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我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古老而多难的祖国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呼声，极大地震撼和激发了郭沫若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个伟大的启蒙运动之中。1919年6月，郭沫若和几个中国留日学生在福冈组织了爱国社团“夏社”，搜集整理日本各种报纸杂志的侵华言论、出版刊物，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这个时期，他一边学习大学里的功课，一边写白话新诗和小说，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
“夏社”的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因此撰述和翻译的事都由郭沫若一人承担下来。暑假期间天气炎热，住在斗室里本来已经够难受的了，郭沫若忧虑着祖国的命运，就更加气闷。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愤慨，像燃烧旺盛的大火，烧得他快要爆炸了。他深深感到地火在运行，熔岩在奔突，想要寻找一个喷发口，不过暂时还未能找到。
1919年9月11日，《抱和儿浴博多湾中》等新诗，第一次以“郭沫若”的笔名，发表在上海的《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郭沫若身在异国，以沫水、若水取名，透露出他依恋家乡、热爱祖国的深情。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郭沫若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作诗的兴会陡然大增。从此，他写作新诗的激情，像潮水一样，一发而不可收。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那时候他“每天都陶醉在诗里面”，“每当诗的灵感袭来就像发疟疾一样时冷时热，激动得手都颤抖，有时抖得连字也写不下去”。对郭沫若来说，在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学灯》副刊像一把火，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像一片园地，给他提供了耕耘的场所；像一个战场，给他提供了驰骋的天地。
这时候，他读到了美国大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瓦尔特·惠特曼（1819-1892）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第一个美国民族诗人。他以诗歌为武器，反对美国的蓄奴制度，批判资产阶级的金钱崇拜，也抨击金融寡头的残酷掠夺和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他以激昂慷慨的语调、乐观主义的精神号召人民起来奋斗，争取民主、自由与平等。《草叶集》是惠特曼的代表作，作品歌颂大自然，歌颂劳动人民，歌颂自由与民主。在诗的形式上，惠特曼创造了新诗的形式，这就是自由诗。当郭沫若读到《草叶集》后，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必须“表现自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每读一遍《我之歌》，就感到与惠特曼又贴近了一步。惠特曼那种雄浑、豪放和不受束缚的诗风，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相合拍，使郭沫若已经开了闸的作诗欲望又一次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他的“诗兴到发狂的地步”，“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于是，郭沫若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喷薄而出，化作了斑斓、灼热的诗篇。因此，郭沫若在1919年的下半年到1920年的上半年，便进入了诗的创作的“爆发期”。在这时期，郭沫若几乎全部课余时间都沉浸在新诗的意境里。他经常在黄昏或早晨，步行博多湾去踏歌。每当他有新作产生时，一个人独自奔走在博多湾畔，手舞足蹈，旁若无人地高声诵读自己的新作。
这个时期，郭沫若写下了许多划时代的诗篇。诗集《女神》就是他这个时期创作的主要结晶。《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女神》的书名，来源于19世纪德国作家斯托姆的名著《茵梦湖》。1919年郭沫若和在日本一起学习的钱君胥，翻译了斯托姆的《茵梦湖》。这部作品，通过一对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幻想、追慕，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宣扬的平等、自由和博爱的精神。书中有一首这样的主题诗：“……伊眼眼如金，森林之女神。”郭沫若为诗集取名“女神”，正是要歌颂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
《女神》共收入57篇作品，分为三集。第一集的三篇《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诗剧，取材于历史；第二集包括《凤凰涅椠》等30篇，是充满着时代狂飙精神的作品；第三集包括《别离》等23篇，大部分是表现作者内心世界的抒情小诗。还有一篇序诗——《女神》在思想内容上是极其丰富的，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无畏精神。
《女神》洋溢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鲜明地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深切怀念和为国献身的决心。五四运动时，郭沫若正在日本学习，他对祖国怀着无限眷恋之情。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在诗人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犹如“爱人一样”。1920年，他写了《炉中煤》，请看其中的一节：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诗人把祖国比作一个自己爱恋的“年轻的女郎”，把自己比作燃烧的炉中煤，为了祖国的新生，他甘愿像煤一样燃尽自己的躯体。《女神》中的许多诗篇，都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深厚感情。
《女神》擂响了摧毁黑暗现实，创造光明世界的战鼓。《女神》中歌颂叛逆和反抗，歌颂破坏和创造的诗篇，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在1919年9月写的《浴海》一诗里，诗人高声地呼唤：
太阳的光威，
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
弟兄们！快快！
快也来戏弄波涛！
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
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
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
全盘洗掉！
新社会的改造，
全赖吾曹！
这是毁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战斗誓言！
在《凤凰涅架》里，这种毁坏和创造的精神表现得最充分、最深刻。全诗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序曲”，生动地描绘了凤凰火葬前的悲壮情景，赞颂了“凤凰”脱胎换骨、自我革命的精神；第二部分“凤歌”和“凰歌”是凤凰自焚前的歌唱，表现了“凤凰”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决心；第三部分“群鸟歌”集中揭露了当时社会上各种各样卑劣人物的丑态；第四部分“凤凰更生歌”，热情地歌颂从烈火中诞生的光明、华美的新世界。诗中反复吟唱：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
我们新鲜，我们净朗，
我们华美，我们芬芳，
……
我们热诚，我们挚爱。
我们欢乐，我们和谐。
诗人对更生后的新世界，是充满着无比欢快的心情的。
《女神》热烈地歌颂了社会主义，歌颂了无产阶级和工农群众，表现了鲜明的革命倾向。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响，震惊了郭沫若，他当时“虽然没有见到太阳，但对太阳的光和热已经感受到了”，他对社会主义，产生了热烈的向往。在1919年写的《匪徒颂》里，他以充沛的激情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1920年1月，他向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呼唤着晨安：
啊啊！我所敬畏的俄罗斯呀！
晨安！我所敬畏的先驱者呀！
1921年5月，郭沫若在《女神》的序诗中，庄严地宣称：“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虽然当时他对共产主义还缺乏深刻全面的理解，但却表现了诗人对共产主义的热烈向往和坚定信念。
在《地球，我的母亲》一诗中，他赞颂了辛勤劳动的工人、农民：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
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
地球，我的母亲！
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
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米修士，
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
这是对工农群众最高最美的赞颂！在五四运动时期，对工农群众作如此诚挚而崇高评价的诗人，只有郭沫若一个。当工人阶级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时，郭沫若就把希望寄托在工人、农民身上，表现了诗人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
《女神》反映了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赞颂了自我表现的力量，体现了鲜明的五四时代精神。《女神》中的叛逆和反抗，几乎全是通过“自我”表现的。在《天狗》一诗中，他大声疾呼：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在《女神》中到处都屹立着一个巨大的“我”，它像“烈火一样地燃烧”，像“大海一样地狂叫”，像“电气一样地飞跑”。这种气吞宇宙，囊括一切的自我力量，正体现了五四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
《女神》还有不少描写和歌颂自然的诗篇，以自然万物作为抒情的对象。在《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一诗中，他连连高呼：“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崇拜苏伊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他都热烈地加以描写和颂赞。
诗人所以尽情地描写和赞美自然，和他接受泛神论的影响有关。“本体即神，神即自然”，这是泛神论的基本原理。诗人全力地歌颂自然界中浩瀚雄伟的力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女神》中的泛神论思想，与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紧紧地融为一体，汇成滚滚波涛，奔腾不息，猛烈地冲决着人世间的黑暗罗网！
《女神》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成功地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精神，而且在艺术上也具有伟大的独创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集，开创了我国新文学中革命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在诗歌创作上，郭沫若是一位勇于革新的诗人。他把古今中外文学形式中适合于自己需要的，都吸收进来，熔于一炉，形成了雄浑而瑰丽的独特风格。《女神》在形式上的最大特点是自由、放逸、新颖和多样化，在我国五四的诗坛上，开放出灿烂的艺术之花。《女神》不仅确立了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广阔的天地。
郭沫若在醉心于新诗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开展文学活动。1921年4月，他偕同成仿吾归国，在上海筹划创立文艺团体。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同年7月返回日本，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人，正式成立了创造社。以后，郭沫若又多次回国，筹备出版刊物，于1922年5月出版了《创造季刊》，1923年5月，又出版了《创造周报》。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段时间，郭沫若的思想曾出现过苦闷彷徨。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各派军阀的混战，中国到处是混乱、饥饿和野蛮，并没有出现诗人呼唤的“平和之乡”的景象。诗人感到失望。郭沫若的第二本诗集《星空》，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诗集《星空》，共收34首诗，这些诗大部分写于1921年和1922年间。诗人面对黑暗的现实，只好仰天长叹。诗人曾一度企图从星空、远古中寻找灵魂慰安的天国，但是严峻的现实使诗人无法忘怀人世的痛苦，诗人的理想也无法在星空中兑现。他虽然痛苦，但并没有绝望；虽彷徨，却并没有停止探索。在《星空》中那些痛苦、低沉的吟唱里，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五四时代那种强烈的反抗现实、追求理想的旋律。这里有对黑暗的现实社会的诅咒，有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有对劳动人民的热烈歌颂。可见，《星空》这本诗集，既是诗人低吟时的一只“苦杯”，也是诗人前进中的一颗“星辰”，它真实地记录了郭沫若在革命低潮时期迂回前行的思想轨迹。
1923年，郭沫若在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回国。他携带妻儿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文学活动。由于受“二七”运动以后革命形势的激发，他逐渐从忧伤和痛苦中奋起。诗集《前茅》中的诗，大部分写于1923年。在《前茅》中的诗里，对工农劳苦大众的赞美，社会主义的意识和现实主义的态度已经成为诗集的主调了。在《前茅》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开始清算个性解放和泛神论思想了。
1924年，郭沫若到日本。通过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他稍有系统地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他的条件很困难，没有桌椅，连写字的砚台都没有。但他以顽强的毅力，用皮箱当书桌，用砖头当砚台，从清晨到深夜，仅用了5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译稿。翻译这本书，使郭沫若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过去，他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怀着茫然的憎恨，而这本书却使他“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如百川之朝宗于海，这是必然的路径”。就在这一年的11月，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曾到宜兴作了一个星期的社会调查。军阀混战的罪恶，人民生活的苦难，使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1925年，郭沫若在上海目击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革命志士的鲜血和反帝爱国的怒火，向诗人“启示出一条艰巨而应该走的路”。
郭沫若当时曾打算以“五卅”运动为题材写成三幕剧：“第一幕，慰问顾正红的家；第二幕，南京路上的惨剧；第三幕，病院中的死别”。但这剧没有完成，却写成了历史剧《聂荌》。诗人曾说：“没有五卅惨剧，我的《聂荌》悲剧不会产生，但这是怎样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哟！”1923年，郭沫若曾写过历史剧《卓文君》和《王昭君》，这两个剧主要是歌颂反抗压迫、争取人权的叛逆性格，是《女神》个性解放思想的延续；而《聂荌》则是塑造了革命者的英雄形象，表现了鲜明的反帝爱国主题。《聂荌》借虚拟的历史故事，歌颂现实生活中一对大学生姐弟。这出戏，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给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工人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郭沫若已经用自己犀利的笔，直接参与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了。1925年，郭沫若认识了瞿秋白同志，并在一起讨论过社会政治和中国革命的问题，这对郭沫若的思想变化，起了积极作用。
1926年3月，郭沫若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写了《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等文章，对革命与文学、作家与时代的关系，革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等许多问题，提出了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主张。
郭沫若在广州的时间不长，但在他生活中却有着重要意义。广州是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许多著名的革命家都集中在这里。在这里，郭沫若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在他心里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那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曾专程请郭沫若到讲习所讲课。郭沫若同周恩来相识在广州，他们一见如故，互相敬重，从此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崭新的战斗生涯。他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等职务，对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面前，郭沫若同集体、同战友、同整个革命事业完全融为一体了。
经过革命斗争的实际考验，郭沫若那种嫉恶如仇的性格，锤炼得更加坚贞了。北伐节节胜利，蒋介石却在乘机酝酿着更大的阴谋。蒋介石暗中与帝国主义勾结，指使国民党党棍、土豪劣绅、流氓地痞、反动行帮制造了九江的“三·一七”和安庆“三·二三”等屠杀革命群众的惨案。九江的“三·一七”惨案，郭沫若对蒋介石虽有几分怀疑，但不真正了解内幕。对安庆的“三·二三”惨案，郭沫若清楚地了解到了惨案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郭沫若已经看清了蒋介石反革命的狰狞面目，他要用笔向民众揭露自己所知道的内幕。
为了揭穿蒋介石的真实面孔，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在南昌朱德同志家里，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写下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章直截了当地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文章以大量事实，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并指出了立即开展反蒋斗争的重大意义，文章号召“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这篇文章有着气吞山河的气概，标志着郭沫若政治上的成熟。正当许多革命同志和工农群众对蒋介石的真面目尚未认清，而蒋介石又在加紧步伐扼杀革命的关键时刻，郭沫若这篇讨蒋檄文，犹如震天的惊雷，唤醒了正在前进的人们。文章写成后，立即刊登在武汉的《中央日报》上，同时他还在江西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经过革命斗争熔炉的冶炼，郭沫若已经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了。
1927年8月4日，郭沫若来到南昌，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担任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在起义军南下的途中，经由周恩来和李一氓同志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在广东失败后，郭沫若经由香港回到上海。当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上海掀起的时候，郭沫若是积极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在这段时间，郭沫若写了不少诗，后来汇集为《恢复》。诗集《恢复》，标志着诗人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郭沫若写完《恢复》之后，渴望积极投身于现实斗争的生活。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他的通缉迫害。党中央为了保护郭沫若的安全，决定把郭沫若一家送往日本隐居，积蓄力量，并保留党籍。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化名吴诚，假借往东京考察教育的南昌大学的教授的身份，独自登上日本邮船“卢山丸”，安娜和孩子则另乘“上海丸”，约定三天后在神户会合。27日，郭沫若与家人在日本神户会合，乘火车前往东京。
到东京后，郭沫若一家暂住在安娜的女友花子的娘家，受到花子的父母——斋滕夫妇的热情关照。后来经过日本朋友松村的帮助，郭沫若一家从东京搬到千叶县市川市居住。
千叶县是东京湾上的一个半岛，与东京隔着一条江户川，河西是东京，河东便是千叶。郭沫若在江户川畔安下家来，用的是安娜的姓氏左藤，孩子们上学也暂从母姓，这不仅是为了使他们免受同学的歧视，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把自己的本名隐蔽起来。
虽然日本人民是友好的，但日本政府决不肯放过郭沫若这样的“政治犯”。在市川居住不到半年，即8月1日，日本的暗探和宪兵就突然闯进他的家，抓走了郭沫若，抄了家。郭沫若在东京桥区的警察局里，被拘留了3天，受到了非法的虐待和审讯。在拘留期间，郭沫若对日本当局的野蛮，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燃烧起反对日本当局的熊熊怒火。多亏安娜及时托人从中斡旋，警察局才把他释放了。尽管如此，日本的暗探和宪兵却像影子一样，始终跟随着郭沫若，使他像囚徒一样，失去了政治上的自由。
郭沫若处于极端艰难的困境之中，但他的革命意志并没有消退，他仍然保持着无产阶级革命者那种坚韧的战斗精神，在新的环境下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当时，郭沫若虽然不能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但他参加了力所能及的斗争。郭沫若积极拥护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为了表示对联盟的支持，他把自己的译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捐献给联盟，把那本书的版税作为联盟的基金。左联成立后不久，日本东京也秘密成立了左联支盟。这个支盟，领导了当时在日本的三个文艺团体：东流社、质文社、新诗社，郭沫若积极支持这些团体的文艺活动，并帮助撰稿和出版《东流》、《质文》、《新诗歌》等刊物。
郭沫若在日本隐居期间，时断时续地写下了内容相蝉联的《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创造十年》、《北伐途次》等传记文学。郭沫若写的这些传记文学，决不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个人生活的流水账，而是历史的真实纪录，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风貌。至于翻译工作，则是更符合郭沫若心愿的快事。从国外作家的大手笔中遴选自己心爱的作品，边欣赏边译述，确有无限的乐趣。这期间，他除了翻译文学作品外，还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歌德的《真实与诗艺》等著作。他还写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如《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等。这些作品，虽然写的都是历史内容，但作者“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实的讽喻”，是始终“站在现实的立场”上描写的，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郭沫若在日本隐居期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面，开拓了历史唯物主义新路。他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是在海外十年时取得的。周恩来同志在庆祝郭沫若50寿辰时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做出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的许多真理。”这十年里，郭沫若在日本暗探与警察的双重监视下，以最大的“勇气和专精”的精神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十年间，他写下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石鼓文研究》、《卜辞通纂》等上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科学著作。在这部著作里，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对我国古代社会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第一次提出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奴隶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的学说，有力地驳斥了“中国找不出”奴隶社会的“特殊”论的谬说。
为了更好地开展古史研究工作，郭沫若对我国的甲骨文、金文、青铜器等，作了深入的考证和分析，对我国的古文字学和古器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他研究古史特别是研究甲骨文的时候，有些好心的同志担心他会“玩物丧志”，事实证明这担心是多余的。郭沫若不是终日沉溺于书斋里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他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去研究历史的。因此他研究历史和考古都具有明确的目的。郭沫若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时候，正是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的时候。当时由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扶植的东京学派，就蔑视甲骨文的研究，否定中国的古代文化，主张“中国人是没有固定文化的，所有先秦古典，一律都是后人假造”，“甲骨文和金文……不用说也是假造的了”。东京学派的这些见解，不外乎要证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落后和野蛮的，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制造舆论。当时国内的一些学者和政客，也在贩卖这种理论，为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张目。郭沫若要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发展”，通过“认清过往的历程”，“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显然，郭沫若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批判中外反动文人的谬论，解决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郭沫若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中，探索了革命性和科学性密切结合的史学研究途径，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严谨学风。当时他的处境极端恶劣，不仅政治上遭受压迫，经济上困难重重，而且史料也异常缺乏。但他并不灰心，经过种种努力，多方与国内外友人联系，求得帮助，终于搜集到许多参考书籍和古器拓片。郭沫若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特别注意对第一手资料的考察分析，使他的学说建立在丰富可信的史料基础之上。同时，为了使自己的论著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他还在长期的实践中继续钻研史学资料，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著作。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他有着“勇气和专精”的精神，这是学术研究工作中十分宝贵的品格。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时郭沫若再也看不下去书，写不下去文章，吃不下去饭了。他思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心急如焚。最后，他毅然决定：潜奔祖国，投身抗战。
怎样才能潜奔祖国呢？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宪兵、警察时刻监视着他，想带走妻儿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身一人潜奔回国，又会给妻儿造成很多麻烦，但也只能走这惟一的路了。7月25日凌晨，郭沫若迅速为安娜及四儿一女分别写好“留白”，他决心破釜沉舟，潜回祖国。“留白”写好后，他又进寝室，看安娜和儿女们都在安睡，郭沫若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来到庭园，毅然从后门出走。他走上大道，还不时地回望着妻儿们所熟睡的家。在友人的帮助下，郭沫若躲过日本宪警的追查，由市川到东京，经神户，登上了加拿大公司的“皇后号”邮船。船在黑夜中航行，郭沫若想起了自己离开旧居时步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的原韵，所写的一首七律：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从此，郭沫若结束了隐居日本的十年生活，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回到了上海。就在这一天早晨，他在船上写了首短诗，表达自己对祖国的忠诚：
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当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回到上海后，郭沫若立即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之中。他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上海文化界一切爱国人士，加入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滚滚洪流之中。上海八·一三事件后，他筹备创办了《救亡日报》。8月24日，《救亡日报》创刊号与读者见面了。郭沫若亲自担任社长，并为《救亡日报》题了刊头。从此，《救亡日报》便高举起抗日救亡的鲜明旗帜，成为团结和教育人民奋起抗敌的战斗阵地。他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爱国青年，组织了3个战地服务队和12个救亡演剧队，到前线和后方去做宣传和服务工作。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多次到浦东、闵行前线劳军，进行实地采访，写下了《到浦东去》、《轰炸中来去》、《前线归来》等报道和特写。1937年底，上海沦陷，《救亡日报》被迫停刊。11月27日，郭沫若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在香港街头，郭沫若遇见了一群比他早一天从上海来香港的朋友，其中有两位小姐，一位是郁风（郁达夫的侄女），一位是于立群。
于立群是郭沫若早就认识的《大公报》驻日记者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回上海不久，经人介绍认识了于立群。第一次见到于立群使郭沫若顿感惊奇，虽然她年纪只有20来岁，但在戏剧电影界已经能够自立，对一般时髦的气息，却没有丝毫沾染，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衣，一张被阳光晒得半黑的面孔，好像是一个乡下姑娘。八·一三以后，于立群投身抗战，曾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里工作，常和郭沫若见面。在上海时，于立群等人还和郭沫若一同上前线慰问过抗日将士。
郭沫若大约在香港住了一个星期，便和郁风、于立群等人一同奔向广州。郭沫若到广州的目的，主要是想把《救亡日报》在广州恢复起来，使它成为动员人民抗战的精神堡垒。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沫若写了复刊词：《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
与此同时，陈诚来电报催郭沫若去武汉。1938年，国共合作，恢复北伐时的政治部，当时政治部的部长是陈诚，副部长是周恩来和黄琪翔。政治部下设四厅：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众组织，三厅管宣传，四厅管总务。陈诚催郭沫若去武汉的目的，是想让郭负责三厅的工作。郭沫若因为不愿意和国民党反动派一起共事，起初不同意接受这一委任。后来经过周恩来的劝告，他才接受了这个工作。
1938年初，郭沫若和于立群同居，从此，郭沫若在工作上、生活上有了最得力的帮手，他感到异常的满足。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上，二人携手共艰危，甘苦两心知。
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郭沫若主持三厅的工作。三厅开展工作后，马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周”活动，安排了“歌咏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节目。在台儿庄大捷时，组织了有四五十万人参加的火炬游行，庆祝台儿庄大捷，以示坚决抗战到底！郭沫若在主持三厅工作中，一开始就通过这些有意义的群众活动，点燃了武汉人民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
在郭沫若的直接领导下，三厅还成立了“慰劳总会”、“战地文化服务处”，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增强了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坚持斗争的信心。
在辗转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郭沫若始终和党在一起，和人民在一起。党的决定，就是他的最高志愿：“党决定了，我就照办，党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为了表彰郭沫若的战斗功绩，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11月16日在重庆、延安、桂林、香港等地举办了规模宏大的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活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周恩来同志写了《我要说的话》一文，亲笔题名发表在《新华日报》第一版上。这篇文章对郭沫若几十年的战斗生活和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科学的总结。周恩来还分析了郭沫若的三大特点：一是丰富的革命精神，二是深远的研究精神，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
在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上的最大成就是戏剧。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3月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郭沫若连续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六部著名的历史剧，在中外文坛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郭沫若这时期创作的历史剧中，影响最大的是《屈原》。
《屈原》写于1941年1月，这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郭沫若是带着满腔愤怒创作这个剧本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可见，《屈原》的创作，是直接针对现实的。
剧中塑造了我国古代伟大诗人和爱国主义者屈原的光辉形象。屈原坚决反对妥协投降，主张联齐抗秦，但楚国的亲秦派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之流，勾结秦国使者张仪，打击和陷害屈原，使他的进步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剧本描写了楚王的昏庸腐朽，南后的狠毒自私，靳尚的妒贤嫉能，张仪的阴险狡诈，宋玉的卑怯无耻，都有力地衬托出屈原的伟大品格和崇高气节。屈原不骄矜、不怯懦、不懈怠、不迁就、独立不倚、凛冽难犯、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他勇于反抗侵略和暴政，热爱祖国和人民。他有远大的政治胸怀，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看透了侵略者贪婪、凶残和狡诈的本质。他置生死于度外，大声疾呼，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坚决揭穿张仪和南后等人的阴谋诡计。尽管《屈原》写的是两千年前楚国发生的悲剧，但与40年代蒋家王朝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剧中第二幕屈原对南后的痛斥，第五幕屈原在东皇太乙庙的“雷电独白”，与其说是古人的呐喊，不如说是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愤怒吼声。因而，剧本对楚国投降派的抨击，也就是对蒋介石卖国集团的鞭挞。
《屈原》上演，轰动了整个重庆，成为刺向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一把利剑，使国民党反动派胆战心惊，而人民则无不拍手称快。
这六部历史剧虽然取材于不同的历史朝代，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总主题，那就是围绕中国历史上爱国与卖国、统一与分裂、自由与专制、光明与黑暗的尖锐斗争，再现了那些为正义事业献身的志士仁人的光辉形象，热情歌颂他们的高尚品质和献身精神；而对专横独裁、卖国求荣的历史丑类，则给以无情的揭露。同时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总结了历史斗争经验，借古鉴今，古为今用，密切地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郭沫若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是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犀利武器。周恩来同志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上的成功，不仅使重庆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爱国人士为之高兴，也使延安党中央的同志们十分高兴。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写给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这是对郭沫若的极大鼓舞和支持。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坚持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1946年5月，郭沫若根据党的指示，离开重庆到上海。他不顾个人安危，团结一切革命、爱国的文化人同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进行坚决的斗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郭沫若满腔怒火，写了许多诗歌、杂文、散文、政论、随笔、书信、序跋等。这些作品，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多样，风格汪洋恣肆，如滚滚奔涌的大海狂涛，显示出冲决一切陈腐势力的强大力量。郭沫若以笔作刀枪，为人民的最后解放而呐喊，而战斗！在中国人民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中，他成为我国文化战线上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一直担负着国家事务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第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副主席等职。
郭沫若在国务和外事活动中，充分显示了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杰出才能。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一直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身任数十职，总是尽职尽责地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在国际交往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支持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他多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不辞劳苦，为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30年来，郭沫若一直担负着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工作，他为推动和组织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我国许多科学家的良师和益友。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经常深入科研和生产的第一线，鼓励广大科学工作者走同工农相结合的又红又专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郭沫若一直是我国文学艺术界的领导人，他一直坚持贯彻党的文艺路线，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紧紧地团结大批党内外的作家，率领他们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使我国的文艺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出繁荣发展的局面。
尽管郭沫若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从不放弃创作和学术研究。从50年代初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他出版的诗集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潮汐集》以及作为建国10周年的选集《骆驼集》。这些诗集除《潮汐集》中的“汐集”是收录解放前的作品之外，其余都是建国17年的新作。在历史剧的创作方面，他也取得了新的成就，其成果就是两部大型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这两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总倾向：就是探索如何运用历史题材为新的现实服务。他还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工作，写下了《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李白与杜甫》等科学论著，在文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上，勤于探索，勇于创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隐瞒自己的缺点错误。他像鲁迅一样，严于解剖自己，不断进行自我批评，永远前进。如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郭沫若反复研究，几次改变自己的观点。他的勇于探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学术问题上，郭沫若总是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学风。对于不同的意见，他从不以势压人，乱戴帽子，而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他在历史学研究、甲骨文考证中和吴晗、翦伯赞、周谷城、杜国痒等知名学者都曾有过面红耳赤的争论。在争论中，他既善于听取对方的意见，又勇于坚持个人的见解。他常常通过争论，吸取别人合理的见解，来修正自己的看法。
郭沫若的晚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对于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内心深处是捉摸不透的。但他不得不强颜欢笑，慷慨激昂地发言：要投身到当前的斗争中去，要加紧改造自己。在有些场合，郭沫若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在关键时刻他终于顶住了狂风恶浪的袭击，坚持正义，捍卫了真理。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三个孩子郭世英被北京农大的一帮歹徒非法绑架关押。于立群知道当天晚上郭沫若要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便再三叮嘱郭沫若，跟周总理提一提郭世英被绑架的事，请求总理营救无辜的孩子。
晚上，郭沫若就坐在周总理的身旁。周总理脸上的每一条皱纹、每一块寿斑，郭沫若都看得清清楚楚。他非常清楚，这两年多来，周总理一直处于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围攻之中，周总理每天承担着繁重的国家事务。郭沫若不愿再以自己的私事去分扰周总理的精力，去劳累周总理，因此，他没有向周总理提起郭世英的事。深夜回到家中，当于立群得知他根本没有向总理提过一句关于世英的事时，她将悲愤化作埋怨和责怪，冲着郭沫若来了。郭沫若沉默了半晌后，才颤抖地说：“我也是为中国好啊……”这是多么诚挚的语言！
第四天早晨打听到世英关押的场所，才得知郭世英已经遍体伤痕，含冤死去了。郭沫若一家人的悲痛情景可想而知。在这件事情上，充分表现了郭沫若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崇高的思想品格。
1974年1月25日北京举行了一次万人大会。会上郭沫若几次三番地被点名批判，诬陷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和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模一样。会后，江青又伙同张春桥闯到郭沫若的家，威逼他写批判吕不韦的文章，实际上是胁迫他攻击周总理。江青、张春桥之流要郭沫若承认抗战期间写的剧作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郭沫若极为愤怒，当场驳斥道：“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驳得他们哑口无言。由于郭沫若坚持正确的立场，江青之流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郭沫若住院时，江青等人也来搞小恩小惠，意图是拉拢郭沫若，让郭沫若写影射周总理的文章。郭沫若看清了他们一打一拉的手腕，洞察了他们的阴谋，他一不检查，二不写文章，连短短的旧体诗词也不写。他完全沉默了。他用沉默来表示对“四人帮”一伙的抗争。
1974年秋天，安娜知道了郭沫若身体不好住院多时，特地带了女儿淑瑀赶来看望他。多年不见，此中原委两心知。最后，安娜和女儿按照日本的方式，双手放在膝盖上向他行了告别礼，郭沫若躺在病榻上无法还礼，只能用深情的目光把她们送到门外，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喜讯传到北京医院，胜利的欢欣把郭沫若脸上的愁容一扫而光，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悲愤，一下子化作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倾吐了心底的声音，写下了《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在首都人民粉碎“四人帮”大会上，郭沫若不顾医生的劝阻，竟然登上天安门城楼，足足站了两个小时，精神分外昂扬。他渴望自己在有限的晚年，能替党多做些工作。
新长征开始了。郭沫若虽然身体虚弱、重病缠身，但他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78年岁首，人们从电视荧屏上看到了郭沫若书写的春联：
四害必须肃清飞雪迎春到
三年肯定大治心潮逐浪高
3月中旬，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在人民大会堂里，人们发现了郭沫若坐着轮椅被推上了主席台，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病情的发展不允许郭沫若参加大会的闭幕式了，但他还是作了长篇书面发言。在这篇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发言中，郭沫若热烈地欢呼科学春天的到来，殷切期望广大科学工作者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这位生命即将燃尽的老科学家的热情澎湃的发言，使在场的人个个热泪盈眶，会场上响起了春雷般的掌声。
5月下旬，听说正在召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作为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又迫切希望赴会与新老文艺战士促膝谈心。于立群和医生不同意他去开会，他只好将自己的肺腑之言以书面形式递交大会。
6月11日下午，郭沫若肺炎大面积复发，病情急趋直下。他感到时间的紧迫，便用尽全力嘱咐于立群：“要相信党。要相信真正的党。要相信……党中央。”
1978年6月12日16时5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走完了辉煌而曲折的人生路途，终年86岁。
6月18日，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下午，郭沫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以及首都群众近两千人参加了追悼会。大会由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
遵照郭沫若的遗愿，6月20日早晨，一架飞机载着他的骨灰，飞到山西昔阳大寨的上空，盘旋三周，将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
郭沫若和祖国大地合而为一，他的精神和风范永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