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宗教问题上，也取兼容的态度，体现了开放的精神。第五章已讲到佛、道盛行，除此之外，唐代还从中亚和西亚传来了许多新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由大食商人到中国经商传入，主要在广州、扬州和长安等地，唐朝皇帝还任命伊斯兰教官员管理政事与该教事务。又如袄教，波斯国教，唐朝时盛行于长安，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等区都建有袄教的寺，唐朝设萨宝府专门管理袄教事务。再如摩尼教，波斯人创立，唐代安史之乱后在长安、洛阳及南方各商埠流行。还有基督教的支派景教，叙利亚创始，唐初由波斯僧人传入长安，太宗下诏准其传教，并建寺一所，后来得到了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各朝的支持。
正像唐人所说，“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释寺一小邑之数”。本节仅从儒教、佛教、道教三大教的共处关系来看唐朝的开放兼容的精神。
严格说，儒教并不是宗教，只是孔子的学说思想。但自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独尊儒术以后，孔子被神圣化，孔子的学说便成了宗教教教。是封建王朝立国之本，是封建士大夫立身处世之本，历唐宋元明清而不衰，是封建统治者一日不可或缺的法宝。
宗教是为政治服务的，随着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三教的地位也不断有变化，此起彼落，但总体上是保持平衡的。
高祖为抬高李氏家族地位，与老子攀亲，下诏将三教地位定为道一儒二佛三；太宗即位有道教的帮助，便进一步兴道抑佛，但不反佛；高宗继续兴道，但同时兴儒；武后上台靠了佛教的力量，于是规定释在道之上；中宗中兴，又兴道；韦后掌权，又兴佛；睿宗将佛教和道教平列起来，作法事时让和尚道士并进并退；玄宗大兴道教，但不反佛，还令各州建一座开元寺；安史之乱使唐朝由强盛走向衰弱，肃宗、代宗朝，佛教大盛；德宗采取措施，调和三教；其后的宪宗、穆宗、敬宗、武宗都因吃道教的长生药而送命；武宗为挽救经济、政治危机，曾大灭佛教；不久，佛教势力又有所抬头，……
上面的简述说明，三教都有利于维护皇权，因而都得到了皇权的支持。先看玄宗为什么要大兴道教，他在《为赵法师别造精院过院赋诗》中做了回答。
宗师心物外，为道运虚舟。
不恋岩泉赏，来从宫禁游。
探玄知几岁，习静更宜秋。
烟树辨朝色，风湍闻夜流。
坐朝繁听览，寻胜在清幽。
欲广无为化，因兹庶可求。
这位赵法师是道士，不是和尚，这从诗中的“探玄”和序言中的“法师得玄元之法”可以断定。玄宗因他“别造精院”，让他“来从宫禁游”，可能是担任顾教或供奉，非常器重他。因什么要如此呢？末联说得很清楚：“欲广无因化，常兹庶可求。”无因，道家指清静无因，顺其自然，《老子》曰：“因无因，则无不治。”儒家解释指不施刑罚，以德政感化百姓。《论语·卫灵公》：“无因而治者，其舜也与。”道、儒两家的“无因”都是玄宗所追求的。他成天酒色歌舞还忙不过来，早就厌烦了“坐朝繁听说”。“何必斋心（清新寡欲）累月（成年累月），远在顺风（远距离的屈尊俯就）”（序言语），造个精院（道士的住所），让法师就在身边，多好啊。
聪明能干的玄宗竟然还有想借道教的法术消灭“残胡”的幼稚可笑想法，他在《赠道士邓紫阳》中，大肆吹捧这位道士：
太乙三门诀，元君六甲符。
下传金版术，上刻玉清书。
有美探真士，囊中得秘书。
自知三醮后，翊我灭残胡。
太乙，道教神，居玉清仙境；三门，奇门遁甲术中的休、生、开三门，皆因吉门；元君，道教的女高仙，“男高仙曰真人，女曰元君”；金版术、玉清书，皆指道教秘经。“三醮后”，指道士三次设祭坛做法事后；“翊”是辅佐的意思。“残胡”只能靠武力消灭，或者靠政治的力量、策略得当来瓦解、削弱，使其归顺，怎么可能靠道士的什么“秘书”去解决教题呢？
在世界历史上，常常常因宗教教题而发生战争，宗教矛盾似乎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只有消灭肉体才能解决。而唐朝的皇帝大多都很聪明，善于调和三教的关系。德宗在唐朝皇帝中并不杰出，他却想出了一个妙招，贞元十一年（796年）的生日那一天，命儒官与和尚、道士的代表在一起开三教讲论会，以促进三教调和。讲论的人谁不想讨皇上的喜欢？正像《南部新书》所说，“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矛盾基本调和了。
代表儒教官员参加讲论的代表是韦渠牟。他开始做道士，后来当和尚，再后被推荐为校书郎，本身有三种经历，加上能言善辩，极受皇帝赏识。讲论后十天之内，转为右补阙、内供奉，升谏议大夫，终为太常卿，官阶连升五六个品级。兹录其《步虚词十九首》的最后一首，以想见其人。
辔鹤复骖鸾，全家去不难。
鸡声随羽化，犬影入云看。
酿玉当成酒，烧金且转丹。
何妨五色绶，次第给仙官。
《步虚词》是乐府《杂曲》歌名，“右道观所唱，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虽为乐府，却也是一首五言律诗。头四句的意思可概括为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辔鹤骖鸾”，驾鹤乘凤，即成仙的意思。“烧金转丹”是为了吃药成仙。“酿玉成酒”与成仙有何干系？唐时俗语“有酒学仙，无酒学佛”是说居士的，看来，这首诗就是一个居士对道和仙的理解。“何妨五色绶，次第给仙官”，可译为将五色印绶依次给仙官们，又有什么妨碍？仙也讲究当官，这不是用世俗眼光看待仙人吗？总之，韦渠牟的诗和他的经历正是三教共处的典型。
牛僧孺的孙子，乾符五年（878年）进士及第，僖宗、昭宗朝的大官牛峤有一首诗叫《评僧道二门论难》：
玄门清净等空门，虔奉天尊与世尊。
金口说经十二部，玉皇留教五千言。
鳌头宫殿波澜阔，鹫岭香花梦相存。
莫向人间争胜负，须知三教本同源。
看来牛峤对三教有深入研究：从修炼环境看，玄门（道）和空门（佛）都讲“清净”；道教敬奉天尊，佛教敬奉世尊，都要虔诚；佛教有十二部经典，道教有五千言的《道德经》；儒教弟子可入翰林上鳌头，佛教徒修成后可以圆香花供奉的梦。所以，不要去争什么胜负，应该明白儒、释、道三教从根本说是同源的。牛峤真不愧是三教共处的权威理论家。
在皇帝身边供奉的佛、道之徒更比猴精，善于揣摩皇帝的意思，投其所好。在宪宗、穆宗两朝为内供奉的和尚广宣有《禁中法会应制》一诗，可窥其一斑。
天上万年枝，人间不可窥。
道场三教会，心地百王期。
侍读沾恩早，传香驻日迟。
在筵还向道，通籍许言诗。
空愧陪仙列，何阶答圣慈。
从今精至理，长愿契无为。
这首诗是参加宫中讲法会时按皇帝的命令写的诗。这次讲法不是一家讲，而是“三教会”，儒、释、道三家都讲。这位广宣和尚“侍读”、“传香”、“沾恩早”，平时供奉“在筵（座）”与“道”同列，进出宫通报姓名、身份时允许“言诗”。自己甚感惭愧，何以报答皇上呢？他在这里表了个态：从今以后我要最大限度地精通佛理，希望能永远投合皇上无为而治的想法！这首诗体现了佛理与儒道的融合。
广宣还有一首诗《安国寺随驾幸兴唐观应制》则体现了佛教和道教的共处。
东林何殿是西邻，禅客垣墙接羽人。
万乘游仙宗有道，三车引路本无尘。
初传宝诀长生术，已证金刚不坏身。
两地尽修天上事，共瞻銮驾重来巡。
首联点题。“东林”，庐山东林寺，此借指安国寺，广宣所居之处，是禅寺；“西邻”指兴唐观，是子教处）。广宣和尚以内供奉身份随宪宗自安国寺赴兴唐观，是从“东林”到“西邻”，是“禅客”（和尚）接“羽人”（子士），二处仅一墙退隔。颔联写唐宪宗既近子教，亲佛教。“三车”即牛车、羊车、鹿车，分别比喻佛教的菩萨乘、缘觉乘和声闻乘，此泛指佛教境界。颈联是给宪宗灌迷魂汤，说“长生术”的“宝诀”已得“初传”，已修成“金刚（佛教指佛身边的侍从力士）不坏身”，可以长生不老了。尾联说寺、观两地都是“修天上事”的，都希望皇上圣驾再一次来巡幸。和尚和子士本不是一路人，但皇上两者都要，那就友好共处吧。
皇帝提倡是三教共处的前提条件，士大夫文人乐于接受则是三教共处的思想和心理基础。
柳宗元站在儒教立场上，以《易经》、《论语》为标准衡量佛教，认为二者相合，主张调和。他在《送如海弟子浩初序》里说：“浮图（佛教）诚有不可斥（排斥、指责）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不子孔子。”。说：“吾退）取得与《易》、《论语》合。……退（韩愈））怪（（怪、判）者其迹（他们的行为）也。曰髡（削发）而缁（黑色衣服，指为僧），无夫妇父子（伦理），不为耕农蚕桑，若是，虽吾亦不乐也。”可见柳宗元是从理论上判定儒释二教的合，他认为韩愈是从实际行为、危害上反对佛教的。
中唐诗人姚合的《赠卢沙弥小师》可以作柳宗元的观点的诗证。
怕见世间事，削头披佛衣。
年小未受戒，会解如老师。
天与出家肠，一食斋不饥。
麻履踏雪路，与马不肯骑。
嫌我身腥膻，似我见戎夷。
彼此见会异，对面成别离。
我师文宣王，立教垂书诗。
但全仁义心，自然便慈悲。
两教大体同，无处辨是非。
莫以衣服别，到头不相知。
此诗可分两部分曲前十二句为舞部分，写卢沙弥为什么出家和出家后成了标准的和尚曲沙弥，俗称小和尚，指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依照戒律出家、已受十戒但未受具足戒的男性修行者曲“年小未受戒”，是未受具足戒即大戒；二十岁以后才受此戒，成为正式僧人曲后八句为舞部分，阐释儒教和佛教的相通处曲“文宣王”指孔子，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曲这种“仁义心”与佛家的“慈悲”天生相舞致曲不能仅从衣着的不，将二者分离开来曲。
刘禹锡《酬乐天醉后狂吟十韵》从士大夫的心理层面揭示了儒教和佛教、道教的融合曲。
散诞人间乐，逍遥地上仙。
诗家登逸品，释氏悟真筌。
制诰留台阁，歌词入管弦。
处身于木雁，任世变桑田。
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
八关斋适罢，三雅兴尤偏。
文墨中年旧，松筠晚岁坚。
鱼书曾替代，香火有因缘。
欲向醉乡去，犹为色界牵。
好吹杨柳曲，为我舞金钿。
诗的大意是：自在逍遥是人间的快乐神仙；作为诗人已写下高雅超俗的作品，作为信佛者已领悟了佛教真谛；为皇上写的诏书永留尚书台府，写的诗早被谱一演唱；处身于材与不材中间，任凭世事变幻；又当官又隐居二者兼顾，儒家、道家两全其美；佛教的八关斋饭刚刚刚吃，酒（三雅，即雅、仲雅、季雅三种酒器，此代酒）的兴致又特别高；舞文弄墨已大半辈子，到了晚年仍像松竹舞样坚贞；官职已有多次变化（唐代出兵征伐或更换地方官，发铜鱼符，时下敕牒，合称鱼书），现在又与佛订下了香火因缘；本想进入麻醉的境界，又被色界（佛教三界界舞，只有色相，但无男女诸欲）所牵；爱好听《折杨柳》的一子，再看舞女们舞舞一曲。
这是白居易的个性描绘，也是唐代士大夫共性的概括，唐代士大夫文人都是信奉儒教的，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自身”的处世哲学，讲求进取和退隐。好像天平的两端，向那一边倾斜，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心态。条件好，则投入社会，建功立业，同时满足个人的欲望；否则，则退隐自娱，以求保全。白居易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他在四十五岁前以“兼济”为主，之后以“独善”为主，刘禹锡对他的评价“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非常确切生“逍遥地上仙”的形象栩栩栩生生。
李翱（777—841年）是韩愈的学生，曾坚决反对佛教，主要是从危害性上反对，但对佛理，不但不反，而是趋于一致。他在当朗州（湖南常德）刺史时，曾入山拜见禅宗大师惟俨，向他求教什么是道，大师用手指上下，然后问：“懂了吗？”李翱说：“不懂。”大师说：“云在天，水在瓶。”李翱立即领悟，高兴地施了一礼，随口吟出一首诗：
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
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霄水在瓶。
李翱又问：“什么是戒定慧？”大师说：“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戒定慧”是佛学的三个组成部分，大师却把它说成是“家具”，李翱感到莫名其妙，经过大师一番启发，他又吟了一首诗：
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
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
这两首诗，在《全唐诗》中题为《赠药山高僧惟俨二首》。“云在青霄”自由飞动，“水在瓶”则静止，这都是任其自然。自己“选得幽居”之所，“无送无迎”，不与世俗往来，登峰披云，嬉笑惬情。二诗表现的是一种自然自由自在的境界，这就是南宗的禅理。这种境界也正是士大夫所向往的。
李翱是个哲学家，他写了三篇《复性书》，其基本观点是：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性是善的，情是恶的；普通人的性被情所浸染了，而圣人则能除情欲，回复本性。他的哲学是对儒教二号祖师孟子性善论的继承和发展。孟子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李翱的“性善”的“圣人”，不就是禅宗的“本心清净”的佛吗？李翱的功劳是从哲学上支持了儒教与佛教的亲和。
裴休，字公美，唐宣宗大中（847—860年）年间以兵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他锐意改革，曾改革漕运积弊，制止方镇横赋，可谓改革家、政治家。但他却潜心向佛，做了禅宗要人黄蘖山僧希运的弟子，《旧唐书》说他“视事（办公）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指希运等）讲求佛理”。他有一首《赠黄蘖山僧希运》，云：
曾传达士心中印，额有圆珠七尺身。
挂锡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滨。
一千龙象随高步，万里香华结胜因。
拟欲事师为弟子，不知将法付何人。
这首诗前六句是吹捧山僧希运。头二句称颂希运能从“达士”（做官的）顿悟向佛，削度为僧了。“心中印”，佛教指不用语言文字，而直接以心印证，顿悟成佛；“额有圆珠”，削度标志。三、四句写山僧的经历：在蜀住寺十年，现在出行渡过漳水。“挂锡”，僧人止宿；“浮杯”，即杯渡，形容僧道出行。五、六句恭维山僧是德高望重、行为高尚的高僧，万里出行处处处善缘。龙象，是对大德僧的敬称；高步，高尚行径；胜因，善缘。末尾二句是申请做弟子，还担心能不能成。
能收宰相做自己的俗家弟子，那真是求之不得，希运立即批准。裴休执弟子礼也够周到，曾把师父接到任所居住传道，还亲自集录《黄蘖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并为之作序。
《新唐书·五行二》指出：“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离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这是一种时代潮流。身为宰相的裴休，儒家用世思想应该是很强烈的，但也向佛，这除了他固有的士大夫的人生观、处世观，主要的是为时势所趋。
佛教禅宗南宗的祖宗是慧能，他的理论是：“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意思是说，众生都有佛性，成不成佛关键在悟或迷。他还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必在寺。”原来如此！怪不得白居易要“人不出家心出家”了，怪不得中唐之后有那么多人向佛。
希运是慧能的五世法孙，而怀海则是慧能的四世法孙。他说：“放舍身心，全令自在，心如木石，口无所辩，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慧日”，指佛的智慧有如太阳普照众生。怀海又用诗表达这种禅理：
放出沩山水牯牛，无人坚执鼻绳头。
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眼得自由。
又云：
幸为福田衣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
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
前一首诗用无鼻绳管束的水牯牛作比喻，在春风中吃草，吃饱了就睡，突出一个“自在”。后一首诗描写一个自由自在的云游僧人，一切随缘，像清风送白云一样悠闲。这种境界正合乎士大夫的胃口。
从皇帝到各级政府官员，对三教基本取调和态度，于是在普通民众和僧、道徒中，三教间更无什么障碍。因此，唐代，信奉儒教的官员与和尚道士之间的交往非常多，交情也很深，和尚和道士之间也很少对立干仗的，一般信徒入佛入道有信仰自由。下面略举几例加以印证。
钱起（722—780年）字仲文，吴兴人，是大历十才子的老大，与王维友善，和刘长卿齐名。他有一首《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侍亲》，云：
释子吾家宝，神清慧有余。
能翻梵王字，妙尽伯英书。
远鹏无前侣，孤云寄太虚。
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
飞锡离乡久，宁亲喜腊初。
故池残雪满，寒柳霁烟疏。
寿酒还尝药，晨餐不荐鱼。
遥知禅诵外，健笔赋闲居。
钱起官不小（曾做考功郎中，正五品上），诗名又大，儒学深厚。他的外甥怀素（俗姓钱，字藏真）“慧有余”，聪明过人，能翻译古印度的文字，又深得东汉书法家张芝（字伯英）之妙，是著名的草书家，前程远大，无人可比（远鹏无前侣），是个秘书省的官坯子。结果当了和尚。钱起并不觉得丢人，相反，他却认为“释子吾家宝”，“释子”犹言小和尚。“飞锡离乡久”，当和尚云游离乡已久；但并未与家断绝关系，现在家里双亲需要照顾，于是又“归乡侍亲”，“宁（省视）亲”，又是献寿酒，又是尝药，成了标准的孝子。“侍亲”之余，还要坚持“禅诵”，写诗写字。这首诗可以说明以下几点：一是官僧无贵贱之分，当和尚是好事；二是当和尚不割断与亲人和家庭的关系，仍然可以行孝；三是当和尚念经与诗、书可以兼有兼顾。这说明，作为一种社会风尚，儒和佛是共处兼容的。
还有一件更奇异的事，记录在钱起的诗《柏崖老人号无名先生，男削发，女黄冠，自以云泉独乐，命予赋诗》中：
古也忧婚嫁，君能乐性肠。
长男栖月宇，少女炫霓裳。
问尔餐霞处，春山芝桂旁。
鹤前飞九转，壶里驻三光。
与我开龙峤，披云静药堂。
胡麻兼藻绿，石髓隔花香。
帝力言何有，椿年喜渐长。
窅然高象外，宁不傲羲皇。
古来当父母的要为儿子结婚女儿出嫁操心担忧，这位柏崖老号无名先生的却想得开，让大儿子住到寺院去当和尚，让小女儿戴上黄冠穿上霓裳去当道士。他自己“以云泉独乐”，成了散仙。到“春山芝桂旁”，“餐霞”（服食云霞，道家修炼之术），“九转”（反复提炼）炼炼，壶（葫芦）中可驻日月星三光，药堂中有胡麻、石髓，可喜的是年寿越来越高，隐居之乐，怎不傲视伏羲时代的人呢？“椿年”用以祝寿之辞，八千岁为春。
这位柏崖老人不配做父亲，没有做父亲的责任心，让儿女当了和尚、道士，自己做了隐士和不受箓的道士，投个清闲自在。有没有这个人，值得怀疑，也许是钱起编造的故事。但联系《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侍亲》中“释子吾家宝”的观点看，这个故事也可能是真实的。这个故事说明了一点，在唐代有信教的自由，三教是和平共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