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伐耆
“氏族”是一个有血缘关系“氏”的族群。只有擅长狩猎、农耕、医药、建造、作战、能文能武的组织者，才可能由于才能智勇出众成为氏族首领。一个部落的首领特别优秀，经济发达，军事强大，能够一呼百应，号召其它部落协同征战、开发，才能成为各部族的共同首领。上古传说的三皇五帝，就属此类超群人物。
当时的“国”与“氏族”是什么关系呢？
远古时代的“国”，大多是部族聚落，是一些相对独立、互不隶属、彼此间没有明确界线的群落，常常连疆域也无法界定，只有一个个像城市标志一样的据点，冠以国名，其基本内涵为“领地”。
国家是一个有政治组织的社会。“國”这个字，是从封地开始才出现。如古籍文献中描述的“三里之城，七里之国”。《荀子》记载：“古有万国”。《战国策》记载：“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人”。如古籍文献记载，周伐商之前，已经完成了内部的部族国家化，周文王姬昌史称西伯，“伯”的爵位低于“侯”。后来逐渐上升为王国，周文王是第一代国王，成为商末时的三公，即“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
“国”字是后来逐渐形成的简化字。“国”的古字是“或”，笔划表示用兵器“戈”来保卫一定范围的边界。周朝时都是诸侯国，常常一座城就是一个国，管理着一个地域，所以“或”字加提土旁就是“域”，表示国土范围、疆域。
诸侯国随时可以更换国王，只需天子一封诏书，就“或”属于这个人，“或”属于那个人。国内也常发生政变，国君经常改变。因此“或”代表不确定，如“或者”。所以“或”下边加一个“心”，就是疑惑的“惑”。最大的疑惑，就是这个国家到底归谁？所以“國”与“或”古音差不多，韵相同，音相近。
后来汉字增加偏旁部首归类，就在“或”字周围加了一个框，成为“國”，外围这个框表示国家范围和高墙。国家有长城；城市四周有城墙。“國”后来演变出一个“国”字，意为能够代表国家政权的是传国玉玺。
从夏朝开始，分封建国的官员分为公、侯、伯、子、男，共五等爵位，能够采纳、享受封地内的收入，称“食邑”，即衣食来源之地。如殷商时代公、侯、伯三等食邑，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周朝有所提高。到周公摄政时改制，大其封，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战国以前，各诸侯国内部的爵位还有卿、大夫、士三级，每级又分上中下三等。周文王后期的爵位身份在商纣王之下已经位列至三公之一，具备了成就大事的条件。
商朝前后对戎狄等“氏族”多有征伐。《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这里记录了商朝后期对氐、羌氏族长达三年的征伐。同时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
《后汉书·西羌传》又记载“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吾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及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
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就与许多“国”作战，应该说其中多数“国”都与上古时代的氏族有关。
周文王被囚羑里，因献美女宝马等给商纣王而被释放，随后伐犬戎、密须、邘国，灭崇国、黎国，于是诸侯归者日众，“三分天下有其二”。所灭有的是氏族，有的是“国”，而国也常以某一氏族为主体。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首先从征伐犬戎开始。“赤狄本犬种”，因赤狄潞氏属犬戎，因此“狄”字为反犬旁。赤狄潞氏与炎帝神农氏族属同一个氏族集团。
周文王第二年征伐密须，即古密国，在今甘肃泾川，说明周文王先向西扩张，巩固西部安全。
周文王第三年打败耆国，即上党地区炎帝神农氏自伊徙耆之地，史称文王伐耆，亦称西伯勘黎。由陕西跨过现运城地区直插上党，这说明晋南与晋东南，在冷兵器也非常落后的原始时期，在军事、经济上是连为一体的，运城地区除黄河外无险可守。
周文王第四年征伐邘国。古邘国即太行山麓与黄河北岸之间，现紧靠晋城的河南省沁阳市。《史记》注为“邘城在野王县西北”，另注：鄂侯“一作邘”。因此，征伐三公之一的鄂侯，是周文王公开占据上党后，继续向南扩张。
周文王第五年征伐崇侯虎。《史记》注“崇国盖在丰镐之间”，即今陕西西安一带。崇国，就是崇侯虎之国。
这就是商周之际文王与几个古氏族“国”的征伐记载。
但是，这些记载有一个最大漏洞，即商纣王一统天下，周文王却能西征东伐，三分天下有其二？商纣王还能睡得着？还能安心派出大军去山东平叛吗？
近期，这个漏洞终于有了答案。在解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人们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耆夜》一篇，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后，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参加者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诗的内容均见于简文。该篇与《尚书·商书》的《西伯戡黎》相关，纠正了《尚书大传》《史记》以为伐黎为文王时事的记载。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耆”国，《史记·殷本纪》记载为“西伯伐饥国，灭之”，《史记》的注释为：“饥，一作”，《正义》即黎国也，邹诞生云本或作‘黎’，孔安国云：黎在上党东北。《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尚书》云‘西伯既戡黎’是也”。
……是居住“阝”即“阜”（山坡）的“几”氏族部落。
“饥”，是“几”加“饣”字旁，即有效解决食物的氏族部落。
“黎”是“黍”与“人”（变形），即种“黍”的氏族部落，使用“犁”耕作，以牛牵引，金属犁耕地为利器，故“利”与“牛”合为“犁”，与“黎”同音同义，属蚩尤部族。
九黎之国
蚩尤部族称“九黎”，是因由许多氏族部落组成，以种植黍类为主。他们曾在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因此山东省汉朝有黎县，河南省有黎阳县（今浚县）、黎山、黎水，山西省长治市有黎城县、沁县有黎城山，长治县有黎都、黎岭村、黎城，山西北部有九连山（九黎山），都是传说中九黎部族的聚落之地。
蚩尤九黎族后来占领了炎帝神农氏族农耕初期的都邑耆都（今长治县黎岭村），改耆为黎，即为黎都。蚩尤攻击末代炎帝神农榆罔的豫西都城空桑时，即由黎岭向南，由羊头山东麓流入丹河的羊头山之水处向南出发，沿今长晋公路方向行进。历史记载为“蚩尤产乱，出羊水”。“羊水”现为小东仓河，已成季节性河流，仅留下唐代“永惠桥”、后来称作“大桥”的地名。为了避免水的流失，现故关河道处拦截为故关水库。
最终，榆罔联合轩辕氏，在晋南阪泉、涿鹿决战，战胜九黎族，擒杀肢解蚩尤，“解州”地名遗留至今。
《解县志》记载：“原解县亦称涿鹿”。唐代诗人王翰咏解州诗《盐池晓望》写道：“涿鹿城头分曙色，素池如练迥无尘”。
据《史纪·五帝记》记载，涿鹿的地名在晋南运城市解州县，阪泉在其附近。
《孔子三朝记》记载：“黄帝杀（蚩尤）之于中冀。蚩尤股体身首异处，而其血化为卤，则解之盐池也。因其尸解，故名其地为‘解’”。可见，黄帝蚩尤决战的地点“中冀”、“涿鹿”、“阪泉”与“解”均是同一个地方，那里有“盐池”。
尽管现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等地也有涿鹿、阪泉的地名，但却没有“解”的地名与“盐池”。运城地区居国内光照资源排第二位，仅次于新疆西藏地区，地面水分蒸发量大，常致大雾影响作战。黄帝族属游牧部落，“迁徙往来无常处”（《史记》），不熟悉晋南地形与气象，为此特地制造了指南车引导军队前进方向。最重要的是，战争的起因一定有其经济原因，即争夺盐池这种生存资源。蚩尤不仅没有指南车也能进退自如，显然是主军以逸待劳对阵客军。而且文献记载蚩尤是“造立兵杖刀戟大弩”“铜头铁额”“食沙石”，这说明蚩尤已经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使用金属兵器与头盔，与运城地区发现十多处古代冶炼遗址相对应。“食沙石”正是吃盐补充体能的真实记载。后来黄帝任用在运城盐池煮盐者正是“夙沙氏”，可见是把盐称作“沙”。河北等地基本不具备这诸多条件，难以与文献记载一一对应，故难以介入黄帝蚩尤大战主战场的深入研究探索。
遗憾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蚩尤氏族最后落败，蚩尤遇害，为“解”留下了“害”的读音，首次为先进生产力败阵于落后生产力留下案例。
蚩尤战败后，九黎余部退向南方，因此湖北、湖南、云贵一带都有“三苗九黎”的后裔。至今，川南、滇东北苗族妇女，身着蜡染大花裙下边都环绕三条花边线。据专家考证世代传说，上条为浑水河（黄河），中条为大清河（长江），下条为大平原田坝，三条线记录了部族向南迁徙的上古历史。黔东南苗族妇女，袖饰上多绣蚩尤像，称“蚩尤公”。现今我国南方的壮、苗、瑶等少数民族与古代九黎族均有渊源关系。
贵州《郎岱县访州》卷二说：“苗人……即古之三苗。自涿鹿战后渐次向南辟合，以滇黔为最多”。海南省少数民族黎族、台湾高山族，据考查均为九黎族的后裔，足见炎帝族系源远流长。从字理说，“苗”与“黎”字均与稼穑有关，遗留着炎帝神农时代的印记。
黄帝打败炎帝族裔蚩尤，各部落包括上党蚩尤余部被兼并统一，拥戴轩辕氏为“帝”，即为黄帝。黄帝封榆罔（参卢）于潞（今潞城市一带），守其南160里处的炎帝神农氏陵墓，耆都仍为“黎”。由于蚩尤氏族在农耕、冶金、盐铁等方面领先于其它氏族，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因此蚩尤后裔首领被任命为六相之一，主管兵器制造。
商代东夷族统治中原后，把黄帝后裔排挤至陕西华山、岐山一带，谓之西岐，成为商王朝的敌国。史载商末“西伯戡黎”，周文王姬昌首先攻占了重要的粮食产地黎（耆）国，灭了黎侯。周武王伐纣灭商后，为表示对炎帝和蚩尤氏族农耕传统的敬重，封帝尧后裔于新的黎地（今黎城县），成为周代的黎侯国。
春秋时期，黎国被赤狄潞氏侵占，黎侯被迫出奔卫国，随行的大臣劝他设法复国。黎庄公夫人作《式微》记载于《诗经》：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所述就是这段历史。
这首《式微》诗，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乡之情，以及对夫（国）君不思进取复国的哀叹。黎庄夫人的复国理想在数百年后，才由黄帝族后裔、晋国的君主得以实现。荀林父率军打败赤狄潞氏，恢复了黎国（今黎城县）。
自炎帝神农氏始祖统领中原至春秋时期，一直是版图不大的国家。按说，在古代兵戎征战中被兼并和灭亡，本不足为奇。然而，黎国却始终受到统治者包括战胜国的尊崇，几度被复兴和封侯，“黎国”、“黎侯”的称谓竟能延续数千年之久，更是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
关于“黎国”的记载以《大清一统志》记载最为详尽：“黎国，应劭、杜予以为在壶关，今长治县，魏收以为在刈陵。《后汉志》则壶关、潞县两存其说。意者，黎国本在长治县西南黎侯岭下，至晋立黎侯。或徙于今黎城县城。故《太平寰宇记》于上党县则曰本黎侯国，即西伯勘黎之所。于黎城县则曰古黎国。晋荀林父灭潞立黎侯，是春秋以后之黎，非商周黎国故地也”。又云“黎在上党东北，盖长治、壶关、黎潞诸县皆是也”。清顺治版《潞安府志》记载：“总上党皆黎地……郡西南三十里，黎岭黎水乃其都会”。当地老人们说，岭下的黎岭村的村名，也是由此而来。
这几段记载，说明《史记》记载的周文王向山西上党地区扩张，是攻击羊头山北坡之黎侯岭的黎侯国，“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尚书·西伯戡黎》）。《太平寰宇记》记载：“蚩尤城在（安邑）县南十八里。”徐旭生先生认为“这些全是黎氏之地，蚩尤的领土”。《战国策》记载“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高诱注“蚩尤，九黎氏之君子也”。《黎城县志》记载“周武王即位后，复封黎为侯国”。因此，黎国即蚩尤部族所属，其后裔到周武王时封为黎侯。
清雷学淇在《竹书纪年义证》中指出“耆，姜姓国名，炎帝之先自伊徒耆，故曰伊耆氏。伊即帝尧母家，耆即文王所伐，皆炎帝支庶之封，使守祧宗邑者也”。这段述证，结合春秋时《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南宋《路史》“黄帝乃封参卢（末代炎帝）于潞”等，都说明清代学者已经集历代研究之大成，基本认定黎侯岭乃古黎国所属，均为炎帝神农氏之后历代遗封。
《吕氏春秋》记载“武王封尧后于黎”。对照《路史》的记载：“伊：盖亦上世所国，今洛之伊阳县，有伊水。尧之母家，伊侯国。耆：侯爵自伊徙耆，爰曰伊耆，一曰黎也。故《大传》作西伯戡耆，《史记》言文王伐。”
我们正在引用的《史记》，查阅却并没有“文王伐”的直接记载。《史记》是二十四史第一部，并非冷僻书籍，几乎不可能有错误的刻版，那就只可能为不同的注释版本。它为我们补充了一个重要信息，“黎”即“黎”，就是“伊耆氏”。而字，偏旁部首多为秦汉时汉字分类所加，秦汉以前或为“九”。那么“黎”就是九黎，既然“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那么“黎”、“九黎”当在神农氏族集团之中。故《路史》有“黎，黎氏故国。或黎山氏”。这个黎山氏应该就是“烈山氏”之后，“烈山泽而焚之”之意，故后来以火德王，有“火正黎”。
《说文解字注》记载“今《商书》西伯勘黎，今文《尚书》作耆，《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五年伐耆，《周本纪》明年败耆国，是也。或作、或作饥，皆假借字也。许（慎）所据《古文尚书》作，戈部做黎，盖俗改也。《左传》曰，赤狄夺黎氏地。《诗》序曰：狄人迫逐黎侯，未知即商诸侯之后与否，在上党东北”。
因此，“西伯勘黎”“西伯戡耆”“西伯伐饥国”“文王伐”，都是记载的同一个历史事件，都是攻击姜羌氏族后裔。对“黎”的几种称号：饥、黎、耆等，多有与种植黍有关的含义，按古代读音接近或基本相同，应该指相通的古代部族，就是后来的“黎国”。故《尚书传》注：“耆即黎也。”
至此，炎帝神农氏“自伊徙耆”进一步明晰，自今安泽县迁徙至上党羊头山，包括羊头岭、神头岭、炎帝岭、百谷山大片区域。
伊耆之后
《路史》记载：“宣公十五年荀林父灭赤狄潞氏。十六年灭赤狄甲氏及留吁，皆潞之属”；“留吁：潞氏属（亦灭于晋）”，“潞氏甲氏，盖亦先王之世渐流于狄而非狄之出也”；阳城县，春秋时为赤狄皋落氏所据，曰积桑。《国语》“晋太子申生败狄于积桑，即此”等。这是周宣王时期，晋国对上党地区几个炎帝神农氏族后裔部落不断围剿的记载。春秋时期，高平为赤狄所居，为辰放氏之辰米国，是炎帝榆罔后裔赤狄潞氏的一个支系部落。
清初学者、湖广布政使毕振姬对此曾表述：“臣考《日知录》曰：晋之灭狄，其用兵有次第。鲁宣公十五年灭潞氏，十六年灭甲氏及留吁。成公时伐廧咎如，而上党为晋有矣。至《左传》曰，灭甲氏及留吁。而毕振姬则曰：春秋时，高平沦于戎狄，为辰米国，从潞子杖马乘盗晋旁，晋次第灭之辰。辰放氏后即赤翟，今辰塸村，米子国，赤翟后，今米山则臆说也。”
《四州文献》记载：“发鸠山为少昊之五鸠，伞盖山为散宜氏，盖州为商。该国山为米子国辰塸，为赤翟之辰伯，封为吉甫邑。董封为简子，追封董安于原村为先谷之原。”
隋朝时“米”姓为高平六大姓氏之首，“米”字本身又代表粮食，应该是上古时代古辰米国的后裔以祖国为姓有关，与炎帝神农氏族集团的内在联系同样割舍不断。
《史记》记载“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千亩”注释为地名，西河介休县。关于介休县，是由于春秋时追随晋文公的介子推所在及其后所封的介山。介山所在地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现在人们都熟悉的晋中介休县绵山。《史记》的这段记载，注释为“西河介休县”。三国至南北朝初期的那个阶段，介休县曾归入西河郡。
另一种说法是春秋时期晋南的介山，即现在万荣县的孤峰山。既然称“西河”，应该比较靠近山西、陕西之间的这段黄河，此段黄河古称“西河”。这种说法，显然没有将“西河”看作行政区划，而仅看作地理标志，古时的这座介山或许因靠近“西河”故称，而晋南地区因此称作“河东”。特别是既称“千亩”，应该有大片农田。当时的这座介山周围至今还是大片平川麦田，而且与侯马曲沃一带之晋国都城较为接近。
反之，现在晋中由南至北从介休县到清徐县之间，东、西之太岳山与吕梁山之间，春秋时还是由九个湖泊与沼泽构成大片的“昭余祁薮”，是大禹治水后残留的水泽，基本没有成片的农田。因此，说当时周朝王师与姜氏之戎的作战地点在今万荣县一带，似有道理。
总之，周武王征伐姜姓氏族失败，说明西周时介山一带属炎帝神农姜姓氏族的后裔，农耕面积已非常可观，粮食为主的作战资源构成较强的“综合国力”。
《春秋》、《左传》记载：“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荀吴即晋大夫中行穆子，后来晋国六卿专政之中行氏。
联系周文王至周宣王、至春秋时征伐的几段记载综合分析可知，炎帝神农氏族集团后裔之姜氏之戎、赤狄潞氏、伊耆氏、九黎氏等，都在今山西南部长期存在。氏族部落之间必然进行的相互通婚、人口交流与渗透、局部战争等，已经形成民族与文化的长期融合，如“潞氏甲氏，盖亦先王之世渐流于狄而非狄之出也”的记载便是。所以古籍记载九黎族领袖蚩尤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又记载炎帝与蚩尤的战争，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都可能是真实的。特别是蚩尤这样的优秀氏族首领，由氏族之间通婚结合而产生，应该是完全可能的。
由此反观一些论述，认为不同氏族首领之间怎么能够成为兄弟，既然是兄弟何以又有战争。看看李世民的《晋祠铭》开篇“夫兴邦建国，非亲无以隆基，非德无以启化”，以此而著称的周朝，后来却出现著称历史的“春秋无义战”。再看欧洲各王国王室之间的通婚关系与王国之间的和平与战争，就能了解用辨证的、唯物的分析方法，容易理清思路与头绪。
我们容易查阅到的文献，《说文解字》记载“黎在上党东北”，孔颖达注“黎国，汉之上党郡，壶关所治黎亭是也”；《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壶关县，有黎亭，故黎国”；《括地志》记载“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尚书》记载“西伯既戡黎是也”，《正义》记载“耆，即黎国也。故址在今黎城县”等等。黎国所在上党长治，基本没有疑问。直至隋初黎城县建宝泰寺而立碑，碑文“县之东南……傍冲黎国，斜之潞城……炎帝获嘉禾之地”，皆因文献的不同记载。《山西通志》则记载为：古黎国“盖长治、壶关、黎、潞诸县皆是也”。
据文献记载，蚩尤部落战败后，一部分部众退居南方；留在北方的九黎族人建立了两个黎国，一个在今山西长治县，商末被周文王所灭；另一个在今山东郓城县，后为晋国所灭，其子孙后以国名为姓称“黎”；更多的黎人沦为奴隶，至西周时尚有“黎民”之称。
“黎”的字形，为“黍”加变形的“人”字，今天我们来看楷书则变形很大，如果与甲骨文中的“人”字对照，字形非常相似。望字思义，“黎”字的本义也就清晰了，即擅长种黍的氏族。后来农耕技术普及推广，“黎民”演变为泛指种植五谷的众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民”字。“民”字与“目”字相似，但右下部不完整，被一撇插入而变得残缺。由此透露了上古时期，九黎族战败后，俘虏要被刺瞎右眼充当奴隶，从事农业种植等劳苦作业。“黎民”一词，隐隐透露了九黎氏族乃至炎帝神农集团失政后的境遇。故《尚书》记载：“黎民，当即九黎之民。”
九黎氏族战败后，不会向西向北寒冷荒凉不宜生存的地方迁徙，只能向东黄河下游、向南长江流域逐渐迁徙，形成湖北、湖南、广东这样的迁徙流向和路线。因九黎集团遍布黄河流域，后来遍布中华大地，“黎民”一词就引申泛指天下百姓。
九黎族，是一支擅长种植黍的部族群体，其首领是蚩尤。在姜姓炎帝神农氏世系表里，蚩尤为炎帝神农氏支系“柱公”的七世后裔。
上党华山
与《山海经》等对应的，还有《世本》记载炎帝母亲游华阳（华山之阳），感神龙首而孕炎帝的华山，离绛（鄯）水亦不过数十里。《山西山河大全》记载，沁县漳源乡有华山，又名花山、滑山，山峰秀丽，林木苍翠。此华山即发鸠山北峰，属绵山支脉。绵山，《禹贡》称作“太岳”，在文献记载中，与姜姓关系最密切的一座山就是太岳山。《左传》记载：“姜，大岳之后也”。“大岳”古亦书作“太岳”，《禹贡》：“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孔安国《尚书传》记载：“太岳，上党西”。
学者刘毓庆在《华夏文明之根探源》中指出，甲骨文“岳”字是上边“羊”下边“山”。那么，“大岳”就是“大羊”，“太岳是最大最古的‘羊头山’，也是炎帝族的老家”，“太岳之野乃原始姜姓的大本营”，当然地属于炎帝神农氏族了。故有《诗经》“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甫即吕，吕、申都是姜姓国家，这里就指吕申都是岳神之后。故有《史记·夏本纪索隐》注“太岳”“即霍太山也”。《山海经》称谒戾山，《汉书》称羊头山，又称界山、介山。
《国语》言大禹治水，共工之重孙“四岳”佐禹有功，尧于是“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韦昭注：“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后变易，至四岳有德，帝复赐之祖姓，使绍炎帝之后”。因此，姜姓至尧舜时仍生活于太岳山一带，故尧才确认其封国。这里举出了姜姓中吕氏的一支受封的情况，吕国的封地，最初在山西境内，后来才迁至山东。此说与周文王曾与“姜氏之戎”作战，“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其时间地点大致统一。
学者钱四宾在《西周地理考》中指出：介山即厉山、烈山。“厉、烈、介皆声转相同。汉魏以来，有传焚山之事。窃疑相传焚山之事，即烈山氏之遗说也”。按此说，直至春秋晋文公、介子推那个时期，晋中地区还有炎帝神农氏时代遗留的“烈山火耕”传统。
在太岳山西侧的洪洞县，有个村子叫“明姜”。据当地百姓传说，明姜是由昏羌演变而来，很早以前姜戎的一支就聚居在霍泉上游，曾跟随大禹治水，也曾帮助武王伐纣，帮助晋国击退秦国。后来嫌“昏羌”不好听，就改成了“明姜”。传说武王伐纣时，姜戎氏手持木棍与商纣格斗，他脚踢纣王时，被纣王的剑尖砍中，纣王逃走后，姜戎氏产下一双男女，因此孩子脚小拇指上有了一道鲜红的血迹，像一片指甲被剑砍裂的样子。从此，此地出生的人，脚小拇指就形成了复形指甲。这个传说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关于明姜、昏羌之名，说姜戎随大禹治水，这与《国语》记载完全相合。二是关于当地人复形指甲的传说，认为与姜戎有关，这实际上是说姜戎就是这里人的祖先。不难看出，昏羌是姜姓的一支，夏商时期还保持独立。
根据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脉络，结合此地丰富的炎帝神农文化遗存分析，始祖炎帝的祖父（母）辈作为神农氏族的重要一支，很早已迁徙渔猎于古太岳太行一带，炎帝神农氏正是诞生在这里的“华阳”、“姜（绛）水”，并在居无定所的渔猎游牧生活中渡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
根据王玉哲先生的研究，姜姓之族原在山西，无论是属于诸夏的姜姓国，还是属于姜姓的戎狄与羌方，商末周初都活动于山西境内。炎帝后裔在山西的分布，是神农氏发祥于太行、太岳之野的重要佐证。
《管子》记载：“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这是先秦文献唯一明确记载神农发明五谷之地的资料。
“淇山”，就是淇水发源之山。《水经注》记载“云出淇山”。《大清一统志》记载“淇山，在辉县西北，淇水所出”。《地形志》记载“王莽岭源河流为淇”，淇水正是上党陵川所出。因陵川棋子山是围棋的发源地，所出之水为淇水，水之源头的具体山峦为淇山。方位在今晋城市陵川县境东北。此地之南即“淇山之阳”的地方，已经发现略早于下川的人类活动遗址，为历史记载提供了考古依据。
神农足迹
明世子朱载堉对山西地区的炎帝神农氏遗迹早已有所考证，《羊头山新记》记载：“又按诸志，凡羊头山以形命名，随处有之。在冀州之域者有三，其一即此山；其一在汾州西北十五里，见《一统志》；其一在古谷远县沁水所出，见《汉书》及《水经注》，今沁源县绵山是也！神农尝谷之所亦有三焉。其一即此处，其一在潞安府东北十三里百谷山，其一在隰州东四十五里合桑村。有古谷城，谷台是也”。
隰县在今临汾市西部，是个不能忽视的地区。按照神农氏族由西部向中原逐渐迁徙入晋，到达吕梁山区，其后裔广布吕梁，留下许多遗迹，《路史》载：“隰州有谷城，非姬姓谷”。可见其历史更为古老。今隰县有谷城，有尝谷台，《九域志》指出：“神农尝谷于此”。谷城在隰州东北四十里。尝谷台今称合桑村，元代立尝谷台碑于此，至今犹存。《太平寰宇记》载：隰州有“尝谷山，在县南高岭”。今隰县刀家峪乡，有羊头神村，村有神庙，庙中塑羊头人身神像，民间历代奉祀至今，故称羊头神村。羊头神当为神农氏族以羊为图腾的崇拜偶像，可见神农氏族遗民中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遗俗。隰县一带神农遗迹较多，说明这里古代为炎帝神农氏族聚居活动的重要地域。
据《羊头山新记》记载：“羊头山，山上有神农城，又叫谷城，传说为神农得嘉谷之所”，而隰县也有一座谷城，传说为神农尝谷之所。这两处，一处是“神农尝谷之所”，一处是“神农得嘉谷之所”，都是炎帝神农氏“遍陟群山”尝百草之地，区别只是在羊头山取得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