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就像一幅山水画，洗去铅华，留下清新自然；母爱就像一首深情的歌，婉转悠扬，轻灵浅唱；母爱是伟大的，也是无私的，它沉浸在万物之中，充盈天地之间。
有了母爱，人类才从洪荒走向文明繁盛，有了母爱，社会才从冷漠严峻走向温情和安康，有了母爱我们才从愁绪走向高歌，从顽愚走向睿智，也才有了生命的开始，理性的萌动，人性的回归。
母亲的眼睛
布洛宁
在世界射击锦标赛的现场，发生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急死人的新鲜事，50米手枪慢射冠军普钦可夫失踪了！在即将颁奖的节骨眼上，刚刚打破世界纪录的普钦可夫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普钦可夫失踪得很不是时候，在恐怖、爆炸、劫持、绑架等等字眼屡见报端的大背景下，他的失踪不禁使组委会头头脑脑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他们一个个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广播喇叭更是声声急字字催：“普钦可夫，马上去领奖台！马上去领奖台，普钦可夫！”
实际上，普钦可夫安然无恙、毫发无损。此时此刻，他正躲在一个谁也发现不了的角落里与他的妈妈通电话：“妈妈，妈妈，您看见了吗？您听见了吗？赢了，赢了，得了冠军，打破了纪录！”
“看见了！听见了！电视机开着呢，评论员的声音大着呢。你听，你听，广播里正喊着你的名字，快，快！领奖去！”千里之外的妈妈柳莎无比高兴、无比激动，她的嘴巴大大地张着，双眼一动不动，一副喜极欲哭、欲哭无泪的样子。
“妈妈，妈妈，您知道吗？用妈妈的眼睛瞄准，靶心就像又大又圆又明的月亮，手枪的准星一动也不动的，子弹长了眼似的直往靶心钻。”普钦可夫热血沸腾、言犹未尽。这也难怪，对于一位双眼曾患恶性黑色毒瘤的人来说，能够逃脱无边黑暗的厄运，迎来鲜花如海光明灿烂的世界，这全赖妈妈柳莎的眼睛和医生巴甫琴科的妙手回春。
8年前，10岁的普钦可夫被确诊双眼患上恶性黑色毒瘤。几十所医院几百名大夫像串通好了似的，众口一词：做眼球摘除术！不然的话，快则三月、慢则半年……
命运如此残酷，天真活泼的儿童就得面对要么死亡要么黑暗的选择。这选择沉甸甸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普钦可夫直愣愣地望着母亲，用清纯而困顿的嗓音说：“妈妈，书上说‘光明无限好、世界很精彩’，我还没看够呢；书上说‘生命是第一可宝贵的，对人只有一次而已’，我才刚刚起步呢。”
柳莎完全明白儿子的意思。是呀，光明与生命二者兼而有之是再好不过了。可是，她非常清楚，感情战胜理智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她不能忘却丈夫的前车之鉴，她一字一顿地说：“儿子，你爸爸的病与你的一模一样，他不听医生的，结果呢……”柳莎再也说不下去，她声音哽咽，眼泪在眼睛里打着旋儿。
柳莎与儿子当机立断：两害相权取其轻。
决定一经作出，柳莎变卖财物，仅仅两天的时间，她一股脑儿地把汽车、钻戒和满头金发换成了现金。她卖得那样的果断、那样的坚决，她要让儿子在手术前看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美国的大峡谷、法国的凯旋门……
母子俩一路欢笑，怎么看也看不够，怎么说也说不完。普钦可夫忘却疾病，完全沉浸在母爱的幸福里。
这样愉快的旅程却不得不在中国长城的烽火台上戛然而止，因为柳莎的随身听的声波有力地撞击着她的耳膜：眼科专家巴甫琴科发明了视神经诱导接合剂，使移植眼球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一只盲犬已重见天日。
柳莎母子分秒必争日夜兼程，很快就来到巴甫琴科面前，要求马上手术：把母亲的一只眼球移植给儿子。
巴甫琴科看见了柳莎的眼睛，那是一对世界上最漂亮最湛蓝最纯洁的眼睛。
“眼球移植还从来没有在人身上试验过。”巴甫琴科说。
“总得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夫，把我的一只眼球移植给我的儿子，我和儿子就都有一个光明的世界。大夫，平白无故多出一个光明的世界，合算，合算。求您了。”柳莎说。
尽管柳莎的眼球和普钦可夫的眼眶配合得天衣无缝，尽管巴甫琴科努力努力再努力，人类史上的第一次眼球移植还是失败了，世界上徒添了两只义眼，一只在柳莎的眼里，另一只在普钦可夫的眼中。上帝就是这样，撒下了希望的火种，又浇灭了光明的火苗。
柳莎要进行第二次眼球移植：把她的第二个眼球移植给普钦可夫。于是，就有了一场艰难的对话。
“你是否知道最可能的结果？”巴甫琴科问。
“知道。”柳莎回答得很干脆。
“你坠入黑暗，你儿子也见不到光明呢？”
“知道，我作好了一切准备，能接受最坏的结果，能忍受一切痛苦。”
面对这样的母亲，巴甫琴科沉着冷静地做了第二例眼球移植手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手术成功了。
柳莎和普钦可夫出院的那天清晨，天特别的蓝，风特别的暖，太阳和月亮都赶来看人间最动人的一幕：柳莎背着她的儿子，儿子闪着明亮湛蓝的右眼，发着走、停、左拐、右转的口令，母亲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一直向前。
我最爱你
埃玛·邦博克
朱莉如果不是那位死者，恐怕她连葬礼也会爱的。
牧师竭力以言相慰，对僵硬地坐在前排她的三个儿子说：“你们母亲的灵魂升天了。灵魂虽去，躯体仍在。”
风琴手忘了音乐，奏起了《美酒与玫瑰的时光》，她只记得住这支歌的谱子。
朱莉的二儿子斯蒂文从学校飞跑进来，脚穿一双红白蓝三色轻便鞋，上身是三件套的咖啡色西装。
朱莉患的是一种扩散极快的癌症，才48岁便与世长辞，真叫人难以相信。大儿子查克还在自己的公寓里，他奶奶带来了这个噩耗。在此之前，他只听说母亲“近来有点疲倦”。
朱莉很为大儿子感到骄傲，认为他是“电视巨擘”。其实，他只不过是喜剧团的一个道具管理人。但他专攻过电影学，得了文凭，懂行话，每次相聚，他都不失时机地显露一番。
查克：“新近看过什么片子吗，妈妈？”
朱莉：“看过《马普尔小姐被诱》，我喜欢这部片子……”
查克：“该片缺少陈述。”
怎么会是这么个傲慢的家伙？现在要道歉，太晚了。他用手指触摸着口袋里的信，然后第10次把它展开。这是妈妈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
最亲爱的查克：
既然这封信是只写给你的，我可以对你说，我一直最爱你。
或许由于你是在我身体里乱动的第一个小奇迹吧。你使我第一次知道，我有无限的生命力。你是我和你爸爸艰难岁月的一部分……你给贫困带来了欢笑，给寒冷带来了温暖，给失败带来了成功。
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你之后还会有弟弟妹妹，他们说不定能把泡泡吹得更大，嗝打得更响，比你更早地学会说话，或者走得比你还快，可这一切都是你先会的呀。
那时我们没有经验，可能让你受了许多委屈。不知道怎么给你把尿，给你洗澡时笨手笨脚，要不就看护你小心得过了分。然而，你也享受了——你享受了我们的耐心，我们旺盛的精力，我们的青春。
我们把所能给予的最好的东西给了你。这里面有艰辛，也有欢乐。光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就有6大册。有一次，你吃得太多，不停地打嗝，不得不把医生叫到家里来——你像个吓坏了的小羊羔。一切都从你开始。
我们不能没有你，我们爱你。
妈妈
斯蒂文悄悄进来坐在查克旁边，查克急忙把信合上。
“除了这双鞋，还得了小刀子吗？”查克手指打了个响，朝斯蒂文的红白蓝三色轻便鞋点了点头。
“没有，得了个飞盘。”
斯蒂文深深地吸了口气，尽量不去注意他哥哥。刚才，他在看妈妈寄给他的信，所以没有留意查克。以前他从不知道，妈妈对他有这样的感情。
斯蒂文曾经想当个流浪汉。每回他聚众闹事闯了祸，妈妈总是把他拉到一边耐心地劝他，对他说，他们理解他。可是，他们不理解，至少没有完全理解。比如，那次全家外出度周末，偏把他一个人留下来看家，这能说他们理解他吗？
那天晚上他们回家时，为什么她不像别人的妈妈那样大发雷霆，相反，却问他：“想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
“你怎么知道出了事？”他反问。
“几辆巡警车停在咱家的草坪上，30个邻居穿着睡衣围在那儿观看。”
“我举行了集会。”他怎么会这么傻！应该说的是“对不起”，请她原谅。可再没有机会了。他抚摸着妈妈的信，她怎么这样了解他呀！
最亲爱的斯蒂文：
你一定怀疑过，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我一直最爱你。
你给咱家抹上了愚蠢的斑点，可你不但不认错收场，反而越闹越凶。我真羡慕你的热情，你的独立精神，以及你的急躁脾气。小时候你穿的是褪色的旧衣服，玩的是破损的玩具。任何事你从不先干，但最后总是你干得最好。
我们逗着你玩，拿你开心。人说狗吻了小孩的嘴，孩子就会死。可是，狗亲了你的嘴，你并没死。人说孩子一天不睡午觉就会生病，可是一次次你没午睡，照样好好的。人说吸橡皮奶嘴，小孩的牙齿会长成一圈，可你直到两岁，吸的都是橡皮奶嘴，牙齿并没有长成一圈呀。
那些年，我们忙忙碌碌，雄心勃勃，你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那时，我们对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什么重要，什么次之，稀里糊涂，不知所措。总是你提醒我们该做什么，做得不对，也总是你出来纠正。星期六晚上你待在家里，把我们从寂寞中解救出来，用你对生活的热情鼓舞我们。
你是意志坚强的孩子。我们爱你。
妈妈
蒂姆从教堂后面看着他的两个哥哥，然后走上前和他们坐在一起。
妈妈临终前的那段生活，只有蒂姆知道，他的两个哥哥不了解。蒂姆为他们惋惜。他们住在家里时，都是妈妈侍候他们。可是她在世的最后一年里，什么都干不了了，是蒂姆侍候她。谢天谢地，他能有这一年的时间来弥补过去惹她生气和伤心的错误。
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曾憎恶这点。他的哥哥们都曾有过晚饭后跟他们一起玩橄榄球的爸爸，和忙得不可开交、只能抽空给他们的垒球卡编码归档的妈妈。他却不曾有——爸爸妈妈没有精力了。
去年，他们同他谈过，消除了他心底的怨恨。妈妈在留给他的这封信中，把什么都说了。
最亲爱的蒂姆：
做妈妈的不该偏心，但我一直最爱你。
正当你爸爸和我以为青春已永远消逝的时候，你降生了，提醒我们，仍有余热可发光。你使我们鬓发重黑，步履轻捷，肩阔目明，谈笑风生。
你继承的是破损的垒球棒、跑不动的小火车、装满酸乳酪的冰箱；还有中年家庭的危机和一本里面只有苹果布丁制作法的小人书。
你也继承了我们从不期望的东西——我们的生命是要终结的。
我爱你像35岁的人那样耐心细致，爱你像90岁的人那样富有同情心，爱你像50岁的人那样精明能干。然而我最爱的还是我14岁的儿子，不成熟，但很骄傲。
你真是个无可挑剔的好孩子。我们爱你。
妈妈
《美酒与玫瑰的时光》最后几个音符消逝了，两位妇女从教堂里走了出来。
“看到那几个孩子没了妈妈，真叫人心碎。”
另一个凑上前小声说：“听说他们把所有的钱全花在她的药上了。她什么都没给孩子们留下。”
妈妈的银行存款
凯瑟琳·福伯斯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
钱分成好几摞，“这是付给房东的。”妈妈嘴里念叨着，把大的银币摞成一堆。
“这是付给副食商店的。”又是一摞银币。
“凯瑞恩的鞋要打个掌。”妈妈又取出一个小银币。
“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子。”孩子们当中有人提出。
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个5分的镍币或一角银币放在一边。
我们眼看着那钱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爸爸总是要说：“就这些了吧？”妈妈点点头，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妈妈会抬起头笑一笑，轻轻地说：“好，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
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都引以为荣。它给人一种暖呼呼的、安全的感觉。我们认识的人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
我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的情景。我们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可怜的简森太太眼泪汪汪的，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这一切会不会，可不可能也落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戴格玛滚烫的小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还轻轻地对我说：“我们银行里有存款。”马上我觉得又能喘气了。
莱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妈妈说：“好吧。”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
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那盒子是西格里姨妈在一年圣诞节时从挪威寄给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它和城里大银行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动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买药的时候用过。
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多少，书费多少，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可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
我们一致同意。
莱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商店去干活。”
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了一番；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还不够。”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之后，说道：“我戒烟。”
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了一个数字。
我说：“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当我看到几个小妹妹眼睛里的神情时，又加了一句：“昆斯廷、戴格玛和凯瑞恩帮我一起看。”
“好！”妈妈说。
又一次避免了动用妈妈的银行存款，我们心里感到很踏实。
即使在罢工期间，妈妈也不多让我们操心。大家一起出力干活，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这简直像游戏一样有趣。
把沙发搬进厨房我们都没有意见，因为这样才可以把前面一间房子租出去。
在那段时间，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得到的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妈妈说，新鲜面包对人并不太好。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
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老板给他三夸脱鲜牛奶，发酸的牛奶随便拿，妈妈把酸了的奶做成奶酪。
后来，罢工结束了，爸爸又去上班，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
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说：“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又顶住了，没上大银行取钱。”
后来，好像忽然之间孩子们都长大工作了。我们一个个结了婚，离开家了。爸爸好像变矮了，妈妈的黄头发里也闪烁着根根白发。
在那个时候，我们买下了那所小房子，爸爸开始领养老金。
也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
收到支票的时候，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把那张长长的绿色的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我对她说：“这是给你的，放在你的存折上。”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说：“好！”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
我说：“明天，你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凯瑟琳？”
“我用不着去，妈妈。你瞧，我已经签上字把它落到了你的户头上。只要交给银行营业员，他就存到你的账上了。”
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微笑。
“哪里有什么存款，”她说，“我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谁是我的亲母
格雷斯·汤普森
无私的爱才最真挚感人，而且永远不会失去。
我在收拾寝室的时候，朝阳斜射入窗。这是我高兴做的工作，正轻声哼唱着，忽然我觉得身后有人。
是莉莎，我们15岁的孩子，她脸上有奇异的表情。
“莉莎，”我说，“你吓了我一跳，有什么事情吗？”
“我到底是谁？”她问。
一个冷战顺着我的脊骨而下。“咦，你是莉莎呀。”我说，强做微笑。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到底是谁？”她满脸露出急躁不安之色。
我的丈夫瑞和我收养了莉莎。她4岁时我们已经向她说明了这一切。自此以后她一直都表示她很懂得我们是深爱她的。有时候我也希望她多表示一点她也很爱我们，她一向是个很乖的孩子，令人喜爱。
“我的父母是谁？”莉莎哭了。
“啊，莉莎。你知道你是我们收养的，但爸爸和我是你的……”
“你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你不是我的亲妈！我希望知道她是谁？”
“我不知道，莉莎。”
“你知道！”她说，她咬着牙忍住了泪。“你不愿意让我知道她是谁！”她夺门而出，我颓然倒在床上。
15年前的景象又在我眼前重现。在一位医生的诊所里，医生给我收养孩子的劝告。“有些孩子根本不考虑生身父母是谁，”他说，“有些则千方百计地想要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莉莎的母亲是谁。我记得在9月一个灿烂的清晨，我怀抱着一个出生才3天的小女孩。这真是天赐良缘，我已经36岁，自从17年前结婚之日起便一直祈祷能有一个“莉莎”。收养的文书上只载明了她父亲的姓名。
我们不明白莉莎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寻找母亲。我们知道莉莎找到了她的出生证，然后去访问给她接生的医生。她访问了律师，也访问了家庭的朋友，甚至发现法院里有关她出生的记录是密不公开的，可是她仍不死心。
从此以后，莉莎日益焦躁不安。她的学习成绩低落了。她对瑞和我的态度也矜持冷淡了。即使经常去看心理治疗专家，也没有什么用。在她18岁生日前的那个夏天，莉莎陷入了惊人的抑郁状态。“我如果不发现自己究竟是谁……我究竟属于谁，我永不会安宁。”她常常说。
每次她说这样的话，我心如刀割，内心充满了矛盾。我是这样坏的母亲吗？如果莉莎找到了生身的母亲，她是否就会和我们一刀两断？
一个酷热的午后，我疲倦地上楼，走到莉莎的寝室，她的房门关着，这是我司空见惯的事。“喂，莉莎，”我小声地说，“你为什么这样把自己关起来？你知道我们爱你，我们只是希望你好。”
我从那房门后退，扶着身后的栏杆。“只是希望你好，”我刚才说过，莉莎想知道她的亲父母，这对她是好事。我自私地把她包围在一股自私的情爱里，假使我对莉莎，对我自己，有充分信心，我是否应该为她解除这个包围？在楼梯顶端的寂静中，忽然一念涌上心头：你是否爱莉莎爱到了情愿为她寻找亲父母的程度？我打了个冷战。如果我找到了，我可能会失去她。但现在我已恍然大悟，我深爱莉莎，只好冒这个险。
数星期后，瑞和我找到了一家私家侦探。“我们想请你寻访我们女儿的亲生父母。”瑞说。我们驱车回家时，若有所失的感觉已经在我心里作祟。
感恩节前一星期消息来了。“我找到了他们，”侦探说，“你们女儿的亲生父母在把孩子交人抚养之后10天才结婚，可是几个月前又离婚了。这是她母亲的姓名、住址与新的电话号码。”
我看了那姓名一眼，怔住了，不知道这桩事我是否能受得了。
3天后莉莎在电话上和她母亲谈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匆匆下楼。“她要来，”她大叫，“她明天要来看我！”
我仓皇失措，事情来得这样快。“老天爷，”我小声说，“不要叫我失去她。”我麻木地听她说在市场会晤她母亲的盛大计划。“随后我带她到这里来。”她说。我点点头。
第二天莉莎一大早就匆匆出去，我坐在厨房桌边祈祷上帝给我力量接受莉莎的母亲，并且了解莉莎对她的感情。
忽然间她们两个并肩出现在门前——同样的身高，同样的眼睛，同样的玛瑙色头发，她们的酷似使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望着那位年轻妇人美丽的容貌，看出莉莎的形象几乎和她一模一样。非常奇怪，我觉得对她一见如故。
感恩节后一星期，莉莎见到她的父亲和两个弟兄中的一个。她的世界渐趋于完整。她对她身世之谜的苦苦追求告一段落。莉莎的情绪渐稳，但是我的心里却充满了疑惧：现在如何是好？
12月2日，莉莎驱车和她的母亲玩了一整天。多少天来，她一直什么也不说，只是念叨这第二度会晤。我望着她出去，心里很想和她拥抱，但是莉莎只是对我轻轻摆手。她回来的时候，我心里痛苦不堪地想：她是不是回来拣取她的东西？
依法，她属于我们，但她若是内心向往自由，合法又有什么用？
这一天拖得好长，好像过不完。午后渐至于黄昏，我听到门外停车的声音，脚步声抵达门口。莉莎走进厨房，我故意做出释然的样子。“你回家了，我很高兴。”我说。
莉莎走过来拥抱我。“我很高兴找到了我的亲父母，”她说，“我希望永远和他们做朋友，但我是你们的。”她紧紧搂着我，并低声对我说以前从未说过的话：“我爱你，妈妈！比以前更爱。”
我们拥抱在一起，我当时彻底了解了一个真理：为了别人而情愿放弃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这种爱永远不会遭受损失。它只会打开一扇门，让爱再回转来……而且比以前更爱。
母亲的复活节礼帽
约瑟夫·蒙宁格
一个母亲的想象力居然有如此大的魔力，能使孩子小小的手工制作产生意想不到的魅力。
我母亲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家庭主妇，每天的基本工作就是为一家九口人做饭、洗衣、采购。她为我们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如果我们七个孩子中，有谁胆敢踏着重重的脚步去吃晚饭，那么就会被罚上下楼梯十次；妈妈还安排我们帮助她处理日常的家庭杂务。
妈妈相信我们几个孩子各有自己特殊的本领，这使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特定的任务都倍感责任重大。比如，我大哥迈克有过人的视力，每次妈妈想要了解远处发生什么事情时，大哥就会起到像人造望远镜一样的作用。如果哪只风筝被卡住了，二哥约翰的爬高技能总会一试身手。我呢，是我们家那辆老式汽车的向导。妈妈的身材不高，开车既要看清前面的路，又要注意车身两侧与道路边缘的距离，这对她来说太困难了。因此，只要妈妈驾车，她就会让我坐到后座上，不时地向她报告车子开过时两侧留下的空隙。遇到转弯，妈妈总是小心翼翼地让汽车缓驶过路牌标志，就像水族馆里的鲸慢慢游荡在玻璃水池中一样。
然而，有能力把全家整理得有条不紊，只是妈妈的一个方面。她丰富的想像力使她在各个方面都得心应手，并且能够胜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妈妈从不相信舞台上表演的魔术，相反，水龙软管给金属桶充水的声音，小树林边寂寞开放但执著旺盛的蒲公英，却能让她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悠然记得，那时在厨房窗外，妈妈精心设计了一个小花箱，里面种着罗勤、百里香、欧芹等许多花草。每到春天，一个用竹子做篱笆、多米诺骨牌做花间小径的微型花园，就会灿然出现在妈妈手中——当然，其中自然有用扇贝盛上水做的池塘，用高尔夫球座做的鸟浴缸……天气转暖的时候，园中的花草就会葱葱茏茏地长起来，活像一座美丽的森林。
妈妈第一次让我感受到她的魔力是在我6岁的时候。快到复活节了，那天，妈妈一直在集中精力收拾房间，根本没注意到我戴着一顶自己制作的复活节纸帽回到家里。那时，我脑子里充满了复活节的神秘传说——白兔、藏红花，翻来覆去想的就是复活节的游行。
可是那顶纸帽却十分平常，它不过是用一只纸盘做成的。为了体现春天明快的旋律，我特意用纸剪出鲜花、白兔和太阳，把它们全都粘在纸盘的表面，可它仍然显得那样平淡无奇，毫无生气。我绞尽脑汁，把一枝柔嫩的柳条盘扣在帽檐上，又用绿色的手工纸剪出一棵小树，将苏格兰式的荷叶边固定在帽上。这样，只要戴帽子的人低下头或弯下腰去系鞋带，那棵小树就会快活地上蹿下跳。
我不敢想象妈妈会对这件礼物作出什么反应。我想，它也许只能和其他许多我带回家的手工制作一样，被束之高阁。我也知道，我的哥哥姐姐们都会朝我龇牙咧嘴，讥笑我愚蠢，然后装模作样地把它戴在头上，责问天底下怎么会有用纸盘做复活节礼帽的傻瓜。我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对这种事，我早就无动于衷了。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妈妈的反应却异乎寻常。复活节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春日，路边的鲜花怒放，格外引人注目。妈妈戴着我做的那顶帽子去做礼拜。她做这一切时，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丝困窘难堪，倒让人觉得是在做一件庄重而时尚的事情。
走下汽车的时候，她用别针把帽子别在头上，把松紧帽带系在颌下，然后穿过那些身着复活节盛装的男男女女，从容地走向教堂。我知道我不该要求妈妈把这一切做到底，我想她不会就这样走进教堂。
我至今仍记得，那时，我凝神地看着妈妈，她走得很轻，就像是飘进了教堂。
妈妈没有看我一眼，到现在我才明白，当时她如果那样做了，无疑会破坏那种气氛和情绪。帽顶上的小树枝在春天的轻风中摇摇曳曳，帽檐上的柳枝互相缠绕，从妈妈的右耳边垂挂下来。在走进教堂的一霎时，我忽然感受到一种爱的情感，那样博大和充实，使我无法把目光从妈妈身上移开。
她戴着帽子径直走到教堂的坐椅上，在礼拜开始之前才小心翼翼地摘下来，把一副更为郑重的面纱罩在头上。然而在孩子的小小童心中，那顶纸做的帽子比起所有坐在我们周围的妇女所戴的帽子都更为高贵、庄重。
我早已不记得礼拜仪式之后，妈妈把那顶帽子怎么样了。但我宁愿相信，帽上垂下来的那一挂绿柳就长在妈妈的小花园中，蓊蓊郁郁。
母亲节的礼物
肯·威伯
一个5月的星期日，年轻的主妇颇感忧郁。那天正好是母亲节，可是她的双亲却远在800英里外的俄亥俄州。
那天早晨，她曾给母亲打过电话，祝她老人家母亲节愉快；而她母亲提到，随着春天的来临，庭院里显得绚丽多彩。在她们谈话时，这位年轻妇女几乎嗅到了紫丁香那诱人的芬芳——那些花开在她娘家后门外的一株茁壮的丁香树上。
后来，当她对丈夫说起她是多么想念那些紫丁香时，她丈夫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知道哪能找到你要的东西，把孩子们带上，走吧！”于是，他们离开了家，开车沿着罗德岛北部的乡间道路行驶。这天，阳光明媚，碧空万里，周围一片嫩绿，充满生机，令人心旷神怡——只有在5月中旬才能有这样的天气。
他们停车的道路两旁，长满了茂密的雪松、桧柏和矮小的桦树，却看不见一株丁香。
男的说：“跟我来。”他们刚爬到半山腰，就感到花香扑鼻。孩子们开始往上跑。紧接着，妈妈也跑起来了，她一口气跑到了山顶。
在那里，一株株亭亭玉立的丁香树上开满了硕大的、松果状的花朵，压得枝头几乎弯到地上。这些花远离驱车旅行的游人，也不受日益扩张的文明的侵袭。这位年轻妇女微笑着奔向离她最近的那一株，把脸埋在花丛里，尽情地汲取那迷人的芳香，陶醉在它所勾起的回忆之中。
她十分细心地这儿挑一个嫩枝，那儿选一个嫩枝，并用小刀把这些嫩枝割下来。她不慌不忙地欣赏着，好像每一朵花都是精美的稀世珍宝一样。
最后，他们回到汽车里，踏上了归途。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男人开着车；而女的，则微笑着坐在那儿，周围簇拥着鲜花，眼睛看着远方，似乎在凝神遐想。
离家不到三英里了，这时她突然向丈夫喊道：“停车！就在这儿停车！”
男的戛然刹住了车。他还没有来得及问是怎么回事，女的已经跳下车，匆匆忙忙地往附近一个长满野草的山坡上跑去，手里依然捧着那簇丁香花。
原来，在山冈上设有一所疗养院。这天春光明媚，所以病人纷纷走出来，有的同亲属们一起散步，有的坐在门廊上。
年轻妇女跑到了门廊尽头。在那里，一位上了年纪的病人正坐在轮椅上。她孤身一人，耷拉着脑袋，背对着众人。只见鲜花越过门廊栏杆，出现在这位老妇人的膝上。这时她抬起头，笑了。
两个妇女聊了一会儿。两人都由于十分高兴而容光焕发。然后，年轻妇女转过身，跑回到她家人这边来。
汽车开动了，轮椅上的老妇人招着手，挥动着花束。
“妈妈，”孩子们问道，“她是谁呀？您为什么把我们的花给她呢？她是谁的妈妈吗？”
妈妈说，她并不认识那位老妇人。可是这天是母亲节，而她又是那么孤单。谁看见花会不高兴呢？她又说：“再说，我有你们，我还有我的妈妈——虽然她离我很远。那位老奶奶比我更需要这些花。”
孩子们明白了。然而，丈夫的心情却不能平静。第二天，他买来六株丁香树苗，栽在院子的四周。在那以后，他又陆续栽了许多株。
如今，每年5月份，他们家自己的院子里都洋溢着丁香花的芳馨。每逢母亲节，他们的孩子们都要采集那种紫色的花朵。她年年都会记起挂在那位孤独老妇人脸上的笑容。而每到这时，她的心里就又充满了使那位老妇人欢笑起来的那股柔情。
未上锁的门
安德森
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一个小女孩像今天许多年轻人一样，厌倦了枯燥的家庭生活，父母的管制。
她离开了家，决心要做世界名人。可不久，她每次满怀希望求职时，都被无情地拒绝了。她只能走上街头，开始出卖肉体。许多年过去了，她的父亲死了，母亲也老了，可她仍在泥沼中醉生梦死。
期间，母女从没有什么联系。可当母亲听说女儿的下落后，就不辞辛苦地找遍全城的每个街区，每条街道。她每到一个收容所，都停下脚步，哀求道：“请让我把这幅画贴在这儿，好吗？”画上是一位面带微笑、满头白发的母亲，下面有一行手写的字：“我仍然爱着你……快回家！”
几个月后，没有什么变化。一天女孩懒洋洋地晃进一家收容所，那儿，正等着她的是一份免费午餐。她排着队，心不在焉，双眼漫无目的地从告示栏里随意扫过。就在那一瞬，她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会是我的母亲吗？”
她挤出人群，上前观看。不错！那就是她的母亲，底下有行字：“我仍然爱着你……快回家！”她站在画前，泣不成声。这会是真的吗？
这时，天已黑了下来，但她不顾一切地向家奔去。当她赶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站在门口，任性的女儿迟疑了一下，该不该进去呢？终于，她敲响了门，奇怪！门自己开了，怎么没锁门？不好！一定有贼闯了进去。记挂着母亲的安危，她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卧室，却发现母亲正安然地睡觉。她把母亲摇醒，喊道：“是我！是我！女儿回来了！”
母亲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擦干眼泪，果真是女儿。娘儿俩紧紧抱在一起，女儿问：“门怎么没有锁？我还以为有贼闯了进来。”
母亲柔柔地说：“自打你离家后，这扇门就再也没有上锁。”
知子莫如母
卡罗尔·哈姆雷斯特
所有的母亲都相信自己的孩子不同凡响，我也不例外。每次学校召开家长会，我都热心地去参加，想听到詹妮和凯特林在班上名列前茅的喜讯；凡是有特德参加的曲棍球比赛，我每场必到，相信他准能进球；詹妮和凯特林上完钢琴课或溜冰课后，我总是盼望能听到老师对他们的表扬。但是，结果往往令我失望。
当我的孩子还年幼时，我就认定他们有才气。特德两岁时就能识26个字母。然而他上小学一年级时，却被分在“慢”组。我立刻去找他的老师。
女教师说：“别发愁，到时候他会跟上班的。”
特德上五年级时，学习跟上来了，但在班里成绩平平，并未超过其他同学。
当时，他决定参加学校的乐队，为了给他买一件合适的乐器，我们跑遍了全城。他最后选中了双簧管。
售货员提醒他：“双簧管很难学，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单簧管呢？”
特德摇摇头：“我要与众不同。”
我为他感到骄傲，这就是他胜过别人的地方。
特德开始学吹双簧管时情绪很高，可后来愈练愈少。我不断地督促他，但最后他还是半途而废。
我终于承认自己失败了。有一天，我在杂货店碰见一个邻居，他的女儿是乐队长笛手。我问她：“你的女儿练得怎么样？”我希望听到她说她的女儿也失去了兴趣。
“哦！我简直听腻了，她整天都在吹长笛。”于是，我不再指望特德当上音乐家了。
我的第二个孩子詹妮是个文雅的女孩儿。我曾相信有朝一日她会成为体育冠军。可是有一天她从幼儿园回到家里大哭时，我的希望破灭了。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呀？宝贝儿！”
她抽噎着说：“老师说我短跑跑得不对。”
她那优美的体态哪里去了？于是，在下个星期，詹妮和我一起练短跑，她总算领会了要领。可我却再也不奢望她成为奥运会选手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常常鼓励孩子们什么都要试一试——体操、游泳、滑冰、音乐。虽然他们尚未显示出特殊的才能，但我相信我的孩子是特殊的人，我一向鼓励他们尽力发挥其所长。
作为母亲就应该望子成龙，让孩子知道你相信他们会出人头地。孩子需要这种支持，因为他们尚缺乏自信心。他们希望听到人们的掌声，尤其希望听到母亲的掌声。母亲的呼唤将鞭策他们前进。
我也常常回忆起我的母亲，感到自己辜负了她的期望。每当我把四门课是甲，一门课是丙的成绩单带回家时，她揪住不放的总是那个丙，并质问我为什么才考了个丙。
我当时只是个孩子，感到愤愤不平，当我逐渐长大时，知道她是对的——我没有尽我所能。我也知道她从不指望我做一个佼佼者，只要求我尽力而为。
在尚未发掘出母亲所希望的那种潜力之前，母亲就病故了。她对我抱有那样大的信心，以致我自己也不得不猜想它的确存在，因而设法去发现它——她对我寄予的厚望萌发了我沉睡的自尊心。
现在轮到我的孩子认为我对他们要求过高了。一天晚上，特德在与我谈论他的学习成绩时说：“得到丙就够了。”他又说：“谁说过我聪明？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想。”
“不错，特德，”我告诉他，“我的确这么认为，所以我知道你完全能够做得更好。”
我是母亲的蒲公英
苏珊·查森
每一种花都有它的出众之处，如此才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欢乐。在我生长的那个小镇上，学校离家只有步行10分钟的路。每天中午，母亲们大多做好午饭，等孩子们放学回家。
那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尽管现在看来确是如此。我想当然地认为，母亲应该给我做三明治，欣赏我的手工画和督促我做作业。我从未想过母亲这个曾有职业、有抱负的知识女性，在我出生之后，怎么会把每天的时间都消磨在我的身上。
每当中午放学铃声一响，我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冲回家，母亲肯定站在家门口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上等着我，就好像我是她心中头等重要的事。年幼无知的我却从没有因拥有这份深厚的母爱而存有感激之情。
在上三年级的一天中午，我告诉母亲，自己被挑选在一部戏里演公主。在以后的几周里，母亲总是不辞辛苦地帮我排练、记台词。然而无论在家里排练时那些台词说得多么流利，一旦上了舞台，我就将台词忘得一干二净。
没办法，老师把我从剧组里挑了出来，让我担任旁白的角色。尽管老师向我解释时语气温和极了，但我依然感到阵阵心痛，特别是看到“公主”由另一个小姑娘扮演时，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中午回家后，我没把这事告诉母亲，但她看出了我的不安，没像往常那样提出帮我排练，母亲让我跟着她到屋后的园子里去走走。
那是个宜人的春日，玫瑰花的叶子已绿了，葡萄架上爬满了返青的藤条。大榆树下，满地绽放着一丛丛黄色的蒲公英，远远看去，就像一位美术大师在我们的视野上轻轻抹了层金黄色。
我看到母亲弯下腰，随手拔起一丛蒲公英说：“我想把这些杂草都拔掉，只留下玫瑰。”
“我喜欢蒲公英！这园里所有的花草都是美的，即使是这些普通的蒲公英。”我嚷道。
母亲神情凝重地望着我，意味深长地说：“是啊，每一种花都有它的出众之处，也正是如此，才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欢乐。”我点点头，心里正为自己说服了母亲感到高兴。
接着又听母亲说：“对人来讲也是这个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公主’，但这并没什么值得羞愧的。”
我想母亲大概猜到了我心中的隐痛，于是，我向她哭诉了学校里发生的一切，她安详地笑着，仔细听着我的述说。
“我想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旁白者，你大概没忘，以前你很喜欢给我朗读故事，而且旁白者的角色和‘公主’同样重要。”
在母亲的鼓励下，我渐渐对扮演旁白者这个角色而感到自豪。中午放学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我和母亲反复朗读角色的台词，以及和母亲谈论演出时的装束中度过了。
正式演出的那晚，我感到紧张极了。就在演出开始的前几分钟，老师走过来对我说：“你母亲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说着递给我一束蒲公英。尽管花已有点蔫了，有些已从花秆上飘落，然而看到这花，我明白母亲就坐在台下，我顿觉自信。
演出结束后，我把这束蒲公英带回家。母亲把它仔仔细细夹在一本词典里。
现在，每当夜深人静时，在柔柔昏黄的灯光下，我时常回想起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尽管对整个人生来说那是短暂的，然而，从那些日复一日简单重复的生活，以及生活中发生的那些看来似乎平常的小事中，我感到了深深的母爱，也悟出了爱——首先主要体现在一些极微小的事情上。
我工作后，母亲来看我，我请了一天假陪母亲。中午时，像重温往事一般，我特地陪母亲吃午饭。餐馆忙乱得很，坐在许多匆忙吃饭的人中间，我问已退了休的母亲：
“妈妈，我小时候你一直在家操持家务，肯定觉得厌烦了吧？”
“烦？是啊，家务活是让人厌烦，可你却永不让我厌烦！”母亲缓缓答道。
对她的回答我并不十分相信，于是我进一步说：
“照看孩子肯定不会像从事一项职业一样能给人以鼓励。”
“职业的确能激励人，我很高兴我曾经有过职业。职业就像一个吹起的气球，你只有不停地打气，才能使它一直膨胀。而一个孩子却像一粒种子，你给它浇水，精心照看，它就会自己长成一朵漂亮的花。”
听到这里，小时候和母亲坐在餐桌旁的情景好像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我一直保留着夹在旧词典里的那朵已压成薄片、变成深黄色的蒲公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