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1日凌晨，床边的电话铃声大作，把凯瑟琳从熟睡中吵醒。她昏昏沉沉地伸过手接电话，顺便看了一眼时钟，结果大惑不解。凌晨4时45分。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一直担心午夜截止日期的到来，因为《邮报》与下属所有工会的合同都将在这个时刻到期。事实上，凯瑟琳一直提心吊胆，甚至提前结束了福罗里达的会议，返回华盛顿。她一回来就打电话给马克·马尔：“需要我去报社吗？”“不”他回答说“一切正常，所有主管都会留在报社以免任何不测；种种迹象表明，谈判已经持续到截止日期之后。”因此凯瑟琳上床睡觉时心里在想，如果午夜时刻能够风平浪静地过去，双方就将继续这场反反复复的谈判。
电话是马克打来的。印刷工人对公司实施了“珍珠港偷袭”。工人们把印刷机运行到晚上12点之后，以防止管理层察觉他们的企图，然后，在凌晨4点左右，正是印刷机即将停止结束工作时，他们破坏了9台印刷机的全部72个印刷构件。属于报纸与可视通讯工会第六分会的这些印刷工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造成严重破坏之后——包括放火点着了一台印刷机，以及野蛮地殴打了从自己办公室里出来查看是什么让印刷机慢下来的印刷车间工头吉姆·霍弗——率领着其他行业工会的人走出大楼，开始设置纠察线。
没有时间多想，凯瑟琳迅速穿上衣服，并没有叫醒住在附近的司机就跳进汽车，独自驾车穿过寂静的马萨堵塞大道，前往第十五大街。当她拐过邮报大楼所在的街角，眼前出现了令人恐怖的现象：街道上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消防车、警察、摄像机加上数以百计的纠察员聚集在大楼周围。
凯瑟琳一进到里面便体会到了完全的戏剧性场面：安静、空旷、黑暗的大楼里看不见一个人。几乎所有的主管和经理都在凌晨两点左右回家了，那是一切看起来平静无奇，也是在那时，拉里·华莱士报告说谈判将继续。马可已经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了，但他们此刻正在楼上商量对策。
凯瑟琳到楼下去看空无一人的印刷车间，眼前的景象让她震惊和难过。显然，之前发生在这里的可以称得上是场暴动。地板上覆盖着齐脚深的积水，到处弥漫的烟味。本后来形容这里像“烧毁的废旧船体中的轮机舱”。整个车间看不见一个人，只剩一两个消防员。凯瑟琳站在那里目睹眼前的一片狼藉真实令人恐怖。
后来，凯瑟琳上楼到第7层，见到了马克和聚集在一起的主管们。马克向凯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前一晚的谈判会议与9点30分左右结束，随后杜根交给华莱士一封信，信上说他的人将终止这份合同，但“有价值的谈判继续进行”，他们就将愿意继续依照该合同的条款工作。
他们很快在凌晨5点之后聚集到了马克的办公室里，第一天的这个碰头会是个开端，后来演变成了长达数月极具戏剧性的紧张局面和严峻挑战。凯瑟琳绝不希望发生罢工，于是斩钉截铁的要求马克和经理们避免发生罢工，如果有可能的话。而且一旦发生了罢工，凯瑟琳同意马克说了的话：“我们不想让这场罢工不必要的多持续一分钟。”然而，他们之间所做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能在发生短期罢工时出版报纸，丝毫没有把发生现在这种骚乱的可能性列入事项。他们对印刷机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感到震惊：电线被撤了出来，必不可少的操作零件被撤掉，传动装置上的油被排空意外弄断传动齿轮上的齿，还有新闻纸卷筒被划破。此外，他们对大楼里几乎所有行业工会一起罢工感到震惊。
此外，他们必须应付的首要事情是陆续前来上班的记者们，记者们对所发生的一切还不知情。于是决定安排每个记者穿过纠察线进入大楼到印刷车间去看一看。这个安排是本的主意。他一看到破坏范围如此广泛、破坏行为早有预谋——例如，先对灭火器做了手脚，然后才放火——只有记者们亲眼看到所发生的一切，了解真相，这样才能做出有根据的选择。这些报业工会的成员大部分和《邮报》其他人一样感到震惊。当天下午这些记者们举行了一个喧闹的回忆，很多与会者谴责这种暴力破坏行为。布莱恩·弗洛里斯和工会支薪领导层的其余人强烈要求记者们支持印刷工人，并否认破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工会通过口头表决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否决了遵守纠察线的决议——除了代表建筑维修工人的那个小型工会外，报业工会是《邮报》所有工会中唯一穿过纠察线的。一些报业公会成员决定遵守纠察线，但大部分都留了下来。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感到心神不安、左右为难，但他们确实在工作，对此凯瑟琳他们心存感激——尽管知道这些人留下来的信念是很薄弱的，但没准时间长了会变得更坚定。
公关战役打响了，幸运的是，凯瑟琳雇佣了特德·范戴克来处理此次公关危机，因此能够迅速声明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后来又在罢工期间不断发布公告，阐述《邮报》管理层的立场和一系列行动的依据。印刷工人工会也展开了自己的公关工作，指责《邮报》对其成员的受挫情绪负有责任。工会的一致口径是《邮报》正蛮不讲理的设法阻止以前合同中达成的重要条款。罢工的头几天特别混乱，不时地有《邮报》采取的法庭程序及其为恢复程序所做出的努力。
事实上，《邮报》管理层首先担心的是那些正在工作且今后每天都要穿过纠察线的员工的人身安全。这促使他们寻求临时限制令来约束纠察员的暴力行为，其中一条限制的是大楼外纠察人员数。暴力行为开始大约24小时之后，他们设法获得了法院的限制令。然而，尽管有限制令，一枚烟雾弹还是从窗户扔进了照相室。此外，纠察员向任何进出大楼的人挥舞拳头。记者凯西·索耶的头部被一块木头砸中，发行部门的经理维·柯蒂斯被狠狠地打了一拳。对工会来说倒霉的是，身着便衣想要进入华盛顿特区的警察局长里斯·卡利南也被打了。警察逮捕了20多人，大部分人的罪名都是妨碍治安，只有一人携带枪支。
在着手解决安全问题的同时，他们也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能尽快恢复出版。因为以前一直和郊区几家不承认工会的小报有所接触，商讨报纸在发生罢工时的印刷事宜。早上7点，他们就给这几家报纸打过电话，研究有什么措施可采取。
10月2日早晨，马克和凯瑟琳去会见乔·奥尔布里顿，想提议用《星报》的印刷机来印刷《邮报》，不过这可能导致该报由于和《邮报》团结一致同样遭遇停业。考虑到上一次乔拒绝协商，凯瑟琳知道他多半不会答应，但还是决定试一试。不出所料，乔·奥尔布里顿拒绝帮助。
后来大家决定做实验性着落，以推翻坦西尔的说法，罗杰马上付诸行动，先和特区警察部门取得联系，获得了批准，然后又通告白宫，因为按照规定，白宫附近禁止飞机飞行。白宫批准了《邮报》的请求，但附带条件是：由于日本裕仁天皇在市里，他们不能飞过与他们大楼近一个街区之隔的k大街以南的地区，因为这会过于接近白宫。接下来他们还必须致电国务院，因为苏联大使馆正好位于邮报大楼的后面。国务院刚开始说不能这么做，而凯瑟琳他们坚持说必须这么做。其间，印刷工人一度前往联邦航空局，试图阻拦直升机。凯瑟琳把《邮报》的处境向时任运输部部长的比尔·科尔曼据理力争，后来联邦航空局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准备就绪后，他们尝试直升飞机着落。生产部门的约翰·韦茨拿着第一天晚上制作好的胶片来到屋顶，把胶片递给罗杰，罗杰又把他递给飞行员。直升机飞起那一刻，大家全部欢呼起来。凯瑟琳站在屋顶，惊讶地看着这一切，然后激动万分地拥抱住了在场的所有人，因为她意识到这个办法行得通。从那时起，每次直升机到达或起飞时，凯瑟琳都会屏息凝神。事实上，她并不是唯一害怕这种潜在危险的人。最初几天，他们需要电工技师和机械技师来修理印刷机。那时至少有一个人说过，与穿过纠察线相比，乘直升机从屋顶进入大楼更令人感到恐惧。
已经有一天没能出版《邮报》了，不想再停一天。之前他们联系到6家同意印刷《邮报》的印刷厂。第二天，也就是凯瑟琳去见乔·奥尔布理斯顿的那天的晚些时候，唐大惊失色的来到凯瑟琳的办公室，说《星报》不但不准备帮助他们，还打算公布愿意印刷《邮报》的其中一家印刷厂的名字——无异于让纠察员们去把那里的人臭骂一顿。凯瑟琳立刻打电话给乔，说如果他们这样做，会有人因此而丧命。乔回答说他对此事不知情，并问是谁要这样做，会有人因此而丧命。凯瑟琳勃然大怒：“我不知道，乔，但如果你查不出你那该死的报社里是谁要这样做，我也帮不了你。”其实大发脾气原本是不应该的，但他们实在太紧张了。结果当时《星报》没有刊登那家报纸的名称，是几家帮助印刷《邮报》的印刷厂自己走漏了风声。尽管面临着所有这些后勤方面的问题，10月3日，在只停了一天之后，《邮报》印刷并投递了50万份包含24页内容的限量版报纸给它的读者——虽然迟，但毕竟完成了——这些报纸是由华盛顿地区周边的6家小型印刷厂完成的。这是一个迟疑不决的开端，但这却是一场真正的、意义重大的胜利。
《邮报》管理层知道不可能无期限要求这些印刷厂在印刷他们自己报纸的同时还在印刷《邮报》，因此开始想办法修理印刷机，好让他恢复运转。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制造他们所使用的印刷机的格罗斯公司正在举行罢工，因此很难买到所需的配件。凯瑟琳私下打电话给正在旧金山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机械工人工会主席，并请求他让工会的机械工来修理印刷机，说《邮报》必须修好这些印刷机；并且告诉他《邮报》希望继续使用工会劳动力，但如果工会的机械工不能进入大楼的话，他们将不得不请其他人帮忙。机械工人工会主席依旧不肯妥协，于是另外几家报纸——大部分是不承认工会的，只有少数几家有工会——机械工尤其是电工技师和机械技师来支援《邮报》，开始修理受损机器。
他们雇佣了安保人员在印刷厂的周围建立起更加安全的保障措施，希望通过这样鼓励更多的人进来工作。尽管更多的报业工会的会员走了进来，报业工会却发表了一个公告，要求双方恢复谈判，并且一周后把情况通报给报业工会的全体成员。报业工会禁止其成员进行任何超越他们自身工作范围的工作，实质上要避免以任何方式帮助《邮报》。在长达数月的整个罢工过程中，尤其在刚刚开始的比较混乱的那几天，报业工会内部进行过很多激烈的讨论、激烈的争论、甚至是充满辱骂的公告和反复召开的会议。
10月3日，凯瑟琳前往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总部参加一个发行人会议，凯瑟琳在那里分别与协会会员进行交流。她向诸位发行人全面介绍了发生的一切和她在谈判中一直坚持的立场以及他们为了继续出版所做出的努力。凯瑟琳还随身携带了印刷车间的照片，作为证据证明所发生的一切。报业同行几乎都在问凯瑟琳是否将与《星报》通过签署合资经营协议来进行合并，凯瑟琳回答不是。当然也有人怀疑是否打算“捣毁”工会，永远不让工会会员回来？凯瑟琳也回答说不知道情况将会如何发展，但是他们期望能在设法与工会谈判的同时继续出版，并且将尽其最大努力。事实上，凯瑟琳当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最终的目标上——甚至都拿不准目标该是什么，她只是想尽快修理好印刷机，然后暂时在缺少行业工会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印刷厂出版《邮报》。当时，大部分同行都乐于帮助他们，有几家报纸自始至终无所畏惧地支持《邮报》。
到了10月5日星期五，出版社出版的报纸仍然是内容明显被削减的——亏本的——报纸，全部由偏远的印刷厂印刷，为此得支付更多的费用。
10月6日，凯瑟琳会见了那些坚守工作岗位的员工，为的是告诉他们《邮报》打算采取行动。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坚定地陈述个人对工会价值的信念，反驳工会指责他们缺乏谈判诚意及“捣毁工会”。凯瑟琳特别对报业工会的员工说她十分感谢他们留在大楼里。因为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她觉得留下来的人作出了艰难而勇敢的选择。凯瑟琳向他们保证，大楼内部的沟通渠道虽然存在缺陷，但绝对是敞开的，凯瑟琳还说：“你们要是认为我们做错什么就说出来，我们愿意倾听。在试图采取其他任何措施之前，我们会设法在我们的原则范围之内，比如在谈判桌上，采取正确的、富有人情味的措施。”
随后马克表示愿意与印刷工人恢复谈判。当然，谈判因暴力行为而变得无限复杂化了。起诉工会搞破坏，之后陪审团对暴力行为展开了调查。
当天晚上修好了一台印刷机。“开始吧，乔，老兄。”本大声喊道。然后，不可思议但千真万确的是，印刷机“轰隆隆”运转起来了。正是在这天晚上，他们印出了10万份报纸。
报业工会持续不断地向《邮报》分会发布报告。第一周发布的一个公报说，大多数工会成员不打算工作，因为他们无法穿过印刷工人的纠察线，还“因为他们非常讨厌管理层想方设法恫吓仍在大楼里工作的选择了罢工的工会成员。”工会提醒其成员及选择罢工的工会成员，局势并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同样在10月27日这天，在联邦仲裁与调节局的主持下，他们与印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谈判会议。这场会议持续了一整天，马可把他描述成“有益的和建设性的。”10月9日，他们的这个愿望实现了，此时他们用自己的印刷厂生产出了28万份报纸。随着有更多的印刷机被修好，他们将逐步弃用周边地区的那些印刷厂。
整个过程中，《邮报》的300名经销商绝对发挥了作用，因为即使能够印出来，但投递不出去也是无济于事。经销商们精神饱满、英勇无畏，此外，他们还有耐心，有决心——尽管遭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身暴力攻击。一周之内，他们投递到各家农户以及各个报停刊的报纸是一万份准备邮寄的报纸，他们原本是要通过公共汽车、火车以及飞机被运往城外。对于这些报纸，负责发行业务的副总裁杰克·帕特森认为自己需要帮助，于是提议雇用外人。唐与生俱来的谨慎使他反对这项建意，认为印刷工人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让某些人混进大楼来危害他们。但杰克凭借其独立和冲劲不顾唐的反对雇用了外人。
罢工的前十天里，《邮报》的活动强度极高，压力巨大。高管们不断召开会议。他们所有人的紧张程度简直难以想象，而凯瑟琳也前所未有的焦虑。变化无常的局势、各种各样的困难，针对员工的暴力行为、害怕《星报》会利用这次机会转弱为强的的恐惧感，都让她不知所措。凯瑟琳感到绝望，暗自琢磨自己会不会把整件事情搞砸，然后失去这家报纸。她真的看不出他们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她觉的她的焦虑就像肚子里怀着一块石头。然而，尽管脑子里一片混乱，她却不得不表现出沉着冷静、意志坚定的样子，并给人留下乐观的印象，为的是把这种态度传达给其他人。最大的一个压力出现在凯瑟琳与爱德华·威廉姆斯、本、马克及唐的一次会面。她知道爱德华和本认为她最关心的是报纸的利益，但至少本显然认为凯瑟琳不向印刷工人让步等于是自取灭亡。
凯瑟琳不清楚本此刻的看法是什么，她只知道她一直把她的编辑质量放在首要位置上，因此听到爱德华如此谈论他长久以来费劲心血创办的这份报纸，肯定让她痛苦不已。她知道她为手下的工作人员担忧——那些记者和编辑——他们依然深陷在苦恼之中。另一个给予凯瑟琳极大的帮助的朋友是沃伦·巴菲特。他在罢工的第一个星期就赶了过来，在整个罢工期间都定期过来陪她。他后来承认，之所以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赶过来，是因为马克·马尔和唐察觉到她非常紧张，于是建议他过来。
除了始终如一的支持外，沃伦还给予实质性建议。“瞧”他说，“我会替你留心得。要是我认为你有失败的危险因而必须放弃，我就会告诉你。”这是个极大的安慰；沃伦对这件事的判断就像对许多其他事情的判断一样，将是正确无误的。他密切注意着她所谓的“转折点”。
凯瑟琳的儿子唐也给了她——更不用说《邮报》极大帮助。马克·马尔肩负着公司罢工期间在部署各项工作的全部责任，并且做得极其出色。但是，因为审视宏观大局令他们的策略、谈判及对外公关已经应接不暇了，所以他把主持报纸日常工作的艰巨任务交给了唐。对于30岁的唐来说，强行要他接受的是个重任，但他显示出应付困难局面高超的本领。此外，亲手操作那些用来出版报纸的实实在在的机器，让他学到很多。
到10月12日为止，罢工已持续了近两周，此时他们的全部印刷量，已经能够由他们自己的印刷厂完成。有4台印刷机已修复。但仍能印刷40页的日报。或许是他们开始恢复自力更生的进度比他们所设想的要快，而且达到的程度是凯瑟琳当初目睹印刷机受到损坏时所不会相信的，所以她开始抱有更多的希望。
到10月16日，他们报纸的页数增长到了48页，这是在没有使用“集中印刷”那种技术的情况下所能印出的最大量——那种技术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更持久的耐印力。
到10月19日星期日，他们的最终版本包含了九版共计206页的内容。他们由8个人制作前版，为了10月23日的那份报纸，这8个人制作出近600个印版交付印刷，包括为一篇有关病重而生命垂危的弗朗哥的报道而制作的3个改版。
几个月来他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几乎就是躲藏在办公室，很多人将就着坐下，基本上以办公室为家。
然而，尽管某些具体工作已经形成一种惯例，烦恼却依旧不断。最大的一个烦恼是他们能否让报业工会会继续工作下去。报业工会的领导人抨击凯瑟琳早前发表的说公司利润应该上升到15%的声明。指出他们实施本地区规模最大的公司，也许是在乎华盛顿唯一一名列《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的企业，布莱恩·弗洛里斯把公司称作“富有的集团公司”，不断鼓动他们的成员设法让他们遵守纠察线。
与此同时，弗洛里斯还对凯瑟琳进行人身攻击。弗洛里斯在全市范围内发表了一个公告，说：“人们不禁认为肯尼迪的所有肖像在此时都应该面壁，因为一个奖项被颁发给了一个指挥者，她率领手下势力企图彻底铲除《邮报》的所有工会。”
他进一步向大楼里的工会成员施压，迫使他们出来。结果，确实有5名任职于国际新闻组的工会成员答应出来。但其他报业工会成员实际上推出了公众执行委员会对罢工所采取的立场。
印刷工人也加强了他们的攻势，包括对凯瑟琳的人身攻击。他们在10月底散发了一张题为“《邮报》的掩盖行径”的传单，《邮报》的所有者希望“瞒天过海地实施本市‘水门事件’以来最大规模的掩盖行为”。凯瑟琳被指责雇用了拉里·华莱士，整个罢工期间他们一直把华莱士描述成工会破坏者式的人物，还说他“刚在《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对工人进行了恶意打击。”令他们担心的还有持续不断的暴力威胁。纠察队伍的粗暴行为已成常事。印刷工人还在其他方面加强攻势，包括组成纠察队包围他们的广告客户。对此他们正式提出“不公平劳工惯例”的指控，理由是他们进行次级抵制行动。
随着罢工进入11月，除了持续不断的暴力恐吓之外，出现了另外几件让他们忧心的事。市区办公室开始变得更加烦躁不安。很多记者深陷于穿过纠察线所带来的痛苦之中。凯瑟琳当时收到了两封仍在坚持工作的报业工会成员写来的信。其中一封信是写给拉里·华莱士和凯瑟琳的，由41个人署名。他们写信确认，他们坚持工作的举动没有被视为其对《邮报》管理层处理劳工关系的表现全盘肯定。
凯瑟琳收到另一封信，来自报业工会《邮报》分会的大约80位成员。这封信包含他们希望得到大幅的20个具体问题。
唐、梅格和凯瑟琳草拟了这20个问题的答案，并用极为详细的话把他们表述出来。对他们来说这仍然不失为一个表达他们观点的好机会。
参与罢工的报业工会成员在大楼外举行集会，自称是“基层支持罢工委员会”。他们在罢工持续的数周内至少散发了14本小册子，企图说服《邮报》的其他报业工会成员加入他们的罢工队伍。
《星报》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一度获悉一些平常在《邮报》工作的印刷工人——可能有40人之多——在为《星报》工作。
尽管他们的竞争对手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还是超过了《星报》——至少从出版页数来看——罢工开始仅3周后的10月23日及10月的最后一周，《邮报》自10月1日以来首次再度盈利了，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凯瑟琳感到他们正遭到新闻界的抨击，被指责所做所为像巨人歌利亚一样，而《星报》则是英勇的大卫，她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的有意栽赃。她当然相信《星报》正千万百计要给他们造成损害。然而，由于他们不得不共处同一座城市——而且事实上，在凯瑟琳家族拥有《邮报》的这40多年里，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互相扶持。
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尽管报纸的印刷量在增长，而且是用自己的工厂印刷报纸，仍然由14家为他们销售报纸的“发行路线经销商”正式提出对他们的集体指控，抱怨他们的集体指控，抱怨他们把独立的承包人制度转变成销售“代理制”。马里兰州的首席检察官办公室对《邮报》展开了反托拉斯调查。
这场罢工发生时他们上市仅仅4年，仍然是家规模相对较少的公司。在罢工的结果出来之前，行业分析师拒绝透露他们对他们公司财务状况的评估——降低了对他们今年每股收益的估价，这无疑对股票的购买产生了影响。
随着《邮报》逐渐开始经历越来越多的成功，逐渐开始习惯于不断印刷出更多报纸的现实，最初的极度兴奋慢慢消退，这个过程在疲劳甚至是厌倦的时候越发明显，从而导致热情和士气逐渐减弱。一位操作印刷机的编辑说，他开始理解蓝领工人的感受了，自己日复一日地做着一份单调乏味、毫无乐趣又很艰难的工作，楼上的白领主管们却做着各种影响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决定。
随着取得的进展越来越多，而压力确实稍稍减轻了一点，可仍然没有办法判断罢工将在何时彻底结束及将以何种形式收场，因此日子依旧在焦虑和辛苦中度过。
整个罢工期间，与印刷工人的谈判一直在继续。正如马克所言，他们从一开始就愿意保留他们的高收入，甚至把他们过去荒唐的工作章程和加班费也计算在内。他们正试图通过集体谈判“重新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印刷车间的运营活动，使其效率更高，生产力更强，成本更低，浪费更少。”
11月中旬安排了一个会议，印刷工人按照约定计算能够在会议上拿出反提案。会议开始后，他们却说他们改变了主意，不愿拿出反提案，于是陷入了僵局。
时间进入12月，一切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虽然他们之前拿出了另一个提案，印刷工人却置之不理。罢工已经持续了9个星期，这期间他们提出了数个包含优厚福利待遇和一定工作保障的方案，以此作为难以接受的工作惯例的交换。最后，印刷工人终于拿出了他们的首个方案——只提出对工作惯例作一处小小改动，却要求为此每周加薪37美元。
12月4日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他们提出了最后方案。为了避免让整件事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他们做出了决定，提出了马克所谓的“全面的、不可更改的最后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在凯瑟琳看来条件优厚的提案。每个印刷工人的基本年薪将直接涨到17318.60美元，比当时美国其他任何报纸的任何一个印刷工人的工资都高。
在合同的最后方案出台前夕，他们与工会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印刷工人为什么不接受这个合同方案？凯瑟琳确信他们拒绝的理由因人而异。或许他们坚持不让步，是希望领导层投降。吉姆·杜根本人无疑是其中一个因素，同样还有他最信任的心腹、铅版工人的代表人物查理·戴维斯。杜根一直是个有能力的领导人，但他肯定在1973年的那场胜利后自我意识膨胀，自认为在工人突然举行罢工那个夜晚打败了约翰·普雷斯科特。他似乎认为他是这个大楼里的人物，总能在最后关头扭转乾坤。他摆出要修理领导层的姿态，为的是向华盛顿邮报公司管理层证明到底谁说了算。他不仅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相反，实际上，他罢工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鉴于这一点，工会在整个罢工过程中从未动摇过。杜根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俘虏——被他的权利和辉煌的过去所囚禁，也被那些搞破坏的人所囚禁。他不得不要求领导允许那些破坏印刷机的人重返工作岗位。凯瑟琳断然拒绝了。
10月12日，即他们的最后方案被印刷工会拒绝后的三天，马克和凯瑟琳走下楼，来到第五层的新闻编辑室，会见所有还在工作的人。凯瑟琳宣布打算雇用替代工人，并简述了领导层为商定最后方案的条款所作的努力。
第二天，《邮报》整版刊登了马克的一封公开信，题目是“《邮报》为什么采取行动来结束罢工并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这是特德·范德克的主意。他们还在为报纸的分类广告版面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急聘”印刷车间操作工，“有经验者或经验不足者均可”。令他们吃惊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就有大约700人在大楼前排队，等待接受面试。
吉姆·库伯干了几件漂亮事，其中之一是在他们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农场会见6名隶属于工会菲尔印刷车间主管，请他们回来工作。他们答应回来工作，不过直到谈判陷入僵局及凯瑟琳开始雇人后他们才真正付诸行动，在培训新员工方面助了一臂之力。他们回来对他们而言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对她们自己而言却是艰难的一步。在他们返回工作岗位的最初几天里，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全部心神不宁、脸色苍白、惊恐不安。
凯瑟琳请来了两个人来着手培训新雇用的印刷工人，并为此制定了一个为期两周的严格培训课程。但他们发现这些人的积极性和素质是如此之高。
印刷工人似乎依旧没有危机感，甚至在公司开始雇人以后，仍然没有。尽管印刷工人似乎认为事态对他们有利，他们还是去找美国劳联——产联（AFL-CIO）主席乔治·米尼寻求帮助。
新年前夜发生了一件让凯瑟琳非常痛苦和气愤的事。《星报》刊登了一封联合署名为“公平解决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这封信强烈要求举行24小时不间断的谈判、并由联邦调解机构进行寒暄，而后如果谈判失败的话，就对双方实行强制性仲裁。这封信得到了乔治·米尼的赞同，另外还有100人签了名，包括很多民间领袖和自由派人士，诸如沃尔特·方特罗伊牧师、天主教会联合会的乔治·希金斯阁下、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利昂·凯泽林、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约翰·沃克主教、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众议员约翰·布拉德马斯——他后来写信告诉凯瑟琳，他的署名未经他本人同意。
凯瑟琳认为“所有”署名者都被利用了，尽管他们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觉得这封信的立场是中立的；即在这场罢工中取胜了，但现在应该把公司业已获得的成果交付仲裁方进行公断。他们对真正的问题知之甚少，只是任由自己被工会欺骗愚弄。事实上，为这则广告付费的是报业工会，这一点在刊登当天发布该广告的委员会成员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弄清楚了。
凯瑟琳写信给署名者，其中包括休伯特·汉弗莱，说她感到失望，因为他们甚至都没有提出听听这边的说法就允许别人署上自己的名字。休伯特马上回信说，他原本认为这封公开信不过是呼吁《邮报》和工会双方设法解决这场争端而已，还有，他仍然不认为这封信有所偏袒。但他又说：“转念一想，我要是不干涉这场争端也许更好……这是个草率的决定，而且我认为，不作这个决定才是我更明智的做法。”
截至1976年1月6日，我们已经为印刷车间雇用了107名永久性代替工人，其中白和非白人各占一半，妇女占了将近10%。除了着手培训这些新员工外，当前的问题是要让其他工会回来，但进展甚微。到了1月中旬，本地的印刷工人工会正式向《邮报》提出反诉讼，要求得到2000万美元的赔偿，声称《邮报》密谋“最终彻底消灭印刷工人工会”。
整场罢工造成的情绪上的紧张以及双方承受的损失集中体现在了2月10日这天，一个名叫约翰·克劳斯的印刷工人自杀了。劳工与社区行动联盟协商委员会立刻给凯瑟琳发来电报说：“你对《邮报》印刷工人约翰·克劳斯之死负有责任。”
2月15日可能是罢工结束的关键日子。邮件工人终于通过表决——129票对58票——接受了新合同，并与第二天晚上回来上班。2月17日，《邮报》的照相制版工人会投票赞成合同方案，并在几天后返回工作岗位。排版工人一直遵守排查线但并没有参加罢工，因为他们的合同还在有效期内，这次他们和照相制版工人一起回来工作。公司与另外几个工会的谈判仍在进行中；持续罢工到3月1日的机械技师工会，大部分成员已经回来工作的机械工人工会，还有楼房设施工人工会。
在这漫长的几个月里，新闻界对于这场罢工一直有很多反映。内容从极肯定到极否定。
到了3月1日，罢工基本已经结束。公司经历了一项高难度平衡术表演的挑战，最终他们待在了钢丝绳上，并到达了终点。除印刷工人之外所有工人都回来上班了。罢工结束时，印刷工人工会的200多名成员中回来22人（包括几名主管）——以几个人的身份，而43名铅版工人中有28人返回。一些印刷工人是出于理性和对工会的忠诚才没有回来，另一些显然是因为害怕。
《邮报》谨慎处理复工事宜，不催促那些迟迟没有返回岗的人。他希望弥补伤痕，而不是创造更多创伤。他们尽量对回到大楼里的每一个人表示欢迎。
1975年结束时，他们实际上却扩大了《邮报》在华盛顿地区周末报纸市场上的份额，而《邮报》的总发行数仅下降不到百分之二。
他们经受住了一场不由任何人掌控的罢工。《邮报》在这场生死考验中存活下来，但没有“绝对的胜利”——对《邮报》、《邮报》报业工会行业工会成员以及华盛顿的公众来说，这是个痛苦的经历。它分裂了《邮报》，造成一种不真实的相对立的气氛。近200人失去了工作，一人自杀身亡。他给太多的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很多悲伤后果。
凯瑟琳同样深信他们是以开明的、合理的方式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她认为，自始至终他们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都是慷慨大方的。他们希望与工会达成和解，但更希望负责任地达成和解。他们的目标始终如一：他们要求获得应有的权利，以纠正多年来积累的一些陈规陋习，能尽力做到公正。他们并非要求印刷工人放弃他们反对那些陈规陋习，他们自己也准备好为之做出牺牲。他们愿意买回之前他们所放弃的。印刷工人工会却不打算放弃任何东西。这个工会——起码是他的领导着杜根和戴维斯——似乎在说：“我们所拥有的永远都是我们的，你们所拥有的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虽然发生在《邮报》的这场罢工到1976年2月就大致结束了，但它引起的反响却延续至今。他们吸取了很多令人心痛但十分必要的教训，涉及对通晓自身业务、性格坚强且富有同情心的管理人才的要求，涉及劳工关系，还涉及沟通手段。随后他们把吸取的教训充分加以应用，提高了效率和灵活性，具备了卓越的管理才能，收到的成效非常好。
即使这一切都结束了，凯瑟琳仍感到忧喜交加。1976年2月，她给朋友写信说：“发现自己取得了胜利而情绪却莫名其妙的比斗争时更失落，真叫人难过。”
经历这场罢工后，凯瑟琳的个人形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引人注目。虽然《邮报》和一些人可能对她颇有微词，但在行业内早已经成为明星人物。甚至那些公开指责《邮报》新闻及社论版存在所谓自由主义倾向的发行人，都对他们采取的整治行动拍手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