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弥留之际，她梦见一条美丽的金鱼被拦腰截成两段……
1986年春节。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家家店铺张灯结彩，购物的人流熙熙攘攘，每个人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离此百米之遥的协和医院ICU抢救病室里，却是一片紧张一片沉寂，只有医疗器械发出轻微的有节奏的声响。病危的丁玲陷入深度昏迷之中，闭着眼睛平躺在病床上，双眉紧蹙，嘴唇嚅动。此时，她正沉浸在一个奇妙的梦境之中：一条金鱼，晃动着尾鳍，在一片清澈的绿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动。那是一条非常美丽的金鱼，全身的鳞片发出金黄色的耀眼的光彩，丁玲从没见过这样的金鱼，她被这金鱼的美丽惊呆了。正在她赞叹不已之时，忽然不知有一种什么力量，一下子把那金鱼拦腰截成两段，金鱼头痛苦地扭动着，金鱼尾失去了方向，翻滚着向黑咕隆咚的深渊沉去……丁玲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她大声呼喊起来：“不能这样！不能这样！”随着她的呼喊，又一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那金鱼头和金鱼尾重新连接在一起，重合复原了，又变成一条完整的金鱼，怡然自得地遨游于水中。定睛仔细地看去，那条金鱼原来是丁玲和陈明幻化而成，他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变成了这条金鱼。
“老丁，老丁！”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丁玲从梦境中醒来，她睁开双眼，看到陈明，立即紧紧拉住他的手，不肯松开。她用微弱的声音，叙述了刚才那个梦。陈明笑着说：“咱们俩就是一条鱼，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你安心养病，什么也不要想，等你好了，我们还要继续携手奋斗呢。”丁玲点点头，轻轻地说：“你再亲亲我。”陈明俯下身子，轻轻地亲吻了丁玲宽阔的额头。丁玲微笑了，她满足地合上眼睛，重又陷入昏睡之中，陷入无休止的梦境之中。在这弥留之际，她的八十二个春秋，她和陈明一起携手走过的四十四载曲折历程，那些个刻骨难忘的片段，重又浮现于她的脑际，他们的结合，似乎真地应验了丁玲梦中的那条金鱼。
2.西战团：她和他相识相知相恋的开端
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毛泽东主席在抗大操场上做了一个动员报告，他说：“只要是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去的机会……”延安军民的抗战热情一下子点燃了，人人都要上前线去。战士上前线能打仗，文人去能干什么呢？丁玲和吴奚如等七个人商量了整整一个晚上，决定组成一个精干的“战地记者团”，徒步到前线去采访，写抗战通讯。这个消息呼地一下子传开，抗大的青年人都觉得这是个上前线的好机会，都来报名，要求参加，他们把窑洞挤得满满的，进不来的人急得在外边喊。丁玲实在为难：她本人只想自己写文章，不愿意领导许多人，但她又真是喜欢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人。这时，中央军委和中宣传部发话了，要求丁玲他们把“记者团”改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吸引文艺宣传骨干，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下属的一个半军事化组织，到前线去宣传抗日，并任命丁玲为西战团的主任。
就在紧锣密鼓准备出发的日子里，西战团来了一个年轻的宣传股长。他叫陈明，只有20岁，却已经有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一年半的党龄。就这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西战团的队伍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开始共事了。
丁玲和陈明握手的时候笑了一下说：“我见过你。”陈明有些意外：“我们过去不认识呀。”“我看过你演的伯夏。”陈明心有灵犀地也笑了。
一个多月前，延安举行了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活动，在晚会上，抗大学员把高尔基的代表作《母亲》改编成戏剧上演。那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夏夜的微风中已经可以闻到庄稼的清香。《母亲》是那一晚演出的高潮，主人公巴威尔出场了，伴随着悠扬的琴声，他唱出激愤的心声：“煤烟涂黑我们的脸，火酒浇焦了心窝。”这抑扬顿挫的歌声立刻赢来一片热烈的掌声，也令观众席中的丁玲激动不已，小伙子良好的台风和出众的表演，引起她强烈的好感，这样的人才，在延安是不多见的，她禁不住在内心里轻轻地呼唤：“伯夏！伯夏！（巴威尔的爱称）”现在，一身戎装的伯夏就站在她眼前了。
“你的演出水平不低嘛，以前演过戏吗？”丁玲像是面对着一个熟识的老朋友，很随便地笑着问道。“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就演过，前后算起来，差不多演了二十多出戏。”“噢，你是从上海来的？”丁玲在上海生活多年，两人便又多了一个话题，他们的谈话很自然地进行下去。末了，丁玲看着陈明那瘦弱的身体，有些担心地问：“你的身体怎么样？咱们西战团可是要靠两条腿走路哪！”“身体很好，一点毛病也没有，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是体育活跃分子，尤其喜欢踢足球，同学都叫我小李惠堂。”李惠堂是30年代上海有名的足球运动员。初次见面，这位精明干练的年轻人给丁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这次谈话同样给陈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丁玲既是他的上级领导，又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阅历丰富，谈吐不凡，陈明久闻她的大名，内心怀有深深的敬意。尽管他在上海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组织，而且是“一二·九”时上海中学联的核心分子，但是他觉得自己是要仰起脸来看丁玲的，她的资历、名气、水平，实在要比自己高出许多。在见面之前，他很有几分忐忑和拘谨。但是丁玲一点高傲都没有，那么平和随便，话语又是那么风趣幽默。他很愿意听她的谈话。他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好领导。晚上临睡之前，他在内心里把白天的那场谈话又仔仔细细地回味了一遍，想象着丁玲说话时的语调和神态。“好在，今后同在一起工作了，谈话的机会多的是，我要好好向她学习。”
九月底，西战团出发了，徒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每天行军几十里，一到驻地，队员们放好背包就搞宣传，有的搭台准备演出，有的往墙上刷大标语、画漫画，有的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伙食呢，每人只有定量的小米饭和飘着几片菜叶的清汤。生活紧张而清苦，但大家热情高涨。陈明人长得瘦小，浑身却充满了活力，他能编能导能演能讲，还写得一手好字。每次演出之前，他都忙着扛杉篙搭台子，爬上爬下，一条新棉裤很快磨得露出了棉花。他脑子快，主意多，还很会作思想工作，看到谁闹情绪不高兴了，他讲一段笑话，立刻云开雾散，响起一片笑声。这一切丁玲都看在眼里，虽然她是团长，但是论做群众工作，论搞宣传鼓动，论出主意想点子，她都不如陈明。她有她的长处，也有她的短处，而那些她所不擅长的工作，却都是陈明施展才能的好地方。她越发喜欢这位年轻的宣传股长，离不了这位年轻的宣传股长，陈明成了她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
陈明对丁玲呢？最初，他只把她看作一位领导，内心里充满着敬意；慢慢的，在多日的相处中，他愿意和她接近，愿意把自己对工作的意见、对同志的看法讲给她听，他喜欢她说话直爽、办事痛快、待人真诚热情的性格，他感觉她像是一个姐姐，在尊重之外，又多了一层亲近感。别的，他没有想过。
1938年春天，八路军取得了火烧阳明堡和平型关大捷的胜利。为了让国统区老百姓早一点知道胜利的消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正在潼关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尽快开赴西安。
西战团忙起来了，他们要编排一些新节目，去西安演出。宣传股长陈明当然是个重要角色，那几天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熬红了眼睛。出发上火车的时候，他忽然感到胃部一阵阵剧烈疼痛，疼得脸色灰白，直不起腰来，头上一阵阵冒虚汗。大家张罗着想找副担架抬着他，却一时找不到。丁玲又心疼又着急，她把挎包塞给身旁一个同志，走过去，一下子就把陈明背了起来，蹬蹬蹬几步踏上火车，直奔软席车厢。车厢内人已坐满，丁玲把陈明放下来，让两个同志搀扶着，就去找乘务长，乘务长来了，他见眼前这位女长官气概不凡，身穿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头戴十八集团军帽，腰中还有枪，连忙说：抗日将士理当优待，赶快张罗着给陈明腾出了一个空位。丁玲又找来止疼的胃药给陈明吃了，直到他的病情稍稍稳定，才回到硬席车厢去。
火车在夜色中行进，车厢里的旅客和西战团的团员们都睡了，丁玲却毫无睡意，她一直在惦记着陈明。她在心里怨恨着自己：明明知道他有胃病，怎么不督促他按时吃饭，任他没时没晌地干工作，老是吃凉透了的小米饭？明明知道他的棉裤已经破了好几个大窟窿，怎么不想个办法帮他更换一条，任他受寒受冻？陈明的病紧紧地牵扯着丁玲的心。自从七年前胡也频被国民党残酷杀害，四年前冯达被捕背离了革命之后，还从没有哪一个异性如此深切地占据过她的心呢。到达西安后，丁玲安排陈明住进医院，又拿出自己的津贴，托人买来布料和棉花。她在一天的演出任务结束之后，在夜深人静之时，就着一盏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一针一线地给陈明缝起了新棉裤。她特意把裤腰裁得长一些，把棉花絮得厚一些，这样可以暖胃。
写文章丁玲是一把好手，针线活却不是她的特长。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缝制一条棉裤，这对丁玲来说，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陈明完全懂得这一点，他抚摸着柔软的厚厚的棉裤，领悟出丁玲对他那种超过一般同志的感情。爱情的种子就在这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萌生了。
在十个月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相知了，也开始相爱了，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他们不回避也不掩饰：革命同志之间真诚的感情，是很纯洁很正常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呢？
3.在延安，他们的感情经受住了考验
1938年夏天，西战团奉命凯旋延安。丁玲去马列学院学习，后到文协做副主任，陈明则到烽火剧团当团长。丁玲在延安搞创作，陈明经常带领剧团到边区各地演出。不在同一个单位里，也不能经常见面，但他们的感情不曾衰减，依然彼此深深地思念着。连接他们感情的，是一封封情真意切的书信，忠厚的诗人李又然，常常成为替他们传书递简的鸿雁。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在这个革命的圣地，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有些人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两人的资历，一个是两人的年龄。他们搞不懂：那么有名望的大作家，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有地位的高级干部，偏偏看中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些关心陈明的朋友更是直言不讳：“你就不怕让人笑话当‘小丈夫’？”丁玲在年轻时就是一个不重门第只重感情的人，她不在乎这些，相比之下，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就连老朋友、大胡子诗人柯仲平也气喘吁吁地跑了来，很认真地对他说：“如果你们真的结婚，我怀疑你们能不能白头偕老？”
越是了解了丁玲，陈明就越是爱丁玲，在丁玲的身上，具有许多女性身上所没有的长处：真诚，热情，直率，才华，她把这些聚于一身，因而具有了强大的魅力，这魅力深深吸引着他，使他无法抵抗，不能自拔，使他一步一步地走近丁玲，走进她的感情世界，走进她的心灵深处。他决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伙子”，他曾经接触过许多优秀青年，但无论是在上海的学生运动领袖中间，还是在解放区的活跃女性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深深地占据了陈明的心。可是，作朋友是一回事，作恋人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种种议论也不能不去考虑，年龄、地位、经历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差距过大，会不会影响今后的生活和感情？许多人都来规劝他，有亲密的好友，有共事的同志，他们都是好意，苦口婆心，情真意切，这些，搞得陈明心里好烦。他想，爱情本来是一件喜悦的事情，为什么要弄来这么多烦恼？有几分躲避，有几分赌气，有几分就俗，当然也有真实的爱情，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女演员恋爱了，并且闪电式地办了婚事。
结婚是为了摆脱烦恼，但陈明却感觉到更多的烦恼。他深深思念的是丁玲，他不能忘却的是丁玲。他和新婚的妻子去看望丁玲，丁玲强笑着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他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感情这东西是绝对欺骗不了的。通情达理的妻子也觉察到了，她理解这一切，她也尊重陈明的感情和选择。他们心平气和地办理了手续，结束了这短暂的婚姻。
但最后促使陈明下决心与丁玲结合的，却是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一位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老朋友来找陈明，很神秘地告诉他一件事情。前一天，康生给他们讲了一次话，康生说：“同志们能到中央党校来学习，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你们都是经过挑选的，有些人想来，我们也不要，比如丁玲，我们就不收她，因为她曾经向国民党自首过……”陈明听了，非常气愤。他听丁玲亲口讲过她的历史，她怎样被国民党软禁，又怎样逃离虎口来到延安。党中央是信任她的，专门为她开了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都出席了。毛泽东还专门为她写了一首《临江仙》词，其中的“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等词语，既是对丁玲的肯定，更是对丁玲的赞赏。“康生在大庭广众面前讲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无非是因为丁玲来延安后没有去买他的账！”陈明愤愤地说。
朋友走后，陈明忽然为丁玲担心起来。他想丁玲是一个心胸坦荡口无遮拦的人，对斗争的复杂性、一些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常常估计不足，对任何人都不设防，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他一下子感到，丁玲身边很需要有一个人，有一个关心她提醒她保护她的人，而自己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忽然间，一切顾虑都没有了，种种障碍都消散了，他离不开她，她也离不开他，他要毅然地、勇敢地去同她结合了！
他兴冲冲地跑去告诉丁玲。丁玲听完了，沉思了一会儿，说：“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先办好一件事情，我要请党组织把我的历史问题审查清楚，做出一个结论，证明我的清白。我不能背着一个糊里糊涂的包袱同你结婚，我不能连累你。”在丁玲的要求下，中央组织部对丁玲南京被囚的一段历史进行了仔细审查。1941年的元旦，延安军民喜气洋洋地庆贺新年，就在那一天，丁玲去了一趟中央组织部，拿到了她的历史结论。结论中说，丁玲“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结论的末尾，有陈云和李富春同志的亲笔签名。丁玲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去找陈明，她急于把这个喜讯告诉他：笼罩在她头上的乌云驱散了，笼罩在她和陈明婚事上的乌云也驱散了。当时他们决不会想到，这片乌云并没有散净，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里，它始终若即若离，一次次地考验着她的意志，也考验着他们之间的感情。
1942年2月，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延安兰家坪一间窑洞里，苦恋了五年的丁玲和陈明终于结合了。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
这一对新婚夫妇的蜜月还没有度完，便迎来了他们共同生活后的第一场风雨。在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丁玲《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在延安引起了争论。很快，国民党的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这更使问题复杂化了，有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注视丁玲。此时，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丁玲接到通知：明天去杨家岭参加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
她对自己的文章也一下子没了底，有些忐忑不安。陈明就着窑洞里那盏微弱的煤油灯，已经不知是第几遍看《三八节有感》了，他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推敲，最后揉揉酸痛的双眼，十分肯定地对丁玲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健康，完全是党内正常的同志式的批评，完全站得站住脚。要说有缺点，就是有的地方言辞过激了一些。你要沉得住气，不要听别人瞎说。”听了陈明的话，丁玲心里踏实多了，三月七日刚写完这篇文章拿给陈明看时，他就提出有些说法不够妥当，建议再改一改。但约稿的人催得急，已无暇再改。丁玲感到，陈明在一些方面比她想得细，考虑得周全，有陈明帮她拿主意，她心里踏实多了。陈明又说：“明天到了杨家岭，要是能见到毛主席，你把心里话给他说说。”丁玲点点头。
第二天的高干整风学习会，果然是毛主席主持，他讲了几句关于整风学习的开场白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第一个发言，上来就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也是批评这两篇文章：“……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丁玲平时与贺龙很熟，此时她望着贺龙微笑，心想：“你误会到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接着又有四五个人发言，重点都是批评这两篇文章。丁玲心里有点紧张，也有点委屈，她满腔热情来到延安，还是第一次听到自己人这样严厉的批评，忽然，陈明的忠告响在耳边：“要沉得住气，”“和毛主席说说心里话”。她把目光转向毛主席。毛主席开始总结发言了：“《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是同志。”这是最高一级的仲裁。
这次风波之后，陈明决意听从原来的组织分配方案，到一个县里去当县长，把丁玲的组织关系也转到那个县去。他天真地以为，他们离开政治斗争的中心，下乡去开展群众工作，有了他的保护，丁玲就再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伤害了。消息传出后，有一天，胡乔木同志找陈明去谈了一次话。他十分恳切地对陈明说：在共产党内，培养一名县长团长可能不困难，但培养一名作家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目前延安最缺少的是人才。丁玲不仅是你的妻子，更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有才华的作家，所以，组织上不同意你们这个想法。乔木同志还说，你不仅不能带走丁玲，你陈明也不要去当那个县长了，你也调到文协来，帮助丁玲，做好文协的工作，这个工作，要比你去当县长有意义得多。
陈明懂得，胡乔木同志是代表组织同他谈话，他说的，是党组织的意见。那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呢，愉快地服从好了。但是这件事情，在陈明和丁玲的一生中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陈明的道路。去做县长，是进入了政界，他在那里，可以充分施展他的组织才能行政才能，丁玲呢，是作为他的夫人跟随他去的；到文协，就进入了文化界，他是以协助丁玲的角色出现。文艺界非他所愿，搞创作也非他所长。但是他和丁玲两人，谁帮助谁谁协助谁都是一样的，既是革命分工不同，也是家庭里的角色不同，总有主角和配角嘛，只要于丁玲有益，只要丁玲高兴，他心甘情愿作一辈子“配角”。从此，陈明一心一意协助着丁玲，在中国文学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
4.抬头湾：凝聚着两人心血的一部巨著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乡下厂，深入生活。有了陈明的陪伴，她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不再寂寞，夜行于山谷中不再恐慌。她和陈明一起到老乡家里访贫问苦，一起到难民工厂体验生活，回来后一起交流情况，商谈写作计划。这期间丁玲写出了许多反映工农兵的文章：《田保霖》、《袁广发》、《二十把板斧》、《万队长》等。毛主席从《解放日报》上读到了，他很高兴，1944年7月1日亲笔给丁玲和欧阳山写信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风庆祝。”并约他们两人当晚到枣园叙谈，留他们在枣园吃饭。后来丁玲深情地回忆说：“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毛主席的鼓励，使丁玲萌生出一个念头：不能光写小文章，要写一部长篇大作，报答毛主席的关怀。题材么，当然还是要来自生活，反映工农兵。正好土改开始了，这将是一场彻底改变农民命运的伟大运动，一定会有许多很好的素材。丁玲立刻请缨，与陈明一起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工作队，1946年夏天，在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参加土改。一个多月后，工作全部结束，战火也日益逼近。在一路向南撤离的途中，丁玲脑子里整天转动的，都是这一个月里发生的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和刚刚熟悉的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他们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阜平县的红土山村时，丁玲兴奋地对陈明说：“我已经构思好了一部长篇小说，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在晋察冀中央局的安排下，丁玲和陈明带着勤务员张来福，住进了阜平县抬头湾村，开始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
这里是太行山的一个小山村，只有几十户人家，老百姓生活很苦。丁玲他们住在山坡上一间土坯房里，往下可以俯瞰全村，往上只有一片密密的柞树林。这里环境安静，卫生却很差，几户老乡的七八个厕所都盖在附近，臭味难闻。老乡家的猪也在厕所里进进出出的找食吃。陈明和来福把小屋周围的杂草除净，用石头垒起半截院墙。陈明又找来石灰洒到几个厕所里，臭味减轻了不少，苍蝇蚊子也少多了。丁玲跟陈明开玩笑说：“真看不出来，修房子过日子你也是一把好手。”陈明说：“修房子比找稿纸可容易多了。”
没有稿纸怎么写作？陈明搬出了他的“百宝箱”，拿出一大摞账簿纸。那还是在张家口时，祖慧从逃跑的日本鬼子扔掉的垃圾里拣来的。陈明把账簿纸一张张展平，擦干净，用粗线装订整齐，给丁玲写草稿用。屋内惟一的“奢侈品”，是一张小炕桌，白木茬散发出杨木的清香。这是给丁玲用的，陈明誊抄稿子只能趴在炕沿上，屁股下面有时坐一个树疙瘩，有时垫两块土坯。陈明开玩笑地央求小来福：“你看我们干得这么卖劲，是不是晚上给加一个菜？”所谓加菜，不过是在窝头咸菜之外，加一点新鲜蔬菜。十五岁的小来福却一脸认真：“那可不行，这个月的菜金都快超支了。”陈明和丁玲哈哈大笑。第二天，来福就跑几十里路，去买便宜的干菜蘑菇来改善伙食。
夜幕降临后，小屋里充满了温馨：丁玲和陈明一边喝着热乎乎的玉米面糊糊，一边探讨着作品中的人物故事。他们不仅把参加土改的体验用上了，还把这几年来两个人的生活积累全都翻腾出来了，主人公张裕民、程仁和顾涌、钱文贵等人的原型，都是他们十分熟悉的。陈明不仅成了丁玲作品的第一位读者，还是她的一位好高参。
草稿纸一页页加高增厚，丁玲的眉头却越皱越紧。那年冬天很冷，加上连日紧张写作，丁玲的腰痛病犯了，有时痛得额头上沁出了汗珠。看到丁玲痛苦的样子，陈明真是心痛。他找来一个暖水袋，灌上热水，给丁玲焐在腰间。屋子冷，暖水袋凉得快，一两个小时就得换一次热水，一天要换五六次。陈明又要抄稿子，又要烧水、换水，忙得团团转。他想了个法子，找来一些土坯，又和了一些泥。小来福帮着他，两人干得很欢。丁玲焐着水袋坐在炕上奇怪地问：“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两个人只是笑，也不答话。他们把炉子拆开，重新改造，把炉壁加高，这样，丁玲就可以把腰贴在炉壁上写作，暖烘烘的，比热水袋要舒服多了，疼痛也减轻了不少。
这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前方不断传来捷报吸引着陈明，丁玲也支持他到野战军去体验生活。而她自己，也要再赴农村参加土改，为她的小说搜集新鲜的素材。在分别两个月的日子里，强烈的思念袭扰着丁玲，她给陈明写信叙说自己的感情：“……我很想你，我觉得除了你以外再没有别人可以更谈得来的了。离开你生活，并非生活的幸福，只是生活的奋斗，我需要奋斗，可是更需要幸福！”“……我需要你，需要你和我一起，一同下乡，一同写作。这几年，我有些成绩，实际是你给我的！”
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反映土改题材的长篇小说，终于定稿，全书20多万字。9月，东北光华书店出版了初版本。丁玲在哈尔滨拿到第一本书时，自然想到了陈明。此时陈明正走在石家庄到东北的路上，无法同丁玲一起分享这巨大的的喜悦。而她也正要出访东欧，不能在这里等待陈明。丁玲把这本书翻开，在扉页上深情地写下一段文字：“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致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丁玲1948年，10月底去欧洲以前数日于哈尔滨市。”
在建国前后那段时间里，丁玲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几次去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访问。而陈明呢，他也要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份成绩。他一头扎到工厂去搜集素材体验生活，合写了话剧《窑工》、《生死仇》，独立完成了电影剧本《六号门》。丁玲在出访的火车上给陈明写信说：“我在车上想：我对伯夏有什么要求呢？好像不要求什么，我萦回在心中的只是他如何工作得有成绩。”“我希望你的剧本成功！好好地写！多住在工厂几天也行。不要求急，不要以为不能加工了。而且不必挂念我，你总要把成绩搞出来作为我回来的见面礼！”
5.多福巷：幸福与灾难双降
1952年春天，丁玲陈明住在北京的多福巷，他们的16号真的成了“多福”的小院：《太阳照常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六号门》也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上映后获得好评。多福巷的小院里迎来了亲朋好友的赞美和祝福。当时丁玲参加完纪念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大会，正在苏联参观访问，她一下子成了令人瞩目的新闻人物，每天被鲜花、掌声和笑脸所包围。但是晚上回到宾馆，她忽然非常想家，想念陈明，她觉得这个荣誉应当和陈明一起分享，因为这部书里也渗透着他的许多汗水，他是幕后英雄！她从心底向陈明发出真情的呼唤：“这两年我之所以能创作，实在是因为有你，有你给我的幸福所造成的呵！”
建国初期住在多福巷的那段日子，是他们事业有成，比翼双飞的日子，是无忧无虑的日子，是他们一生中过得最舒心的日子。那段日子，对于他们是最珍贵的，也实在太短暂了。
1955年是中国文学界的多事之秋。继“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挖出了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那时正值盛夏，丁玲坐在家里，挥汗如雨地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听到揭发她的那些材料，她的心一下子掉到冰窖里：昔日同进同出的老同志、老朋友、怎么几天之间就变颜变色，声色俱厉地指责她反党呢？最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南京那段经历再次被翻腾出来，硬说成是自首叛变。丁玲有口难辩，充满了委屈，在批斗大会上，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哭出了声。
回到家里，陈明安慰她说：你不能感情用事，要冷静下来。我们党最讲实事求是，你应当根据事实，向上级写一份申诉材料。丁玲丢下她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开始为自己辩护。她真地身处“严寒的日子里”了。材料写好，拿给陈明看，陈明看完那一大沓材料严肃地说：“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连为自己辩护都不会？”丁玲摘下花镜，疑惑地望着陈明。陈明翻开其中的一页：“在南京这段，你只是写你一年搬了五六次家，为什么这么频繁地搬家？从城里搬到城外，越搬越远的原因是什么？还不是为了麻痹敌人，为以后逃离南京作准备？如果真想投敌叛变，还用得着费这个劲吗？”陈明说得兴起，干脆拿起一支笔，在材料上面密密麻麻地改写起来。他一边写一边在心里感慨：“丁玲呀丁玲，你不但不会自防，而且也不会自卫，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你怎么还是这样天真哪！”
丁玲的申诉得到了回应，1956年中宣部组成以张际春副部长为首的调查小组，对“丁玲反党集团案”进行复查。1957年6月，复查结果表明此案为错案，作协党组准备在扩大会上作检查，同时要丁玲在大会上作个发言。丁玲的发言稿写好，陈明不放心，照例要看一下。其中有一处谈到，作协党组说1955年召开批判丁玲陈企霞大会是中宣部部长会议决定的。陈明认为，这是有人在说假话，忍不住在旁边添写了一行小字：“请把中宣部的会议记录拿来看看。”可是谁料风云突变，会议记录还没看到，势头更猛的反右派斗争便开始了。非但错案没能纠正，丁玲又被扣上一顶“右派”的大帽子，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供全国人民口诛笔伐。更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陈明在丁玲申诉材料上添写的那一行小字，竟成为他替丁玲翻案的证据。当时的中宣部长颇为不满地说：“太猖狂了！居然要查中宣部的会议记录！”陈明因此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取消级别，发配北大荒。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创作所的同志在讨论时都说：“陈明从来没说过什么反党言论。他的右派问题只有一条：就是替丁玲辩护。”
为了丁玲，陈明无怨无悔，可是把年过半百的丁玲一个人留在家里，又是在这样的非常时刻，陈明很不放心。多福巷16号小院，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欢乐热闹，变得冷落寂寞，现在这里已经离“福”太远太远。在昏黄的灯光下，丁玲陈明相对无语，沉默良久。陈明想了又想，说：“这种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你，你不能没有我，我要找作家协会……”丁玲向来不愿向人屈服：“不必了，我们不去向谁乞求怜悯。你尽管去黑龙江吧！你先行一步，安顿下来，我就去北大荒找你。那里天高地阔，我们从头干起！”丁玲的决心感染了陈明，他们相约：“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为了纪念这次离别，为了不久的重聚，他们郑重其事地在家中拍了一张合影。
在与陈明分别的日子里，丁玲不只一次在心中对陈明说：“你有何辜呢？只不过由于我害了你……”她觉得对不起陈明，她盼着能早一天飞到陈明身旁。
6.北大荒：“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都是心灵上的莫大享受和慰藉。”
在北京时，丁玲有秘书有保姆有司机，生活优裕；到了北大荒，这一切便如同童话里灰姑娘的马车一样，过了午夜十二点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丁玲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灰姑娘”，脸上还贴着“右派”的“金印”，她是人民的敌人，必须在劳动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早上四点钟，冬天的北大荒还是黑沉沉的夜，她就要到农场畜牧队的鸡舍去剁鸡食，拌饲料，喂小鸡了。
大棵的圆白菜冻得梆硬，一刀剁下去，只有一道浅浅的白印。丁玲要先把炉子生好，把菜化开，然后再一刀一刀地剁。菜的表面化了，里边的心依然冻着，剁起来很费劲，这种工作，要从凌晨四点干到上午九点。几个小时干下来，手掌心是疼的，手腕是酸的，两条胳膊几乎抬不起来了，十几天之后，右手腕肿得老高，连一起干活的转业兵家属看了都心疼，捧着她的手说：“瞧瞧，这是犯了啥罪呢，吃这么大的苦！快别干了，歇些日子吧！”丁玲却笑着说：“解放军不是有句话叫‘轻伤不下火线’嘛，右手脖子肿了还有左手哩！”
九点钟，该吃早饭了，丁玲放下菜刀，解下围裙，系好头巾回家去。陈明上班前已经把熬好的小米粥煨在锅里。馒头又白又松软，咸菜切成细细的丝，用香油拌过，吃着很香甜。中午，两人回家一起把饭做好，然后在炕桌边相对而坐，饭菜虽简单，心里好舒坦。丁玲风趣地对陈明说：“这里才是我的‘多福巷’呢，干了一上午活，回来坐在炕上吃热乎乎的饭菜，多有福啊！”看到丁玲高兴，陈明心里就高兴，“是啊，北大荒的空气好，干点劳动身体好，我们就在这里养老吧！”丁玲又接了一句：“还有一好呢，这里的人好！”
陈明干活也是处处抢在前边，甚至敢和年轻的小伙子比赛挑双筐。他们劳动态度好，又懂得关心人体贴人，帮队里买机器办事情，教大家学唱歌学文化。上边来人了解情况，职工们都给他俩说好话。1961年，东北农垦总局通知农场党委，给陈明摘去了“右派”帽子。但是丁玲不同，她是全国知名的“钦定”大“右派”，农场无权给她摘帽。队里的职工们对此都有些愤愤不平，畜牧队队长、原上甘岭部队转业的营级干部气愤地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
王震同志很关心他们，每一次到垦区视察工作都要接见他们，他决定让丁玲和陈明作文化教员，开展群众扫盲工作。农场又让陈明和丁玲一起辅导职工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了《刘三姐》、《三世仇》等剧目。1965年，东北农垦总局又把他们调到机械化程度较高、条件较好的宝泉岭农场。和这些淳朴的北大荒人在一起，丁玲陈明感到十分快活。他们甚至打算一辈子沉在北大荒，过普通人的平静生活了。
然而，这个小小的梦想也无法实现，一场“文化大革命”打碎了他们的宁静。“大右派”丁玲和“摘帽右派”陈明，理所当然地被归入“牛鬼蛇神”之列，关入“牛棚”。陈明罪名较轻，被关入大“牛棚”，丁玲是重点人物，被关入单间，有专人看守。一天下午，房门被砰地撞开，闯进一群女青年，她们把丁玲从炕上拽到地下，嚷嚷着：“跪下！跪下！”接着一阵拳脚落在丁玲头上、身上、腰上。其中一个女高音尖声斥骂：“大右派！大特务！反革命！打死她！”听见这熟悉的北京口音，丁玲才知道她们是刚下乡不久的知识青年。“可怜的孩子，你们怎么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啊！公理在哪里呀！”这种日子太难熬了，她多想看到陈明，向他诉说，向他寻求一点支持的力量。但是她见不到陈明，也得不到他的消息。就在这殷切的思念中，秋天去了，冬天来了。
早上天刚亮，刺耳的哨声便响起来，有人大声喊着大“牛棚”里的“牛鬼蛇神”去打扫操场。丁玲好像听到了陈明的咳嗽声，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她出不了屋，女看守把门反锁了。窗棂上挂着一件制服，她用制服遮挡着脸，辨认着操场上扫地的每一个人。有个人抡着大扫帚，冲着她这边扫过来，啊！正是陈明，毛皮帽子下的那双眼睛似乎在说：“你要挺住。”丁玲真希望就这样望下去，可是门响了，看守回来了。
丁玲赶快到过道里去捅火墙的炉子。这时扫街的“牛鬼蛇神”们也回来了，杂沓的脚步声从她身边走过。忽然，她感到有一个东西轻轻落在脚边，她赶紧拣起来，是一个小纸团。捅完炉子，回到屋里，她偷偷展开纸团细看，那是一片皱巴巴的烟盒纸，背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你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时间，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要活下去！高瞻远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活，为我们的孩子而活，为我们的未来而活！永远爱你的。”
1969年春节到了，许多人被恩准回家过年去了，大“牛棚”里只剩下陈明一个人。除夕夜，街上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陈明孤零零躺在一铺大炕上，只有那盏光线昏暗的灯泡陪伴他。陈明决心要去看望丁玲。他悄声央求看守。看守看看四下无人，低声说：“不是我不让你去，前些日子北京来人审丁玲，吩咐绝对不准你们见面。”陈明说：“我给她买了一点辣子酱，都一个多月了，让我给她送过去，去去就回。”看守说：“老陈，其实我挺同情你的。你才52岁，问题也不严重，日子还长呢。丁玲是定了性的大叛徒、大右派，你何必非要死守着她呢？”陈明有些激动：“你不懂，你不了解她。”看守听了，又不解又无奈地说：“快去快回，别交谈。”
陈明喜出望外，赶快收拾了一个小饭盒，装上早已备好的咸菜、辣酱，来到丁玲的“单间”。“你们可以在一起吃一顿饭，但不能说话。”陈明刚迈进屋，便听到了女看守的命令。他看到了丁玲惊喜的目光，他也朝丁玲眨眨眼，不能用语言说话，那就用眼睛来交谈。
陈明把饭盒放在炕上，给丁玲盛了一小碗中午省下的大米饭，又在上面浇了一勺辣酱，这是丁玲平时最喜欢吃的。丁玲好像也有准备，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包炸黄豆，用报纸垫着摊在炕上，她用小勺撮了一勺，放到陈明的碗里。他们四目相对，默默地注视，默默地咀嚼。他们在两位看守的监视下，两年半以来头一次坐在一起吃一顿饭。这是一顿年夜饭，一顿团圆饭，虽然只有辣酱、咸菜和黄豆，但是他们觉得胜过了一切美味佳肴。“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几秒钟都是宝贵的，都是心灵上的莫大享受和慰藉。”
正是这种相濡以沫的真挚感情，支撑着丁玲和陈明度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
7.从嶂头村到北京：他为除掉她的紧箍咒而奔忙
1978年中秋节。清澄的月色洒在山西长治市嶂头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74岁的丁玲坐在院中的条凳上，静静地想着心事。
八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夜，她和陈明分别被押上了火车，关进北京秦城监狱。三年前，他们又先后被遣送到这个小山村。一个月前，按照中央11号文件精神，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党委给她摘掉了右派帽子。今晚，热情的老乡邀请她和陈明去喝酒，这是村里过中秋的风俗。丁玲实在不想去，但又拗不过再三再四来邀请的乡亲们，只好由陈明一人代表了。此时，风摇树影，月色溶溶，收音机里传来郭兰英的歌声：“八月十五啊，月儿明——”想想眼前，右派帽子虽然摘了，但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和南京自首叛变三顶大帽子依然重重地压在头上，她的问题远没有真正解决。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自己已经是七十四岁的人啦，来日无多，有生之年里，这些问题还能不能解决呢？丁玲不觉喟然长叹，翻开日记本写到：“……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惟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陈明踏着皎洁的月色回来，他喝了老乡家里的醇酒，他还听到乡亲们许多温暖的话语。有几位技术人员经常出差在外，消息灵通，他们告诉陈明，现在党中央最讲实事求是，连三次被打倒的邓小平都出来工作了，还有谁的冤案不能平反？还听说叶帅讲过：功是功，过是过，是是是，非是非，无论什么时期哪个朝代的问题，都要实事求是解决。老丁的冤枉，这回有希望昭雪了。
陈明高兴地把这些个消息告诉丁玲，他说：“咱们不能就这么等着，我得去一趟北京，找找熟人，了解一下情况。你赶紧写一份申诉材料，我要带上！”11月底，陈明动身了。他怕到太原转车火车票不好买，耽误了时间，就坐上“长治——邯郸——北京”的长途汽车。汽车昼夜兼程，夜晚冷风钻进车厢，吹透了棉衣服。路又不好，颠簸得厉害，陈明根本无法入眠。嶂头村的丁玲也是一夜未睡。听着狂风夹着沙土拍打窗户的声音，她心里直后悔：应该坚持让陈明坐火车，火车上暖和些。第二天一大早她就迫不及待地起来给陈明写信：“昨天夜晚我担心了一整夜。昨夜的雪虽小，可是风可不小呵！”
陈明在北京住了一个月，这是十分紧张的一个月。他每天都要坐上公共汽车去找人，去申诉，去反映丁玲的处境。他把丁玲的申诉材料抄写了四份，分别送到中组部和胡耀邦、胡乔木、王震同志家中。几位领导同志都很热情，安慰他不要着急。王震同志说：“丁玲从南京逃出来，是投奔到延安嘛，她并没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嘛，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在一些部门和一些领导那里，丁玲的问题仍然有阻力。经过陈明不懈的努力，在胡耀邦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中组部安排丁玲和陈明先回北京治病，由文化部负责接待。他们终于回到了北京，以两个自由的普通平民的身份回到了北京，一边治病，一边等候组织上的处理意见。他们商定，在组织未做出平反结论前，自己先给自己平反，先写文章亮相。可是，腰椎的剧烈疼痛，使丁玲无法坐在椅子上写作。陈明找来一块课桌面大小的三合板，两边拴上宽带子，吊在丁玲脖子上，这样丁玲就可以倚着墙站着写作了。天气好时，她就站在院子里，边晒太阳边写作。她跟陈明开玩笑说：“你看，这像不像开批斗会时给我戴的那块牌子？”陈明用手点点丁玲：“你啊，算和牌子有缘了。”
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身患多种疾病的丁玲一边顽强的写作，一边为讨回自己的清白申辩着。她用一年出版一本新书的速度证明着自己的写作实力，七年出版了八本著作，其中新作近100万字。她的《访美散记》、《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成为人间绝唱。1984年8月1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组织部为丁玲彻底平反，终于推翻了压在她头上的“三座大山”。她接到这份文件时，激动地说：“这下，我可以死了。”
8.她临终遗嘱：再给他找一个老伴
躺在协和医院ICU病室里的丁玲，再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望着四十四年甘苦与共的伴侣陈明，她轻轻说道：“你太苦了。”这句话里的丰富含义，只有陈明一个人能体味得出。
“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好吗？”陈明问。丁玲点点头。医护人员摇起床头，陈明扶丁玲坐好，又给她垫了一个靠枕。“我喂你喝点水吧。”陈明把泡好的西洋参水，用小匙一点点喂到丁玲口中。丁玲似乎有了一些精神，她拉过陈明的手：“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跟着我吃了多少苦，你太可怜了！我死后，你要再找一个老伴……”“我谁也不找，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丁玲有些急了，对在场的亲友和工作人员说：“我死后，你们要帮助陈明再找一个老伴……”丁玲的嘱托，表达了她对陈明刻骨铭心的爱。她不放心陈明一个人过孤独、寂寞的生活，她希望能有一个人代替她，来照顾陈明，陪伴陈明。
丁玲去世五年之后，在老朋友们的帮助动员下，陈明与老报人张友鸾的女儿张钰结为百年之好。他们的黄昏恋情十分美满，这样也就圆了丁玲临终的一桩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