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怀念那些逝去的时光，怀念那些爱我们和被我们爱的人。
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欢乐和欣喜，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和知心爱人，是他们让我们的生活如此生动和丰富。
我家最富的时刻
约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们家是城里唯一没有汽车的人家。
我父亲是个职员，整天在证券交易所那如同“囚笼”般的办公室里工作，假如我父亲不把一半工资用在医药费以及给比我们还穷的亲戚，那么我们的日子还过得去。事实上，我们是很穷的。
我母亲常安慰家里人说：“一个人有骨气，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在生活中怀着一线希望，也就等于有了一大笔精神财富。”
几星期后，一辆崭新的别克牌汽车在大街上那家最大的百货商店橱窗里展出了。这辆车已定在今夜（我们城市的市节）以抽彩的方式馈赠给得奖者。不管我有时多么想入非非，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幸运女神会厚待我们这个在城里唯一没有汽车的人家。当扩音器里大声叫着我父亲的名字，明白无误地表示这辆彩车已属我们家所有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父亲开着车缓缓驶过拥挤的人群。我几次想跳上车去，同父亲一起享受这幸福的时刻，却都被父亲赶开了。最后一次，父亲甚至向我咆哮：“滚开，别待在这儿，让我清静清静！”
我无法理解父亲的感情。当我回家后委屈地向母亲诉说的时候，母亲却似乎非常理解父亲，也安慰我说：“不要烦恼，你父亲正在思考一个道德问题，我们等着他找到适当的答案。”
“难道我们中彩得到汽车是不道德的吗？”我迷惑不解地问。
“汽车根本不属于我们，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母亲回答我。
我歇斯底里地大叫：“哪有这样的事？汽车中彩明明是扩音器里宣布的。”
“过来，孩子。”母亲温柔地说。
桌上的台灯下放着两张彩票存根，上面的号码是348和349，中彩号码是348.
“你看到两张彩票有什么不同吗？”母亲问。
我看了好几遍，终于看到彩票的角落上有用铅笔写的淡淡的K字。
“这K字代表凯特立克。”母亲说。
“吉米·凯特立克，爸爸交易所的老板？”我有些不解。
“对。”母亲把事情一五一十跟我讲了。
当初父亲对吉米说，他买彩券的时候可以代吉米买一张，吉米咕哝说：“为什么不可以呢？”老板说完就去干自己的事了，过后可能再也没有想到过这事。348那张是给凯特立克买的。现在可以看得出来那K字是用大拇指轻轻擦过，正好可以看得见淡淡的铅笔印。
对我来说，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吉米·凯特立克是一个百万富翁，拥有十几辆汽车，他不会计较这辆彩车。
“汽车应该归爸爸！”我激动地说。
“你爸爸知道该怎么做的。”母亲平静地回答我。
不久，我们听到父亲进门的脚步声，又听到他在拨电话号码，显然电话是打给凯特立克的。第二天下午，凯特立克的两个司机来到我们这儿，把别克牌汽车开走了，他们送给我父亲一盒雪茄。
直到我成年之后，我才有了一辆汽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母亲的那句“一个人有骨气，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的格言具有了新的含义。回顾以往的岁月，我现在才明白，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家最富的时刻。
爱的觉悟
克雷格·诺瓦
近来，我在教12岁的女儿学用假蝇饵垂钓。这通常既有趣又安全，不过也有麻烦的时候，比如对付涨潮和急流，我教女儿时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早春时节，我最中意的那片水塘便开始有蜉蝣出现。这种小昆虫身体略呈紫红，正如树木开始长出嫩叶前那种特有的赭色。为把这种颜色掺入人造蝇饵，我在用来充作蝇体的仿狐皮中加进一点紫毛。此外，我又买了些澳大利亚袋貂皮，取一块放在锅里染色。
染的时候，我站在锅的一边，女儿站在另一边。她突然问我：“爱的滋味是怎么样的？”口气坦诚率真，宛若在问我水里什么时候会有白色的蜉蝣。
我俩透过锅里腾起的紫色雾气相互对视着。“有各种各样的爱。”我回答。
“比如说？”
“嗯，你可能会热恋。”我说。女儿望着我，似乎在玩味这话的意思。“另外，”我接着说，“还有别的爱。你可以爱朋友。你会同某人结婚，白头50年，到那时候，你的感情会与求爱之初大不一样，它会变得更强烈。爱的种类多着呢！”
“哪种最好？”
我看看锅里，沸滚中微微起伏的紫色表面结了一层蛛网似的泡沫。我用长叉把毛皮从锅底捞起。染液流下，滴回锅里，这声音似乎代表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女儿对未来期望的绝妙结合。“我喜欢那种历久不渝的爱。”我说，“不过，你喜欢哪种该由你自己决定。”
“我们春天去钓鱼，是吗？”
“当然，”我说，“去的，一定去，宝贝儿。”
一场关于爱的讨论就这样微妙地同捕钓鳟鱼混为一体，给我留下许多问号。我告诉了女儿蜉蝣和五彩虹鳟的习性，但我真正想要向她传达的是什么呢？
一次，当我想起常去垂钓的那个狭长池塘时，答案突然出现了。池塘边有棵苹果树，到蜉蝣开始出没的季节，树上的花朵便倒映在水面上。鱼儿浮上来找食，使池水泛起阵阵涟漪，有时则跃出水面溅起水花。我于是投下蝇饵，在那些有鱼浮上的地点垂钓。
在这个特别心爱的地方，我度过了许多个愉快的下午。我仿佛是存在于时光之外，但同时又会产生某种回忆，以及些许透人内心的亲切感。说我此刻心境悠然自得，倒不如说我身心舒畅，生气蓬勃，满怀兴奋。我虽是孑然一人，却绝不孤独。
我想，我试图传达给女儿的正是这么一个时刻。但愿有朝一日，当她站在这同一池塘边抛下钓丝时，也会想起父女一起染毛皮、一起讨论爱情的夜晚。
人性的光辉
埃尔达
我很容易动情。有一次，基罗夫芭蕾舞团的“天鹅舞”落幕时，我泪如雨下。每次在纪录片里看到罗查·班尼斯达创出“不可能打破”的纪录，不到4分钟跑完1英里时，我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一看到人们表现人性光辉的一面，便会深深感动，而他们不必是伟大的人物，做的不必是伟大的事。
就拿几年前我和妻子去纽约市朋友家吃饭那个晚上来说吧。当时雨雪交加，我们赶紧朝朋友家的院子走去。我看到一辆汽车从路边开出，前面有一辆车等着倒进那辆车原来的停车位置——这在拥挤的曼哈顿区是千金难求的。可是，他还未及倒车，另一辆车已从后面抢上去，抢占了他想占据的位置。“真缺德！”我心想。
妻子进了朋友的家，我又回到街上，准备教训那个抢位的人，正好，那人还没走。
“嗨！”我说，“这车位是那个人的。”我打手势指着前面那辆车。抢位的人满面怒容，对我虎视眈眈。我感到自己是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他那副凶相也就不以为然。
“别管闲事！”那人说。“不，”我说，“你知道吗，那人早就等着那个车位了。”话不投机，我们很快吵了起来。不料，抢车位的人自恃体格魁伟，突施冷拳，把我打倒在他的车头上，接着便是两下巴掌。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心想前面那个司机一定会来助我一臂之力。令我心碎的却是，他目睹此情此景后，开着汽车一溜烟地跑了。
抢位的人“教训”了我一顿以后，扬长而去。我擦净了脸上的血迹，悻悻地走回朋友家。自己以前是个海军陆战队员，身为男子汉，我觉得非常丢脸。妻子和朋友见我脸色阴沉，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编造说是为车位和别人发生了争吵。他们自然知道里面定有蹊跷，也就不再多问。
不久，门铃又响了起来，我以为那个家伙又找上门来了。他是知道我朝这里走来的，而且他也扬言过，还要“收拾”我。我怕他大闹朋友家，于是抢在别人之前去开门。果然，他站在门外，我的心一阵哆嗦。
“我是来道歉的，”他低声说，“我回到家，对自己说，我有什么权利做出这种事来？我很羞愧。我所能告诉你的是，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将要关闭，我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今天被解雇，我心乱如麻，失去理性，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
事过多年，我仍记住那个抢位的人。我相信，他专程来向我道歉，需要多大的力量和勇气，在他身上，我又一次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在他向我告辞时，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永不融化的记忆
乔纳森·尼古拉斯
他弄不清楚是什么弄醒了他。或许是孩子喃喃的梦呓？当他掀开被子向外张望时，吸引住他的不是孩子的小床，而是窗外的雪景。窗外，大雪正在纷纷扬扬地下着。
为了不吵醒妻子，他悄悄地起床，慢慢地走到小床边，弯下腰，轻轻地连被子一起抱起了孩子。他踮着脚走出卧室，孩子抬起头，睁开眼睛，像往常一样，对着爸爸笑了。
他抱着她下楼，一边数着“嗒嗒嗒”的脚步声。很快，他们坐到了餐桌边，然后他们的鼻子一起压在玻璃窗上向外望。这时候，他觉得自己不是大人了，他变成了孩子，和他的孩子一样充满了好奇心。
天已经快亮了，雪还是下得很大。雪花打在窗户上，就像神秘的瀑布。偶尔有一两片雪花贴在窗户上，像不情愿落到地上似的。然而它们还是得慢慢地滑下玻璃，溶化了，留下一条美丽的线，不久就消失了。
父女俩听到新的一天已经在邻居们的家里涌动。往常街对面的一家人总是起得很早，他们总是开亮前廊的灯，然后钻进汽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汽车开动了。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他们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透过窗户向外张望，孩子们原来细长的身子现在变大了，终于前廊门打开了，里面跑出来三个人，在雪地里滚动起来。
他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学到玩雪的，就连最小的孩子，也许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雪，也像是天生就知道该怎么玩似的。
他们在雪地里滚动，还不时尝上一口雪。他们把雪捏成一个个雪球，打起雪仗来。然后又跑上附近的一座小山脊，开始堆起雪人来了。
很快，雪人的鼻子也安好了。邻居们也都全醒了。一辆汽车呜咽着向前开，但是车轮总是打滑。公共汽车就像在海上航行，拼命地想开上小山。这时候，孩子安全地坐在他温暖的臂弯里又睡着了。
他知道她不会记住这一切，她会回忆另外的雪景。但是对于他来说，这是第一次，他们父女一起赏雪的第一次，这次记忆会在他脑海里留存下来。雪人会很快融化，他的记忆中却永远留下了冰凉而有趣的东西——雪！
大方地领情吧
弗多斯·坎佳
我们都乐意给予，但为何总是那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好意？
朋友邀请我参加他的银婚纪念庆祝会，我因为自己行动不便推辞了，可是，住在楼上的黛娜和塞勒斯坚持送我去。几天后，伴我度过寒冬长夜的“随身听”坏了，他们的儿子费利又替我把它修好。
我十分感激，于是送他们一盒巧克力，附带一张谢卡。黛娜随即一脸不愉快地捧着那盒巧克力来到我门前。“求求你，”她声音发抖地说，“你不能这样，请拿回去。”
我解释说我只是想送他们一点东西，聊表谢意而已。
“但是你根本就用不着谢我们，”她说，“我们是朋友啊！”
虽然我终于说服了她把巧克力收下，但她显然不大高兴。我有点不明白，也有点伤心。为什么他们不大方地接受我的礼物呢？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黛娜以为我送礼物是为了还人情债，把她一家仁义助朋友的行为贬低了。但我呢？我倒还不至于蠢得以为自己可以偿还他们对我的关怀，我只是想回赠一些东西而已。我这才恍然，不能大方地领情的原来是我自己。
为什么我们总是那么不愿意领别人的情呢？我有个朋友永远在恋爱，永远在追求。但是，他所追求的女子一开始还他以情，他就会马上打退堂鼓。“我在示爱时，一切由我控制，”他说，“但如果反过来，那就变成她控制我了。”
正因为怕失去控制权，所以我们许多人不敢领情。我们在给予的时候，会感到安全和优越，但接受却会使情形倒转，令我们感到自己受惠于人。
母亲的一位朋友每次上我们家，总是带一些糖果、进口干酪或亲手刺绣的靠垫套子来给我们。可是，要是我们给她一个蛋糕，她就会说：“我从来不吃甜的东西。”如果我们给她自制的泡菜，她会说：“我受不了泡菜，太酸了。”她总是拒绝我们的礼物。为了保持自信，她只作施予者，从不作接受的一方。
也许，我们不肯领情的另一个原因是生怕不能作等量齐观的回报。一位家境不太好的老邻居常来我们家看电视连续剧，但总是在节目播映完之前便离去，一面走一面说：“简直一塌糊涂，幸好我家没有电视机。”可是到了下个星期，她又来看同一个连续剧。她抵受不住电视的乐趣，却又不敢大大方方地享受这乐趣，因为如果她那样做，就等于承认自己欠了别人的人情，而这是她无力回报的。
其实，接受也是一种美德。这表示我们有能够相信别人真的关怀我们、希望我们快乐的自尊，这表示我们抛弃了假面具，不再硬充自己可以无求于人，承认别人有能力丰富我们，给予我们所需要的，这表示我们敞开自己的心扉，露出最脆弱的自我，并在接受别人的爱时毫不恐惧。
“上帝喜欢乐意奉献的人。”圣经新约说。但是如果送出的礼物不获赏识，无论施赠的人多么乐意，他仍是不会快乐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上帝也爱一个愉快地接受的人。
隔世亲情
玛丽娅·列维
我刚满20岁那一年，深爱我的母亲去世了，生活给了我第一个真正的打击。年少的我以为，我一生一世都不能从丧母之痛缓过劲来。几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才慢慢地接受了失去母亲这一无可改变的现实。第二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心中的伤痛差不多变得可以承受了，并且又能在大自然中找到万象更新带来的喜悦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常常是带着一种悲戚不安的心情去给母亲上坟的。不久，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思绪不再停留在母亲临死前所遭受的可怕的病痛和她死后我那无限的悲哀上了。通过精心照料母亲的坟，并且一次一次地为它装点鲜花，我渐渐地走出了那些惨痛的回忆。
若干年后，我和姐妹们都搬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热土——匈牙利的考波什堡。我们只能在一些特别的祭奠日，比如说“万圣节”的时候，才回到那里探望母亲的坟。
父亲和我一起生活了许多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一天一天地变老了，漫长的岁月抚平了他心中因为失去我的母亲带来的撕心裂肺的伤痛。当他最终也和母亲一同安息在白色的大理石之下后，我变得更想去探视那块坟场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总是挑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日子去看望我的双亲。当我悉心照料父母的坟时，我总觉得自己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坟场里的寂静带给了我平和宁静的缕缕思绪。
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父母坟茔后竟然还有一座朴实无华的坟茔。那近乎简陋的坟茔在装饰着大理石雕刻的豪华坟群中很不起眼。常青藤已经爬满了坟头，而它唯一的装饰只是简单的木十字架以及上面用黄铜镶嵌出的名字。她只活了22岁。不管我什么时候去坟场，那个坟茔和坟茔的周围总是收拾得干净。我每去一次坟场，对那个只活了22年的坟里的神秘主人就有一种新的想法。
有一天，当我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从那座坟茔离去之后，我断定那个坟里安息的是他的妻子。1996年，当我在坟场里忙着准备“万圣节”的时候，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位正在照料那个坟茔的老年男子。他身材高大但有点驼，我们彼此点了点头，然后又接着忙各自手中的活。时不时地，我总想悄悄地看一眼我的这位“邻居”，当我看到他没有清扫工具的时候，我把我带来的工具借给他使，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有了这之后，再跟他聊聊天就显得非常自然了。我问他那是谁的坟，他告诉我说：“我妈妈的。1912年，她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时我才一岁半，可以说我从来就不认识她，但我为她专门做了十字架和铜字。”
他接着说：“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来看这座坟，因为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是因气管炎病发去世的。我的父亲再婚后，继母关心她自己的儿子，所以不管是伤心抑或高兴的时候，我总是来这儿，来我的母亲身边。后来，生活迫使我远走他乡，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坟，对我来说母亲的坟茔就跟家一样。每每来这里，我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来这里越来越不方便了。然而，只要我的腿脚还能带得动我，我每年都至少会来这里看母亲两次。我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谁知道还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呢！”
我震惊万分一声不吭地听着老人的讲述，我的眼泪已在不知不觉中模糊了双眼——我从未见过这无尽的隔世亲情！跟那位老人相比，我是多么的幸福呀——当我想念父母的时候，我能到储藏室里找出父母的纪念物和照片，它们能勾起我和父母在一起时的一幕幕欢乐时光。而这位慈祥的老人对母亲的追忆却在哪里呢？也许只有一张他母亲模糊的照片吧。
正是因为刻骨铭心的隔世亲情，才使这位老人年复一年地回到还来不及给他母爱的母亲身边。我与老人相互道别时，我的心仍在微微震颤着，这位不知姓名的老人送给了我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我看到了一个男人对他母亲的深爱。
回家的路上，我回味着他那感人的故事。我决定，当那座坟茔上的乱草再长出来的时候，我会像收拾我父母的坟那样帮着收拾它的。到那时，我的那位有着一颗善良心地的“邻居”可能会在天上感激我的。在那儿，这个上了年纪的儿子终于能见到他那年轻的母亲了。
晚餐桌上的大学
雷奥·布斯卡·格里亚
上个世纪初我父亲在意大利北部一个乡村长大的时候，只有富有人家才有能力供儿女受教育。父亲出身贫苦农家，他常告诉我们，就他记忆所及，他从未有过一天不工作。在他的一生中，从未有过不做事的观念。事实上，他不能明白一个人怎么可以不做事。
父亲读五年级那年，家里不顾他老师和村中牧师的反对，硬要他退学。老师和牧师都认为父亲是读书的料，可以接受正式教育，可是父亲却到工厂做工去了。
从此，世界便成了他的学校。他对什么都有兴趣，他阅读一切能够接触得到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他爱听镇上父老们的谈话，以了解我们布斯卡格里亚家族世世代代居住的这个偏僻小村以外的世界。父亲非常好学，他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不但随同他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后来还传给了他的家人。他决心要让他的每一个孩子都受良好的教育。
父亲认为，最不可饶恕的就是我们晚上上床时还像早上醒来时一样无知。“该学的东西太多了，”他常说，“虽然我们出世时愚昧无知，但只有蠢人才永远如此。”
为了防止他的孩子们堕入自满自足的陷阱，他坚持我们必须每天学一样新的东西，而晚餐时间似乎是我们交换新知的最佳场合。
我们从没有想过要违背父亲的意愿。所以，每次我们兄弟姊妹聚集在浴室里洗手准备吃饭时，我们都必定互相询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如果答案是“什么也没学到”，那么，我们一定会先在我们那套残旧百科全书里找出一点什么来，否则就不敢上桌吃饭。例如，找出“尼泊尔的人口是……”。
我们每人有了一件“新知”之后，便可以去吃饭了。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张饭桌总是高高地堆着面食，往往高得使我看不见坐在对面的妹妹。
晚饭时声音嘈杂，杯碟的碰撞声衬托着热烈的谈话声。我们说的是意大利皮德蒙特方言，这是为了迁就不会说英语的母亲。我们叙述的事情不论怎样无关紧要，也不会不受重视，双亲都会仔细聆听，并会随时作出评论，他们的评论往往深刻而带有分析性，且都非常中肯。“这样做很聪明。”“笨蛋，你怎么会这么糊涂的？”“这样说来，你只是咎由自取。”“可是，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真笨，难道我们没有教过你吗？”“好，那真是不错。”
然后是压轴戏。那是我们最怕的时刻——交换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东西。
这时，坐在餐桌上位的父亲会把椅子推向后面，斟一杯红酒，点一支香浓的意大利雪茄，深吸一口，将烟吐出，然后扫视他这群子女。
这个举动常常令我们感到有些紧张，于是我们也瞧着父亲，等他开口。他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不好好地看看我们，不久我们长大之后，他就会看不到我们了。
所以，他要盯着他的孩子们看，看完一个又一个。
最后，他的目光会停在我们其中一个身上。
“费利斯，”他叫着我的受洗名字说，“告诉我你今天学到了些什么。”
“我今天学到的是尼泊尔的人口是……”
餐桌上顿时鸦雀无声。
我一向都觉得奇怪，不论我说的是什么东西，父亲都不会认为琐屑。首先他会把我所说的东西仔细想想，好像拯救世界就要靠我所说的那句话似的。“尼泊尔的人口？！嗯。好。”
接着，父亲会看看坐在桌子另一端、正在照例用他喜欢的水果来调配一点剩酒的母亲，问道：“这个答案你知道吗？”
母亲的回答总是会使严肃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尼泊尔？”她会说，“我非但不知道尼泊尔的人口有多少，我连它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呢！”当然，这种回答正中父亲下怀。
“费利斯，”父亲会说，“把地图拿来，我们来告诉你妈尼泊尔在哪里。”于是，全家人开始在地图上找出尼泊尔。
类似的事情一再重复，直至全家每一个人都轮过了才算完。因此每次晚餐之后，我们都会增长六种诸如此类的知识。
我们当时都是孩子，一点也觉察不出这种教育的妙处。我们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走出屋外，去跟那些教育水平不及我们的朋友一起玩喧闹的踢罐子游戏。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明白父亲给我们的是一种多么生动有力的教育。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全家人一同长进，分享经验，互相参与彼此的教育。而父亲通过观察我们，聆听我们的话，尊重我们提出的知识，肯定我们的价值和培养我们的自尊心，毫无疑问的是对我们影响最深的导师。
我进大学后不久，便决定以教学为终身事业。在求学时期，我曾追随几位全国最著名的教育家学习。最后我完成教育，具备了丰富的理论、术语与技巧，但令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发现那些教授教导我的，正是父亲早就已经知道的东西——不断学习的价值。
父亲知道，世上最奇妙的东西是人的学习能力，极小的知识点滴也可能对我们有益。“生命有涯，”他说，“而学海无涯。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决定于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父亲的办法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如今，我每晚在就寝之前，都会听见父亲在说：“费利斯，你今天学到了什么？”
有时候，我对我在这一天学到的东西可能连一件也想不起来。这时，尽管我一天工作得很累，我也会从床上爬起来，到书架上去找点新的东西。做完这件事之后，父亲和我便会安心休息，知道这一天没有白费。毕竟，谁也无法预料，知道尼泊尔的人口会在什么时候对你有用呢？
点燃心灵之火
贝克
劳动更深的意义是：赋予物质报酬的同时，也给予你对自我的肯定与尊重。
我祖父常说，工作是生活的核心。他与我祖母两人毕生都精心经营着一个农场。他们养了奶牛、鸡、猪，还种植各种蔬菜，自给自足，乐在其中。即使在经济大萧条的那段岁月里，他们也未受太多的影响，而那段岁月里确有许多人曾失掉工作，流离失所，有的甚至漂泊到这远离城市的农场来。
祖父记得，第一个来到他们农场的是个衣衫褴褛但举止文雅的人。他摘掉帽子向祖父行了礼，然后解释说自己已经两三天没有进食了，希望能找点活儿干。祖父打量了他一下，回答道：“后院围墙边有堆木柴，我想请人把它们搬到院子的另一边。你在午餐前会有足够的时间搬完它们的。”说着，他伸出结硬茧的大手紧紧握了一下那男子的手。
祖母回忆说当时那大眼睛霍地一亮，然后就匆忙跑到后院开始工作，她则在餐桌前添了一张凳子，又特意烤了一张苹果饼。午餐时，那陌生人极少说话，但当他离开时，他的腰板却直了许多。“没有什么比失去自尊对一个人的打击更大了。”祖父后来对我讲。
那人走了几天后，另一个人来到农场请祖父给点食物吃。这人穿了套服，还随身带了一只有些破旧的手提箱。当时祖父正在割草，他擦了擦手，同那人握手道：“我后院的墙边有一堆木柴，希望你能代我把它们搬到院子的另一边，然后我们全家将高兴能与你共进午餐。”那人立即脱下套服，投入工作……
祖母说她已不记得那时曾有多少陌生人去过他们的农场并且与他们一同用餐，更不记得后院中的那堆柴火被搬来搬去多少次，但她与祖父都晓得，在那段日子里，那堆干柴，可以用来点燃人们的心灵之火。
分别
[美]休斯
比尔很年轻的时候就恋爱了。多少个夜晚，他和恋人在一起散步、谈心。后来，为了点小事，他们不说话了，因为一时的感情冲动，她和一位她认为她所爱的男人结婚了。比尔离开了，对恋人满怀怨气。
昨天，经过华盛顿广场时，她见到他了。这是几年来的第一次。
“比尔·沃克。”她叫道。
他停下了脚步。起先，他没认出她，她看上去那么老。
“玛丽！你从哪儿来？”
她无意识地抬起了头，好像等着一个吻。他伸出了他的手，她握了。
“我现在住在纽约。”她说。
“哦。”——带着礼貌的微笑。接着，他皱起了眉头。
“我一直想知道你怎样，比尔。”
“我在商业区附近的一家合伙的事务所当律师。”
“结婚了吗？”
“当然，而且还有两个孩子。”
“哦。”她说。
熙熙攘攘的人群从他们身边走过，穿过广场，全是陌生的人群。已经傍晚了，太阳就要下山了，天冷得很。
“你丈夫怎么样？”他问道。
“我们有三个孩子，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会计室工作。”
“你看上去很……”他想说“老”。“……健康。”他说。——她明白了他的话。在华盛顿广场的大树下面，她发现自己在极力追忆着逝去的岁月。在俄亥俄州的时候，她比他大。但现在，她一点儿也不年轻了，而比尔却依然是年轻的。
“我们住在中心西街区，”她说，“有时间来看我们。”
“一定去，”他答道，“哪天晚上，你和你的丈夫一块儿到我们家来吃晚饭，随便哪天晚上。露西尔和我都非常欢迎。”
广场上的树叶从树上慢慢地往下落着，没有风声。在秋色的黄昏里，她觉得有点儿病样的感觉。
“我们很乐意。”她回答说。
“你可要看看我的孩子哟。”他露齿而笑。
突然间，五号街一条长街的路灯都亮了，一长串朦胧的灯光映照在蓝蓝的夜空。
“我乘的公共汽车来了。”她说。
他伸出他的手，“再见！”
“什么时候……”她想问。但车子要开了。街上的灯光朦胧，闪耀，模糊。她上车的时候，害怕张开嘴，害怕得说不出一句话。
她突然尖叫起来：“再见！”但车门已经关上了。
汽车开动了。人们在汽车与比尔之间横街而过，那些他们不认识的人们。间隔的距离，人群。她看不见比尔了。她想起了忘了把地址给他，——或找他要地址，——或告诉他，她的小儿子也叫比尔。
信任
安迪·鲁尼
昨天，我从宾西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前往本州80里外的莱韦斯堡。天色已晚，我急着赶路，不料有好几次我开的车被迫跟在缓缓行驶的大卡车后面，我紧握着方向盘，焦急不安。
车子总算驶在了空旷的高速公路上。当我即将通过一个十字路口时，红灯亮了，我急忙把车刹住。我四下看了看，路上没有一辆车，至少一里之内没有第二个人，而我却坐着，等着红灯变成绿灯。
我开始对自己为什么没有闯红灯而感到懊悔。我当时并不担心被拘留，因为那儿根本就没有警察，我的车开过去一点事也不会有。
当晚我来到了莱韦斯堡。晚上12点钟上床睡觉时，这个问题又一次在我脑子里出现。我想我之所以停住了车，不但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彼此遵守的条约，而且也是我们大家彼此遵守的合约：我们大家都彼此信任，绝不闯红灯。
我们一直彼此信任做正确的事，听来很让人惊奇，是不是？我们确实这样做了。信任是我们的首要愿望。我们不能无缘无故地不信任别人，疑虑满腹或相互猜疑，这种态度不是我们天生具有的。
彼此信任真可谓一桩好事，因为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取决于相互信任，而不是相互猜疑。我们现在拥有的良好社会秩序，都会因为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彼此不信任而变得混乱不堪。在意大利，向政府纳税真是件可怕的事，有许多人只是牢骚满腹而不交所得税，因为国家税务局使用了些法律手段。但是他们多半还得信任一点：我们会支付应该支付的税款。
我们言而有信；说来就来，说交付就交付，说付款就付款。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相互信任对方所言。如果我们言而无信，就是违背了常规。我们做事也常有不认真或不可靠的时候，这些都被视为背信弃义的行为。假如某个人或某个组织辜负了我们的信任之心，就会遭到唾弃，失去信誉。
我讨厌看什么某某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伪造账簿的事。因为我信任银行，所以我不会每天都走进银行，让职员把我的钱拿出来，给我看看钱是不是还在银行里。买一罐咖啡或一瓶牛奶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会把它们买回家里后，再称称看是不是够分量。生活中没有时间去猜疑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或与你做生意的每一家公司。
仔细观察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并且把人们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与他们在生活中的成功大小相比较，真是件趣事。从长远的意义上说，老实人，涉世不深的人，那些认为别人都像自己一样诚实的人，比疑心重重的人的生活更加美满，更加充实。即使他们偶尔受了骗，也同样比那些谁也不信的人幸福。
我为自己在红灯路口停车而感到骄傲。为了让大家都知道从哈里斯堡到莱韦斯堡的路上我的表现多么出色，我非得一吐为快不可。
漫步星光下
奥维斯特·里特
对那些工作一天之后还能打起精神热情地给孩子读故事、帮助他们做功课或纯粹陪他们闲聊的父母，我总怀着一丝妒意。
10年前，倘若哪天我能在彻底精疲力竭之前收拾好餐碟关门上锁，那就算幸运了。当时，我丈夫刚死于癌症，留下我和3岁的儿子、6岁的女儿。白天，姐弟俩有保姆很好的照料；晚上，他们本也需要一位尽心尽职的母亲，可我呢，只想快些穿上睡衣，倒床酣睡。
是那次“面条大祸”迫使我认真对待夜里与孩子们的闲谈，并使之成为一项家庭惯例。那天晚上，我正靠着沙发闭目小憩，两个孩子正吃着晚饭，不一会儿，我突然被从厨房方向传来的奇怪的“卟——哇”声和嬉笑声惊醒。我赶紧跑去察看，只见两个孩子正起劲吹着面条，四周锅架上挂的、墙壁上沾的、厨台边吊的全是一根根面条！两人脸上、衣服上沾满了暗红色的面酱。
我猛地把两个捣蛋鬼抱离坐凳，拉起他们沾满面酱的小手，呵哄着带出屋外。
“咱们散步去。”我憋着火说。
“天黑了呀，妈妈。”女儿不解地问。
“好冷。”儿子也说。
“知道。”我勉强应了一声，生怕憋不住发起火来。
我抓住他俩黏糊糊的小手，一边一个牵着朝前走去。走了不到两个街区，我心里感觉好受了些；走完了三个街区之前，孩子们就已挣脱我的双手，独自欢快地跑在了前面。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回到家门口时，嘴上都哼着歌曲。
第二天夜里我们又去散步，以后的几个晚上也都如此。孩子们对这种夜间漫步的热衷使我大为惊讶。这两个白天走路有气无力、牢骚满腹的小家伙竟能在夜间散步时雀跃前行。
也许，他们是满足于能在大多数小孩子都准备上床睡觉的“大人时间”里出来欢蹦乱跳一番；要不就是某种不可言状的快乐感吸引了他们。黑夜里，我们似乎没有了长幼之分，只是三个同样大小不见脸面的伙伴，一样的傻笑，一样的伤感，一样的沉默无语，谁也不干涉谁。
天气越坏，姐弟俩越喜欢出去。他们会一边挥舞着雨伞，一边朝天欢叫：“下雨了！下大雨了！”同时，用脚踏溅着道上的积水，搅乱街灯闪亮的倒影。
夜间散步使我们发现了许多东西：夏夜盛开的茉莉花的幽香；落日后聚拢的云霞；最先露脸的群星以及黑夜中树木奇形怪状的形态。不久，夜色渐渐笼罩四周，使我们再也看不清对方的身影。每当踏上归途的那一英里坡路，我们的思绪就放松开来，嘴上的话语滔滔不绝。比起家里的交谈，户外的言辞要自由活泼得多，因为谁都能轻易地做到在谈完一个话题之后独自沉思一会儿，然后再回过神儿重新开始一个全新的话题。
多年来，每次都是两个孩子同我一块儿散步。但现在我通常一次只同一个孩子出去，这更易展开母子（女）间的亲密交谈。我16岁的女儿赫塞尔一直不愿向人表露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可在晚间散步时，她却把最近与知心好友拌嘴的事以及她对性的认识、对控制未婚少女生育的看法连同她在英语作文方面吃过的苦头和取得的成绩统统告诉了我。至于我已13岁的儿子埃塞恩，依旧是那么饶舌话多。每当轮到他同我一块儿散步，他总是兴奋地抓紧时机，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他那辆新自行车离合器的运行情况，向我分析为什么七年级的同学常举办晚会而八年级的却不举办的原因（八年级的同学已懂得待客并非易事，客人们都很苛刻、挑剔），并不厌其烦地向我描绘他想象的房屋设计。至于我，除了过分琐细的老话重复，什么都乐于倾听。
随着孩子的长大，我开始更多地向他们吐露我的思想和感情。他们也总乐于得到向我提出建议和表示支持的机会，同时，也喜欢听我讲述我在他们那个年龄时的往事。
夜间漫步还是一项有益运动，对我来说它是一种促使血液流通、头脑清晰、食物消化的健身法。早年，孩子们能尽力走上两英里路而毫无怨言，如果途中能买上一个蛋卷冰淇淋吃则更是乐此不疲。现在，我们不吃冰淇淋也能轻松愉快地漫步4英里。
四年前，我再度结婚。而今我丈夫和我也不时在夜晚单独外出散步，这使我俩有机会继续白天的交谈或活动，相互体验着有对方陪伴而无孩子打扰的乐趣。
现在，我家最小的新成员，我那18个月的小儿子怀利，也能脱离大人的保护稳稳当当地独自走上半英里了。一天晚上，他扯了扯我的衣袖，向我说出第一个完整的句子：“妈咪，散步去！”
知心的礼物
保罗·威纳德
我第一次跑进魏格登先生的糖果店，大概是在4岁左右，现在时隔半世纪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间摆满许多一分钱就买得到手的糖果的可爱铺子，甚至连它的气味好像都闻得到。魏格登先生每听到前门的小铃发出轻微的叮当声，必定悄悄地出来，走到糖果柜台的后面。他那时已经很老，满头银白细发。
我在童年从未见过一大堆这样富于吸引力的美味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要从其中选择一种，实在伤脑筋。每一种糖，要先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决定要不要买，然后才能考虑第二种。魏格登先生把挑好的糖装入小白纸袋时，我心里总有短短一阵的悔痛。也许另一种糖更好吃吧？或者更耐吃？魏格登先生总是把你拣好的糖果用勺子盛在纸袋里，然后停一停。他虽然一声不响，但每一个孩子都知道魏格登先生扬起眉毛是表示给你一个最后掉换的机会。只有你把钱放在柜台上之后，他才会把纸袋口无可挽回地一扭，你犹豫的心情也就没有了。
我们的家离开电车道有两条街口远，无论是去搭电车还是下车回家，都得经过那间店。有一次母亲为了一件事——是什么事我现在记不得了——带我进城。下了电车走回家时，母亲便走入魏格登先生的商店。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买。”她一面说，一面领着我走到那长长的玻璃柜前面，那个老人也同时从帘子遮着的门后面走出来。母亲站着和他谈了几分钟，我则对着眼前所陈列的糖果狂喜地凝视。最后，母亲替我买了一些东西，并付钱给魏格登先生。
母亲每星期进城一两次，那个年头雇人在家看小孩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因此我总是跟着她去。她带我到糖果店买一点糖果和小点心，已成为一项惯例。经过第一次之后，她总让我自己选择要买哪一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我只是望着母亲给人一些什么，那人就给她一个纸包或一个纸袋。慢慢地我心里也有了交易的观念。某次我想起一个主意。我要独自走过那漫长的两条街口，到魏格登先生的店里去。我还记得自己费了很大气力才推开那扇大门时，门铃发出的叮当声。我着了迷似的，慢慢走向陈列糖果的玻璃柜。
这一边是发出新鲜薄荷芬芳的薄荷糖，那一边是软胶糖。颗颗大而松软，嚼起来容易，外面撒上亮晶晶的砂糖。另一个盘子里装的是做成小人形的软巧克力糖。
后面的盒子里装的是大块的硬糖，吃起来把你的面颊撑得凸出来。还有那些魏格登先生用木勺盛出来的深棕色发亮的脆皮花生米——一分钱两勺。自然，还有长条甘草糖。这种糖如果细细去嚼，让它们慢慢融化，要不是大口吞的话，也很耐吃。
我选了很多种想起来一定很好吃的糖，魏格登先生俯过身来问我：“你有钱买这么多吗？”
“哦，有的，”我答道，“我有很多钱。”我把拳头伸出去，把五六只用发亮的锡箔包得很好的樱桃核放在魏格登先生的手里。
魏格登先生站着向他的手心凝视了一会，然后又向我打量了很久。
“还不够吗？”我担心地问。
他轻轻地叹息。“我想你给我给得太多了，”他回答说，“还有钱找给你呢。”他走近那老式的收款计数机，把抽屉拉开，然后回到柜台边俯过身来，放两分钱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想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只是告诫我此后若是不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大概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准我再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花，因为我想不起有第二次再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繁忙岁月中给我忘怀了。
我六七岁时，我的家迁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专门饲养外来的鱼类出卖。这种养鱼生意当时方才萌芽，大部分的鱼是直接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卖价在5元以下的很少。
一个艳阳天气的下午，有一个小女孩由她的哥哥陪同进店。他们大概五六岁。
我正在忙着洗涤水箱。那两个孩子站着，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望着那些浮沉于澄澈的碧水中美丽得像宝石似的鱼类。“啊呀！”那男孩子叫道，“我们可以买几条吗？”
“可以，”我答道，“只要你有钱买。”
“哦，我们有很多钱呢！”那个小女孩极有信心地说。
很奇怪，她说话的神情，使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们注视那些鱼类好一会之后，便要我给他们好几对不同的鱼，一面在水箱之间走来走去，一面将所要的鱼指点出来。我把他们选定的鱼用网捞起来，先放在一只让他们带回去的容器中，再装入一只不漏水的袋子里，以便携带，然后将袋子交给那个男孩。“好好地提着。”我指点他。
他点点头，又转向他的妹妹。“你拿钱给他。”他说。我伸出手。她那紧握的拳头向我伸过来时，我突然间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有什么下文，而且连那小女孩会说什么话，我也知道了。她张开拳头把三枚小辅币放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在这一瞬间，我恍然觉悟许多年前魏格登先生给我的教益。到了这一刻，我才了解当年我给那位老人的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他把这个难题应付得多么得体。
我看着手里的那几枚硬币，似乎自己又站在那个小糖果店的里面。我体会到这两个小孩的纯洁天真，也体会到自己维护抑或破坏这种天真的力量，正如魏格登先生多年前所体会到的一样。往事充塞了我的心胸，使我的鼻子也有点酸。那个小女孩以期待的心情站在我面前。“钱不够吗？”她轻声地问。
“多了一点，”我竭力抑制着心里的感触这样说，“还有钱找给你呢。”我在现金抽屉中掏了一会，才放了两分钱在她张开的手上，再站到门口，望着那两个小孩小心翼翼地提着他们的宝贝沿人行道走去。
当我转身回店时，妻正站在一张踏脚凳上，双臂及肘没入一只水箱中整理水草。“你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问，“你知道你给了他们多少鱼吗？”
“大约值30块钱的鱼，”我答，内心仍然感触无限，“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于是把魏格登老先生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后双眼润湿了，从矮凳上下来，在我颊上轻轻一吻。
“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洗净最后一只水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老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
一件婚纱裙
卡西·莫夫
这是战争年代里我所经历的事，每每回想起来都令我激动不已，使我更加热爱周围的人们，珍惜今天的生活。
长时间的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人陷于贫困，我的家也是一样。终于有一天，一直最大限度抑制和隐瞒着自己的绝望的妈妈，叹着气说：
“孩子，我们再也不能没有面包而仅靠干果生活了。”
每一天，战争都带来许多可怕的不幸和痛苦，许许多多的家庭都失去家庭生活的支柱。我的姐姐斯卡纳和我就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自然，所有生活的负担也就完全落到我的妈妈——一个年轻寡妇的身上。
在似乎回想什么的时候，妈妈想出了一个办法。“我那件婚纱裙——我结婚的纪念，生活中最幸福日子的纪念。好了，它能做什么用呢？孩子……”她坚持把长裙给我，让我同姐姐到一个叫诺日斯罕的地方去换粮食。
这时，我感到非常惶然和困惑，不知对她说些什么。起先，我打算紧紧地拥抱和亲吻母亲，但是，母亲的失声恸哭令我震惊。她告诉我，在我出发前不准哭泣。我尽量像一个大人那样，保持着镇静。
妈妈相信，只要她拿一杯水洒在我们走后的路上，就能给我们带来好运。
“祝你们一路顺风。斯卡纳，我恳求你，一定要照顾好你的弟弟。”母亲哽咽道，“把婚纱裙换成你们可以换成的任何东西。”
“换成你们可以换的任何东西”，这意味着如果不能换到粮食，我们就不应该回家。
出了诺日斯罕车站，姐姐和我去了离车站最近的村庄。在那里，我们遇到一个非常善良和蔼的妇女，并去了她的家里。
斯卡纳拿出了包裹，然后说：“这就是我们带来的东西，也许您会喜欢它，我们必须把它换成粮食。”
“噢，它太精致漂亮了。”那妇女一边说，一边仔细地翻看着婚纱裙，“如实告诉我，它被穿过吗？它的主人在哪儿？”
她不停地把婚纱裙在两手之间翻来倒去，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它，并自语道：“如果允许的话，我想试穿一下，看它是否合身。”
这位妇女一穿上它，整个屋子看起来顿增光彩，就像一个漂亮的新娘穿着专门为她缝制的结婚礼服走进房间一样。
我努力去想象我妈妈做新娘时的情景，这件婚纱裙穿在我妈妈身上时会这样光彩照人、这样的合身吗？最大的可能是，当我的妈妈试穿它时，也这样站在镜子的前面，满怀幸福地欣赏自己。我还想到，我将把它像原样那样，把它保存下来，让它像原来这样崭新、雅致，在我儿子结婚时，我会向他讲述这件凝结着长辈深情的婚纱裙的经历，然后，按照传统，我将把它交到我的儿媳妇手中……
这时，那位妇人打断了我的思绪。她说：“孩子，我可以给你一袋大麦、玉米和小米。”斯卡纳和我同意了。这位妇人从厨房拿出一个厚实的平底盒子递给我。我把盒子中的粮食分成两半，把一半装进了口袋，看到这个情形，斯卡纳笑了。
火车很快就要到了，我们不得不离开。于是，我们扛起我们的东西，与热情的女主人真诚道别。
离开女主人的房子不远，我们听到了女主人颤抖、不安的声音：“亲爱的，等一等，别走！”
我非常恐慌，担心她是否已经改变了主意。
当她走到我们身边时，焦急地说：“孩子，说句心里话，请你们拿着这件婚纱裙连同粮食回家吧。告诉你们的妈妈，在诺日斯罕你们也有个妈妈，这是她送的礼物。如果这里能够和平，我的丈夫和儿子能从战场上平安地归来，我宁愿变得穷一点。”
我几乎要放声大哭了，斯卡纳也非常感动。于是，她用带着颤抖的声音说：“祝你们好运，愿你们所有的期望都变成现实。”
妇人紧紧地拥抱和亲吻了我们……
向她道别后，我们急匆匆向车站赶去，一路上谈论着这个善良的乡村妇女。
一点人情味
艾伯特·P·豪特
“我从未遇见过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威尔·罗吉士说。这位幽默大师能说出这么一句话，大概是因为不喜欢他的人绝无仅有。罗吉士年轻时有过这样一件事可为佐证。
1898年冬天，罗吉士继承了一个牧场。有一天，他养的一头牛，因冲破附近农家的篱笆去啮食嫩玉米，被农夫杀死了。按照牧场规矩，农夫应该通知罗吉士，说明原因。农夫没这样做。罗吉士发现了这件事，非常生气，便叫一名佣工陪他骑马去和农夫论理。
他们半路上遇到寒流，人身马身都挂满冰霜，两人差点冻僵了。抵达木屋的时候，农夫不在家。农夫的妻子热情地邀请两位客人进去烤火，等她丈夫回来。罗吉士烤火时，看见那女人消瘦憔悴，也发觉五个躲在桌椅后面对他窥探的孩子瘦得像猴儿。
农夫回来了，妻子告诉他罗吉士和佣工是冒着狂风严寒来的。罗吉士刚要开口跟农夫论理，忽然决定不说了，他伸出了手。农夫不晓得罗吉士的来意，便和他握手，留他们吃晚饭。“二位只好吃些豆子，”他抱歉地说，“因为刚刚在宰牛，忽然起了风，没能宰好。”盛情难却，两人便留下了。
在吃饭的时候，佣工一直等待罗吉士开口讲起杀牛的事，但是罗吉士只跟这家人说说笑笑，看着孩子一听说从明天起几个星期都有牛肉吃，便高兴得眼睛发亮。
饭后，朔风仍在怒号，主人夫妇一定要两位客人住下。两人于是又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上，两人喝了黑咖啡，吃了热豆子和面包，肚子饱饱地上路了。罗吉士对此行来意依然闭口不提，佣工就责备他：“我还以为你为了那头牛兴师问罪呢。”
罗吉士半晌不做声，然后回答：“我本来有这个念头，但是我后来又盘算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实际上并未白白失掉一头牛，我换到了一点人情味，世界上的牛何止千万，人情味却稀罕。”
重修旧好
爱德华·齐格勒
与旧友之交谈下来了。本来大家来往密切，却为一桩误会而心存芥蒂，由于自尊心作祟，我始终没有打电话给他。
多年来我目睹过不少友谊褪色——有些出于误会，有些因为志趣各异，还有些是关山阻隔。随着人的逐渐成长，这显然是无可避免的。
常言道：你把旧衣服扔掉，把旧家具丢掉，也与旧朋友疏远。话虽如此，我这段友谊似乎不应该就此不了了之的。
有一天，我去看另一个老朋友，他是牧师，长期为人解决疑难问题。我们坐在他那间总有上千本藏书的书房里，海阔天空地从小型电脑谈到贝多芬饱受折磨的一生。
最后，我们谈到友谊，谈到今天的友谊看来多么脆弱。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奥妙，”他说，两眼凝视窗外青葱的山岭，“有些历久不衰，有些缘尽而散。”
他指着临近的农场慢慢说道：“那里本来是个大谷仓，就在那座红色木框的房子旁边，是一座原本相当大的建筑物的地基。”
“那座建筑物本来很坚固，大概是1870年建造的。但是像这一带的其他地方一样，人们都去了中西部开发较肥沃的土地，这里就荒芜了，没有人定期整理谷仓。屋顶要修补，雨水沿着屋檐而下，滴进柱和梁内里面。”
“有一天刮大风，整座谷仓都被吹得颤动起来。开始时嘎嘎作响，像艘旧帆船的船骨似的，然后是一阵爆裂的声音。最后是一声震天的轰隆巨响，刹那间，它变成了一堆废墟。”
“风暴过后，我走下去一看，那些美丽的旧橡木仍然非常结实。我问那里的主人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大概是雨水渗进连接榫头的木钉孔里，木钉腐烂了，就无法把巨梁连起来。”我们凝视山下，谷仓只剩下原是地窖的洞和围着它的紫丁香花丛。
我的朋友说他不断想着这件事，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不论你多么坚强，多有成就，仍然要靠你和别人的关系，才能够保持你的重要性。
“要有健全的生命，既能为别人服务，又能发挥你的潜力，”他说，“要记着，无论多大力量，都要靠与别人互相扶持，才能持久。各行其道只会垮下来。”
“友情是需要照顾的，”他又说，“像谷仓的顶一样。想写而没有写的信，想说而没有说的感谢，背弃别人的信任，没有和解的争执——这些都像是渗进木钉里的雨水，削弱了木梁之间的联系。”
我的朋友摇摇头不无深情地说：“这座本来好好的谷仓，只需花很少功夫就能修好。现在也许永不会重建了。”
黄昏的时候，我准备告辞。
“你不想借用我的电话吗？”他问。
“当然，”我说，“我正想开口。”
冬夜的灯光
莫里斯·吉布森
我和我的妻子珍妮特抛下我们自己的诊所，离开舒适可爱的家，来到8000公里外的加拿大西部，这个名叫奥克托克斯的荒凉小镇。这里十分偏僻，天气很冷，但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生活的地方是辽阔无垠，这里有的是温暖、友谊和乐观。
我记得一个冬日之夜，有个农民打电话来说只有他一个人在家，而婴儿正在发高烧。虽然汽车里有暖气，他也不敢冒险带婴儿上路。他听说我不管多么晚也肯出诊，因此请我上门去给他的婴儿治病。
他的农场在15公里外，我要他告诉我怎样去他那里。
“我这里很容易找到。出镇向西走6公里半，转北走1公里半，转西走3公里，再……”
我给他搞得糊里糊涂，虽然他把到他家的路线再说了一遍，我还是弄不清楚。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医生。我会打电话给沿途农家，叫他们开亮电灯，你看着灯光开车到我这里来，我会把开着车头灯的卡车放在大门口，那样你就找得到了。”
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办法，我觉得不错。
启程前，我出去观察了一下阿尔伯达上空广阔无边的穹隆。在冬季里，我们随时都要提防风暴，而山上堆积的乌云，可能就是冬天下雪的征兆。每一年，都有人猝不及防地在车里冻僵，没有经历过荒原风雪的凶猛袭击，是不知道它的危险性的。
我开着车上路，车窗外面寒风呼呼地怒吼着。果然，正如那位农民所说的，沿途农家全部把灯开亮了。平时，一入夜荒野总是漆黑一片，因为那时候的农家夜里用灯是很节约的。一路的灯光指引着我，使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求医的人家。
我急忙给婴儿检查病情，这婴儿烧得很厉害，不过没有生命危险，我给婴儿打了针，再配了一些药，然后向那农人交代怎样护理，怎样给孩子服药。当我收拾药箱的时候，我心里在想，那么复杂的乡村夜路，我怎能认得路回去呢？
这时候，外面已经下大雪了。那农人对我说，如果回家不方便，可以在他家过一夜，我婉言谢绝了。我还得赶回去，说不定深夜还会有病人来求诊。我壮着胆子启动引擎，把汽车徐徐地驶离这户人家的门口，说实话，我的心里满怀着恐惧。但是，车子在道路上开了一会儿，我就发觉我的恐惧和忧虑是多余的。沿途农家的灯都仍然开着，通明闪亮的灯光仿佛在朝着我致意，人们用他们的灯光送我回去。我的汽车每驶过一家，灯光随后就熄灭，而前面的灯光还闪亮着，在等待着我……我沿途听到的，只是汽车发动机不断发出的隆隆声，以及风的哀鸣和轮下辗雪的索索声。可是我绝不感到孤独，那种感觉就像在黑暗中经过灯塔一样。
这时我开始领悟到了阿瑟·查普曼写下这几句诗时的意境：
那里的握手比较有力，
那里的笑容比较长久，
那就是西部开始的地方。
勇于信人
魏特曼
我8岁的时候，有一次去看马戏，见那些在空中飞来飞去的人抓住对方送过来的秋千，百无一失，我佩服极了。“他们不害怕吗？”我问母亲。
前面有一个人转过头来，轻轻地说：“宝贝，他们不害怕，他们晓得对方靠得住。”
有人低声告诉我：“他从前是走钢索的。”
我每逢想到信任别人这件事，就回想到那些在空中飞的人。生死间不容出错，彼此都必须顾到对方的安全。
我又想到，他们虽然勇敢，并且训练有素，要是没有信任别人的心，绝演不出那么惊人的节目。
平常生活也是如此。人活在世上需要信任别人，犹如需要空气和水。我们如果不信任别人，对人便无法诚恳。我们如果戴了假面具不能对人坦白，会有多么拘束难受！一天到晚都提防别人，会害得我们脑筋瘫痪。要想受人爱戴，就得先信任人。“有了信心才有爱，”心理分析专家佛罗姆说，“不常信任别人的人，也就不常爱人。”
另一方面，如果和信任我们的人相处，我们会放心自在。心理学家欧弗斯屈说：“我们不但可以护卫别人，而且在许多方面也影响别人。”信任或防范，能铸就别人的性格。
纽约州星星监狱前监狱长的太太凯瑟琳·劳斯，差不多每天都到监狱里去。犯人运动的时候，她的孩子往往和他们一起玩，她也和犯人一同观望。人家叫她提防，她说她并不担心。
因为她对犯人这样信任，她去世的时候，消息立即传遍了监狱。犯人都聚集在大门口表示哀悼。看守长看见那些犯人默默不语难过的样子，便把狱门敞开，从早到晚，这些人排队到停放遗体的地方去行礼。他们的四周并无墙壁，但是，犯人也没有一个辜负狱方好意，他们都仍旧回到监狱里。这无非是犯人对这位太太表示的敬爱，因为她在世时曾经信任他们。
人与人处得融洽，全靠信任。老师要是能使堕落的学生相信她对他们只怀好意，那么，她的教育差不多就成功了；精神病学专家要费大部分时间劝神经错乱的病人信任他们，才能够动手治疗。人对人必须怀着好感，彼此信任，个人的日子才不至于过得一团糟。
我们为什么这样难以互相信任呢？主要原因是我们害怕。在飞机上或火车上往往有这种情形：两个人虽然并排而坐，却都怕开口。看他们那种矜持的样子，多么难受！犹太教法师赖布曼说：“我们怕别人轻蔑我们，拒我们于千里之外，或者揭掉我们的假面具。”
信任别人的人，日常待人接物多么与众不同！有一次，我听见一个人形容他所认识的一个女人：“她见到人便伸出两只手来迎接，仿佛是说：‘我多么相信你！单单同你在一起，我就觉得非常高兴了！’而你离开她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自己想做什么事都能成功。”
我们儿童时代忘不了的往事，常常会使我们处处提防别人。例如我认识一个人，是某公司的总经理，他就没有多少朋友。他7岁丧母，由姑母把他抚养成人。姑母一番好意地对他说：“母亲出去看朋友了。”他白白盼望了好几个星期。这种隐瞒虽然出于善意，可是为了这件事，他长大以后再也不相信别人的话了。
要增进彼此的信任，我们首先必须有自信。美国诗人佛洛斯特说：“我最害怕的，莫过于吓破胆子的人。”事实上，自觉不如人和能力不够的人，是不能信任别人的。不过，自信并不就是以为自己毫无缺点。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的地方也就是必须相信别人的地方。那就是：相信自己确实在尽自己的能力和本分做事，不管有没有什么成就。
其次，信任必须脚踏实地。我认识一个人，她有一次痛心地说：“信任别人很危险，你可能受人愚弄。”假使她的意思是说，天下总有骗子，那么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信任不可建筑在幻觉上，不懂事的人不会一下子就变成懂事。你明明知道某人喜欢饶舌，就不应该把秘密告诉他。世界并不是一个毫无危险的运动场，场上的人也不是个个心怀善意。我们应该面对这个事实。
真正的信任，并不是天真地轻信。我们不如说：别人是何等人，就明白他是何等人，不必怀疑，却要用心去发掘他的长处。
最后，对别人信任需要有孤注一掷的精神——赌注是爱，是时间，是金钱，有时候甚至是性命。这种“赌博”并不一定常赢。但是，意大利政治家贾孚说：“肯相信别人的人，比不肯相信别人的人差错少。”
不信任人，不能成大业。一个人要是不信任人，也不能成为伟人。美国哲学家和诗人爱默生说：“你信任人，人才对你忠实。以伟人的风度待人，人才表现出伟人的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