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历史的烟云早已消散，时光老人将岁月无情地抹去，但真正的音乐却永远不会消逝。聂耳的歌闪烁着时代的光与火，跨过时间和空间，回荡在万里山川。
聂耳的一生只度过了23个春秋，从事音乐创作仅有两年，但在这两年短暂的历程中，他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铁蹄下的歌女》等优秀歌曲，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推翻反动黑暗势力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唱出了全民族要求抵御外国侵略者共同愿望的时代最强音，因而曾经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和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热情。
聂耳遗世的音乐作品共计有：歌曲36首（其中《静夜》曲谱缺逸），口琴曲2首，歌舞曲1首，选编的民族器乐合奏曲6首，其中，歌曲是聂耳的主要创作形式。在聂耳的歌曲创作中，有6首是专门为儿童所作的歌曲。它们是《小工人》（安娥词）、《小野猫》（陈伯吹词）。《牧羊女》《孙师毅词》、《卖报歌》（安娥词）、《雪花飞》（柳倩词）及《卖报之声》（年代及词作者待考）。
对于儿童，聂耳一直以一颗真诚的心在爱着他们，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喜欢和小孩在一块玩，这是我的特性。我爱小孩子甚过于爱我的爱人，因为他们是纯净的天真，没有虚伪地说做。他们是世界上最值得爱的人们！”（见1931年1月6日聂耳日记）无论是在云南还是在上海，聂耳总是很愿意跟比他年纪小的孩子在一起。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实践。夏衍先生在《永生的海燕》这篇文章中回忆到：“聂耳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喜欢花、喜欢书、喜欢孩子、喜欢运动、喜欢用种种方法来逗朋友们开心。”这表明聂耳的性格中充满着儿童般的天真、活泼、开朗的因素，看来这一点是他创作儿童歌曲的重要感情基础之一。
聂耳的6首儿童歌曲创作于1933年至1934年，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关头，广大劳动人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当时大多数被压迫阶层家庭的儿童同他们的父母一样，饱尝着生活中的辛酸苦辣。他们常常被迫空着肚子去给人家干活，去当报童、童工、牧羊女，有的甚至上街乞讨。这就无疑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印上悲伤和痛苦的痕迹。然而，他们毕竟还是儿童，他们对生活的艰辛与痛苦的体会不像他们父母那样沉重、深切。他们有着天真活泼的性格，所以他们很快就会在生活中找到各种乐趣，为他们带来快乐。在聂耳的儿童歌曲中有5首都是描写贫苦人家孩子生活的，如著名的《卖报歌》和《卖报之声》就是描写了当时上海的一名小报童小毛头（后名杨碧君）的生活。聂耳常看见她在卖报。通过询问得知，小毛头的全家于“一·二八”轰炸后，到处流浪，只靠每日卖报为生，家境非常困苦。于是聂耳根据小毛头的悲惨生活，请安娥写歌词，创作了《卖报歌》。后来，他又创作了《卖报之声》。1934年他还为影片《飞花村》创作了两首电影插曲，其中一首是儿童歌曲《牧羊女》，他用稍快而又曲调优美抒情的曲调唱出了牧羊女小华的悲惨命运，在影片中小华的父亲是一个在火车上当伙夫的工人，因遭恶霸的陷害，家破人亡，小华也不得不给人家放羊。除此之外，还有《小工人》和《雪花飞》也都是反映当时儿童生活实际的歌曲。虽然他反映的内容是令人悲伤和同情的，但他却赋予这些歌曲各不相同的性格。其中既有《雪花飞》和《牧羊女》这种抒情优美的风格，也有《卖报歌》和《小工人》那样充满朝气而活泼的风格，还有《小野猫》这种体现天真可爱，并带有诙谐幽默的性质，这说明当时聂耳非常了解儿童。在他的笔下，孩子们的形象显得更加生动，更富于社会意义。
在艺术创作中，对生活的体验是必不可少的。聂耳在生活中善于挖掘细节，开发出新的艺术形象，从而创作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
在聂耳的儿童歌曲中，他很善于用质朴简练的曲调为我们塑造出生动的儿童形象。例如在创作《卖报歌》时，他通过对小报童的仔细观察，抓住了小报童卖报时的特点。据杨碧君老人回忆当时她一面跑着，一面叫卖，“她喊的声音很清亮，叫的报纸名字也很有顺序，还说明几个铜板可买几份报。她真像是唱歌一样的在卖报。有些走路的行人，虽不买报也停下来笑着看她。”聂耳将它们化为明快、活泼，富于跳跃性的音调，如第一句，“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充满朝气，并带有号召性的旋律，描写出一个活泼可爱的小报童的形象。接下来他又用跳跃性强的音调，刻画了一个四处奔跑叫卖的报童形象，随着旋律的变化，情绪由活泼跳跃突然转向抒情宽广，情绪不断高涨，“吃不饱，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揭示了小报童内心深处的痛苦。《卖报歌》整个风格是活泼向上的，充满了活力和光明。所刻画的形象既是天真活泼，又是饱尝辛酸的。聂耳在歌中对“小毛头”这样的穷苦孩子，寄托了无限的同情和期待。
“我是一个小工人，做好车子又做轮，整天做得浑身痛，别人坐车去兜风。”在旧社会，幼小的少年不但得不到应有的上学读书机会，还要去挣钱养家糊口，童工现象在旧社会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聂耳的《小工人》这首儿歌，正是反映了童工们的穷苦生活，在歌声中能够感觉到一种充满稚气的战斗精神，在旋律设计上，能让听者感到强烈的反抗色彩，《小工人》是从童工的角度反映了孩子们的反抗精神，而《牧羊女》这首歌，则是以抒情优美的旋律，反映出孩子们的不幸遭遇，正值豆蔻年华的花季少年，本该在歌甜花香中度过美好的时光，而小华却不得不去放羊。“咪咪咪，小绵羊！咪咪咪，小绵羊！跑远了我怎么追得上！你知道我爸爸做不了工病在床？”在旋律的设计中，聂耳以半音促进的连用，给曲调增添了一种悲伤的色彩，在优美抒情中刻画了一个令人同情的可怜的牧羊女形象。《小野猫》是一首儿童表演唱性质的歌曲。“喵喵喵（喵喵），我的名字就叫猫，（喵喵）我见老鼠笑，老鼠见我逃，因此我就心头恼，带着棒儿追它跑，捉住它，问问它，你为何见我这样怕？老鼠没话说只是叽叽叫（叽叽叽）。”聂耳将旋律做不规则的进行和多处的四度跳进，使旋律更富于诙谐夸张的艺术特色，将孩子们天真活泼的天性表现得更为巧妙、别致。聂耳用各种富于特色的旋律，精心塑造了不同的音乐形象，反映了当时旧中国广大儿童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生活。
聂耳的儿童歌曲，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大胆地借鉴了西洋音乐的作曲技法，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式在聂耳的创作中得到了巧妙的融合。这些儿童歌曲不仅在当时是我国儿童歌曲创作中的宝贵财富，就是在今天仍在歌坛上传唱，不失其艺术光彩。
在聂耳的儿童歌曲创作中，还有一首歌鲜为人知，那就是《省师附小校歌》。过去我们以为，聂耳的创作是到上海以后才开始的。并不知道他在学生时代就写了第一首歌曲——《省师附小校歌》。这首处女作，创作于1927年底至1928年。1927年秋，聂耳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外国语组，他的第一位小提琴老师，也是他的好友张庚候，是云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音乐老师，两人兴趣相同，常在一起探讨音乐，由此有机会常和小学生接触。在孩子们要求下，他们合作写了这首校歌，由张庚候作词，聂耳作曲。当时这首歌不仅本校小学生们爱唱，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当年的孩子，如今已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至今对这首歌记忆犹新，大部分人仍可完整无误地唱出来。
“同学们，大家团结起来，锻炼勤苦耐劳的个性，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造就健全生活的本领……”接到歌词后，聂耳根据歌词反复琢磨，并在屋里高声唱，边唱边改，没有几天就完成了。第一个演唱这首歌的是袁春晖（聂耳的第一个恋人），聂耳作完这首歌后，首先唱给她听，请她提意见修改，后来经过试唱，聂耳觉得满意后才教小学生唱。这首校歌，不仅在校内流行，也成了校外学生普遍爱唱的一首歌。在当时，这首校歌对鼓舞青年积极向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那么，聂耳创作处女作《校歌》受了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聂耳幼年时，常听母亲唱着动人的曲调讲述故事，使他接触了云南的花灯、滇戏和民歌小调。后来，云南的洞经音乐也给了他影响。明末清初，昆明流行学堂歌，聂耳上小学之后，曾唱过日本玲木米次郎所写的《雪中行军》，以岳飞著名词章谱曲的《满江红》，歌颂反映辛亥革命“九九起义”的歌曲《菊花歌》等歌曲。云南护国讨袁时，云南军中流传《马赛曲》，对当时的孩子们不能没有影响。1927年，聂耳考入省立师范学校读书后，音乐老师全郁堂曾教他们唱过：《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列强》、《国际歌》、《伏尔加船夫曲》等进步革命歌曲。聂耳很喜欢这些歌曲，就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也珍藏着《国际歌》的歌谱。
按聂耳创作《校歌》的时间看，正是学唱了这些歌曲之后才产生的。我们惊异地发现，《校歌》的主题动机竟和《工农兵联合起来》极相似，甚至于连节拍都一样。虽然动机相似，却是完全不相同的两首歌曲。
翻开古今中外作曲家的传记，我们会发现：就是世界著名的作曲家，也都不免要受到前人影响或民间音乐的熏陶，创作绝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是号称“神童”的莫扎特、8岁就创作小提琴曲的帕格尼尼、被誉为“交响乐之父”的海顿、“音乐之父”称号的西洋音乐之鼻祖约翰·瑟巴斯倩·巴哈……他们均是如此。在我国作曲家黄自先生的管弦乐作品《怀旧》中，也能明显地感觉到受西方后期浪漫乐风（施特劳斯、瓦格纳）影响的痕迹。
中外作曲家早期创作中，类似受影响，甚至于模仿的情况，举不胜举。因此，作为中学生时代，年仅15岁的聂耳，创作处女作受到革命进步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的影响，那是不足为奇的。
为什么聂耳生活的那个时代里，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他的创作不受其他的影响，而只受革命进步歌曲的影响呢？作品是作家灵魂的一面镜子，这是与他爱国主义思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分不开的。聂耳小时候就富于正义感，小学时作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在“五卅惨案后援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游艺演出募捐和街头宣传；还参加过抵制日货、护校斗争等活动。中学时代的聂耳，是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他憎恶军阀，痛恨反动派，当国民党反动派要杀梁元斌烈士时，他参加了抬棺示威游行；昆明发生“七一一”惨案，他积极参加济难会工作；对法帝国主义在云南滇越铁路犯下的罪行，他义愤填膺、无比愤慨。到了上海之后，即使生活在纸醉金迷的上海滩，他也绝不同流合污，而以“黑天使”的笔名向靡靡之音开战！他坚定着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在白色恐怖下勇敢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对社会上流行的黄色音乐、靡靡之音不屑一顾，而高唱革命的歌曲。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他创作的独特风格。
聂耳创作的歌曲中，女性题材占有很大的比重，像《铁蹄下的歌女》、《新女性》、《梅娘曲》等，从多个侧面塑造了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他一方面从自己直接的生活体验中提炼、概括和创造出具有女性特点的音乐形象，又赋予这些形象音调以民族的、大众的特点和时代的特征。
对中国的劳动妇女，聂耳是有着深切的了解和同情的，这种了解首先是从他自己的母亲身上得到的。聂耳4岁丧父，母亲彭寂宽中年守寡，用柔弱的肩挑起了支撑整个家庭、抚养4个孩子的重担，贫穷的生活，使聂耳体会到中国妇女的勤劳与俭朴，母亲的关怀，使聂耳感受到伟大的母亲的温暖，艰辛的熬煎使聂耳领悟到中国妇女所受的层层苦难和含辛茹苦的忍耐精神。母亲用讲故事来启迪和教育聂耳，教给他做人的准则。聂耳对民间音乐的最初了解，也是从母亲给他讲的民歌、小调中开始的。正因为这样，聂耳非常热爱自己的母亲，在日记中多次称她为“慈爱的妈妈”，在1933年5月28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在社会中，能像妈妈这样的女子，数得出几人？”可以说聂耳的母亲是勤劳勇敢、温良坚强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她不仅赋予聂耳优良的资质，而且教给聂耳许多可贵的品质。这些资质和品质以及对母亲的爱为聂耳在以后创作出崭新的女性音乐形象打下了基础。
聂耳在高小和初中时代就接触了献身共产主义的革命女性赵琴仙烈士，她是省师附小的音乐教师，是云南最早的女共产党员，20年代云南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家。1927年她参加组织领导的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示威游行，是云南妇女运动史上劳动妇女向反动派的第一次宣战，当时几百名妇女在赵琴仙的领导下唱着革命歌曲，冲破桎梏她们的藩篱，走进省政府，喊出了妇女解放的口号。当时在云南第一联合中学学习的聂耳，看到他所敬重的老师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心里的钦佩是可想而知的。1928年秋赵琴仙被捕牺牲，就义时，赵琴仙等3位同志被游街押赴刑场，她带头高呼口号，壮烈牺牲。林立街旁的群众无不流泪叹息，她的几个学生跟在她后面哭喊：“赵老师，我们舍不得你，你不可死啊。”赵琴仙烈士的牺牲，震动了整个昆明，事隔数年，每当昆明人民提起这位视死如归的共产赏员，仍为她的浩然正气所叹服。作为老师，赵琴仙烈士的革命壮举，给少年时代的聂耳以一定影响，可以说这是聂耳最早接触和了解的中国觉醒和革命的女性。
聂耳在明月歌舞班、联华影业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期间，使得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一批奔波于舞榭歌台的女性。在商业文化背景中，这批女演员身上反映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经济文化影响的复杂现象。她们一方面献歌献舞，是所谓风艳的女性，另一方面又是被压迫者，对欺凌压迫她们的社会充满怨恨，对卖笑卖艺生涯深恶痛绝，渴求自由与解放。聂耳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个女演员追求战斗生活的诗文，这首诗给聂耳以极大的震动，从而根本改变了他对歌女的看法，他在1932年1月4日的日记中记叙了他的想法：“我的血在沸腾，情绪在紧张，心在跳……对她思想的惊讶，我真是几千个想不到……在如此一个团体里，有这样一个女子真不容易。”在聂耳的生活经历中和各种劳动女性的接触，使他探索到她们的内心世界，同情她们的遭遇进而用音乐来塑造出时代的新女性。
聂耳创造了一批女性题材的歌曲，用歌曲塑造了一批走向斗争的新女性。这批歌曲是：《铁蹄下的歌女》、《新女性》（组曲）、《飞花歌》、《塞外村女》、《梅娘曲》、《牧羊女》、《采菱歌》、《一个女明星》、《春日谣》、《茶山情歌》等。他在这些歌曲中描写了女工、农女、牧羊女、歌女、知识妇女，他用优美婉转的旋律写了女性的温柔与秀美，叙述了她们所经历的人生痛苦与磨难，揭示出她们的思想和追求。他把音乐的美感和爱国主义、反抗压迫的思想主题结合在一起，使得他歌曲中所描写的各个女性形象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使这些女性形象升华到一个崇高的境界。
聂耳从歌曲的内容和形象出发，不拘一格地运用崭新的创作手法和音乐语言。在刻画女性形象时，他首先捕捉的是准确感人的语调和音调。他看到妇女悲惨痛苦的生活，听到她们凄楚哀怨的抽泣，从这些音调中他提炼出用弱起、休止、切分组成一种叹息式的音调，逼真地表现出弱者的抽泣。如《铁蹄下的歌女》中“我们到处卖唱，我们到处献舞，”用气息悠长的抒情旋律，弱起和附点表现了歌女受人凌辱时所产生的哀叹和抽泣，“为了饥寒交迫，我们到处哀歌，尝尽了人生的滋味；谁不知道国家将亡，为什么被人当做商女”。歌女内心的不平和对社会的质问，驳斥了人们对她们的误解，这连续的、叹息式的逻辑复演，让人痛切地感受到这些弱者撕心裂肺的哀号和悲泣。“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乡土沦丧？”这发自内心的呼喊，控诉着社会对她们的欺凌，倾吐她们胸中的不平之气。聂耳用起伏跌宕的节奏安排和叹息式音调的演化，塑造了一个饱受人间辛酸、胸怀报国之心、在铁蹄下挣扎、不甘沦落、貌似纤弱，又不乏铮铮硬骨的、同属劳动人民阶层的女性形象。
在《飞花歌》中，聂耳同样使用了这种由弱起和切分组成的叹息式曲调：“春季里花开飞满天……赏花人只道花儿艳，种花人清泪落花间。”切分节奏所造成清柔飘逸之感，使种花女的秀美形象跃然曲中。在一片姹紫嫣红，繁花似锦的景象中，种花女在花间上下忙碌，花与人的形象浑然一体，但歌中却隐含着种花女发自心底的叹息。这些终日忙绿于花间而终年不得温饱的弱女子，她们在艰辛生活中苦苦挣扎的喘息与哀叹声声可闻。他们用青春年华和辛勤汗水催开了四季花朵，自己却在盛开的花朵中凋零憔悴；赏花人在花中漫步寻芳，而她们却在饥寒中惨存。我们从歌曲中可以听到多么动人心魄的声音，看到多么鲜明的对照与反衬。这正是聂耳对劳动妇女辛勤的人生经历的入微体会，对她们内心世界的准确洞察，才创造出这样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
聂耳善于用抒情性强，富于旋律美的曲调来勾勒和描绘抒情的、健康的，具有艺术美感的女性形象。《梅娘曲》、《塞外村女》、《飞花歌》及《铁蹄下的歌女》都是这样的作品。《梅娘曲》是描写爱国的知识妇女的形象，聂耳用级进和小跳构成的起伏平缓的旋律线，结构基本工整的节奏，编织出流畅优美、顺口可歌的曲调，恰似秀美的南国姑娘，曲调的口语化增加了女性的温柔，乐句之间的衔接流利自然，整个歌曲一气呵成，使这首抒情、叙事兼而有之的歌曲情真意切，分外感人“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我曾在红河的岸旁，我们祖宗流血的地方，送我们的勇士远行”。聂耳以轻写细画的手法，描绘了一个执著地追求爱情的女性，优美的曲调刻画了一个温柔、多情、善良的女性形象，然而聂耳并没有在优美与抒情中止步，他的音乐美感是蕴涵在热爱故土，为社会为祖国献身的高尚情操之中的，聂耳赋予这个知识女性以值得崇尚的爱国情感。爱国主义崇高的思想内容使得这些多情、温柔的女性，具有刚强之气，在她们平凡相思中带有一种崇高的精神美，同样也饱含着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它象征着爱国的女性要在献身祖国的奋斗中，让生命发出的火光照亮自己的生活道路，这首歌用分节歌的体裁写成，由于内容的需要，聂耳使用了曲尾的变化收束，也就是中国民间的换尾手法。使情感的变化层层递进，牵动人的心弦，使这种以柔美动人，以刚强感人，以崇高鼓舞人的女性形象更加丰满，光彩动人。聂耳还善于吸收民歌、小调中的优美音调来塑造女性形象。对民间音乐的继承和发展，聂耳是个有心人，他在1931年写给家里的信中说：“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研究，请三哥为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小调，洞经调、山歌、滇戏牌子都要。千万急！”对民间音乐的勤奋学习，使得他创作了《塞外村女》、《飞花歌》、《采菱歌》、《茶山情歌》、《采茶歌》等歌曲。值得注意的是，在聂耳的这些歌曲中，我们能明确地感觉到中国民歌的某些特点，但又不能确认它出自哪一首民歌，聂耳歌曲创作的天才凝练手法的妙处就在“是”与“不是”，“像”与“不像”之间。
中国的女性挣扎在苦难中，不是在苦难中沉沦，就是在苦难中奋起。聂耳的《新女性》组歌，就塑造了在苦难中觉醒，在斗争中崛起的新女性形象，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劳动妇女由受人蹂躏的奴隶转变为奋起反抗的革命者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聂耳的阶级意识，让歌曲“不再做个人的呻吟，或以个人的革命性表现去影响群众”的意愿。他在《新女性》的第三首《一天十二点钟》中揭示了妇女惨痛的人生经历：“女人的痛苦，更比男人重！正是在受尽磨难和熬煎的苦难之中，觉醒女性发出的怒吼和反抗，才显得格外有感染力和具有艺术的美感。”在《四不歌》里，聂耳用铿锵有力的音调，昭示了新女性崛起的庄严宣言，“新的女性产生在受难之中，新的女性产生在觉醒之中”，最后一曲《新的女性》，用急速雄壮的音调，呈示出一个在苦难中觉醒，在战斗中崛起，挺立在社会之中，走向时代前列的新女性。聂耳在1935年5月21日从日本写给吕骥的信中谈到了这首歌的创作构思：“当我决定了整个的节奏以后，我觉得这样写也可以顾及到两个要点……‘新的女性’及‘生产的女性大众’，‘社会的劳工’、‘建设新社会的前锋’是也。”正因为聂耳捕捉到了这首歌曲的“实质”，他在歌中用急促而有力的音调，反复地呈示了“新的女性”这鲜明、有感染力的形象。“新的女性，新的女性，新的女性，新的女性。”通过几个不同音型乐句的排比，使新的女性逐步深入，一次比一次更鲜明，更有力，这也是聂耳意气风发的呼喊：“看哪，新的女性诞生了！”不再在皮鞭下抽泣，她们要用呼喊“唤醒民族的迷梦”，她们不再含辛茹苦逆来顺受，而“要和男子们一同，翻卷起时代的暴风”；她们不再终生做牛马而默默无闻，而要做“建设新社会的前锋”。在歌曲的前部，节奏的分隔、附点和休止，有机地把前面5个乐句贯穿在一起，配以旋律的层层推进，恰似激昂激烈的振臂高呼，又像铿锵有力的宣誓，充分显示了妇女加入革命大军的信心和力量。歌曲的后半部：“暴风，我们将它造成女性的光荣，不做奴隶，天下为公！无分男女世界大同。”一任革命的豪情奔涌，聂耳歌曲中的女性形象，升华到砸断枷锁，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先锋的高度。她们为拯救自己、解放中国而喊出豪壮的战斗口号：“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这划时代的歌曲，这闪耀着时代光芒的音调，集中国各类劳动的、革命的女性特点于一身而成为时代的新女性的象征与标志。
聂耳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个塑造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作曲家。《码头工人歌》是聂耳为舞台剧《杨子江暴风雨》而写的一首插曲，他自己担任剧中的主角老王，主题直接取材于长江杠棒慢步号子，刻画了码头工人沉重的劳动，显示出他们内心蕴藏着巨大的愤怒和反抗的力量。它和《前进歌》、《开路先锋》、《大路歌》等，第一次在音乐中把觉醒了的工人阶级当时代的主人来塑造，把他们作为埋葬旧世界的革命先锋而加以热情的歌颂。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创作了36首歌。
聂耳创作的这些优秀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苦力歌》、《逃亡曲》、《打长江》、《毕业歌》、《新的女性》、《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随着电影的放映和唱片的发行，在全国迅速而广泛地流传开来，为发展我国的无产阶级音乐事业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聂耳创作的这些雄壮革命战歌，如果同一颗颗威力巨大的重磅炸弹，同时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围剿”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沉重打击。
有人说音乐是心灵的镜子，那么，当你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时，你就会感到聂耳那无私坦荡的胸怀。
3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着黎明之前的漫漫黑夜，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反动统治黑暗腐朽，沦亡之危迫在眉睫。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应运而生，并大肆泛滥。“中国歌坛处在一个沉默的时代，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关头”，有的人彷徨、失望，有的人痛苦、沉沦，“中国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啊？”谁说我们的祖国没有希望？谁说古老的中华民族前途渺茫？聂耳正是以他雄浑激昂的音乐冲破了这大革命时代前夜的沉默。以最新的姿态，以革命的、划时代的斗争风貌出现在国人面前。《义勇军进行曲》那振奋人心的旋律，是伟大新中国的象征。“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歌声永远鼓舞着我们，排除前进路上的各种阻碍，向前进！
聂耳的音乐，开创了一代新乐风。他的这些扣人心弦的歌曲，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紧要的关头出现，恰似“于无声处”的“惊雷”，震撼了中国大地。他的歌曲以其鲜明深刻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人民性，获得了不朽的历史价值。他是一只“永生的海燕”，迎向暴风雨，奋勇地搏击着，不知疲倦地歌唱着；他是一支“号角”，怀着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吹响了进军的号声。聂耳的歌不仅是卓越的艺术珍品，而且永远是我国人民值得骄傲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