会、阶级、民族矛盾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并非少数战争狂人随心所欲的举动。认真分析这场战争的原因和实质，对正确地理解历史将会有一定的启发。
成吉思汗一向提倡，打仗一定要做好准备，这样才有胜利之把握。为此，他在对金国进行一系列周密的情报工作的同时，还抓紧了攻金的作战准备工作。
成吉思汗第一抓了蒙古军的休整。他认为，蒙古立国后，官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和整顿，大的军事活动，就有屡次攻夏战争，征服林木中百姓、吉利吉思、畏兀儿、哈剌鲁等部之役，追歼已亡的诸部残余势力的战斗也一直没有停，军队还打了一些建国前不曾打过的特殊仗，虽然得到极大的锻炼，但有不少的减员，武器装备也需要补充，作战技能更需要针对金国的特点进行必要的训练。于是，他打破以往春天计谋征伐，秋后乘战马肥壮之时出师作战的惯例，决定公元1210 年秋冬，除少数部队继续担负一定的作战任务外，主力部队进行大休整。
每个战士随身带着的革制甲、兜、革囊、小帐、锅、弓、斧、刀、矛、矢等，如数作了补充；各千户所辖之兵额马匹，也按编制做到满员；跟着利用严冬结合围猎进行了大练兵。因此全军上下呈现出兵强马壮，行动敏捷自如，疾如飚至，动如山压，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的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卫绍王即位，残暴荒淫。这些事从流亡者嘴里传闻得连耳朵都听腻了。
成吉思汗灵活地利用民族意识说：“朕始终师出有名，不能草率行事，单等金军侵来。”
在征金以前，成吉思汗狠抓了巩固大后方的工作。开始，他敏锐地觉察到巫师阔阔出的威胁，并设计将其杀死。
此外，成吉思汗还设想到，自率主力远征金国，已灭亡的诸部落旧贵族或许会乘机叛乱，故特命部将脱忽察儿率兵三千留守后方，保护大汗的斡耳朵（宫廷），并随时准备镇压叛乱者。这样，有了一个巩固的大后方，成吉思汗尽可放心地领兵在外征战。
成吉思汗攻金前，对招降纳叛也非常关注。除了前述积极发展与汪古部的联系外，还大力招抚在金国统治下的契丹人。契丹人的祖国是辽国，公元 1125 年被金国灭亡后，幸运生存下来的人们备受金国的民族压迫，吃尽了亡国奴的苦头。
成吉思汗知道这些情况后，便通过各种渠道，策动契丹人离开金国，投归蒙古。
由契丹人组成的金国戍边虬军，在成吉思汗的鼓动下，一批批地叛金投蒙，有的专为蒙古提供情况，有的成为蒙古攻金的内应，有的则直接编人攻金的蒙古军内，充为攻金的先锋。契丹人移剌捏儿，家居霸州（今河北霸县），熟知中都（今北京）及其以北关塞情形，在成吉思汗派人劝说下，自率同党百余人投靠蒙古，向成吉思汗进献攻金“十策”。成吉思汗封他为霸州元帅，留在身边，参与机谋，
被誉为“赛因必阁赤”（意为好司书），在攻金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乘金国在乌沙堡（今张家口以北百里外）筑城的时机，开始了以防御为目的的正义战争。
成吉思汗为了使蒙占民众理解他攻金战争“师出有名”，心甘情愿跟随他去拼杀，根据蒙古民族的习惯，进行战争动员。在临出征前，他独自一人登上山顶，摘下帽子，把腰带挂在脖子上，恭恭敬敬地向“长生天”祈祷，祈求苍天协助他去为被金国残杀的祖先报仇雪恨。接着他进入蒙古宫帐，闭门三天不出。在此期间，他的军队和民众，齐声高呼：“天神！天神！”到第四天，成吉思汗从宫帐里走出来，对着众人大声呼喊：“长生天，赐给我胜利吧！”通过这一系列祝福仪式，使全蒙古的军民，都受到了“长生天”的感召力，情愿在成吉思汗的指挥下，信心百倍地去进行一场复仇战争。
金大安三年（公元 1211 年）秋，金朝边境的乌沙堡（今内蒙古镶黄旗境内）遭遇成吉思汗的大将者别的进攻。金兵统帅独吉思忠领兵抵抗，战败退兵，蒙古军则乘胜而进。从此揭开了成吉思汗攻金的序幕。
金是由女真族创建的王朝。公元 1115 年金太祖完颜曼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南建国，公元 1125 年金太宗灭辽，公元 1127 年灭北宋，公元 1153 年金海陵王移都燕京（今北京），从公元 1161 年起，金世宗在位近三十年，内外安定，被称为“小尧舜”。但是到金章宗时期（公元 1190～1208 年），由于统治集团的糜烂腐朽，军队腐败，财政日蹙，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国势开始衰退。
猛安谋克是女真的部落与军事组织，猛安谋克户进入中原后，恣意掠夺田土，剥削佃农，生活逐渐腐化，军纪败坏。金章宗提倡女真贵族研习汉文化，又下令鼓励女真屯田户与汉族通婚，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坐事享乐的猛安谋克户，尚武之风慢慢消失，作战能力日益削弱，到金后期，至以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猛安，一谋克能参加战斗的不过十八人，其中强壮者又被军官挑去做私差，到这时已经不成其为队伍。
由于金后期官僚政治的腐败，造成了黄河三次大决堤，大批耕地被淹，沿河农村受到严重破坏。面对奔腾咆哮的洪水，章宗没有办法，只是调集民夫做有限的填筑修补工作，大批农民死于水患或被迫逃亡。水灾频仍，生产停滞，加上官僚贵族的大肆搜刮，国家财政陷入严重的入不敷出的境况。经费匮乏，就用滥发交钞来填补。交钞只管发行，不管回收，钞越发越轻，民间不愿使用，导致“万
贯惟易一饼”，政府一次赏军，需要八十四辆车来装载交钞。交钞所值无几，财政愈加困难和混乱。
金章宗认为女真军队战斗力低下，是因为女真屯田户的土地太少，无以养赡，所以缺乏斗志。于是他又下令“括田”，来鼓舞士气。括田过程中，武夫悍卒肆意掠夺民田，一些农民种了几辈子的上好田地，也被指为“冒占”括去。汉族人民将这些夺去他们生活之资的女真人恨之入骨，纷纷起义，攻占州县，并联络南宋，表示“宁做江淮之鬼，不做金国之臣”。农民起义严重地打击了日暮西山的金朝统治。金统治下的契丹遗民，也起而反抗残暴的压迫，他们听到成吉思汗兴起的事情，便有不少人投奔蒙古，希望借助蒙古的军事力量以复旧仇。
金章宗时金朝与邻国南宋、西夏的矛盾越加激化。金泰和六年（公元 1206年）南宋发动对金朝的进攻，金调集军队反击，双方多次大战，南宋诸路兵败求和。但金朝也因此遭受严重损失，右副元帅仆散揆、都元帅完颜宗浩等相继死于军中。金对西夏的战争更是旷日持久，前后十余年，浪费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
结果也是两败俱伤。
在金统治之下的北方各部，接连起兵反抗金朝的控制。金多次遣兵征讨。金明昌五年（公元 1194 年）章宗命夹谷清臣北征蒙古合答斤、山只昆诸部。公元1196 年完颜襄和完颜安国深入漠北进攻塔塔儿。金承安三年（公元 1198 年）完颜宗浩进讨弘吉剌部，且再攻合答斤、山只昆等部。为了巩固北方的防线，金强使民夫修筑了长达千余里的壕堑，壕内侧筑了墙、堡，企图以此宏大的工程来防御游牧骑兵的南下。金对北方的用兵，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和冲突，也增加了金朝的军事和财政负担。
内外交困的金朝，已是风雨飘摇，灭亡之日为期不远了。
金是蒙古诸部的宗主国，成吉思汗在争霸蒙古高原过程中，出于战略上的分析，曾和王罕一起协助金朝重创塔塔儿，为此他从金朝皇帝那里得到了“察兀忽鲁”（部落之长）官职，并以此为荣。在他即大汗位之后，仍然每年亲自赴金边境入贡。但是金朝又是蒙古的世仇，蒙古俺巴孩汗、斡勤巴儿合黑、合答安把阿秃儿等都惨死于金人之手，成吉思汗常“忿其欺凌”，发誓要为他们报仇。因此成吉思汗在建国之后，便随时寻找时机南下，向金朝讨还血债，掠夺和占取富庶的中原地区。
金泰和八年（公元 1208 年）金章宗病死，金世宗第七子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永济身材很高，长着好看的胡须，穿着朴素，然而仅仅是徒有其表而已，实际上他生性懦弱，才能平庸。金章宗在世时，他曾受命到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城卜子古城）接受蒙古人的入贡，成吉思汗十分看不起他，不用对待上邦使节的礼节对待他。永济心中不快，回来后便怂恿章宗发兵进攻成吉思汗，但没能成功。
永济即位后，向蒙古遣使下诏书，要求成吉思汗跪拜接受。成吉思汗问使者：
“谁是新皇帝？”使者答：“卫绍王永济。”成吉思汗一听，便向着南面唾了一口唾沫，说：“我还以为中原的皇帝全是天上人才做得，这等庸懦之辈也配吗？我怎能向他跪拜！”
言罢策马北还。永济从金使那里听到这个情况，益发气愤，于是阴谋趁成吉思汗下次再来入贡时杀害他。然而公元 1211 年，成吉思汗已使西夏屈服，他认为向金朝进攻的时机来到了，于是便亲率大军南下，来个先发制人。在出征前，他就向上天祈祷说：“金朝的君主们杀死了我的长辈亲属俺巴孩汗、斡勤巴儿合黑、合答安把阿秃儿，我要去为他们复仇，请上天佑助我！”这一年的秋天，成吉思汗率军来到了金朝边境。
乌沙堡是金朝专为防御蒙古而修建的，然而修完此堡，守将独吉思忠却疏于防备，被成吉思汗的大将者别一举攻破，随后附近的乌月营也被攻破。金朝消除了独吉思忠的职务，由参知政事胡沙（完颜承裕）主持军务。胡沙不敢正面对抗蒙古军，一路撤退，退至宣平（今河北张家口西南），靠大军三十万（一说四十万）坚守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
成吉思汗从达里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进入金境，进攻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西南）、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入抚州（今河北张北），这里已距野狐岭不远。金军统帅胡沙与部将九斤商议对策，胡沙说：“听说成吉思汗的军队占领了抚州城，忙于瓜分战利品，战马散于郊野。如果我们乘其不备，马上发起进攻，就可以把他们击溃！”九斤却不以为然，说：“他们的防守很严密，轻进必然危险，应和增援的马步大军一同出动方为万全。”于是金兵集结，准备出击。
出击之前，九斤又招来契丹人石抹明安，对他说：“你以前去过蒙古，认识
成吉思汗。目前你再去见他，对他说，我们这里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为什么要带兵前来攻打呢？如果他出言无礼，你就指责他！”明安领命而行，见到成吉思汗责问举兵之由，成吉思汗下命将明安绑缚起来，说：“等我打完仗，再来问他！”
后来明安投降了成吉思汗，并且受到重用。
这时，金朝大军已经杀到了眼前。而蒙古军刚煮好了食物，正在吃饭，成吉思汗赶紧命令士兵倒掉锅里的食物，上马迎敌。两军相遇，木华黎对成吉思汗说：
“彼众我寡，只有殊死力战，才能打败他们。”然后成吉思汗命木华黎为先锋，继以诸军并进。木华黎率领敢死队，策马横戈，勇猛无比。金兵抵挡不住剽悍的蒙古骑兵，大败溃逃，一路上死者枕籍，整个原野都充满了血腥的味道。成吉思汗挥军追击溃败的金兵至会河堡（今河北怀安东），再歼金兵多次，胡沙只身逃入宣德（今河北宣化）。
野狐岭之战，“金人精锐尽没”，蒙古人最终取得了反抗金朝的第一场大胜仗。
这一仗很有名，很久以后蒙古人还常常提起它，并一直引以为荣。
蒙古大将者别率领一支军队继续追击金兵，进军居庸关。金兵凭险阻截，难以攻打，者别说：“应当诱敌出寨作战。”于是佯作退兵。金兵真的中计，漫山遍野地追上来。者别一直退到宣德附近的山嘴，突然返身抗战，击溃金兵。这时成吉思汗也率领大军赶来，追击逃敌，再抵居庸关，杀得金兵尸积如山。成吉思汗遂驻军于龙虎台（今北京市南口、北口之间），仍派遣者别越居庸关扑向中都。
金首都中都防卫牢固，金帝下令戒严，命参知政事梁瑞指挥防御，禁止男子随便出城。者别率军至中都城下，金兵拼死抵抗，者别一时不能攻取，便驱赶所掠马匹而去。在成吉思汗与金兵大战的时候，由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率领的另一支蒙古军从西南进入金边境的汪古部领地。为金守卫边墙的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早在成吉思汗灭乃蛮的前夕，就已表示做蒙古人的盟友，蒙古建国时，他被封为千户，此后又娶成吉思汗之女为妻，双方相约世代通婚，互称安答（盟友）、忽答（亲家）。所以术赤兄弟一到，阿剌兀思剔古忽里马上献关为向导，协助蒙古对金抗战。蒙古军攻下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城卜子古城）、丰州（今呼和浩特东白塔村）、云内州、东胜州（均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境内）、武州（今山西五寨县境内）、朔州（今山西朔县）等地，乘胜进攻金西京（今山西大同）。西京守将胡沙虎像惊弓之鸟，没有经历激战，便弃城逃往京师。
蒙古军在获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并未占据攻取的地方，而是带着抄掠的物品返回了草原，金兵随之将失地收复。然而这些地方很快就又遭受到蒙古军的二次进攻。
金崇庆元年（公元 1212 年），成吉思汗第二次兴兵南下，进军的路线与上年基本类似。蒙古军继续攻破昌、桓、抚州，攻陷宣德州、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再围西京城。金帝派元帅左都监奥屯襄率师采援，成吉思汗诱敌至密谷口，金援兵全被歼灭。西京城下，蒙古军全力围攻，金兵坚守不懈，成吉思汗中流矢受伤，只好撤围。
正当成吉思汗的大军在金国一带停滞不前时，公元 1212 年春，发生了一件有利于成吉思汗的政治事件。因为，在属于通古斯——满语族的金人（女真人）占领北京以前两个世纪，北京被另一个少数民族契丹人占领着。契丹人统治北京达两个世纪，接着，金王的祖先从他们手中抢夺了北京。金人和契丹人属于两个民族，金人属于通古斯——满语族，是现在满族的兄弟，而契丹人则主要属于蒙古族。契丹人虽然丢掉了北京的统治权，但三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住在中原土地上。所以，与成吉思汗的臣民们相反，他们几乎完全被中国化了。但他们怀念往日的光荣历史，一直想向战胜他们的金王复仇。果然，公元 1212 年春，契丹人的亲王之一耶律留哥带头发起暴动，叛离金王，集合手下的契丹人，前来投奔了蒙古人。契丹人的老家在今满洲南部辽阳地区。成吉思汗不失时机的利用刚发生的这一事件，派大将者别率领一支军队去攻辽阳。但辽阳城防牢固，者别首战失利。于是，者别佯装败退，且战且退，同时设埋伏于辽阳城周围。退了一段路程以后，者别突然回转马头，挥军反击，进行奇袭并占领了辽阳城。这样，耶律留哥就在蒙古人的支持下宣布称契丹王（辽王），充当成吉思汗的附庸。
天才出于持之以恒。历经为时两年之久的坚持战斗，成吉思汗在公元 1213年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成吉思汗强夺了张家口与北京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通道。这是一条连接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大平原的通道。成吉思汗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夺取，一个山隘一个山隘地攻占，最后终于完全控制了这条重要通路。
公元 1213 年七一八月，成吉思汗占领了这条通路上的第一个要塞城市宣化。
宣化城建于一个黄土丘上，土丘周围是火山岩。这座城撑控着长城侧翼防御工事
到长城本身的一片地势起伏的地区。宣化东南，位于这条通道上的另一个要塞是保安。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身先士卒，冲锋在队伍的前方，带头爬上云梯，登上城墙。紧接着下一个要塞是怀来。在怀来战斗中，成吉思汗大获全胜，蒙古军杀戮了大批金军。多年后，在长达十五公里的地带，仍然可见到满地白骨。怀来西南是居庸关（或曰南口峡谷）。居庸关是一个凄凉阴森的峡谷，长二十二公里。
峡谷的两边是峭拔突出的山崖。这里建筑有一整套防御工事。居庸关整守完固，控制着从长城到北京的坡道。金人设重兵看守着这一天险。者别率领先锋部队，一直攻到居庸关峡口处。他先猛攻一阵，随后便按照蒙古军习惯使用的战术，拔寨佯败，迅速向宣化方向退去。金兵不知有诈，以为者别是真的败退，便轻率地出关追来。者别把金兵诱出关外，引至较远处，突然掉头反扑回来。这时成吉思汗自己率领的大队中军也乘势冲杀过来，杀得金军“积尸如烂木”，金兵遂全军战败。这样，从怀来至南口峡谷，已是全线畅通无阻。成吉思汗乘势进兵，来到华北大平原门口，升中军帐于龙虎台。目前，展现在成吉思汗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这片广阔的平原从北京一直伸展到南京，从北到南延续八百多公里之遥，平原上良田广布，人口稠密。离龙虎台不远，大约三十公里处，屹立着金国国都的宫殿和城楼，那就是北京……
在成吉思汗自己率领的一支蒙古军队斩关守塞，来到华北大平原门口的同时，另外两支蒙古军也攻破了中原大地的另外两个大门。这两个大门一是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的要塞古北口，另一是位于北京西北方向的要塞大同。古北口撑控着通往北京的峡谷涿鹿。大同是位于长城两线之间的要塞，海拔为一千三百米，俯瞰和保护着山西省。大同沦陷落以后，山西省也像北京地区一样遭到了入侵。
在大同，蒙古军队碰到了因替蒙古人效劳而遭难的老朋友，汪古惕部的几位亲王。以前，汪古惕部首领阿剌忽石帖勤忽里在向成吉思汗报告了乃蛮部的阴谋从而为成吉思汗立了一大功劳以后不久，他本部的反蒙派便策划将他杀害了。他的遗孀和儿子都逃到大同避难。蒙古军攻下大同以后，他们母子也就得到了解救。
成吉思汗盛情款待了他们，对他们施以特别恩宠。他把亲孙女、四子拖雷之女许配给汪古惕部一年轻王子涅古台为妻。此后，他又把亲生女儿勇敢而聪明的阿剌孩公主许配给汪古惕部的另一位王子。
对于为他的事业效劳而丧命的朋友的儿子，成吉思汗常常表现出一种最令人
感动、最具父爱色彩的爱。甚至在他对其民族的敌人表现得最严酷和最令人可怖的时候他也能达到这一点。
蒙古军队的胜利在北京宫廷内部产生了强烈反应。公元 1213 年八月一九月份，金王国内一名将领胡沙虎弑其君金王卫绍，改立王室的另一成员为君，即宣宗。成吉思汗马上抓住金国宫廷发生政变和混乱的时机，在同年秋天大举入侵金国，一直攻到金国的中心。他把军队分成左中右三路，三路大军一齐杀奔而来。
这一次，他的战争计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制定得精确而周密，计划的实施也更有步骤和有条不紊。
成吉思汗与其第四子拖雷率领中路军，主要任务是华北大平原。当时，部下纷纷要求攻入北京城。但成吉思汗头脑十分清醒冷静，拒绝丁这一提议，因为他认为，北京城城防牢固，蒙古军队还没有足够的装备足以使他们攻占这座城市。
他决定只派一些部队围住北京，而他自己则率领大军继续南进。
于是，蒙古军队进入华北大平原。我们可以想像，这些草原上的游牧民，森林中的狩猎人，只要置身于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目睹平原上的种种情景，他们心中该是多么惊喜。从北京城下。到黄河岸边，无边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上到处都是浅黄褐色的田地。几千年来，勤劳善良的人民就一直在这片土地上开垦耕耘精耕细作，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在这片大平原上，农场与农场相接，村庄与村庄相邻，稻田与黍地相界，高梁地与玉米田相间。蒙古骑兵在这些庄稼地和果园中纵横驰骋，庄稼在其铁蹄下纷披。他们所过之处，农场腾起浓烟，草垛化为飞灰。在这片广阔的地面上，只有十来个要塞城市借助坚固的城防没被他们攻陷。从北京西南的保定到河南北部的渭水，所有主要的城池都被蒙古军队洗劫一空。成吉思汗从北京向南，驰骋了五百多公里。最终他之所以停止继续南侵，完全是因为黄河天险的阻隔，因为黄河水宽浪急，蒙古骑兵无法渡过河。
但是，成吉思汗的入侵并不只限于河北境内。蒙古军队还向东南进攻，踏遍了山东境内的广大肥沃的平原，攻占了山东首府济南。济南是中原十三世纪时期的大城市，成吉思汗来到这里，可算是大开了眼界。山东的这个首府水源充足，文化发达。城内有湖泊，湖中有很大的睡莲；城内有公园，园中古木森森；城内有“千佛山”，山上有很多始于七世纪的塑像；城中生产的华美的丝绸广售远销。
成吉思汗攻陷济南以后，便决定放弃东面的泰山不攻，率军穿过北纬三十五度线，
来到山东省南部边界水泊和围垦地一带。从公元 1194 年到 1853 年，黄河就是通过这一地区向东入海的。在那里，就像在河北一样，北京宫廷命令农民进城避祸。
然而，蒙古军队按照他们后来一再使用的残酷伎俩，迫使俘虏和周围农村的居民包围城市。他们在攻城时，强迫这些俘虏和居民走在前列。被包围在城中的军民，见到自己的同胞被驱赶在敌人冲锋队伍的前列，在抵抗时也就只能克制。就这样，除了几个真正不能攻破的城池以外，所有城市都相继陷落了。成吉思汗掳掠了无数金银财宝，丝绸牲畜以及成千上万的可怜的童男童女之后，才率军撤了长城脚下。
在成吉思汗率领的中路军掠夺华北大平原的同时，他的另外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的第二支军队循太行山向南进攻。据我们掌握的史料记载，这第二支军队叫作右路军。之所以称这支军队为“右路军”，是由于蒙古军队都是向南进攻。这支右路军循河北西部太行山东麓南下，经过保定，一直攻到位于河南省境内黄河以北的怀庆。最后，他们又通过太行山南部山口，登上黄土高原（古代的山西省）。
成吉思汗家族的这三位王子登上山西黄土高原，进入由北而南将山西一分为二的汾水流域。他们溯着汾水河谷北上，占领了位于汾水河畔的或汾水附近的主要城市如平阳，汾州，忻州等。他们甚至还占领了山西首府太原城，尽管太原城城墙高而坚，护城河水深而且宽。在蒙古军入侵以前的历次战争中，太原城曾多次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马可·波罗和其他十三世纪时期的作者曾赞扬太原城十分热闹，是冶金中心和葡萄种植中心。这样一个城市竟被蒙古军轻易攻陷，说明当时蒙古军队采用的战略曾使守城将士惊恐失措到了何种程度。太原城守城将士原以为蒙古军队会从北面、即从大同方向进攻，所以他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北线。
当他们知道蒙古军队突然出现在南面时，顿时惊惶不安，不知所措。蒙古军攻陷这座城池之后，即纵情洗劫，毁掉农场，屠杀农民，烧掉粮食。之后，他们打马北去，经代州和大同，返回长城脚下，在那里收藏好缴来的战利品。之所以要将其战利品收藏在那里，是因为那里是他们的朋友汪古惕部的领土，远离南方的定居居民，位于大草原的边缘。
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率领的第三支军队（左路军）同样是由北京出发。这支军队沿海岸，过平州，向东北方向进攻。他们沿路攻占了山海关和涿鹿，接着
又去征服金国的开国诸王（女真人）的家乡，即上满洲的洮儿河，纳水（即嫩江），宋瓦江（即松花江），直到阿穆尔河（即黑龙江）等河流域。
公元 1214 年，成吉思汗的三支大军在北京会师。他手下的将领们又纷纷要求进攻北京城，但他又一次拒绝了这一要求。这是因为，他比他的这些将领们更了解蒙古军队攻城技术的不足之处。同这些将领的主张相反，成吉思汗却派了一名使节前往北京城内向金王要求媾和。这位使节向金王传达了成吉思汗的如下一段话：“汝黄河以北诸郡县已悉为朕所有，汝所守惟北京耳。此乃上天弱汝。天既弱汝，若朕复迫汝，则未知天其谓朕何。因此朕欲还师，不复追汝。然汝不应犒赏朕之大军以弭朕诸将之怒么？”
攻陷中都术虎高琪发动政变时，金朝所面临的情况十分严峻。在政变之前，成吉思汗曾派阿剌浅为使者，入中都谕降；同时，成吉思汗派遣怯台那颜带着五千骑兵把守在通往中都城的路上。他自己出兵，驻扎在生产涿州丝绸的涿州城门旁。围城二十天后，将城攻了下来。金朝的中都之变刚才平息，涿州失守的消息就传到了中都。金宣宗不知所措，召术虎高琪问计。
宣宗发现，蒙古人都是骑兵，兵精马壮；而金朝却多为步兵，边疆群牧监又被蒙古强夺，于是想买马加强骑兵队伍，他问术虎高琪：“往罗市马西夏，今肯市否？”
当时西夏已降蒙反金，当然不会卖给金朝战马，术虎高琪说：“木波畜马甚多，市之可得，括缘边部落马，亦不少矣。”木波乃河湟吐蕃诸部之一，依附金国，辖境八千里，有民四万余户。然而木波远在西夏之西（今青海黄南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一带），远水解不了近渴；而向边疆各部征集战马，则会削弱边疆战斗力，所以宣宗说：“尽括边马，缓急如之何？”术虎高琪无言以对。过了三天，术虎高琪才回答宣宗：“河南镇防二十余军，计可得精骑二万，缓急亦足可用。”企图用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暂救燃眉之急，但最后还是议而不决，骑兵也无从加强。
宣宗发现，金军不但缺乏战马，而且军器不好，这也是金军战斗力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问术虎高琪：“所造军器往往不可用，这是谁的过错？”术虎高琪回答说：“军器美恶在兵部，材物则户部，工匠则工部。”他貌似全面公正，各打五十大板，但主要是谁的过错，如何提高军器质量，他却说不清楚，也提不出
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宣宗无可奈何地说：“治之！且将败事。”
宣宗又问术虎高琪，如何对付汉族起义军杨安儿等人，术虎高琪说：“贼方据险，臣令主将以石墙围之，势不得出，擒在旦夕矣。”他认为修筑一道高墙就能围住起义军，旦夕之间就能活捉杨安儿。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愚蠢做法。所以金宣宗说：“可以急攻，或力战突围，我师必有伤者。”
术虎高琪原本就不是什么将材，也没有很高的威望，只是为了保命才杀死了胡沙虎。对于军国重事，他根本拿不出什么好主意。而且“妒贤能，树党羽，窃弄威权，自作威福”。有一个书生向术虎高琪建议，“言虬军不可信，恐生乱。高琪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并且还培植亲信，重用死党，“灭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金宣宗因术虎高琪诛胡沙虎有功，且因其党羽手握军权，一时不敢处治他，反而让他在朝中、军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此金朝的政局更加混乱了。
金国朝廷自顾不暇，无力保护地方州县，各地金军将领只能自谋出路，纷纷投降蒙古。那年秋冬，成吉思汗留怯台、哈台屯驻大都城北，将降人杨伯遇、刘材等汉军四十六都统及蒙古兵分为三道，“命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沿太行山东麓南下，连破保州、定州、邢州、卫、辉、怀、孟，然后绕太行山西麓北行，掠泽、潞、平阳、太原等地，拔汾、石、岚、忻，到代州、武州而还。
“皇弟哈撒儿及斡陈那颜、拙赤解、薄刹为左军”，取蓟州，循海而东，破平、滦、辽西等郡返回。“帝与皇子拖雷为中军”，自易州南下，至今河北省南部，再经河南省东北部，到山东登州地区，直抵海滨，攻掠了山东全境。蒙古三路大军横扫中原，基本攻占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郡、县。开始，金国朝廷没有估计到蒙军会分兵深入中原，只注意守卫中都附近及山后诸州中原各州的军队大多都调到这一带防御。中原各州县只好临时签派乡民为兵，上城守御。蒙古军先功占周围乡村，驱赶乡兵的家属去攻城，父子兄弟往往遥呼相认于是人无固志，各地州县望风而下。
当时蒙古军仍然沿用草原贵族掳掠作战的方法，以劫杀掠夺为主。“他们攻下了一路上所有的村镇、城邑和哈撒必，进行了破坏”。“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全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幸亏当时蒙古人看重手工业技术，那些有一技之长或冒充有一技之长者才得以死里逃
生。对于其他被攻陷的城市，蒙古军也采用了类似政策。甚至包括比较有政治家风度的木华黎在攻取密州（今河北诸城），还军霸州（今河北霸县）、涿州（今涿县）时，也同样执行了这种屠杀、掠夺政策，所过皆消灭。永清人史秉直、史天倪父子聚族而居，面临着亡家灭族的威胁，大家在一起商讨应急办法，史秉直问：
“方今国家丧乱，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老稚数千人，诣涿州军门降。”木华黎“乃以天倪为万户，而命秉直管领降人家属，屯霸州”。由于金朝无力保护自己的人民，因此面临着死亡的危险，越来越多的汉族、契丹族地主乃至穷苦百姓先后以“降者”或“匠者”的借口做了蒙古军的顺民。金朝中央不仅丧师失地，而且日益失掉民众与人心，逐渐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被围困在中都一座孤城之内。
一二一四年春，各路蒙古军会师于中都城下，成吉思汗驻守在大都北郊的大口。“诸将请乘胜破燕，帝不从。”“欲留孤城子敌，俾力守以自困也。”少蒙军诸将请求乘胜攻克中都，成吉思汗没有答应，估计是成吉思汗看到机会还不太成熟，中都城坚兵众，一时难以攻下，倒不如留下一座孤城，让金人集中力量守城，消耗金朝的财力、物力、人力，使其逐渐陷入困境。从蒙古将士来说，当时进攻金朝，志在抢掠金帛子女、牛羊马畜，还没有打算占领中原的城池土地，也没有完全推翻金朝的打算。他们要求乘胜下中都，只不过是希望进入金国国都抢到更多的财物而已。只要得到了财物，攻占的城池可以放弃；未攻占的城池自动献出财物，也可以免遭劫难。为了达到将士们的要求，那年二月，成吉思汗派阿剌浅再入中都，逼迫金宣宗“犒师”，说：“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你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
金宣宗立即召集有关文武大臣到尚书省商议和战之策，术虎高琪说：“闻彼人马瘦病，乘此决战可乎？”平章政事、都元帅完颜承晖（福兴）不同意孤注一掷，说：“不行。我军身在都城，家属多居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战败，必散；苟胜，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一举矣。当熟思之。今莫如遣使议和，待彼主还军，更为之计。”兵民是战胜之本。完颜承晖这一分析说明，当时女真贵族已经民心丧尽，士兵和老百姓都不想替他们实命丁，车心涣散、车士斗志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身为都元帅的完颜承晖，竟然不敢开城作战了。
金宣宗本来就畏敌如虎，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于是立即同意了完颜承晖的意见，接受了成吉思汗提出的议和要求。那年三月，金宣宗派完颜承晖为议和使者，“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仍遣其丞相完颜福兴送帝出居庸。”成吉思汗对他们的俯首听命很高兴，娶岐国公主为妻，这就是《金史》所说的“公主皇后”。完颜承晖、一直将成吉思汗送到抚州野麻池地区，才返回中都，蒙、金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和平。蒙古军队虽然撤走了，但金朝君臣却被蒙古人的强悍善战、残酷屠杀吓得肝胆俱碎、坐卧不宁。“金主询以国蹙兵弱财用缺乏，不能守中都，乃议迁于汴。”金宣宗完颜殉主张放弃中都，南迁汴京。满朝文武很多人反对这种逃跑主义的路线，左丞相徒单镒说：“銮辂一动，此路皆不守矣。今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南京到处受兵。
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策之次也。”在这里，他清楚提出了抵抗蒙古的上、中、下三策：“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是上策；退守辽东，“以为后图”是中策：而迁都于“四面受兵”的南京，则是下策。金宣宗一意孤行，一点也听不进徒单镒的意见。不久，徒单镒病死，抗战派失去了首领，“尚书省奏巡幸南京，诏从之。”
一二一四年五月，金宣宗“决意南迁，诏告国内。太学生赵防等上章极论利害，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谕而遣之。赵防等见朝中无人坚持正确主张，只好集体上书请愿，尖锐地说出了迁都的害处，希望宣宗放弃这个错误的决策。
金宣宗企图什么大计已定，不能中止，慰谕了一番就算了事了。于是，封平章政事完颜福兴（承晖）为右丞相、定国公、都元帅尚书左丞抹燃忠诚为申国公、左副元帅，帮助太子完颜守忠留守中都，金宣宗则立即率六宫启行，逃之大吉了。
金宣宗行至涿州时，担心从驾至良乡的契丹钆军“于后生变”、乘机造反，命令他们将原来发给的铠马器杖统统交还国家。契丹军怒气冲天，“拒绝执行指令，进行反抗。”杀其本钆详稳以叛。他们推荐斫答、比涉儿、札剌儿三人为帅，结队北还，直指中都。负责留守中都的完颜福兴接到事变的消息后，马上派兵扼守卢沟桥，企图防止叛兵北渡。斫答等人“和塔塔儿部联合，派一千人从渡口渡河，让他们绕到守桥军后方。”守桥军大败。契丹钆军乘胜进军，掠夺了守桥金军的马匹、武器和粮食。过桥后，又抢走了“放牧在中都城郊的马群和羊群”。
只因中都守御严密，契丹钆军才没能攻入中都。他们“从那里遣使向成吉思汗请
降”并派人与耶律留哥取得联系。
那年六月，成吉思汗“避暑鱼儿泊”。当他听到金主南迁的消息后，十分愤怒，说：“既和而迁，是有疑心而不释，特以解和为议款我之计耳。”于是成吉思汗一边派阿剌浅出使金朝，责问金宣宗迁都的原因：一边任命三木合拔都（三模合巴特儿）为主帅，契丹族将领石抹明安、耶律阿海、耶律秃花为前锋，会合斫答的虬军包围中都。
金宣宗听到蒙古军进攻中都的消息后，马上派人召太子南逃。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反对召回太子，术虎高琪说：“主上在此，太子宜从，且难道你能确保都城不被攻破吗？”素兰说：“完固不敢必。但是太子在彼，则声势俱重；边隘有守，则都城无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实在灵武，盖将以系天下之心也。”金宣宗只考虑骨肉之情，不估计天下国家的得失，坚持要召回太子。那年七月，金庄献太子完颜守忠离开中都，逃往汴京。“太子既行，中都益俱。”皇帝和太子先后离开了中都，证明金宣宗已经放弃了固守中都的想法，中都城内自然人心惶惶，中都的陷落已经在所难免了。
将中都作为金朝的首都，是海陵王的一大历史功绩；而放弃中都，迁都开封，便是金宣宗的一大错误。面对着兵力有限的蒙古军的进攻，“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的确是当时的上策。而金宣宗与太子却前后南逃，无异于将首都和黄河以北拱手相让，金朝灭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了！
蒙将三木合拔都、石抹明安等“将兵由古北口循景、蓟、檀、顺诸州”。诸将主张实施屠杀政策，石抹明安说：“此辈当死，今若生之，则彼之未附者，皆闻风而自至矣。”成吉思汗采纳了这个提议，从此蒙古侵金的战争慢慢变杀掠为招降。“乙亥（1215 年）春正月，取通州，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其众降，明安命复其职，置之麾下，遂驻军于京南建春宫。”蒙军兵临中都城下，中都的情形已是岌岌可危了。
随着石抹明安等对中都的进攻，成吉思汗于一二一四年十月派木华黎率领另一支军队进攻辽东，企图断绝东北金军对中都的支援。一二一五年二月，木华黎攻打金朝的北京，契丹军斩关来降。金北京守将银青等率二十万军抵抗，败退回城。金守兵杀死银青，推荐乌古伦寅答虎为元帅。木华黎派史天祥等领兵攻城，寅答虎投降。“木华黎怒其降缓欲坑之”，契丹族将领石抹也先（肖也先）说：“北
京为辽西重镇，既降而坑之，后岂有降者乎？”木华黎采用了也先的意见，命寅答虎代理北京留守，“以吾也而权兵马都元帅镇之”没多久，金军都统北京土豪田雄也率众投降了木华黎。兴中府吏民则杀死了拒不投降的金朝同知，推举土豪石天应为元帅，举城投降，木华黎以石天应为兴中府尹、兵马都提控。这种认输不杀，重用降将的政策，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随后金朝成、顺等州也相继投降了蒙古。蒙军占领了金朝众多的城邑，中都已成为一个四面受敌的孤岛。
一二一四年十月，金朝锦州兵马都提控张鲸杀其节度使，自名临海王，遣使投降木华黎，一二一五年四月，成吉思汗命木华黎以张鲸总北京十提控兵，配合其他蒙军南征未附州郡。张鲸心想反侧，“称疾逗留，复谋遁去”，被监军石抹也先抓捕，“执送行在，诛之。”张鲸之弟张致据锦州叛，“僭号汉兴皇帝，改元兴龙。”
一二一五年三月，金宣宗“谕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选精锐屯沈州、广宁，以俟进止”。希望进行垂死挣扎。蒲鲜万奴率领几十万大军打败了耶律留哥，攻占了咸平，攻占了东京。但他并未继续南下去解中都之围，而是自称天王，改国号为大真，割据辽东。
此后，他曾“倒向成吉思汗方面，为他效劳”。并曾“派其子铁哥（帖哥）入侍。（既而）复叛，自称东真王”，国号东夏。从此，金朝的龙兴之地东北一带出现了三个独立、半独立的政权：一个是辽宁开原的耶律留哥，一个是辽东的蒲鲜万奴，一个是锦州的张致。金朝的政令在东北地区已无法推行了。
留守中都的完颜承晖忠心有余，才力不足，特别在军事上是个外行。“承晖以尚书左丞抹燃尽忠久在军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尽忠，悉以兵事付之，己乃总持大纲，期于保完都首”。金庄献太子离开中都，右副元帅蒲察七斤出降蒙古后，“诏以抹燃尽忠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中都的军政大权事实上掌握在抹燃尽忠手里。完颜承晖派人向金宣宗告急，其奏书说：“七斤既降，城中无有固志，臣虽以死守之，岂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辽东、河朔皆非我有，诸军倍道来援，犹冀有济。”
期望金宣宗动员诸军支援中都。金宣宗下诏说：“中都重地，庙社在焉，朕岂一日忘也。已驱诸路兵与粮俱往，卿会知之。”此时，金宣宗已“诏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中山、真定兵，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大名军万八千人、西南路步骑
万一千、河北兵一万，御史中丞李英运粮，参加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术鲁德裕调遣继发，救中都”。食用的储粮，便派遣被称为元帅的万夫长领着其他三个异密，即庆寿、林坎赛、李英，将“塔合儿”和食物运到中都城里去。四面被围的中都还存一线生路。金宣宗为了鼓舞中都的士气，对中都的官吏军民特颁布一份诏书，其中说：“朕欲纾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祸，时尚多虞，道路久梗，音问难通。
你等朝暮矢石，暴露风霜，思惟报国，靡有贰心，俟兵事之稍息，当不愆于旌赏。
今已会合诸路兵马救援，故兹奖谕，想宜知悉。”金宣宗父子既不肯“朝暮矢石”，又不愿“暴露风霜”，在大难临头时相继南逃，却用一纸空头诏书安抚民众，要求中都的官吏军民“思惟报国，靡有贰心”，这不过是故作姿态，自欺欺人而已。
李英本为文官，出身进士，历任主簿、判官、县令、国子祭酒、御史中丞等职，虽然有一定政治见识，但并无指挥军队的实践经验。金宣宗乱点鸳鸯谱，将援助中都的重任交给李英，这本身就属于任人不当。“英至大名，得兵数万”，但他“驭众素无纪律”。为了鼓励士气，他下令让每人背三斗粮食，“甚至连万夫长元帅也不例外”。几万军队，从将帅到士兵千里背粮，虽说体现了官兵平等，但却大大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没有配备应有的机动性较强的护粮军，这也是因表现实战经验所做出的一个错误决策。成吉思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命令石抹明安、右副元帅神撒等率领骑兵截击。在霸州青戈一带，蒙古骑兵与李英军遭遇。
此时，李英刚刚喝过酒，神志不清，军纪涣散，“大败，尽失所运粮。英死，士卒歼焉。”许多金兵被杀或被赶到河里淹死了，一千多辆粮车也被蒙军掠夺。另一支运粮军则在涿州北的旋风寨被蒙军打输，两路军没有一个人到达中都。当时，河北地区多为术虎高琪的党羽，术虎高琪与完颜承晖不和，中都附近的各州将领大都看术虎高琪的脸色行事，因此他们并不认真执行金宣宗的命令，很少有人真心诚意地救援中都。“由于‘塔台儿’和饲料没有运到中都城”，中都粮尽援绝，“当地居民饥饿过度而吃人肉或死掉”，中都城内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
完颜承晖与抹燃尽忠会议于尚书省，承晖约尽忠同死社稷，希望尽忠与自己一同誓死保卫金朝的江山。抹燃尽忠表面上答应，私地里却准备弃城南逃。后来，承晖了解了尽忠的动向，但手中已无兵权，也无可奈何。他听说这个坏主意是尽忠的心腹、元帅府经历官完颜师姑提出的，便把师姑叫到自己府中，说：“始我谓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权畀平章，尝许与我俱死，今忽异议，行期且在何日，汝
必知之。”完颜师姑肆无忌惮，毫不隐讳，告诉承晖，当天傍晚他们将要起程南逃。承晖怒形于色，说：“你们把国家社稷置于何地？”师姑无言以对，承晖命令手下人就地将他斩首。
中都危在旦夕，完颜承晖独木难支，便决定以死报效国家。“作遗表付尚书省令史师安石，其表皆论国家大事，辨君子小人治乱之本，历指当时邪正者数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赋性阴险，报复私憾，窃弄威柄，包藏祸心，终害国家。’”
并公开承认不能保全都城是自己的过错。然后又对师安石说：“承晖于《五经》
皆经师授，谨守而力行之，不为虚文。”打发师安石上路后，他马上辞别家庙，仰药而死。就在这一天，留在中都的妃嫔们知道了抹燃尽忠要弃城逃走的事情，都打好行李集中到通玄门。抹撚尽忠欺骗她们说：我先走一步，为你们探探路，后来再来接你们。”“诸妃以为信然。尽忠乃与爱妾及所亲者先出城，不复矣。”
走到中山时，尽忠对左石人说：“若与诸妃偕宋，我辈岂能至此！”抹燃尽忠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连皇帝的妃嫔们也置之不顾了。金宣宗和完颜承晖将守卫中都的重任交给这种人，中都怎能不陷落呢？一二一五年五月，“被成吉思汗派去同三木合把阿秃儿一同（出征）的明安进入了中都城，遗使向成吉思汗报告道：
‘托成吉思汗的福，我们拿下了中都城！”’当时，成吉思汗“避暑桓州凉泾。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派失吉忽秃忽、汪古儿、阿儿孩合撒儿三人，到中都去清查府库财产。金朝的中都守将向他们奉上了织金物和珍宝等礼物，汪古儿和阿儿孩合撒儿接受了，而失吉忽秃忽却拒绝了。后来成吉思汗问忽秃忽为什么拒绝接受礼物，他说：“（因为）我想起了在我们拿下城来之前，不论是一根绳子、一块手帕，一切都是阿勒坛汗的。现在，我们占领了它，任何东西就都属于成吉思汗的了。怎么能把他的东西私底地送人呢？因此我什么东西也没拿！”成吉思汗说：“忽秃忽识大体严于是更中地器重他，同时却批评了汪古儿和阿儿孩合撒儿。
成吉思汗命令将中都府库中的财产运回蒙古草原，然后才准许蒙古兵进行抢掠。
中都吏民死伤无数，宫室被乱兵焚烧，大火月余不熄，金朝祖宗的神御及诸妃嫔也被乱兵抢走了。
此后，成吉思汗一面兵分几路继续攻城略地，一面派使者去降服金主。其西路军由三木合巴特儿率领一万蒙古骑兵，历经西夏地区攻克潼关、京兆（今西安
市）、汝州等地，直达金朝的南京（今开封市）一带，大掠河南，前锋到达开封附近的杏花营。其中路军由蒙力克的儿子脱仑巴特儿率领，攻克真定，水淹东平，攻占了东平所辖全境。史天倪、木华黎等则取兵东道，进攻平州、广宁等地。蒙古使者阿剌浅到达汴京，传达了成吉思汗讲和的条件：“以河北、山东未下诸城来献，及去帝号为河南王，当为罢兵。”金宣宗拒不投降，各路蒙军加强攻势，“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在短短几个月内，黄河以北几乎成了蒙古人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