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的青春，是生命的绚丽朝霞，纵然没有耀眼光芒，起码也要闪烁清亮光点。然而我的青春时期还未来得及闪光，就被命运的乌云紧紧地遮住了，从此也就开始了艰难的生活之旅。当着我学会从思索中认识人生时，这时青春早已经从我身边消失，横在我眼前的人生道路，犹如一条湍急不驯的大河，任凭怎样努力都扬不起风帆。
“右派”流放生活即将结束的1978年，披着内蒙草原的凛冽风尘，我回到离开20年的北京，到《工人日报》社报到。我此时的欢快心情，绝不亚于初来乍到，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昨天夜里火车上不眠的劳顿，完全被兴奋和遐想驱赶殆尽，压抑得近乎板结了的心田，重新又长出了希望的绿色。盘旋在脑海里的那些往事，就像蚕丝似的一缕缕地抽出，缠绕在我尚好的记忆之树上。而这只吐丝的蚕就是北京。
尽管过去在北京工作过，后来因为“右派”问题离开，从此无缘与北京朝夕相伴，但是每年休假回天津老家探亲，总还要路过一两次在北京换车，这座帝气和民风交融的城市，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十分陌生。只是这一次来到北京，觉得有种归宿感，因而也就格外激动。走在一些熟悉的大街小巷，看着灰砖青瓦的宅院，闻着芬芳四溢的槐花，听着委婉圆润的京腔，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顿时悄悄地袭上心头，我不禁自言自语起来：“回来啦，真的回来啦”。
这时我已经人到中年。1958年离开北京之前的那些年，我是个人走家搬的小光棍，就像一朵来无牵去无挂的云，飘到哪里都照样悠闲自得。可是时过20年的现在，我已经为人夫为人父，自有一番感慨在心头。我的“右派”帽子说是早摘了，其实政治身份根本没有改变，在一些熟悉我的革命者眼中，我依然是个摘帽的“右派”，在罪恶的“文革”当中，连摘帽子的事实也不承认了，一些人干脆直呼“右派分子”。每当听到这些呼叫，我都是敢怒不敢言，像个做错事的小媳妇，忍气吞声听人家数落。20几年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可是现在情况大有改变，即使知道我的“右派”身份，就是不当面表示同情，起码不再有过去的鄙夷。不然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在《工人日报》即将复刊时，把我这样一个人借调来工作。这个几乎是从天而降的幸运，竟使我一时忘记了有过的苦难，眼前的惬意，未来的憧憬，如同秋千载着我悠悠地飘荡。
人说，得意忘形；其实，得意也会忘事。此刻的我，既忘记了眼前的“右派”身份，又忘记了过去挨整时的痛苦，头脑里想的竟是些美好的事情。可见人是多么容易满足。有了一时的安逸和平顺，就觉得上了理想天堂，苦啦罪啦都不再思谋了。这也正是人的可爱与可怜之处。
北京是我青春的港湾，生活之舟本可以从这里起航，驶向广阔美好的未来大海，然而还未容我把风帆扯起来，就被猛烈的政治风暴掀翻了。它让我第一次尝到了政治的苦果，它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人情的险恶。当想到这些不愉快的往事，我才从迷惑中清醒过来，重新回到生活的现实中。这时冥冥中仿佛有种声音，在呼唤我赶快去接近它。哦，我知道了，这是那些与过去生活相关的地方，在等待着我去相会，在盼望着我去叙旧，不管它们是给我喜也好忧也好，我都得真诚地去走进去拜访它们。因为那里毕竟有我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
一
在北京东直门里北小街，有条叫羊管的小胡同。据说，羊管是羊肠子的意思。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在写北京胡同的书中，我也没有找到关于它的来历。反正估计会跟羊有关系。
北京的大小胡同很多，有的因豪门林立而显富贵，有的因院墙高耸而显幽深，有的因附会故事而显神秘，有的因形状别致而显奇特，总之，这些胡同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条羊管胡同却都不在此列，它属于那种极平常的胡同，平常得在地图上都找不到。那么，为什么我会对这条胡同情有独钟呢？主要是这条胡同在我的生活中，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和影响。如果说生活里有喜有忧的话，最初让我同时领教喜忧的，就是这条平常的羊管胡同。
它如同人生这本厚重大书的缩写本，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让我读懂了人生真谛的全部——理想与破灭，恋爱与失恋，得意与落寂，正直与卑鄙，生存与死亡，光明与黑暗，等等。对于这样一个地方，我怎么能够不看重呢？我怎么能够轻易忘记呢？
话还得从头说起。
（A）1950年朝鲜半岛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天津市立一中读书，家庭经济不算优越，学习成绩不算很好，但是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平和。旧社会的艰难和新社会的顺畅，在我这个十几岁孩子的眼里，似乎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区别。只是从父母的神情上，我隐约地感觉到，他们对新社会抱有希望。由此我猜想自己的前程，同样应该是非常美好的，只要好好地读书学习，将来准会比长辈们强。年龄又正是在花季，天真而单纯，幻想而浪漫，确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有天放学乘有轨电车回家，车过西北城角阅报栏时，见有老老少少的许多人，围着阅报栏指指点点议论什么。每个人表情都很严肃紧张，还不时有人愤怒地嚷嚷，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出于孩子的好奇心，我立即就近下了电车，凑过去想看看热闹。到了跟前才知道，原来朝鲜发生了战争，中国决定出兵援助。那时一般人家没有收音机，报纸也不是早晨送到，读报人就下午到街头来看。读报人都是时评家，有的论是议非，有的猜胜测负，阅报栏前成了会场。刚刚摆脱灾难的国人，非常珍惜安定生活，此时又要为战争担心。
没过几天，国家就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动员青年和学生们参军参干，阻挡美军打过鸭绿江进犯我国。我是建国后第一批共青团员，当时在班上担任团干部，又有着一颗真诚的爱国心，觉得自己应该带头参军，就背着家人走进了绿色军营。至于别的什么觉悟根本没有。
在军校开始是跟苏联专家学习，结业后到中央军委某军种后勤部，先后担任工作员、文化教员、编辑，过着不拿枪的军人生活。那时只有大学生参军，部队才给排级干部待遇，我这个高中在校学生，部队也让享受排级待遇，穿着四个口袋的军装，应该说还是比较知足的。尤其是团结、友爱、单纯的氛围，挺适合我这个性情直率的人，很快喜欢上了部队这个环境。起初真想在部队干一辈子，丝毫没有离开军营的念头，就如同刚刚到部队时一样，既没有当大官的打算，更没有当英雄的想法，只是想把工作认真地做好。怀着这样的心态工作，反而给我带来了荣誉，曾多次受奖一次立三等功，这在平凡的机关工作岗位上，自认为并不那么容易。
我当时所在部队机关单位，就在北京西苑一带，跟北京大学只有百尺之遥。由于当时编辑工作的需要，部队曾派我到北大旁听部分课程，这使我有机会接触这座名牌大学。此时在北大读书的学生中，有的是我少年时的朋友，有的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我们也就断不了来来往往，这就让我羡慕起他们来。那会儿的年轻人，有理想，心气高，彼此谈论的事情，大都是对未来的向往。我在部队机关穿军装不摸枪，跟在地方单位没大区别。心想，这些读大学的同学，毕业后都有一技之长，将来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只图眼前的高兴，将来脱下军装什么本领也没有，想得再好还不是瞎白搭，还不如乘着年轻做打算。从此就把到大学读书，当成了自己争取达到的目标。
不过我得真实客观地说，倘若我真的单纯想读书，部队曾给我提供过机会，保送到张家口军事外语专科学校读书，毕业之后回到部队做翻译工作，然而却被我一口回绝了。表面上的理由好像是，一位同事的话刺激了我，他说：“干点什么不好呵，千万可别当翻译官，你未见电影上的日本翻译官，像条狗似的让人家‘牵’着走，那活儿绝不能干。”其实我真正的想法是，要到北京大学读书，而并不是别的学校，只是怕自己考不上，不便如实说出来。到北京大学读书也没理由，就是被一种虚荣心驱使着，认为要上学就上名牌大学。
在我正式提出退役转业不久，跟我同住室的一位年轻人，终日咳嗽吐痰胸觉郁闷，他自己怀疑会不会是肺结核，我就陪着他去部队医院检查。这位同事检查的结果，只是一般慢性气管炎，并无别的大毛病。他劝我也顺便检查一下，不曾想他怀疑的结核，却在我的肺部潜伏着。医生建议我马上住院治疗。肺结核在50年代算是大病，我一听就立刻像丢了魂，总有好多天在闷闷不乐。首先想的就是报考大学的事，这下可要完全地泡汤了，弄不好还要长期成为病号，那前途就更难说会怎样。我把诊断书交给直接领导，经过有关部门研究同意，送我到部队所属疗养院治疗。
这座部队疗养院位于北京西郊，医疗条件和设施说不上怎样好，地理位置和环境却着实不错，远望是秀丽清幽的玉泉山，近处有条玉泉山下来的河，顺着宽阔的公路款款流过，路两旁是高大擎天的白杨树，有清风徐徐吹来时沙沙作响，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欢愉感。我们这些慢性病病号，早上医生查过房吃过药，傍晚护士打过针吃过饭，就在这条傍河公路上散步。过去原本不认识的病友，就是在这里散步时结识的，有的住院相处一段时间后，由于说得来还渐渐成了朋友。我在这里住院四个多个月时间，说得来并成了朋友的有两位，一位是画家老赵，一位是演员吴军，他们俩在同一个部队文工团。我跟老赵住同一间病房，自然而然就会认识了，并从此形影不离成了朋友。认识吴军则很偶然。（B）住院前几天，看过一次部队文工团演出，还未从艺术感染中解脱，我就因病住进了疗养院。这年我18岁。正处于青春萌发的幻想时期，对于未来的憧憬和抱负，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我。可是现在病了，而且是肺结核，转业考学都已不成，我一下子就蒙了。心绪像乌云笼罩的天空，再没有了往日的晴朗，此时满脑子装着的，都是对疾病的无端恐惧。心想，年纪轻轻的，得了这种病，这下可完了，谁知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呢？
在疗养院里住过几天，情绪才渐渐好起来。
那是一个早晨，我第一次出来，跟男病友散步。我们正在道路上走着，迎面来了几位女病号，穿着同样蓝白相间的病号服，远处很难看清脸面模样。渐渐地走得近了，开始看清了面孔，突然我的眼睛一亮，其中的一位年轻女士，立刻引起我的注意。她，白里透红鸭蛋形脸盘上，闪着乌黑的大眼睛，直鼻梁下镶一张挂笑的嘴，说话间露出一颗虎牙，显得人更俏皮可爱。尽管病号服宽宽大大，很难看出女人的身段轮廓，但是她那时时扭动的身姿，依然让人感觉到她的妩媚。尤其是那垂在背后的长辫，把她的身材衬得更为修长，在同行的几个女人中间，她比谁都更富有勃勃朝气。当然也就更抢眼。
出于一个年轻男人的本能，我看了她好久好久，觉得她很面熟，却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天早晨就这样地过去了。
跟我住同一病室的画家老赵，知道我比较喜欢文学，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一起聊天儿。共同的爱好使得我们俩，成了病号中要好的朋友。有天我们俩正在餐厅里吃饭，唧唧喳喳进来几个女病号，其中就有那天早晨遇到的那位。老赵比我先进疗养院多日，谅他会知道那位女士的情况，我就问他：“那个梳长辫子的女同志，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呵，她是哪个单位的？”老赵抬起头看了看，说：“你说她呀，跟我一个单位，在我们团里，主要是跳舞，有时也报幕。”说着，老赵就冲那位女士喊：“吴军，打完饭过来。”那位女士会意地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不一会儿，吴军端着饭碗过来，坐到我们这张桌子。老赵说：“吴军，我先给你介绍一位病友，是后勤部的，几天前刚入院。”我俩彼此点了点头，就算是认识了，三个人就边吃饭边说话。我说：“吴军，我看你挺面熟，你是不是跳红绸舞的，在前些时的晚会上，我好像看见你跳过。”吴军听我这样说，马上兴奋起来，像任何一位演员一样，总是希望有欣赏者，她那两只大眼睛，蓦然透出光芒。不一会儿却又沉郁起来，说：“对，就是那次晚会之后，团里检查身体，才发现我有病，跟老赵一起住院来了。”我一听这才云开雾散，刚见面时的似曾相识，原来是缘于那次晚会。令我感动令我欣喜的《红绸舞》，还没有完全在记忆中淡漠，其中的一位舞者，此刻就坐在我的身边，这真是天意。
那会儿的疗养院里，供病号玩耍的物品，除了乒乓球、扑克牌、象棋、跳棋、麻将，再有就是一部交流收音机，放在饭厅或活动室里，供大家听京剧、革命歌曲，长此以往就觉得腻烦了。这些玩耍的东西，除了打打乒乓球，别的我都不会，不玩球的时候，就找些文学书来读。我那时很迷恋普希金，就背诵他的诗歌，一本翻译的《普希金诗选》，总是放在我的床头。一天上午医生查过病房，吴军来我们房间串门儿，她坐在我的床上，跟老赵我们两个聊天儿。她无意间发现这本诗集，随手翻看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要借去看，这时才知道她也喜欢诗歌。在这百无聊赖的病院里，能够遇到一位志趣相投的病友，我自然非常高兴，立刻便爽快地答应借给她。
这是一个雨后初晴的傍晚，天格外高远蔚蓝，地越发开阔清新，正是户外活动的好时候。吴军急匆匆地跑来，找我和老赵去散步，老赵正收拾东西，我和吴军就先走一步。出了疗养院大门，吴军高兴得蹦蹦跳跳，像一只活泼的燕子，连我都被感染得活跃起来。我赶忙快步跟上她。出了疗养院的大门，刚走到路旁白杨树下，吴军就兴冲冲地朗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一听正是普希金的诗，就说：“嗬，好快呵，都背下来了。”她马上非常得意地说：“怎么样，还可以吧。”“那当然，到底是个大演员。比我们悟性高。”她听后半嗔怪半娇羞地，用手捅了我一下胸脯，说：“去你的吧，竟损我们。”不过依然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于是我们俩边走边背诵，你一句我一句交替地念着，着实过了一把普希金诗歌瘾。
我在疗养院住了四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到了快出院的时候。
那天我做完出院前检查，回来正要洗泡着的衣服，发现连盆带衣服都不见了，同室的老赵告诉我说：“吴军拿走了，她说你忙着办出院，怕没有时间洗。”老赵说着，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有话想说又不说。这种相互帮助的事情，在部队里很平常，我也就没有往心里去。只是对这位跳红绸舞的演员，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情，觉得她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不像军旅中别的女兵们。我想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既然她那么喜欢外国诗歌，干脆就把那本《普希金诗选》，留给她作为疗养生活纪念。
老赵和吴军的病情，可能比我要重一些，他们得继续治疗休养。我出院的那天早晨，许多病友都来送我，有的还留下通讯处。这时却惟独不见吴军，我心里很纳闷儿，但是又不好开口问谁。还是老赵心细，他说：“你要不要跟吴军打个招呼？”他这么一说我反倒不好意思了，就说：“算了，她可能有事，到时你替我说声。”我在几位病友的陪同下，正要走出疗养院大门，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以为是护士有什么事情，就赶紧停住脚步。扭头一看，原来是吴军，正连颠带跑地过来，我们就站住等她。她走到我跟前，把一个报纸包递给我，说：“这是我借你的书，还给你。”我正想说：“这本书就送给你了。”却见她说声：“我还有事，不送你了。”就又连跑带颠地回了病房。这一切，都被老赵看在眼里，他只是嘿嘿地笑，却什么话也不说，别的人完全没有在意。
回到我所在单位整理东西时，打开那个放书的报纸包，发现《普希金诗选》里，夹着一张纸条儿，还有一张红绸舞的剧照。纸条上写着：“你喜欢红绸舞，送你一张剧照，留作纪念。我何时出院会告诉你，届时到（文工）团里或家中来玩。”拿着这张剧照，看着吴军的舞姿，四个月的疗养院生活，又都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不禁暗自责怪起医生来，怎么不让我再多住几天医院呢，干嘛让我的病好得这么快？
从疗养院出院后没有多久，我所在的部队开始整编，我一看正是个好时候，就再次向领导提出来转业。领导上考虑反正整编得减员，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转业申请。这时是1954年。
由军人变成了普通百姓，行动就完全自由多了，起码在接触什么人上，没有在部队时的限制。吴军出院后立刻告诉了我，不仅去过文工团，我还去过她们家，两个人渐渐更熟悉了。我知道她是个工人后代，父亲和哥哥都在邮电局工作，她自幼就喜欢跳舞唱歌，那年部队文工团招演员，她被录取也就参了军。经过部队几年的业务训练，成了很不错的舞蹈演员，我看的《红绸舞》就是由她领跳。因为她是地道的北京人，普通话说得不错，有时还让她报幕，在文工团里算个名角。
我转业地方以后，在中央交通部工作，她曾多次找我玩。后来在“反胡风运动”中，我几次被批判审查，她听说后非常关心，两次到公寓探望，文工团不准外出时，她还打过电话来，此事一直让我很感激。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命运再没有了好转的可能，我就悄悄地离开北京，从此我们再没有联系过。然而，对于吴军的记忆，对于吴军的感激，却并未随时光流逝消失，它成了我情感相册中，一幅鲜亮的青春之照。
（C）我在部队服役三年，穿着军装时并不觉得怎样，这会儿真的离开了，心里还挺不是滋味儿。尤其是一参加工作就在部队，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家庭比较单纯团结，没有任何不适合我的地方。转业到地方是个新的环境，那将会是个怎样的所在，我心里没有一点底儿，想到这些开始不安起来。
那会儿的工作都是由组织分配，很少尊重个人的志趣和要求，正像歌曲中唱的那样：“革命军人是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革命军人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安家”，一个个就像牌桌上的麻将牌，单摆浮搁时只是竹骨一颗，谁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价值。开始想分配我到轻工业部，做部机关的团委工作，后来考虑我跟苏联专家学过统计，在部队干部中算专业人员，就又重新分配我到交通部，在劳动工资司做统计工作。从部队机关到地方机关，只是摘掉了领章和帽徽，工作性质并没有多少改变，由于无钱买百姓衣服穿，我那身军装好久未脱下。出入在中央机关的大门，一看就是个转业兵干部，领导上有些过意不去，特意为我申请补助金，这才换调这身旧军装。
若干年后跟朋友们聊天儿，说起我的这段职业经历，有的朋友开玩笑说：“当时你要是做团委工作，从那时候步入政坛，说不定会混上个一官半职哩。”这只是一句玩笑戏言罢了，说明朋友们还不很了解我，依我这个人的天生秉性，别说是当不上官了，就是当上个什么官，很可能比1957年跌得更惨哪，因为我实在不会当官的那一套。何况当时年代命运不由己，不是你会不会当官，而是让不让你当官，这才是事情的真正的症结。不过我倒是很庆幸没有从政，如果我只学会当官的单一本领，最多再学点“厚黑学”和听话，恐怕我这辈子也就不会消停。每天都会受着良心谴责，还得虚伪地应付各种人，那样的日子还有什么好过呢？
当时交通部的单身公寓，就在这条羊管胡同里，这条胡同就成了我的家。羊管胡同距北管公园、交道口都不远，早晨和黄昏到公园散步，节假日到交道口看电影，或者到北新桥逛书店，就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日子过得倒也算平和自在。尤其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在羊管胡同单身公寓里，有几位喜欢文艺的翻译、工程师，由于爱好相同使我们成了朋友。只要有时间大家就凑到一起，谈论诗歌、小说、电影、绘画，有时还用留声机放音乐唱片，什么贝多芬，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莫扎特，等等，这些世界级音乐大师的作品，我就是在这时候知道和接触的，从此也就喜欢上了西洋音乐。
那个时代的工程技术人员，各方面的文化底蕴都很深厚，有的人业余爱好也很广泛。一些嗓音不错的人，兴致来了嗓子痒了，就情不自禁地唱起来，西洋歌曲、国粹京戏，经常在小院里回荡。还有的人会拉小提琴、手风琴，就把美妙的琴音献给大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个“沙龙”。到了周末单身汉们就更忙，有女朋友的忙着去赴约，没有女朋友的忙着去跳舞，整个公寓里只留下管理员，看守着这个空荡荡的院落。星期天是睡懒觉的时候，不到十点钟没有人起床，一起床立刻又会热闹起来，喊的，唱的，打闹的，逗乐的，乱哄哄地如同旧时的戏园。然后就是用煤油炉子做饭，仨一群俩一伙地“拼锅”，南北不同的味儿，来往关系的远近，都可能成为这种组合的因素。因此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有的人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根据就是在一起玩乐吃饭。
在我住进羊管胡同的头一个年头，就发生了那场“反胡风运动”，开始是文化界后来又波及全国，到处查找与胡风有牵连的人，好像生怕“胡风集团”的声势不大，凡是能沾上点边儿的人，都没商量地往胡风集团推。我喜欢文学又有沾边儿的朋友，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审查，第一次成了“政治运动会”的运动员。其后相隔三年多的时间，又人为地制造了“反右派运动”，我又没有逃脱挨整的命运。这两个毁我青春生命的运动，都发生在我居住羊管胡同的时候，这样，这条弯弯曲曲的羊管胡同，正好预示着我此后的前途，同样也是漫长、曲折而坎坷的。
在这条羊管胡同里，我只居住了三年多，它给予我的欢乐是那么短暂，可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光彩，却从这里开始暗淡了22年。22年后从外地回到北京，多少次想走近它又怕走近它。在这样矛盾心情的折磨下，度过了许多年以后的一天，开会到交道口的东城区文化馆，距羊管胡同不过几百米远，实在忍不住这冥冥中的诱惑，我终于忐忑不安地走进羊管胡同。在记忆中的方位找了好久，还向几位居民打听过，可是胡同没有了当年模样，那个25号院早不复存在。时光的流水冲垮了往日景物，却没有洗刷掉我记忆的忧欢。此刻回首往事，对于羊管胡同，我真不知怎么好，欲说无言，欲哭无泪，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
二
交通部当年的办公地点在交道口。这是一座古典式的大屋顶建筑，在50年代楼房稀少的北京，这栋楼在交道口一带非常扎眼。现在这栋楼划归航天公司所有，它的样子和风彩依然不减当年，只是显得有些老迈陈旧了。而对于我来说它却永远年轻。
“右派”问题改正以后，我又重新定居在北京。
开始工作的《工人日报》，就在东城区的六铺炕，后来任职的中国作家协会，就在东城区的沙滩，跟当年交通部所在地交道口，都不过是咫尺之遥。我经常有机会路过交道口，每次走过那座大屋顶建筑，心中的百味便会翻腾。晚上走过看见闪烁的灯光，我会想起当年欢乐的舞会；白天走过看见紧闭的门窗，我会想起当年挨批判的情景，这座青砖绿瓦的庙式大楼，如同人生海洋中的礁峰；我这叶小舟刚与它相遇，就被撞得粉身碎骨。
时光相隔22年之后，我再一次走过这座大楼，情不自禁地在楼前驻足，倘若没有门卫在那里把守，我想我一定会进去看看。可是现在我只能隔门相望。记忆中那原本敞亮的门洞，此时成了一张漆黑的大口，狠狠地吞食了我的青春，好像想把我这仅存的躯体，再一次地吞咽下去，于是我赶紧掉头仓皇而逃，生怕再让它抓住毁灭我。走出老远忽然想到，这毕竟不是那个年月了，还有什么可怕可畏的呢？
（A）我在交通部任职的几年里，由于对机关工作没兴趣，当然也就无心思踏实干，平时想得更多是写作。希望借此创造条件，以便将来吃文字饭，所以那时下了班就回宿舍，躲在小屋里偷偷写诗。一个朦朦胧胧的作家梦，这时就在我的心中形成，为了这个梦的早日实现，几乎到了废寝忘食地步。那会儿的单身公寓里，设备都很简陋陈旧，冬天是炉火取暖，夏天是莆扇纳凉，我写作的兴头一上来，常常忘记加煤摇扇，却毫不觉其中的辛苦。写作带来的欢乐，在我当时的感觉上，并是拿稿费下小馆时，而是印成铅字在报刊发表，苦恼自然也是出在这上面，每次见到稿件退回来，我的心顿时如同掉进冰窟，浑身上下都是冷飕飕的，许多天情绪都转不过来。便乘这时候去逛大街看电影，直到情绪恢复了平静，再重新趴在桌子上继续写。文学梦就这样折磨着我。
有次《文艺学习》杂志召开会议，参加的人都是各界业余作者，因为都是年轻人又爱好相同，在半天的会议上很快就熟悉了。这其中有两位还成了我的朋友，一位是诗人山青，一位是个女大学生，我们的交往直到“反胡风运动”，才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中断下来。并且从那时开始以后若干年，我们三个人都在逆境中挣扎，后来我又在反“右”时出了事，当然也就比他们遭受的罪多时间长。可能是因为我跟那位女大学的友谊，匆匆地从美好开始由苦难结束的缘故，对于这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我一直认认真真地珍藏在心中。
从部队转业下来到了交通部，枯燥的机关工实在让我厌烦，就希望到大学读书或者当编辑。可是我的性格又不像有的人那样，善于把自己的真实思想伪装起来，或者采取委婉的方式表达，而是毫无遮拦地统统地暴露在外，这在50年代那种“听话”的环境里，就必然会被人视为异端。譬如，我把分内工作一般的完成之后，就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写作，这在一些人的眼里就不得了啦，不时会有些领导或同事找我，名义上说是帮助我进步，实际是批判所谓的名利思想，好像非得把我改造得“听话”不可。其结果是，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似乎谁也未能说服谁，就这样死硬地僵持着。我这个当时的共青团员，在一些人看来显然是不合格的，甚至于是非常落后的，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改变我，只好任凭我自己走下去。
我知道人生的道路不能假设，不过有时我还是这样设想：如果不是如此迷恋文学写作，老实地囿于别人划定的生存空间，我后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我想，美丽的文学梦自然不会实现；那么，政治命运的惨烈打击就能避免吗？恐怕也很难说。这么一想我也就不后悔了，因为我毕竟为理想奋斗过，而且寻找到了自我发展的空间，尽管付出的代价是如此的昂贵。这不怨我，是时代造成的。
（B）我年轻时有个习惯，在睡觉前要看书；为了翻阅的方便，书都堆放在床头。这些书中，有的是经常想看的，如《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诗词》等，有的则是刚买来的新书。一个光棍汉的床，别说是堆着书了，连脏衣服都堆放，没有一点遮拦。来我屋里串门的人，坐在床上随手翻书，这是很正常的事，我从来也不介意。何况这种习性并非我一人有，许多单身汉都是这么邋遢。
距“反胡风运动”开始前不久，我去逛王府井新华书店，碰巧诗人鲁藜的诗集《云之歌》上市，我就顺便买了一本回来。放在枕头旁还未顾上看。一天，一位同公寓的人来串门儿，他顺手拿着这本诗集看，我以为他对诗有兴趣，就主动地给他介绍说：“这位诗人是天津的，挺有名气，我上中学时，就读他的诗。”不曾想就是这么一句话，让他记住了，在“反胡风运动”中，他检举了我，竟成为我的“罪证”，非让我交代跟鲁藜的关系。
那是“反胡风运动”刚刚开始，报纸上公布了那个“编者按”（后来知道，这个《文艺报》发的编者按，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在当时起着导向作用），以及胡风与友人间的通信。信中几处提到鲁藜的名字，告密的人想起了这本诗集，就在学习时跟领导汇报了。此人是别的司局的干部，跟我本不在同一个司，劳动工资司想整我的人，正愁没借口不便下手，一见转来的材料是我的，政治神经立刻兴奋起来，马上派人来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买这本《云之歌》。我觉得这算不得什么问题，就如实地告诉他们说：“鲁藜是我喜欢的诗人，中学时就读他的诗，见有他的诗集出版，我就买了。”完全出于负责的态度，我用平静的口吻，向她说明真实情况。
来人是位年轻的女将，团支部书记，平时她给我的印象，是个有风度的女孩子，尤其是她那张圆润的脸，白净，清朗，让人觉得她心地的善良。即使说话很政治化，只要看一看她的脸，你都不会十分在意，仍然觉得她的可爱。可是此时她的脸，好像被颜色染了，同时被钢针扎了，变得横七竖八又暗淡，立刻让我想起庙里金刚。我的话音刚落，她就尖利地高声说：“你这是为胡风集团喊冤，照你这么说，这些人都是正经的好人，那中央干嘛还要搞运动。你必须如实说清与他们的关系。”政治运动可以让人变脸，这我早就知道，可以让女孩子变丑，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我还感觉到，更可以让一些人变态，以至于失去人性和人味儿。
对于这种牵强的说法，我当然不会服气，就不客气地质问她：“是这本书先出版的，还是运动先搞的，如果知道这些人是坏人，别说我不会买这本书，恐怕出版社也不会出。”她一看我不服软，再说也没有结果，扔下一句：“这样对你没有好处”，就气冲冲地走出办公室。这第一次对我试探性的交锋，在我们俩个人之间就这样结束，彼此好像都明白无误地表示：一个要整人，一个不服气。这样一来更激怒了一些人，紧接着就是让我交代朋友关系，深挖自己不安心工作的思想。尽管我那会儿算不得是个听话的人，个性也比较有棱角的，但是思想上仍然没有摆脱愚忠，觉得自己未做亏心事就不怕什么，就把平时跟我来往的人，向组织一一老实地作了交代。我觉得我的朋友们，都是非常正直正派的人，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再说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应该坦诚地让组织了解自己。
（C）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天津的文化生活非常活跃，特别是在各大中学校里，学生中都有文艺社团，如歌咏团、话剧团、新闻社、文学社等。每到暑期团市委都要组织活动，如歌咏比赛、体育运动会、各种知识讲座等，很能陶冶学生的思想感情。我当时就读的天津市立一中，是个比较重视文体活动的学校，后来出了不少的文艺名人，像歌唱家李光羲，话剧演员金乃千、郑邦玉，运动员白金申、穆祥豪、穆样雄、王志良，他们都是天津一中的校友。我那会儿喜欢文学，就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文学社的成员都是文学爱好者，负责人是高年级的翟胜健（原北京大学分校副校长），只要市里有讲座活动，翟胜健就领着我们去听。像天津的作家孙犁、方纪、阿垅、鲁藜、肖也牧、何苦、王琳，像北京的作家周立波、赵树理，当时都给我们讲过课。
一个正做着文学梦的少年人，对著名作家有点崇拜，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何况又没有过直接交往。可是，当我把这些情况如实说了，整我的人一听更来了劲儿，偏偏从这几位讲课的作家中，选中鲁藜、阿垅、王琳三位，让我交代同他们的关系。人家连认都不认得我，我只是听过几次课，又有什么“关系”好交代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便是在“反胡风运动”中，我被审查的最初原因。
随着“反胡风运动”的不断深入，我的两位朋友也被审查，一位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孔庆珊（山青），一位是唐山林西学校的侯红鹅（林希）。他们的情况转到我所在单位后，我的“问题”也就开始升温，整我的人误以为有鱼可捞。暗地里加紧了对我的审查，而我自己却仍然一无所知，当时我正跟交通部几位青年干部吴重阳（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等，一起加紧备课报考北大中文系，光顾忙着复习功课，根本不会想这些运动中的事。再说我觉得自己已经说清楚了，就再没有必要理会这件事。直到组织上找我谈话，提出林希和山青的“问题”，这才意识到对我的审查并未了结。
但是凭着我对这两位朋友的了解，以及我当时只考虑上大学，对于这种整人的做法，实在不满意，说话时自然不会冷静。我说：“从天津到北京，能证明我的人，都超不过30岁，一个也死不了，你们调查去好了。”这下更惹恼了某些人，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只有他们胡乱整人的资格，没有挨整者说真话的份儿，据此便说我对抗组织审查。这样就给自己埋下了苦难的种子。
林希是我天津一中的同学，跟另一位叫谢文良的同学，其实并不在同一个班里，由于我们都比较喜欢文学，都是天津一中文学社成员，在学校时也就来往多些。后来我参加了军干校，林希到了唐山开滦煤矿，谢文良到了《天津工人报》社，我们仍然不时有书信来往。我要报考北大中文系时，记得那年林希也要报考大学，他给我来信说，想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林希在年轻时就显露出文学才华，不然他也不会被阿垅等前辈看重，所以在“反胡风运动”时被定为“胡风份子”。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他绝不是当时说的那种政治恶人，因此，《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侯红鹅被拖进了反革命的泥坑》的文章后，单位的领导拿报纸给我看时，我才说了一些同情侯红鹅（林希）的话。
山青（孔庆珊）是在《文艺学习》开会时认识的，由于有共同的文学爱好，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是文学评论家李希凡、蓝翎的同学，当时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当教师。他写的歌颂宪法的诗《赞歌》，受到了老作家丁玲的好评，丁玲在人代会上发言时，曾引用过山青这首诗。“反胡风运动”开始以后不久，山青因系山东大学教授吕荧先生弟子，在审查吕荧先生时他也受到株连。过了不久整山青的材料也到了我们单位，我同样凭着对山青几年交往的印象，说了些实实在在的公道话，结果反而认为我是同情他。
我跟上边两位朋友的关系，大概就是整我的又一个根据。另一个整我的理由是，我终日思谋着写作不安心工作，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这在当时这顶大帽子是相当吓人的，就是不把你压死也压得难以喘气。可是总不好跟胡风小集团挂钩呵，挂不上钩就整得不理直气壮。这时就有人出来揭发说，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寻春》，表现幼儿园的孩子们，有着春天般的天真活泼，思想倾向上有问题。
那会儿也真有些政治高人，他们寻找整人的根据，很有一套恶毒的办法，这就是“生拉硬扯”法。在一次批判我的团员大会上，一位发言者指着我的脸说：“有这么多建设工地，有这么多工农兵生活，你不去写，你偏要写幼儿园的孩子，这是宣传‘处处有生活’，是典型的胡风提倡的那一套。不管你跟胡风分子有无联系，思想是一脉相通的，同样是反动的。”
这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面对着这样的发问，我又能说什么呢？在那个不讲理的年代，你有千百个正当理由也白搭，只要人家想整你这个人，哪怕只说“你有反党情绪”，或者说跟你来往的人不进步，你就会不容分说的成为“分子”。而有了诸如“落后分子”、“小集团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那你也就再难在政治上翻身，时时都要受人歧视和监视，稍有不慎就会有人打小报告，开团小组会就要受批判。更何况这会儿正逢运动中，我只好忍受着莫须有的罪名，自己主动地向人家“根据”靠拢。
那会儿的人大都是这样，只要人家以组织的名义，说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也就乱了方寸，像小学生作文填空白似的，主动把自己的思想往里填，生怕自己跟组织不保持一致。不过现在想想也只能如此，那会儿搞的所谓政治运动，其实说穿了就是照方子抓药，上边说要抓个什么分子，下边就依照条件来找，谁赶上谁就自己认倒霉。这会儿让我赶上了，我就是个倒霉蛋儿，只能认了。
（D）在解放军部队机关的时候，我就想到北大中文系读书，转业以后工作不合心意，报考大学的愿望越发强烈。为了能圆上北大中文系的梦，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我都用来复习功课了。当时考虑自己的古典文学不行，特意请一位老师给我辅导，认认真真地准备了一年，自认为完全有把握了才报考。
那会儿正在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家希望有条件的青年干部，以调干生的资格报考大学，我觉得自己是不应该有问题的。因为，一是我已经准备了一年，二是我已经发表过作品，三是我做过编辑工作，比之有的调干生条件优越。经过一番努力和争取，领导上终于同意我上学时，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我的北京大学的师友们，我的正在大学读书的女友，大家也都热心地帮助我，有的给我找辅导材料，有的帮助我分析情况，这就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经过多日的忙碌，总算拿到准考证了，情绪再也无法安宁，我的心立刻飞到了北大。仿佛拿到这张准考证，就如同拿到入学通知书，觉得自己成了最幸福的人。恰好同住室的人，这时出差去了上海，宿舍里只有我一人。为了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临考的前一天下午，我有意识地放松自己，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不去干，泡一杯浓茶，打开收音机听音乐，有滋有味儿地消闲，以便考试时有个好心态。直到天渐黑的时候，我到附近经常去的一家小馆，吃了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回来依然静坐在屋里。
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什么叫惬意，什么叫价值，这些向往已久的东西，今天我全享受到了，明了啦。这时只想着明天的考试，别的什么连想都未去想。许多天以来的疲倦和紧张，忧虑和期待，此刻统统被幸福所代替，惟一的企盼就是时间快点过，好让我早点走进考场……
正在我独自享受这美好时光时，突然有人来敲门，以为是朋友来看望，我急忙走过去拉门，一看是交通部保卫处的两个人。我开始预感到有什么情况，不然他们是不会傍晚来登门的，但是无论如何不曾想到，竟会跟我的考试有联系。更不会想到，我命运的绳子，从此由别人牵着，开始在苦难中跋涉。
（E）他们坐定以后，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点的人，先是煞有介事的询问我，考试准备得怎么样，有没有困难，准考证拿到没有，等等，我都一一做了回答。然后让我拿准考证看看，我以为他们在关心我，赶紧从抽屉里拿出来，爽快地递给他们看，我想他们准会说些鼓励话。不料那位年长者接过准考证，连看都未看上一眼，立刻板起像个篮球似的圆脸，说：“部里运动办公室决定，不让你去报考大学了，先把你的问题说清楚了。”
天哪，这对于我不啻是个从天而降的大祸，多少年的梦想，多少年的准备，就这样被轻谩地毁掉了，我的脑袋立刻膨胀起来，眼前顿时成了一片漆黑，方才独享的快乐荡然无存。
当我清醒过来以后，完全出于本能的反映，就是保护自己的权益，绝不能跟他们善罢甘休。我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情理了。明天就要考试了，好歹总得让我考完吧。我又跑不了。再说，我又有什么好说清楚的。”
这二位见我来了火儿，怕闹不好出什么事，说了句：“这是部里决定的，我们无权改变。”说完了，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独自在屋里，越想越生气，气他们不讲理，气自己太窝囊，拿起那些书来，啪啪啪，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可能是声音过于大了，惊动了同公寓里的一些人，立刻走进来安慰我。有的说：“别着急，不行等明年再考，反正你还年轻呢”；有的说：“说不定过一会儿还你准考证哪”。还有人表示去为我求求情。总之，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没有一个人敢主持公道，更不敢怀疑组织上会有错，因此，只能说这些空泛的人情话。这在当时就已经相当不容易，我一直感激着这几位同事。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既感到委屈，又感到害怕，只能在忍耐中期待组织上开恩。我天真地想，像我这样一个青年人，从学校到部队，从部队到地方，进入社会不过三四年，如果组织上都无起码的信任，那还会相信谁呢？说不定真像大家说的那样，过一会儿给我送来准考证，先让我去考试，回来再接受审查。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直到夜里十二点还无动静，我知道再也没有指望了，就钻进被窝准备睡觉。
钻进被窝里好久了，怎么也睡不着，来来回回地在床上折饼。想想多年的大学梦，想想多年备课的辛苦，想想这整人的政治运动，想想这难测的审查结果，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这一夜都是在泪水浸泡中过活。我开始对自己的过去后悔起来，当初不该背着家里带头参军，自己觉得是爱国的进步行动，到了这时候照样不被信任，干吗非得上赶着找苦恼呢。真是活该。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床，实在睡不着觉。平日里总是起的比较晚，起来以后吃完早点再上班，匆忙时有时边走边吃。这一天连早点也未吃，就跑到部里去，等候副司长张清华和处长温士一。这二位都是这场运动的负责人。希望这二位领导能帮我说说话，别让我失去这次读书的机会。
张司长原是清华大学学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她前些年逝世以后，作家韦君宜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我才知道这位老领导这段历史。温处长早年也是地下党，同样也参加过学生运动，只是比张司长时间晚些。她们二位都是学生出身的老革命。这二位领导毕竟都是女性，有一颗慈母般的心肠，对我的事情一直很关心。她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就由温处长出面去部里，找运动办公室请示，看可否先让我去考试，回来再说清怀疑的问题。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部里仍然坚持先审查，弄清楚所谓的问题，考学校的事先不要提。
这二位宽厚长者的努力未能奏效，她们无不遗憾地用好话安慰我，却没有丝毫能力能使我摆脱困境。政治运动的残酷，阶级斗争的无情，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领教的，从此对这种毫无人性的整人手段，我打内心里讨厌和诅咒。所以有人说，50年代的人际关系如何好，我从来不敢苟同，这样说的人八成是整人者，或者是习惯假情假意的人，真正坦诚的人，有自己见解的人，就很难生存。
大学上不成且不说，还要交代所谓的问题，这是成心往死路上逼我。反正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索性来个破罐子破摔，看你会把我怎么样。我立即向司里请了假，怀着郁闷的心情，回到宿舍等待审查。心想，有没有问题，我自己最清楚，只要不胡扣帽子乱裁赃，我就不怕。先休息几天再说。其实这只是我天真的想法，人家才不怕你破罐子破摔哪，胳膊总拧不过大腿，没过几天我又被传唤去，在司里召开的批判会上挨批。
（F）这是一天下午，劳动工资司的团员和青年，大约有30多人，聚集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在我进来前就都就坐了，只有一把空椅子留给我。会议由团支部书记主持，这位平时显得文静的女人，这会儿却表现得非常凶悍，她说：“咱们今天开会，请大家帮助小刘（我的本姓），他身为共青团员，却不听党的话，跟胡风小集团混在一起，现在已经滑到了反党边缘，如果再不悬崖勒马，势必会越走越远，最后成为人民的敌人。我们大家要好好帮助他。”话说得很得体又很堂皇，别人听来也许会称赞她的水平，送到我的耳朵里却不舒服。知道她是为了政治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谎，只是不便当众揭发罢了。
接着就是一些人的发言：有的没有事情，猜想加推测的思想，像一个个屎盆子，胡乱地向我头上扣来。这些人表演得非常充分，好像只要政治上对头，就是睁眼说瞎话都行。起初我还耐着性子听，强忍着满腔的火气，后来越听越不像话，实在觉得无法忍受，站起来就愤然离开会场。任凭他们怎么叫，我就是不回去，告诉他们说：“你们连道理都不讲了，这也叫帮助吗？这是诚心要整人。要杀要砍，随你们便，我就是不参加会。”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向司里领导做了汇报，由温处长出面找我谈话，批评了我的“恶劣态度”，也批评了他们的不当做法，最后勉强地开了两次会，再没有人敢胡说八道啦。
通过这一次较量，使我开始认识到，人心是险恶的，政治是虚假的。同时也意识到，面对邪恶行径，只有勇敢地抗争，才会保护自己的尊严。否则就认为你软弱可欺，拿你不当人地肆意污辱。从这之后的几十年里，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他欺辱我，我总是直面抗争。当然，最后总是以自己的失败告终，却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多少会争取些做人的尊严。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会儿搞的政治运动，可不是体育运动，不管什么项目都有个规则，这政治运动如同荒滩上的水，谁也不清楚会漫到哪里。只要你摊上了，你就甭想挣脱，再喊冤叫屈也没用，不然，积极分子靠什么当官发财哩。这次的“反胡风运动”，让我摊上了，我也只能认了，再怎么表白自己，想整你的人也不会听。原先还想顾全考北大的事，这会儿美梦彻底破灭了，就再也没有任何想头，身心反而真正地放松了。只是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审查，思想上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实在想不出还让我说清啥。尤其担心会不会给我欲加“问题”。自打我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别的见识没有长多少，政治运动中如何整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会儿自己摊上了，就不能不害怕不提防。
（G）“反胡风运动”还未完全停止，就转入了“肃清反革命运动”。我的所谓问题再也找不出什么了，但是又不好公开承认是错整，就不了了之地放在一边儿，任我随便怎样地自在了几天。那会儿的运动都是这样，整错了宁让个人受冤屈，也不能让组织丢面子，组织的面子远比个人的命运重要。在我身上也不能例外。
偏偏我这个人生性比较倔犟，什么事情都想较真，非要跟组织讨个说法，结果又是自讨苦吃。我所在的劳动工资司见我非要讨个说法，就再次召开全体团员和青年大会，对我进行新一轮的“思想帮助”。这次与过去所不同的是，考虑找不出我的“罪恶事实”，就在我的所谓态度上做文章，譬如有的人提出，这次没让我考大学，我非常不满意，就拒绝思想检查，采取消极对抗的办法，发泄对组织的不满。他们列举的事实就是，我每天晚上去看电影，而不是认真地准备检查。我每天晚上看电影不假，但绝不是要对抗谁，而是我的心里别扭，就在电影院里消愁。还有的人说，在上次会上拒绝帮助，大家发言不想听就走，这是明显的对抗运动。而闭口不谈他们如何强词夺理。那会儿的人真不知怎么想的，一个个都像吃了政治药，只要政治运动一来，几乎人人都想表示进步。连平时跟我算是哥们儿的人，都不甘落后，有的没有的瞎说一通，以此表白自己的“正直”。不过这样也好，使我这个走向社会不久的人，对人有了认识。
从这次运动以后，我真正地意识到，世上最不值钱的是人，世上最不要脸的是人，人活着最本质的事情，就是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各式各样的交道。会打交道的就是强者，不会打交道的就是弱者。人在动物中是最高级的，因此，连卑鄙也是最高级的。
对我胡乱地批判了一通，虽然找不出什么理由，但是保住了组织的面子，谁也不可能再说什么。可是对我总得有个说法儿，便以“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结论，给我的“问题”做了空洞的结论。那时在政治运动中，有句常用的话“戴大帽子开小差儿”，是用来讽刺个人检查的，现在用到对我的结论上，似乎更为贴切恰当。
代表组织跟我正式谈话的，是我一向尊重的温士一处长。那天我走进她的办公室，像母亲对待受委屈的孩子似的，她让我坐在她办公桌对面，先把一杯早泡好的茶推给我，然后询问我近来的情况。过了片刻她才说到正题。她首先跟我说，革命青年应该正确对待组织的审查，参加革命就要经受各种考验，并列举了延安整风时的例子，说某某人被当成国民党特务审查，险些被处决，最后证明没事照样为革命奋斗，现在就在某部任副部长。然后把组织结论拿出来，一句一句地念给我听。看着她那张慈祥的脸，我不禁想起自己的母亲，真想扑进她的怀抱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以解心头的郁闷和委屈。
温处长谈话的用意我是理解的，她的好心和真诚更令我感动，却不能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在我看来，人都是有尊严的，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只要你整错了人家，就应该公开地赔礼道歉。现在你们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了，说得实在太轻松太不负责任了，可是我却失掉了一次到北大读书的机会，女朋友也因我的所谓问题而分手，这未免过于不讲道理了罢。难道政治就是这样没有起码信义的东西？难道人的政治生命就是这样不值钱？我实在有些想不通，却又不便更多地说什么。
考虑到我跟温处长的关系还不错，她又在许多事情上给过我帮助，相信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她情愿，我再有气也不能撒给她，就自认倒霉地给了她面子。这次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留在我心上的阴影，积在我胸中的愤怨，却没有丝毫的消释。这就是我的1954年。
（H）由于无端挨整、上大学被阻、失恋，这三重灾难同时降临在我的头上，我的精神和身体都有点吃不消了，事情过后，就病倒了，每天下午都发低烧，后经医生检查是肺结核病复发。一个刚刚20几岁的年轻人，曾经满怀热情地投身革命，却反过来被革命无情地折磨，再能宽容的人恐怕也有想法。越想越窝囊，越想越痛苦，我的病情又加重起来，医生不得不让我全休，从此过起了病号生活。
到我能够勉强上半班的时候，“肃反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到底抓了几个“反革命分子”，我连问都不想去问，从我自己被整的情况，相信同样会有冤屈鬼。只听说同处工作的一个人，因在辅仁大学读书时“破坏学运”，被保卫部门带走审查去了。这位身材瘦高说话和气的同事，是个地道的北京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给我的印象是个厚道人。这样一个人会干出坏事来吗？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说不定又是一个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就是退一万步讲，有点所谓的历史问题，那也是年轻时的事，对共产党缺乏认识，人家现在表现不错，总不能死揪着不放吧。何况还可以改造嘛。
我是1954年从部队转业的，旧军装还没有彻底脱掉，地方机关是怎么回事儿，更没有完全闹得一清二楚，当年就被狠狠地整了一通。别提心里有多么别扭了。这时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起部队来。在我当时看来，比之地方某些人，部队机关里的人，似乎更好相处。只有在这时我才真正理解，部队的战友情意的可贵，可惜这已经不再属于我。现在更现实的是，病愈后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报考大学，还是调到新单位，反正我得离开交通部。我绝不想跟那些整我的人同在一个楼里。
三
我记忆中的北京市，50年代的市区面积，好像没有这么大。那会儿的和平里，就类似现在的新区了，只是没有这么叫。离开交通部机关，被调去做编辑工作，我供职的报社，就在和平里办公。和平里这个地名不错，有种祥和平安的意思，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这个有着好名字的地方，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和平。相反在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我遭遇到了更大的灭顶之灾，几天之内就沦为最底层的贱民。
当时我所在的报社，就在现在民族出版社的楼里，前几年因事到民族出版社，刚进入大门心头就开始发紧，40年前的痛苦往事像一把把刀子，狠狠地刮着我的神经。看来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是无法真正忘记的，所谓的原谅和宽恕，那也只是虚伪的承诺。记住，不见得报复；记住，只为了认识。人没有鲜明的爱憎那还叫什么人。
如今的和平里已经是个繁华地区，高楼林立，车来人往，大都市的喧哗完全掩饰了历史。就是我有时走到那里，如果不被什么景物触动，常常地也是不会再记起。然而它又毕竟是我的罹难之地，每逢想到1957年就会想到和平里，想到和平里就会想到“反右运动”，以及在此之前的“反胡风运动”。
（A）“反胡风运动”结束以后，不，正确地说，是对我的审查停止后，我就开始因病休养了。这一晃就过去了三个月，稍有好转就让半休半工，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上班。这时真不想走进那座大楼。上班如何跟整我的人相处，在养病时就一直地想，这会儿真地面对了，我打心眼里发憷。可是总不能不上班呵，只好无精打采地去应付。
大概领导也考虑到了这点，或者考虑到了我的志趣，对我的工作早有了新安排。我病休之后刚一上班，劳资司的秘书就来通知，说领导上要找我谈话。起初我心里直犯嘀咕，不知又出了什么大事，尤其见到谈话的人是，张清华副司长和温士一处长，这两位女领导一起跟我谈，这架势让我着实出了身冷汗，怕又要生出什么差池来。经历了这次运动，被莫名其妙地整了一顿，对于组织对于什么人，我都没有了信任感，更感觉不出有什么神圣。她们谈话以后才明白，在她们二位的建议下，经过部政治部批准，决定调我去报社工作。
张司长很动感情地说：“按你的情况，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心里明白，不巧碰上了这场运动，把你给耽误了。我们共事一场，觉得很对不起你。”温处长也说：“考虑你做过编辑工作，又喜欢文学，经张司长提出，大家同意，想让你去报社工作。”我听了以后立刻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倒不是为自己的命运有了转机，而是为这两位老大姐的理解和体贴，使我这个刚刚挨过整的人感到温暖。在那种境况下，能有人理解、关怀，如同夏风冬阳，实在太不容易啦。今天想起来，依然感到欣慰。可惜这两位大好人，她们自己的命运，后来也并不很好。再次见到温处长时，她已经被下放到中学当校长；后来听说张司长爱人、监察部副部长王瀚，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当然，在政治比较清明以后，这位老革命干部，同样被平反恢复名义，只是不知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B）当时交通部有两张机关报，一张是《人民航运报》，一张是《人民公路报》，都是学习苏联办的产业报。前者是给海员读的报纸，后者的读者是公路系统职工，都是对开大张四版的周三报。出于对江河湖海的钟情与热爱，我到了《人民航运报》，在文化生活部编“浪花”副刊。从此我的“生活画册”，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只是那画页越来越暗淡，“出版”不久就被无情地践踏。
我们这个副刊部，只有四个人，负责人叫房仲甫，很有点旧学根底儿，新派作家中他喜欢蒋光慈，我们一见面他就给我背诵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作家林斤澜、高晓声先生的同学。另一位叫谢德忠，一位文工团演员出身的小说家。还有一位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苏铭。这三位年纪都比我大，我也就成了小弟弟，他们各方面都很照顾我。在报社还有两位写诗的朋友，一位是四川人胡荣谦（胡牧），他是诗人沙鸥的同学，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写诗；另一位是跟我年龄相仿的赵惠民（赵越），他在报社撤销后调到山西省歌舞团，现在是位著名的歌词作家，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歌词。
应该说，这个小环境还是不错的，工作时心情也比较舒畅，“反胡风运动”中那些不愉快的事，我也就渐渐地不在意啦。而且这份工作又是我喜欢的，在工作上也就格外地卖力气。因为我比较喜欢诗歌，那时又学习写诗，副刊的诗歌作品，老房就让我来编，我就想办法约稿组稿，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许多著名作家、诗人、编辑，像蔡其矫、邵燕祥、公刘、沙鸥、巴波、海默、雷加、考诚、马丁等，我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有的还给我寄来诗文发表。这时是我真正进入文学圈儿的开始，既然没有能到北大中文系读书，就想在这个岗位上认真干点事。
这张报纸的副刊跟其他报纸副刊一样，每天都有大量的自由来稿，其中最多的就是诗歌稿件。这些诗歌稿件大都出自海员之手，他们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又有远洋航行的浪漫生活，许多人愿意写诗抒发感情。有一天开会研究业务工作时，我提出是不是请一位著名诗人，给这些稿件写一篇指导性的文章，编辑部表示同意后，我就决定请诗人邵燕祥来写。我之所以想到邵燕祥，一是我比较喜欢他的诗，二是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管工业报道，当然是位合适的人选。
20年后我与燕祥成了朋友，有次曾跟他开玩笑说：“燕祥，我上过你的当。”他当时听后一愣，不解其意。后来我告诉他说，在抗美援朝时他写过一首诗，题目是《你们的战歌就是凯歌》，当时在天津的中学生中，很有鼓动作用，几乎大小会都有人朗诵，我们学校还编成了集体朗诵诗。我就是在他的这首诗，以及那支《走进军干校》的歌鼓动下，离开温暖的家投笔从戎的。这算是后话了。
我找邵燕祥约稿时，记不得是通电话，还是写的信，反正当时很快，我就跟邵燕祥联系上了。我拿着这些作者诗稿，如约到中央台大楼，当面交给了邵燕祥。见面之后我才知道，这位我敬仰的诗人，原来只比我大两岁，属于同一时代的人，说起话来当然也就投机。他文静的举止，诚恳的待人，没有一点年轻得志的架子，是当时的诗人邵燕祥，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那时他好像正准备出国访问，希望我能宽容他几天，等他从国外回来就写这篇文章。
可是没有过多久，“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我接到邵燕祥的来信，以及退回的全部诗稿。他在信上说，事情比较多，挤不出时间，实在写不成这篇文章，向我表示歉意。后来才知道他正在受审查，再后来知道他被划成了“右派”。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才华和聪慧，他作为一位同代人的正直和善良，我始终都在深深地记忆着。所以在后来政治环境允许之后，我们的友谊又重新接续。我从内蒙到北京时曾看望过他。他在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前，以及回到北京以后的工作安排上，都曾给予过不少的关怀和帮助。这会儿同在全国作协工作，彼此有了进一步了解，来往也就比过去更多些。
（C）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那会儿，我的肺结核病并未痊愈，医生常开假条让我半休。报社领导让我参加整风运动，说是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我想自己作为一个共青团员，还是应该积极参加的，何况我的确也有些意见想提。听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之后，我错误地以为政治环境有所宽松，提点意见总不至于怎么样。但是“反胡风运动”对我的伤害，使我对这类事有点心灰意懒，本不想再管这些弄不懂的事，后来看见许多人都在诚心提意见，我也就真的相信是要改进作风。认真地准备了几条意见。
报社开第一次鸣放会时，我去医院看病没有参加。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经过中央戏剧学院，顺便看望一位同学，见这所大学的校园里，贴有批评田汉先生的大字报，说田汉先生是个官僚主义者，等等。我当时非常惊愕。田汉先生是位老革命，大戏剧家，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大人物，居然连他也敢批评，我感到既疑惑又兴奋，觉得党是真心要听意见了，不然谁敢在他的头上动土。因此在第二次鸣放会上，我毫不客气地提了意见。
我的意见主要是这样几点：一、共产党应该勇于承认错误，像在“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中都整错了一些人，就应该向当事人公开赔礼道歉，这样做不仅不会破坏党的威信，反而会增加受害人对党的信任；二、报社有的党员负责干部，例如，编辑部主任姜××，党的生活组组长周××，他们的作风实在不够正派，搞拉拉扯扯小圈子，特别是周××不学无术，只会溜溜拍拍，根本不像个正经文化人；三、报社的年轻人不少，应该大胆启用青年人，青年人有锐气、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要等着他们把棱角都磨圆了，觉得顺手了再使用，那样无益于工作和个人成长，等等。
当然，由于我在“反胡风运动”中挨过整，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情绪，在发言中有些言语也就激烈些，这就让人难以听得悦耳，但是绝对没有任何恶意。可是就是这样几句话，总共不过10分钟的发言，就成了我当“右派”的最初资格，后来宣布这是一场“阳谋”时，我就成了被“引出洞”的“蛇”。这之后的许多年，凡是以组织名义征求意见，我都格外地小心，揣摸是不是又在搞“阳谋”，“引蛇出洞”。
报社驻上海记者赵琪，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算是一位懂得新闻业务的人。这次他回到报社参加鸣放，为了改进报纸提了个办报方案，他拿给我看，说：“你年轻，能接受新事物，对这个方案，提点意见。要是同意，你就签个字。”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方案不错，体现了内行办报，就在上边签字表示赞成。这个方案后来被定性为同仁办报，目的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我签字表示赞成，也就理所当然地是反党。就这样一点区区小事，也不管其有无合理成分，就轻易地被定性处理，在中外古今怕是少见，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是再平常不过了。
赵琪当时被划为“极右份子”，先于我们遣送到农村监督劳动，其“罪过”我以为就是这个办报方案，最近读了朱正写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其中引用了赵琪在全国记协会上的发言，赵琪在列举了机关报的六大特点之后说“单纯代表领导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说话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可能是他被加重处理的主要原因。有了对他这样的处理，我又赞同他的方案，当然也就不会放过我。从戴煌写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里，我才知道赵琪也在北大荒农场劳改，并在饥饿和郁闷中在那里丧生。不知为什么在北大荒时我未见到他。前不久听一位老同志讲，赵琪还健在，并未死在北大荒。他劳改回来，被安排到上海一所学校教书，几年前离休。不知到底谁说得对。但愿他能健康地生活着。
按照我当时的年龄、经历，说实在的，要是说点软话、顺耳话，求饶的话，当权者放我一把也有可能，但是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这样做，更何况我并不认为自己有错误。想整我的人见我不给台阶，那就更有理由打我于地狱之中，此时被我提过意见的姜××等人，正在领导着“反右派”运动，他们口口声声说我的态度不好。主要是在一个问题上，我跟这些人顶了牛：当权者说，“共产党不是抽象的，是由一个个党员组成的，你说党员溜溜拍拍、拉拉扯扯，这就是攻击共产党组织”。我说，“如果说给党员提意见，就是攻击共产党，那这个党员的不正之风算谁的，要是说算共产党的，我就承认是攻击共产党”。他们在逻辑上讲不通，完全是强词夺理，但是又怕丢面子，就以污蔑共产党为由，又给我加了一条“罪状”。
《人民航运报》社属于交通部政治部，当时的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是章（章伯钧）罗（罗隆基）联盟的头号人物，交通部也就成了反“右”重点单位。凡是部里召开的反“右”大会，不管是批判章伯钧的，还是批判别的“右派”的，都要通知我去参加；因为我在报社工作，首都新闻界的反“右”批判会，也得让我去陪听陪批，说是从中受些教育，光在《北京日报》社召开的会，我就去了两三次，那时终日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活。有次在团中央大礼堂开会，批判青年作家刘绍棠，还特意指定两个人陪我去听，理由是我也写东西，这样受些教育更直接，回来还要谈体会谈教训，一时价弄得我精神负担很重。我当时又没有成家，每次开完会回到宿舍，同室的人也不敢搭讪，自己确实感到是被孤立了，就干脆在外边到处走动，直到深夜再回宿舍睡觉。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不是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独自到公园里坐着，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
有一次我正往北管公园的方向走，不经意地发现有人跟着我，想甩也甩不掉，就干脆来个猛回头，然后迎着他走过去，他想躲又一时躲不开，只好愣愣地站在那里。我到了跟前一看，原来是保卫处的干部，尽管说不出他的名字，却还熟悉他的模样。我很不客气地质问他：“是谁指派你的，我又不是特务，怎么还来盯梢呵？”被我突如其来的这么一弄，这位年轻人感到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讷讷地解释说：“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又不是我自己愿意来。”看这个人比较老实，那副为难的模样，也着实可怜、可笑，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啦。
次日保卫处的一位副处长，特意找到我解释说：“有人汇报说，你每天都是三更半夜回来，领导上怕你想不开，万一出点事不好交代。我们就派了个人‘保护’你。”是真是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反正他这么一说，我反而不好说话了。
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我，我的生命刚刚开始，我才不会不明不白的死哩。既然我已经被拖进苦难中，再大的苦难我也准备去接受，再说，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如果连我这样的意见都难容，所谓的鸣放、提意见、整风，统统都是假的糊弄人的，今后再有这样的事谁还相信呢？正是抱着这样天真的想法，我才没有完全失去信心，相信党会实事求是的对待，最多不过像“反胡风运动”那样，把我批判一番了事。这么一想，心路也就宽了，别人说什么，怎样对待我，我根本不去过多地理会。随着运动渐渐接近尾声，我就更不去多想它了。
恰好这时我祖母病重，我就请假回天津探望，借此机会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C）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里，统治者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他的好恶都会决定百姓命运。在五十年代的中国，从理论上讲是有民主的，其实根本没有真正民主，从文字上看是有法律的，其实很少真正地按法律办事，就连体现民主的宪法，都被有的人嘲弄说“宪法也是入定的”，言外之意是说，领导人想怎么定，就怎么定，想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平民百姓无权过问。因此人们也就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到了罪恶的“文革”时期，宪法、国家主席都被一脚踢开，连民主的幌子都不打了，何谈人民的国家主人地位？
在我就要请假回天津时，报社接到中宣部的通知，中央各部委的报纸要撤销，人员由中宣部统一分配。整风、鸣放、反“右”，这些不断翻新的花样，本来已经把人搞得心乱如麻了，突然又传来报纸停办的消息，人们自然越发不安起来。比之关心政治运动，人们更关心自己的去向，人人都在想办法探听消息。不久就听说，交通部政治部与中宣部初步决定，我们报社的王文祥（原《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和我，《人民公路报》的王舜华（原《体育报》总编辑）和许岱（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委）等去《中国青年报》，李牧生去《光明日报》，这两家报社的其他人，除少数人留在交通部机关，大都分配到各省市新闻单位。听了这样一个小道消息，我自然比谁都高兴，自以为这场灾难躲过去了，不然是不会这么优待我的。
鸣放的事没有人过问了，分配方案已经确定了，我想总不至于再有变化，一天下午，我踏踏实实地离开北京，回天津探望病中的祖母。在我们家我是长孙，自幼祖母就很疼爱我，这会儿祖母病了，我想应该多陪伴她几天，再说报社正处于动荡时期，大家都无心思干别的事，索性在家里多呆了两天。
谁知等我从天津探亲回来，情况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一顶可怕的“右派”帽子，正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我。
交通部政治部运动领导小组的人，见我回来立刻找我谈话，传达这样两点决定：一、根据我在运动当中的表现，决定补划我为“右派分子”，给予行政上降级团内开除团籍的处理；二、原定去《中国青年报》的方案撤销，考虑我正患肺病可以不下放劳动，分配到《青海日报》社工作。我当时一听就愣住了，僵持好久说不出话来，直到谈话的人让我签字时，我才清醒过来。幸亏经历过“反胡风运动”，对于这一套早有领教，不然说不定会晕过去。这时我就问了问，去《青海日报》的还有谁。对方说，还有编辑部主任姜××和编辑邓宾雄，我想，在运动中我给姜××提了意见，他肯定记恨着我，到了青海还在他手下，他能放过我吗？他能给我说好话吗？说不定处境会更糟。跟他一起去《青海日报》工作，这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可是，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说别的什么也不会有用，我当即表示了两层意思：一、我不认为自己是“右派”，你们怎么定是你们的事，我不想签字；二、非常感谢关照，让我去青海，但是我不需要照顾，我愿意去农村劳动。
谈话的人看了看我，不知是同情，抑或是无奈，同意研究后答复我。我的后半生的命运，在这次轻率的谈话中，就不由分说的决定了，简直连回旋余地都没有。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本来考虑我年轻，言论又不系统，而且话出有因，是想放过我去的，因为划“右派”的比例数未完成，又有人提到我，我也就成了后补的“右派”。
22年后给“右派”改正时，我拿到那个打印的改正决定，真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应该哭，这简直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22年前的一张纸，让我成了“罪人”；22年后的一张纸，让我成了“好人”，好像每个人的好与坏，并不是由他的天性决定，而是要由某些人的口封，这种事恐怕只会发生在当时的中国。
然而不管怎么说，荒唐年代总算结束了，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但愿今后能够警示后人，对待宝贵的人的生命，不要再这么轻率、无理。更不要为了权力、名誉，随便地践踏、污辱人，即使别人不疼爱我们，我们的父母还爱着我们。我们是父亲身上的肉呵，假如整人者的子女也遭遇此噩运，难道你们就真的不疼爱吗？我不相信。
四
北京前门火车站的建筑，几年前就已经改成俱乐部，供今天的人们消闲玩耍。由于这座建筑并不美观且名气不大，早被一批又一批的新建筑淹没，真正知道它的人越来越少了。而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右派”，它永远是个标志型的建筑，许多人被发配到外地劳改，都是从这里乘火车远行的。现在有时去前门一带办事，看见这座建筑物的时候，哪怕只是不经意地瞟上一眼，我的心海立刻就会怒浪翻腾。当年离开北京去北大荒的情景，依然是那么清晰地呈现出来，仿佛40年的岁月没有前行，还停留在当时的时光指针上。
（A）我的“右派”资格被确定，离开北京也就必然成定局。《中国青年报》是去不成了，《青海日报》我又不愿意去，至于最后确定去哪里，还得等待上级领导的通知。我就边等待边收拾东西，顺便向在北京的亲友告别，好在我是个光棍汉，两条腿一抬说走就走，没有一星半点儿的拖累。惟一让我感到有点为难的是，如何跟我的父母说，他们一听说我离开北京，一定会朝坏处胡思乱想。那年我参加军干校，就是背着母亲走的，全家人为此担心多时。这会儿她知道了离开北京，尽管不懂得什么政治运动，更不会相信自己儿子是坏人，但是她也一定会犯嘀咕。
万幸的是“反右运动”以后，全国都有干部下放，左派与“右派”，正常下放与下放劳改，局外人谁也分不清楚。何况那会儿的人，有头脑不敢思考，上边说什么都相信，根本没有人去分，我就说是正常下放，家里人绝不会在意，更不会找我来追问。但是必须得“提防组织”，由不正派的人掌权的组织，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例如，有的人被划成“右派”后，他们就通知了所在派出所，家属也就成了被监督的对象。还有的动员“右派”妻子离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坏事，还不都是以组织名义干的。所以我惟一的要求，就是不让他们下暗绊儿，最后经过研究得到同意，我的“右派”问题，暂不通知我家里人。一年以后家人才知道我是“右派”。
等待了一些时候，正式通知下来了，同意我随大拨儿“右派”，去北大荒农场劳改。我生活、工作了将近十年的北京，我得意、落难没多久的北京，就要渐渐地离我远去，从此，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留在记忆中。今生今世还会不会回来，我没有一点儿把握，也不想过多地想这些，倒是未来的前途，让我有点惴惴不安。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只是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要付出高昂的人生代价，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觉得人活着，就应该光明磊落，如果为了一时的利益，就要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价值。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就应该坚守自己的信念，如果连点自信心都没有，那活得还有什么滋味呢？在后来漫长的逆境中，以至到迈入老年的现在，我之所以会不改性情，恪守自己做人的准则，就是希望仍然活得像个人。
（B）1958年的4月，一个凄风苦雨的春日，我们这批“右派”，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前门火车站。准备乘坐当日的火车，到流放地北大荒去。这也是我头次听说北大荒，假如没有这次发配，谁会知道这个地方呢？就是此时知道了，对于它的真实情况，谁又能说了解多少呢？单从它的名字上看，就令人感到很畏惧。一些喝过洋墨水的人，会想起当年俄罗斯人流放地西伯利亚，一些听过中国评书的人，会想起古时那些罪官贬至的边塞，总之大家的心情都很复杂。
那会儿的前门火车站，来往的车辆不多，出行的旅客也很少，我们走的那天，又是个淅淅沥沥的雨天，我们这批特殊的远行者，立刻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少数猜测出我们身份的人，都投来同情的眼光，无可奈何地摇头唏嘘几声，然后就匆匆地走开。沉闷的空气，痛苦的惜别，使这四月的雨天，显得格外忧伤。
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下，“右派分子”的帽子一戴，就等于脸上烙了钤印，有的连家人都划清界限了，朋友和同事就更退避三舍，因此来送行的人都是至亲。从他们互相的称谓上看，最远的关系也都是姨姑血缘，更多则是夫妻、父子、兄弟，别的人很少冒风险来送行。
我当时是光棍一人，家在外地，无牵无挂，自然没有送行人。不过这样也好，感情上没有折磨，心灵上没有负担，再大的罪也是自己承受。这正是光棍儿的优势。
这天从早晨起就下起了雨，飘飘洒洒，湿湿漉漉，整个都城笼罩在阴郁之中。好像是心里明白的老天爷，有意怜惜这些无辜者，却又无力帮助他们，只好用泪水表示同情。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到车站乘火车，上机场坐飞机，不是家里人用自行车载，就是搭公共电车汽车，或者是找辆三轮车，绝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这一天也不例外。在我的印象中，用公家小汽车送的，是极个别的一些人，大都是划“右”之前，就享受高干待遇的，这次机关仍是出车送站。那天的前门火车站，显得非常热闹，却没有喧啸声，气氛异常沉闷压抑。连我这个无牵无挂的光棍儿，心里都像塞了麻团乱糟糟的。
在细雨霏霏的车站前，有的打着雨伞在交谈；在人声鼎沸的候车室，有的在一旁轻声呜咽，他们说些什么，他们为啥哭泣，尽管没有谁真的能知道，但是谁都会猜测得出来。本来是朝夕恩爱相处的夫妻，却因为一方罹罪发配而分离，从此天各一方两牵挂；本来是父慈子孝和美的一家人，却因儿子一句话招祸去远方，从此老父不得不孤苦盼子归，这种从天而降的人为灾祸，谁能想得通谁敢说得出呢？只能用泪水冲淡心头重负，只能用虚语安慰破碎的心。人说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倘若是天灾尚有情可缘，我们的分离却是人为造成的，因此，这次的离别就越发痛苦。至于何时再相见，这一去可否归来，就更是难卜的未来事情。
在这些一起被发配的罪人中，有我认识的一个俄文翻译，因为一句瞧不起苏联专家的话，被说成是恶毒的反苏言论，就轻易地成了“右派分子”。所幸的是她的未婚妻，并未因他的遭遇离开他，决定让他去北大荒劳改后，她毅然决然地跟他成婚，今天也特意来为他送行。这对新婚的年轻夫妇，手拉着手相对而视，既想亲热又不便亲热，既想劝慰又不好劝慰，那种皱皱巴巴的神态，连旁观者心里都不是滋味儿。大家谁都清楚，假如没有这场灾难临头，这新婚不久的小两口儿，应该正在一起度着蜜月，享受人间的美好情爱。可是现在却不得不被分开，一个留下，一个远行，生死茫茫的岁月揪着两颗心。这是何等可怕的人间悲剧。
时间在沉闷的气氛里，一秒一秒地过去；离情在依恋的人群中，一点一点地流逝。
最后，开车的铃声终于响起来了，车站上立刻引出一阵骚动，远行的人在说：“照顾好孩子，别惦记我”，送行的人说：“别惦记着家，照顾好自己”；年长者说：“说话做事稳当点，别再出事”，年轻人说：“您注意身体，我到了来信”，如此等等。这些听起来极其平常的话，在此刻此地说出来，每一句都如同闷雷，击在乌云密布的心头，顿时催落积蓄多时的泪雨，顺着许多人的眼角流出。有的赶紧扭过头去，有的止不住地抽泣，是为不幸的命运悲伤，还是为未卜的前途担忧，谁也无法分得十分清楚。
开车的时间到了。在《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中，一列长长的墨绿色火车，喘着粗气徐徐地启动。就要离开北京，向北大荒驶去。一些跟“右”字沾边的旅客，以及送他们远行的人，都没有丝毫的轻松神情，每一张脸都像板结的土地。这时车上车下都可以看见，有的在哭泣着不停地招手，有的在长吁短叹地注目，仿佛是哪个不怀好心的人，故意把这么多的痛苦告别，都集中在今天一起展示，让善良的人经受沉重折磨。此时的雨下得更密了，此时的风刮得更欢了。就在这凄风苦雨的春天，我们走上了漫长的驿路……
（C）为运送这些中央机关的“右派”，开往牡丹江的特快列车，加挂了好几节硬卧车厢，这也算是对我们的照顾了。当列车渐渐离开前门火车站，把亲人送别的身影甩在后边，把思念和惦记留在不安的心中，一个个美满团圆的家庭，就这样从此远隔两地，过着梦牵魂绕的日子，谁知会是怎样的滋味儿呢？我这个当时的光棍汉，实在想像不出更不理解，后来我成家与妻儿两地分居，这时才对其思念和惦记，有着刻骨铭心的真实体会。即使在当时，就是我们这些单身汉，虽然没有更多的家累，比有家室的人要简单，但是心中仍然有说不出的苦涩。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这种感情表现在恋群上，就是依靠群体快乐生存，一旦被孤立群体之外，也就完全没有了活跃的生机。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制造者，很懂得人的这一心理状态，所以在运动中最惯用的手法，就是以“划清界限”为由，把挨整的人孤立起来，让你有嘴不敢说话，有腿不敢串门儿，活活地闷死在忧郁的氛围中。
我们这些被定为“右派”的人，经过一段很少有人理睬的时间，许多人的精神都险些崩溃，这会儿以同样的身份相聚在列车上，大家反而轻松起来活跃起来，又多少恢复了人的应有的常态。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光棍汉，还不像在北京有家室的人，在运动中一天挨批挨整下来，回到家里总还有个亲人安慰，我则是在单位在公寓都一样，没有人敢搭理，没有人肯安慰，只能在艰难中独吞这份孤苦。因此上了这北去的列车，同伴都是一水儿的“右派”，再没有人冷落和歧视，反而显得比别人更兴奋更快乐，来来回回地在车厢里走动，以便感受失去多时的欢乐。
列车行驶了两个小时，车到天津东站时，正好是在下午，我急匆匆地走下车厢，站在车站的出站口，两眼直直地往市区张望。
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中学时代的最后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走进军干校的绿色军营，就是从这里起步的，现在我竟然成了“罪人”，在发配途中驻足在这里，真是百感交集却又难以言表。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的父母，想起了我的家人，想起了我读书的学校，也想起了那年离开天津的情景，可是此时，我不仅回不了家，甚至于连让家人来看上一眼，都不可能，不由得泪水湿润了眼睛。痴痴地望了许久许久，直到开车的铃声响起，车上的人呼喊时，我才依依惜别地走进车厢。
跟我邻座的一位年长者，是个心细的人，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待我坐定以后，若无其事地问我：“你是哪里的人呵？”我说：“老家是河北，父母这会儿，都在天津住。”他听后“呵”了一声，似有所悟，就再未说什么。过了片刻他又问我：“北京的家，还有什么人？”我说：“我还未结婚，我出来，就人走家搬了。”他笑笑说：“那倒也好，利索，不像我们，两边互相惦记着。”接着我们就聊起天儿。
说到刚才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右派”一家一家送行的情景，他告诉我说，他全家的人都来送了，这使他还多少感到点温暖。他问我有没有人来车站送行，我告诉他没有，他说：“除了家里人，别人想来也不敢来呵，你不必在意。”我立刻告诉他说：“单位有两位同事，请我去家里吃过饭，就算是对我的送别了。”他说：“非亲非故的人，这会儿能做到这样，那就很不容易啦。”
其实他哪里知道后来，比这更不容易的是，这两位同事王文祥、孙惠青（原《中国煤炭报》社副总编辑），在《人民航运报》一起工作时，跟我并无太多过密的来往，可是在我被划为“右派”之后，从北京到北大荒，从北大荒到内蒙古，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在这长长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始终在关怀着我。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年代，有的家里人都无情无义了，他们二位都不曾慢怠我。我每次到北京，他们都热接热待，没有半点歧视。这也是我一直引为自豪的真诚友谊。
跟我同一节车厢的人，有的来自中央各部委，有的来自各群众团体，经过两天一夜的行程，大家很快就渐渐熟悉了。为解除这漫长旅途中的寂寞，人们就用聊天儿来消磨时光。开始的时候彼此有些戒备，谁也不敢往深里聊什么，只能说些诸如，“谁送你上的火车呵”，“你知道北大荒这地方吗”，如此而已。人们的思想本来就是封闭的，经过这场“反右运动”之后，个个惊魂未定，就更要把自己的心扉紧闭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那个可怕的年代里，正直正派人能够选择的，正确的也是惟一的处世方法。能做到这样独善其身的人，在我看来就相当可敬了，要是跟那些卑鄙小人比较，在当时可以说是圣人啦。
经过短暂的火车上的接触，后来彼此稍微有些了解了，说话时也就不再那么谨慎，连自己的“罪过”也敢讲了。这时人们仿佛一下子意识到，我们这些人有着共同命运，从此再也无法彼此分开，只有互相地帮助和照应，才好一起度过未来的艰难岁月。
“右派”改正后我们回到北京，这些当年北大荒的难友，跟外人介绍时，总是愿意说：“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北大（荒）农垦系，57届的学生。”言语间有着说不尽的苦涩，同时又满含无限的患难情谊。这是后话了。
原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时，我们许多人出差来过东北，这条北京至哈尔滨铁路线，对于我们应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列车隆隆北上的此时，人人都好像是头次踏上这条路，列车一过山海关，就有不少人倚在窗前，凝望这茫茫的松辽平原。神情是那么严肃。谁在想些什么，无法准确判断。
坐在我对铺的一位难友，约有40岁左右年纪，白净的脸上架着宽边眼镜，显得非常文静和沉稳，给人的初步印象是，属于那种很难接近的人。他在窗前凝望的时间最久，谁也不好破坏他的情致，大家就从侧面看着他的神情。不料他忽然扭过头来，像自言自语又像是跟我们说：“听我爷爷说，他当年闯关东，就是走的这条路。”啊，原来他想的是这样久远的往事。那时的穷苦人闯关东，是为了活命讨生活；我们这会儿闯关东，是为了什么呢？谁的心中都有答案，只是谁也不便说出，任凭滚滚车轮无情地把它碾碎，扬弃在这漫漫的铁路上。
（D）从离开父母热情投身革命，到因“胡风事件”遭难，再到“反右派”戴帽子，这前后不过六、七年光景。我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却饱尝了人间最大的不幸—用无限信任换取无端怀疑，用无限热情换取无情伤害。这就是革命给予我的最高“犒赏”。
人世间也许有各式各样的痛苦，但是还有什么比思想矛盾，给人的撞击更难以承受呢？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进步，此时在我的心目中，都成了难以判断的是非，过去许多视为崇高的东西，再也不看得那么神圣了。我甚至于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如果不随潮流参军，如果不轻信那鸣放，我的命运也许不会如此，起码不会刚进入社会就落难。
以上种种真实想法，如同车轮的滚动声，不停地响在我的耳畔。
当列车运行到冀东平原，经过生我养我的宁河县，立刻勾起对童年的回忆。那时是多么天真呵，凭着一个孩子的渴望，总想快一点儿长大成人，走出落后封闭的县城，看看这世界到底怎样。后来终于离开家乡，跟随父母到了天津；再后来终于长大成人，眼界渐渐开阔起来，正踌躇满志想干点事情，青春的翅膀被活活折断，老天爷对我竟会如此不公。我不由想起小时候，去庙里还愿的情形：那年我四岁，得了一场大病。由于我是长孙，祖母格外地疼爱，她特意找人给我算命。算命的先生说，这孩子命不好，得给老天当会儿牛马，不然一生都有灾病。于是，花钱买了一个纸马鞍，背在我的身上，象征做牛做马，在我生日那天，祖母带着我，来到村里的娘娘庙，跟娘娘奶奶烧香求饶。长辈们自以为从此我就平安了。
可是不曾想这不吉的命运，并没有从我的身上走开，先是患结核病，后是“反胡风运动”挨整，这最后又是“右派”流放边疆。生活刚刚开始，就这么不幸，难道一生都要这样吗？我不禁感叹起生存的艰难。
想到这里，我真心佩服起那位先生，他给我算的命还真准，只是他给我支的招，看来并不真的灵验，或者说是老天不肯饶恕。我暗暗地为自己的未来，担心起来，害怕起来，不，确切地说，是怀有一种莫测的恐惧。谁知前边还有什么等待着我呢。
列车继续向东北方向行驶，人们时而平静时而兴奋，但是不管情绪怎样变化，永远摆脱不掉的是忧伤。我想许多人可能跟我一样，说不定也想起了久远的往事，或者想起了进入社会的历程，乘在这无事可做的旅途上，捋一捋自己的生活丝绺，不仅可以消除难耐的寂寞，而且也会给未来定个坐标，岂不是更为实际更为有用。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里，人们实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是成了“罪人”的我们，今后更要格外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不然再出现什么差错，那就要遭受更大的苦难。无论是对自己对家人，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从哈尔滨下车后，停留几个小时，等候换乘去牡丹江的火车。那时坐火车的人不太多，为了多装载些旅客，换乘车相隔的时间，常常是拉得很长，旅客便可抽空走走。跟我一起到北大荒的人，有的是第一次来哈尔滨，立刻被它的异样的情调吸引住了。暂时忘记了从北京带来的那些烦恼。
哈尔滨素有东方小巴黎的美称，在此之前，我曾来过一次这座北方名城。只是那时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接待单位自然也就非常热情；这回以“右派”的身份来到这座城市，我觉得处处都是冷冰冰的气氛。这期间仅仅相隔不过两三年，心灵的反差竟如此之大，我不禁想起孟浩然的诗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不过我还是抓紧等候换车的时间，急匆匆地去了一趟松花江，想再一次领略这条大江的风姿。站在美丽的松花江畔，望着那滔滔不息的江水，我的思绪随水流渐渐远去。我在想，这条大江是这么从容、平静，不管世事怎样变化无常，它都会不舍昼夜地前行，大概是因为前方对它有诱惑。可是我们的前方，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形成诱惑呢？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想，我只能学做一名水手，不仅要有在风浪中游泳的本领，而且还得有掌握天气变化的知识，不然在这莫测的政治河流里，很难驾驭这叶生命之舟。今后万一不小心政治上再出事，那恐怕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在当时那种极“左”的政治环境里，讲真话说实话是吃不到甜果子的，隐瞒、虚伪有时反而会得大便宜。这是我工作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是经过两次磨难以后，自己从中悟出的一点道理。经过“文革”运动，又经过改革开放时期，我越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试想在过去极“左”路线横行时，有多少隐瞒出身、历史的人，尤其是隐瞒海外关系的人，不是都生活得很自在吗，有的人还心安理得地当大官；相反那些老实交代的人，反倒被无休止地审查批斗，一来政治运动就得提心吊胆。到了改革开放年代这类事不成问题了，有海外关系的人反倒吃香了，这些人这时道出真实情况，又成了时代的心肝宝贝，这简直是天大的历史嘲弄。当然这有其政治原因，说说还是有必要的，起码能引起人们反思。
载着我们这些“右派”的列车，离开繁华美丽的哈尔滨，向牡丹江、密山一带进发，渐渐进入荒凉的亘古莽原。这种天高野阔的气氛，立刻引人陷入无限沉思。跟这悠远的大自然相比，人也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想整人的人如果真有本事，来这里一展身手才是英雄，只会跟人斗即使“其乐无穷”，那也不过是在罐里逞能，没多大出息。
想到这个带点哲学意味的问题，我的思想仿佛顿时成熟了许多。尽管这时我只20岁出头，属于“右派”中的少壮派，一个本该无忧无虑生活的青年人，这会儿却过早地负载着沉重——一个人为造成的苦难的政治包袱。
这个沉重的苦难的政治包袱，原以为经过北大荒的劳改，会从我们的肩上卸下来，却不料一压竟然是长长的22年。直到成为中年人老年人，我们可以认真做点事了，却早没有了当年的激情和能力。唉！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22年呵，何况正是青春焕发着的22年，这就如同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被一只无情的手揉搓完了，又毫无顾忌地丢弃在一旁。罪孽呵，真是罪孽。
林希简历
林希，1935年生于天津。
1952年师范学校毕业，参加工作，曾经作过教师，后来调天津作家协会工作。
1955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株连，被定为“胡风分子”，1957年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此被送到农场、工厂、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文化革命期间，更被打成牛鬼蛇神，历经种种磨难。
1980年平反，重新回到文学工作岗位。
出版有诗集4部，其中《无名河》获全国新诗奖。
1989年后改写小说，已经出版有长篇小说5部，其中近著为《天津百年》之第一部《买办之家》、长篇小说《桃儿杏儿》、《天津卫的金枝玉叶》等，发表中篇小说约40余篇，其中《丑末寅初》、《高买》先后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小的儿”》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近期出版有《林希小说精品选》、《天津闲人》及英、法文版的《林希小说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