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执政时间太短，所以很难对杰克·肯尼迪进行评判。但是这位充满活力，年轻雄辩，致力于以新办法解决老问题的总统给人们带来的兴奋和希望很让人们难忘。尤其一开始的时候，凯瑟琳和菲尔对这届政府的前景兴奋不已，本来菲尔和凯瑟琳与约翰逊的关系比肯尼迪近得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与肯尼迪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事实上，凯瑟琳他们对于肯尼迪当选总统那么兴奋，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身边的人，包括总统在内，都是他们的朋友。包括道格拉斯·狄龙、阿瑟·斯莱辛格，这两个朋友是总统的拉美文化和事务的特别助理和顾问，也是“御用哲学家”。还有他们的老朋友肯·加尔布雷斯是驻印度大使，但是在经济问题上有着亲密关系，因此经常往来与美国和印度，与总统关系甚好。此外，虽然当时还不认识罗伯特·麦肯纳马拉（此人进入肯尼迪政府担任国防部长），凯瑟琳们第一次与他见面并非一见如故，但是后来他们彼此之间建立了坚固的友情。而最关键的是这些朋友都是同龄人，凯瑟琳和菲尔都感觉到他们自己不再是政府中老一辈人的忘年之交。他们感觉到是自己这一代人在管理国家。正如菲尔所说：“自从1月20日（总统宣誓就职）意识到我可能比美国总统还年长的那个时刻起，我就感觉到自己年高德勋了。”
1961年3月初，菲尔又开始深入到许多活动中——包括政治活动和《邮报》的相关活动中，而凯瑟琳当时也对此感到很开心。事实上菲尔当时的行为已经越来越疯狂，只是凯瑟琳没有意识到。最明显的例子是他收购《新闻周刊》一事。当时《新闻周刊》只是一份面对商务人士勉强能盈利的新闻杂志，远远不及《时代周刊》。
该杂志原名叫做《新闻—杂志》，创刊于1933年2月，1937年被文森特·阿斯特和埃夫里尔·哈里曼等人收购，并改名为《新闻周刊》。文森特死后，由其遗孀布鲁克控制的阿斯特基金会实际上成为杂志的老板，最后董事们决定将其出售。
早在1961年1月，《邮报》的一名工作人员就告诉菲尔《新闻周刊》正在出售，菲尔说他不感兴趣。后来《新闻周刊》的总裁马尔科姆·缪尔带领管理团队主动找过菲尔，菲尔再次拒绝了。但是后来，菲尔的朋友、《新闻周刊》华盛顿部分负责人肯·克劳福德及其助手本·布莱德利开始怂恿菲尔，菲尔最终接受了这个想法。一天晚上菲尔给本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商量关于收购《新闻周刊》的事情。本后来称这个电话是“最棒的、最幸运的、最有成效的、最令人激动的、回报最高的”的一次通话。菲尔和本在家里谈了很久，最后菲尔让本回去写一份关于为什么收购《新闻周刊》的备忘录。似乎就是这份备忘录说服了菲尔。
2月底的一天晚上，菲尔在家中再次与本会面，同时还有《新闻周刊》36岁的主编奥兹·埃利奥特。在本看来，菲尔和奥兹两人一拍即合，谈话进行得很融洽。于是第二天，菲尔便飞到纽约，跟公司的律师和财务顾问见了面，跟弗里茨·毕比讲明了情况。弗里茨曾经帮助菲尔成功收购《时代先驱报》。弗里茨审视数据后认为有利，于是菲尔决定收购《新闻周刊》，并且马上着手相关工作。
随着购买《新闻周刊》的谈判进入到紧锣密鼓的阶段，菲尔变得极度狂躁，这笔交易从头到尾只用了三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菲尔很少睡觉，高度紧张，疯狂的工作。收购《新闻周刊》的想法使他原本超负荷的工作上增加了负担，这点让凯瑟琳特别担心和紧张。其实凯瑟琳和菲尔在收购之前都很少看《新闻周刊》，所以对收购这份杂志原本没有太大兴趣，凯瑟琳只是知道这是一份全国发行的刊物，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从未考虑过收购这份杂志的商业效果，她只是更多地考虑对菲尔的潜在影响，主要是基于身体考虑的负面影响。菲尔的抑郁让凯瑟琳非常担心，她担心收购的重担让菲尔负担加重，事实上当时菲尔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另一方面，凯瑟琳通过过去的几次交谈感觉到菲尔对“女婿”这个身份是很在意的，菲尔的内心是矛盾的，他认为《邮报》是岳父“给”自己的，一直在纠结是否因为这个他才取得了成功，才能够出类拔萃。他在考虑如果只靠自己，是否还能取得成就。这个问题困扰菲尔的同时也成了凯瑟琳的心病，她担心菲尔的身体因此更加虚弱。因此凯瑟琳赞成收购《新闻周刊》也是因为这显然是菲尔独立做成一件大事，这样也许可以让菲尔放下心理包袱。
决定收购这份杂志以后，菲尔就想尽一切办法去影响那些决定谁将成功竞标的人。另外一家买主是财大气粗的双日出版社。菲尔跟阿斯特基金会的副主席和财务总监艾伦·贝茨见面，给他看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收购计划。别的卖家都只是说有购买意愿，菲尔却不辞劳苦地阐述了对杂志未来发展的构想。他的想法恰好和文森特和布鲁克制定的计划相吻合，所以布鲁克非常希望菲尔能成为最后的买主。事实上，布鲁克·阿斯特的意见对这笔交易很重要，她希望《新闻周刊》能够落入负责人的人的手中。菲尔还费尽周折获得了艾弗里尔·哈曼的帮助，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若没有哈曼的帮助，基金会会在最后关头拒绝菲尔参与角逐。
在凯瑟琳准备跟随菲尔一起去会见弗里茨的时候，凯瑟琳却被一声告知自己可能患上了肺结核。因为医生注意到凯瑟琳的肺上有几个愈合的伤口，建议她住院观察做一周的检查。但是凯瑟琳觉得即便得了病，也是早期，可以治愈。最主要的是她觉得菲尔正要在纽约进行紧张的谈判，她要过去陪在菲尔身边帮助他。因此他恳请医生推迟检查，并且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菲尔。凯瑟琳感觉菲尔其实是很脆弱的，不能告诉他自己生病的消息而分散他的注意力，当时不告诉菲尔是唯一的选择——事情本身已经够戏剧化、够紧张的了。凯瑟琳、弗里茨和菲尔坐在卡莱尔酒店的房间里，作为旁观者密切注意着谈判的进展，看着他们配合默契，为事情的进展而陶醉和兴奋。贝茨打电话过来说，虽然最后的几个竞争者出价差不多，但他们想要更有竞争力的话，就要出价更高点——但他们没更多资金了。刚开始，菲尔和弗里茨非常沮丧。后来，菲尔拿起电话把《时代先驱报》的老楼卖给了开发商解决了资金问题。在整个事件中，菲尔表现出很大的勇气。尽管为了之前的几次交易和修建《邮报》和杰克逊维尔大楼借款之后，和财大气粗的双日出版社无法同日而语。但是3月9日的最终决定证明他们成功地收购了《新闻周刊》。
意识到已经拥有了这份杂志以后，菲尔要想办法拿出200万美元的预付款。他拿出了一张皱巴巴的个人支票交了预付款，然后通知身在华盛顿的《邮报》财务主管，尽快抓紧时间筹集资金。当日剩余的时间主要是应对新闻媒体，菲尔在《新闻周刊》的办公室露了一面。
《新闻周刊》召集了大约20位编辑和业务人员到会议室，在场的人都比较谨慎。《新闻周刊》的许多员工都知道《邮报》以反对麦卡锡著称，但并不知道菲尔是谁，就跑到图书馆找到1956年一期以菲尔为封面人物的《时代周刊》研究起来。
这段狂热的时间过后，本·布莱德利给凯瑟琳写了一张便条，这张便条充分反映当时的情景：
那天天气很好。你听到电话响时跳起来的样子很有趣。你丈夫听到电话响跳起来的样子也很有趣。查理听到电话响时跳起来的样子也很有趣。还有斯威特曼先生，他真是个好人。他总是有点紧张，还好，我不紧张，有人想要买东西时我从不紧张。一个人洋洋得意很难紧张得起来。
成功收购《新闻周刊》的第二天，凯瑟琳和菲尔乘火车回到华盛顿。在半路上，凯瑟琳告诉菲尔自己生病的事实，菲尔大吃一惊，反应很奇怪。他一口否认这种可能性，说是绝对不可能是肺结核，绝对不可能，医生一定是弄错了，以及他会随后处理这些事情等等。回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凯瑟琳就住院了，后来证实确实得了肺结核。凯瑟琳觉得自己的病和压力有关。事实上菲尔的病给凯瑟琳造成的压力远比想象中的严重。
各种事情凑在一起，菲尔对《新闻周刊》的交易和对凯瑟琳病情的担忧，使得他开始酗酒，做出各种疯狂的行为。在凯瑟琳住院期间，这种奇怪的行为依然特别明显。每次医生和他探讨关于凯瑟琳的诊断结果，他总是一进门就开始不停地说话，尽管他说话很幽默，很搞笑，但是结果却是他什么都听不进去。很多人认为菲尔总是精力旺盛，有用不完的精力，事实上，菲尔收购《新闻周刊》后收到的几百封贺信都表达了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心。
尽管在菲尔给凯瑟琳母亲的信中也一本正经地说：“现在我们放慢了步伐……确实，问题很少，机会很多。但现在开始要慢慢来了。”但是，嘴上说要放慢步伐，慢慢来，事实上他却加紧干了起来。菲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自己很陶醉于冲刺某件事，于是他很快开始着手对《新闻周刊》精简人员，并雇佣有才干的人，把奥茨·埃利奥特从执行主编提升为总编。
收购《新闻周刊》后，菲尔最重要的行动是说服弗里茨离开凯威事务所，作为平等的合伙人参与华盛顿邮报公司的管理。并且弗里茨继续留在纽约，监督《新闻周刊》的运行，他将在公司的所有活动和业务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菲尔认定弗里茨是自己要找的合伙人，因此向弗里茨开出了优厚的条件，最终也让弗里茨受益匪浅，即便如此，菲尔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才说服了弗里茨，因为很显然弗里茨在凯威事务所能够取得更大成就。
弗里茨成为公司董事会主席和《新闻周刊》的副主席，可能为公司马上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转机，无疑也是凯瑟琳接管后十年内华盛顿邮报公司得以生存的关键因素。弗里茨身上有许多优秀品质，最重要的是他聪明过人又有法律意识，而且思想超前。弗里茨也参与编辑工作，《邮报》和《新闻周刊》的编辑们对他很忠诚。菲尔对于弗里茨的加入特别高兴，他的信中讲道：“现在我什么都不用管了！终于找到人替我分忧了！”
事实远非如此，在改革《新闻周刊》的同时，菲尔重新对《邮报》产生了兴趣，又开始专注于他在《邮报》和全公司的事务。其中，他参与了提高编辑水平的工作，密切关注发行点的业务。他在《邮报》的时候，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着，好让记者们和其他工作人员随时进来和他讨论问题。他喜欢争论问题，以说话辛辣而闻名，以平易近人而受到爱戴。他提出许多新闻报道的思路，还经常对如何报道出谋划策。
1961年2月，菲尔让拉斯·威金斯从执行主编荣升为主编，把约翰·斯威特曼从总经理提拔为发行人。菲尔则使用总裁的头衔。尽管他还去办公室，但是很快就对工作的细节问题越来越不耐烦了。与此同时，菲尔正忙着处理《新闻周刊》交易最后的细节问题。正如该杂志发行人吉布·麦凯布在给广告商的信中所说，菲尔正在成为首席销售人员，他还忙于新成立的编辑队伍的起步工作，这支队伍由奥兹领军，克米特·兰斯纳和戈登·曼宁作为副手，这些人尽管背景不同和所受教育不同，但是他们合作的好，为杂志焕发活力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给杂志带来一种平衡，被冠以“瓦伦达组合”和名号。直到后来，人们仍然还是以这个名字称呼《新闻周刊》的最高编辑层编辑。这三个人在纽约坐镇，加上华盛顿的本·布莱德利，基本上重塑了《新闻周刊》。那个时候开始，业务方面由吉布·麦凯布负责，此人喜欢并擅长这份工作，他特别保护和支持手下的编辑们，即使是面对广告商撤掉广告和其他的麻烦也是如此。麦凯布这样评价过广告商：“不管是真是假，我们都要假设他们更需要我们，并以此为行事原则。”弗里茨和吉布都意识到，没有好的新闻产品就拉不到任何广告。经过一系列协调之后，《新闻周刊》开始挑战《时代周刊》。
此时凯瑟琳的病情正处于活跃期，值得庆幸的是发现得早，没有对肺部造成损伤，也不传染。尽管凯瑟琳并不担心自己的病，但是医生还是嘱咐要至少卧床休息6个星期，并且治病期间不能喝酒。菲尔同时请来了芝加哥大学的医生为凯瑟琳诊断。那几个星期，凯瑟琳基本上都待在卧室里，对于她来说是一种复杂而模糊的体验，因为生活节奏突然被放慢下来，整日就是睡觉、看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这并非是件坏事，自己得到很好的休息，连菲尔都因为推掉了许多活动而从中受益。在生病期间，凯瑟琳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看完了普罗斯特整个系列的全部七本书。
跟购买《新闻周刊》一样，这几个星期也是凯瑟琳生活的转折点。她抛开了所有的公益活动，丢开了华盛顿在外围的工作。他购买了《新闻周刊》以后，一边继续在华盛顿生活，一边开始在纽约生活。在凯瑟琳生病期间，菲尔的生活开始加重，既要处理许多工作的事情，又要照顾孩子们，忙得不亦乐乎。菲尔安排孩子们的春假，经常和唐一起去打高尔夫，给比尔买了自行车，还要招待史蒂夫在学校的朋友们，并且精心为拉利的初入社交界晚会做了准备。尽管他写信说“有些疲惫”，但是与孩子们度过的温馨时光让她“回到了正常的状态”。事实上，此时的菲尔已经劳累的消瘦了，并且经常喝酒。他的行为经常反复不定。
由于家务事的加重，在购买《新闻周刊》以后，菲尔消失了一段时间，但是猪猡湾事件后的一个周六，他又突然出现在《新闻周刊》。当时杂志写了一篇有关中央情报局的封面报道，菲尔对报道进行了修改，使文章变得柔和些。与此同时，对于《邮报》在猪猡湾事件报道上的失策，菲尔撤掉了鲍勃·埃斯塔布鲁克的一篇社论，并且没有告诉他，这点也说明菲尔的情绪又开始恶化了。显然菲尔长时间脱离《邮报》，却又不时进行干涉，一定让职员们感到疑惑不解。菲尔也确实惹恼了不少人，其中就包括埃斯塔布鲁克。
菲尔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更换了公司雇佣的律师事务所。比尔·罗杰斯离开政府部门之后，菲尔想让他成为科文顿·柏灵律事务所的合伙人，以便更好地为华盛顿邮报公司服务。科文顿拒绝了这个提议以后，菲尔把公司除了广播以外的所有业务交给了比尔加盟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一部分原因是提其品质。从此之后，比尔成了《邮报》的总法律顾问，后来也成为弗里茨、菲尔和凯瑟琳的得力助手。那些年，菲尔保持了一直参与政治活动的习惯，为总统和副总统起草和修改演讲稿。他还为约翰逊起草了向美国杂志发行人协会发表的有关统一的外交政策讲话——事实上，说服副总统发表该讲话也是菲尔。
到了5月中旬，凯瑟琳的病情好转，她被医生告知可以每天下床活动5个小时，这段时间里，她大部分用来和菲尔一起散步。夏天到来的时候，可以下床活动的时间越来越长。6月拉利从学校毕业，考上了拉德克利夫学校。凯瑟琳和菲尔为她准备了几次宴会。其中6月16日举行的晚宴是凯瑟琳生病卧床后第一次进行社交活动，也是病后初愈度过的值得纪念的一个夜晚。
这个夏天，为了让自己换换环境，也为了让菲尔休息一下，他们回到了科德角。此时的菲尔显然又开始抑郁，同时还腰酸背痛，所以这个夏天过得很艰难。大部分时间里，由于菲尔的状态不好，他们在科德角过着相对安静的生活。菲尔从工作和社会生活中脱身而出，花了很多时间来陪孩子们。拉利的男朋友家是做军火生意的，菲尔拿他开玩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手枪”。
尽管状态不太好，菲尔那年还加入了兰德公司董事会。兰德公司是“二战”后建立的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专门为空军就公共政策提供咨询，尤其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加入兰德公司董事会让菲尔跟另一个有着很深背景的机构发生了联系。凯瑟琳认为这样做勉强可以接受，因为当时对发行人行为标准的界定比较宽松。但是后来兰德公司邀请她加入时，她却拒绝了，她认为与政府的联系会带给自己太多矛盾。
那年秋天的大部分时间，菲尔仍然情绪低落，精神抑郁的时候不想一个人待着，喜欢让凯瑟琳陪着。这段时间凯瑟琳的肺结核已经完全康复。于是，他们一起去纽约，还在卡莱尔酒店租了一套漂亮的公寓。在此期间，凯瑟琳很高兴能够融入纽约社交圈，并且结识了朋友巴贝。
1961年秋天，凯瑟琳花费很多时间为拉利初入社交圈操办宴会，并且定在了12月26号举行宴会。参加宴会的有凯瑟琳的朋友，还有自己母亲的朋友，拉利的许多朋友。成年人都戴着白色领结，年轻人则戴着黑色领结。唐、比尔和史蒂夫都穿上最好的衣服。苏珊·玛丽·艾尔索普说，菲尔和拉利是当晚最潇洒可爱的舞伴，最吸引人注意的是拉利的黑发随着舞步飞扬，菲尔也很棒。在凯瑟琳看来，这是他们度过的最后的美好幸福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