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
张岱的大部分著作均署明“古剑陶庵老人”或“蜀人张岱”（间或作“书”），以示不忘所自。据张氏家谱，张岱之始祖本为古剑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据何冠彪考证，“族尤大”的“汉川之绵竹”（张家杨慎《全蜀艺文志·氏族谱》。）
张岱的祖先是十分显赫的，如张九皋之兄张九龄为唐开元时著名宰相。但张岱一支的真正发迹始于宋代名将、魏国公张浚（1097～1164）。浚字德远，南宋抗金名将，官至少师，封魏国公。（《宋史》有传。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公行状》，记其事迹、人品甚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八十九10页a-b。）。至于张（1133～1180），其哲学思想对张岱思想的形成，颇有影响，我们将在有关章节还要论及。
张浚四世孙张远遒（1222～1272），字德远，南宋时于咸淳元年（1265）自临安（杭州）迁至绍兴，任绍兴知府，“遂家焉”。开始时“居山阴之状元坊”（《嘉庆山阴县志·人民传》。另可参见张文鼎《先考同府君行状》中关于张远遒情况的叙述（见《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五）。）。因张家素为大族，又是举家迁来，几代之后，人口迅速发展起来。大约至张福、张仕廉这两代，张家在绍兴及其附近人口已相当繁盛，到明代，张家已成为山阴的鼎鼎望族之一了。张岱《百丈泉》诗序称：“余宗人分居剡中黉院，皆魏公（张浚）裔也。”嵊县距绍兴城六十馀里，可见张氏的支族明末时几遍布邻县，其子孙繁衍情况于此可略见一斑。
张家向以“耕读传家”自励。虽在元朝因异族统治，家声曾一度不显，但到了极重科举的明代中叶，张家的“家声门第”又发展到了相当显赫的时期。张远猷的第十一代孙张天复（1513～1573），字复亭，号内山，又号初阳，以科举起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尝官吏部主事、全楚学政、云南按察司副使等职。
据张岱所作《家传》，天复少有大志：“太高祖以二伯子既儒，令高祖（天复）贾，高祖泣曰：‘儿非人？乃贾耶！’（太高祖）壮其语，仍命业儒。及冠，补县诸生。华亭徐文贞（徐阶）行学，得高祖牍，置第一。”《张子文秕》卷九。他不但以文才得到特殊的赏识，人品也为徐氏充分信赖，委之以阅考卷重任，命“第二以下，若自定之”（《张子文秕》卷九。）。其后他官礼部主事并转历吏、兵二部，亦多得徐氏照拂。
张天复一生事业的高峰是他出任云南按察司副使时。明初以来，云南一直在沐氏家族统治下，与中央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关系时起时落。张天复调任云南副使时，正值关系紧张之时：“沐氏纵恣不法”（《张子文秕》卷九。）；天复“佩臬司篆，屡以强项见左”（《张子文秕》卷九。）。张天复之“佩臬司篆”，实际是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去解决沐氏骄纵不法的问题。沐氏遂以“辇金巨万”贿赂天复，为天复“严辞拒之”（《张子文秕》卷九。）。沐氏乃遣人以重金入都，贿赂当道，同时，“滇中当道皆沐氏私人”，水泼不进。这使得张天复非但解决云南闹独立的使命根本无法完成，反而受到祸害牵连：其时他本来已迁任甘肃行太仆卿，不意正拟接任，朝廷疏下，他反因被诬而“逮对云南”，“累羁侯者月余”。幸赖其子张元忭千里迢迢奔走申冤，当道为其孝心所感动，才得以无罪释放。
本欲立功朝廷而遭此重大打击的张天复，归里后意志消沉，颓废放浪至极。他归里后即筑构别业于镜湖之滨，“日与所狎纵饮其中”（《张子文秕》卷九。）。只要儿孙不在当面，就“召客啸咏豆觞，日淋漓”，“轰饮叫嚎如故”。62岁猝死于病酒。
天复本为一位颇富才情、见多识广的学者，其所著《广舆考》十二卷，体例谨严，《四库全书总目》评云：虽有“略而不详”之缺，但大旨“在规《明一统志》之失”，不失为一部有功于地理学的大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二地理类存目一。）。张岱对其高祖张天复以“经济大才”而不得施展的命运充满了同情；但作为一位敢于直面现实的史学家，他对天复晚年之颓废奢侈、“亵越太甚”是持颇为激烈批评态度的——因为“繁华者鲜其实，天地不能常侈常费，而况于人乎？”《张子文秕》卷九。
最使张岱自豪也最为他尊重的是其曾祖张元忭（1538～1588）。《陶庵梦忆》“阳和泉”条云：“阳和岭实为余家祖墓，诞生我文恭（指元忭），遗风馀烈，与山水俱长”（《陶庵梦忆》卷三。），其向慕、崇敬之忱于此可见一斑。
元忭字子荩，号阳和。隆庆五年（1571）状元，历官翰林院修撰、侍读，迁左谕德。有（《阳和不二斋文选》、《皇明大政志》、《馆阁漫录》、《读史肤评》、《翰林诸书选粹》等《嘉庆山阴县志》。）。
张元忭以学问、人品著名于时，人望甚高，在嘉、隆间有着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弟子曾凤仪在《阳和先生论学书后序》中说：“先生孝友在乡党，端节在乡间，直声在朝廷，令闻在天下，无不可为后学法程。”《不二斋文选》附录，丛书集成本。关于乃祖的清介、孝友、端节，张岱在《家传》里写了这样几件事：一，公开为杨继盛（椒山）鸣冤：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继盛因上疏弹劾权相严嵩“五奸”、“十罪”而被弃市，年仅十九岁的张元忭虽地位低微，却公开“设（灵）位于署，为文哭之，悲怆愤鲠，（令）闻者吐舌”（《张子文秕》卷九。）；二，为洗刷父亲张天复在云南任上的不白之冤，千里迢迢奔波，“一岁而旋绕南北者三，以里计者三万，年三十而发种种白”（《张子文秕》卷九。）。三，与座师张居正两次正面冲突（不听张之暗示），以致落职；四，“里居四年，私刺不入公门；遇乡里有不平事，辄侃侃言之，不少避”（《张子文秕》卷九。），典型的例子是救助因误杀后妻而系狱的徐渭（文长）。
张元忭为著名史学家，除有文集及《读史肤评》等重要著作外，又继张天复未竟之志，续修《山阴县志》，并自撰《绍兴府志》、《会稽县志》，“三《志》并出，人称谈、迁父子”（《张子文秕》卷九。）。这一传统对张岱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详本书“史学”章）。
张元忭尤以思想家的身份知名于当时的学术文化界。李贽《续藏书》（卷二十二）谓其学以“慎独”为基本主旨；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评元忭之学曰：
二孟（孟化鲤、孟秋）先生如冰壶秋水，两相辉映，以扶家传于不坠，可称北地联璧。吾乡文恭张先生，则所谓附骥尾而名益彰者乎？读《二孟行》（张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尝有《壮哉行》赠邹进士指邹守益。遣戍贵阳，其私吾党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于今吾不得而见之矣！文恭与同郡罗文懿为笔砚交，其后文懿为会试举主，文恭自追友谊如昔，亦不署门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顾。廷对系高中元，读卷后相见，亦不署门生，其矫矫自立如此。文恭又与邓文洁交莫逆，及其殁也，文洁祭以文，称其“好善若渴，以天下为己任”云。（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
元忭之学，以“识得本体便是功夫”立说，《明儒学案》于卷十五《浙中阳明学案·侍读张阳和先生元忭》复称：
先生之学，从龙溪得其绪论，故笃信阳明四有教法。龙溪谈本体而讳言功夫，识得本体，便是工夫。先生不信，而谓“本体本无可说，凡可说者皆工夫也。”尝辟龙溪，欲浑儒释而一之，以良知二字为范围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学龙溪之可。”先生可谓善学者也。第主意只在善有善几，恶有恶几，于此而慎察之，以为良知善必真好，恶必真恶，格不正以归于正为格物，则其认良知都向发上。阳明独不曰良知是未发之中乎？察识善几、恶几是照也，非良知之本体也。朱子《答吕子约》曰：“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所论致知格物，以察识端倪为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功夫。”此即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箦，改《诚意章句》曰：“实其心之所发。”此即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谈文成之学，而究竟不出于朱子，恐于本体终有所未明也。（《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4页。）
其学虽宗阳明、王畿，内在逻辑上则显然有调合朱、陆的倾向。
又，邓以赞《刻张宫谕文集序》云：
此予年友张宫谕遗稿也。予与宫谕同官词林，予最善病，药物是需须，何暇及其他？即宫谕有所著作，不以示予，惟时又与予从事问学，要以万物一体为宗，而以明明德于天下为愿。其望圣人而靳至之。切于饥渴，予所习知也。乃今读其文，析理于几微，而起戒于恍惚，谭民之瘼，若己推之；道人之善，若几有之，真意溢发。使予对之，如对宫谕之面，亲成其语，岂非精神所注，有通于言外者耶？昔人比立言地功、德、抑惟是真之所传，自不可朽，如徒粉饰其辞，以是为行远，穷非虚东之喻乎？宫谕又尝修郡、邑二志，其人物传，引以自专，或欲限以年所。宫谕曰：莫信于耳目所睹闻，又以嫌自避，而欲之所不知何人，自视得无薄乎？于是慨其而裁之，不以一语相借。是时予南昌亦修志，予与同邑二三君子，皆谦让不敢居，且为限年，予谓诸君子曰：以此视宫谕，其力量岂不相远哉？诸君子曰：委有专有专耳，予曰：试再思之，即委专矣，其能任乎？诸君子凝神久之，答曰：子言是也，闻今乡论，久而益定，又敦非一真所屈耶？嗟夫，真者圣人所见而思，国家所悟寐而求也。因予私心之望宫谕，而谓极其所止，将召与斯文，如昔人所谓天下文章莫大焉；愿徒以此留其精爽，予能无慨矣，予能无慨夫？
以阳明之学为宗而吸收朱子学的某些合理的内核。这种学术思路和方法，对张岱哲学思想的形成亦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我们在第三章里还要论及。
元忭有二子，长汝霖，即张岱祖父；次汝懋，字众之，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休宁知县，后官至大理寺丞。
张汝霖（1513～1573），字肃之，号雨若（张岱《家传》），又号园居士参见祁彪佳（《越中名园记》。）。万历二十二年（1595）进士，授清江令，调广昌，后迁兵部主事，历任山东、贵州、广西副使、参议等职，“僚多名下士”（《张子文秕》卷九。），常相聚读史论文。受江西邓以赞（文洁）、黄汝亨（贞父）等影响，极为愤发，充满用世精神。他潜心古学，并与黄汝亨等结“史社”于南京，其学术人品亟为当时学术界推重。然万历丙午年（1606）任山东副使时，因于落卷中取为“文古崛”的名士李延赏，为人所劾，落职归里。这件事在精神上给了他很大的打击。后虽起复，然一直未得重用，郁郁不得志。竟至沉溺声妓，结果与绝大多数官场不得志的士大夫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张岱其时已十馀岁，对这件事印象颇深。对此，他写《家传》时以沉痛的心情评论道：“大父自中年丧偶，尽遣姬侍，郊居者十年，诗文、人品卓然有以自立，惜后又有以夺之也。倘能持此不变，而澹然进步，则吾大父之诗文、人品，其可量乎哉？”《张子文秕》卷九。
然而，张汝霖对张岱的影响毕竟是相当大的。张岱是汝霖最钟爱的孙子，自幼就常带他与当时文化界的名人来往（如陈继儒、黄汝亨等）。而对张岱影响最大的还是他读书治学的特殊方法，在《四书遇》序文中张岱回忆说：
六经四子自有注脚而十去五六矣，自有诠解而去其八九矣……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四书遇》卷首。
在《快园道古》、《石匮书》等著作中，张岱亦反复提到其祖父特殊的教学方法，可见他对此终生念念难忘。幼年时代这段读书经历，对张岱一生的治学精神和风格影响至深至巨。如果说在对人生的认识和历史认识论方面张岱更多地受到张元忭的影响，在敢于怀疑，敢于向权威挑战和专注于自己性之所遂方面，其受张汝霖的影响要更为明显。
钟鸣鼎食的张家，到了张岱之父张耀芳（1574～1632）这一辈，阀阅世家的气派已远逊于前几代了。一是到他这一代，科举上已无祖、父辈之显赫，同时，族兄弟辈或为田产，或为家族事务，时常亦偶有矛盾，甚或成为路人。——尽管表面上还维持“簪缨之家”的外在体面。
耀芳字尔，号大涤。据张岱所作《家传》，耀芳自幼极为聪慧灵敏，“善歌诗，声出金石”，在张汝霖的督导下，“惟读古书，不看时艺”《张子文秕》卷九。但科举之路在那个时代毕竟太诱人了，他尽管体弱多病，但因十四岁时即以才气过人“补邑弟子”生员，精神上受到鼓舞，从此乐此不疲，“沉埋于帖括中者四十馀年”《张子文秕》卷九。），虽弄得“双瞳既，犹以西洋〔眼〕镜挂鼻端”（《张子文秕》卷九。），仍孜孜以求，毫不懈怠。后因“屡困场屋，抑郁牢骚”（《张子文秕》卷九。），身体愈来愈差，得了严重的胃病。至到53岁那年（天启丁卯，1627），虽“闱读佳甚，而又不售”，万不得已才听从诸叔父之劝，“以副榜贡谒选”，屈就山东鲁肃王右长史（《张子文秕》卷九。）。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鲁肃王（即后来监国绍兴的朱以海之父），亟“好神仙”，而张耀芳亦恰是一位精于道家引导之术的人物（这与他长期科场蹭蹬、身体一直不好有关），这样，“君臣道合，召对宣室，必夜分始出”从张耀芳在兖州任上守城剿匪、在嘉祥县平反冤狱、为嘉祥令代偿所欠库银等事看，他是一位有经世之才的人物。鲁肃王于张耀芳真可谓“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对“有济世志”、“执经问业”者“户屦常满”的张耀芳来说，其心灵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好在时任山东抚军的沈宏所、监军刘荣嗣（半舫）等人，与耀芳志趣相投，诗酒文会不断，才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了些许慰藉。但终以志不获展，崇祯五年（1632）底就辞归了，次年12月27日即病殁于家，年仅58岁。
从总体说，张耀芳是一个颇带悲剧色彩的人物，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与当时上层士大夫一样，“一切繁靡之事”，“任意为之”（《家传》），但其“经济大才”一生未得施展（尽管其“经济才”未得在“治”、“平”方面得到实践证实，但从他的聪敏和干练性格，当属实在），而以究心荒诞无稽的神仙家之说来求得内心苦痛的解脱，获得心理平衡，最后仍郁郁以终。
对父亲，张岱是充满理解并富有深厚感情的。他对乃父的评论是：
少年不事生计而晚好神仙……先子暮年，身无长物，则是先子如邯郸梦醒，繁华富丽，过眼皆空。先宜人之所以点化先子者，既奇且幻矣。《张子文秕》卷九。
醉心举业“四十馀年”，到头来复以神仙家言自我解脱，真堪称“邯郸之梦”。张岱固然没有直接批评乃父的所做所为，但到了他思想成熟期，走的完全是与父亲背道而驰的路。可以说，在父亲那里，理性主义者张岱所获得的主要是“路怎样行”的人生教训。
论及张岱的家世，有必要绍介一下其先人的性格、个性，因为他们对张岱本人性格的形成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张岱作《家传》，记其高、曾、祖、父四辈，所叙尽弃那种谀墓文的老调，所重在“传”，因而全《传》无谥美之辞，而是以史家眼光、富于文采之笔传之，写得血肉丰满，“必肖其人”，“不失其本面、真面、笑啼之半面也已矣”（《张子文秕》卷九。）。如张天复的精明干练，张元忭的鲠直和正襟危坐的“蔼然气象”，张汝霖的豪放善谑，张耀芳的机警幽默等等。
史学世家的文化陶冶而外，高文化品位的幽默、谐谑，也是张家的“传统”，这一点对张岱影响颇大。张汝霖幼时即以聪颖诙谐著称：如其在儿时，奉父命去探视狱中的徐渭，“见（徐渭）囊盛所著械悬壁，戏曰：‘此先生无弦琴耶？’文长（徐渭）摩大父（汝霖）顶曰：‘齿牙何利！’案头有《阙编序》，用‘怯里马赤？’大父曰：徐先生，‘怯里赤马’那得用‘怯里马赤’？文长咋指曰：‘几为后生窥破。’”《张子文秕》卷九。至如张耀芳，则更“喜诙谐，对子侄〔亦〕不废谐谑”（《张子文秕》卷九。），且其诙谐有颇高的文化品位，如在兖州任上，“一日，在半舫（刘荣嗣）座中，半舫善署书，藤〔县〕李宰请额，半舫曰：‘苦无佳语’，先子曰：‘薛归于藤，今李宰晋秩郡司马，宜书薛大夫。’一座叫绝。先子起，亦请署署额。半舫曰：‘能工确如前语，即为公署之。先子曰：‘季、孟之间，非鲁右史而何？’“鲁右史”时张耀芳任鲁肃王右长史，特以今典嵌入古典。半舫复大噱称赏。（《张子文秕》卷九。）出口成章，古典今典信手拈来，巧妙而充满谐趣。
张岱之仲叔张联芳（字尔葆），在张氏家族中更是一位“任诞”、谐谑的大名士，《陶庵梦忆》“噱社”条曾专门写到他：
仲叔善诙谐，在京师与漏仲容、沈虎臣、韩求仲辈结“噱社”，唼喋数言，必绝缨喷饭。漏仲容为帖括名士，常曰：“吾辈老年读书做文字，与少年不同。少年读书，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处，一过辄了。老年人如以指头掐字，掐得一个，只是一个，掐得不着时，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现成文字挂在天上，顷刻下来，刷入纸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恶心呕吐，以手扼入齿哕出之，出亦无多，总是渣秽。”此是格言，非止谐语。一日，韩求仲与仲叔同宴一客，欲连名速之，仲叔曰：“我长求仲，则我名应在求仲前，但缀绳头于如拳之上，则是细注在前，白文在后，那有此理！”人皆失笑。沈虎臣出语尤尖巧：仲叔候座师收一帽套，此日严寒，沈虎臣嘲之曰：“座主已收帽套去，此地空馀帽套头。帽套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冷悠悠。”其滑稽多类此。《陶庵梦忆》卷六。
这样的家庭氛围给张岱的影响无疑是相当大的。自髫龄至中年，他基本上生活在物质条件十分优裕，充满贵族文化气息而又相对宽松活泼的家庭环境之中。概括言之，家庭给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高、曾、祖、父治学的谨严和思想家的资质，给了他理性精神的启蒙；祖父、父亲的任诞、坎坷和诙谐，则对他自评的“七不可解”的奇特性格和天才极致的幽默文风有相当直接的影响；而其曾祖母王宜人的“天性俭约、不可华靡”，祖母朱恭人的卓识远见，生母陶宜人的“不烦劳苦”（均见《家传》），对张岱大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甲申（1644）之变后，张岱在“衣食不继”的极艰难情况下避迹山居，发愤著述，那种令人惊叹不已的顽强生活精神，其深层里也多少打上了这几位长辈女性的烙印。
二、生平
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的张岱，一生活了84岁，交游至为广泛，但现存有关他的直接生活资料却十分有限。在与其交往至密的友人如王雨谦（曾为张岱评点《张子文秕》及《张子诗秕》，有《硕迈集》（手稿本）、李长祥（曾为之题圹的“史学知己”，有《天问阁集》）、金堡（有《遍行堂集》）等人著作的现存传本中，与之有关的诗文唱和资料均被删芟净尽；目前可以看到的友人中有关张岱生活的直接材料，除有关作品序跋外，仅阮大铖的《戊寅草》中两首酬和诗和其姻亲加至交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及《尺牍》中一些关于张岱生活情况的记载，而这三种书，前者刻于明亡以前，后二者则为未经刊刻的手稿（《日记》辛亥革命后曾影印出版）。这从一个侧面看出张岱在抗清斗争中的广泛影响即便在隐居快园的著述生涯中，张岱对抗清复明运动也还密切关注着，（详本节第四部分。）。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国破家亡”后，“披发入山，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陶庵梦忆》序。），当然不敢在文字里留下与他有关的痕迹；同时，也有些显然是出于保护他的好意，典型的例子如王雨谦（原名佐）对《张子诗秕》的修改参看国家图书馆特藏部藏凤嬉堂（抄本《张子文秕·诗秕》。）。清初文网之密，给我们研究这位直接参加过抗清复明运动的思想家的生平细节带来一定困难。所幸者，张岱本人的绝大部分著作大都只以手稿或抄本形式存世，三百多年来一直密锁深藏，躲过了“清人刻书而古书亡”（鲁迅语）的厄运，信实可靠，使我们能得以从这些原始资料入手，综合研究，大致考察出传主一生的生平事迹，这是清初邵廷采撰《张岱谈迁传》（见《思复堂文集》）、徐承礼撰《张岱传》（见《小腆纪传补遗》）时所无法做到的。
（一）“纨绔子弟”与“神童”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张子文秕·自为墓志铭》，国家图书馆藏凤嬉堂原抄本，（以下引《张子文秕》，除特别说明者外，版本同。），张岱生于绍兴城内状元坊一个通世显宦之家。状元坊为张家祖宅，据《绍兴府志》记载，张岱的十五世祖张远遒任绍兴太守时，就举家住在状元坊。张岱是张远猷的直系后裔，又为状元公张元忭的曾孙，加之系张耀芳与陶氏夫人的长子，出生后，祖父张汝霖及父母均视为掌上明珠，阖府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张岱一名维城现存张岱的其他著作署“维城”之名的仅其较辑的《徐文长逸稿》一种，此书封里题“山阴张汝霖肃之父、王思任季重父选评，张维城宗子较辑”。张汝霖在《刻徐文长逸书序》中亦明称张岱为“余孙维城”。但这个名字很少用，可能是一时的改名。“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见《张子文秕》卷十《自为墓志铭》。石公之字未见于张氏入清前的任何著作；（《自为墓志铭》作于1664年张岱69岁时，殆为入清后所改字。），号陶庵、蝶庵、古剑陶庵、古剑老人、古剑陶庵老人、古剑蝶庵老人等，晚年又自号“六休居士”见《快园道古》卷十三：“陶庵晚年，号六休居士。”。
张岱生下来后，体弱多病，尤以“痰疾”为重（见《张子文秕·自为墓名铭》），乃寄养于外祖父陶允嘉（1556～1632，字幼美，号兰凤）家，由外祖母马太夫人（1559～1620）悉心照料，十岁时才回家居住。好在两家相距不远，在寄居外家时，也可经常回家。陶家亦为山阴大族，与张家一样，在绍兴城里及杭州西湖都有别墅参看《西湖梦寻》有关部分及（《张子文秕》卷十《自为墓志铭》。）。少年时代的这段时间，张岱在外家、杭州、绍兴城内都住过，而以随外祖母生活时间为最长（见《张子文秕》卷九《家传·附传》。）。
据张岱本人回忆，他的青少年时代，家世虽不能同曾、祖辈相比，但仍是相当显赫的。其《舂米》诗（作于1663年）追忆“少壮华”云：
余生钟鼎家，向不知稼穑。米在廪中，百口丛我食。婢仆数十人，殷情伺我侧。喜则各欣然，怒则长戚戚。（《张子诗秕》凤嬉堂抄本卷二。）
在这样一个奴仆成群，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贵族之家，加之所交结的友人都是豪门世家子弟，在晚明那种以放诞风流为时尚的特殊文化背景下，少年张岱之成为“纨绔子弟”实是势所必然。对这一点，他自己亦毫不隐讳。在经过国变、痛定思痛后所作的《自为墓志铭》中，他写道：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张子文秕》卷十。
然而，与一般“纨绔子弟”迥然不同的是，他毕竟生活在一个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的书香世家，高、曾、祖、父四代都是知名学者，特别是他一生十分崇拜、视之为偶像的曾祖张元忭，学问博洽，是声誉卓著的思想家、阴阳学的主要传人之一，加之人望甚高，在官场和学术界都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其家庭作为浙东文化世家的显赫地位仅举一例就可以看出：万历四十三年（1615）其四叔张烨芳（号七磐）去世，前来吊丧的有宋凤翔（羽皇）、李流芳（长蘅）、萧士玮（伯玉）、艾南英（千子）、韩敬（求重）、章世纯（大力）等二十馀人见《张子文秕》（卷九《家传·附传》。），这些人都是当时江南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和大艺术家。在这样一个极富家学渊源并且成为当时名流学者、艺术家经常聚会之所的大家庭中，张岱一方面受时风影响，追求物质生活的“繁华”；同时，与一般暴发户式的豪门子弟迥然不同，他自幼耳濡目染，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文化熏陶，使精神世界十分充实。他所自称“无所不好”的内容里，实际上绝大部分内容仍属于文化艺术范围，如“好梨园”（戏曲艺术）、“好鼓吹”（音乐演奏）、“好古董”（文化珍藏）等等，至于“书蠹诗魔”（均见《自为墓志铭》），则更说明他少时即注重自觉地致力于古典文化的学习与学术探索。
良好的家庭学术氛围，加上自身特有的天赋，使张岱很小的时候就负有“神童”之誉。《快园道古·夙慧部》曾提到这样一件事：
陶庵七岁时，廷尉（按指叔祖张汝懋）喜置于膝上，（余）捋其须，廷尉曰：“儿喜属对，为我作须对。”陶庵曰：“大人：美目深藏，核桃缝中嵌芥子；劲髭直出，羊土石上种菖蒲。”……廷尉大喜。
《张子文秕·自为墓志铭》中亦叙及：
岱八岁时“八岁”原作“六岁”，误。（国家图书馆藏作者手稿《朗乞巧录》及抄本《快园道古》（天一阁藏）皆提及此事，“六”均作“八”，此据手稿改。），大父若雨（汝霖）携余之武林（杭州），遇眉公先生（陈继儒）跨一角鹿，为钱塘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隽若此！余小友也。”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张子文秕》卷十。
属对（即对对子）是中国传统文学里一种颇有趣的形式：它不仅能反映出作者对虚词实词用法的掌握水平，表现出作者的声韵学（用韵及平仄）知识，尤能显示作者才思的敏捷程度。张岱以七八岁（实龄六七岁）的年纪，出口成章，两副“绝对”都对得相当巧妙出色。如此聪颖敏捷，难怪大名人陈继儒（眉公，1552～1639）以“小友”称之，起跃而惊叹其“那得灵隽如此”。
张汝霖对这个聪慧的长孙十分看重。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被授山东副史，但任职不久，即因在落卷中拔取名士李延赏，为人所劾，落职家居。与此同时，十岁的张岱也从外祖父处养病回家，从此他便在张汝霖的直接督导下系统地研读文史，特别是儒家经典。
张汝霖教子孙读书，受其父元忭影响，方法是别具一格的：明人读经，以习八股之故，多限于朱注，而汝霖反是，读经书只让读白文，不读注解，尤不让读朱注。张岱在《〈四书遇〉自序》里回忆说：
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馀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四书遇》卷首。
这种读书方法，可以说使张岱受益终生：其一是导致他摆脱了朱注的牢笼，使自己在思想上能根据性之所近得以自由发展；其二是使他能任意博览其他方面的著作，为日后在学术上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其亦剑亦箫性格的形成与此也颇有关系。张岱对其祖父的这种教读方法一直念念不忘，在回忆录《陶庵梦忆》、《快园道古》等作品中曾多次道及。
勤学苦读加上特有的天赋，终于使张岱在少年时代即在文学方面崭露头角。十六岁那年，他写下了典雅瑰丽、充满了浓郁浪漫色彩的骈体文《南镇祁梦疏》：
爰自混沌谱中，别开天地；华胥国里，早见春秋。梦两楹，梦赤舄，至人不死；梦蕉鹿，梦轩冕，痴人敢说？惟其无想无因，未尝梦乘车入鼠穴，捣齑啖铁杵；非其先知先觉，何以将得位梦棺器，得财梦秽矢？正在忧惚之交，俨若神明之赐。某也偃潴，轩翥樊笼，顾影自怜，将谁以告？为人所玩，吾何以堪？一鸣惊人，赤壁鹤焉？局促辕下，南柯蚁耶？得时则驾，渭水熊焉？半榻蘧除，漆园蝶焉？神其诏我，或寝或？我得先知，何从何去？择此一阳之始，以祁六梦之正。功名志急，欲搔首而问天；祁祷心坚，故举头以抢地。轩辕氏圆梦鼎湖，已知一字而有一验；李卫公上书西岳，可云三问而三不灵。肃此以闻，神惟垂鉴。《陶庵梦忆》卷三。
这是我们迄今所能看到的张岱最早的一篇文字。这篇文章引起我们注意的远不只是作者用典的华赡和知识的广博，更值得注意和重视的乃是作者在初次人生展望时那份执着和迷惘。“搔首问天”，人生路在何方？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生……这一连串的追问，表明这个早熟少年（按实龄算，其时还未满十五周岁）已在内心深处对人生价值开始做形而上的思考和探求。执着以及因迷惘而形成的淡淡的哀愁和感伤，正是未来事业力量的源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人的一生事业中乃是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早熟的张岱在这以后，便开始有意识地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他们一块钻研学术，切磋艺文。就在写作《南镇祁梦疏》的第二年（1613）春天，他游兰亭，结识了“素心共晨夕”的好友周懋谷（戬伯）、陆癯庵二人《张子诗秕》卷三《寿陆癯庵八十》：“记余是年刚十七，遂与素心共晨夕。结发之友只三人，陆子癯庵周戬伯。交友那得花甲周？癸丑至今六十一。”（此诗作于清康熙甲寅（1674），上推六十一年，其时张岱十七岁。）。这两人（特别是周戬伯）对张岱一生影响至巨，下章还将述及。
这个时期的张岱，学问及艺术兴趣更为广博，他不但于二十岁（1616）、二十二岁（1618）时两度正式拜师学习琴艺，先师从绍兴著名琴师王侣俄，“学得《渔樵问答》、《列子御凤》、《碧玉调》、《水龙吟》、《捣衣环声》等曲”《陶庵梦忆·绍兴琴派》。复与弟弟张平子及友人范与兰、何子翔等师从王本吾，学得《落雁平沙》、《山居吟》等三十馀曲（《陶庵梦忆·绍兴琴派》。），为他尔后的艺术理论研究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与此同时，在文学方面，他不但兴趣愈来愈浓厚，并已开始显露出自己较鲜明的个性。约略在十九岁至二十岁之间，他对主张“贵我”、“写真性情”的同邑前辈大诗人徐渭（文长）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广收博采，亲手搜集、辑校了《徐文长逸稿》，书成后由其祖父张汝霖及陈继儒、王思任等著名文士作序付梓。张岱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美学思想深受徐渭影响，搜辑《徐文长逸稿》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契机。——尽管张岱在散文创作和艺术理论方面，其成熟期已青胜于兰，后来居上，但这位乡先辈对他的直接影响可以说是最大的。
（二）“自古史贵一人成”
张岱在《读查伊璜〈三说〉》一诗中，有“自古史贵一人成，四传《春秋》辅以行”之句，显示出他对修史的看法和少壮时即负大志、欲成一家之史的宏愿。他于史家中最敬佩司马迁，就是因为《史记》能“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张岱23岁。这年四月，其生母陶宜人病逝案：现存张岱文集诗集中，未有明载其生母生卒年者。然《张子文秕》内有《祭外刘太君文》，此文作于崇祯戊寅（1638）四月刘太君初丧时，内有云：“岱自痛别我母十有九年，则岱之母不幸死于十九年之前，而死于外母之死日，是吾母与外母交丧矣。”（据此推考，岱母死于1619年四月。）。居丧期间，他除了读书外，已开始有意识地广泛搜集材料，为“古今义士”作传（先取名《古今义士传》，书付刻时改名《古今义烈传》）。这部书自收集材料到写成，前后花了将近十年时间。从张岱现存文字看，其时他虽学问已有相当深厚的根底，并已初步形成对历史的较为系统的见解；但为写作此书，仍在不断地广收博取，刻苦阅读有关历史文献及其他史料。除了在自家的藏书楼凤嬉堂、寿芝楼等处读书而外，还不断与知友王雨谦、祁彪佳等人切磋讨论。祁氏澹生堂藏书极为丰富，“甲冠江南”。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远山堂尺牍》、《按吴尺牍》、《里中尺牍》等手稿中，记载与张岱同游或通信论学的文字达四十馀处。至于“史学知己”李长祥（号研斋），更是张氏藏书楼兼住处林云秘阁、寿芝楼的座上常客。以修史为实现“大经济”“大学问”的明确志向，孜孜以求，历时十年，《古今义烈传》初稿终于于1628年告竣《古今义烈传》的开始写作时间，此据祁彪佳崇祯四年（1631）所作《〈义烈传〉序》，内称：“余友张宗子，目穷四海，才注文河，十年搜得烈士四百馀人，手自订削。”（祁氏作序时（1631），《义烈传》已成书（1628）三年，刘荣嗣、刘光斗序则写于张岱书成后次年（1629）秋。），张岱作为史学家的地位亦已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得到了认可。
崇祯二年己巳（1629）中秋节后，张岱带着《古今义烈传》初稿道经镇江前往山东兖州省父，其时张耀芳任鲁肃王右长史。在兖州，他游览了泰山，写下了名文《岱志》及《孔子手植桧》等纪游诗文，同时携《义烈传》拜访了著名学者刘光斗、刘荣嗣（半舫），二人均欣然为《义烈传》写了序文。
刘荣嗣序称：
今秋，其（指张耀芳）公子宗子来，望其丰采，轩轩若朝霞举；商论古今，如数家珍……出一卷见示，乃其所著《义士传》。自商迄今，得四百馀人，各为论赞。余得卒业，奇古灵隽，盖统《腐史》、《世说》合成一家言者……宗子著作，足垂千古。崇祯刻本《古今义烈传》卷首序二（南图藏缩微胶卷）。
刘光斗序亦称：
（张）宗子，文恭（元忭）曾孙……故〔其书〕综列闳博，蔑足异。余尤异宗子貌恂恂，挹对温让，无卞激之态，而持论讽谊，直以电光霍开魅界。至诸赞词，又复手七襄，肠贯九曲。而五色摩尼逼现毫楮，使人琅琅披之，涤而日月，震而雷霆，栗而霜雪，究从舌瓣作冷香沁入脾腑，又不酿沆瀣为甘露也。崇祯刻本《古今义烈传》卷首序一。
少时即有“神童”之称的张岱，此时虽甫过而立之年，业已成为一位“貌恂恂，揖对温让”、有高度文化教养的知名学者了，其“商论古今，如数家珍”的渊博学识，更给以前未曾谋面的两位父执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二刘的序文和《义烈传》的十条凡例及诸传论赞看详本书第六章《史学的成就与贡献》。），此时张岱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观点，乃属不争的事实。至于“统《腐史》《世说》合而成一家言”的著史风格，则更是张岱的一贯追求，在后来所撰《石匮书》中，这一特点显得更为明确，技巧也更为纯熟了。
在张岱的早期著作中，《古今义烈传》是值得充分重视的：
其一，它表明张岱立志要作一名历史学家的明确志向。从史料中求史识，是其修史的基本动机和出发点。
其二，《古今义烈传》有首尾条贯的义例和收录原则。凡例云：“是籍也，志在表微，故略于正史，详于外史；略于前朝，详于本朝。”概括言之，是“鉴古知今”，寻求历史治乱之迹，以为当代借鉴（“使后人知鉴”），即为现实而研究历史。其具体收录原则和基本历史现念在后来的史学名著《石匮书》、《史阙》等史著中都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并更为系统、成熟（如不以成败论英雄、重视当代史事、注重给“位卑”而有独立特行的“寒士”立传、重视民间“一技一艺”等等）。
其三，尤可注意的是，这部“详于本朝”的著作，初步完成于“崇祯戊辰（1628）鞠月”，这时正值明王朝内忧外患不断的年月，其作于约略同时的《读陆放翁剑南集》中有云：“宣和老臣万首诗，字字不忘靖康耻。但见郁郁与芊芊，忠愤之气浮于纸……”（《张子诗秕》卷三。）；《寓山士女游春图》亦深沉感喟：“曾见《洛阳名园记》，天下于此占乱治。太平盛世千邸馀，兵马蹂踏为丘墟……因见处处烽烟急，兵革不到有几邑？”《张子诗秕》卷三。赞义烈、颂慷慨赴死，与作者当时对边患和国内政治危机的关注有着十分明显的关联。故此书《自序》开头即以充满激情的文字写道：“天下有绝不相干之事，一念愤激，握拳攘臂，揽若同仇。虽为路人，遽欲与之同日死者。余见此辈，心甚壮之。故每涉览所至，凡见义士侠徒，感触时事，身丁患难，余惟恐杀之者下石不重，煎之者出薪不猛。何者？天下事不痛则不快，不痛极则不快极。强弩溃痈，利锥拔刺，鲠闷臃肿，横决无馀，立地一方，郁积尽化，人间天上，何快如之！”崇祯刻本《古今义烈传》卷首。他希望“同志如余者”，将此书“快读一过，为之裂眦”（崇祯刻本《古今义烈传》卷首。）。其作史的用世之志在《自序》及《凡例》中表露得彰彰甚明。
这种重视当代“以用世志”撰史的原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自司马迁撰《史记》以降，这条原则可以说构成了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因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现实的。”“它要写的（历史），所叙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或者，（用专业历史家的话说），历史家面前必须有凭证，而凭证必须是可以理解的。”（案，着重号原作者所加）。（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页。）正是对现实的忧患意识，促进了他对作为史迹的“理解”，换言之，是因为“所叙述的事迹”在他“心灵中回荡”才使他穷十年之力去完成这部表彰义烈，歌颂慷慨赴死的历史著作的。
《古今义烈传》完稿之际，恰为作者另一部规模宏大的历史巨著构思、发凡起例之时。一向主张“自古史贵一人成”（《读查伊璜〈三说〉》）的张岱，以其非凡的气魄，试图对“失诬”、“失臆”、“失谀”的明代史作一番总体清算与总结。他纠合同志，广收史料，其《征修明史檄》（约作于国变前后）云：
盖闻才、胆、识实有三长，《左》、《史》、《汉》皆成一手。传世以二十一史，数属有明；垂统以十一六朝，代多令主。宋景濂撰《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姚广孝著《永乐全书》，语欲隐微，恨多曲笔。后焦芳以佥壬秉轴，丘以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饰过；《明伦大典》，张孚敬以矫枉持偏。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阉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玄黄方起，麟经、夏五不肯阙疑。博洽如王州，但夸门第；古练如郑瑞简，纯用墓铭。《续藏书》原非真本，《献征录》未是全书；《名山藏》有拔十得五之誉，《大政记》有挂一漏万之讥……自幸吾先太史有志，思附谈、迁；遂使余小子何知，欲追彪、固。梅花屋书积如山，宛委峰笔退成冢。浮湘溯沅，无暇三过其门；探穴搜奇，不觉五易其稿。肯学《三国志》以千斛见饷，遂传其尊公；深鄙《五代史》以一妓相持，乃诬其先祖。洛、蜀、朔党，勿乱其胸中；人、鬼、仙才，杂见于笔下。意气所动，真能肉视虎狼；节义所关，何难冰顾汤镬。枋头之直书可恶，不顾子孙；兰台之著述自明，何烦弟妹。但成、宏而上，杞宋无征；庆、历以来，文献不足。倘藏书尚在，王粲之倒屣堪追；若秘笈未传，蔡琰之笔札可给。助修五凤，不遗半瓦半椽；共造凌云，非是一手一足……但恐传言市虎，必有先讹；且尔詈及苍鹰，难为后嗣。故发端自至正末季，备考其甲拆勾萌；断简至天启七年，馀俟其事久论定。嗟嗟！郊锄麟折，鲁哀绝笔于《春秋》；湖鼎龙升，汉武阙编于《史记》。且迟日月，再续琬琰；敢告兰，勿吝珠玉。此檄！《张子文秕》卷四。
这封充满感情的征求文献檄文表明，张岱自己无疑将修撰《石匮书》视为自己中年以后最主要的事业，他晚年编定文集，以《石匮书自序》为序类卷首，《征修明史檄》为檄类卷首，其心思宛然可见。
《石匮书自序》对写作《石匮书》的意图、经过等均有简要的说明，略谓：
余之作史，尚不能万一州，敢言东坡？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余家自太仆公以下，留心三世，聚书极多。余小子苟不稍事纂述，则茂先家藏三十馀乘，亦且荡为冷烟，鞠为茂草矣。余自崇祯戊辰，遂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遽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幸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缺勿书。故今所成书者，上际洪武，下迄天启，后皆缺之，以俟论定。
以史事自任，保存一代文献典章之不堕，可以说是封建时代士子以文事致治、平的理想之一。张岱一门向有“史学世家”之称，自其高祖张天复起，积书累万，一直致力于史学资料的搜集《陶庵梦忆·三世藏书》。于地方史志，尤多建树。张岱继承先人遗志，试图从总体上对“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的明代历史做一次全面整理和总结。自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七年，他为这部书费去了整整十七年时间；而在国变之后，更以令人惊叹不置的顽强毅力，屏迹深山，全力经之营之。即便在避难之中，也时时警策自己：“馀生有几日，著书敢不勤”（《和述酒》）？“但恨《石匮书》，此身修不足”（《和挽歌辞三首》其一）。强烈的责任感时时支撑着他。他明确把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修撰国史联在一起：甲申国变以后之所以尚“视息人世”，就是为了保存国史《陶庵梦忆》自序：“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寄生命于文化一脉，是那个时代不少富有卓见特识之文人士大夫的同有理想，在这一点上，张岱表现得尤为突出。《张子诗秕》及文集中论及此书写作的有十馀处，可见对此事的极度重视。
他既以此自任，也对这件宏伟的文化工程充满了强烈自信力。同时对于自己事业充满理解的友人，他视之为知音知友，特别是对一直帮助自己修订《石匮书》的周懋谷（戬伯）、李长祥、张弘，他在文集、诗集中曾多次言及。其《谢周戬伯校雠〈石匮书〉二首》云：
皇明无史乘，五凤属谁修？九九藏《心史》，三三秘《禹畴》。马、班同异辨，秦汉短长流。多子能删定，千金一字酬。
宋祁诸妾侍，燃烛草《唐书》。蝴蝶魏收笔，麒麟孔氏锄。虚心常退让，满志亦踌躇。子羽加修饰，方堪载石渠。《张子诗秕》卷四。
对同道相知、“明我心曲”之老友，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与周戬伯》、《与李研翁》两篇文字，更将自己修史的志向、基本观点向老友一一表露，并互相切磋，读来十分感人。
又如《毅儒弟作〈石匮书歌〉，答之》：
古来作史无完人，穷愁淹蹇与非刑。《石匮书》成穷彻骨，谁肯致米周吾贫？皇明史遭劫火，《思宗实录》不能补。老人闻见只寻常，如何续得廿一史？曾见《心史》意周密，藏之眢井锢以锡。南狐字字挟风霜，明予世人供指摘。敢于龙门争胜场？文非《国策》即《公羊》。地名官职皆非古，枉却聱牙付子长。白水真人天一隅，中兴有日定还车。班彪只许完《前汉》，范晔还成《后汉书》。《张子诗秕》卷三。
张毅儒名弘，张岱族弟，两人虽关系一直较密切，但于论诗、论文，意见常常相左（详“文艺—美学思想”章），而独于《石匮书》之修撰，张岱乃视之为知己者。此诗写于明亡后近十年，张岱仍向族弟吐露寄希望于南天一隅（以“白水真人”即中兴汉朝的光武帝刘秀喻永历帝）的心思，并以《石匮书》方之郑思肖《铁函心史》。
正因为明代到了天启、崇祯之际，政治腐败到了极处。时危世乱，敏感的士人大多充满严重的忧患意识。治国史既是学问中事，同时也是一项关涉治、平“经济”的大业。在易代之际的大史家（如黄宗羲、王夫之、谈迁等）中，张岱是最早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三）科举与“治平”理想的破灭
在张岱所生活的时代，世家子弟一般不存在所谓自由选择职业的问题。尽管他22岁时就立志修史，但他之修史是希望直接影响社会的。而要影响社会，就必须参加科举做官，那样才能续振家声，著作也得以付刻传世，实现其“以文事政治平”（张岱语）的理想。
从现存材料看，张岱考中秀才的时间较早，大约在二十馀岁（参看《祁忠敏公日记》有关记载）。但命运总是捉弄有才华者，他省试几次都败北了，犹如命运偏偏与蒲松龄、吴敬梓等几位天才作家差不多。
1636年三月，张岱到杭州乡试。他与蒲松龄一样，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以“格不入试”（按，指未“出格”。科举文字，凡遇表示尊称的文字如“今上”、“圣人”之类均需另起一行，“出格”抬头书写。）。他于七月二十五日写信给祁彪佳，叙述实情（《祁忠敏公日记·居林适笔·丙子》，南图藏手稿（缩微胶卷）。）。以张岱之才学，乡试屡屡败北，看似不可思议：因为这几年主持浙江学政的正是“枫社”社友许孚远，所以其弟张陛（登子）和祁彪佳都为之鸣不平。祁彪佳1635年11月3日还亲自致信李清（映碧）为他两年前的乡试“称屈抑”（《祁忠敏公日记·归南快录·乙亥》，南图藏手稿（缩微胶卷）。）。实思之，他之屡试不售，实乃情理中事：其一，他读《四书》是坚决“不读朱注”的（《四书遇·自序》。），而朱熹的《四书集注》正是官方钦定的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其二，他虽忠于大明，但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对皇帝并非一味崇拜，有时批评还相当激烈。如在《陶庵梦忆》中对“凤阳朱，小家子气”的嘲弄，在《石匮书》及其《后集》中对嘉靖、天启、崇祯的激烈批评等。“圣上”“今上”亦是平常人，写时忘了另行抬头而“不入格”恐怕疏忽也不止这一次。而这两条对科举考试来说，都是致命的：文字不好有熟人尚可通融，而独于这两条（不遵朱注、不“出格”）却事关“政治原则”，再有人照拂也无济于事有意思的是，晚于他的天才作家蒲松龄亦曾两次以不“出格”而被黜。
张岱落第后的心态是否像蒲松龄那样，认为试官“目鼻并盲”，不得而知，文集、诗集中均未提及。也许，他已经看得较透了，应岁考、府考不过是应差事，这从1639年祁彪佳致他的信中可以看出：
顷闻高录（指同年岁考），虽未足为仁兄〔所〕重，而卯闱之捷（指府考第一名）实基于此，可胜额贺……南图藏祁彪佳《里中尺牍·乙卯》手稿（缩微胶卷）。
两年后，他是否再赴过乡试，不可确知，但依《祁忠敏日记》及诸尺牍记事之详推论，他自此已对科举绝念。况且1642年，他已46岁。他69岁时所作《自为墓志铭》，嘲称自己为“钝秀才”、“瞌睡汉”，大约与自己亦曾几十年内也受过“气不得不卑，心不得不细，人不得不酸”（《石匮书·科目志总论》）的科举考试之苦不无关系。他将《明书》改名为《石匮书》，表明他已明确认识到，他思想的“出格”与科举要求的“不出格”的矛盾已无可调和了。
科场的蹭蹬，无疑使他对其所处的晚明社会的认识更增进了一层。受曾祖影响，他在哲学上是主张知行合一的。他是知名史学家和广交游的乡绅，一旦认识到“坐谈性天”的“吾儒全无火用”（《四书遇》）之后，其关心时事和乡间事务的热情更加高涨起来。——这也正是他的本分：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从来就不是漠视民瘼的人，现实的激发，才使其撰写历史的愿望更加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观点是成立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
乡居期间，张岱以乡绅身份直接参与过好几次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崇祯七年（1634），一介布衣的张岱，见绍兴城水利交通不便，市内污染严重，亲笔写了《疏通市河呈子》（原注：崇祯七年十二月）报送绍兴府当局。他细致分析了绍兴城的地理位置：自“南利门至北昌安门，市河一带，中分两县，直达三江”，建议“急宜开导”，“立赐疏通，以复水利”。因为这条河道关系到商民交通，修通后也有防火及保护城市环境的作用，因而“激切上呈”。恳望当局为城中居民经济贸易和卫生着想，“加意民灾，留心水利”，“弥实兴利，福国奠民”，只要“两邑齐心”，政府资金不足，可向“好义富民”适当募捐，他们会“乐助钱星”（《张子文批》卷十七。）。从这件呈文看，张岱相当关心家乡事务，并确如他自己所说有“经世”眼光。
1636年夏，绍兴瘟疫流行，祁彪佳等发起施药，张岱为主要的组织人之一。他起草告示，并以枫社文会组织者的身份发动乡居的士大夫积极参与施药活动。此事赢得了祁彪佳的高度赞扬（参看《祁忠敏公日记·丙子》）。张岱还写了《丙子岁大疫，祁世培施药救济，记之》长诗记其事，略云：“昨岁残冬天不闭，霹雳一声走群厉。夏来疫气填村市，亦郊市人欺贫子。灯昏室暗飞蠛蠓，阖家僵卧呼天公。日无薪水夜无箦，梦想不到求药石。宰官道念切恫，百草辇来聚若山。药王乱掣天医簿，岐伯不至雷公怒，上池取水供洗涤，肘后一方陈琳檄。刀圭用处厉鬼怖，二竖敢向膏肓住？医者闻名药闻气，残喘皆能起床第。须臾全活几千人，仁人见之皆效颦。因思世界尽如此，死兵死赋均死耳。辽东一破如溃痈，强蟊流毒势更凶。民间敲剥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凤嬉堂抄本《张子诗批》卷三。作为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张岱除在诗中颂扬了祁彪佳关心民瘼的精神，同时更表现出自己伤时忧世之情。对“辽东一破如溃痈”、“民间敲剥成疮痍”的社会现状，他忧心如炽，体现了一个富于时代使命感的学者的良知和人间情怀。
惟其如此，在其后几年绍兴赈荒、禁赌、议城防等活动中，他也成为最活跃的人物，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
1641年春，越中大荒，绍兴知府刘九符委托祁彪佳约地方名流“约期给米，遂多有及寓相商者”，如“金声始、张宗子、赵公简、刘北生诸兄”（正月十七日）（《祁忠敏公日记·小录（辛巳）》。）。其中以张岱筹划最为积极而切要，据祁彪佳日记记载：
（正月）二十二日……知会众绅，次日公谒恳以通籴之事。予出报刘九符公祖。晤张宗子，阅其所著《杞人筹越大概》、《禁越贩议论仓》，其中筹划井然。《杞人》曰：“行之数载，可使学校兴、仓廪实、漕运通、流寇止”，诚非虚言也。连日有以赈策见示者，皆无此要。《祁忠敏公日记·小录（辛巳）》。
为救荒平乱，张岱与祁彪佳诸人走遍全城，经常同余煌、倪元璐等人“共商越中善后之策”。其聚会地点，大多在张岱的瑞溪草堂。这些均见于《祁忠敏公日记·辛巳》一至三月的记载。
崇祯中叶以后，北方边警不断，国内农民起义蜂起，“因见处处风烟急，兵革不到有几邑”（《张子诗秕·寓山士女春游曲》）。作为一位谙熟史地的史学家，张岱十分留心北方军事，他是学者中最早主张积极做好城防准备工作的人之一。1642年底，他写出了《金汤十二策》，与倪元璐、祁彪佳等人经常共同研究（见《祁忠敏公日记·壬午日历》闰十一月初四、初七、十七等日有关记载）。
科举的蹭蹬固然曾使张岱一度消沉过（见《祁忠敏公日记·癸酉·役南琐记》），但从上述诸事看，40多岁以后，他已把科举之事看淡了，已完全振作起来，把全部心力放在学术文化事业上，并将自己的“治平”理想付之于实际事务性行动。这是他“知行合一”人生哲学观念（详第三章）的具体反映。
（四）鼎革之际：“出走已无家，安得狸首木”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一年。这年三月，李自成占领北京，崇祯自缢死；四十几天之后，清军大举入关，定都北京，历史翻开了更血腥的一页。弘光政权于同年五月在南京匆忙建立。
弘光政权之建立，张岱是否参与已不可考，但同年四月份，他同后来任弘光朝礼部尚书的王铎（字觉斯，著名书画家）从淮上同船到过杭州《张子文秕·跋蓝田叔米家山》：“崇祯甲申，余在淮上，与王宗伯觉斯同至武林，舟中讲究书画。”张岱是于四月处理完其二叔丧事之后直接赴杭州的。（见《张子文秕·家传》）。他与王铎为书画之交，其族弟张有誉亦为新政权的户部尚书。弘光政权成立后，他到过南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弘光政权仅即一年就很快垮台了。1645年，在张岱一生中是最不平凡的一年。这年四月，清兵终于攻破扬州，著名爱国忠烈史可法壮烈殉国。鲁肃王次子朱以海在台州临时称监国。原弘光朝大学士、著名权奸马士英听说鲁王拟监国台州，遂准备再一次投机，带兵三百馀人，屯驻清溪，上书清朝。其时张岱也在台州追随鲁王。马士英请朝之事在鲁王身边的群臣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怒，王思任等纷纷致书谴责，斥其误国之罪。张岱也以“东海布衣”的身份上疏监国，“恳祈立斩弑君卖国第一罪臣，以谢天下，以鼓军心”：因为马氏“鬼为蓝面，肉是腰刀，借兵权为公论，妄称定策元勋，以紊序为私恩，遂欲门生天子。倾酒为池，悬肉为林，即此是致君之术；弥天太保，遍地司空，何在非货殖之门？半壁江山，白皑皑送予北骑；一鞭残角，黑走出南京。当其提兵凤、泗也，闯贼犯都，思宗殉难，君父临危，按兵不救……及其迎立弘光也，永、定二王，存亡未卜，桂、惠、端三王，讣报未闻，徒以‘军中欲立福王’一语，遂市私恩，擅行册立，如李辅国遮留太子，以自取富贵。然肃宗尚受父命于灵武，而士英止恃兵变于陈桥，较之辅国，其专擅尤横。其后北骑之渡江也，留都根本重地，高皇帝之陵寝在焉，拥兵十万，一日不守，徒收拾辎重，鼠窜狼奔。”尤不可忍的是：“其后左（良玉）兵之南下也，良玉上疏，以清除君侧为名，士英胆落，尽以江南之雄兵猛将，悉驻芜关上流控御，史可法血书请救，置若罔闻……潜逃至浙，更复无耻：见太后则假太后以垂帘，见潞王则尊潞王以监国，见浙抚则借浙抚为鸠巢，见方营则倚方营为兔窟，东奔西走，不能相容，直待杭州已失，犹思蒙面屈膝投诚，不意外邦反存正论，谓弘光奸辅，欲捕杀之，士英始狼狈而走，奄至东阳，已一月馀矣。今闻立上监国天台，不思魑魅难见禹鼎，复颜甲而来，希图攀附。夫以南都旧臣，朝见监国新主，趋殿陛，束身请罪则亦已矣，乃复带马骑数百馀人，驻匝清溪渡口，上表请朝，候旨定夺，俨然董卓、曹操伏兵道左劫立迁都之状，盖其目中尚知有人否耶？”在历数马士英专权自擅、弃逃跑、视国事为儿戏等种种罪行之后，他诚恳建言：
当天翻地复之时，星移宿易之际，世惟悖逆反常，人皆顽钝无耻。反身事仇，视为故套；系颈降贼，奉作法门，士风至此，扫地尽矣。倘不痛加惩创，则此不痛不痒之世界，灭亡无日矣。安问中兴，安问恢复哉？吾主上应天顺人，起而监国，太祖高皇帝之血食一日未斩，历代帝王之衣冠文物一日未绝，皆系于主上之一人。此时犹不上律尧舜，下法汤、武，立奋乾刚，蚤除妖孽，则主上且为太祖高皇帝之罪人……我主上睿谟监国，圣政伊始，宁容此败坏决裂之臣玷辱朝宁乎？臣中怀义愤，素尚侠烈，手握虎臣之椎，腰佩施令之剑，愿吾主上假臣一旅之师，先至清溪，立斩奸佞，生祭弘光。敢借天下第一之罪人，以点缀主上中兴第一之美政；风声所致，军民必踊跃鼓舞，勇气百倍，传首百鄙，有不震竦悚服，退舍避之者，请轩臣头以殉可也。《石匮书后集》凤嬉堂抄本卷四十八。
据张岱自述，这封措辞激烈但充满耿耿忠心的奏疏终于打动了鲁王：“疏入，监国召岱至御榻前，诏以先杀后闻。岱即带兵数百人往蹑之，士英宵遁江上，见其私人方国安，挟制鲁王，斥逐张岱。”《石匮书后集》凤禧堂抄本卷四十八。此时的鲁王，实际不过是方国安借以拥兵自雄的一块“招牌”，结果张岱遭到斥逐，而马士英又得以统兵汛地，协守钱塘江，再一次与阮大铖汇合一起，狼狈为奸，直到次年降清为清兵所杀。
这年七月十八日，原南京弘光朝旧臣陈函辉等扈从朱以海抵达绍兴，即日正式宣告监国，以绍兴分守公署为行在。
因张岱之父张耀芳原为鲁肃王右长史，现在鲁王来到绍兴，张家的地位自然特别引人注目。一天，监国驾临张宅，因时间仓促，“接驾仪注无所考”，张岱便一切“以意为之”（《陶庵梦忆·附录》“鲁王”条。香港天马图有限公司2001年5月版，娄如松笺注。）：在“高厅正中设御坐席九重，备山海之供”，监国着黑袍，“冠翼善冠”，玉带朱绶，看热闹的人挤满四周，“用梯、用台、用凳环立看之”，挤得御前仅有数步空隙。监国对这种杂乱并未在意，传旨叫不要避人。张岱进谒，行君臣之礼，献茶，献酒，献食，“汤点七进，队舞七回，鼓吹七次，存七奏意”。席间演出《卖油郎》传奇，因为其中有暗寓中兴之义的“泥马渡康王”情节，监国大喜。二献后转席间歇中，监国亲临张岱的书斋不二斋、梅花书屋；重设席后，又特意在御坐傍加设两席，命张岱和陈洪绶侍饮。监国性格豪放，与张、陈二人“谐谑欢笑如平友”，陈洪绶不胜酒力，在御坐前吐了一地，监国亦毫不在意，因为他自己也喝得步态不稳了。散席后，还叫中书官传旨云：“爷今日大喜，极君臣之欢”（《陶庵梦忆·附录》“鲁王”条。）。
然而，这个张岱曾寄予厚望的小朝廷，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希望。虽然他被任命为兵部职方部主事，但这只是一个荣誉性职务。新建立起来的鲁王政权，内外都面临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在外，福州的唐王朱聿键早几天于闰六月建号称帝，向他颁诏，为这件事，使得朝臣们为是否向唐王奉诏称臣而争执不休；在内，因取饷问题，方国安、王之仁与诸义师之间矛盾不断，经常产生磨擦，几至火并。方国安拥兵自重，尤其专横无人臣礼，鲁王时时受到他的挟持。张岱作为职方主事，又时时在执掌兵部大权的方国安直接控制之下。且鲁王之为人，张岱也看得很清楚：“从来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鲁王，则反受此二者之病：鲁王见一人，则倚为心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闻多言而卒不得一言之用。附疏满廷，终成孤寡……鲁王之智，不若一舟师，可与共图大事哉？”《石匮书后集》凤嬉堂抄本卷五《明末五王世家》。缺乏远见和智慧又那样轻听轻信，在关键问题上没有起码的决断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这个“莞尔小朝廷”根本不足成事，两个月后便辞去职务，逃往嵊县山中躲藏起来。九月，方国安令县官上门促行，要他出山“商榷军务”。他拟拖到次年（1646）正月才决定一行，但恰值背上生疽，留连病榻时，梦见祁彪佳劝他还山，“完《石匮书》”（《陶庵梦忆·祁世培》。），这更坚定了他的决心。
形势很快恶化。1646年五月，清将博洛遣图赖等来攻方国安营，方国安伙同马、阮劫持鲁王逃跑。鲁王中途脱身入海，由石蒲守将张名振扈从去舟山。绍兴终于沦陷。鲁王至舟山，守将不纳，又转到中左所（厦门），由郑彩送入长垣，保持着监国空衔。方、马、阮降清后，亦均被杀。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张岱面临着一次真正的生死抉择。他只作过几个月闲散小官，不从死并不会受到责备，何况鲁王虽无兵权，但尚领监国之名，依然有一定的号召力；但他是有名的慷慨悲歌之士，选择死对他来说无疑更为简单。问题是：《石匮书》远未完成怎么办？他想起祁彪佳殉难前对他的嘱咐：尽快还山，完成《石匮书》。他终于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路——像当年郑所南写《心史》一样，坚持下去，完成《石匮书》的写作。多少年之后，他几次明确提到这次选择：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为野人……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
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为无益而不死，则是不能死而窃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出于不能死之上。千磨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谢枋得，更难于至正十五年前之文天祥也。《石匮书·义人列传》。
他选择的确是一条困厄重重、充满危险的生活之路。清军在四处追捕，他被迫舍弃故园，避迹深山。1646年绍兴城破后，他继续逃难，到了绍兴西南一百二十里的越王峥。越王峥又名越王山、栖山，相传是当年越王勾践栖兵的所在地（《嘉庆山阴县志》卷三十四。）。这里有千年古刹，内住寺僧上百人，他携一子一奴住在寺中，利用寺中幽静的环境继续《石匮书》的写作。但清兵搜索正紧，他轻易不敢出寺，很少人认识他。一天偶然出寺，被人访知了真实姓名，自此前来拜见者络绎不绝。行踪既已暴露，意味着不能再待下去了，因为那会牵连寺僧。他来不及辞谢与之相处数月、经常一同谈古论今的寺僧明远，只得留诗为别，马上转移：
避兵走层峦，苍茫履荆棘。住趾越王峥，意欲少歇息。谁知方外人，乃有孙宾硕。僧房幽且深，藏我同复壁。焦饭及酸齑，遂与数晨夕。一子又一奴，竟夺三僧食。萧然昼掩门，十日九不出。寺僧百馀人，谋面俱不识。一住过三春，两月生明日。山窗静且闲，因得专著述。再订《石匮书》，留此龙门笔。上人日不来，携灯话促膝。与之商古今，侃侃具绳尺。开士有心人，偶尔隐缁笠。一日缘山行，乃为人物色。姓氏落人间，不复能隐匿。剥啄叩僧寮，来往如络绎。仓卒去庐山，康乐送莲席。不及别远公，时时在胸臆。戎索政自苛，搜罗遍荒僻。恐以累檀那，凤起不留革。何日得升平，扶筇到山泽。再过虎溪头，笑言常哑哑。《琅文集》手稿本（黄裳先生藏）。
为避清兵追踪，他又逃到了嵊县。嵊县住着一支张氏后裔。其《百丈泉》诗序云：“余宗人分居剡溪黉院，皆魏公（张浚）裔也。”在族人的帮助下，他带家小来到了离县治六十里的西白山。经过一年多不断颠沛的逃难生活，张岱此时已是一无所有了。在这段艰苦异常的生活里，他写下了不少纪实的诗篇。其《和贫士七首》云：
丙戌九月九日，避兵西白山中，风雨凄然，午炊不继，乃和靖节《贫士》诗七首，寄剡中诸弟子秋成皆有望，秋萤独无依。空中自明灭，草际留微晖。霏霏山雨湿，翼垂不能飞。山隈故盘礴，倚徙复何归。清飚当晚至，岂不寒与饥？悄然思故苑，禾黍忽生悲。
风雨当重九，淡然独倚轩。愧非仲舒子，目不敢窥园。村醪远不继，日午厨无烟。残书手一卷，埋头自钻研。婢妾窥我笑，唠唠有后言。囊涩无聊尔，敢谓自称贤？
四壁无所有，凄然张断琴。每当风雨夜，发此金石音。子期既已逝，谁复来相寻？腹饥徒煮字，樽空耻自斟。岂无长安米？苟得非所钦。丹崖与白石，彼或谅吾心。
不食嗟来食，古昔有黔娄。邻翁尝馈粟，愧余无以酬。云是伯夷树，不复辨商周。天柱既已折，杞人复何忧？行吟在泽畔，吾将见吾俦。幸不惭死友，此心何所求！
蝉不栖松柏，正气不可干。五年辱陶令，三月解其官。山居不食力，犹然愧素餐。重九尚尔饥，何以抵岁寒。瓶粟耻不继，乞食亦厚颜。行行复何之，荆门昼自关。
陶公坐高秋，绕室生蒿蓬。苟不忘利禄，赋诗焉得工？身不事二姓，何如楚两龚？采薇与采蕨，人言将不同。嗒焉名利尽，无复问穷通。九原如可作，杖履愿相闻。
徐无山，郁然在中州。君仇未能报，老我田子畴。不学桃源渡，落花向外流。陈咸用汉腊，不为家室忧。西山歌虞夏，我唱无人酬。愧予何能尔，首阳有前修。《张子诗秕》卷之二。
九月九日乃传统的登高之节。重九高会，登高赋诗，在中国文化里有着极为悠久的传统，甚至成为一种表达高旷胸襟的文化意象。但此刻对张岱来说，一切都显得那么凄苦：淫雨霏霏，秋风凄厉，家徒四壁，“午炊不继”，自己如同秋天的萤虫一样，仍然苦苦撑持。国破继以家亡：“君仇未能报”，“乞食亦厚颜”，惟一支撑自己的是坚定的文化信念，但这一点却不容易获得别人甚至家人的理解。可聊以自慰的是，没有愧对诸如祁彪佳、黄道周、陈函辉等壮烈殉国的死友：他们的激励和嘱托，使自己在衣食不继的极端艰难情况下终于坚持活了下来，在逃难中也仍然著述不辍。
（五）“匈奴尚未灭，魂亦不归家”
作为遗民，张岱念兹在兹的是“中兴”故国的事业。鲁王政权暂时失败了，但仍在秘密联络东南抗清志士，试图有所作为；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则已先后在福建、肇庆起兵，西南一角，抗清事业正方兴未艾。其《和挽歌辞》三首，忠实地记录了他在极为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坚贞不屈、亟盼中兴的心情：
张子自觅死，不受人鬼促。义不帝强秦，微功何足录？出走已无家，安得狸首木？行道或能悲，亲旧敢抚哭？我死备千辛，世界全不觉。千秋万岁后，岂遂无荣辱？但恨《石匮书》，此身修不足。
泉台无渍酒，聊复进此觞。山田种新秫，何时更能尝？残书堆我案，敝裘委我傍。老昼亦哭，鬼火夜生光。奴仆各自散，若嗷悲异乡。草木荫翳处，啾啾夜未央。
西山月淡淡，剡水风萧萧。白衣冠送者，弃我于荒郊。山林甚杳冥，北邙在。翳然茂松柏，孝子自攀条。身虽死泉下，心犹念本朝。目睹两京失，中兴事若何？匈奴尚未灭，魂决不归家。凄凄《蒿里曲》，何如《易水歌》？魂兮欲何之，应来庙坞阿。（自注：庙坞，为先父母葬地。）手稿本《琅文集》（黄裳藏）。
这一年，张岱还写下了《湖磴庵二首》、《山中冬月》、《山居极冷二首》、《和有会而作》等诗。这些诗作均以纪实手法，较详细记录了一年多来的逃难生活和思念故国之情。如被王雨谦评为“清音傲骨”的《和述酒》一诗：“空山堆落叶，夜寂声不闻。攀条逾绝，人过荆漭分。行到悬崖下，伫立看飞云。生前一杯酒，未必到荒坟。中夜常堕泪，伏枕听司晨。愤惋从中出，意气不得驯。天宇尽寥阔，谁能容吾身。馀生有几日，著书敢不勤？手勒大明字，悲凉思故君。易水声变徵，断琴奏《南薰》。竹简书日月，石鼓发奇文。王通抱空策，默塞老河汾。灌圃南山下，愿言解世纷。得与豺虎远，自与鱼鸟亲，若说陶弘景，拟我非其伦。”手稿本《琅文集》（黄裳藏）。感情沉郁真挚，故国之思、亡国之痛溢于言表，读之催人泪下。
其《听（王）太常弹琴和诗十首》，尤见出作者内心深处的悲凄、激愤之情：
邮诗今日见，恍在泣弓时。惨淡柴桑句，苍凉易水丝。长夜梦不破，灰冷气难吹。江上青峰在，曲终何所之？（其一）楚《骚》无限痛，字字泣明君。白首难归土，黄河不渡云。七弦那可尽，两耳讵堪闻？岁月非畴昔，科头对日曛。（其六）中原何处是？到面尽腥风。石马嘶荒冢，铜驼泣故宫。星晨沧北，风雨大江东。默识无多语，深情寄素桐。（其七）一听思君操，堪然杂鼓鼙。臣心留塞北，妻梦到辽西。种橘江干邀，采薇山路低。如有青冢草，不肯变贞萋。（其十）《张子诗秕》卷四。按，诗有长序，略。
真可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陆游诗语）！异族统治者制造的恐怖，没有使这位“倔强人”稍有退缩。“到面尽腥风”的残酷现实，只能激起他更坚定激烈的复仇决心。“采薇”隐居并不是他的目的，萧萧易水边一去不复还的壮士以及慷慨赴死的屈原，才是他念念不忘、钦佩无比的对象。大好河山已在清人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位“死不事二姓”的伟大爱国者，他怎能不“心留塞北”、“梦到辽西”？当愿望不能实现时，又怎能不“夜梦长不破，灰冷气难吹”？
时局稍宁后，张岱又从嵊县搬到了绍兴城南的项王里，其时已是1647年丁亥的春夏之交。项王里离绍兴城十五里，属越王山馀脉，相传为当年项羽的练兵之所。项羽这位失败的英雄，在这特定时刻引起了“抱空策”的张岱强烈的情感共鸣，他在《项王祠二首》中写道：
龙门编《本纪》，明予继亡秦。天意存三户，兵书敌万人。英雄成草创，像魏奇松根。榆社多灵爽，千秋重岁。
古今成败事，力到即为名。无楚秦难灭，禽刘项亦成。马留壮士志，草拍美人情。我亦忧秦虐，藏形在越峥。
王雨谦评论此诗说：“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西楚霸王定当掀髯九原矣。”实则张岱咏项王，所寄寓的现实含意更为明显：抗清斗争虽然暂时遇到了挫折，但想必会有再次勃兴之日。其《毅儒弟作〈石匮书歌〉，答之》最后说：“白水真人天一隅，中兴有日定还车。班彪只许究《前汉》，范晔还成《后汉书》。”对处于西南“一隅”的永历政权（以“白水真人”喻中兴汉朝的刘秀）寄予愿望，表达的正是亟盼中兴的期望。咏项王祠一诗所传达的作者“心思”与之相类。
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张岱得以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认识。虽住处一迁再迁，但他从未停止写作，除了继续修订《石匮书》外，他反复回忆生平，并思考人生价值问题，“忆即书之”，完成了令后人叹为绝唱的回忆录《陶庵梦忆》。其自序云：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饥饿之馀，好弄笔墨。因思昔日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梁，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陶庵梦忆》卷首。）
王雨谦认为这是作者“悟后之文”。正是因为认识上有了全新的飞跃，才使得这部卷帙不大的作品显出特别震憾人心的艺术魅力，作者也因此书而跻身于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散文作家之林。
隐居项王里的张岱，仍在时时关注着抗清复明事业。他壮怀激烈，复仇的热血时在流淌。写于1647年的《孝陵磨剑歌》一诗小注云：“丁亥七月十六日项里记梦”，诗作典型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态：
狼狈背住山隈，守此数茎发。亲属为我危，背言多嗤之。余曰毋为尔，与尔一言诀。自分死殉之，以此不愿喝。七月夜凉生，长空如水阔。奇鬼一族来，狰狞复泼剌。中有马余马，昂之善蹄。手持蝌蚪文，云奉孝陵节。促余上骐马亚，去如风雨疾。蜂拥无多时，居然见紫阙。上有黄袍人，皇皇向臣说。有言忘其词，闻之但惨裂。蒲伏在阶墀，舂（？）胸且幅咽。诏开武库门，授臣三尺铁。隐隐辟鸟弟鸟文，土锈入其骨。诏臣砥砺之，指授殿前碣。臣往试磨，石燥水又渴。下手成霜，旋抽声缔。庭陛何森严，敢言取槔桔？者臣以旧磨，继之以呕血。顷刻去荫翳，光芒起仓卒。拔开千障云，苍凉见日月。捧向帝膝前，剑气白如血。弹铗付老臣，殷恳赐斧钺。长语与危言，叮咛嘱其别。群鬼整鞭弥，送臣归穴。天风夹海涛，马蹄姑撒钹。霹雳起床头，悦闻天柱折。管簟门如浆，伏枕犹战栗。移时魂始定，欲言尚勃呋。君不见昭陵嘶石马，流汗气祗沫；蒋山走泥兵，沾襟露渫泄。老臣总猥羸，岂遂让瓦埒。安得郭汾阳，愿与敌一决。祗谒旧寝园，此心日夜热！手稿本《琅文集》（黄裳藏）。
这是一种令人感叹不置的情感倾诉：匈奴尚未灭，魂亦不归家！身为亡国孤臣的张岱，虽已年过半百，又在避难之中，但志气未曾稍有销磨，时时寄心抗清前线，“中夜常堕旧，伏枕听司晨……手勒大明字，悲凉思故君”（上引《和述酒》）；连梦中还见到朱元璋亲自授予自己三尺剑，鼓励自己去抗清杀敌。其不亡故国，企盼恢复的心情跃然纸上。“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旧痕”（陆游《关山月》）！
（六）卜居快园：“但恨《石匮书》，此生修不足”
四年多的逃难生活，一方面使张岱备尝了生活的极度艰辛与痛苦，同时也磨练了他坚强无比的生命意志，更加强了他对历史和人生的理解深度。迁居不停、常至断炊的这年，是他一生物质生活奇苦的年，同时又是感情最为激越、文史才华得到天才极致发挥的几年。这期间，他整理完旧稿《四书遇》；而《石匮书》中最感人的篇章和散文杰作《陶庵梦忆》也恰写于这极不平凡的岁月里。“诗人遭乱称作手，杜老天宝剑门走”（《张子诗秕·读陆放翁〈剑南集〉》），“历史不幸史家幸”，“悲愤出诗人”，信哉斯言！
张岱在项王里大约住了两年。大约在1649年夏，他移居到了城郊的快园。快园位于龙山后麓，“为御史大夫五云韩公别业”，其婿诸公旦“改为精舍，读书其中”，因韩五云称诸公旦为快婿，（故名《琅文集》卷二《快园记》。）。祁彪佳《越中名园记》说：“登龙山之阴，见竹木交荫，知为公旦诸君之快园。小径委迤，方塘澄澈，堂与轩、与楼，皆面池而幽敞，各极其致。”（《祁彪佳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第185页。）张岱将这个废园租赁下来，略加修葺，在这里定居下来。《快园十章》序云：“己丑九月，僦居快园，葺茅编茨，居然园也，诗以志之。”
张家为越中鼎鼎望族，名园别业，通布绍兴城里及郊区，现在所知的就有日筠芝亭（张汝懋建）、石介园（张汝霖建）、苍霞谷（张耀芳建）、万玉山房（张元忭建）、不二斋（张元忭建、张岱改建）、众香园（张耀芳建）、表胜庵（张汝霖建）、镜波馆（张天复建）、天瓦山房（张汝霖建）、朗园（张岱建）等十馀处《祁彪佳集·越中名园记》。国变后，这些名园或被侵占改建，或被毁弃，早已荡然无存。《快园十章》其一云：於惟国破，名园如毁。虽则如毁，意犹楚楚。薄言葺之，诛茅补垒。若曰园也，余岂敢尔！诗的寄慨是很深的：连这样一个破败的住处，亦非自己所有，而是“僦居”——即租借别人的！
张岱避难越王峥时，尚携一子一奴相随《避兵越王峥留别明远上人》：“一子又一奴，竟夺三僧食。”。卜居快园以后，家人虽团聚在一起了，但奴仆全部走散《和有会而作》：“乱来家愈之，老至更长饥……奴仆褰裳去，妻孥长作悲。”《和挽歌辞》其二：“奴仆各自散，若敖悲异乡。”，家庭已彻底破产。五十三岁的老翁，已完全靠体力劳动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和有会而作》说：“近稍力耕凿，田间有秉遗。喜此偶延伫，每携明月归。但愿岁时熟，丈人是吾师。”由昔日的锦衣玉食，顿然沦为日日为温饱奔走而又力不从心，其间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其诗集中许多作品，于卜居快园时贫困至极的生活有较详细的描述。
《见日铸佳茶，不能买，嗅之而已》作于1650年：“余经丧乱馀，断饮已四祀。庚寅三月间，不图复见此。瀹水辨枪旗，色香一何似。盈斤索千钱，囊涩止空纸。转展更踌躇，攘臂走阶址。意殊不能割，嗅之而已矣。嗟余家已亡，虽生亦如死……”手稿本《琅文集》（黄裳藏）。日铸茶本是张岱招募歙县人参照松萝制法制作而使之“哄传如市”的（《陶庵梦忆》卷三“兰雪茶”。），他也每每为自己精于茶道自喜，在《张子文秕》及《陶庵梦忆》中曾屡屡言及。然世事沧桑，如今在市上偶见此佳茶，无力购买，只能嗅之而罢。足见其时他已真正家徒四壁了。
这种困窘的生活一直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因为他这时连户籍也没有了。1654年清政府清查户籍，他没有户籍，事实上成了流民（编氓）《琅文集》有《甲午年定图，余以无出籍》诗一首，诗中有“自今是编氓”句（黄裳藏）。没有田产，加上自己年老，子女又多，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甲午（1654）乙未（1655）前后，乃至经常饿饭。1654年8月25日为张岱58岁初度，所作《甲午初度，是日饿》诗中有“饿亦寻常事，尤于是日奇”之句；作于同一年的《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一诗更具体言及当时的生活情形：
我年未至耆，落魄亦不久。奄忽数年间，居然成老叟。自经丧乱馀，家亡徒赤手。恨我儿女多，中年又丧偶。七女嫁其三，六儿两有妇。四孙又一笄，计口十八九。三餐尚二粥，日食米一斗。昔有负郭田，今不存半亩。败屋两三楹，阶前一株柳。二妾老如猿，仅可操井臼。呼米又呼柴，日作狮子吼。日出不得晡，未明先起走。如是十一年，言之只自丑。稍欲出门交，辄恐丧所守。宁使断其炊，取予不敢苟。寒暑一敝衣，捉襟露其肘。嗫嚅与人言，自觉面皮厚。大儿走四方，仅供糊其口。次儿名读书，清馋只好酒。三儿惟嬉游，性命在朋友。四儿好志气，大言不怩忸。二稚更善啼，牵衣索菱藕。老人筋力衰，知有来年否？儿辈慕功名，撇我若敝帚。持此一管笔，思入麟凤薮。阿堵与荐剡，均非尔所有。不若且归来，父子得聚首。（《张子诗秕》卷二。）
王雨谦评此诗，谓“字字逼真陶渊明……诗至此，乃不易到”。实际上，张岱当时的处境比之陶渊明还要潦倒并难堪得多：因为他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以蔑视权贵、鄙薄“心为形役”而致贫穷，而在于，鼎革虽已十年，但新建立的满清王朝以及为这个王朝奔走的新权贵们，压根儿就是他势不两立的敌人。持世稍有不慎，就会丧失自己的政治原则和操守（“稍欲出门交，辄恐丧所守。宁使断其炊，取予不敢苟。”）中国历史上遗世独立之士不乏其人，而以易代之际，特别是处于被异族亡国的情势下做遗民最为艰难，张岱就是其中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田园被新贵们霸占了，尚只是其一；最令人难堪的是：晚一辈人，他们在国变时尚处髻龄，对亡国之痛的感受远没有老一辈深切，新政权开科取士，他们耐不住清贫，也跃跃欲试。诫之者谆谆：“岂有西山裔，还来徒啜哺？”《张子诗秕·甲午次儿下第归二首》其一。这对张岱又是何等悲哀的事！好在不久次儿就落第归来，他转忧为喜，劝慰儿子：“尔或思争气，予愿不动心。故园松菊在，对此一开襟。”《张子诗秕·甲午次儿下第归二首》其二。
“世乱之后，世间人品心术，如五脏之内无不露出真情，无不显出真面。余谓此是上天掉下一块大金石。”张岱《快园道古》卷四。历尽沧桑巨变之后的张岱，正是经过这“试金石”试过的一块“顽石”。他胸襟开阔，生活的艰难非但没有压倒他，反使他更加坚强，更具使命感。他卜居快园，“开卷独得，闭户自精”（《张子诗秕·快园十章》之七。），过着清贫的隐居著述生活：“伊余怀人，客到则喜。园果园蔬，不出三簋。何以燕之？雪芽禊水。何以娱之？佛书《心史》。”同上其八。“身无长物，惟有琴书。再则瓶粟，再则败。意偶不属，纳屦去矣；敢以吾爱同上其十。而曰吾庐。”闭户隐居，但并未心如止水。他一方面与金堡、李长祥等人暗中联络，为“中兴”故国做最后的努力；同时集中精力，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寄托了其全部生命意识的文化学术事业。这时他仍在不倦地从事《石匮书》的写作和修订。国破家亡之后修撰国史，宋元之际的文天祥、谢枋得一类人物无疑最能引自己情感上的强烈共鸣。1653年8月，他为搜集修史材料，曾专程到江西，凭吊文天祥、谢枋得故里。他在《石匮书后集》中深有感触地说：“余上三衢，入广信，所过州县，一城之中但茅屋数间，馀皆蓬蒿荆棘，见之堕泪。讯问遗老，具言兵燹之后，反复再三，江西士大夫响应金、王，株连殆尽，言之可悯。及至信州，见立砦死守者尚有数十馀处，而乡村百姓，强半戴发；缙绅先生，间有存者，皆隐匿山林，不见当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应试。鼎革已十载，雒邑顽民，犹有故主之思。舍此以往，天下所无也。总之千古节义，多出于江西庐陵、广信：垂范不远，木本水源，感发有自，不其然哉！”《石匮书后集》卷四十六。
在至为艰难的物质条件下，经过辛勤努力，张岱终于在1654年初步完成了煌煌巨著《石匮书》。这部明代传纪体通史，起自洪武，迄于天启。凡三百馀万字，整整花去了作者二十七年时间，“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石匮书自序》），仅直接参考的材料就达二百馀种（见上海图书馆藏抄本所附文献书目）。国变后又经过十馀年的反复沉潜“研究”，对有明一代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对明代亡国的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成为诸多私家明代史中体例最完备、充分体现出作者卓越史识的一部名著。
张岱的进一步努力是写出崇祯一朝及南明的历史。当初开始写《石匮书》时，未涉及崇祯一朝，固是因为材料缺乏，没有《实录》可据；但明代之亡虽在1644年，然在启、祯之际，早已露出彻底衰败之相，对此，张岱有过明确的论述。如何平心评价自己亲历的崇祯一朝的史事，作出自己的判断，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更加明晰。同时，清初前十几年，南明诸政权领导的抗清斗争，尚在继续，西南一隅，仍是故国遗明企望中兴之所在，这恐怕是张岱续修《石匮书》迟迟才动笔以及他决定到杭州一行的原因。
张岱六十一岁那年即1657年，曾往杭州住了大约一年时间。这次他是应谷泰之聘到杭州参加修撰《明史纪事本末》的。从已有的材料看，这是张岱国变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清人统治下的社会发生接触。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别号霖苍，顺天府丰润县人。顺治四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顺治十三年（1656）以户部郎中提督浙江学政，莅位后，即设书舍于西湖畔，署“谷霖苍著书处”，主编《明史纪事本末》。作为史学家的张岱，当时在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谷氏到浙江，寻访蓍旧帮助著书，张岱无疑是第一批被物色礼聘的对象。而张岱因要完成《石匮书后集》，也很希望利用谷氏所搜集到的大量崇祯朝史料，如实录、起居注和邸报之类。尽管这是一项纯文化工作，谷氏作《纪事本未》也是作为个人著作而非代表官方，张岱一开始思想上仍然颇有顾虑，没有及时应聘。经过反复考虑后，直到次年（1657）才到杭州。《西湖梦寻》自序云：“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丁酉即指1657年这一次。
张岱到杭州助谷氏修撰《明史纪事本末》，同时利用谷氏收集到的大量史料，自己写作《石匮书后集》，这见于他在杭州期间写给知友周懋谷（戬伯）的信：
……弟向修明书（《石匮书》），止至天启，以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六朝章奏，闯贼之乱尽化灰烬；草野私书，又非信史，是以迟迟以待定论。今幸逢谷霖苍文宗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朝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行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馀卷，悉送文几，祈著丹铅，以终厥役。弟盖以先帝鼎升之时，遂为明亡之日，并不一字载及弘光，更无一言牵连昭代，兄可任意较雠，无庸疑虑也。专此奉恳，伏望垂俞。（《张子文秕》卷三。）
这封信对获得崇祯朝史料写作《石匮书后集》的情况有十分明确的说明。周懋谷是张岱的文字至交，1613年两人就相识（见《张子诗秕》卷之三《寿陆癯庵八十》诗）。《石匮书》从起例发凡到定稿，他都始终参与其事，且大部分篇章都经过了他的校订，这些《张子诗秕》及《张子文秕》等多次提到。这封信所言及的《石匮书后集》写作情况之可靠性是无可置疑。
但由于《石匮书》成书后一直密锁深藏，在清初就已很少有人知道其书的具体内容。这样，因为张岱一度参加过《明史纪事本末》的撰写，关于《石匮书》与《本末》之间的关系几百年来却一直成了疑案。最早提出这一点的是邵廷采。他在《明遗民所知传》中说：“山阴张岱……沉淫于有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藏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顺治初，丰润谷应泰提学浙江，修《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其书，岱慨然曰：‘是固当公之。公之谷君，得其人矣。’年七十馀卒。”（《思复堂文集》卷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23页。）温睿临《南疆逸史》更明确地说：“山阴张岱……辑有明一代纪传，既成，名曰《石匮藏书》。丰润谷应泰督学浙江，闻其名，礼聘之，不往。以五百金购其书，（岱）慨然曰：‘是固当公之，谷君知文献者，得其人矣。’岱衣冠揖让，犹见前辈风范。年八十八卒……谷应泰既购张岱纪传，复得（谈）迁《国榷》，因集文士辑《明史纪事本末》，盖两家体裁较他稗史独为完备。”《南疆逸史》列传第三十九《张岱·谈迁传》。温氏的说法源于邵廷采，承继之迹甚明，不赘。事实上，无论是邵廷采还是温睿临，他们都根本没有见过《石匮书》，其所记载与事实大有出入。第一，张岱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著作叫做《石匮藏书》，而是称作《石匮书》，张岱本人的诗作、尺牍以及有关序跋均无一处例外，可以为证。其关系至密的友人王雨谦作《张宗子诗集叙》（写于1660年），亦同。现存此书的抄本，包括张岱的家抄本——凤嬉堂抄本，书名全都作《石匮书》，也无一处例外，当是更有力的证明。足见邵廷采记事时所据的是辗转传闻，根本不知道书的具体情况。关于张岱的生平，其所知亦十分有限。如说张岱“七十馀卒”，实则张岱84岁那年秋天还写了《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序》，末署“八十四岁后学张岱敬书”，作于同年的《朗乞巧录》自序亦署明“庚申（1680）菊月84岁老人古剑张岱书于琅福地”，此书为手稿（今藏国家图书馆），尤能说明问题。温《传》说年88卒，看似指实了，实则所据的是另一传闻，与实际情况不合：张岱卒于1680年冬，至迟1681年春（见拙文《张岱卒年考》《古籍研究》1995年第3期。），没有活到88岁。第二，邵《传》说谷应泰“以五百金购其书”，温《传》说“礼聘之，不往；以五百馀金购其书”，温传显系对邵传的发挥，皆与事实不合，上引张岱《与周戬伯》信可以为证。1657年张岱在杭州住了近一年时间。
这一年里，他在杭州灵隐寺访问了弘光朝曾任户部主事的“族弟”张有誉即具德和尚（《西湖梦寻》卷二“灵隐寺”条。）。张岱在杭州期间，一方面把《石匮书》提供给谷氏参考，并参加撰写《明史纪事本末》，同时利用谷氏收集的资料写作《石匮书后集》，在杭州期间，已成书“数十馀卷”（上引与《周戬伯》信）。后来经过进一步扩充、修改，即成为现存《石匮书后集》的今存《石匮书后集》六十二卷，其中相当一部分亦见于风嬉堂抄本《石匮书》，如卷五十二～五十六，“续一～续四”等且抄本卷数上有改字痕迹，可知张岱当初本无分前，后集之意，《后集》之名当为抄录者根据内容（崇祯朝及在《后集》南明史事）所拟，且少数地方漏辑，如《甘辉列传》中有目无文，《石匮书》中则有之。大体规模。对比一下今存《明史纪事本末》与《石匮书后集》，很容易明了当时张岱参加为谷氏修书的具体情形：张岱参加修书的目的，主要是利用谷氏所藏材料写自己的著作。一稿可以两用时，他就提供一份给谷氏。最显著的例子是见于《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二的《中原群盗列传》和《纪事本末》卷七十五的《中原群盗》，两书正文内容几乎一模一样，从文字风格看，为张岱的手笔无疑。用于《石匮书后集》时，他在前面加入了“总论”一节文字；而用于《纪事本末》时，结尾处则由谷氏加入了“谷应泰曰”一节文字。《纪事本末》卷七十七《张献忠之乱》、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乱》与《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三《盗贼列传》等篇，两书文字也基本相同，叙述风格大体一致，但《后集》显得更简洁一些，有可能是经周戬伯进行了笔削，或是张岱整理全书时做了进一步的修改。
张岱确实受聘助修过《明史纪事本末》，但所谓谷氏以五百金购其书显然不是事实。谷氏修书时，《石匮书》天启朝之前的部分已经成书，张岱在杭州，曾将全书借谷氏参考，是无疑问的。细考两书可以看出，《纪事本末》中有些篇的拟目，如《东林党议》、《争国本》、《三案》等，受《石匮书》中《门户列传》、《顾宪成列传》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很可能列这些篇目就是张岱拟定或建议的，因为明末党争问题是张岱研究的重点之一，而这些篇目的基本观点与张岱相同。但《纪事本末》乃成于众人之手，除张岱外，现在所能考知的就有陆圻、徐倬、张子坛等人，全书所用的材料也相当丰富，《石匮书》只是它的材料来源之一。《本末》全书以八十个专题叙有明一代史事，从体例创设到材料组织，均有自己的特点，足称著作。张岱只是它的主要作者之一。但几百年来，由于极少有人看到《石匮书》原本，邵廷采、温睿临的说法一直相当流行，直到清末，陆以在《冷庐杂识》里还认定谷氏之作是“窃”（张书而成陆以《冷庐杂记》“古人窃书”条。）。现在抄本《石匮书》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为习见之书，下力气比较一下，两书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清楚的，并不存在“窃书”问题。这一点必须澄清。
张岱在杭州待了一年后，仍回到绍兴快园。这时家境更加窘迫，主要是因为人口多，生活无着。诗集中《看蚕》、《种鱼》、《舂米》与《仲儿分爨》诸诗都较细致地记述了这一段时间的生活。
《仲儿分爨》云：
余当兵火馀，自分死沟洫。不料有此生，贫困遂已极。上无片瓦存，下无一锥立。流徙未能安，饥馑又相值。家口二十三，何所取衣食？山厨长断炊，一日两接淅……原来十几口人时，已经常为一家人吃饭发愁，这时仲儿已娶妻生子，仅小家就有五六口人，仍是靠老人生活，而缺乏起码的经济来源：“秋来无寸丝，空房叫促织。”且“柴米少不周，诟谇到我侧”，弄得“老人无计施，日夜自煎逼”（《张子诗秕》卷三。）。他觉得如果一直靠体力不济的自己独自一人撑持下去，“沉沦结一团，一人不得出”，遇到风浪，免不了舟覆人溺。他劝儿子暂时分家，“撑距出逆流，大家拯此厄”（《张子诗秕》卷三。）。他学着养蚕，但无钱买桑叶，弄得“人饥蚕又饿，辗转在庭除”，结果仍是东挪西借，“剜肉而割股，那可救其饥”（《看蚕》）？而“嗷嗷十余口，早晚正断炊。”《张子诗秕》卷三《看蚕》。又试着养鱼，买了上千尾鲵鱼苗放进水塘，“畜之未十日，乃曰需草苴”，只得典衣买舟，花钱请人打草：“万钱募一老，头秃背且佝。日食一升饭，酌酒满其盂。打草不盈担，强半是菱渠”。费了许多力，不但一无所得，反而贴进了许多，最后弄得“夏粮遂不足，山厨竟断炊”（《种鱼》）。
张岱毕竟是令人敬佩的生活强者。沉重的家累，艰难生活的煎逼，没有使他精神消沉下去，仍然活得十分“顽倔”坚强。1663年，他已六十七岁，写于这一年的《舂米》和大约写于同时的《担粪》，都直接以劳动为题材。与中国诗史上数不清的赞美“躬耕”或悯农诗不同，诗中所记录的完全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的心情与体会。他生长于钟鸣鼎食之家，一向不知稼穑之艰难，当年“米在廪中，百口丛我食。奴仆数十人，殷勤伺我侧。举案进饔食，庖人望颜色。喜则各欣然，怒则长戚戚”。现在则一切均靠自己亲自动手，而且子女等米疗饥，自己舂米，“连下数十舂，气喘不能吸”，才真正体会到体力劳动原非易事，为自己小时候不知体力劳动之苦而惭愧：“自恨少年时，杵臼全不识。”因而希望儿辈培养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回顾小儿曹，劳苦正当习”（《舂米》）《张子诗秕》卷三。）。以一个普通体力劳动者的身份亲自劳作，使自己的情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视担粪为畏途，到欣赏“窗下南瓜荣，堂前茄树嫩”，甚至发出“日久粪自香，为农复何恨”的由衷感叹。这种发自内心的深层情感变化是一般赞美“躬耕”作品中所绝难找到的。
隐居山野、时时为生活奔忙的张岱时刻仍关注着抗清事业的发展。一直到清康熙元年（1662）四月，处于南天一隅的永历帝遇害了，他念兹在兹的“中兴有日定还车”的幻想已彻底破灭。痛苦之馀，他再次开始潜心研究《易经》，希望从中寻求历史治乱之轨迹。
1665年，他已六十九岁。白首回顾人生，不禁感慨万千。他写下了被人称为“东方《忏悔录》”的传世名文《自为墓志铭》：
……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余亦效颦为之……铭曰：穷石崇，斗金谷。盲卞和，献荆玉。老廉颇，战涿鹿。膺龙门，开史局。谗东坡，饿孤竹。五大夫，焉肯自鬻。空学陶潜，枉希梅福。必也寻三外野人（案，指《心史》作者郑有思），方晓我之衷曲。《张子文秕》卷五。
悠悠忽忽，甲申以后，张岱在不可言状的艰难窘迫中已度过了整整二十一个春秋。这篇墓志铭，是作者历经人世沧桑巨变之后对自己一生的自我总结。他充分表露了自己从一个生于伐阅世家的纨绔子弟到堕入生活最底层过程的思想历程。“七不可解”——贵贱紊、贫富殊、文武错、尊卑溷、宽猛背、缓急谬、智愚杂，这种种矛盾，正是历经巨变后在特殊文化背景下新旧传统、雅俗文化相互交织而形成的张岱奇特人生性格概括而具体入微的真实写照。
此时的张岱已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古今）义烈传》、《琅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陶庵）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这些著作少数已经亡佚，但主要著作如《石匮书》、《古今义烈传》、《四书遇》、《琅文集》、《西湖梦寻》、《陶庵梦忆》、《史阙》、《快园道古》等均以抄本或稿本形式较完整地流传下来。其中《琅文集》1665年以后续有增补今存《张子文秕》收有1665年以后之文多篇，（如《越山五佚记》写于1674年，《快园记》写于1669年，《古兰亭辩》、《癸丑兰亭修禊序》写于1673年，《白衣观音赞》写于1678年。），《石匮书》也陆续作了进一步的修订《石匮书》始作于1629年，《张子文秕》卷八《与李砚翁》称此书“笔四十馀载”，可见1669年前后仍在进一步从事修改。从现存传本情况看，作者逝世前一直在补充、修改此书，少数地方体例最后亦尚未能完全统一（如十馀卷尚缺“总论”）。《石匮书后集》大部分篇章也基本定稿。其修有明一代国史的宏愿终于在入清后期待恢复、衣食不继的艰难岁月中终于初步完成了。
（七）晚年隐居岁月
70年代的张岱，已年届古稀，其时他与外界的往来更少了。“间策杖入市，市人有不识其姓氏者”（见砚云甲编本佚名《陶庵梦忆》序），所与往来者，仅鲁云谷、王雨谦（原名佐）、周懋谷（戬伯）、陆癯庵、周懋明、徐沁、祁佳等数人而已。他们都是张岱幼年时代的朋友，又同住绍兴城；友情自少至耄耋不衰。他们以故国遗民气节相尚，入清以后都一直过隐居生活，与张岱走着几乎相同的人生道路。但余增远、周懋明、鲁云谷三人均于1670年同年去世，张岱分别为他们写了《传》和《墓志铭》，语至哀痛。知友的相继零落，使张岱在心灵深处充满了更大的孤独和苍凉感。
张岱进入晚年最重要的著述是在徐沁协助下辑纂《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徐沁，一名若耶，绍兴人，号野公，一号镜曲花农，徐渭之孙，诗人、画家兼艺术鉴赏家，著有《香草吟》、《越书小纂》、《楚游录》及谈艺著作《明画录》等。他与徐沁挨户登门祈求越中先贤遗像约始于1669～1670年间。《于越三不朽图赞序》云：“余少好纂述国朝典故，见吾越大老之立德、立功、立言以三不朽垂世者，多有其人，追想仪容，不胜仰慕。遂与野公徐子沿门祈请，汇成一集，以付枣梨，供之塾堂，朝夕礼拜，开卷晤对……诸贤裔鉴其诚，而慨然许之，或千里而惠寄一像，或数载而未获一图，积月累时，遂完斯帙。”《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光绪刻本卷首。这项工作前后做了约十年，直到1680年他逝世前不久才完稿、付刻，时作者已84岁，书刻成“甫半”而即遽尔逝世（乾隆刻本陈仲谋跋），后来由他外孙陈仲谋刻成全书。这部书是他史学著述事业的一部分，表彰爱国忠烈仍是全书的基本主题。
晚年，张岱还写了一本小书《朗乞巧录》，辑录古今哲人智士的隽言妙语，颇可见作者情趣。序中说：“余生来愚拙，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凡见人有智慧之事、智慧之言，心窃慕之，不能效法。曾闻人言：牛女星旁，有一星名朗，男子于冬夜祀之，得好智慧。故作《乞巧》一编，朝夕弦诵，以祈朗。倘得邀惠慧星，启我愚蒙，稍窥万一，以济时艰，虽不能传灯钻锐以大展光明，囊萤映雪，藉彼微茫闪烁，以掩映读书，徼幸多矣。”这是书名的由来，序写于1680年秋作者逝世前数月，书亦未及刻板，手稿今存国家图书馆。
70岁以后的张岱，虽然依旧相当清贫，时有“裘蔽难遮肋”（《己未元旦》）之叹，但随着儿女渐次长大，相对于甲申（1644）国变至60年代中期这二十馀年经常衣食不继，生活状况总算稍有好转。心情好时，他也偶尔与亲朋出游。如禹王庙重修，他曾同曾益、朱胜之、林叔含、魏子煌等遗民一道谒祠曾益《禹庙后璧画梅花歌并序》（《嘉庆山阴县志·文苑》下）。（又，商盘《越风》亦录有此诗。）。1673年值兰亭修禊的癸丑年，二弟张陛（字登子）恰自富阳归来，张岱陪他游了兰亭，并写有《癸丑兰亭修禊序》、《癸丑暮春兰亭后集，寻得旧址，有作四首》等纪游诗文。这次同游的还有周戬伯、陆癯庵二人，他们与张岱订交恰是六十年前的癸丑年（1613）兰亭修禊之时。第二年，又游了越中五山（曹山、吼山、怪山、黄琢山、峨眉山），也写有纪游文。更使他高兴的是，儿子张（字式宣）体贴他喜爱佳山水的雅好，因住在水乡，准备为他造一只小划船，使他能倘徉于千山万壑之间，俾能增加一点生活乐趣（《张子诗秕》卷四《儿许造一小划船，徜徉千崖万壑之间，为老人终焉之计，先以志喜三首》。）。
张岱的学术地位也一直受到地方蓍旧尊重。康熙十一年（1672），会稽修《会稽县志》，当局礼聘他担任主修。由这样一位著名史学家任主修，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况且他的高祖张天复、曾祖张元忭曾相继主修过《绍兴府志》、《会稽县志》和《山阴县志》。但他对这件事意绪淡漠，一再辞谢。这一则是因为修志虽是文化事业，但因为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带有官方色彩，他作为遗民，不愿为新王朝统治下的官府做事张岱在出处问题上一向十分慎重。如谷应泰聘他合修《明史纪事本末》，他虽犹豫过，但终于去工作过一年。因为谷氏虽是清朝官吏，但《纪事本末》为私人著述，并不代表官方。而康熙十八年（1679）（毛奇龄作《寄张岱乞史书》，请他将《石匮书》抄寄明史馆，即为他断然拒绝。）。同时，志局中的情况也使他颇为失望：稿子成自众手，水平不一，体例驳杂。他一辞再辞，仍未获允，遂勉强在史局中呆了几个月，仅为全书起草了“凡例”，没有过问具体事项。其《与张噩仍》书云：
不肖以废弃陈人，株守泉石，并不与闻户外之事，而郡县不知何所见闻，仍以《会稽志》事相属。不肖辞让再三，不得俞允。正在踌躇，赖有宗兄肯毅然任事，不吝糗，纠集多人，抄写录，兼之对神立誓，决不受一钱，决不啜人杯酒，真使游、夏不能赞助一辞。不肖在局，亦仅可坐啸画诺，饮酒食肉而已。故于《凡例》之外，不敢多赘一字，盖至慎也。卷首书名，自当以宗兄为首事纂修，不肖列名校阅，亦邀幸甚矣。不晓当事何意，又以贱名纂列兄前，而并不用兄原本，乃属董兄舜邻，倒颠错乱……《张子文秕》卷八。
张噩仍，名文成，会稽人。“夙负史才……朴茂寡言，对人和煦。若以非议相干，则侃侃不屈。”《道光会稽县志稿》第三册《张文成传》，民国排印本。张岱与他意气相投，《会稽县志》的人物志部分由他起草，但董钦德（字舜邻）改订时却改用了别人“挂一漏万，留三增七”的稿子。这使张岱“心中愤懑”，但又无可奈何，曾要求当事者修改重刻。张岱对张噩仍“字挟冰霜”、“不肯稍为曲笔”的史法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张噩仍死后，其所作（《公祭张噩仍文》《张子文秕》卷十五。），对张噩仍的为人为学做了相当高的评价，语至哀切，极为感人，将他视为富有正义感的献身学术文化事业之同道知己。
耄耋之年的张岱，虽历尽沧桑变故，但仍不改其赤子之心和幽默天性。其《自题小像》云：“功名邪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执著、自信而又那么洒脱、幽默。
《蝶庵题像》同样亦庄亦谐，尤可见老人晚年风致：
嗟此一老，背鲐发鹤。气备四时，胸藏五岳。禅既懒参，仙亦不学。八十一年，穷愁卓荦。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沉醉方醒，恶梦始觉。忠孝两亏，仰愧俯怍。聚铁如山，铸一大错。《张子文秕》卷十三。
从为人到为文，晚年张岱真堪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特别是他那分充满“大智慧”的理性精神和天才极致的高级幽默，在文章中结合得水乳交溶，不可学步，令人叹为观止详本文第五章。他大起大落、奇特坎坷的漫长人生经历，令人慨然钦佩，也令人扼腕感喟。他老于忧患、死于忧患，所留下来的近千万字的著作，大多写于国变以后，寄慨十分深远，融进了自己对社会人生和历史的深刻思考，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珍重。
1680年为清康熙十九年，岁次庚申。这年八月，张岱可能是感到来日无多，便为他最后两部著作写好了自序准备托友人刊刻。《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自序末署“庚申八月明后学张岱敬书”，《朗乞巧录》自序则暑“庚申用八月菊日八十四岁老人古剑张岱书于琅福地”。此时离甲申鼎革已整整36年了。张岱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清朝国民，而是“明人”，临死也要特地在著作中特地申明！大约就在这年年底，《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还未刻到一半的时候，张岱这位“顽民”溘然长逝了。
1647年，张岱避兵项王里时，已在项王里鸡头山上看好墓地。项王里相传是当年项羽为反抗暴秦、积蓄军事力量的栖兵之地。这位失败的英雄，一直是张岱崇敬的对象。“天意存三户，兵书敌万人。英雄成草创，像魏寄松根。”（《项王祠诗》）项羽当年反抗暴秦正和自己在清人虐政下的顽强抗争可攀上同调。张岱曾想像的墓地是：
郊外有一小山，石骨棱砺，上多筠篁，偃伏园内。余欲造厂，堂东西向，前后轩之，后垒一石坪，植黄山松数棵，奇石峡之……缘山以北，精舍小房，绌屈蜿蜒，有古木，有层崖，有小涧，有幽篁，节节有致。山尽有佳穴，造生圹，俟陶庵蜕焉，碑曰“呜呼有明陶庵张长公之圹。”圹左有空地亩许，架一草庵，供佛，供陶庵像，迎僧住之奉香火……门临大河，小楼翼之，可看炉峰、敬亭诸山。楼下门之，匾曰“琅福地”。《陶庵梦忆》卷八《琅福地》。
张岱性爱佳山水，希望死后也能处在这样一个山环水绕的幽雅有如仙境之地：“松石奇古，杂以名花……积书满架，开卷视之，多蝌蚪、鸟迹、霹雳篆文”（《陶庵梦忆》卷八《琅福地》。），且“门临大河，小楼翼之，可看炉峰，敬亭诸山。”可惜张家早已零落，他设想的合张华、陶渊明居处于一体的“福地”只可能存在于梦中。他的晚年著述多于末尾署明“于琅福地”，乃有意解嘲：所谓“福地”云者，就是租来的废园——快园。正如他与友人陆德先开玩笑时所言：“昔人有言：‘孔子何阙，乃居阙里。’兄极臭，而住香桥；弟极苦，而住快园。世间事，名不副实，大率类此！”墓碑上由“史学知己”李长祥题写的“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几个字李长祥（研斋）题圹事，（见《自为墓志铭》。），表明他至死不忘故国，而以史学事业为一生心志所寄。惜乎时代久远，李长祥所题墓碑也早已不可得见了。
张岱的直系亲属情况不十分清楚。夫人刘氏，未见于张岱本人文字记载，但据上海图书馆藏《永澄刘氏家谱》，知其为曾任广西布政使的刘毅（字健甫，1559—1630）之子刘世谷次女《永澄刘氏家谱·年表初编》：“刘毅，字健甫……官至广西布政使。配董氏。一子世谷。世谷……字宗善，号桂林，县学生。配王氏……二女：长适胡应达，庠生；次适张岱，庠生。”。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中提到张氏群从辈有张卿子、张介子、张平子、张登子四人。介子名萼，又字燕客，张岱二叔张联芳（尔葆）之子，张岱曾将他写入《五异人传》。卿子亦为叔伯兄弟。胞弟三人：张平子，失其名，自幼与张岱关系密切，1616年与张岱一同师从王侣俄学琴（《陶庵梦忆·绍兴琴派》。），1624年，又同在岣嵝山房读书七个月（《陶庵梦忆·岣嵝山房》。）。他长于度曲，有传奇剧本传世；张登子，名陛，“号不隐，明末曾官福建延平府同知”（商盘编《越风》张陛小传。）。他分家后曾较长时间寓居富阳，那里张家有庄园和田产，国变后张岱还去看过他，晚年才回绍兴居住。他能诗擅文，并有经世之才，“陈子龙以国士目之”（《山阴县志稿》本传）。著有《救荒事宜》（见《四库存目丛书》）等。诗文集已佚。入清后亦以遗民自处，拒不为官。抗清失败后，亦深研佛法，与金堡等人来往密切《越风》卷一录有其《春日和淡归师（金堡）原韵》诗一首：“羡君高隐雪山岑，静坐蒲团道论深。力谏当年呈宝鉴，清音今日布黄金。乾坤不改山河影，岁月尝悬箕尾心。步履空廓聊问法，愿依狮象听龙吟。”（金保《遍行堂集》内亦有赠登子诗多首。）。幼弟张岷，字山名，与张岱最为亲密。他能诗善文，精于书画，在国子监时，深得姜曰广、赵维寰器重。“恂恂示人以朴，而胸中有大经济”（《张子文秕·山名弟墓志铭》）。史可法守淮扬，曾遣官礼聘，授军前赞画，见国事不可为，坚辞不肯处任，屏迹深山隐居。他敦于兄弟亲情，事兄如父，给了晚年张岱很大的心灵安慰。
张岱生有四子七女，但具体情况都不大清楚。其中一子名，字式宣，张岱于诗中称为儿。张岱死后四十年，他将《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尚未刻成的五十幅图像交给中表陈仲谋，刻成全书。一字名镳，1646年9月方国安迫张岱出山就职并逼勒助饷时，曾将他捉出为质（《陶庵梦忆·祁世培》条，娄如松笺注本，香港天马图书公司2001年版，第182页。）。
张岱身后是萧条的。他誓不仕清，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而其在文化事业上的巨大建树与身后的萧条、寂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真金子，终究是会发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