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格尔”号绕地球航行一周，航程约为2.5万海里，直到1836年10月6日才返回英国。在它靠岸时，它的一个货舱里装有差不多半吨重的生物和地质标本，实际上这仅仅是达尔文搜集的大量标本中没有送走的部分。达尔文说：“我已经搜集的材料足够我再忙50年。”
回到英国后，达尔文便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做牧师的想法，他父亲在他远航期间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让儿子当牧师是根本不可能了。所以他再也没有提起叫儿子去做牧师的话，因为他已经看得很清楚，达尔文已经在自然科学界有了一定的地位。
达尔文经过五年的漂泊，外表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登上“贝格尔”号之前，他本来是一个面色白皙、轻松愉快、稍微有点胖的人。而现在，他的脸被热带太阳晒成深棕色，前面的头发稀疏而且有些秃顶，高高隆起的前额就更加显眼了。鼻子与嘴角之间出现了深深的皱纹，这使他看上去比27岁的人要苍老得多，而且眼睛的神采也大都消失了。
这变化对埃玛·韦奇伍德也产生了影响，然而是一种更加实际的影响。当她最初意识到达尔文可能会向她求婚时，她就发现有一个障碍，虽然是个很小的障碍，但很可能成为问题。她差不多比达尔文大了整整一岁，而且她听说女人绝不能嫁给比自己小的男人。现在她认识到这个矛盾已不成问题了。在其他各方面，达尔文似乎也都比她老练得多。
1839年1月29日，这对年轻人举行了婚礼，在伦敦开始了他们的美满生活。虽然埃玛像达尔文一样决不是自命多情的人，但她把每一份柔情都献给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从不干涉达尔文的工作，当达尔文由于疾病和神经抑郁变得暴躁易怒时，她就耐心忍受着。她肯定地说，在婚后的整个43年里，他们从未发生过严重的争吵，人们也相信这是实情。达尔文的后半生多在病中，要是没有埃玛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她帮助他工作，整理抄写笔记，照顾他的生活。埃玛不仅是个温柔的妻子，也是一位慈祥的母亲。韦奇伍德家族总是愿意子女众多，埃玛出色地保持了这个传统。在15年中，她生了四个女儿、六个儿子，不过有三个很小就夭折了。孩子们在智力上都有非凡的天赋，在父母的教育下，他们后来都成为工程师、植物学家、天文学家等等。
回到英国的最初两年中，达尔文经常往返于伦敦、剑桥和他家乡之间，但是在刚回来时他是住在剑桥的。因为他在航行中所搜集的东西都在那里，由亨斯罗教授保管着。在剑桥，他一面整理和检查他所搜集的矿石和动物标本，一面又整理他的旅行日记。后来移居到伦敦，在那里，达尔文完成了日记的整理工作，也发表了几篇关于地质调查的论文。在这一时期中，达尔文已经在开始写关于《物种起源》的笔记了。这本伟大的著作从这时候就开始写起，但是一直到20年后才出版。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记着：“为了《物种起源》，我进行了长期的考虑，不断地研究了20年。”
在达尔文婚前婚后，莱伊尔是经常往来的人，达尔文在环球航行期间就经常读他的著作。二人常常在一起讨论地质学和生物学上的问题，因此达尔文在思想上有许多地方是受到他的影响的。莱伊尔早年是反对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但是到后来他却赞成了拉马克的后天获得性可以遗传的说法。这一思想后来也就成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的一部分。
在伦敦住了几年，达尔文的健康状况不好，他周期性地感到胸痛和眩晕，而且非常容易疲倦。伦敦中心区的环境显然对他很不适宜。各种学会的开会，客人的往来等等，活动太多，因此经过与埃玛商量后，他们决定移居到乡间去，他习惯于生活在开阔的乡村，向往回到农村环境中去。1842年，他们在伦敦附近一个叫做唐镇的小村子里找到一座房子。唐镇的住所是一个幽静、偏僻而富有农村意味的地方，他们的住所是一座乡村式的房屋，屋后攀着杂乱的藤蔓，从每个窗子中都可以望见广阔的草地、绿色的田野和美丽的山谷。达尔文在那里几乎生活了40年，一直到他去世。在那里，他做了许多动物学与植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样是在那里，他完成了《物种起源》等三部伟大的著作。
从1842年起，达尔文的健康始终没有恢复，他总是病着，有时去海滨作短期疗养，在这一时期，除去科学工作以外，达尔文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达尔文自己写道：
“没有几个人能够过一种比我们更加隐逸的生活，除了短期的访问亲戚，或偶然到一下海边以外，我们就不到别的什么地方，……我的健康一直受到剧烈的颠簸以及呕吐的损害，因而在这些年里我不得不放弃参加一切宴会，……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也只能邀请极少数的几位科学上的知交到我家里。”
“我一生的主要乐趣和唯一的职业就是科学工作。对于科学工作的热情使我忘却或是赶走了我日常生活中的不满。”
“我们住在唐镇的前20年里，我相信他从来没有一夜睡眠是超过四五个小时的。”埃玛也曾这样说过。
因此，在达尔文安居在乡间的最初十几年里，怀着对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和执著追求，孜孜不倦，写成了十几篇论文及几本比较大的著作：《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1845年）、《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人类原始及类择》（1871年）、《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年）、《经过蚯蚓作用的腐殖土的形成》（1881年）等等。但是，他的最伟大的贡献是确立了进化学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看法。
1836年，达尔文终于带着一种经过长期实践和反复认识而在头脑中逐渐形成的科学见解，即“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回到了英国。接着，达尔文便着手整理他在旅行期间写的日记和采集的标本，总结航海的收获。1837年7月他开始写第一本关于《物种起源》的笔记。当时英国有发达的园艺业和畜牧业，奖励选种，培育了大批的优良品种，这为达尔文认识变异的普遍性和人工选择的创造性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经常向有经验的育种家和园艺家请教，亲自同他们交谈、通信或印发调查表，翻阅有关选种的书籍和资料（其中包括中国的古典文献），考察和研究了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培育过程。他自己也养了许多鸽子。为了搜集不同的品种，他甚至写信到印度去买特殊的品种，进行培育和杂交试验。结果发现人工选择的理论：物种在人的干预下是可以改变的，而具有各种明显不同特征的品种，可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
1842年，达尔文已经写成了一篇关于物种起源理论的初稿。从这篇短短的文章里，就可以看到《物种起源》这本书在出版以前十几年，它的基本观念实际上在达尔文思想中早已成熟了。
1844年，达尔文又把初稿扩充成了一篇230页的论文，写成以后并没有发表，只是送给莱伊尔等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指点。
从1854年9月起，达尔文才开始用全部精力来整理十几年中积累起来的有关物种起源的大堆笔记，并且开始做关于物种变异的观察和实验，准备写成一本著作。
达尔文之所以如此长久地延迟这本书的写作，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是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整理他旅行时候所搜集的全部丰富的材料，并系统研究拉马克以来的进化学说，特别是研究细胞学、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的最新成就，搜集与物种进化有关的材料。达尔文认为没有这些材料，他的理论根据就不够。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达尔文对于自己和自己的理论有多么严格的要求。他掌握了丰富而具体的材料，又预先想到了所有可能的反驳，并预先作了解释，因此当他的理论最后出版时，除了宗教界无理的攻击以外，竟没有人能够加以反驳了。
第二是由于他的疾病。自从他旅行回来之后，一直到他病逝为止，疾病始终在无情地折磨着他。实际上，自1842年达尔文写成了那35页的初稿后，他始终关心着这个工作。从1844年夏天到1854年，写作工作间断了10年之久，这是因为疾病和其他工作打扰着他的缘故。
1856年，莱伊尔劝说达尔文把他的进化理论详细地写出来，于是，达尔文就第三次动笔写这本书了。当时按照达尔文的计划，这本书的篇幅，比现在出版的《物种起源》要超过三四倍之多。但是，这第三次的写作，达尔文也没有完成，直到1858年，由于一件巧遇的事才使达尔文最后一次开始写这本巨著，而且终于把它写成了。
当时有许多探险家和自然科学家主动地去那些没有人调查过的地区去探险。他们自告奋勇地为博物馆或科学家们搜集一切材料。就在达尔文第三次认真地写作《物种起源》时，另一位当时年方30多岁的英国博物学家艾尔弗雷德·华莱士，已经在形成他自己的有关自然选择的理论。当时华莱士刚从巴西旅行了三年回来，并且正在准备再去马来西亚。就是这个年轻人，几乎使达尔文最伟大的杰作险些没有机会问世。达尔文为了要搜集各种材料，便托华莱士代为留意，因此在他们之间，便经常有关于科学问题的通信。
华莱士到了马来西亚，研究各种动植物，也看到了生物的改变，并且也总结了关于物种起源的理论。他的理论与达尔文不谋而合。他把这理论写成一篇论文，《论变种无限离开原始型的倾向》，寄给达尔文，请求达尔文转交给莱伊尔，以便在杂志上发表。
这样，华莱士反而走到了达尔文的前面。这件事使达尔文受到很大震动，但是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但没有灰心丧气，反而表现得极为宽宏大量。虽然他也想到自己的全部研究和探索有可能付诸东流，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完全放弃发表他自己的理论，把自己吸收积累的全部资料交给一个经验不如他丰富、比他年轻16岁的科学家自由使用，帮助华莱士发表他的论文。但是，达尔文的两个好朋友莱伊尔和植物学家胡克都十分反对他这样做。他们知道达尔文在这一工作上研究、探索了近20年的工夫，因此他们坚决主张达尔文把他关于《物种起源》的提要以及另外一封信与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达尔文最后同意了这种做法。因此1858年7月1日，达尔文的论文与华莱士的论文便同时在林耐学会上宣读了。
1858年9月，达尔文在莱伊尔和胡克的鼓励下，开始第四次写《物种起源》，在历经13个月零10天的艰苦工作后，终于于1859年11月24日，集达尔文20年心血的这本伟大的著作——《物种起源》出版了。这部巨著无疑是达尔文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它为生物学别开了生面，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伟大的革命。这本书在达尔文生前已经译成了欧洲各国的文字，之后其他国家文字的译本也相继出现了。
达尔文建立进化论的历程，充分说明科学来自实践。华莱士和达尔文在不同的地方，几乎同时得出基本相同的理论，说明时代已为进化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科学发现首先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也是与科学家的努力分不开的。
《物种起源》及达尔文的工作，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赞誉。恩格斯在《物种起源》出版后的几天，曾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现在正在看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在这一领域中，神学还没有被打倒，但是现在这就做到了。”（恩格斯：《致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马克思也称赞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61年1月16日）
俄罗斯伟大的生物学家季米里亚席夫，也曾经说过：“当然，一向没有任何一本书在人类思想的基本体系上，引起过这样根本的转变。往往有人说，这一本书的成功是由于人们的思想已经有了准备。但是相反的说法更正确一些，并不是思想有了准备，而是这本书的内容才是这个转变的原因。”
华莱士，关于物种起源学说的第二位创造人，也和达尔文一样高尚。他承认达尔文工作的伟大而卓越，他把这一进化理论定名为“达尔文主义”，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以后他继续单独研究生物进化上一些个别的问题。在生物分布、在某些动物的起源等问题上，华莱士为达尔文的学说提供了不少的证据。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在人类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转变，因此他的学说才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赞誉。但是，正因为如此，他的进步学说也受到当时反动统治者以及宗教界的打击和诋毁。达尔文在晚年曾经开玩笑说自己是魔鬼的信徒，因为他的学说粉碎了宗教上物种不变论和上帝创造论。
《物种起源》的出版，像一颗炸弹投到“神学阵地的心脏上”，因而使得反动阶级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他们认为进化论是对上帝的叛逆，“亵渎神学”，并有失人类尊严，直接触犯了“君权神授”的“天理”。于是反动教会组织了声讨进化论的“十字军”，出版围攻进化论的反动刊物，威胁恐吓向达尔文飞来。以英国首相狄司勒里为代表的反动统治阶级，大肆诬蔑达尔文的学说，公开禁止讲授达尔文学说，企图把它从英国驱逐出去。号称生物学权威的欧文，也成了反对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杜林也对自然科学凭借达尔文学说的推动而取得的巨大成就，怒不可遏，攻击它是“粗野的哲学”。与此相反，一些进步学者挺身而出，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学说。例如赫胥黎看了《物种起源》以后，写信给达尔文说：“至于你的理论，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是必须的——也要支持。”达尔文在进步势力的支持下，也不畏反动阶级的权势，不怕反动学术权威的围攻，决心为坚持真理同神创论斗争到底。他在给胡克的信中说，“他们可以都来尽情地攻击我，我的心肠已经变硬了……我决心穿好我的铠甲”，准备“长期而艰苦的战斗”。他在给赖尔的信中说：“这种多方面的攻击……说明了这一理论是值得我们为它而战的，我保证一定尽我最大的力量。”进化论与神创论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牛津大辩论”，首先是在达尔文的故乡开始的。
1860年6月30日，牛津大学主教威柏福斯事先策划好，要在会上“打倒达尔文”，因而邀请了很多教会人士和神创论的顽固派参加这次辩论会。当时进步学者出席会议的并不多，达尔文也因病未能参加。大会开始后，神创论代表牛津主教威柏福斯指责达尔文进化论同“《圣经》与神意”不相容，触犯了造物主。他的叫嚷空洞无理，除了以势压人外没有任何科学内容。接着他声嘶力竭地说：“谁看见过而且正确地证明过一些物种转化为另一些物种呢？难道可以相信菜园里一切比较有益的芜菁都能变成人吗？”最后他以谩骂的口吻向赫胥黎挑衅地说：“坐在我对面的赫胥黎先生，你是相信猴子为人类祖先的……那么请问你，你自己由你的祖父，还是从你的祖母的猴群中变来的？”说完便洋洋得意地回到座位上，一批教士和善男信女们就狂呼喝彩，鼓掌助威，一些顽固的“学者”、“权威”们也坐在一边庆幸自己伙伴的“胜利”。
赫胥黎听完以后，从容地走上讲台，用雄辩的科学事实驳斥了牛津主教的歪曲和诬蔑，无情地揭露了他在生物学和人类起源问题上的无知。最后，他回答主教的挑衅说：“人类没有理由因为他祖先是猴子而感到羞耻。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开河，他不满足于自己活动范围内的还令人怀疑的成功，而且要多管闲事去过问他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这无非是想以花言巧语来掩盖科学真理，然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话音未落，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他祝贺，主教气得面红耳赤。由于斗争的激烈，气氛紧张，有一个“贵夫人”当场昏了过去。后来胡克又用事实证明主教对《物种起源》的内容一窍不通，甚至缺乏最起码的植物学知识。对此，主教也不敢吭一声，偷偷地溜出了会场，听众再一次向真理的捍卫者鼓掌，欢呼进化论的胜利。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不久，进化论就传遍欧洲各国，受到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但是，斗争并未结束。直到1872年，达尔文母校鉴于他对科学的伟大贡献，召开了授予他名誉学位的大会。当达尔文在会上致词时，竟有人把一只猴子高高举起，让它四脚乱蹬，嗷嗷叫，简直是一次拙劣的表演，企图以此诬蔑达尔文，扰乱会场。但是达尔文仍然面不改色，义正词严地把话讲完了。听众暴风雨般的掌声，又一次大长了进化论者的志气，大灭了保守势力的威风。
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大量地引用过中国古典文献资料，作为进化论学说的佐证，并且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科学成就。
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解释了生物界的一切现象，是伟大的、进步的。
首先它解释了自然界中各种各类生物的起源。在自然界中，生存着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天上有鸟儿，有蜻蜓，有蝴蝶。水里有鱼儿，有虾和蟹。地上有各种走兽，有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这些动植物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动植物会有这样多种类呢？最初有人认为，它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有人认为是从泥土里生出来的。后来，人们的幻想和无知解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说这些动植物是上帝创造的。这种“上帝万能”、“上帝决定一切”的说法，正符合统治阶级蒙蔽、欺骗、剥削人民的需要，因而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成为一种传统的势力。“创造说”一直限制了人们思想的发展。
直到出现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生物起源的问题才被解释明白。它说明了世界上这些形形色色的动植物都是由一种最原始的生物渐渐演变来的。并且，更重要的，它说明了这种演变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在达尔文以前，也有许多人看到用“创造说”来解释生物界的多种现象是伪科学的，同时也曾想到生物是可以改变的，可以由一种进化到许多种的。达尔文的祖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法国的大生物学家拉马克也有他的进化理论。但是，达尔文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仅指出了生物界有进化的现象，并且用令人信服的证据详细地说明了进化过程是怎样进行着的。因此，他的学说才富有说服力，才能把“创造说”完全粉碎。
达尔文注意到世界上的生物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个，就是双胞胎，也不会完全相同，其中总有些差别。世界上的生物，在一个种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人与人之间，狗与狗之间，羊与羊之间，它们的形状、构造、大小等都大致相似。但是，在每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之间还是有些差别的。达尔文称这种差别为变异性。
达尔文认为变异性是生物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为什么生物都普遍有变异性呢？是什么造成了生物的变异呢？达尔文很正确地给了一个答案。他说：变异是由于环境的作用产生的，不同的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变异。由于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变异这一件事，实际上也是显而易见的。绵羊在北方身上长的毛长，这是因为北方的天气冷，长毛的羊适于生存。绵羊生长在南方，毛就变短变少了。这种差异，就是不同的环境所引起的。总之，生物是可以改变的，而引起生物改变的原因，便是环境的改变，也就是说，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变异。
但是，这只解释了问题的一部分。生物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各类品种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达尔文研究了家畜、家禽和栽培植物。这些家禽、家畜和栽培植物显然都是人类培养出来的，在自然界中并不能找到它们。这就说明，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野生的动物和植物改变成了现在的家畜、家禽和栽培的植物。但是，饲养的家畜、家禽和栽培植物不只是一种，而有好多种，是不是原本就有这么多种呢？达尔文认为不是的。最初人类的祖先只养殖一种，在饲养它们的同时，又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选择。当人们饲养它们的时候，就看到了种种不同的变异。有的变异是人们所喜欢的，就把它留作种，有些是不喜欢的，就不要它。这样在许多不同的变异中，人们就选择出那些人所喜欢的或对人有利的变异，让它繁殖下去，成为新的品种。家畜、家禽和栽培植物的许多不同品种就是这样形成的。达尔文把这个形成的过程称为人工选择的过程，因此，家畜、家禽和栽培植物是人工选择的结果。
在自然界中，那些形形色色的种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达尔文为了这一个问题，曾经费了许多心思。在达尔文的日记中，他曾写道：“选择是人类在创造有用的动物和植物品种上成功的关键，但是选择如何应用生长于自然环境下的生物，一时却依然在我心里成为一个问题。”
人工选择的理论，使达尔文进一步联想到自然界是否也有一种类似人工选择的过程，来实现物种的变化和发展呢？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达尔文发现生物普遍具有很高的繁殖率，每个生物都是按照几何级数迅速繁殖后代的。即使繁殖最慢的大象，假定它活100岁，从30岁到90岁，只生6子，那么经过740到750年，一对配偶就能变成1900万头大象，长此以往，不需多时，全世界将为它的子孙所充塞，恐怕还会无处容纳呢！其实自然界中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原来自然界存在着生物大量繁殖和很少达到真正成熟的尖锐矛盾。达尔文终于得到了正确的解释：选择是形成新种的关键。在家畜、家禽和栽培植物的新品种形成中，主持选择的是人。在自然界中，新种的形成也是由于选择的作用，而主持选择的是“自然”，即生物的自然条件，或者自然环境。环境不但产生了变异，而且也选择着变异。因此，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也叫做“自然选择学说”。
自然的选择过程，也就是一个生物在自然环境中能否生存的问题，被选择而保留下来的便能生存，不能在自然环境中适应的便死亡，也就是没有被选择而被淘汰。这样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生物对环境的斗争，以及生物对他种生物的斗争，斗争胜利的生存下来，斗争失败的被淘汰而死亡。他认为，物种就是在生存斗争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的历史作用，逐渐产生的新的类型或物种，实现着生物的进化。“一切生物都不是特殊的创造物，而是少数几种生物的直系后代。”（达尔文：《物种起源》）因此自然选择的学说，也可以叫做“生存竞争与适者生存”。
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
进化论学说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观点基础上的包含着一定的辩证法思想的学说，它科学地揭示了世界上形形色色生物的起源和进化发展的规律，有力地打击了神创论和目的论及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促进了生物学的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根据。在达尔文学说的基础上，生物学才成为真正的科学，才有今天的发展。在达尔文时代，主要的工作是解释生物界的这些现象，说明生物如何由变异的产生及选择的作用而变化为另一种生物。到了今天已有了进一步发展，生物科学的主要工作已经不是解释自然，而是改造自然，研究变异产生的规律，控制产生变异的方法，以及变异如何传到下一代的规律，成为现代生物学工程的基础。
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改变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看法。自然选择的理论说明了生物界的历史起源，说明了种种不同的生物都是由一种原始的生物发展变化而成的。达尔文学说摧毁了宗教家的上帝创造万物的说法，推翻了世界上一切生物永远不变的观念，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马克思主义者热烈欢呼进化论的诞生，认为查理·达尔文发现了我们星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规律。恩格斯说：“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病逝，终年73岁。“至于我自己，我坚定地忠实于科学，并且把我一生贡献给科学，我相信这是做对了，我并不悔恨我犯了宗教上任何大罪，我时刻遗憾的是我未能做出更多直接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达尔文临终的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永久的启迪，将永远鼓舞我们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进。
人们为纪念他，把他安葬在伦敦的西敏寺的公墓里。他的墓与牛顿的墓并排着。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一位建立了生物界进化的理论，一位建立了唯物的宇宙观，他们一同安息着。
1883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把他最伟大的朋友和战友与达尔文相比，他这样说：“如同达尔文发现了生物发展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另一个侧面再一次高度地评价了生物进化学说的创立者达尔文为人类做出的伟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