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两岸，一辆辆“强生”出租车，风驰电掣般地穿梭来往于大街小巷。这是现名为“强生”的上海出租汽车公司在营运中。人们在慨叹展示“城市流动形象”的上海强生出租汽车公司新时代风采的同时，不禁想起它的前身，那就是六七十年前称雄上海滩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其创始人周祥生传奇式的经历和卓越的经营才能，至今仍让人回味无穷。
独身闯沪钟爱出租业1895年9月，周祥生出生于浙江省定海县南门外周口店一户贫寒的农民家里。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中国农民一样，他家以耕田种地为生，生活拮据。
周祥生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个孩子，为了这个本已人口多、穷困交加的家庭能够远灾免祸，太平度日，也为了期望新生的儿子能有个美好幸福的未来，父亲周贵世用“锡杖撬开地狱门”的前两个字为他取名为“锡杖”，意思是：希望让他今后能从此一改贫困，光大门楣。这个名字后来几经更改，直到一名熟悉的外国友人给他取了英文名字Johnson，当周祥生正在筹备开张的车行也需要一个名号时，才根据John_son的音译，给自己取了“祥生”之名，继而又用它作了车行的名号。然而，谁能料想得到，就是这个用英文译音随意而改的名字，不但在当时的上海汽车业掀起了滔天巨浪，而且在整个民营资本家的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07年，只读了三年私塾的周祥生因家庭困难被迫辍学了。为了帮助父亲养家糊口，年仅12岁的他背着一个包袱，夹了一把雨伞到上海投奔亲戚，开始了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生活。
一到上海，他的姑姑看着他瘦弱矮小的身子，连连摇着头说：“介小的人，有啥事体好做？”（上海方言）经多方努力，周祥生还是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户葡萄牙人家里做打杂的帮工，工作是买菜、帮厨、擦车、修理花园、打扫卫生之类。每天，周祥生都被东家指使得团团转，常常忙得上气不接下气。可就是如此辛苦、片刻不得闲的劳作，周薪却只有可怜的1元钱！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周祥生实在吃不消了，又在石牌楼（今淮海中路尚贤坊）的一家小店里做杂工。可惜时间不长，这家小店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无计可施的他只得在一个法侨开设的月南楼饭馆做学徒，在这里他一做就是整整三年。1912年他的命运终于出现了稍许的转机。周祥生通过在理查饭店（今浦江饭店）餐厅部当领班的姑夫许廷佑介绍，进入该饭店做了一名侍应生。一次，许廷佑因为与同事发生激烈冲突，被老板炒了鱿鱼，周祥生也受到牵连被辞退，暂时来到了卡尔登咖啡馆打工。但很快地，许廷佑为了寻回一口气，又集资开设了一家新理查饭店，与老理查饭店较劲。周祥生自然也回到了姑夫开设的饭店，并且由于亲戚的关系，很快升任领班。这时，周祥生的生活才逐渐安定了下来。
就这样，周祥生从1907年离乡到上海谋生起，在各种大大小小的饭店里服务了十余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在与洋人们的交往中练就了一口熟练的英语，而且也大大开阔了视野，增长了阅历。特别是他在理查饭店做侍应生时，理查饭店的转角处有个出租车停泊的“锚地”，每当豪客阔佬们酒足饭饱，站起身子来要雇车的时候，周祥生就会殷勤地跑过去叫车过来；一来二去，他就和那些车主、司机们混得很熟悉了。司机们都很喜欢这位能带给他们生意的聪明伶俐的小伙子，便什么话都跟他说。这样，周祥生不久就很了解汽车出租业务，进而，他渐渐对于“独来独往，天马行空”的出租行当喜欢上了，并产生浓厚的兴趣，内心十分的向往。
此时，他多么想买一辆汽车做出租生意啊！
天赐良机赊车工业1919年底，周祥生因为一件生活琐事，与许廷佑家人发生了冲突，盛怒之下的许母执意要赶周祥生走。此时少年气盛的周祥生已非昔日可比，他再也不愿甘心过寄人篱下、看人眼色的日子了，决意自谋生路，发誓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首先，他想到的就是出租汽车业。然而，要干出租，前提得要有自己的车子，这对于几乎没有什么积蓄的周祥生来说，简直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周祥生已经打听过，此时买一辆旧轿车，也要900元左右，首期付款至少也得600元。上哪里去弄这么多的本钱呢？
正当周祥生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无计可施之际，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次意外的遭遇，使他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那天，周祥生乘黄包车出门，走到半路时，拉他的车夫看到前面一辆黄包车的车夫捡到了一个沉甸甸的黑皮包，正在打开察看，于是他赶紧把自己的车子停在路边，走上去说：“这皮包是我们先生失落的，请还给我们。”那位车夫先是一愣，继而白了他一眼，嘲讽地说道：“你这位先生真是古怪，你明明跟在我后面走，怎么你家先生的东西竟掉在了前面？难道皮包自己长腿了不成？还不是你看见我捡到了东西眼红，想分一半？”西洋镜一被戳穿，两个车夫顿时大吵了起来，很快发展到相互威胁要到巡捕房解决。
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周祥生此时走了上来，摆摆手，说：“你们别再吵了，声音嚷嚷得这么大，待会儿真把巡捕引了过来，除了被拖到巡捕房里挨一顿臭骂和几个耳光之外，东西还要没收充公，你们谁也别想得到一分一文！”他边说边往前凑了凑，伸出两个指头做了个手势，压低声音说：“这里只有你们两个当事人，有什么问题不好商量解决呢？先看看皮包里是什么。如果是钱，你们一人一半，不就行了吗？”两个车夫一人一半分好后，为了表示对周祥生的好意提醒，各自拿出一扎卢布送给他。
真是天赐良机。周祥生就是这样意外地获得了一份不小的财富。他把卢布拿到银行兑换了500元银元，又向岳母借了100元，凑足600元后，他向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以分期付款的形式，买下了一辆黑龙牌旧轿车，所欠300元两个月付清。他又借用勤路（今峨眉路）一家马车行做停车场。从此，迈开了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初显身手崭露头角筚路蓝缕，开创性的工作总是更加艰辛。周祥生虽然赊到了车，但是毕竟还不会开车，他雇佣了一个司机，由他驾车，自己则负责揽客人兼摇引擎，在虹口和江湾一带做起了抛岗（没有正式行基，驾着汽车沿途招揽顾客）的生意。当时，大车行的架子大，派头足，它们的车子大多出入于市区西部的高级住宅区、外滩洋行、豪华宾馆以及一流的娱乐场所，周祥生的旧篷车只好专拣不起眼的戏院、餐厅、赌场、酒吧和码头等处兜圈子。
那时，上岸来取乐的外国水手很多，又正好碰上快要过圣诞节，这给车行生意带来了必要的外在环境。周祥生在饭店打工做伙计的时候学了不少的“洋泾浜”，外语水平虽然不能说好，但是对付这些外国客人、日常会话不成问题，因而生意特别的好。正巧，周祥生有一位在江湾跑马厅工作的要好朋友，常常送给他一些观赛的赠票，他就把这些赠票送给他的顾客。这样，这些顾客不但成了周祥生固定的老主顾，而且还经常介绍自己的朋友、亲人也来坐他的车子，客源无形中增大了好几倍。周祥生可以说是首战告捷，很快便把购车赊欠的300元全部还清了。
中央汽车公司看到周祥生不仅守信用，而且头脑灵活，经营有方，又赊给他一辆价值1250元的美制汽车，不到三个月，周祥生将欠款又还清了。周祥生的堂弟周锡庆见周祥生经营得如此有声有色，大感兴趣，也主动出资1000元合伙。仅仅两年，周祥生已经拥有了五辆出租汽车。
1923年，周祥生把最初设在鸭绿江路的车行迁到了当时的外轮码头和酒吧集中的武昌路、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口。在一阵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中，他首次亮出了“祥生汽车行”的招牌。这个名字后来响彻了整个上海滩，最终成为现在的“强生”。
周祥生在经营过程中，笃信这样一句颠扑不破的车行生意经：车行靠车客。所以他在就任车行经理后，立即定下了一系列的营业守则，做到：乘车便利，时间经济；随叫随到，毫不迟疑。在正确的经营思想指导下，在精心到位的管理下，在苦心细致的经营下，车行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到了1929年，周祥生的车行已经拥有了二十余辆出租车，并且设立了两个分行，在当时的华商车行中崭露头角。
此时的周祥生在出租业已拥有了一定的影响和实力，因此，在洋商车行发起的“华洋出租汽车联合会”上，他被推选为董事；次年，他又被推选为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业公会会长。然而，周祥生没有被这些荣誉搞得飘飘然，没有忘乎所以，满足于现状，相反，他瞪大了敏锐的双眼，四处搜寻，积极寻找着新的市场契机，渴望谋求更大的发展和飞跃。
巧借东风 大干快行
20世纪3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的风暴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受此影响，经济萧条的欧美各国纷纷寻找海外市场，竞相对外倾销商品，以图摆脱危机。
当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华太公寓（今锦江饭店）驻有人员，专门以预收少量定金的方式大量推销本公司的汽车，以此占领上海市场。同时，举世闻名的美浮石油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俗称“三油”公司）与由光华公司经销石油的前苏联U。P。T公司（俗称“油遍地”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几番较量后，油价大幅度地下跌，每对（两箱）汽油的售价由10元一路下滑到了两元左右，几乎等于白白奉送。而在这一片闹哄哄的汽车和石油竞相降价的情势中，上海出租车行业真可以说是坐收渔翁之利，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在世界经济动荡的年代，谁抓住了时机，谁就会青云直上，祥生车行抓住了这一机会，在整整三年的大好形势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人们常常说：福无双降。可是周祥生是幸运者，好事偏偏又落在了他的头上。他有个朋友叫李宾臣，是新顺记五金号的副经理，此人在五金业长袖善舞，十分熟悉外汇行情。他时常劝周祥生扩大业务，但是资金有限和大风险使得周祥生颇为犹豫。一天，李宾臣匆匆来到车行，一脸严肃地对周祥生说：“可靠消息：外汇牌价最近会上涨，老兄如果想乘机扩大业务，我愿意充当后盾，借你三万两雪花银子。”这一想法，正好与周祥生不谋而合，他们当即决定联袂。
于是，周祥生胆子大了。他先到花旗银行做了押款，然后就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首批定了60辆车子，接着又连定了四批，共计400辆雪佛兰轿车（当时，在上海的美商“云飞车行”最旺盛的时候也只有230辆车），每辆车子付了两成定金，全部用美元结算。事隔不到两个月，美元不断升值，从起先的45.5美元兑换100银元，升到24美元兑换100银元！这样，周祥生定的车子尚未到货，车价无形中就已经涨了近一倍。他看准时机，果断地把末批定的100辆车以略低于通用公司的价格抛出。这样，利用外汇的差价，周祥生凭空赚了一笔数量可观的金钱。
祥生车行以仅有的四十余辆车的规模，一次性地购买400辆车的空前举动，震撼了整个上海出租汽车业。它的名声大振，投资入股者纷至沓来。周祥生再次抓住机会，扩大规模，公开登报招股增资。促成周祥生外汇买卖的老朋友李宾臣率先入股。又经过一系列的紧张筹备，1932年元旦，以祥生车行为原身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正式宣布成立。
公司总额10万元，周祥生名下的股金6.5万元，李宾臣等人的股金3.5万元。李宾臣任董事长，周祥生任总经理，实际掌握着经营权。公司总管理处设在人气极旺、交通便利的北京路西藏路口。祥生汽车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祥生车行开始进入规模化、集团化的经营。
1931年，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外景周祥生龙腾虎跃的一年。
一码万金响彻云霄商场如同战场。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经营者们总会使出浑身解数，以求克敌制胜。当时，出租车行业流行的三种得到客源的方式是：电话叫车，现场揽客，登门叫车。而客户最习惯使用的是电话叫车。因此，各家出租汽车公司都在为如何拥有一个响亮的电话号码大动脑筋。老牌的美商云飞汽车出租公司就挖空心思，搞到了电话号码“30189”，用上海话读起来，谐音就是“三人一杯酒”，这在当时也颇算为新颖别致、较有特色的了。
此时，祥生公司只有原先的“北251”号的电话。周祥生当然不甘心，他凭着商人的精明，意识到一个叫车号码的好坏，直接影响客户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公司在竞争中的地位和发展。为了得到一个客户背得出、记得牢的电话号码，周祥生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关活动。他首先开始用钱开路，打点电话公司主管人员和上上下下有利用价值的职员，给他们送乘车优待票子或者干脆提供无偿服务，甚至包下整座酒店宴请电话公司全体人员，既制造声势炒作自己，又使得电话公司职员特别是主管人员在心理层面上认同祥生公司。当他得知本公司的职员与电话公司营业部主任索雷交情不错时便请他设法与之周旋。直到索雷一次无意中告诉周祥生电话公司可以考虑给他一个“40000”号时，周祥生才如获至宝，他决定先斩后奏：先印好了标有“40000”号的电话号码广告的日历牌，然后再寄送样张给索雷，并告诉他所印的2000张日历牌已经发出去了。索雷先是大吃一惊，但是眼见已无后路可退，只好正式同意给周祥生“40000”号的电话号码，而且允许安装一部自动电话机、200条电话线，但条件是：必须支付1万美元的“买号钱”！眼看这一响彻云霄、落珠般的数字，目光远大的周祥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为了表示对电话公司的报答，周祥生免费送给电话公司印有“40000”祥生广告的精美日历，而索雷和工程师们还常常收到祥生公司送来的乘车代价票。
为了让“40000”电话号码叫响上海滩，周祥生在广告、营销方面着实动了一番脑筋。经过仔细的研究，他发现了一个被大多数人忽视的细节。当时，电话机大多是悬挂在墙壁上使用的，人们一旦接通电话要叫别人来接听的时候，听筒往往无处可放，一不小心还会挂断电话，周祥生注意到这个细节，立即意识到这里孕育着巨大的商机。他立刻请人打制了一种小巧玲珑的金属搁架，在架子上打印上祥生公司的标志和“40000”电话号码，然后派人到处免费安装，前前后后他们共安装了几万只，几乎是有电话的地方就有祥生公司的金属搁架和“40000”，普及率极高。尤其是舞厅、酒店、戏楼、赌场、妓院、赛马场等电话使用频繁的娱乐场所，更是无一遗漏。这样，只要人们一走近电话，就会看到祥生的“40000”，一旦他们需要用车，自然就会打到祥生公司。
虽然祥生公司此举看起来似乎是出钱出力却分文未取，但是他们由此获得的巨大利润远远不是这点小成本所能比拟的，他们的财源滚滚而来。周祥生还进一步大做文，在电话总机上开通“40000”问讯服务，提供天气预报、报时、火车汽车轮船始发时间等服务，一些问讯者在问了车船以后，常常随即要求租车，无形中给公司带来很多生意。
“40000”简明易记，经过一系列的广告宣传，在上海滩上可以说是人人都能耳熟能详了。当时熏日本帝国主义连续发动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全中国人民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加。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情一浪高过一浪。此时，密切注视这一切的周祥生忽然眼睛一亮：40000，四万万，对了，他终于喊出了他心中积蓄多时的话语。公司的“40000”电话号码与当时面对强敌的四万万同胞有惊人的巧合之处，这是他当初买下此号时绝对没有想到的。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经过一番精心设计，祥生公司终于推出了“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中国人请坐中国车”。多么振奋人心的口号，多么美妙的广告词！这一顺应潮流的广告一出，车尾印有“40000”标志的祥生出租汽车顿时变得炙手可热，人们争相乘坐祥生出租车一时间蔚然成风。
“40000”广告词不但表达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救亡中的一片爱国心，而且也大大增加了祥生公司的知名度和营业额。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的同行终于明白了过来，他们纷纷群起效尤，各自施展手腕，向电话公司重新申请号码，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电话大战”。之后，银色车行弄到了30000号，太平搬场公司弄到了90000号，南方汽车公司弄到了8008号……但是，早已先入为主而且市场占有率极高的祥生“40000”就像一串晶莹剔透的珠玑，发着耀眼的光芒，无可替代！
周祥生不但有爱国的口号，也有爱国的行动。193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浴血奋战，全市人民奋勇支援。周祥生也在胶州路转弯的地方，调拨汽车供应军用，负责后方运输工作。当时，周祥生的一位朋友、原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儿子，愿意将停在上海宅第里的两辆装甲车献给十九路军，但苦于无人冒险开到前线。周祥生闻讯后当即挺身而出，愿为抗日效力。一天夜里，他利用特别巡捕的身份亲自驾车，冲破重重哨卡，不辱使命将车子开到了太阳庙前线。他的壮举受到了前线将士的盛赞，张治中将军还接见了他，对此大加赞赏。
两次广告活动的成功，源源不断的生意，使得周祥生充分意识到了广告的威力。自此，他不肯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扩大影响的机会。1932年，公司取得了在上海北站的营业权，他立即就在空地上树起了“祥生”字样的大招牌，使得南来北往的过客一踏上上海的地面，就对祥生公司留下深刻印象。周祥生还特意从报纸上搜索信息，如果看到人家正好碰上婚丧喜庆等，就主动派人联络，提供服务。此外，他还用心策划统一企业形象，司机的制服、帽子，甚至送给老乘客一些纪念品也都跟祥生汽车的颜色、标志一模一样：墨绿色，白底蓝圈的公司标志以及“40000”号码。
灵活调度服务优良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公司规模也日益扩大，要想保持住这种不断发展的态势，就必须要有严密的科学的管理。
在经营过程中，周祥生意识到，出租车业是否能够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是其发达兴旺的关键。为此，他在日常工作中一抓调度，二抓服务，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独特灵活的经营方法和严密的管理制度。
祥生公司有二十多处分行（站）、五十多处代叫处，分布于全市各地，因此，是否能够有效地协调好这各处二百多辆汽车的调度和运行，就直接关系到公司的效益。为此，周祥生在公司专门设置了调度室，每天实行三班倒，24小时昼夜服务。一班四人，每人分管五条电话线，每隔一小时就要听取各分行的停车情况报告，及时了解客流和车辆的行驶情况。调度室对于每一处的情况都非常清楚，只要一接到客人的租车电话，立即可以就近派车，既节省了客人的等车时间，又减少了空放车辆的汽油浪费。待客人下车后，司机必须就近回站，等候下一个派车任务。
为了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周祥生要求员工做到，一旦有客人叫车，就必须在10分钟左右到达，否则就要受罚。他为了检查此规定的落实情况，多次假扮成乘客，同时向祥生、云飞、泰来等车行打电话要求派车，如果先到达的不是祥生，他就会从调度室的接线员开始，一查到底，找出问题出在哪里。周祥生还指令调度室把上海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地区，用五个簿子分别记录五个区的调车情况，一旦这些用户来电叫车，只要报出编号和用车时间，调度室按号一查便可以派车，既方便又迅速，老乘客无不拍手叫好。对于调度室的当班接线员来说，“车子没有”之类的回答语言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
对于司机，周祥生严格要求他们一要热情待客，二要保养好车辆。为了维护好公司的形象和声誉，公司明确规定，凡是乘客遗落在车子上的东西，司机一律要上缴，以便失主找回。否则，一经查出，必将严惩。为了加强司机们“乘车靠乘客”的观念，培养敬岗爱业的精神，周祥生以身作则，只要他在场，不管什么客人乘车，他必定亲自为其开关车门。这一行为，也感动了不少乘客。为了免于弄脏座套并且保养好汽车，公司明文规定，司机不得在客座上坐卧，车辆如果发生事故性损伤，要由司机本人赔偿。为了充分发挥司机的积极性，除了固定性的月工资外，还按照司机的营业额，给予他们一定的提成。
挫败云飞战胜对手上海的出租车行业，在清末民初就有洋商试办。至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滩上洋商车行林立，其中，美国的云飞车行迅速崛起，独占鳌头。而华商车行由于规模不大，资金不足，无法与之抗衡，常常受到百般欺压。早在祥生公司成立之初，云飞就主动联合一批洋商车行组织华洋出租汽车联合会，尽管推举周祥生等为理事，表面上是“联络感情，团结同行”，实际上是探明华商车行的数量以及它们的营业状况。随着祥生“四万万同胞请拨四万号电话”、“中国人请坐中国车”的口号叫响之后，洋商车行的生意日益滑坡。云飞坐不住了。
云飞使出的第一招，就是要上海各车行按照洋商标准统一调高车价。车价低，是华商同洋商竞争的主要手段，这是云飞想给周祥生一个下马威。周当即针锋相对，力陈华商不能提高车价的理由，在争取到华商车行的支持下，一举挫败了云飞的阴谋。云飞并不甘心，又在暗处施放冷箭，故意打一些急如火星的电话，让祥生公司的汽车徒劳往返。有时候，它还利用劳资纠纷，在祥生公司职员间挑拨是非。可是，这些小动作最终都没有奏效。由于祥生公司经营有度，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1937年“八·一三”抗战的炮声一响，云飞的业主戈尔泰无心经营，很快卷着铺盖回国了。
在与洋商明争暗斗的同时，祥生也与华商同行爆发了一次激烈尖锐的竞争。作为上海的门户，北站的旅客络绎不绝，这里也一直是各个车行暗中争夺的焦点。1932年，一直承包北站生意的车行因故与交警发生冲突，车行总经理被扣，释放后他恼羞成怒，以罢工示威。真是天赐良机，在一旁早已虎视眈眈的周祥生抓住这个机会，利用与铁路局局长旧有的关系，主动请缨，双方一拍即合。铁路局不但将原承包车行一并逐出，而且还为祥生出租汽车公司特地营造了一块可以停放300辆车子的停车场，给予它享有直接开到月台的特许权，别家车行只能在车站外围揽客！如此一来，祥生公司不但如虎添翼，一举控制北站的营运权，而且也在同行中取得傲视群雄、无人能与之争锋的“老大”地位。没有多久，祥生公司在北站设立了分行，在面向火车站的那堵墙上，祥生公司的“服务社会，便利交通”的公益广告出现了。
苦心经营风光难再在周祥生的苦心经营下，到了1937年，祥生公司的业务达到鼎盛。拥有汽车370辆，22处分行，八百多名员工，不但击败了称霸上海滩二十余年的洋商云飞车行，在国内同行中也是霸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周祥生却未能够在“大王”的宝座上坐很久。
虽然祥生公司的营业收入很高，但是大部分资金为入股资金，而且各项投资也很大，故而，公司的自有资金一直不足，周祥生以私人住宅和公司财产作抵押的贷款达到几十万元。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形势日益恶化，债主大陆银行沉不住气了，加紧了对祥生公司的逼债。此时，周祥生也意识到战火的临近必将导致业务的委顿，他把150辆汽车以近于新车的价格卖给当时急需车辆的陆军交辎学校，既解决了燃眉之急，又适时地缩小了营运规模，在动荡的年代里，周祥生采取这种应变措施尚属明智。
然而，这件事情却成了他与祥生汽车公司最终分离的导火索。尽管他将售车款项按照公司股份金额的50%比例发还股东，董事会还是指责他刚愎自用，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董事会商量就自作主张。其实，他与董事会内部的裂痕早就出现了。在公司成立不久，各方面投资都很大的时候，周祥生竟然以自己的股单作抵押，抽调仅剩的6500元公司现金建造私宅，使得公司的现金顿时枯竭，引起董事会强烈的不满。后来公司规模扩大了，为了还银行的贷款，他又擅自将公司的汽车以及行基全部抵押给了大陆银团，而未通知董事会，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使得董事会渐渐对他失去了信任。特别是他亲手培养的胞弟周三元，每每与他意见相左，在董事会上常常不顾情面地与他大吵，两人闹得几乎水火不能相容。这些都深深刺痛了周祥生的心。由于种种矛盾激化，1937年10月，伤心透顶的周祥生辞去了祥生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并且把他所有的股权交给公司。为了酬谢他的创业之功，公司每月致送干俸200元，以示纪念。
离开祥生公司后，周祥生携妻带子回到了舟山乡下，以避战乱。闲居两年，他按捺不住无事可做的日子，来到了广州湾，为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他从香港买进10辆卡车，辗转来回于广州、贵州、重庆、昆明一线，广州沦陷后，他退守海防，从事货物运输，兼营卡车买卖。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在抗战中的爱国行动，周祥生被选举为上海参议员。此间，祥生公司在八年战争的动荡环境中惨淡经营，熬了过来，但是元气大伤。公司不少同仁力劝周祥生重返公司，以图再创辉煌，周祥生也很想重整旗鼓，从头收拾旧山河。无奈，周三元没有亲临恳请，生性高傲的周祥生对积怨也不免耿耿于怀，最终没有回到祥生公司，而是另起炉灶，于1946年在襄阳公园对面开办了祥生交通公司。
祥生交通公司拥有卡车和改装吉普车90辆，都是战余物资，专门在十六铺接应码头乘客，承办郊区公园的客货运输和团体包车业务，着实红火了一阵子；只可惜好景不长，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国统区物价飞涨，汽油、汽车配件等成本很高，时常还脱货。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业务无法正常开展，很快陷入如不敷出的局面，苦苦支撑到1948年底，终于陷入绝境，只得宣布停业。周祥生二次创业的梦想就这样破碎了。
解放之初，全国的出租汽车业实行公私合营，周祥生把所有车辆、汽车配件登报拍卖。之后，他曾在华艺旧货店任职，1959年周祥生因体弱多病退职。
1972年2月，这位曾经不凡的上海出租车车业大王病故，享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