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当凯瑟琳成为《邮报》发行人兼公司总裁时，需要她处理的事情比任何时候都多。但是凯瑟琳只是部分地进入工作状态而没有完全掌握这份工作，除了少有地几次之外。虽然凯瑟琳找到了一些经营的感觉，但仍然比大多数公司总裁更多地依赖他人。凯瑟琳在工作满5年时出现了一片这样描写她的文章：“格雷厄姆夫人承担自己责任的次数要比维护自己权威的次数多的多。”的确如此。凯瑟琳往往没有以最冷静或做恰当地方式掌管或处理她与公司全体员工的关系。她的预期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实际上，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邮报公司算是充实而富有成果的，但对凯瑟琳而言，它在很多方面却是令人沮丧的。
凯瑟琳似乎把不胜任当成了随身携带的行李。她经常感到自己很紧张，并且每到此时，她看过的第一部音乐喜剧《流浪的国王》中的一个场景就反复出现在眼前：他慢慢地、诚惶诚恐的走下高高的台阶，两眼紧张地盯着站在两旁的弓箭手队列。凯瑟琳始终感觉自己像个觊觎王位者，时刻接受这审判。她也觉得自己一直在进行考试，而且只要一答错一道题，整个考试就会彻底失败；类似《新闻周刊》的报刊发行量这样简单明了的问题，就会把自己弄得晕头转向。
给她的工作造成最大阻碍的是自己的不安全感。这部分来源于凯瑟琳的特殊经历，但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女性角色的狭隘方式，这是同时代的大部分女性共有的特征。她们长久以来依赖的教养方式使他们相信自己将来的角色就是妻子和母亲，所接受的教育让她们认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让男人们快乐和舒服，包括自己的孩子们。
凯瑟琳与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接受了一个假设，女性在智商方面不如男性，她们不善于管理、领导、经营任何事情，除了家务事和孩子。女性一旦结了婚就被局限于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很快，这样的想法让女性付出了代价；女性大部分人觉得自己变得有些低人一等了。他们越来越跟不上世界形势了。在人群中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无法参与到交谈和讨论中去。这种无能为力经常体现在女性身上，正如体现在凯瑟琳自己身上一样，啰嗦的谈话方式，无法做到言简意赅，容易扯闲篇、本末倒置、假设的过多，唠叨起来没完没了，经常说抱歉。
女性还因按照传统被夸大了的取悦别人的愿望而受苦，很多女人现在仍然如此。这一特征如此根深蒂固的灌输在女性的头脑中，包括凯瑟琳，以至于约束她的行为达很多年之久，这些方面依然约束着她。尽管那时凯瑟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她就是无法做出可能令周围他人不愉快的决定，有好几年。凯瑟琳认为自己做了任何让某人不开心的事就会痛苦不堪，这一切最终结果就是大部分女性在中年时进入了一种曾经尽最大努力避免的状态：她们令自己丈夫厌烦，事实上她们陷入这种状态，男人们也有一部分责任，可他们此时的心思已不在这里。
凯瑟琳一开始工作时仍然受那些旧观念的束缚，言行中把它们当做金科玉律来遵守。凯瑟琳开始现在这份工作时，觉得自己比男性同事们都要低一等，凯瑟琳没有做生意的经验，没有管理经验，对政府、经济、政治或其他需要涉猎的领域的知识也知之甚少。凯瑟琳对塞缪尔·约翰逊所描述的女部长形象感同身受：“一个女人说教就像一条狗用后脚走路。它做的不太好，但你会吃惊于它竟能完成这个动作。”由于凯瑟琳自认为低人一等，她无法分清两件事：一件是男性认为她是女性而在她面前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另一件是她获得这个职位唯一原因是她出生于幸运及丈夫去世的不幸——这个观点是有依据的。
成为掌握一家公司的女性——即使是小规模的私有公司，就像《邮报》公司当时那样——在那个年代是很另类和令人惊讶的，因而凯瑟琳理所当然地突显出来。在1963年及她职业生涯中最初的几年中，凯瑟琳的这种情况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在她自己的公司里也没有女性管理者，只有很少的几名女性专职人员。此外，职务上与她相差四个级别之内的范围里也没有女性。《邮报》的这种情况并非个别，而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状况。商界基本把女性拒之门外。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凯瑟琳基本生活在一个男性的生活中，常常一整天没和秘书之外的女性说过一句话。但凯瑟琳对这种奇特身份几乎没有察觉，也不理解自己公司及其他地方的职业女性所面临的困难，很多年里，凯瑟琳一直认为她的所有弱点完全是因为自己是个新手，没受过训练，从没把任何问题咎于自己的女性身份。
1966年年初，凯瑟琳被邀请去克利夫兰的妇女城市俱乐部做演讲。那儿的人写信给凯瑟琳，建意凯瑟琳把“妇女地位”作为演讲的话题。凯瑟琳给俱乐部主席的回信反映了她当时在男性世界里工作的看法：
“正如实际情况所示，可能我是不可避免的被推向了这个话题，这一点我必须在大家意识到之前承认。我对这个话题真的不感兴趣，也没有谈论过，但很可能这是我应该谈一谈的。我自己的身份，如你们所知，完全是个意外，我彻底地过着一种男人的生活，因而对这个话题没有细想……如果你们实在坚持让我谈谈妇女的地位问题，我试着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话题！”
凯瑟琳的想法还可以从她在1969年这个已经很晚的时间接受《女装日报》的一次采访中得到更多的体现。从整体上看，这篇报道读起来非常合情合理，除了职场女性这个很迟钝的话题外。这篇不知不觉地用当时习以为常的男性至上主义思路来描述凯瑟琳和她的编辑们：
……我参与了一些不太关键的事务，但没有起主导作用，我宁愿让果断自信的男性团队来扮演主角。这是我生活的一个小侧面，其中自信强势的男性发挥了主要作用……
我作每一个决定都依赖于弗里茨以及其他男士的判断……
我认为女性身份对这个工作来说也许是一个障碍——除非你是职业女性，而我不是……
我们这一代女性确实缺乏对待工作的严肃性。现在的年轻女性对她们的职业生涯可能更为在意。
我会极力主张任命一位女士为主管吗？我还没有在现实中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我觉得这要看合不合适。我不看好由女性来担任一家报纸的主编……
我想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当今社会，男性比女性更擅长于管理工作和某些职业。我认为让一位男士来做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会更出色。
《女装日报》的这篇报道一刊登，《邮报》的资深记者兼编辑、凯瑟琳的朋友埃尔茜·卡珀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凯的办公室，对她说——回应那篇报道的最后一句话——“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这么想，我就辞职不干了。”她的话把凯瑟琳唤醒了。凯明白她的意思，但是就凯瑟琳而言，理解妇女问题的真正实质是在后来才开始的，而且这个过程极其漫长。在工作中，凯瑟琳仍然是孤零零的一名女性，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在报业的高层范围内当然也没有。凯瑟琳参加工作时加入的一个组织，即被称作广告局的行业协会，成为多年来仅有这一位女性成员的很多组织中的第一个。许许多多的会议对她这个唯一的女性成员来说尤其麻烦，因为会议往往持续好几天，而且经常在度假胜地举行，从而产生了一些社交反面的问题：晚餐时和谁坐在一起？如果事先没做准备该怎么办？当男士们成对离去或三五成群时该怎么办？
凯瑟琳遇到的最尴尬的情形之一发生在广告局一年一度前往底特律与汽车工业的高级职业一起举行的会议上。不用说，这完全是个男人的聚会。有好几年凯瑟琳一直显得十分扎眼，和他们极不相称。当她身处周围全是男性的房间里总会深感不适和害羞。一个又一个的演讲者经常腼腆地用这句话开始他们的发言——“女士和先生们”或“先生们和格雷厄姆夫人”，这常常引起“咯咯”的轻笑声或窃笑声。这让凯瑟琳很不舒服，迫切希望自己被忽视掉，或者至少不被挑出来。
在广告局的一次会议上，凯瑟琳的一个朋友正在主持讨论一项凯瑟琳完全陌生的话题。令她惊恐万分的是，朋友决定沿着会议桌逐一询问每个人的观点。凯瑟琳坐在他的右边，而他从左边开始发问，那使凯瑟琳有时间一边听其他人说些什么，一边尽力想想自己该说些什么。当他绕桌子一周，并且除凯瑟琳之外的每个人都发表过看法之后，他停止了发问，好像凯不存在似的。全场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全都笑了，凯瑟琳颤抖着说了几句话，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当时，凯瑟琳不知道自己是因为没有被要求发言而感到的宽慰多，还是因为被忽视而感到的生气多。
凯瑟琳经常观察到男性有时对女性视而不见、熟视无睹。有一次她向《新闻周刊》的主管之一彼得·德罗提起过这个现象。后来她发现彼得正为一些首席执行官们主办一次盛会，因为他们是《新闻周刊》的广告客户或潜在广告客户，这是一个典型的宣传活动——而凯瑟琳自己没有被邀请参加。凯瑟琳礼貌地询问他为何没有把自己列入活动名单，要知道举办地就在华盛顿，尤其凯还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你还记得你告诉过我，那些会议上，在场的男士对你熟视无睹吗？”彼得回答道，“那就是原因。”奇怪的是，凯瑟琳还是由于不够自信，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每次作为身处全是男士的房间里的唯一的女性，凯瑟琳都很痛苦，唯恐自己看起来愚蠢无知。但她也不的不承认，随着因自己是唯一的女性而倍感尴尬的次数越来越多，凯瑟琳的内心却着实喜欢上了这一点。她向一个朋友承认说：“我真是受宠若惊，也感到有趣——我总是排在门口第一个。”
凯瑟琳赞同男性、女性分属不同角色和不同领域这一传统观念，有关于此的一个极端例子是个微不足道却又普遍的例子。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举办的大型社交晚宴上，男士和女士用餐完毕后会自动分开，男士们通常留在餐桌上喝着白兰地、抽着雪茄。讨论正事，女生们则撤到起居室或女主人的卧室上厕所和闲聊，主要话题是孩子和房子——这些事当时被认为是“女人的”兴趣。凯瑟琳听说过一件事，茜茜·帕特森有一回在晚餐后被其他女士簇拥着离开时对女主人说：“我们赶紧跳过着一段吧。我没有房子方面的问题，我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但她还是和凯瑟琳一样接受了这个旧风俗。在凯瑟琳参加工作很久以后，即使白天屡次与很多男士讨论过政治、商业或局势，等到晚上用餐完毕，她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和其他女士一起离开，甚至在自己家里也是如此。一天晚上，在乔·艾尔索普家，矛盾终于爆发了。凯瑟琳工作了一整天，参加了一个商讨编辑议题的午餐会，对全世界发生的大小事情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可是那天晚上，她被要求等待足足一个小时再加入男士们的谈话。凯瑟琳对乔说，如果她在女士们被要求退下时悄悄离开他家，他会理解的。乔一点也没有理解，他生气了。他辩解说男士们不会离开一小时那么久，只够他们去个洗手间而已。凯瑟琳坚决认为这些是无稽之谈，她喜欢早睡，并且还等着回去看些书呢。再者说，凯瑟琳认为自己不是在询问自己应该怎么做，只是在陈述自己想怎么做。乔不能接受突然离开的这个主意，许诺说如果凯瑟琳留下，他会让每个人，包括所有男士，都留在餐桌上。这么做，只是因为她想提前回家阅读《邮报》，从而更好地利用晚餐后的时间，并无其他高深的主张。但显然凯瑟琳的工作经历最终还是与日益壮大的女权运动的影响结合到了一起。
凯瑟琳没打算掀起一场革命，但随着她并无恶意的建议被四处传播，她的行为的确引起了一场小小的社会变革。因为在这些社会问题上，凯瑟琳一向被认为是个保守派，因此，她的立场特别有影响力。在男士进行讨论时要求女性离开，这种行为的不可理解变得显而易见，而这种常规在全城范围内逐渐被打破。
凯瑟琳对女性问题观点的改变不是发生在某个不寻常的时刻。更确切地说，她才刚刚开始关注围绕女权运动的这些真实议题。不论她了解的有多慢，最终逐渐明白并参与其中。回首过去，除非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否则凯瑟琳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能更快的意识到这些问题。
与梅格·格林菲尔德一起考虑这些问题给凯瑟琳很大帮助。她们看待妇女问题的角度不同，态度却惊人地相似。在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之前，梅格·格林菲尔德就已经“身先士卒”——她早先在《邮报》工作时就把自己办公室贴了一条标语：“如果妇女解放了，我们就不任职了。”但她同样面临很多成见。她们俩试图一起清楚地表达彼此的观点。有一回梅格·格林菲尔德在一张写着其他内容的便条附言说：“我一直努力想找到一个位置，能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发挥作用，但恐怕稍稍接近妇女解放运动的精神实质这一步都困难重重。你认为有什么参考书我们应该读一读吗？”（事实上，凯瑟琳确实找到了一摞书，包括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阅读这些书提高了她的觉悟。）梅格·格林菲尔德继续思考这些问题，并且发自内心的赞同《邮报》的一篇社论，它大概是那个时期《邮报》第一次就妇女问题所发表的评论。1969年8月，在一篇为《没什么大的改观，姑娘》的社论中，她们描述了一位体育专栏撰稿人埃莉诺·卡因的经历，她在某个足球场被阻止进入记者席。导致他无法报道这场比赛，于是她将此事诉诸法庭。《邮报》的社论中写道：“尽管有以女士名字命名的弗吉尼亚牌女士香烟，但‘姑娘们’的处境几乎没什么大的改观。”在讨论完薪酬及其他不平等待遇后，社论同时指出：“妇女解放运动几年前刚刚兴起的时候，不过是个极不牢固的女性核心成员团体搞的，现在它正蔓延开来。”“不计其数的从前对自己男性附庸角色逆来顺受的妇女，现在意识到所有的学校、企业、教堂和政府都以某种方式或剥削或压迫她们。”这篇社论的作者是位思想解放的男士，他建议应该采取法律和社会方面的补救措施，但得出结论说：“也许我们可以从树立‘女人首先是人’这个极端激进的观念开始做起。”
凯瑟琳与格洛利亚·斯泰纳姆的友谊也对凯产生了重要影响。格洛利亚·斯泰纳姆更年轻，意识形态完全受20世纪50年代影响，与凯瑟琳的个人参考标准有很大不同。凯瑟琳见证了迅速发展起来的妇女解放运动，而他是其中一名卓越的领导人。起初凯只是观望，后来开始厌恶那些女性主义先驱，觉得她们不可避免的采取了极端态度来就女性的根本等问题发表自己的重要观点。凯瑟琳不明白所谓的战斗性，也不喜欢那种焚烧胸罩的象征主义，在凯瑟琳看来无异于仇视男性。《纽约杂志》这方面的报道令凯瑟琳很反感，封面上，年轻的阿比·洛克菲勒挑衅地举着一个拳头，这只是一篇关于女权主义的一篇报道的插图。这类事情让凯瑟琳忽略掉事件本身，转而去思考整个运动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随着时间的流逝，格洛利亚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改变了凯瑟琳的思维方式，还帮助她理解了这场运动的领导者——甚至是那些极端的分子——所谈论的内容。他第一次尝试和凯瑟琳严肃的谈论这些问题。凯的回答是：“不，谢谢，那不适合我。”但他仍旧坚持鼓励凯瑟琳摆脱一些毫无根据的过时观念。她说：“那是经过我们的子宫的通用汽车——你知道，他从我们父辈行驶到我们儿子那里。但是，它只要没有被过分压制，只要我们没有因为过分胆怯而听不到她的声音，这种存在于我们体内的真我就可以成为知道我们的准则。”凯瑟琳十分确信不论拥有哪种自我，确实一直都被过度地压制着。而格洛利亚不停地告诉她如果能明白过来妇女解放运动是什么，她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不久，凯瑟琳真的不可避免的醒悟过来！后来，格洛利亚为了创办《女士》杂志找凯瑟琳赞助，凯瑟琳也的确拿出2万美金作为启动资金帮他创办起来。
比格洛利亚的话更有效的是在凯瑟琳的职场上的个人的经历，以及在许多办公室、董事会、会议上她是唯一女性而堆积起来的影响。在公司内部，凯瑟琳看到数不清的关于女性怎样被看待的例子。《邮报》和《新闻周刊》无疑都是按照传统方式运作的，男性白人被认为是精选出来经营商业和编辑新闻的人。两家机构在商业、广告和生产领域都完全以男性为主导，在编辑领域也大致如此。凯瑟琳相信那时全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如此。
莉兹·皮尔是个例外。1959年她刚从康涅狄格学院毕业就到了《新闻周刊》求职，被告知如果她相当撰稿人的话就不必费心了。但她没有放弃，后来在邮件服务台得到了一份工作，职责是每周五晚上为奥兹·埃利奥特打印文稿。莉兹是《新闻周刊》在1961至1969年间唯一给予转告使用机会的女性。莉兹·皮尔终于在1962年当上了撰稿人，又在1964成为巴黎分社的通讯记者。
令凯瑟琳感到惊奇的是，女性解放思想越来越成为她自身的一部分。尽管凯瑟琳的想法仍然比较简单，但是她确实开始明白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和复杂性。她的地位显然很有利，不仅可以思考职场女性面临的问题，还可以为之做些实事。随着加深的了解，凯瑟琳逐渐开始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她总是尽力做些实事来提高人们对女性的关注，提高对她们特别关心的所有事项的关注。
身为主管，凯瑟琳很清楚这些问题，但想不出该怎样让大男子主义的主管们改变现状。她觉得自己和其他女性管理者一样，有责任消除这种由来已久的歧视——拒绝他们，反驳他们。双方都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女性接受这些含糊不清的假设和毫无根据的观念已经太久了；男性也应该挣脱这些假设，他们其实也是这些假设的受害者。凯瑟琳费尽心思地教育身边的男士以提高他们的觉悟，尽管她自己才刚提高觉悟。凯瑟琳向公司主管们传阅了一片刊登在《纽约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女性职业的贫穷区》。凯瑟琳收到了人事部经理奋发的一份备忘录的复印件，内容是关于他为《邮报》引进的一些新人，凯瑟琳看过后写了一张便条给他，指出其中所包含的隐晦地证明了偏见的内容。在备忘录中，这位人士部门经理提到所有男性时是用的他们的姓，提到女性时则用的是名。凯瑟琳写道：“用姓用名，两者择其一均可，我更愿意通篇都用名。尽管这件事看起来很肤浅，可他反映出的态度却不是那么的简单。毫无疑问，这份备忘录是玛丽撰写的——但他为琼斯工作。”
在公司里，女士们经常向凯瑟琳抱怨。埃尔茜·卡珀告诉凯瑟琳说她总是接到平庸的工作任务。为“风格”工作的梅丽尔·系克里斯特来找凯瑟琳，说委派给她采访对象总是女士，从没有男生。经过谈话后，凯瑟琳写信对她们说自己虽愿意倾听意见，但自己还是支持编辑的决定：“我认为编辑对怎样的分配和使用急着自由安排。”很遗憾，凯瑟琳没有对编辑施加压力来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
在单独为《新闻周刊》“书的回归”专栏寻找一名编辑时，凯瑟琳推荐了《纽约时报》能干的艺术评论员艾琳·萨里嫩，立刻遭到编辑否决，他们傲慢的解释这个职业不能用女性。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夜里的截稿时间太晚，周末的工作压力太大，体力要求太强。凯瑟琳当时就这样消极地接受了编辑们列出的种种理由。
尽管身为公司的老板，凯瑟琳还是很难让男性白人做出改变。但她还是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凯瑟琳和本常常谈到报纸中使用的语言。在1970年这个妇女解放运动年里，凯瑟琳成为首次没允许加入职业记者协会“西格玛—德尔塔—奇”华盛顿分会的5名女性之一。在她们入会仪式的晚宴上，凯瑟琳发表了演讲，谈到在报纸中称呼女性的方式。其实，就在一周前，本同意了由《邮报》几名关注此问题的女记者所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的几项要求，并向新闻编辑散发了一份关于对女性的偏见不知不觉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备忘录。他提醒说，“某些词语如‘离了婚的女人’、‘奶奶’、‘金发女郎吧’（或‘棕发女郎’）或‘家庭主妇’应该避免在报道中使用”，如果涉及男性，与之相对的词语也不要使用。他在备忘录中说：
像“活泼的”、“冒失的”、“有救我的”或“可爱的”这样的词早已是陈词滥调，只凭这一条原因就应该对它们弃之不用，以免妨碍为报纸增添精彩描述的努力……牵涉到女性取得成就的报道……应该在撰写中避免丝毫的优越感。
对妇女问题诸多看法慢慢的汇成河流，到20世纪70年代初终于爆发了。1970年3月，《新闻周刊》的46名女员工正式提起起诉，控告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EEOC）歧视妇女。巧合的是，同一天，《新闻周刊》刊登了首篇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封面专题报道，题目是《造反的女性》
当时凯瑟琳在外地，弗里茨·比尔和奥兹·埃利奥特一起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关于诉讼的事。“你们认为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凯瑟琳问他们，弗里茨马上回答说：“这是真事，不是在开玩笑。”事实上凯瑟琳没有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她问的问题也不是在开玩笑。然后她们讨论了应该在法律方面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因为这些女员工已经雇用了莉诺·霍姆斯·诺顿为他们的代理律师。
回到家，凯瑟琳发觉自己作为公司管里层的一员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随着局势越来越紧张再加上诉讼的激化，她在给一名读者的信中辩护说：“周刊类杂志的传统往往容易表现出对女性的歧视。他们正计划扩大女性的工作机会，并且把这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到了1970年8月，双方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两年过后，却开始了新一轮争端，编辑们被指控没有履行协议内容。这一次他们处理的比上次成功，凯瑟琳认为上一次失败的原因不是自己没有诚意，而是缺乏了解。
1972年，《邮报》也被起诉了。报纸的59名女员工在她们多次投诉，绝大部分都被忽略，也几乎没有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的情况下，联名给凯瑟琳，本，菲尔·盖林和霍华德·西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用公司本身的数据说话，《邮报》“让女性的平等和尊严彻底而自发地得到实现”的既定政策做得如何，一看数据便知道了。《邮报》其实是在倒退了。由于新开辟的“风格”专版代替了原来的几个女性版面，有四名女性失去了工作。除了凯瑟琳以外，报纸的管理层只有梅格一位女性。
无论做什么样的决定，凯瑟琳认为都应该在报纸的商业部分投入同等的经历，那甚至比市区办公室更需要纠正不公。结果是他们让埃尔茜·卡珀出任人事部主管，她在那年年初用请愿书的方式代替诉讼，出任主管后，雇用了更多的女性和黑人，并因此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段时期内，有很多是需要学习的。在《邮报》和《新闻周刊》，他们对妇女解放问题采取的措施和作出的反应有对有错。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取得的成效一般。20世纪70年代许多黑人和女性员工加入后，《邮报》和《新闻周刊》在一开始与这些新员工处理问题时，多少缺乏一些敏感度和技巧性，这几乎是美国主流社会每个公司面临的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当女员工和黑人无法胜任承重的负担时，他们既不知道怎么样帮忙让他们赶上步伐，也不知道怎样让他们离去。
最终两家刊物的状况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是如果没有那些诉讼和国家批准的法律的话，这种改善来得会更迟。凯瑟琳感觉这些诉讼喜忧参半，有些情况确实是不公，有些则不然。但是对抗出现时促使自己勇敢面对总是会带来好处的。在妇女问题和其他少数族群问题掀起整个混乱的时期中，梅格是凯瑟琳的重要顾问。
除了职场外，20世纪70年代早期还存在很多不开明的大男子主义者的庇护所，其中位于华盛顿的有全国出版社俱乐部、烤架俱乐部和联邦市议会。烤架俱乐部每年举办一次晚宴，有记者和编辑组成的俱乐部会员会表演一些政治滑稽短剧和歌曲。节目水准一般，应邀到场的观众有政府首脑、公司老板和其他知名人士，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报纸从业者。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全部由男士参与的活动。在这里，黑人比女人更容易被接受；专栏作家卡尔·罗恩已经成为烤架俱乐部的会员。
1972年，女记者们开始阻止人们参加此次年度宴会，并且劝说政府官员不要去参加。俱乐部因为受到压力而邀请19名女性参加宴会，其中包括凯瑟琳。这些邀请受到了一片反对之声。凯瑟琳原本打算接受邀请，结果收到了《邮报》编辑部的女员工和其他几家报纸女员工的共同签署的一封信，请凯瑟琳不要参加晚宴，直到俱乐部接纳女性会员为止。最终此次没能参加晚宴，但是梅格和凯瑟琳计划在这个重大事件的当晚共进晚餐。梅格一直工作到很晚，当她离开《邮报》大楼时，街对面的斯塔特饭店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只抗议队伍。他们打出的标语上写着：“签名支持把，姐妹们！”
为了不惹眼，她们跳进了梅格破旧的野马轿车而不是凯瑟琳那辆更容易被人认出的汽车。她们打算尽量表现出很随意的样子绕着街区行驶。凯瑟琳则使劲弓着腰尽量不被人所发现。与此同时，梅格采取了一个掩护的办法：尽量让车跟在一辆公交车后面，让它挡住一部分。对这个有着豪华轿车、白领结合燕尾服、婴儿推车和抗议队伍的场面，她们观看它的视角真是很好笑。在绕了很多圈之后，她们回到家吃晚餐，并大笑了一场，对过度的这个夜晚感到很满意。直到1975年，烤架俱乐部才改变政策，允许女性成为其会员——正是那一年，凯瑟琳第一次参加了它的年度晚餐。
联邦市议会是另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菲尔创立的，而《邮报》的很多主管都是它往届或现任的成员。凯瑟琳起初并不清楚自己算不算其中一员，直到某一天她受人邀与议员一同去视察华盛顿特区当时在建的地铁系统。她环顾了他们一行人，才发觉不仅在场的人中没有女性，议员中也没有女性。而且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菲尔在时从来没有人邀请过自己参加会议。凯瑟琳当时自己更多的是感到义愤而非窘迫——一个更有助于实现女权运动目标的反应——凯瑟琳坚决让他们转告会议主管人，他们必须接纳女性成员，否则《邮报》就会报道此事。那次视察过去不久，她和其他几位女性一起被邀请加入该会议。
凯瑟琳一直认为情况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超好的方向发展，以及整个大环境会越来越接纳女性，但是情况并没有像这样发展。最明显的一点是，职场中女性还是不多——至少在管理高层是这样。
和女性有关的问题在那些年里始终漂浮在凯瑟琳脑海里。尽管花了很长时间才摆脱掉自己以前那些根深蒂固的假想，她却也领悟到了在职场中争取平等这类基本问题的重要性，如升职机会。女权运动最终对凯瑟琳个人产生的影响是帮助自己理清了个人想法。但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个运动的宗旨——男女平等——而是女性有权选择更适合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最终凯瑟琳意识到，所有女性来到世界上并非为了抓住某个男人，守住他不放，并讨好他。如果女同胞们明白了这一点并照做的话，男人和女人的情况都会好很多。
有时候与一名记者或编辑打交道，就像与一名局外人打交道那样困难。编辑们往往养成一种本成为“防御性蹲状”的习惯——这常常被认为是对记者的支持。他们收到了太多的毫无理由的投诉，因此有时甚至会对一些极具说服力的论据都充满戒心。毋庸置疑的是，当火烧到头顶时，他们的发行人和编辑做出的反应和大众一样强烈。凯瑟琳知道那些从未被报刊报道过的记者不能充分体察到他们的写作对象的感受。凯瑟琳常常在想，什么时候应该让那些以抨击采访对象为目的记者亲自体验一下。在忍受了自己遇到过的那些舆论抨击之后，他们才能更加有力量地监督出版物的公正性，对读者的投诉也更表同情。
有时候，凯瑟琳不得不为自己不喜欢或不认为是公正或高尚的一些事尽心辩护，比如，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曾经在一个专栏里说过类似的话：所有二手买卖汽车的商人都是骗子。他的这篇文章导致一场代价高昂的对《邮报》广告的抵制。让《邮报》损失了一笔巨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凯瑟琳认为自己在这几年里作的最好的是对公司的关注。她对自己的企业有着很强的责任感，这曾被准确的形容为（带有性别歧视）“一半是家庭主妇，一半是拉拉队队长。”凯瑟琳努力创造一种工作氛围，让人们自由发挥，优秀的创意总能被听取。凯瑟琳认为自己经历了所有高潮和低谷。但是成功确实是有目共睹。他们在新闻方面快速向前发展，在编辑方面，两家出版物和几家电视台都取得了一些成绩。没有什么比几次胜利和创新所带来的成就更能鼓舞士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