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16岁的高尔基抱着上大学的愿望，告别了年迈的外祖母和下诺夫戈罗德城，来到了伏尔加河上的另一座城市——喀山。
当时，喀山是俄罗斯东部的一个文化中心，有博物院和其他教育机关，还有一家皇家喀山大学。这里是革命人物聚集之地，当时不少民粹派人士在此活动，他们大多是受过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主张用恐怖手段对付沙皇，以为这样就能达到革命的目的。19世纪80年代起，民粹主义逐渐被马克思主义所代替。
高尔基一来到喀山，就意识到进大学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喀山的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大学”。
起初，高尔基住在他在下诺夫戈罗德认识的一个中学生家里，这一家人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分给高尔基的每一片面包，都像一块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为了减轻留他住宿的那家人的负担，高尔基一大早就出去找工作，遇上刮风下雨，就躲到那片火烧场的荒芜的大地窖里，闷坐在里面听着大雨滂沱和狂风吼叫。高尔基这才觉悟到：
上大学——不过是一个梦想罢了。我已经学会了幻想许多奇异的冒险和伟大的英雄事业。在生活困难的日子里，这些幻想对我很有帮助。可是苦难的日子真不少啊！所以我就变得更会幻想了。我并不期待别人的求助和偶然的幸运，我的意志逐渐磨炼得顽强起来，生活条件越是困难，我就觉得自己越发坚强，甚至越发聪明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人是在对周围环境的不断反抗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糊口，高尔基来到伏尔加河，上了码头。在那里，高尔基加入到装卸工、流浪汉和无赖的队伍中，觉得自个儿好像是一块生铁投进了烧红的炉火里一样，每天都给他留下许多强烈而深刻的印象。他看见那些狂热露骨、生性粗野的人，在他面前旋风般地转来转去。他喜欢他们对现实生活敢于憎恨、对世界的一切敢于敌视嘲笑、对自己又满不在乎的乐观态度。由于高尔基过去的生活经历，使高尔基很容易跟他们接近起来，愿意加入到他们那个厉害泼辣的圈子里去。高尔基曾经读过的勃来特·哈特的作品和许多“低级趣味的”小说，就更加激起他对这些人的同情，而且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
那时正是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工业危机将大量失业者驱逐到街头，日益严重的农村贫困化过程也把那些在以前还有力量立足于自己那块贫瘠的土地上的农民排挤了出来。
不仅在城市，甚至在集镇和大的村庄里，都能遇到大批的流浪者。所以，“居民”一词在这里已不大适用，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早已被置于人的住房之外了。
他们居住在城市公园里、河滨的洼地里，在木筏上、桥洞下、码头上和市场的货摊上谋生活，他们栖身于破旧的废车厢里、板棚里和各式各种的库房里，或者就睡在遮了一层牛蒡叶子的沟渠里。
在伏尔加河码头上聚集的流浪汉特别多，因为这里在通航的季节里，可以找到装卸工作做。冬天一到，他们就栖身在伏尔加河沿岸的城市，挨饿受冻。
这时高尔基认识了一家印刷厂的夜班校对员古里·普列特涅夫。他听说高尔基无处栖身，就劝他搬到自己那里去住。他们两人轮流睡在一张木板床上。古里晚上工作，白天睡觉。高尔基白天跑到伏尔加河码头上去找工作，如劈木柴、搬运货物之类，同时抓紧读书。古里同革命者有密切联系。有一次，这条街的警长尼基弗雷奇从他们这幢楼里抓走了组织地下印刷厂的人，古里叫高尔基去报信。高尔基机警地躲过了监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一个铜匠。高尔基因为第一次完成了秘密工作任务，心中暗自得意。他还主动要求古里介绍他参加进步的地下组织。
社会就是大学，在高尔基的许许多多的社会大学中，伏尔加河是他最亲近的母校。他向往着伏尔加河上那种劳动生活的音乐。后来他曾回忆道：
那种音乐直到现在还使我心神陶醉。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初次体验到了富有诗意的英勇劳动的那一天。
一艘满载波斯货物的大拖船，在喀山附近触礁，船底碰破搁浅了。码头搬运的工人带我一同去卸货。时间正是9月，从上游吹来了大风，河面上怒涛汹涌，狂风吹卷着浪花，头上落着冷雨。搬运组有50来个工人，身上披裹着草席或帆布……他们像上火线作战一样，纵身跳到那艘快要沉没的货船的甲板上，跳进船舱——乱叫乱喊，大声嚷嚷，说着俏皮话。在我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只见一袋袋的大米、一包包的葡萄干、一捆捆的皮革和羔羊毛皮，好像一个个鸭绒枕头那样轻飘飘地飞过，粗壮的人影跑来跑去，用咆哮、呼啸、狠命的叱骂互相督促、鼓励。真难相信，这些刚才还在颓丧地抱怨生活、抱怨风雨寒天的愁眉苦脸的人们，居然会就这样轻松愉快、欢蹦乱跳地干起活来。……那种狂热劲头儿，真像是他们渴望劳动，早就盼望来享受这种传递4普特（65.5千克）重的米袋和找着货包赛跑的乐事了。他们像儿童迷恋游戏似的，干得那么愉快、陶醉。
我也去抱起米袋来，背着走，抛下去，又重新跑回来抱。我觉得我和周围的人是在跳狂欢舞，好像人们可以这样快快活活，不知苦不知累地整月整年不停地继续不停地干下去，好像他们能够抓起城里的一个个钟楼和高塔，把整个喀山城想搬到哪里就搬到哪里去。
这一夜，我过得真是空前的痛快。心里很愿意一辈子就这样半疯半癫、痛痛快快地劳动下去。这些人干起活来聪明灵巧，是怎样忘我的陶醉，真叫人想跟他们拥抱、亲吻。
后来经人介绍，高尔基认识了杂货店老板安德烈·捷林科夫。他的铺子躲在一条僻陋小街的尽头，堆满了垃圾的沟道旁边。
捷林科夫是一只胳膊患麻痹症的残疾人，他有一个全城最好的图书室，里面收藏着一些禁书和珍本书。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和各种抱有革命情绪的人们，都来向他借书阅读。图书室里的一部分书籍是用钢笔抄录在厚厚的练习簿上的，例如拉夫罗夫的《历史性的书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的论文集，还有《沙皇就是饥饿》。这些手抄本全被读破或揉坏了。那些图书是由喀山的青年经年累月搜集起来的。
捷林科夫受了大学生们宣传的影响，非常乐于把自己的房间提供给革命青年举行热闹的会议和进行争论。每个人都可以装成顾客的样子进去。因此警察长时期也没有猜想到店铺的“犯罪”性质。
高尔基很快同捷林科夫成了朋友。从这时起，科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著作，代替了高尔基过去读的那些冒险故事小说。他开始学习亚当·斯密的理论，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当时的俄国还是稀有的珍品，只有第一章的手抄本在民间流传。
每天晚上，许多大学生和中学生到杂货店来，其中也有从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留在喀山工作的革命者和秘密学生组织的成员。这些人经常在一起阅读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著作，分析沙皇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为祖国的前途担忧。他们有时慷慨激昂，争论得面红耳赤。高尔基发现，这些人常常说出一些他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这使他不胜欣喜。
留给高尔基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不仅是人们的发言，就是各种类型的人物本身，对他来说都是前所未见的。
但是他们谈到人民的时候，高尔基感到惊讶而且不敢相信：
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会跟他们不同。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包容一切高尚、正直、伟大开端的、近乎神圣的统一体。我可是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民。我见过的有木匠、有码头装卸工、有泥瓦匠……然而在这儿他们所说的却是作为统一体的人民，他们把自己看得比人民低贱得多，甘愿服从人民的意志。而我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才体现了美妙而伟大的思想，才集中地表现出了一种热望依照新的博爱精神去自由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以前，在跟我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们中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博爱，可是在这里，每一句话都说的是博爱，每一道目光里都闪耀着博爱。
这些人民崇拜者的话，像清新的雨露落在我的心上，还有描写乡村黑暗生活和描写农民苦难的那些极朴实的文学作品，也给了我许多启示。我觉得只有对人类的最强烈的爱，才能激发出一种必要的力量来探求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以后我不再为自己着想，开始更多地去关心别人了。
喀山的学习小组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既是因为喀山有好几所学校，其中也包括一所最古老的大学，也是因为喀山是去西伯利亚的政治犯的必经之道，所以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联系，加强了各小组的政治性质。
一些博览群书的老同志领导着小组的学习，小组的成员们每周聚会两次，共同阅读和研究政治书籍，并撰写这些书的文摘。
高尔基也曾在一个小组里宣读了文摘。
然而据他说，他宣读弗列罗夫斯基的《社会科学入门》一书的文摘时，效果是“非常糟糕的”。他不是简要地叙述这本在民粹派青年中间广泛流行的书，而是加进了自己的论点，他不同意过分夸大游牧部落对创造人类文化生活的作用，而把富有创造精神的流浪人和猎人贬得太低。因而受到了人们的“严厉嘲笑”。
在小组内经过多次秘密交谈之后，高尔基知道了“到处早就进行了改变生活秩序的努力，而现在也有人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他在流浪者中间，在夜店与码头的漂泊生活里，心情沉重而痛苦地度过了喀山时期的一年生活之后，他感觉到了有可能在这一事业中运用自己的力量，最后他为自己找到了固定的“位置”。
秋天到了，码头荒凉起来，高尔基得找个固定的工作才成。于是他进了塞米诺夫的面包作坊当帮工。在短篇小说《老板》、《柯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和中篇小说《我的大学》中，高尔基描写过这个时期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阶段。高尔基和其他面包工人被关在阴湿的地窖里，窗户给铁网钉死，每天工作14个小时。生活是那样沉重，仿佛整个这座三层楼的石头建筑就直接压在工人们的肩膀上似的。这家面包作坊不但工作繁重，而且像座监狱，老板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经常虐待工人。高尔基瞒着老板，偷偷地给工人们读一些禁书，他很想使这些人产生过另一种新生活的愿望。有时候他讲得很成功，在工人们那浮肿的脸上现出悲痛的表情，眼睛里有着怨恨和愤怒的火花。高尔基感到很高兴，并且自豪地想：我在做群众工作和教育人民了。
有一些面包工人待高尔基很诚恳、很友好，然而对他的宣传却不重视，另一些人则把高尔基看做是一个傻头傻脑的怪人，顶好的也只是把他看做是一个滑稽可笑的说书人。
然而，纵然遭到如此难以忍受的剥削，那些饱受奴役的半农民半工人的人们仍然还有这样的认识：老板就是自己的兄弟。他只不过是比较走运罢了。他们还认为，老板“养活了”他们，“应当努力干……要不我们怎么能吃上饭呢”。
高尔基回忆道：“对于那些同我在一起干活的人那种顽固的忍耐态度，我有时觉得很气愤。他们忍耐的特性和绝望的顺从态度尤使我愤懑，他们屈服于那个醉醺醺的老板的半似疯狂的凌辱。”
高尔基也曾同塞米诺夫的工人们一起到过其他城市里的面包铺，因为老板们接受了大批紧急订货后，互相“借用”面包师。他观察了许许多多面包工人的生活，到处他都看到了那种无权的痛苦和对工人的残酷剥削。
他接受了同伴们的邀请，跟他们一起在复活节回家，去做短期休假。他待了两个星期，从一个农村“游逛”到另一个农村。他确信，就是在农村也可以看到受压迫不敢反抗和因循守旧的迹象。然而民粹派们对农村居民却大加赞扬，说他们具有崇高的抽象的道德品质，似乎他们生来就是社会主义者。
高尔基观察了农村的生活，他忘掉了书本，因为书本上描写的农民生活是美好而甜蜜的，甚至还赞扬了农民们朴素的智慧，他也忘掉了那些雄辩地论证在村社里就包含有社会主义的论劳动组合精神的文章。痛苦的印象太多了，它们同书中的描写截然不同。
塞米诺夫地下室里的生活，促使高尔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无怪乎后来他在同民粹派论争时写道：
“你们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但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好像被熟过了的皮子一样，喀山塞米诺夫面包铺里的书籍更好地、更多地教给了我马克思主义。”
塞米诺夫作坊里的工作，在高尔基的一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在这里他已是工人罢工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了。
在他眼前已有了先例。这里，不久前就爆发过著名的1885年莫洛佐夫罢工运动，这次罢工为俄国工人举行反对自己老板和沙皇政府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打下了基础。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莫洛佐夫罢工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仿佛成了俄国解放运动的序幕。
然而，这种为争取被剥削者利益而斗争的革命手段，与晚期的民粹派们的世界观和“做小事情”的实践是背道而驰的，那时候大多数民粹派分子已经滑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渐进主义”立场上去了。高尔基在这里是孤单的，他违背了自己喀山老师们的意思，组织了罢工，因为那时他确实已是“被熟过了的皮子”了。
老板处心积虑地考虑要按照先前的条件把工人们挽留下来，他在饭馆里同工人们相遇，摆出了啤酒，用甜言蜜语笼络他们，似乎亲密无间：“咱们都是自己人……咱们这儿的人差不多都是一家人，同乡……”
这次罢工由于这种虚伪的“老板就是自己的兄弟”的温情而失败了。当然，问题在于面包工人们的阶级意识还远远没有达到高尔基本人所具有的高度。
高尔基难以容忍工人们对于老板的“温顺”态度，他离开了塞米诺夫，感到这个面包房不是他待的地方。他给人家看过院子，看过花园，后来在地方歌剧团里又当过合唱队员，如果不是过去老关系帮了他的忙，他会尝遍许多其他职业的滋味。
为了给大学生们提供更多的物质帮助，捷林科夫开了一家面包店。高尔基这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职业经验，他被安排做面包师的“助手”。此外，他还以老板“自己人”的身份，监视着面包师，以防面包师偷面粉、鸡蛋和牛油。
然而，高尔基在面包铺里“自己人”的处境并没有使他摆脱沉重而繁忙的体力劳动。每天还给机关和神学院的学生分送面包，同时把革命书籍藏在面包篮子里送给他们，一面听大学生们争论问题。尽管忙得不亦乐乎，他还在工作的空隙和休息时间看书。他喜欢读诗，也用“自己的话”来写诗。“我觉得自己的话说得粗犷，而且锐利，我认为只有用这些字眼才能表达出我的心里那种极其纷乱的思想。”
所有这些生活上的变化，对于高尔基来说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对于大学生们的接近，也就是对于图书馆的接近，对于知识源泉的接近。这一源泉有助于解决他思想上的痛苦追求。高尔基于是又“扑向了书籍，犹如饥饿的人扑向面包一样”。
在这一时期里，高尔基熟悉了60至70年代全部的启蒙的科学著作，因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产生了对于科学的强烈兴趣和相信科学具有无穷威力的坚强信念。这一信念，高尔基在其一生中都坚持不渝。
高尔基以艰巨的劳动顽强地克服了重重困难，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知识，这也造就了他后来成为一个见多识广的、对俄国史和世界文化具有渊博知识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高尔基在喀山这些年所读过的书籍之中，有俄国唯物主义科学家、生理之父谢琴诺夫的《脑的反射》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面包房紧邻着宪兵营。一个名叫尼基福雷奇的宪兵经常像猎犬一样围着高尔基转，询问他看了什么书，哪些顾客常到面包店里来。
有一次，他威胁地对高尔基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就跟蜘蛛网一样，以沙皇陛下亚历山大三世等人为中心，通过各部大臣，以及省长大人、各级官吏一直到我，甚至到下等兵士。这条线无所不通，无所不包，它像无形的堡垒维持着沙皇千秋万代的统治”。高尔基明白，这是罪恶的特务告密线。在十月革命前，特务和暗探可以说是经常紧紧跟踪着他的。
高尔基向捷林科夫的妹妹玛丽亚谈到了食杂店的危险，这以后就决定要大学生们尽量少到面包店里来。高尔基看不见那些大学生们了，读书时碰到的问题也找不到人帮助解释。只好把感兴趣的问题记在笔记本上。
有一天晚上，高尔基到郊外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去听人读一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这是普列汉诺夫在同民意党断绝关系后写的，批判民粹派的文章《我们的意见分歧》。刚听了几句，那些民粹派的听众就勃然大怒，乱喊乱叫起来。就在这天晚上，高尔基认识了费尔多塞也夫——俄国早期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费尔多塞也夫知道了他们的面包铺，但他总认为这是浪费时间的无意义的事，他希望高尔基从事更有意义的革命工作。高尔基也深有同感。他们当时约定了再见面的方法，可惜竟未能如愿。
费尔多塞也夫在喀山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也参加过这一小组。当时，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中部的某些地区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一些群众在那个时候转向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受了这位非常有才能的、对自己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家很大的影响。
那时，作为八年级中学生，18岁的费尔多塞也夫已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高尔基并不满足于学习小组的活动，如同往常一样，除了读书之外，高尔基对各色人物的兴趣也异常浓厚。
他从大学生们的圈子里走了出来。在那些他有较多空闲时间的难得的日子里，高尔基满怀热望，很想对人们传播一些“合理的、善良的和永恒的东西”。他到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和阿拉富佐夫工厂的工人中间去结交朋友。其中要好的有两个工人，一个是尼基塔·鲁勃佐夫，另一个是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
尼基塔·鲁勃佐夫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纺织工，他差不多在俄国所有的织布工厂里都做过工，被生活累得精疲力竭，被骇人听闻的压迫弄成了残废，他对沙皇寄托着某种希望，认为沙皇能管住老板。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是一个被肺病折磨得要死的钳工，他对上帝恨之入骨。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到无产阶级的朦胧的不满情绪。这在工人阶级意识开始觉醒的那个时期里是具有代表性的。但是由于高尔基住的地方离工厂有5公里远，他们很少有机会在一起。
1887年2月，高尔基的外祖母去世了。他很难过，只觉得有一股刺骨冷风袭来，心里感到万分憋闷。他很想跟谁去讲一讲外祖母是多么善良和聪明，她是所有人的妈妈。他久久地抱着这个痛苦的愿望，可是没有人听他讲，于是这个愿望就永远埋在心底，慢慢消沉了。
1887年秋，高尔基经历了一次人生的精神危机。当时他的工作十分繁重，捷林科夫的面包店面临破产，同时外祖母去世带给他的悲痛还没有消逝。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对于许多人生问题找不到答案，反而看到了理论书籍和现实生活的巨大鸿沟。在大学生们中间，高尔基是没有朋友的。他不断追求的劲头很大，然而他越来越感到疏远的孤单。这些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摧残。
他平素艰苦的生活环境，同他相矛盾的那整个世界，与他久已憧憬的世界大相径庭。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同这个格格不入的世界的不相容。由于他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因此，他越来越感到无力去寻找新的联系，而旧的联系又越来越断绝了。
1887年12月12日，他从市场上买了一支旧手枪，对着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想射穿心脏，结束生命。
子弹没有打中心脏，只打穿了肺叶，留在背部的皮肤里。抬到医院时，高尔基已经虚弱不堪，几乎失去了知觉。
根据对脉搏跳动的初步诊断来看，病人的状况很不好，人们甚至怀疑给他施行手术是否有用。
然而，外科医生普柳科夫所做的手术，使他病情逐渐好转，第6天高尔基就已经能够坐起来了，到了第10天他就出院了。过了一个月他渐渐恢复了元气，养伤的日子里，他思绪万千，惭愧万分，觉得自己蠢极了，他告诫自己要坚强地生存下去。于是他又回到面包房干活。
在捷林科夫的面包房里，有个叫罗马斯的民粹派革命家，他因参加过革命活动，刚刚渡过了漫长而又艰苦的亚库特流放生活。1885年流放回来后，他住在喀山，参加了地下青年学习小组，也来到了捷林科夫的面包铺。
这位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对高尔基很关心。他知道，像高尔基这样的青年工人到这一群能言善辩的大学生中间，与其说是来侃侃而谈的，倒不如说是来做实际工作的。他帮助喀山的一个学习小组建立了一座印刷所，并商定把从学习小组得到的钱用于他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克拉斯诺维多沃镇开展工作，他在那里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组织了一个渔民互助组。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便于在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
1888年3月，他又一次来喀山时，建议高尔基去他那里工作。他说：“您可以帮助我做买卖，这花不了您多少时间。我有一些好书，可以帮助您学习，您同意吗？”
高尔基欣然答应了。几天之后，他来到克拉斯诺维多沃镇，那时罗马斯已经在这里工作一年了。高尔基曾回忆起在克拉斯诺维多沃镇生活的第一天，曾同罗马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们一直谈到了深夜。他写道：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样真正的友谊。自从自杀事件以后，我非常自卑，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像是对别人犯了罪过，没有脸再活下去。罗马斯准是了解我的心理，就很慈祥地、坦率地向我打开了自己生活的大门，使我重新挺起胸膛。这真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啊。
在这里，在比喀山要安静得多的环境中，高尔基读了很多书，而罗马斯在克拉斯诺维多沃镇的藏书，则给他在这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其中有巴克尔（1821—1862，英国实验主义社会学家）、莱伊尔（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达尔文（1809—1882，著名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创始人）等人的著作，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等人的作品。
于是高尔基就专心致志地阅读这些好书，书籍奠定了他那广博学识的基础。
罗马斯想“唤醒农村”，这就意味着他组织了反对警察专制制度、反对行政当局的农奴制度、反对行政当局同上层富农的联盟——在农村中，这种联盟正是农奴制度直接的和可靠的堡垒力量。
罗马斯的启蒙工作使他同农民保持了直接的联系。白天也常常到村子里去和农民交谈。在那里，他第一次有机会密切观察农民的生活。
罗马斯对高尔基说：“应当开导农民，对他们说：‘兄弟们！你们人虽然很好，可是你们的日子过得太糟，你们应当想法子使生活过得轻快、美好些。恐怕野兽也比你们更会照顾自己，更会保卫自己哩！’”但是，在农村中唤起农民的政治觉悟，宣传反对专制制度和警察专横暴戾的压迫，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这并没有使罗马斯感到畏惧。
高尔基回忆在农村做工作时曾说：
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相处得很好，从他们每天晚上的谈话中学到了不少知识。我觉得罗马斯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像是一棵大树，深深扎根到人们的生活土壤深处又和另外一些古老大树的树根结合在一起，于是大树的每条树枝上就鲜艳地开出了思想的花朵，茁壮茂盛地长出响亮的语言的叶子。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成长进步，由于饱汲了书籍里富有滋养的蜜汁，我说起话来也更有信心了。
他的同伴也几次夸赞高尔基说：“你干得很好啦！”
从开始的那几天，高尔基就确信，这个农村杂货铺一到晚间，就好像成了被围攻的要塞，而在这种敌意和不信任的环境中，罗马斯却能泰然处之，这只有对于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和成功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人才能够做到。“如果大家都能这样泰然自若地做自己的事情，该有多么好啊！”——高尔基这样赞叹地想道。
高尔基曾异常鲜明地描写了80年代农村中阶级分化的图景：“可以看出来，村里所有的人都像瞎子一样，摸索着生活，都在担惊受怕，互相猜疑，有点像狼一样。”
罗马斯杂货铺卖出去的商品与其他两个农村杂货铺相比，价格特别便宜，因此很快就引起了它们的老板对这一竞争者的仇恨。
夜里，他们手持大木棒袭击了罗马斯和高尔基，并且两次向罗马斯开枪。他们把火药装到一块劈柴里，炸毁了罗马斯屋子里的火炉，并想借此把罗马斯和高尔基也炸死。
所有这些都没有阻挡得了罗马斯。
他曾说：“一旦干起革命事业来，那就不能怕任何艰难险阻，并且要记住：最根本的是要干。”
依靠着农村中朋友的帮助，罗马斯已考虑到不局限于学习小组这一种宣传形式。于是他又组织了一个果农合作社，让农民组织起来一块儿到城里去推销苹果，不受水果商人的剥削。这一行动，使得以村长为代表的农村行政当局与地方豪绅勾结在一起，对他们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
1888年8月，在收获苹果前的一个炎热的早晨，罗马斯的杂货铺子着了火，全部的商品都被焚烧一空。
这场大火毁掉了11家农户。纵火者的阴谋计划，是要利用农民们的激愤来收拾罗马斯，从而使兴办的事业告吹。
他们诬陷罗马斯是纵火犯，并且要把他扔到火里去。然而，罗马斯一如既往地镇定自若，若无其事地叼着烟斗，并且把烟吹到那些暴怒的农民的脸上，农民们都明智地退走了。
农村中的生活和工作给了高尔基新的广博知识，克拉斯诺维多沃镇成了他的另一所“大学”。
在喀山和农村这些社会大学里，高尔基通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和革命的实践，思想认识逐渐提高，由自发地进行个人反抗，发展到自觉地参加革命寻求真理，走集体斗争推翻黑暗社会的道路，成了与黑暗现实进行斗争的战士。高尔基在喀山住了4年，尽管他没能进喀山大学，但当他离开喀山的时候，无论在思想、学识、社会经验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正像他自己说的：“我虽然是在下诺夫戈罗德诞生的，但在精神上使我获得生命，却是在喀山。喀山是我最喜爱的一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