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热号”缓缓驶离码头，在四层楼的一块天台上，一个瘦小的20岁出头的青年，眼含热泪回望着码头。码头上并没有他的亲人，然而他却仿佛看见大哥、三哥，还有继母、嫂嫂……等都在拼命向他挥手，他嘴里喃喃着：
“再见吧，我的亲人们！”
“再见吧，我的祖国！”
他庆幸能离开这片满是不幸、满是罪恶的国土，去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法国巴黎，他又真诚地眷恋着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
“昂热号”驶出吴淞口，黄浦江已经看不见了，他把目光投向前方，高远开阔的蓝天，茫无际涯、波浪滚滚的大海，顿时让他心胸开阔了许多。带着咸味儿的海风，让他切切实实地感觉到离亲人越来越远了，大哥，你什么时候能走出家的阴影，三哥，你学习不要太累……
“尧棠，你怎么行李也不收拾，就跑这儿来了？”高个子，有着一张胖胖的圆脸的卫惠林离着老远就喊。
尧棠回过头来，笑笑：“你收拾好了。”
卫惠林走过来，和尧棠并排站着，“哈，这里是不错”。又问：“尧棠，决定了吗，到巴黎学什么？”
“哥哥希望我学工，回来当工程师；我自己打算研究经济学。”尧棠说着，自己又摇了摇头，“可是，你看，北伐中的革命军已逼近上海，全国革命浪潮在一天天高涨，孙传芳血腥统治的白色恐怖也越来越猖狂，真想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啊！”
两个好朋友在这里亲切地聊着，对面头等舱、二等舱的西洋绅士和贵妇们来来往往，都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尧棠和惠林摇摇头准备回舱，忽然看见一个白人扔出一枚铜子，五个黑人孩子滚成一团，拼命争夺。卫惠林驻足叹息着说：“这也是人的生活！”尧棠又想起沈茹秋、柳絮们谈起的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他恨不得大呼一声：“弱小国家的人们，奋起反抗吧！”
回到他们的三等舱，尧棠的床在卫惠林的对面，这里空气不够流通，十分闷热。但尧棠觉得有点头晕，就躺在了床上。
第三天早晨船到达香港，要在这里停留8个小时。人们都上岸去观光，尧棠和惠林也上得岸来，这里阳光明媚，街道清洁，房屋整齐。但这里是九龙，对岸才是香港，本想乘船去香港，天却下起雨来，只好在九龙的茶馆里把时间打发掉。船到西贡，尧棠和惠林，还有他们同舱的姓彭的四川同乡一起上岸，观看这热带的风景，阳光明亮，鲜花盛开，瓜果满地，街道十分宽广。但在法国统治下的越南人生活是很苦的，人要纳税，房子要纳税，连生小孩也要纳税，却鼓励吸鸦片烟，在这里鸦片是可以公开卖的，甚至设立公烟局。尧棠他们遇到了一个中国人，他热情地为他们带路，说自己是广东人，在这里受尽了侮辱，见到尧棠他们就像见到亲人一样，陪着他们到处去玩。
船离开西贡，尧棠躺在自己从西贡买来的帆布椅上，听着海轮旁小木船上传来的凄凄切切的越南乐曲。一会儿又听见茶房责备两个波斯教士的声音，两个波斯教士原准备在西贡上岸，法国警察盘问之后，不许他们上去。听着茶房的责备，他们一声不吭。在船上，他们也过着苦行者的生活，在甲板上他们一直站着，风浪大时，则抱着一块木头睡在地上，天气再热，他们身上那套厚西装也不脱掉。尧棠觉得他们既令人可怜，又让人厌恶。
在船上，尧棠的生活并不寂寞，船到新加坡后，他们舱里来了位性情爽直的邓君，船上的其他留学生也常来他们的船舱聊天，经常有八九个人在船舱里，或者在甲板上热烈地谈论着各种问题。大海的雄浑壮观，也深深地吸引着尧棠，海上的日出、日落，夜空中的明月、星辉，美与光的凝聚，艺术与真理的会晤。他深深感谢大自然的恩赐，为大哥和三哥详细地记录了旅行的所见、所闻、所感。（在大哥死后，才整理出版，题名《海行杂记》。）他这样描写海上的明月：
……一轮红黄色大圆镜似的满月从海上升了起来。这时并没有万丈光芒来护持它。它只是一面明亮的宝镜，而且并没有夺目的光辉。但是青天的一角却被它染成了杏红的颜色。看！天公画出了一幅何等优美的图画……
这面大圆镜愈往上升便愈缩小，红色也愈淡，不久它到了半天，就成了一轮皓月。这时上面有无际的青天，下面有无涯的碧海。我们这小小的孤舟真可以比作沧海的一粟。不消说，悬挂在天空的月轮月月依然，年年如此。而我们这些旅客，在这海上却只是暂时的过客罢了。
与晚风、明月为友，这种趣味是不能用文字描写的。
在甲板上读书，在闷热的房舱里写作，或者从英文本或世界语本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然而这种种活动，也不能排遣他时时感到的寂寞。他思念亲人，特别是两个哥哥，不停地给他们写信，诉说自己的思念之情，诉说心中的苦闷。他也不停地给朋友们写信，在锡兰，看了科伦坡大佛后，他这样跟朋友诉说：“……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得多么好，但是究竟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我要做一个社会活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社会，使将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一切……”
经过苏伊士运河，船来到塞得港，这里是非洲了，虽然需乘小船上岸，尧棠还是踏上了非洲的土地。海滨的一座铜像吸引了尧棠的目光，它左手拿着运河图，右手指着江海，眼睛望着地中海，一副很自信、很有抱负的表情，底座上的几个字是：“我开凿了这个地方。”这便是发起并主持苏伊士运河修建的法国人勒塞卜斯。回到船上，尧棠自豪地说：“我到过非洲了。”
初入地中海，风大浪急，过了两天则风平浪静了。船经过意大利，两岸风景秀美。然后，在一个阴冷的早晨，尧棠踏上了法国的土地——马赛码头，算一算航程，整整35天。在马赛吃了顿午饭，他们又搭火车，于第二天早晨到达旅行的终点——巴黎里昂车站。
在里昂车站，卫惠林的朋友吴克刚来接他们了。他们被安排在巴黎一幢给各国贫苦学生住宿的大楼里。尧棠住在三楼的一间灰色的房子里，对面是一幢高楼，屋里阴暗、湿冷。第二天，又下起了雪，尧棠因病在这里躺了几天。后来，就搬到拉丁区的另一家旧式旅馆，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对面是一所古老的大楼，既遮住了阳光，也挡住了视线，从窗户望出去只能看到下面一条冷僻的小街，街角有一家很小的咖啡馆。
这是专门让单身穷人住的旅馆，屋里有煤气灶，准备些固体酱油，买点洋山芋、洋葱或其他蔬菜，配着几片面包，三餐就解决了。当时从中国去的留学生大都过着这样的生活。由于中途插班困难，尧棠便先在法国文化协会主办的夜校补习法文。白天，卫惠林在图书馆自学，尧棠则多半在家读书，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更多的则是卢梭、雨果、左拉、罗曼·罗兰这些法国伟大作家的作品。晚上到夜校去学习，晚上11点以后，从夜校出来，走在小雨打湿了的清静的街上，望着巴黎的燃烧一般的杏红色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高耸在天空中的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回到旅馆，在煤气灶上煮好茶喝着，圣母院的钟声响了，一声一声，悲哀而沉重。
白天，他也常到附近的卢森堡公园散步，公园里草还没有发芽，树也没有吐绿，荒凉寂寥。但尧棠觉得这里起码有新鲜的空气，比他那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旅馆房间好多了，在公园里踱着步，陷人深思中。但常常有法国孩子指指点点地喊着“中国人，中国人”来提醒尧棠是身在异国。走出公园，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们，陌生的语言，更让他感觉孤寂。
在这忧郁、寂寞的环境中，尧棠想念祖国，想念两个哥哥，想念国内的朋友，更担忧祖国正在进行的革命，时时听见从祖国传来的战斗的呐喊。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斗争和希望，都让他不能平静下来。他给大哥写信：
……我永远是冷冷清清，永远是孤独，这热闹的繁华世界好像与我没有丝毫关系……大哥！我永远这样地叫你。然而这声音能渡过大的洋、高的山而传到你的耳里么？窗外永远只有那一线的天，房间也永远只是那样大，人生便是这样寂寞的么？没有你在，纵有千万的人，对于我也是寂寞……
这也不能使他安静下来，便在练习本上发泄自己的感情。他并不想当作家，只是把见过、听过、经历过的一些场面或心理描写出来，他写汽车轧死人，写土匪杀死农民，写房东夫妇的打架，写失恋的故事……有的写了当即涂掉，有的则留下来，但最初都是些不连贯的东西，后来才用一个“杜大心”把它们贯串起来，成为《灭亡》前四章的内容。
到了星期天，尧棠的生活暂时地热闹一下，他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卫惠林、吴克刚、李卓吾、冯紫岗，以及其他一些学生、工人，甚至还有在法国流亡的外国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语言，但都是流落他乡的人。他们互相安慰，互相交流信息。尧棠在这些聚会上，体会到友谊，也了解了许多社会上的事情，增长了不少知识。给尧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波兰姑娘亚丽安娜，她是吴克刚的朋友，有着金色的头发和美丽的眼睛。了解了她的身世后，尧棠更敬佩她了。
她是波兰的革命党人，两年前，受到当时的波兰政府通缉。一天亚丽安娜住在华沙附近的一个村落里，深夜，寂静的街上响起了狗吠声，几个宪兵来逮捕她了，幸亏她的朋友提前通知了她，才幸免入狱。她的一个姐姐却没有她幸运，因参加革命运动被判处监禁15年，后来死在了监狱里。亚丽安娜说她也在许多国家流浪过，如果法国也不能待，她就没有地方可去了。
到了晚上，房间里只剩下尧棠、卫惠林、吴克刚，他们都信奉无政府主义，但也不时有小分歧，于是便争论起来。他们都对当时国内无政府主义者不从实际出发，也不做实际工作，只空谈原则理论，感到不满意。但关于无政府主义者怎么对待中国当时的革命却有不同的见解。
吴克刚认为：中国当时的国民革命，虽然有许多缺点，许多罪恶，但这也是一次革命，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不应该袖手旁观。
卫惠林认为：不应当介入到国民党的革命中去，而应该把革命的色彩，更浓厚化起来，更猛烈化起来，既要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也要制止国内资本主义，要开辟一条人类完全解放的活路。
尧棠认为：当时中国的革命，已不单是国民党的事情，而是整个民众的运动了。根据当时的情况看，中国要立刻实行无政府主义是不可能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为革命家应该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潮流中去。
他们的争论直到凌晨一点钟法国邻居来抗议才结束，之后，他们分别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文章《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三篇文章被印成了一本小册子。
在巴黎先贤祠有一座卢梭的铜像，这个日内瓦公民，被托尔斯泰称做“18世纪全世界的良心”，曾经填补了平民思想历史上长期的空白。尧棠读过《忏悔录》，深为平民知识分子卢梭的伟大人格而倾倒。卢梭自信而又自重，厌恶巴黎的繁华和高贵的等级，鄙视上流社会的特权，无视专制主义的淫威，拒绝国王的接见和赐予，全心全意地卫护着人的尊严。他生活贫困而知识广博，物质享受微薄而精神世界丰富，他追求真实，不惜袒露和忏悔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尧棠从夜校回来路过先贤祠，总要走近那位拿着书本和草帽的巨人形象，站在他膝下，如同面对最尊敬的师长，向他倾诉自己的寂寞和悲哀。然后在练习簿上倾吐苦闷，表示希望，呈现一颗赤裸裸的心，这便是《灭亡》的第五章和第十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国民党宣布清党，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大批共产党人和群众遭到捕杀。远在法国的尧棠从朋友的来信中得到这一消息，他苦恼、愤怒，甚至绝望。一个个夜晚，他立在卢梭像前，向他喃喃诉说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巨变，使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化，有的投靠国民党，有的成了共产党人。尧棠感觉更加孤独了。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尧棠，一直追求称颂的是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者为革命而勇于牺牲的殉道精神。他从现代世界史料中收集了大量的各国殉道者的悲壮事迹。最让他感动的是1886年5月美国芝加哥工人领袖的事迹。芝加哥工人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罢工，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有一个警察被炸死了。芝加哥法庭接受300个资本家10万元贿赂，逮捕了八个工人运动领袖，说这些人的演说和著作中的语言，造成了这起爆炸事件，用作证据的是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小册子、传单、报刊等，八个人中有七个被判了死刑，还有一个判了15年监禁。这些人被判刑后留下了不朽遗言：
“州政府无法证明我和炸弹案有关，却判我有罪，这就断定你们在谋害，我现在控告检查长和警察长是凶恶的谋杀犯！”
“现在的社会制度不是在天天杀人吗……这样的社会，不就是人吃人的社会吗？”
“我向你们宣告：对你们，我赞成使用武力。”
“我这才知道美国的‘自由票箱’是一种美丽的神话，只要工人在经济上仍为奴隶，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自由的。”
“随着你们对我们的判决，将是美国和全世界人民对你们的判决，这个最大的判决，必将揭出你们的不公，替我们伸冤！”尧棠感叹：“以这种至仁至勇的态度而就死刑的，古今未曾有几人！”
面对国内的形势，尧棠虽不是共产党人，但他却痛恨举起屠刀的国民党，为许许多多优秀的革命青年惨遭杀害而痛心。共产党人李大钊勇敢地走上绞架，慷慨申辩，让尧棠真诚地钦佩，他写下了《李大钊确是个殉道者》，还写了《理想是杀不死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等文章，发表在美国旧金山《平等》杂志上。
不久，又有一件让尧棠气愤的事发生。一天他正要去吴克刚那儿，看见了亚丽安娜。这位金发女郎一脸的忧郁和悲哀，拿出一封信让尧棠交给吴克刚，便匆匆离去了。吴克刚看了信脸色苍白，声音颤抖地说：“她被驱逐了。”
“那她没有地方可去了。”尧棠马上想起亚丽安娜从前说过的话，“我怎么办呢？”他的眼前浮现出那张美丽的脸庞，匆匆离去时的苦笑，不禁深深地为她担忧起来。
“她在信中说，只好冒险回华沙去。”吴克刚似在呢喃地说着。
这样大的世界，居然会没有一个善良女郎的立足之地！回华沙去，说不定她一回去就会被逮捕，即使不被逮捕，她的亲人已经先后牺牲，回去她将多么寂寞。亚丽安娜的信中还说，他们一共五六个人被驱逐出境，那几个都被迫当天就离开巴黎了，只有她被允许在巴黎逗留三天。她急于和各方面联系，没有时间长谈了，只希望得到一件纪念品。
在尧棠住的那条街上的一家咖啡厅门口，贴着《死囚牢中的六年》的大幅广告，还印着讲演会、救援会、抗议会的开会日期。尧棠每次走到这里都要驻足观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这是这些日子激动全世界人心的案子——意大利工人樊塞蒂和萨珂的案件。
这天，尧棠告别吴克刚出来，想着亚丽安娜从前的话：“你知道什么叫‘亡命’吗？就是不许你住在那个你知道得更真切的地方，不许你跟你所爱的人共同工作，就是永久的漂泊。”他觉得这世界尽是令人悲哀的事，令人绝望的事。他走进一家书店，在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樊塞蒂的自传《我的生活的故事》，书中的几句话让尧棠十分激动：
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尧棠立刻买了这本书回到旅馆，很快读完了那本书，他写道：“我不再是失了向导的盲人了。我不再徘徊了。我已经找到了向导，那个德丹监狱里的囚徒，意大利的鱼贩子在我眼前变成了比‘日内瓦公民’还要伟大的巨人。”
樊塞蒂19世纪末出生于意大利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爱读书，爱思考问题。他13岁开始出外做工，母亲去世后，就来到美国谋生，正赶上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在纽约他没有找到他的住宅、他的面包，去乡镇仍是没有。最后他去制砖厂、石矿厂当小工，繁重的劳动之余，他仍坚持读克鲁泡特金、高尔基的作品，他也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志尼的《人权论》，这些书让他在贫困的生活中看到了希望。他要求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去爱别人，去同情别人。他的理想，使他结交了许多真诚的朋友，他向他的朋友们谈他的信仰，谈阶级意识，他也在工人集会上演讲，于是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了。生活逼他做了一个比较自由的鱼贩子。1920年5月，当他正准备召集群众大会抗议他的一个同志在警察署被害事件时，他被逮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他的同志萨珂。
波士顿法庭把制鞋工厂谋杀案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判了他们死刑，但法庭拿不出证据，只说他俩有犯罪意识。在监狱他们被关了六年，上诉八次都被驳回。终于，他们被宣告于7月10日在电椅上烧死。全世界都震动了，报纸上每天用不同的篇幅刊载关于他们的事情、他们写的书信和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的请求重审或减刑的申请书。工人们到处开会发出抗议的吼声，还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此时，一个杀了银行会计的凶手马结诺司在法庭上承认了1920年制鞋厂的谋杀罪，可是波士顿法庭置一切于不顾，仍坚持自己的看法。
愤怒的尧棠“坐在那间清静的小屋子里，把痛苦、寂寞、挣扎、希望……全写在信纸上，好像对着一个亲人诉苦一样”，给死囚犯樊塞蒂写了一封信。信寄出以后，他也参加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斗争，各地的抗议不断高涨，但美国“民主”政府态度始终非常强硬，7月10日越来越近了。
一个阴雨蒙蒙的早晨，樊塞蒂的回信来了，波士顿救援委员会从监狱转来，随信寄来的还有樊塞蒂的自传。尧棠怀着激动的心情展开信，信纸一共四大张，还是两面写的。樊塞蒂在信中用恳切的话语来安慰、勉励尧棠，他写到“不要灰心，要高兴”。然后他用理智而又热情的话语谈人类的进化和将来的趋势，谈但丁，谈莎士比亚，谈巴尔扎克，也谈起许多别的人。他说他要让这位年轻的中国朋友明白这些，以增加勇气来应付生活的斗争。他说：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
这是死囚犯在监狱里写的信！尧棠深深地为之感动，一个人面对死亡，还能这样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异国青年，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哪！他反复地读着信，激动不已，又摊开信纸，给那位让他尊敬、钦佩，令他感动、难忘的先生写信。他把他读信后的感想，今后的打算都告诉了这位先生。他说自己有了生活的勇气了，再也不怕有一天会灭亡。信写完了，他要做点什么，对，他要让更多的中国青年了解这位先生，便伏案翻译樊塞蒂的自传。
在他兴奋得难以平静时，他又在练习本上写下了一些东西：
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们来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这便是出身上层社会的尧棠的心声。这些东西就是《立誓献身一瞬间》——《灭亡》的第十一章。
尧棠的身体又不舒服了，去医院检查，是旧病复发，医生劝他去乡下休养。一位朋友介绍他去离巴黎约100公里的一座小城沙多——吉里。小城坐落在沙伦河畔，是一座安静、纯朴、可爱的城市。尧棠住在以17世纪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命名的一所中学里。学校前面有一个院子，后面有一大块空地，生长着许多苦栗树，篱笆外面有一条小路通到河边。尧棠喜欢这座小城。
在来这里的前一天，人们都在庆祝一个好消息：由于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抗议，美国麻省省长不得不把樊塞蒂、萨珂的刑期推迟一个月。而且麻省省长还聘请了哈佛大学校长，麻省工艺专门学校校长和一个退职的老法官，组成了一个顾问委员会，这让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
这个消息，也让尧棠感到安慰。他住在拉封丹中学的一个大房间里，边养病边补习法文。这里还有比尧棠来得早的安徽人詹剑峰，学哲学，住在尧棠的隔壁，尧棠经常可以听到他朗读《剑南诗稿》。还有一位也是来养病的，山西人岳煐，是巴黎灯罩厂的设计师。在这里他还认识了北方同学巴恩波，安徽同学桂丹华，但他俩很快就离开了沙城。
来到沙城不久，尧棠收到樊塞蒂的第二封信，信的开头就是“青年是人类的希望”，接着很乐观地谈到未来的变革和人类的前途。信是7月23日写的。
新的刑期8月10日又到了，那个晚上，尧棠焦急地等待着从波士顿来的消息。但是小城没有晚报，尧棠又没有什么熟人，没有办法打听消息，只好坐在书桌前翻阅旧报纸。他看到前些天法国救援会的两封电报，一封是给萨珂的：“刚刚读了你给你小女儿的告别信，它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动了。人读了这封信以后还能够杀你吗？我们爱你，我们怀着希望。”还有一封是给樊塞蒂的：“我们很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们的一边，我们不相信美国社会立在反对的地位，你们要活着。你妹妹今晚上船，她应该来得及跟你拥抱，并且替我们吻你。”
他还读到一个美国小说家到监狱采访樊塞蒂后写下的文章：“樊塞蒂坐在一张凳子上，身体粗大。但精神很平静。他有浓密的胡须，微笑时却不抖动嘴唇。”“樊塞蒂说，他拒绝一切宽恕减刑等等的请求。他本来就是无罪的，为什么要求宽恕减刑呢？他说话时很安静，声音一点也不发抖。”
读着这些读过不止一遍的报道，尧棠感觉心像放在火上煎熬一样，无法安静下来，又在练习本上写下一些自己也认不清的话：“革命什么时候才会到来……我实在不能够再忍耐了。”“如果杀能够建立起崇高的理想，带来人类的幸福，那么为什么人类至今还会被囚在一个圈子里互相吞噬，互相残杀呢。”这些话后来被整理成《灭亡》第十三章“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来”的问题，第二十章“爱与憎”的争论等片段。
8月11日下午，从当天的巴黎日报上，尧棠知道，昨夜临刑前26分钟，麻省省长再次将死刑的期限推迟了12天。巴黎的报纸把这个事件当做头条新闻，而且用整版的篇幅报导有关他们的消息和文章。《人道报》发表了有关此案件的大幅漫画。其他各家报纸也纷纷报道有关这方面的读者来信，专家言论及各界人士的愤怒抗议，要求立刻释放两名无罪的工人。美国《民族》周报则讥讽地说：“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挂起美国国旗，就得找人保护。”在世界各大城市的美国使馆或者美国领事馆，则几乎天天受到示威群众的包围。
读着这些报道，尧棠不那么痛苦、那么紧张了，他觉得美国政府不会继续谋害他们了，他也相信哈佛校长会尽力保护那两位代表“20世纪良心”的意大利工人。
1927年8月22日，又是死刑期，尧棠想美国政府可能会用缓刑或减刑的办法来缓和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愤怒，然而，事实完全不是那样。由于时差，23日的巴黎日报没来得及刊登案件的消息，23日中午巴黎的各家报纸都发了号外。尧棠是24日下午在《每日新闻》上看到那则令人震惊的可怕消息的：
罪恶完成了！两个无罪的人为增加美国官僚的光荣而牺牲了！
一个朋友从巴黎给尧棠寄来明信片：
两个无罪的人已经死了！现在所等的是那有罪的人的死！我告诉你，不会久候的！
合法的谋杀终于成功了，尧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坐卧不宁。学校还在暑假里，静悄悄的。他想呼喊，他想控诉，他想倾吐，于是伏案写了一天信，寄到各处去，提出对那个“金圆国家”的控诉。但是他还无法平静，于是把当时的心情写在练习本上，那就是《灭亡》中《杀头的盛典》、《两个世界》、《决心》三章和一些没有收进小说的片断。
报纸上仍每天大量刊登有关樊塞蒂和萨珂的消息，尧棠每天都关注着这些报纸。一天，尧棠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他们临刑时的情形。深夜，1点11分，萨珂被带进刑场，他身体异常衰弱，但两眼放光，坚定地走到电椅上坐下，他用意大利语高喊：“革命万岁！”然后用英语说：“别了，我的妻子，我的小孩。别了，我所有的朋友。别了，妈妈。”电流即开始通过他的身体，几分钟后萨珂死了。樊塞蒂随后被带了进来，他异常平静，神态安详地向电椅走去。他握了握狱吏的手说：“谢谢你，为我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向旁观者说：“诸君，我愿意告诉你们，我是无罪的。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什么罪都不曾犯过。”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愿意宽恕那些对我不好的人”。
尧棠称樊塞蒂为“我的先生”，他为他们的死而悲哀，也因他们临刑的从容而钦佩他们，但他不同意樊塞蒂的“大量”。在译完《我的生活的故事》后，在代序里，他这样说：
我的先生啊，原谅我。至少对那些吃同类，杀同类，压迫同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我是不能宽恕的。
在沙多——吉里，为樊塞蒂、萨珂的案子，尧棠痛苦、愤怒，但小城朴实、善良的人民给了他许多安慰。在巴黎，作为中国人时常会遭受白眼，但这里的许多人都把他们当做远方来的客人，在沙城尧棠住了一年零两个月，那是一段愉快而安静的日子。
早晨，天刚亮，尧棠便和詹剑峰、岳煐先后走到学校后院空地上，散步聊天。吃过早饭，他们走出校门，或者在古堡脚下谈论问题，或者走上古堡远望，也有时去街上看异国风情，或沿着河岸，走到田畔小路。回来后，便各自回房间，看书或做其他事情。晚上，他们再到河畔散步闲谈，很晚才回到各自的房间。
学校里除了他们三位中国人，就只有管门的古然夫人和花匠，总学监隔七八天才来学校看看，学校里是那么清静。古然夫人花白的头发，满是皱纹的瘦脸，永远带着微笑，她总是称尧棠为“麦歇李”（法语李先生），但声音却是慈母般的亲切。她每天在门房里为尧棠他们准备三餐，晚上，她会像母亲等待儿子一样，在门房里等待散步归来的三位中国青年，然后向他们道一声“晚安”。她的丈夫经常腰系围裙在校园里劳动，也是一样的纯朴亲切。
这座小城的一家花店和一家书店也给尧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花店在桥头，尧棠和詹剑峰过一段时间便去买束花。花店里有一位金发苹果脸的卖花少女，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曼丽。每次尧棠他们路过花店门口或在街上遇见她，她总是含笑轻轻地问候一声“先生，日安”，或者“先生，晚安”。书店名字叫格南，尧棠经常在里面买书。后来誊清《灭亡》时，尧棠便是在这里买了10本硬面练习簿，用了5本，剩下的尧棠一直留在身边，纪念法国小城那段难忘的日子。
当时，国际上美国刽子手残杀无辜，国内蒋介石大开杀戒，屠杀青年，尧棠却在这美丽的小城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为此他心里不安。为了避免良心痛苦，他教自己的心钻进讲道德的学说里面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在中国大开杀戒的时候，我埋头翻译讲道德的书。”这讲道德的书是指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这部书理论深奥，前面讲自然和原始人的章节，尧棠还勉强能懂，后面的则大多不懂了，为此尧棠读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斯宾诺莎、康德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也读《新旧约圣经》，但仍是不懂，便按照英文文法一个字一个字硬搬。这样的工作使尧棠脑筋麻木了，文笔也越来越欧化。他很少读文学作品了，《灭亡》的创作则完全停止了。
直到把《伦理学》的前半部译完，尧棠才又开始读托尔斯泰，读莎士比亚，读惠特曼。1928年夏天，尧棠又接到一封大哥的来信，大哥的信充满了亲情，让尧棠感动。但大哥在信里仍不断谈起，让他和三哥好好学习，将来回成都去维持那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家。尧棠实在难以理解大哥，大哥自己也不满意那个家，那种生活，可偏偏肯为它吃苦，还要劝弟弟们也去为它付出。尧棠劝不醒大哥，但他要让大哥知道，他永远不会走大哥的路，他会给自己选择一条全新的路。他爱他的大哥，不忍心让自己的选择伤害大哥，怎样才能让大哥理解自己呢？尧棠被这个问题折磨得很痛苦，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把一年多来他断断续续在练习本上写下的那些文字，拿出来看了两三遍，决定把过去写的许多场面、心理描写和一些片断贯串起来，整理成一本小说，给大哥看，让他更深地了解自己。正如《灭亡·自序》中所说：
我为他写这本书。我愿意跪在他面前，把书献给他。如果他读完以后能够抚着我的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吧，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的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我就十分满足了。
从此，尧棠开始认真地写小说了。每天早晨，他一个人来到学校后面的树林子里，踏着松软的泥土，嗅着空气里的麦子香，听着树林间小鸟的鸣唱。他的头脑却进入了小说世界，杜大心、李静淑、李冷等小说人物都在他眼前活动起来，小说的细节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然后再一遍遍在头脑里修改这些细节。晚上，散步回来，他便把这些都写在本子上。花了半个月的功夫，《李冷和他的妹妹》、《生日的庆祝》、《杜大心和李静淑》等小说的其他章节都完成了。他开始整理和抄写它们，又加进去《八日》和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
这部小说尧棠写的时候，并没想公开发表，他只是想借此让他的大哥更深地了解他，因此在小说里毫不隐瞒地暴露了自己的全部矛盾。当时的尧棠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有着强烈的憎恨，有着热烈的追求的渴望，但他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不知道该怎样去追求，思想上充满了矛盾：爱与憎的矛盾，思想与行为的矛盾，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他无力解决这些矛盾。“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横贯全书的悲哀是我自己的悲哀”。这是尧棠的自白。因此《灭亡》是一部诚实的作品，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尧棠为小说定名《灭亡》，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控诉、攻击和诅咒，一方面歌颂，歌颂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殉道精神。在署名时，恰好尧棠听说和他一起在沙城生活了一段的巴恩波投水自杀了，因而就采用了他的姓。“金”是詹剑峰替他想出来的，因为他刚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久，书还在桌上放着。这样他在《灭亡》上署的笔名就是“巴金”，巴金这个名字便开始运用了。
小说写完了，巴金把它送给喜欢读诗的詹剑峰看。詹剑峰很快读完，热情地称赞他，也真诚地指出一些文字上的缺点。这时，巴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要把《灭亡》自费印成书，给大哥看，给三哥看，也给许多朋友看，他要印二三百本。这样他就把小说稿寄给了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索非，并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
《灭亡》寄走后，巴金暂时停止了写作，每天学法文，读小说，和朋友詹剑峰、岳煐谈文学，享受小城的美丽和清静。岳煐在法国待的时间比较长，看了不少法国的戏，经常谈起这些戏的内容。一天，他绘声绘色地讲起根据左拉同名小说改编的戏《酒馆》，打动了巴金的心。巴金以前也读过左拉的作品，这时又提起了兴趣，第二天就去格南书店买回了《酒馆》，读完了，又接着读《萌芽》和《工作》（左拉描写《酒馆》主人公柔尔瓦丝两个私生子的小说）。巴金自己沉浸在左拉创造的世界里，也不断地向朋友们讲述着。读过《灭亡》原稿的詹剑峰，见巴金如此热衷左拉的系列小说，便笑着问：“你是不是也想写连续性的小说？”
这句话启发了巴金，他想，《灭亡》的主人公虽然死了，但理想还存在，当然会有人站起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这续集该叫《新生》，人物嘛，应该有还活着的李冷、李静淑，当然还应该有别的人。
带着这样的想法，巴金告别了沙城，告别了慈母般的古然夫人，回到巴黎住了一个时期。这段时期他又读了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这套书的许多本，小说都在讲两家子女的故事。边读，巴金边在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不成篇的片段。并且他又扩大了他的写作计划，准备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并决定《春梦》写杜大心父母的故事，《一生》写李静淑的父母。他开始在练习本上写《春梦》的一些片段。
不久，巴金决定回国了。巴金的大哥是卖掉田地资助他出国的，现在再也不能在经济上支持他了，巴金决定回上海找工作。10月18日早晨，他到了马塞，准备乘船回国。由于海员罢工，巴金在马塞停留了12天，他住在一家旅馆里，这是一家风景优美的美景旅馆。来法国时，他匆匆路过马塞，马塞给他留下了整洁、宽敞的印象。住下来，他便发现了马塞的阴暗面，印象最深的是小偷和娼妓。一到晚上他们便开始活动了，在昏暗的灯光下走着的人们，连头上戴着的帽子也会被小偷抢走。娼妓们则涂着脂粉，嘴上涂着鲜红的唇膏，三三两两在挂着珠串门帘的房子门前拉客，电影院里（在马塞的一个朋友领着巴金看了许多电影）也有娼妓们的身影。
住在马塞，巴金每天从旅馆经过几条街，去一家刚停业关门的小中国菜馆吃饭，一路上他看到交通混乱，地面湿滑，摊贩拥挤，果皮烂菜到处都是，小贩的叫卖声一片嘈杂。这些情景巴金后来写成短篇《马塞的夜》。
当然，在马寒，巴金的主要精力被用来看书、写作、思考。他看了《卢责——马加尔家族》中以前没看过的所有作品，小说中的人物总在他眼前活动着，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于是写下《春梦》的一些细节或片段。为了尽早离开马塞，他每天得出去打听海员罢工的消息。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思考，他看着海的颜色，听着海的声音，脑子里却活动着他小说中的人物。就在在马塞街头匆匆来去的时候，巴金四部小说的内容形成了：《春梦》写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终于接连遭逢不幸而毁灭；《一生》写一个官僚地主荒淫无耻的生活，最后丧失人性而发狂；《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黎明》写巴金的理想社会，写若干年后人们怎样过着幸福的日子。
海员复工后，巴金及时登上海轮，起程回国。在海轮的四等舱里，他又写了一些《春梦》的片断。《春梦》后来没有写成，他写成的《春梦》的细节、片断，一部分用在《死去的太阳》里，还有一大段用在《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