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
颜元是直隶博野县人。其父颜昶世无基业，贫苦交加，自小被蠡县朱九祚收作养子。颜元生于朱家，小时候姓朱，名良邦。颜昶因不为养父所喜，有意逃遁。崇祯十一年，清兵到达京畿，颜昶去了关东，此后下落不明。时颜元仅4岁。母亲王氏因丈夫一去杳无音讯，便于颜元12岁时改嫁。颜元遂同养祖父母一起生活。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明末清初当过巡捕，是一个维护地方治安的小官吏。在官期间，曾几次参与镇压明末农民起义。顺治初年，他惩治恣横乡里的旗奴韩某，使穷苦民众不受满人欺侮，得以各自安心耕种祖上传下来的土地。顺治七八年间，地方秩序比较安定，直隶省南道裁撤，朱九祚也被解职。不久朱九祚被人控告，讼后家道中落，返乡归农。
颜元青少年时代是备尝艰难的。颜元7岁开始在私塾上学，8岁至12岁时就学于吴持明。吴持明，字洞云。懂医道，通武艺，能骑射。他目睹明季国事日非，曾潜心《百战神机》，并参以己意，撰写《攻战守事宜》两册，唯当时未见用于世，便隐居行医。颜元后来兼习兵法、技击、医术等，多少受其蒙师的影响。10岁时经历闯王李自成进占北京、崇祯皇帝自杀等重大政治事件。15岁时和蠡县道标巡捕官张宏文养女结婚。19岁时师从贾珍。贾珍，字袭什，河北蠡县人。贾珍为人重义轻利，人有向他求学的，从不向弟子索取报酬。颜元从游贾珍前，受不良风气腐蚀，习染浮薄，终日酣歌。经贾珍教诲，习染顿洗。贾珍曾作两副对联，命颜元以大字书写，悬之中堂。其一是：“不衫不履，甘愧彬彬君子；必行必果，愿学硁硁小人。”其二是：“内不欺心，外不欺人，学那勿欺君子；说些实话，行些实事，做个老实头儿。”贾珍的朴实作风对颜元产生了影响。这一年养祖父朱九祚因讼逃遁，颜元被系入狱。当年讼解释出，未几中秀才。因讼后家落及养祖父年迈，颜元在20岁以后便担负起一家生活的重任。
这时的颜元，生活的基调是白天务农、晚上勤学：
尽勤农圃，夜观书史，至夜分不忍舍，又惧劳伤，二念交争久之，尝先吹烛，乃释卷。
为养家糊口，他白天耕田灌园，劳苦异常，吃的东西极为粗糙，他自己后来回忆时说，有如食蒺藜之感。耕作之余，颜元潜心于经世之学，遂弃举业。21岁，读《通鉴》而废寝忘食。23岁时迷上兵书，为探究战守机宜，以至彻夜不寐。在这期间又学习技击。在以后的岁月中，颜元始终坚持了青年时代所学的这些东西。因家境贫困，他又自学医道为人治病。24岁，开设家塾教授生徒，名其斋曰“思古”，自号“思古人”，作《王道论》，后更名《存治编》。是年，从学生彭好古之父彭通处得陆、王《语要》一册，开始钻研陆王之学。25岁时得子，取名赴考，此子于6岁时夭折。以后其妻未育。在养祖父的重压下，颜元决定参加省试，但名落孙山。因深喜陆王心学，作《大盒歌》与《小盒歌》。26岁读《性理大全》，知道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学说的要旨，毅然以道自任。
颜元青壮年时期，是宋明理学的信徒。27岁时，与学宗程朱的刁包相识，对他由陆王心学向程朱理学的转变，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这时的颜元，立了个“道统龛”，从伏羲开始，经周公、孔子、孟子，到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均是他崇拜的对象。他尽心研习程朱理学，为检查自己的内心世界，几乎天天静坐。作了《柳下坐记》，讲述如何循二程之门径寻求“孔颜乐处”的。他坚持不懈地写日记，以录下自我检省心灵的情况。颜元以天理与人欲为尺度，来考查自己内心的意向。他要求自己，在邪念产生之前就把它扑灭。29至30岁，与王法乾、王余佑结交。31岁，访李塨之父李明性问学。期间常静坐，以求内心杂念不生。关于师友对颜元的影响，详见“师友的交往”一节，生平中不再多说了。
34岁以后，颜元进入了独立的学术思考阶段。这一年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此后他不再信陆王与程朱了。在养祖母死后的三天里，他不进食，一天至少哭三次。在埋葬的仪式中，颜元甚至用头去撞击棺材。颜元是循朱熹《家礼》中规定去做的，疏食少饮，哀毁过甚，几乎病饿致死。一个朱姓老翁非常怜悯他，告知他本非朱姓子弟，这才开始减哀。于是检校古礼，发现朱熹《家礼》有违人的本性，故对程朱理学产生怀疑。颜元以为，“礼”是“圣人致中和以尽其性、践其形者”。“礼”为圣人制订的各项规定，用来确定人们的生活方式的行为举止的规范，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得到协调。这一切都得符合“尽性践形”的要求，而《朱子家礼》中说的“礼”，颜元以为是有违圣人意向的。他在《礼文手钞》里，对《朱子家礼》一一作了点评，有赞同的，有批评的。照录原文而无质疑的，是颜元同意之处；加上“元按”、“补注”等质问的内容，是颜元本人的见解。在经历了两个月非同寻常的痛苦后，他在35岁时，完成了《存性编》，这是颜元人性论方面的专著。反对朱熹把人性作二元化的理解，赞同返回孟子性善论的主张。同年年底作《存学编》，觉得空思不如实学，而实学必以“习行”，改“思古斋”为“习斋”。
颜元的这一学术转向，与王阳明格竹子之事相类。已接受了朱熹学说的王阳明，在21岁时随父亲到北京。看到官署庭中长着许多竹子，想从竹子中体认出派生天地万物的“天理”来。一连“格”了七天，毫无结果，人却病倒了。王阳明便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动摇，采取了批评的态度。王阳明与颜元，这是两个有着独创性的思想家。他们企图通过“事”与“物”，去体悟朱熹所青睐的“天理”。不料非但没有巩固他们原先的认识，而且均对先前的信仰发生了怀疑，表示自己要同朱熹决裂。这两个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朱熹的学说确实有空疏无用的地方，经不起一究到底那种有着认真劲儿的人们的检验。
颜元36岁那年，朱九祚侧室杨氏及其子朱晃，欲独占朱家的家产。把颜元视为眼中钉，日有间言，唆使朱九祚虐待颜元。“一日谋杀之，先生逾垣逃，忧甚。旋自宽，益小心就养。”39岁时养祖父朱九祚病死，他才认祖归宗复颜姓，家产尽让于朱晃。是年李塨前来问学。后来李塨多次南游，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宣传颜元的学说，颜李之学逐渐为人们所认同。40岁著《唤迷途》，后更名《存人编》。归宗颜氏后，除教授颜姓子弟外，仍不辍劳作。
50岁时，他以坚忍不拔的信念去关东寻父，经历一年半，备尝艰辛。他行前立下誓言，找不到生父下落就不回家。每到一处，颜元必张贴告示，并求人代寻。如到京城，“刻寻父报帖，贴四城门及内城各处。对人言则泣，人聚观则叩首白，求代寻。来报，重谢之”。路上的艰难险阻挡不住他寻父的决心。行至山海关前，“海吼，山水暴涨。又无路引，不得出关”。被困半个月后，才在他人指引下出关。抵辽宁抚顺时，一望无涯的泥路，“人畜皆陷不可出”。颜元觉得自己很难逃脱此劫，仰天长叹曰：“死此矣。死亦何憾，恨未见父耳！”后识得路径得以脱身。颜元在沈阳找到了同父异母之妹颜艮孩。她是在沈阳见到颜元的报贴后，便延请颜元到家，询问寻父的缘由。兄妹相逢时，妹妹告诉颜元，父亲已亡故了。原来颜元之父到关东后，先娶王氏为妻。因无后嗣，再娶刘氏为继室。颜元之妹，为刘氏所生。之后颜元只身驭车，把生父骸骨运回家乡，途中“哭导而行，日朝夕奠”，“凡过大水、桥梁、城门必下而再拜祝告”。颜元写了《寻父神应记》，记述寻父途中神如何保佑他，并数次在梦中显灵以示美好结局会到来。颜元在途中，凡过关侯祠、城隍庙、东岳庙都求签祷祝，以期得到神的启示，保佑他寻父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这是颜元受世俗迷信影响的所在，是他思想中的糟粕。
晚年的颜元，已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了。57岁时南游中州，沿途宣传自己的思想。八个月走了两千余里，结识豪杰志士，论学辩道，倡导实学，反对理学。“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的主张，就是在南游后提出的。为了把自己的学说贯彻到教育领域中，62岁时，应友人郝公函的再三要求，主持漳南书院，厘定规制，设有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规模甚宏。从学者数十人。颜元认为儒学真谛在于申明“三事三物”，尤其是孔子说的“六艺”。他以“六艺”为主要教育内容，强调技能的重要性，以期与他的功利论相配合。不久漳水泛滥，书院堂舍悉被淹没，颜元不得已只好罢教归故里。康熙四十二年，在北京收王源为弟子。王源后来成为仅次于李塨的颜李学派的中坚人物。颜元一生思以所学匡时救世，至70岁临终之年还叮嘱门人：“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其弟子钟的对联颇能概括颜元的一生的精神：“手著《四存》，继绝学于三古；躬习六艺，开太平于千秋。”
坚忍不拔，是颜元一生的主心骨。这在他读了《孟子·告子》后的体会中就可知道：
观自古圣贤豪杰，都从贫贱困苦经历过、琢磨成，况吾侪庸人，若不受锻炼，焉能成德成才？遇些艰辛，遇些横逆，不知是上天爱悯我，不知是世人玉成我，反生暴躁，真愚人矣。
孟子列举了舜、傅说、管仲、百里奚这些名人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坎坷，断言逆境是造就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颜元接受了孟子这一见解，并身体力行于自己的一生。家境的贫苦、繁重的劳动、母爱的缺乏、千里的寻父、学派的自创……一系列的厄境没有消磨掉他坚强的意志，却反而锻炼了他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精神。他以为艰辛与逆境，对造就“圣贤豪杰”有着积极的作用。颜元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二、颜元思想的演变
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演变，为其生平的重要组成部分。颜元的思想演变极具特色，故有必要另列一目作详细的论述。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先是信理学以前的时期；后是成为理学信徒的阶段；最后是反叛理学，自成一家的时期。下面循此线索作论述。
1.从仰慕仙侠到转向经世之学
这一时期，是从12岁到24岁。在这一时期，他由仙侠思想转入经世之学。颜元20岁以前，曾欲作仙侠一类人，对宦官专政很是反感：
看寇氏丹法，遂学运气之术。见斥奸书，知魏阉之祸，忿然累日夜，恨不手刃之。
这是他14岁时的想法。15岁时娶妻，以练习道教运气术为由，不亲近新婚妻子。后觉学仙之谬妄，便专心于学问。从个人的成长过程来看，神仙的种种奇迹，一般都会对青少年产生莫大的诱惑力。然而成仙机会的渺茫，以及神仙与现实生活相距过远的缘故，到了一定的时候，大多数的青少年又会觉得其荒诞不经。颜元也不例外。至于对魏忠贤阉党的痛恨心情，应予特别的关注。说明少年时代的颜元，就有一种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魏阉之祸”，指明末魏忠贤及其爪牙专权及其对明末社会带来的祸害。魏忠贤在明末的权势，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宦官专权的顶峰。纵观明代三百年历史，宦官被皇帝赋予干预内外政治的特权，完全可以操纵大臣的进退乃至生死。宦官的权力凌驾宰相之上，他们有处理一切内外奏章、随意立法更改的权力，他们可出使外国，甚至矫诏假传圣旨的事也时常发生。皇帝没有实权，大权旁落到宦官手中，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常见的事。这不改变君主专制的本质，但此种变态的君主专制比原生态君主专制，对社会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与危害性。宦官本为皇帝的奴仆，当皇帝感到孤独无援时，往往倚重于这批日常生活中最亲近自己的奴仆。一旦权势在手，宦官往往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攫取财富。宦官能擅权，是因为他们扮演了皇帝忠实卫士的角色。宦官可热炙一时，但其基础是脆弱的，只能随皇帝的宠幸与否而发生变化。此种宠幸又常常视皇帝的意志而定，故必然趁皇帝健在并宠幸之时拼命窃取权势，搜刮财物。他们表现出比一般官僚集团更大的疯狂与贪婪。在明末宦官当权之际，东林党人是代表着社会上正直善良、追求光明的人们的愿望的。面对口衔天宪、威柄独操的宦官，东林党人宁愿遭受贬斥也要据理力争，希冀洁身自好也不降心辱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这在后世往往被视为人格道德上的楷模。颜元读了有关材料后，对作恶多端的“魏阉”，“恨不手刃之”，反映了对东林党人的浩然正气的心慕手追。颜元在青少年时代，就有一股凛然正气蕴含于心中。其实这种豪气，正是经世致用意识的生动写照。
青年时颜元身上就有诚实的好品性。16岁时，养祖父想通过不正当手段为他谋取功名，他知道后不进食并大哭，声言“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19岁从学贾珍。是年中秀才。两年后颜元决定放弃跻身仕途的努力。虽然他依旧从事文字写作和考试这样的活动，但仅是让他的养祖父高兴而已。他的兴趣集中在经世之学上。他用了很多时间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潜心于各种兵书的研习：
至24岁忽得《七书》而悦之，以为《七书》之粹精在《孙子》；《孙子》之粹精在首章，于是手抄十二篇，朝夕把玩。凡兵家精粗事宜，亦颇留心。
兵家产生于先秦，是研究军事活动与理论的学派。兵家之书，《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与兵技巧家。后三家于后世无甚干系，唯独兵权谋家专门研究用兵之理，其精妙之言论，其哲理之深刻，千古流传，影响至今，最能体现兵家的菁华。兵权谋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等；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其中处于至尊地位的当推《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全书约6000字，共13篇。开头是《计篇》，讲述战争之前如何考察形势，制定谋略，为全书宗旨所在。“七书》之粹精在《孙子》”，是极得《孙子兵法》宗旨的。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孙子主张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在《计篇》中，孙子提出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的主张。说了这段话以后，接着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五个：道、天、地、将与法，“主孰有道”是五事中的第一位，“道”即政治。“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所谓道，是说民众与国君上下同心，战争中不怕牺牲，勇敢作战。战争不是别的，而是为了一定目的的政治与经济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孙子觉察到政治的好坏、君民的关系，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这在两千多年以前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胜负，不仅与交战国的物质力量与经济条件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心的向背有关。孙子把“道”即政治作为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许多战争如商汤伐桀、武王伐纣，胜利的一方都是因为君主有“道”，失败的一方都是无“道”的暴君。深得民心，政治上处于优势，就能战胜强敌。此为颜元“孙子》之粹精在首章”之意所在。颜元对兵家之书的“朝夕把玩”，使他深得内中的“粹精”。这对他经世致用意识的形成，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与务农一样，他对兵学的兴趣一直未减。
24岁时，他开始了教学生涯，把书房取名“思古斋”，自号“思古人”。基于对“三代”盛世的向往，他的经世之学披着古色古香的外衣：
谓治不法三代，终苟道也。举井田、封建、学校、乡举、里选、田赋、阵法，作《王道论》，后更名《存治编》。
《存治编》集中体现了他的政治见解，而在提出问题的方案时，颜元则喜欢从古代的经典中去寻求。他考虑井田制、荐举制恢复的可能性，以及恢复分封建制及实行“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等，充分显示了这位充满改革现实弊病的青年人的创造力。以为理想在远古“三代”，这是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法。于是对当代社会现实进行激烈的指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其实他们的目的，是复古以求解放，而不是纯粹的发思古之幽情。在这方面，颜元比黄宗羲、顾炎武显得更为古老些。《存治编》的面世，表明颜元的政治思想已经基本形成。
2.迷恋陆王被誉为“真陆王”
他迷恋于陆王心学的时间并不长，从24岁到26岁。颜元24岁从彭通那里得到陆、王《语要》，喜而学之。25岁时，他体会陆王心学的意蕴，以诗歌的形式作《大盒歌》与《小盒歌》：
大盒歌略曰：“盒诚大兮诚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酿成盘古味，此中翻为叔季波。兴亡多少藏盒内，高山拍掌士几何？此处就有开匣剑，出脱匣外我婆娑。”小盒歌略曰：“盒诚小兮盒诚小，小盒生意亦不少。箇中锦绣万年衣，就里佳肴千古饱。如何捧定无失却，如何持盈御朽索。忽而千里向谁觅，返而求之惟孔老。识得孔叟便是吾，更何乾坤不熙皞，呜呼！失不知哭，得乃知笑。”
颜元以“大盒”喻“宇宙”，“小盒”喻“吾心”，其意甚明。“万年衣”与“千古饱”，是陆九渊“求诸本心，万物具足”的另一种说法。“开匣”与“脱匣”，意味着“本心”不为外在事物所累。“识得孔叟便是吾，更何乾坤不熙皞”，表明颜元对陆九渊“六经注我”和“易简工夫”的倾心。颜元这两首歌，以通俗、形象的比喻，直切陆王心学的宗旨，“得陆、王二子语录，而世知有道学一派，深悦之，以为孔、孟后身也。从之直见本心，知行合一。元虽不敏，一若有得于二子者。其时著《求源歌》、《大盒小盒歌》、《格物论》，大约皆二子宗旨也。见者称真陆王”。时下学者对颜元《大盒歌》与《小盒歌》的剖析不太多，即有也停留在浅表层次上，故不妨作些进一步的分析。
从更为宽泛的文化史角度看，颜元以哲理入诗的做法，是继承了理学一以贯之的传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写诗的民族，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写了那么多的诗，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写了几千年的诗。中国是诗的国度，数千年来诗人辈出，吟诗以抒情是有着悠久传统的。诗歌本是为人们交流情感而作的，奔放、雄浑、激越、婉约、深沉，风格各异，但重在抒情则无别。到了宋代，理学家提出“以论理为本”的主张，强调以性命义理之学去主宰诗歌的创作，从而把诗歌的抒情特征排斥到次要的乃至于可有可无的地位。邵雍留下的诗有1500首，大约为理学家中写诗最多的一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很精到的评价：
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此集其尤著者也。
试看一下邵雍的《乐物吟》：“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灵，皇王帝霸由之生，天意不远人之情。飞走草木类既别，士农工商品自成，安得岁丰时长平，乐与万物同其荣。”《邵子全书》卷二十。这首诗是邵雍《皇极经世书》的一个缩影，也是他对自然、社会和历史的总见解。这是“以论理为本”的创作原则下写出来的哲理诗。二程、朱熹、王阳明、陆九渊等理学大家均留下了可观的诗歌，其中不乏把深奥的哲理水乳交融地渗透到具体的景物描写中，如朱熹的《春日》、《观书有感》，但大量的是类似邵雍《乐物吟》这样的诗。不妨再看一首陆九渊的哲理诗：“从来胆大胸膈宽，虎豹亿万虬友千。从头收拾一口吞，有时此辈未妥帖，哮吼大嚼无毫全。朝饮渤澥水，暮宿昆仑巅。连山以为琴，长河为之弦。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宜。”《陆九渊集》卷二十五《大人词》，中华书局1980年版。通过对“自我”能耐的极度夸大的形象描绘，表明了他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主观唯心论的意蕴。《大盒歌》与《小盒歌》，就是这首诗的翻版，故时人誉颜元为“真陆王”。其实颜元对诗歌创作是有较为深切认识的，“语彭如九曰：‘诗所以咏物、适情、言志也，即取其足咏物、适情、言志而已，何必拘沈韵？’”这是说，诗歌创作当以内容为主，不必拘泥于南朝沈约所定的声律。沈约，为齐梁文坛领袖。精通音律，确定四声名称。总结前人声韵研究成果与诗歌创作中运用音律的经验，创立了声律论。推进了五言古诗向律诗的发展，但在诗歌创作中又规定了许多禁忌，有忽视内容的倾向。深知诗歌创作真谛的颜元，写出《大盒歌》与《小盒歌》，足见他不仅在学术上深得陆王心学的旨归，而且在继承理学家以哲理诗去体认理学宗旨的传统上，也是高人一筹的。
3.笃信程朱希求“孔颜乐处”
颜元26岁到34岁时，笃信程朱理学，时间长达8年。且看他的自述：“至二十六岁得《性理大全》，见周、程、张、朱《语录》，幡然改志，以为较陆、王二子尤纯粹切实，又谓是孔、孟后身也。进退起居、吉凶宾嘉，必奉《文公家礼》为矩；奉《小学》、《近思录》等书如孔子经文。人或有一言疑论诸先生者，忿然力辨，如詈父母。元虽不敏，一若于程、朱诸子稍有得者，由甲辰至戊申日记中，俱可按也。元平生之笃服两派先生也如此，受教沐泽于两派先生也如此，将谓叛其道也，敢乎哉？”这8年间，是程朱理学的什么东西令他如此着迷，学术界从未对此内容有过论述。
我以为，颜元为寻求“孔颜乐处”而着了迷，以至于以程朱理学的卫道者而自豪。他在30岁所作的《柳下坐记》，说明他要亲身体验理学家所希冀的思想境界——“孔颜乐处”：
至柳下铺褐坐息。仰目青天，和风泠然，白云聚散。遂朗吟“云淡风轻”之句，不觉心泰神逸。覆空载厚，若天地与我外更无一物事。微闭眸观之，浓叶蔽日，如绿罗裹宝珠，光耀在隐露间。苍蝇绕飞，闻其声不见其形，如跻虞廷，听九韶奏也。胸中不觉空焉洞焉，怡焉畅焉，莫可状喻。孔子曲肱疏水，颜子箪瓢陋巷，当日不知作何心景，自谓今日或庶几矣。
《柳下坐记》是一篇为研究颜元思想的人们所漠视的文章。时在1664年夏至前几天，颜元带着仆人，牵着驮着麦子的驴子。仆人堆麦时，他在柳树下静坐。抬头看青天，和风徐吹，微有凉意。白云时聚时散，于是朗吟二程的哲理诗，觉心泰神逸，直有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感受。眼睛微闭又微开，四周浓叶蔽日，如同绿色的衣服里裹着宝珠，光芒时隐时露。苍蝇飞舞，闻其声不见其形。颜元此时意识到自己好像置身于舜之朝中，听着《九韶》美妙的乐曲在演奏。心中虽空空洞洞，而愉悦的心情，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孔子曲肱疏水的快乐，颜子箪瓢陋巷的快乐，他们在那个时刻的心境，颜元是难以知晓了，不过颜元以为今日之快乐或许与孔、颜等圣人很接近吧。显然这是在希求得到一种神秘感受的直觉，是只能为自己体认而他人无法得知的心理体验。颜元充分利用空闲去寻求这种快乐，连农活空隙时也要“静坐”，别人讥笑也置若罔闻：“得《性理大全》观之，知周、程、张、朱学旨，屹然以道自任，期于主静、存诚，虽躬稼胼胝，必乘闲静坐。人群讥笑之，不恤也”。
颜元寻求“孔颜乐处”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体验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柳下坐记》是颜元直接受二程影响的明证。文中的“云淡风轻”，见二程所作的《秋日偶成》一诗：
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全诗突出的是“予心乐”，旁人则全然不知。颜元吟诵二程的哲理诗，油然而生“怡焉畅焉”的感受。颜元感受到的内心精神上的乐趣，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天地与我外更无一物事”。颜元在柳树下所体悟到的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与二程另一首诗的《秋日偶成》相关：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事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
二程这两首诗都提到“乐”。二程感受到的“乐”，一是“安贫乐道”的“乐”，即“富贵不淫贫贱乐”；一是天人合一的“乐”。“乐”在于与人同、与物同，甚至与无限的宇宙同。理学家的这些诗句，都是希求在自然世界中比拟人生间的精神境界。理学家常爱讲的“孔颜乐处”，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指这种充满生意的天人合一、万物同体的精神境界。
理学家为何要寻求“孔颜乐处”呢？因为他们心灵深处有着圣人崇拜的情结，他们要学做孔子、颜回这样的圣贤。然而他们没有见过孔、颜等圣贤，但二程以为，可从圣贤们遗留下来的语言文字中，感觉到圣贤的人格世界，即把握住圣贤的“气象”。“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是熟玩圣人气象，不可止于名上理会。如是，只是讲论文字。”只“讲论文字”那是皮相之谈，重要的是通过“文字”去“熟玩圣人气象”。“气象”是人的精神境界所表现于外的，是别人感觉得到的。有某种精神境界的人，他自身也可以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内在的，用理学家的话来说叫体认，也就是“熟玩”。由体认而得到的感觉，就是颜元在柳树下体悟到的、心灵深处的快乐，也即“孔颜乐处”的“乐”。
“孔子曲肱疏水”孔子以为，求富贵去贫贱，是每个人对利益的正当欲求，但必须以是否符合“道”为前提。孔子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符合“道”，那么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到以“道”为乐时，人与“道”无有间隔。这样的快乐是一种精神享受，故孔子以及以后儒家，都重视一个“乐”字。“颜子箪瓢陋巷”孔子唯独对颜回有过不违仁德的颂扬，而其他弟子孔子以为只是偶尔想及仁德罢了。因颜回处于“箪瓢陋巷”之困境中，犹不忘安贫乐道。这开启了后世人们向往安贫乐道的肇端。宋代理学家，自周敦颐开始，中经二程、朱熹，一直到明代的王阳明，都以寻求“孔颜乐处”作为自身内心世界充实的理想境界。
这里得涉及理学开山祖周敦颐了。据二程自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周敦颐以为，学做“圣人”的要旨在于“无欲”。“无欲”能使人心处于虚静明透的地步，做到常泰无不足。社会地位之显赫、金玉之类财富的充盈，在周敦颐看来，犹如灰尘一样的轻微，而颜回便是这样的楷模：“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通书·颜子第二十三》。颜子不为外在物欲所移，别人为困苦所忧愁，但颜子却心情泰然，不改其安贫乐道的心境。在周敦颐看来，颜子可以称为亚圣。周敦颐指使二程“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其实是要二程在存理灭欲上下工夫。分析到这里，不难发觉，“孔颜乐处”、“天人合一”、“存理灭欲”作为理学三大精神支柱，相互间有密切的关系。“孔颜乐处”是下手处，“天人合一”为中介环节，“存理灭欲”系所达目标。
现在回应到颜元身上。与二程一样，圣人情结在颜元身上是一直存在着的。他希求“孔颜乐处”的归宿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颜子箪瓢陋巷乐，不箪瓢陋巷亦乐，是何如乐，正宜理会。
私欲不乘，如天清地宁，风、日也乐，草、木也乐，星月、人物亦无不乐。
天理胜则精神清明，人欲炽则意思昏浊。此理甚明，而人每舍清明而甘昏浊，暴弃孰甚！
可见颜元追求的“乐”，是同程朱理学的“存理灭欲”主张相关的。“人物亦无不乐”是以“私欲不乘”为前提的。“天理”与“人欲”在人的脑海里是不容并存的，这是程朱理学“存理灭欲”说的翻版。颜元不仅这样说，而且像程朱那样身体力行，下了很大的工夫：“定日记每时勘心：纯在则〇，纯不在则×。”“纯在”，指心中充满了与“天理”相符的想法；“纯不在”，心中杂念丛生多的是“人欲”。这是他32岁时的实录。到55岁时更有所发展：“每时心自慊则〇，否则●，以黑白多少别欺慊分数，多一言，过五则，忿一分，过五则，中有×，邪妄也。如妄念起，不为子嗣比内，皆是。”以往做相似工夫并留下记载的当数王阳明的学生黄绾了。黄绾经常把自己关闭在书房里，罚跪自击，用红黑点的办法以观成效。凡一念出于“天理”的，点以红笔；凡一念出于“人欲”的，点以黑笔。“终日不食，罚跪自击，无所不至。又以册刻‘天理’、‘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一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黄绾，浙江台州人。明武宗正德五年，任后军都事，在北京和王阳明相见。此后，他与王阳明、湛若水成为挚友。这是他由信程朱之学转向信阳明心学的开始。之后两人不断有书信往来。嘉靖元年，在余姚听王阳明讲“致良知”说。以为圣学在是，称王阳明为师，自称门弟子。后擢为光禄卿，在朝中为王阳明说过些好话。到晚年，任礼部侍郎，并不再信阳明心学了，贬之为禅学。著作仅存《明道编》行世。如果说，黄绾是“红黑工程”的话；那么，颜元则为“黑白工程”且加以“〇、×”等为标记。形式基本相似，都是察看自身在“天理”与“人欲”方面何者为优，以达到理学家们所宣扬的禁欲主义的目的。令人兴趣盎然的是，黄绾与颜元起先均是理学的笃信者，后均背叛理学并对之进行批判。黄绾是先程朱后陆王，颜元颠了个倒，是先陆王而程朱。黄绾对其师“致良知”说有激烈的指责，颜元则对陆王、程朱作了全面的清荡。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大约是先前迷得过深而益知其弊端所在之故。颜元“每时勘心”的“日记”今已不存，但从他31岁时反省之事来看，属“妄”字一类的皆与挂钩。“自勘为学，调理性情甚难，定每静坐，以十四事自省：心无妄思欤？口无妄言欤？耳无妄听欤？目无妄视欤？足无妄走欤？坐如尸欤？立如齐欤？事亲爱而敬欤？居家和而有礼欤？启蒙严而宽欤？与人平而正欤？对妻子如严宾欤？读书如对圣贤欤？写字端正欤？”颜元的日记今已不存，但从《李塨年谱》卷二所辑录的、长达1800字的《谷日燕记》来看，篇幅当是很大的。反省自勘的范围相当广泛，足以说明颜元用功之勤。
颜元是依程朱的修养方法去静坐的。对此以往也少有人关注。《颜习斋先生年谱》32岁条有记载：“四月，思学者自欺之患，在于以能言者为已得。勘静坐心有所驰，目便劲阖，忽忘则又睁开；必是‘主一无适’，睫毛间乃得不即不离之妙。”“主一无适”源自于程颢：“主一之谓敬”，“无适谓之一”。是说人的思想要与“人欲”相离，内心专一于“天理”。有许多材料可以证实，颜元修养的目的是为了“存理灭欲”：
虽天理澌微，而必欲光大之……虽人欲昌炽，而必欲抑绝之。
谓诸生曰：“制欲为吾儒第一功夫，明伦为吾儒第一关节。”
夫人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之于味，四肢之于安佚，皆欲也，须是强制他；若一任之，将何所不至哉！
这当为颜元相信程朱理学时的言论。二程的修养论，不是要人们去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知识，而是为了唤醒人们心中的固有“天理”。凡与“天理”不相适应的“妄”思、“妄”行，均是应该去掉的“人欲”。如事亲不爱敬、对妻子不像严宾、读书没有如面对圣贤的感觉、字写得不端正等皆为“妄”的范围。前引资料中的所涉及的“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伦理相关，为子女对父母和丈夫对妻子的态度，这与“明伦为吾儒第一关节”的主张相一致；二是有关学习的，为读书写字时的心态。至于颜元静坐时想到的，在思、言、听、视、走、坐、立等方面的敬“妄”，内容更为宽泛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静坐观心，用力既久，而又没进入睡眠状态，必定会产生许多想法来。有的是对以往经历的回忆，有的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有的是梦幻般的想象……总之，使人得到一种空灵、虚幻的境界。理学家所主张的静坐悟道，大都类此。对此颜元晚年作了自我批评：“暑月被棉驮麦、贫且劳矣，犹能自娱，不谓之穷措大微长不可；然即生许多妄想，为如许大言。尝论宋儒之学，如吹猪膀胱，以渺小为虚大。追录之，自惩自勉也……所谓‘主一无适’、‘洒落诚明’者，皆此也，是指鹿为马矣。”感觉与幻觉不同。静坐所得到的幻觉为一种不正常的心理，和客观事物的实质相去甚远。“以渺小为虚大”、“指鹿为马”，这是颜元醒悟后的想法。总之，在24岁至34岁这一时期，颜元对宋明理学是狂热信奉，忠实卫护。
4.走出理学藩篱自成一家
颜元34岁以后，可称之为反叛理学的时期。任何思想家的思想演变，绝不是直线式的那么简单。在57岁之前，颜元还有留恋程朱的痕迹。只是到57岁以后，始立下意向以破程朱为目的。
颜元反叛理学是从34岁养祖母丧时开始的。当时人们的风气，“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颜元遵朱熹《家礼》服丧，疏食少饮，几乎病饿致死。这使他对理学产生了怀疑：
第自三十四岁遭先恩祖母大故，一一式遵《文公家礼》，颇觉有违于性情。已而读周公《礼》，始知其删修失当也。及哀杀，检《性理》乃知静坐读讲非孔子学宗；气质之性，非性善本旨也。朱学盖已掺杂于佛氏，不止陆、王也。陆、王亦近支离，不止朱学也。
这段话对程朱理学的不满已跃然纸上，大体上有三层意思。静坐读讲去追求“孔颜乐处”，不是孔学的真实面目；说宋儒的人性论，不是孟子性善说的本来宗旨；不仅是陆王，即便是朱熹学说中也掺杂了佛教。由上面叙述中不难知道，颜元无论学什么都是下了大工夫的，都是认真地去做的。颜元的苦学笃行，以及勇于修正错误、敢于坚持真理的品性，使他能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取得了可贵的成就。此后他便走上反叛理学的道路。35岁时，著《存性编》，作性图9幅，对理学家的人性学说进行批判。38岁时，“著《存学编》，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章句，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实习之，毕生不懈者”。至此，以“实”、“习”、“动”为核心的颜元事功之学的框架基本成型。此后，颜元究心于“实”而归宿于“动”。“天生人只一实理，人为人只一实心。”极斥宋儒静坐读书、存心养性的风气，并深有感触地说：“宋人好言习静，吾今以为今日正当习动耳！”48岁时，与李塨、王介祺讨论“习行经济”之学，作《唤迷途》共分五唤：一是要唤醒不识字的平常僧道；二是要唤醒参禅悟道的僧道；三是要唤醒西域的番僧；四是要唤醒惑于释氏之儒；五是要唤醒信奉邪教的世间愚民。颜元要这五种人从迷途中走出来，归还到儒家的人伦上来。所以后又改名为《存人编》。
57岁在颜元一生中，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57岁以前，还有留恋于程朱理学的意思；57岁以后，以攻击程朱理学为主要目标：
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
35岁时“将就程朱”方面的痕迹十分明显：“定自力常功：日习数，存理去欲。”在没有标明年代的《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中，屡屡有认同理学禁欲主义的言论：“若用十分心力，时时往天理上做，则人欲何自生哉？”《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理念胜则心清明，心清明，天地草木无不在目，则天地物我总是一般；欲念胜则心昏惑，心昏惑，则眼前一物不见，不惟天地鸟兽与我隔绝，虽一身耳目手足皆非我有。”“念念向天理上想，心上达也；事事向天理上做。身上达也……制欲之法，明以辨之，刚以断之。”这些话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强调人的念头与行动，应当集注于“天理”上；集注在“天理”上，能收到精神清明的效果，而“人欲”旺盛则使人昏昏然；人们常常弃“天理”而从“人欲”，这在颜元看来是自暴自弃；克制欲望的方法，是明辨与果断。这里程朱的印痕是明显的。如制欲之法在于刚，就是从程颢那里来的：“有欲则不刚，刚者不屈于欲。”理学禁欲主义在颜元的晚年，还有着一定的烙印。打个比方说，一个果农在很长时期靠了一片果林而生存，后来他干别的行业去了，挣得更多的钱财。然而对这片果林掉下来的枝叶，依然怀有恋恋不舍之情。57岁时颜元“尚有将就程朱”的意向，也可作这样的理解。
57岁南游中州时，看到了许多地方“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的现象。58岁时，立下“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的决心。他以不作“乡愿”的精神，公然揭起破程朱理学的旗帜，是需要极大勇气的。颜元的好友王养粹对他说：
程朱何可操戈，试看今日气运，是谁主持？家读其书，取士立教，致君临民，皆是也。
王养粹讲的是大实话，那时颜元55岁。当时，人们竞相争读程朱的著作，因为程朱理学已是社会公认的教育内容。造成如此的社会风气原因有两个：人才选拔的标准是程朱理学；统治者用以巩固统治的理论工具也是程朱理学。“取士立教”，讲的是人才选拔制度。就通常情况言，这一制度既是社会风气的标志，也是政治秩序的象征。王养粹用极简练的话指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明代中后叶形成的八股取士制度后，到清初达到盛极一时。八股文要代圣贤立言。题目是圣贤的话，作文者要站在圣贤的立场，把题目的那段话详加阐发，说上千万句圣贤没有说过的话。在明清两代，士人要写出符合圣贤的话来，其所依据的标准，就是二程、朱熹等人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八股文做得好，便是士人踏上仕途的唯一捷径。成书于雍正年间的《儒林外史》，就是“取士立教”形象性的描绘。程朱理学作为“致君临民”的手段，决非康熙一时冲动之故，而是他反复阅读、比较古今不同的学术流派后得出的：
兹于避暑山庄万几之段，翻阅经史性理诸书，复取古文披阅一过，其中气韵古雅，辞藻典赡，各擅所长，固极文章之能事，至于体道亲切，说理详明，阐发圣贤之精微，可施诸政事，验诸日用，实裨益于身心性命者，惟有朱子之书，驾乎诸家之上，令人寻味无穷，久而弥觉其旨。
比起一些昏庸无能的帝王，康熙称得起天资英武，雄才大略，其文治武功确可与唐太宗相媲美。一些封建文人记载康熙好学敏求、通晓多种语言、勤于政事、宽于御下、崇尚节俭等等事实，都有相当根据。他对儒学的钻研，也非视儒家经学为门面装饰的一些帝王所能及。尤其是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追求，更属帝王中的凤毛麟角。但这一切并不变更封建帝王的专制主义本质。康熙在文化方面，注意巩固和强化封建思想体系，为此他充分利用了程朱理学。崇拜程朱的李光地、汤斌、魏象枢、徐乾学等人，都受到眷遇宠任，其中有些人还被称为“理学大臣”。程朱理学成为康熙统治中国的六十余年时间中的主要精神支柱，乃是客观的必然。就康熙本人而言，他以为朱熹的著作“驾乎诸家之上”，是因为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巩固，能使人们严格按照封建纲常礼法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明白了以上的社会文化背景，可知颜元面临压力之沉重。他要面对业已形成风气的社会习俗、官方所确定的人才选拔制度，更厉害的是要与作为统治手段的意识相对抗。但是颜元依然无所畏惧，力辟程朱，老而弥坚。他对当时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
今何时哉！普地昏梦，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别出一派与之抗衡翻案乎！
这是他南游历时八个月，行程二千余里后得出的结论。“所见如张起庵师弟，孙徵君、周铁邱、云骨子诸翁之门人，所闻如耿逸庵、李中孚、俞春山，大抵皆宋人之学”，颜元以自成一派的学说，与这些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论辩，但结果并不理想，不能“辩开一分宋学”。颜元花大力气去进行学术上的辩驳，为的是昌明“圣道”、利济“苍生”，“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颜元对自己“别出一派”以抗衡程朱理学，会危及个人生命的后果已置之度外，这在他40岁时致陆世仪的书信中有所表明。因此信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故放在后面再详论。
58岁时，颜元揭出与程朱决裂的旗子：“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就颜元整体倾向而言，他视程朱之弊更甚于陆王，故抨击程度远比对陆王来得严厉。有此反差源于“别出一派”的颜学，是以提倡“三事三物”为核心的，颂扬事功是他学说的宗旨。颜元说：
朱子之道千年大行，使天下无一儒，无一才，无一苟定时，不愿效也。宋家老头巾群天下人才于静坐、读书中，以为千古独得之祕；指办干正事为粗豪，为俗吏；指经济生民者为功利，为杂霸。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读讲《集注》，揣摩八股，走富贵利达之场，高旷人皆高谈静、敬；著书集文，贪从祀庙廷之典。
颜元这里讲了自己与朱熹的对立，即“经济功利为生民”与“谈静敬读讲著书”的不同。“经济”是指经世济民之意。按颜元之意，学问应以为“生民”带来好处为根本。朱熹叫天下人全副精力用于读书，摧残了士人的身体，造成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一点事情也不能做。所以颜元对朱熹的批评，是一点也不留情面的。陆王也不完全合乎“三事三物”之教，但它“不以读书误人”、“做得几分事功”。他以为陆九渊守荆州的政绩，要比朱熹治漳州好得多。颜元赞扬过王阳明擒宁王朱宸濠的功绩，但并不以为王阳明的学术应予表扬，而是“天资高，随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功利论不仅是颜元评判程朱与陆王的标准，也是他衡量历史上一切学派的准绳。
70岁那年是颜元人生历程的最后一年，他还不忘用功利论作为评价的原则：
许恭玉来，言《一统志》、《广舆记》等书，皆书生文字，于建国规模、山河险要，未详也。先生曰：“岂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遗祸斯世，即间有考纂经济者，总不出纸墨见解矣。”
在颜元的心里，有着两个对峙的世界，即文墨世界与事物世界。前者是虚空的“纸墨见解”，后者是实用的“经济生民为功利”。按照发展趋势而言，代替“文”的世界为“实”的世界：“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他是不希望见到“文”返于“野”，因为这意味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浩劫。即使他对朱熹学说极反感，但以为像南宋把朱熹及其学生当做“伪党”那样去禁止，也是一场祸害。“文”的含义就是以“静敬”去体验空虚无有着落的“虚文”，即所谓“人人禅子，家家虚文”；“文”的内容就是书本教条，“读讲《集注》，揣摩八股”。“实”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客观的事物世界；提倡“实”替代“文”，即以经世济邦的气概，做有利于“生民”的一切实事。从理论形态上说，颜元想以自己“别出一派”的功利论去替代腐朽性已暴露无遗的理学的道义论。
三、师友之交往
一个思想家自成一体学说的形成是有曲折的，对有过大起大落的颜元来说更是如此。考察这一过程，不能忽视颜元在师友交往过程中所受的影响。颜元于师友对自己带来的益处是很清楚的：“以友之高明，开我之蒙蔽；以友之宽厚，化我之私狭。”颜元说，一生中私淑者仅一人，为明清之际的大儒孙奇逢。父事者五人，为张石卿、刁包、王介祺、李明性、张公仪。兄事者二人，为王五修、吕文辅。友事者三人，为郭敬公、王法乾、赵太若。颜元早年还师事过李明性与贾珍，已如前述。
孙奇逢，直隶容城人。字启泰，号钟元，学者称夏峰先生。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权，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被诬下狱。孙奇逢与友人不畏权势，倾身营救。时阉党之势如火方炽，孙奇逢置个人安危而不顾，义声遂震天下。清亡归隐，两朝累征不就，故天下又称孙征君。崇祯九年清兵侵掠，他率子弟门人登城守护，清兵攻不下而去。甲申鼎革后归隐。后因田园被圈入旗，南徙于夏峰讲学，从游者甚众，为与黄宗羲、顾炎武齐名的北方大儒。孙奇逢为学兼综程朱与陆王，“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孙奇逢不甘做一名静坐无为的学者，激烈地反对乡愿：
千古圣人是狂狷做成的，孔子以狂狷两路收尽有道种子，又以狂狷两路绝尽世间假冒种子，圣人实实见得狂狷好处。不得中行者，言中行不易。阳明曰：三代以下皆是乡愿学问。弥天盖地，磊磊落落，无回无互，能有几人？此世道所以日衰也。
颜元对他的学问与品行十分景慕，以私淑弟子师事孙奇逢。孙奇逢痛斥“乡愿”，以为三代以下净是“乡愿学问”，他要做磊磊落落的“狂狷”而不是无所作为的“乡愿”。两人皆盛誉孔子所说的“狂者”与“狷者”，不愿与“乡愿”沾上关系。颜元以为，“狂者进取”，有勇于任事的精神，为外露型；“狷者有所不为”，处事进退自如，为内向型。与孔子向往的“中行”相比，“狂者”与“狷者”，“虽不及‘中行’无破绽，然亦能各成一局，领袖一时。总之，‘中行’外，除此两者，更无圣贤，并无豪杰”。显然是从孙奇逢那里蜕化出来的。关于“狂者”与“狷者”的详细分析，见第7章。孙奇逢对颜元的影响是显彰的，亦灵犀一点相通、英雄所见略同。颜元在青年时代对孙奇逢就很佩服，30岁时约王法乾同访孙奇逢，未果。36岁时致书孙奇逢，言《存学》、《存性》要旨。大意是宋儒发明的气质之说，不及孟子之性善为更符合人的真实情况。后来颜元学问已步入新的境界，但对孙奇逢之为人，敬仰始终未减。63岁的颜元，在《四书正误》中还引用孙奇逢的话：“赴的汤蹈的火，才做的人。”并说：“毕竟此老好。”
孙奇逢在北方门生众多，对颜元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王余佑。王余佑，字介祺，号五公山人，河北献县人。“父行昆弟皆宦于明。少有才誉，长念明季多故，乃读孙、吴书，散万金以结士。”随孙奇逢守容城。李自成攻取北京，王余佑大愤，与其父兄友生，聚众数千，传檄讨贼。入清后，隐居五公山双峰，每登峰顶，慷慨悲歌，泣下数行。王余佑身负文武才，其博识雄略令颜元折服有加。著《乾坤大略》，这是一部从研究战争历史入手以总结战略学的著作。颜元50岁听到王余佑的死讯，作文推崇备至。“某所敬佩倚望如师、如父者，独先生一人。气数赖以维持、士风赖以砥柱、后进赖以裁成者，亦惟先生一人。”“春风淑气，化我乖稜，巨量阔怀，荡我褊隔，伟识雄略，启我庸顽。使固陋之子不容不心折也！”前面一段说自己对王余佑钦佩之情与王余佑的人品高尚，后面一段说王余佑在学问之道与人格修养上对自己的启迪。
刁包，字蒙吉，别号用六居士。今河北祁州人。明天启丁卯举人。时当“天崩地解”之际，以道学自任，署其斋曰“潜室”，亭曰“肥遁”，读书其中。“甲申闻变，设烈皇帝主于所居之顺积楼，斩衰朝夕哭临。闯命敦趣，七书拒之，几及难，遂不仕。”刁包初从孙奇逢学，既而读高攀龙书，心向往之。南游至无锡，尽阅高攀龙书，遂称私淑弟子。为学专主程朱，成为北方朱学大师。“以予观之，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其学几颜子而功加多，其功几孟子而学加密，在圣门中庶乎中行者矣。”刁包：《用六集》卷十二《朱陆三则》。著作有《易酌》、《四书翼注》、《辨道录》、《潜室札记》、《斯文正统》、《用六集》等。颜元的学术旨趣由陆王心学转向程朱理学，刁包的作用是关键的。“予初从陆、王入手，继见《性理》、周、程、张、朱之书，又交先生，遂专主程、朱。”颜元20岁时，刁包以母寿为由托彭雪翁求颜元作诗。后颜元至祁州拜谒刁包，得其所辑《斯文正统》。归后便“立道统龛，正位伏羲至周、孔，配位颜、曾、思、孟、周、程、张、邵、朱”。后颜元反叛程朱，而刁包始终笃守程朱。刁包殁后，颜元读其《用六集》，对他为程朱撑持门面、笃信守死的态度颇为不满。不过颜元受刁包的影响较深，《颜元集》中，今存9篇读《用六集》后评语，内中对刁包不少观点是持赞同态度的。
王养粹，字法乾，河北蠡县人。少狂放不羁，曾问学于李明性。19岁时立志做圣人，把读过的八股文焚烧掉。颜元29岁时，“闻王法乾焚帖括，读经，投佛像于井，居必衣冠”。时人称之曰癫，颜元不以为然，驰书奖之，遂相深结，各立日记，约定十日一会，考察自己行为的功过。每次与会，各自思考自己的过失，进行学术上的辩论。两人的意见相左，颜元批评他“腐旷”，他指责颜元流于“杂霸”。尽管争论很激烈，但过后两人非常友好。两人过从甚密，在学问与德性上，经常相互砥砺。后颜元自成一家后，为学专尊“周孔正学”，力斥理学，而王养粹“终守程、朱，后亦移其说曰：‘程、朱固一家学问耳’”。颜元每天所行的家礼，是从王养粹那里学来的。“吾行家礼、学仪，皆始自法乾。其致知少逊我，而力知过之。”颜元65岁时，闻王法乾卒而恸哭说：“以后无以为圣勉我者矣。”
李明性，李塨之父。字洞初，号晦夫，河北蠡县人。性喜习武，学宗程朱。崇祯末，血气方刚的李明性，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与乡人习射御贼，挟利刃、大弓、长箭，骑生马疾驰，同辈无敌者。”甲申事变后，黯然韬晦，不求闻达。李明性学宗程朱，颜元转宗程朱后，在31岁时访李明性问学：
一日造斋恭访，见几上钞晦庵《纲目》至南、北朝矣。讶曰：“百余册书，乃可钞乎？”门人曰：“阿师也钞《性理大全》，约二十余年矣。”
《性理大全》是明初在明成祖亲自过问下，编成的三部《大全》之一。另二部为《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三部《大全》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后而成。书成后，诏颁天下，以达到万理归于一源的目的。至此，程朱理学真正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性理大全》在清初重修时，尤受康熙的重视。康熙二十九年，下令科举考试的论题，除原先规定外，可兼用《性理大全》、《太极图说》、《通书》、《西铭》等。一个民间的儒生，坚持了二十年的时间去手抄《性理大全》，说明清初程朱理学在民间影响力至深。李明性还手抄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累积达百余册之多。颜元对李明性非常器重，“恨不得委贽门下，日侍几杖。爰书尊姓字于案上笔简，望见必拱，日对如严师”。李明性对颜元笃信程朱理学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明性尚武，晚年益好之，“已闻五旬衰老，日习弓矢，壁悬宝剑，时复欲舞，乃知圣贤之骨，抱英雄之气，迥非宋、明间人物矣”。这时的颜元已与程朱理学决裂，但对信奉这一学说的李明性给如此高的评价，大约是李明性与他一样，喜欢习武之故吧！李明性的英雄气概，与通常他心目中以静坐诵读为信条的宋明儒者，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张罗喆，字石卿，保定府清苑县人。对程朱理学均持否定态度。颜元31岁时曾造访问学。张石卿在人性论上主张性善论，宋儒把人性分成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二元化的主张，他是坚决反对的。颜元《存性编》附录其语说：“性即是气质底性，尧舜底气质便有尧舜底性，呆呆底气质便有呆呆的性，而究不可谓性恶。又曰：人性无二，不可从宋儒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颜元人性理论受其影响极大。颜元说：“先生赐教，在未著《存性》前。惜当时方执程朱之见，与之反复辩难。及丧中悟性，始思先生言性真确。”这是颜元交往的师友中，对颜元的人性论影响最为直接的一位。
吕申，字文辅，保定府清苑县人。颜元于31岁时，曾造访吕申。吕申对程朱理学也持否定态度：“吕文辅曰：‘《四书》朱注有支离者，先生时宗程朱，皆不然之。’问文辅天文。文辅名申，清苑人，习天文、六壬数，讲经济。”颜元在宗程朱时，于吕申对《四书章句集注》的指责颇不以为然。从这条资料看，吕申精通天文学，且洋溢着经世致用的气概。颜元曾向他学天文，可见颜元对自然科学是很有兴趣的。
从以上的材料看，颜元是非常注重社会交往的。只不过与李塨那样跨地域、大规模地广泛交游，结交众多的学术名流、达官显贵相比，那自然差得多了。但也不能得出颜元性格孤僻、不喜外出交游的结论来。颜元因未能以《存学编》与恪守程朱理学的刁包当面交流而感到遗憾；与孙奇逢，先是主动造访，后又写书信以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与王法乾，人皆言其疯癫而颜元驰书夸奖有加，并与他结成好友；与李明性则上门拜访，示后生敬重之感。其他如陆世仪、李二曲、许酉山等学者，他是主动地写书信，与他们交流学术观点。颜元本人是有着极强交往欲望的，只是地域上偏于北方，有过一次南下中州的学术交流。说颜元闭守在自己家乡范围内的说法，只是皮相之谈。
颜元与师友的交往过程，确实对他起到了“开我之蒙蔽，化我之私狭”的积极作用，即师友交往有着开拓知识面、增长学问与提高人的德性的价值。颜元“气质即性”的人性论，是通盘接受了张石卿人性论的产物。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例子，从而使颜元坚定地批判理学家的人性二重化学说。颜元笃信程朱，先是由他接触了刁包，尔后又与王法乾、李明性结为至交，这才有了长达8年之久的时间。颜元为人诚实直率，改掉先前沾上的轻浮习气，系与贾珍对他的教诲有关。颜元成年后从未停止过的习礼活动，则学自于王法乾。
一生喜爱兵学的颜元，始自开蒙老师李明性的指点，但更主要的是同拜王余佑为师分不开的。颜元对自己兵学上的造诣非常自负：
今使予治兵三年而后战，则孙、吴之术可黜，节制之兵可有胜而无败。若一旦命吾为帅，遂促之战，则诡道实中庸也。
到晚年收王源为徒时，师生二人见面后即时就兵学作了一次精彩的讨论：“问曰：‘闻子知兵，其要云何？’对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为不过奇、正而已。’又曰：‘假以乌合数千，使子治之，何法为先？’对曰：‘莫先束伍。’先生跃然曰：‘子真其人矣！’”“束伍”就是以法纪来制约士兵，使军队具有战斗力。王源认为，这是整饬乌合之众的良策。颜元对王源的赞扬，足见师生二人感契之深。深信自己有治兵之道的颜元，一遇志同道合者，就迫不及待地研习兵学了，哪怕是初次见面的学生。这不能不从颜元对兵学的嗜好入手。颜元32岁时，“三月，看《纪效新书》”。这条资料是时下研究者所忽视的，它表明颜元在尚未构筑好其功利论思想体系时就有注重实用、实效的倾向了。《纪效新书》是明抗倭名将戚继光所作，其最大的特点是讲求实际效果。戚继光在《纪效新书·自序》中写道：“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非泥于法，合时宜之措也。”戚继光很看重《孙子》，但他觉得《孙子》一书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关于战略、战术的理论多，而于平日部队进行军事训练的内容没有。出于抗倭战争的实际需要，戚继光期望韬略与训练相结合，即战略要靠训练有素的部队去实行。对实际效果的关注，应当是颜元花时间去阅读这部兵书的原委。王余佑是颜元“父事者”五人中之一，文武双全，精于技击。其对兵家的研究不是具体的兵法，而是通观全局的兵略。“尝集《廿一史兵略》，为此书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进必有奇道，曰遇敌以决战为先，曰出奇设伏，曰招降，曰攻取多于要害，曰据守必审形胜，曰立制在有规模，曰兵聚必资屯田，曰克敌在无欲速。”颜元读过这部兵书，现在的流传本叫《乾坤大略》。《乾坤大略》一书，于光绪五年编入《畿辅丛书》，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铅印本即据此本为底稿。王余佑在《乾坤大略总序》中说：“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划然剖其所以然，如明镜照面。”显然，这是一部用战略眼光去研究战争历史，复以战争历史来总结战略的著作。这是一部起点较高、有较强理论色彩的兵学著作，颜元受王余佑的兵学熏陶有年，想来是他非常自负的缘由吧！故王余佑逝世后，颜元以为自己学问成长过程中少了一个知音。以上是就颜元兵学方面，受师友影响作一较为详尽的论述。
综上所述，颜元的思想演变与他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的创立，是与他同众多师友的密切交往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