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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春秋对局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67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所谓乱世出英雄,春秋时代出现了闻名于世的“春秋五霸主”。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鸿儒大志,群雄争霸,可以说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平王东迁,退避三舍,一鸣惊人,卧薪尝胆……群雄各显神通。

春秋对局——平王东迁

春秋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过渡为中世纪文明的一个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始于“平王东迁”。平王就是西周幽王之子,姬姓,名宜臼。他们的都城原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后迁移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好好的都城为什么不继续呆下去而选择迁走呢?他不知道迁走后会为威胁到自己的位置与江山吗?这其中原因就要从他的父亲周幽王说起了。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期在周幽王的统治下王室力量已大大减弱,西部游牧部族西戎经常派兵侵犯镐京,对西周进行骚扰掠夺。为了保证外界对周王室的侵扰,便于各地方诸侯保王方便,人们在周京畿地区建了好多烽火台,这样当西戎侵犯之时,人们会点燃烽火台的烽火,各地方诸侯见到烽火台狼烟四起,便会以最快的速度调兵遣将赶往都城保护周王。

烽火台搭建后,由于各地诸侯救兵能及时赶来护救周幽王,西戎各部也不敢轻易向周都城进犯,情况也就暂且好了许多,但仍处于多难之季。然就此情况却未能引起周幽王的注重,他注重的是后宫是否美女如云,自己是否玩得快乐。为了满足自己这一欲望,便派人到处搜寻美女,谁能将美女进献给他,他就十分高兴,并给进献者大量的赏赐,同时给予官职,这样他就得到了很多美女。在诸多美女当中,有一个叫褒姒,周幽王见到她后就非常喜欢。但褒姒却整天皱眉不展,没有一丝笑容,这可把周幽王给急坏了。为了颇得美人一笑,周幽王下诏天下称,若谁能让美女褒姒一笑,将赏他黄金千两。就这样很多贪图钱财的人都纷纷赶到都城去见褒姒,设法让她一笑。这些人想尽一切办法逗褒姒笑,褒姒不但没有笑,反而更加生气。看到美人生气,周幽王更急了。就在周幽王无计可施的时候,有一个人给周幽王出了个“好注意”。此人名叫虢石父,司马迁对虢石父的评价是:“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

虢石父给周幽王出的注意是,让周幽王带着美人登上烽火台,用点燃烽火的办法,让各地诸侯救兵上当前来护救,以此让美女开颜一笑。周幽王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命令属下点燃烽火,各地诸侯救兵见到烽火狼烟四起,便迅速前来护王,当各地诸侯带领千万兵马来赶到烽火台时,却不见一个敌人,弄得个个都二仗和尚摸不着头脑。褒姒看到此境,不觉嫣然一笑。看到美人笑,周幽王开心极了。

各地诸侯看到没有敌人,这才知道是周王在戏弄他们来博取美人一笑,他们都敢怒而不敢言地退了回去。当各地诸侯走后,周王为了让美人笑得更开心,又一次点燃火把,诸侯不知是真是假再次上当。如此几个来回,幽王失去了信用,诸侯们不再来了。

此后周幽王任用虢石父为宰相,治理国家,国人都有怨言。褒姒生一子,起名为伯服,周王把当时的王后和太子废掉,立褒姒为王后,伯服为太子。被废王后的父亲申侯得知后,气得要命,就上书责备幽王弃皇后、废太子、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四件事情。虢石父奏报说:“申侯打算与太子宜臼谋反,因此故意挑剔大王的毛病。”幽王说:“那怎么办呢?”虢石父又献上一计:“唯今之计,只有赶快发兵讨伐他,才可能免除后患!”于是,幽王发兵讨伐中国。申侯大惊,召见臣下商议道:“我们中国国小兵微,怎么能够抵御周王的军队呢?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夫吕章说:“我们的国家危在旦夕,只有求助犬戎、西夷,请求他们出兵讨伐无道的幽王,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灾祸!”申侯依计而行,犬戎遂发兵五万,将镐京围得水泄不通。

幽王见此情景,大惊失色,对虢石父叫道:“速燃烽火!速燃烽火!”烽火台上顿时火光冲天,谁知各地诸侯因周幽王多次燃烽火戏弄,为了不再充当美人的笑料,诸侯及士兵竟一个都没来。在无人援救的情况下,镐京陷落。犬戎在城中放火焚烧宫室,西周积累的货物宝器,全被犬戎掳去。幽王也在骊山下被杀,褒姒被犬戎掳去,下落不明。

闻得都城动静,各地诸侯才知道,原来犬戎真的打进镐京了。于是,便纷纷带着大队人马前来镐京救援。诸侯们打退了犬戎,和申侯一起立原来的太子宜臼为王,也就是历史上的周平王。

周平王即位以后,在镐京执政已十分困难,一方面镐京被犬戎烧杀抢掠得已不成样子,像样的宫殿房屋几乎被烧尽;另一方面犬戎还多次来侵扰京城,各地诸侯又咻驾不力,于是便下决心放弃残破不堪的镐京城而东迁特派员邑。没想到此想法却遭到周公的反对。周公反对道:“不好!洛邑虽然居于天下之中,但是四面受敌;而镐京呢,左边有崤山、函谷关,右边有陇国、蜀国,而且沃野千里,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天府之国。现在,大王如果要舍弃镐京,迁都到洛邑,臣认为不可!”平王没有听取周公的谏议,于公元前770年,在郑国、秦国、晋国等诸侯国的护卫之下,放弃镐京,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王朝。

东起西灭,西周的灭亡,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由于褒姒,甚至不是由于幽王个人的原因所致,而是因为当时周王朝统治已经腐朽不堪,人们的想法及观念已经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我们知道,在平王东迁之时,郑、晋、楚、秦等诸侯国起到了很要的保护作用。这些诸侯是出于真心的保护屏王东迁的吗?由历史看来,并非如此。他们的此举行动,多少有点为自己着想的味道。我们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事,已引起了诸侯们的不满,以至周幽王再次燃烽火而无人闻即。在周幽王时期,周王室已经走向滑坡路,周天子已经无法控制各个诸侯国,诸侯们才按兵不动,保持实力,坐观成败。当时,不仅在西周初期分封的诸侯国,如齐、鲁、燕等都已经发展壮大。加之,由于血缘关系越来越远,他们也想摆脱周王室的控制,开始离心离德。比如,在周宣王时期才建立的中国,还是周王室的亲戚,如今却来带头和西戎联手来对付周王,此时,周王室的力量已经降到和一个中小诸侯国的力量差不多了。在这种形势下,即使幽王把烽火燃的再旺,都无济于事了。周幽王的死正合诸侯们的心意,而周平王的东迁让各地诸侯更是野心大增,所以,当周平王东迁后,西部故土便大量丧失,潼关以西广大地区被秦国所占有,南面是楚国及其附属国,北面地区多为晋国所控制,东面地盘大量被郑国侵占,周王室只有伊洛河地区以洛阳为中心方圆不足600里的地盘,周天子控制诸侯“天下共主”的权力已实际丧失,那些强大的诸侯只是明里打着周王的旗号,暗地里却都在为争霸一方而策划着,“春秋五霸”也就在此时迅速崛起。

春秋对局——春秋首霸

从上面我们已经知道,春秋初年,周平王威信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号令诸侯了。特别是东迁以后,各国诸侯,为了争夺劳力、掠夺财富和兼并土地,都企图成为天下霸主,迫使所有诸侯国俯首纳贡。这样,大国争霸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春秋时期一共出了五位盟主: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历史上把他们称为“春秋五霸”。在春秋五霸之中,齐桓公是第一位霸主,也是最受赞扬的一位霸主。他称霸四十年余年,召集过二十六次和平会议,出动军队二十八次。齐桓公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真正霸主。以至孔子称道他“正而不谲”,孟子讴歌他“五霸桓公为盛”,司马迁叹之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是齐襄公的弟弟,姓姜,名小白。齐襄公死于内乱后,小白与公子纠争位成功,是为齐桓公。从司马迁对齐桓公生平事迹的讲述中,促使齐桓公成就的因素有以下几种:

一、有利条件

齐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地处黄河下游,土质肥沃,负山面海,盛产鱼盐,经济富庶,是东方最大的一个诸侯国。这就为齐桓公争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懂得随机应变

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及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小白母,卫女也,有宠于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其意思是说:当初,襄公醉杀了鲁桓公,又为了能与鲁桓公的夫人通奸,无辜地杀了很多人,****妇女,屡次欺侮大臣,他的弟弟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唯恐灾祸连累到自己身上,便都纷纷逃到自己的亲人家中。公子纠在管仲、召忽的护送下逃到了鲁国,因为他的母亲是鲁君的女儿,而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护送下逃到了莒国,因为小白的母亲是卫君的女儿,受到齐釐公的宠爱。小白从小跟大夫高傒要好。等雍林人杀死公孙无知,商议拥立新君,高国两家先暗中到莒国召请小白。鲁国听到无知死了,也派兵送公子纠回来,而派遣管仲另外率领士兵在莒国通往齐国的大路上拦截,射中了小白腰带上的钩子。小白随机应变,假装死去。管仲派人飞快报告鲁国。鲁国知道公子小白已死,护送公子纠的行军也慢了下来,走了六天才到达齐国,而公子小白已经进入齐都,在高傒的拥立下,当上了国君,成了齐桓公。

从小白诈死,智取帝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齐桓公善于权衡利弊,及时变招,一旦遇上问题或挫折,知道从中分析情景与后果,随机应变,以智取胜。这种做法对于政治家而言,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历史上有许多大人物,明明知道原先的计划和方法有问题,但或因碍于面子,或因赌口意气,或因心存侥幸,或因急于求成,总是在那里死顶硬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要对着干,结果事情是越来越糟糕,直弄到山穷水尽,无法挽回。然而,齐桓公与他们不同,他懂得该撒手时就撒手,该弱是就弱的道理,所以他成功了。

三、心胸如海,重用管仲

当一个胸怀大志的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能胸有成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容人之心是一个人的思想修养问题,如果一个人任何人都不能容,任何事都不能容,一生只能独自一人干事,只能一个人生存,这样的人是思想修养问题,除此之外兼有品德问题。能容忍才能互相合作,能容忍才能聚拢人心,能容忍才能共谋大业,能容忍才能在组织中树立威望;容忍既要能容人之过,又要能容人之功、容人之短、甚至要能容己之私仇;宽容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纵观历史,凡是有成就的人,无一不具备“能容”的功夫。齐桓公当然也不例外。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写道:“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我们知道,在公子小白听闻哥哥齐襄公去世后,在鲍叔牙的护送下,前往齐国都城。在回都城的路上,害公子小白差点命归西的人就是管仲,按一般人的理性来说,当公子小白当上齐桓公后,第一个要杀的人应该就是管仲了,可为什么在公子小白当上齐桓公后,不但没有杀管仲,反而也对他厚礼相待,称之为大夫呢?说这到一点,就不得不提管仲的好友鲍叔牙了。

《史记·管晏列传》中记载道: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意思是:管仲说:“我当初穷困时,曾经和鲍叔合伙做买卖,分割财利时总是多给自己分一些,鲍叔并不认为我贪心,知道我这是贫穷所致。我曾经为鲍叔出谋划策反而让他更加窘迫困厄,鲍叔并不认为我愚钝,他知道是时机有时利有时不利。我曾经多次做官多次都被君王罢逐,鲍叔不认为我不成器,他知道是我运气不佳。我曾经多次参战多次逃跑,鲍叔不认为我是懦夫,他知道我家中有老母亲需要赡养。公子纠与小白争君位失败,召忽为之自杀,我则被囚禁忍辱负重,鲍叔不认为我不知羞怯,而以功名不能闻达于天下而感到耻辱。生养我的人是父母,而了解我的人则是鲍叔啊。”

从管仲的一番肺腑之言中,我们可以看出,鲍叔牙是管仲的人生中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当初没有鲍叔牙的主动让贤,就没有他管仲日后的垂青于史。当然决定这一切结局的人物还是齐桓公,如果齐桓公不听鲍叔牙的劝,以管仲射杀他为由,把管仲给杀了,也是情有可原。但齐桓公没有那样做,他不但听了鲍叔牙的劝,还派亲使到鲁国去为管仲说情,并亲自出门迎接,厚礼相待,还称为之国相。由此可见,齐桓公如海般的胸怀与远谋。而这一切也在管仲帮他称霸天下中得到了验证。

四、善用妥协战略

在必要的时候善于妥协,是战略运筹中的高明艺术,是寻求成功出路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一个人能正确判断形势,根据实际情况与对手作必要的妥协,并在妥协这方面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无疑这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标志。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召陵之盟,充分体现了他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其战略利益的稳重风格。当时,楚国兵锋咄咄北上,成为中原诸侯的巨大威胁,“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在这样的形势下,齐国当缩头乌龟必然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做不但保护不了中原中的小诸侯们,自己可能也会江山不保,但如果心血来潮,同楚国真刀真枪地打上一仗,也不是一个正确的办法。最好的办法是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兵临楚境,给其施加巨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迫使对手做出一定的让步。于是,齐桓公与楚国将领在召陵(今河南偃陵)地区联袂上演了一场妥协大戏。楚国承认不向周天子进“贡苞茅”的过错,表示愿意承担服从“王室”的义务,给了齐桓公所需的脸面;而齐桓公也达到了警告楚国、阻遏其北进迅猛势头的有限战略目的。这种不走极端、巧用妥协的低调妙计,可能会让习惯于唱“攘夷”高调的人觉得不够过瘾,但它却成为当时齐桓公唯一可行的正确抉择。

五、算盘精明,不做赔本的买卖

齐桓公让后人读之津津乐道的几件大事中,如迁邢、存卫、救助周室等都是投入极少而收益甚大的合算买卖。为何这样说呢?就拿他的迁邢、存卫两件事情来说吧,他并不是在邢国与卫国在刚刚遭到戎狄的攻击时就出兵驰援,而是在局势明朗之后才展开行动,所以当齐兵姗姗来迟,抵达邢、卫时,邢、卫早已被戎狄所攻破。如此一来,齐军并未遭到损失,但却赢得了抗击戎狄、拯救危难的美誉,齐桓公本人也几乎成了在这场战役中的大救星,令人提及就感恩不已。

六、选拔人才的高手

齐桓公有制仲、鲍叔牙、隰朋、高傒等重臣名相辅佐,觉得还是贤才不够,便广求天下贤士之人。卫国人宁戚听到这个消息也想投奔桓公以施展自己的才华,但他家里贫困,苦于没人举荐自己。最后他心生一计,于是就替卫国商人赶着货车来到齐国。他们赶到齐国国都时,已到了晚上,他们只好在城门的外面露宿。而这天,齐桓公正好在郊外迎接宾客,来城门时看到他们装载货物的车子挡住了去路,便让他们让开一道。迎宾队伍中的随从很多,火把也很明亮。这时,宁戚正在车下喂牛,远远地望见了齐桓公,就敲着牛角大声地唱起歌来。

齐桓公听到了歌声,就细细品味起歌词来,说:“这个唱歌的人真是与众不同啊!他绝对不是一个凡夫俗子!”说罢便下令让宁戚跟自己一同回去。

齐桓公回到宫中后,侍从们请示桓公如何安置宁戚。齐桓公命人给了他衣服和帽子,并穿戴整齐,前来召见。宁戚见到桓公后便用如何治理国家的话劝说他,齐桓公听后非常高兴。

第二天,齐桓公再次召见了宁戚。这一次,宁戚又向齐桓公谈了自己如何治理天下的想法,桓公听了更为满意,便想任用他担任要职。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劝谏道:“宁戚是卫国人,我们对他的底细也不了解,大王还是先核实一下,如果他确实是个贤德之人,再任用他也不晚呀。”齐桓公笑着说道:“不必了。用人而疑之,这正是君主失去天下杰出人才的原因。”最后,齐桓公没有听从大臣们的意见,便对宁戚委以了重任。

统治者需要的是有利于他治理国家的主张,而并不是个人的背景所在。何况人生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不拘泥于小节,这才是成功的领导者选用人才的恰当做法。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齐桓公不但有求贤如渴的精神,还是懂得如何选拔人才的高手。

地势的优良,品质的高尚,智谋的高深,集成功的有利条件为一身的齐桓公,看来想不成为春秋首霸都是难事。

春秋对局——退避三舍

从上面我们知道,自平王东迁后,成为春秋霸王的第一人就是齐国的公子小白,即齐桓公。说起齐国,它要算是从西周到春秋再到战国一直都称得上强国的唯一一个。说它是强国一点也不奇怪,我们知道齐的开国始祖是太公姜子牙。当初周朝建立时他的功劳不敢说有八成,至少也有一半,诸侯分封时抢了最富庶的东方也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齐国民风开放,也相继出了不少人才,因此齐国可以八百年来一直能雄踞强国之林。与齐国相比,称霸一方的晋国就没有齐国的寿命长了。晋国在春秋时期曾经称霸一时,把后来的真命天子秦人打到了西域。但一到战国便作了鸟兽散,虽然分裂出去的魏和赵都曾煊赫一时,但终究不是强晋,所以就不能算到晋国的功劳里面了。晋国的强大,跟它的开国始祖也分不开关系。别的诸侯国分封时多半只是周武王的兄弟或者功臣,晋不同,它是封给武王儿子,成王亲弟弟的,自然也是取了那时最肥沃的土地。再加上后来几代国君都比较贤明,所以也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一直坐拥险山恶水,退可自保无虞,进可觊觎中原。如果不是三家分晋,后来统一天下的多半是它。

在晋国国君中,晋文公重耳是齐桓公之后称霸的第二人。晋文公称霸也不是风雨无阻地一路走来的,其辛酸历程也让后人为之感叹不已。

《史记·晋世家》记载,晋文公,生于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36年即位,卒于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姓姬名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从年轻时就喜欢交结士人,年纪才十七岁,就有贤士五个: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武子。在献公做太的时候,重耳本来已经成年了。献公登位,重耳二十一岁。

公元前666年,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便立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为世子,公子重耳和夷吾被迫流亡国外。

公元前前656年,献公杀了太子申生,骊姬诬陷重耳,重耳害怕,就离开了晋国都城绛,到蒲城。他父亲晋献公派勃鞮谋杀重耳,勃鞮割断了重耳的袖子,重耳爬墙侥幸逃到母亲的国家狄国。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逝世,里克杀了奚齐和悼子,就派人去迎接重耳,想拥立他为帝。重不怕被杀,因此坚决辞谢,不敢回去。

公元前650年,重耳的弟弟夷吾登位,是为晋惠公。

公元前644年,晋惠公怕重耳回来夺权,便派勃鞮第二次追杀重耳,重耳没死,决定不能在狄国多留。他听说齐桓公的宰相管仲去世了,于是便决定去齐国为齐桓公效劳,他同时希望得到齐国的帮助和保护。

到达齐国,齐桓公用隆重礼节接待,并且把同宗的女儿嫁给他,还奉送马车二十辆。从此重耳在齐国过上了安逸的生活,放弃了恢复君位的愿望。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齐孝公登位,在齐孝公为政期间,各国诸侯的军队屡次攻打齐国。公元前639年,赵衰、咎犯感到不能在齐国呆下去了,便在一棵桑树下商量如何离开齐国,一个女奴在桑树上听到他们的对话,回宫以后偷偷地告诉了重耳的妻子齐姜。齐姜因为害怕女奴泄露秘密,不但没有给她奖赏,而且马上把她给杀了。齐姜也劝告重耳赶快离开齐国,但是重耳不肯。于是就跟赵衰、咎犯等商议,灌醉重耳,用车子载着他启行。重耳醒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感到非常愤怒,拿了枪追杀狐偃,幸亏没有成功。重耳和他的忠臣到了曹国。曹公共听说重耳的肋骨连成一片,很好奇,所以乘重耳洗澡的时候,偷看了他的裸体。因为曹公共对他如此无理,重耳有怨恨心。

公元前638年,楚国打败宋襄公军队不久以后,重耳到了宋国。宋襄公款待他,并送他二十辆马车。后来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拒绝接待他,便前往楚国,“退避三舍”这个成语便是出于此时,而重耳也是由“退避三舍”后成为历史上第二霸主的。

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写道:“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国,何以报寡人?’重耳曰:‘羽毛齿角玉帛,君王所余,未知所以报。’王曰:‘虽然,何以报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王三舍。’”其意思是:重耳来到楚国后,成王以厚礼接待重耳,重耳很谦恭,成王说:“您如果回国了,用什么来报答我呢?”重耳说:“男女奴隶、宝玉和丝绸您多的是;至于装饰用的羽毛、兽齿和皮革等,又是贵国的名产,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报答你才好!”成王说:“话虽是这样说,但我想,你将来如做了晋国国君,总可以报答我的吧!”这时,重耳突然灵机一动,说:“假如托您的福真能回到晋国,将来万不得已和你在战场上见面,那我就退避三舍,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楚国大将子玉发怒说:“君王接待晋公子非常优厚,现在重耳出言不逊,请大王将他杀掉。”成王说道:“晋公子贤能,却在国外窘困很久了,随从的人都是治国的大才,这是上天安排的,难道可以杀吗?再说他的话究竟该怎么说呢?”

重耳在楚国住了几个月后,便前往秦国,秦穆公热烈接待他,并把五个女子许配给他,其中就有秦穆公的亲身女儿怀嬴。

公元前636年,秦穆公护送重耳回晋国。重耳即位,称晋文公,即位后重耳在诸侯中的威信一直很高。侍奉晋惠公的旧臣吕省和郄芮害怕遭到晋文公的迫害,所以想谋杀他。他们计划放火烧他的宫室。勃鞮听到了他们的阴谋,想预告晋文公,但是文公拒绝让他觐见,因为他曾经试图刺杀文公两次。勃鞮回答他当时奉命行事,提醒他“过去齐桓公没有记恨管仲向他射箭”,晋文公听了,便接待了勃鞮,勃鞮就揭露了吕省和郄芮的阴谋。吕省和郄芮逃走,却被秦穆公给俘获杀死。

公元前635年,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发起****,周襄王逃到郑国并向晋文公紧急请求援助。同时,秦国人正准备去救周王。晋文公想当霸主,他乘这个机会显示他的权利和威力,所以不顾晋国刚刚才安定,决定在秦国人行动之前拯救周王,不想让秦国人得到功劳。因此,他答应了周襄王,打败了王子带,并护送周襄王回京城。为了感谢晋文公的恩惠,周王把河内、阳樊等地区赏赐给了晋国。

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备尝艰辛,即位之后实施了一些顺应民心的措施,再加上一班精明强干的文臣武将辅佐,将晋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力强盛了,晋文公便要实现其霸主的理想,接连对外用兵,征服邻国。晋文公五年(公元前631年),晋楚两国发生了战事,两国军队终于在曹国相遇了。

面对强大的楚军,晋文公没有忘记自己过去在楚王面前亲口答应以退避三舍来报答盛情款待的承诺。楚军刚一进军,晋文公立刻命令三军,退后90里,退到城濮这个地方为止。晋军中有些将士感到很奇怪,便问道:“为什么要退?”齐桓公解释说:“打仗先要凭个理,理直气就壮。当初楚王曾经帮助过我,我在楚王面前答应过:要是两国交战,晋国情愿退避三舍。今天后撤,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啊。要是我们对楚国失了信,那么我们就理亏了。我们退了兵,如果他们还不罢休,步步进逼,那就是他们输了理,我们再跟他们交手还不迟。”

楚军看此情景,不少将官认为,晋文公讲求信誉,深得人心,跟他打仗一定会吃亏,不如见好就收停止进军。可主帅子玉是个十分骄横、刚愎自用的人,他坚持进军,命令楚军紧追到城濮。历史上有名的晋楚城濮之战拉开了战幕。

两国大军刚交手,晋国的将军用两面大旗,指挥军队向后败退。他们还在战车后面拖着伐下的树枝,战车后退时,地下扬起一阵阵的尘土,显出十分慌乱的模样。

子玉一向不把晋人放在眼里。他不顾前后地直追上去,正中了晋军的埋伏。晋军的中军精锐,猛冲过来,把子玉带领的军队拦腰切断。原来假装败退的晋军又回过头来,前后夹击,直到把楚军杀得所剩无几,子玉才乘机领着残兵离去。

这就是成语“退避三舍”的由来,对于晋文公的此举行动,后人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晋文公退避三舍,是为了遵守当初的承诺不得已才退避90里的。也有人说,晋文公退避三舍根本不是为了承诺,而是借用承诺施展了退以为进的战略,大败楚国。但不管是哪种说法,晋文公大败楚国的事件是无法改写的。也正因晋文公在城濮大败楚军,才成为雄霸一方的霸主。

春秋对局——善纳人才

从上面我们知道,晋桓公一生命运坎坷,自献公即位以来,一直都流亡在外,全靠在各国诸侯的帮助下才得以生存,最终成为显赫一时的霸主。我们知道晋文公流亡时,曾居住过许多国家,有齐、曹、宋、楚,最后是秦国的秦穆公护送回国,继承帝位的。而这个秦穆公也就是在晋文公称霸后的第三个霸主,秦国也因他称霸以后而逐渐强大起来,最终一统天下,可见秦穆公对秦国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秦僻处西陲,周初为附庸小国,春秋初年因秦襄公助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并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秦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意思是说,戎人横行无道,侵夺我们的岐山、丰水一带的土地,秦若能将戎人驱逐出去,那块土地就是属于你的了。此后秦襄公就成了诸侯,定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南)。后到了秦穆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执政)时,国势逐渐强大起来。秦穆公,赢姓,名任好,秦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内修国政,外图霸业,统一了今甘肃、宁夏等地,开始了秦国的崛起。

秦穆公其人求贤若渴,从谏如流,对于古代的君王来说,确实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素质。他身边的能人层出不穷,如号称“五羖大夫”的百里奚、蹇叔、内史廖等,都是秦穆公成就霸业的智囊团。

我们知道,秦国地处西部边地,国小民弱,在群雄并起的春秋时代,与其他强国相比,秦国显得渺小无比。虽然国小民弱,但秦穆公心不弱,他一心想超越其他国家,称霸天下。要想称霸天下,光靠一人之力显然是不行的,但自己身边又没有贤才良臣来辅佐。为此,秦穆公苦恼不已。

一天,秦穆公召见了善于相马的伯乐,对伯乐说:“你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不知你的子孙辈中有继承你的相马本领的吗?”伯乐回答道:“大王,真是惭愧得很,在我的子孙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相马的本领,倒是我的好朋友九方皋,他相马的本领高强,大王你可以把他找来试一试。”

秦穆公当即派人招来九方皋,请他去寻一匹好马。过了三天,九方皋兴冲冲地跑来报告,说已为大王寻觅到了一匹一流的好马。穆公高兴地问:“是匹怎样的马?”九方皋答道:“是匹黄色的母马。”穆公让人把马牵来,谁知竟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于是秦穆公生气地对伯乐说道:“你推荐的那位朋友怎么连马的颜色和雌雄都分辨不清,怎么让我相信他推荐的就是好马呢?”伯乐答道:“大王您有所不知,会相马的人,一眼便能看中马的内在的灵性。至于马的颜色、外貌和雌雄都不会影响到一匹好马的品性,所以九方皋把这些给忽略了,或许,他根本也没理会这些。大王,您尽管放心一试吧。”

是啊,人们在对某种物品或人物的选取上,大多人都是先看他的外表,再看他的内在,或者根本就忽略了内在。人们通常用外表的美与丑来衡量某种事物或人物。其实有时外在美只不过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东西,其实质还在于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伯乐的一番话其实也是在劝告秦穆公,在选择人才时,不能光看重外表,其真正的内在美才是可被重用的贤才;真正人才会助你法治国家,称霸天下。

秦穆公听了伯乐的话一试,果然是匹天下无双的好马。秦穆公也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启发,此后,便派人到各处去广招人才,希望天下有用之人都投奔到他的门下来。

公元前655年,秦穆公派公子絷到晋国代自己去求婚。晋献公把大女儿许配给秦穆公,还送了一些奴仆作为陪嫁,其中有一个奴仆叫百里奚。他是亡国虞国的大夫,很有贤能。秦穆公听说后,喜出望外,急忙去请,却得知百里奚已经逃到楚国,并被楚人当作奸细抓了起来。百里奚说:“我是虞国人,有钱人家看牛的,国家灭亡了,只好出来逃难。”楚兵见这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一副老实相,不像个奸细,就把他留下来看牛。他还是有一套牧牛的本领,把牛养得都很肥壮,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放牛大王”。楚国的君主楚成王知道后,就叫他到南海去放马。秦穆公知道后,想用重金把他赎回,又怕楚人生疑心不肯放回,就派人向楚国交涉说:“我国的陪嫁奴仆百里奚现在楚国,我们想用五张羊皮来赎回他。”说着献上五张羊皮。楚国一看此人如此不值钱,也就答应了秦的要求,命令把百里奚装上囚车,让秦国使者带了回去。当七十余岁的百里奚被押回秦国时,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桎梏,与他商谈国事。百里奚推辞说:“我是个亡国的臣子,有什么值得询问的呢?”秦穆公道:“虞国国君不能信用你,才亡国的,这不是你的罪过。”一定要向他请教。两人一直谈了三天,秦穆公十分高兴,便要任百里奚为国相。由于百里奚是用五张公羊皮赎回来的,所以人称其为“五羖大夫。”百里奚辞让道:“我比不上我的朋友蹇叔。蹇叔贤能而不为世人了解。当年我在外漫游受困于齐,不得已向别人乞讨,是蹇叔收留了我。我因此想侍奉齐君无知,是蹇叔阻止了我,使我幸免于无知一起被杀。我到周室,见周王子颓喜欢牛,就以养牛去接近他。后来,王子颓想用我,又是蹇叔阻止了我,使我免于被诛杀。我侍奉虞君,蹇叔又阻止我。我虽然知道虞君不可能重用,但私心贪图官职和俸禄,就留在了虞国。我两次听用蹇叔的建议,都得以脱离灾祸;一次不按他的话办,就遭遇了虞君的灾难。因此,我了解蹇叔的才能。”秦穆公听后非常高兴,便用厚重的礼品将蹇叔请来秦国,任命他为上大夫。

秦穆公不仅懂得如何善纳人才,更懂得如何任用人才,取得人心。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写了这样一件事:公元前630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围攻郑国。郑国派人对秦穆公说:“灭亡郑国只会加强晋国,晋国是得利了,秦国则并无益处。晋国强盛了,也是秦国的忧患呀。”于是秦穆公便罢兵回国,晋国也撤了军。公元前628年,晋文公病死,他的儿子襄公即位。这时,郑国有人向秦国送信说:“我主管郑国的城门,你可以来偷袭。”要攻打郑国就必须经过一个强大的晋国,于是秦穆公召集大臣们商量怎样攻打郑国。两个经验丰富的老臣蹇叔和百里奚都反对。两人回答道:“经过几个国家几千里路去袭击别人,很少有成功的。我军的行动郑国一定会知道,不能去!”秦穆公说:“我已经决定了,你俩不必再说。”于是派遣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乞丙三将带兵出发。百里奚和蹇叔哭着为军队送行,秦穆公很生气,说:“我出兵,你们却哭着沮丧我军的士气,这是为什么?”两位老人说:“我们不敢败坏君王的士气,军队出发,我们的儿子一同出征,我们已经老了,恐怕他们回来得太晚,我们无法相见所以才哭泣呀。”二位老人退下来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的军队一定会在崤山险要处战败的!”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春天,秦军东进,经过成周北门时,车左、车右都脱去头盔下车致敬,随即跳上车去的有三百辆战车的将士。周朝王孙满看了以后说:“秦国的军队很没有礼貌,一定会打败仗!”秦军经过滑邑时,郑国的商人弦高正贩了牛准备到周城去卖,见秦军,就将所带的十二头牛全部献给秦军说:“听说大国将要诛灭郑,郑君已经作好迎战的准备,派我先用十二头牛犒劳贵军士卒。”秦军三位将军相互讨论说:“郑国已经知道我军要去袭击,去了也没有用。”于是灭了滑邑,往回撤兵。滑邑是晋国的边城。

当时,晋文公还没有下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丧父,乘机攻灭我的滑邑。”于是穿上黑色丧服,派兵在在崤山阻击,大胜,秦军没有一个人逃脱。晋军俘虏了秦国三位将领回国都。

晋文公的夫人文赢,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替被俘的三个秦国将领求情说:“穆公对这三个人恨之入骨,希望你能让这个三个人回去,使秦国能亲自烹杀了他们。”晋襄公答应了她的请求,放三位秦将回国。三将回到秦国,按照秦国的惯例,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是要给处死的。当时一些大臣也建议严惩败军之将。但秦穆公表示自己应当承担责任,于是秦穆公穿了素服到郊外迎接,向三人哭着说:“我因为不听从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使你们三位遭受耻辱,你们有什么错?你们要专心谋划报仇雪耻,不要松劲泄气。”于是恢复了三人的官职俸禄,对他们更加厚待。三位秦将及百里奚和蹇叔大为感动,从此更加为秦穆公效力了。

人才有了,如果不懂得如何善用,不但会流失于外,有时甚至还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情形,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不断上演。韩信弃项投刘,最终将项围败于江内,以至投湖自杀;伍子胥悲愤逃楚奔吴,助吴大败楚国,并有了子胥鞭尸的著名事件等。而秦穆公就不同了,他不但懂得如何选用贤才,对如何任用贤才的本领更是高超莫测。想想,其实秦穆公的这一本领,不论到哪个年代,运用到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人才策略。

春秋对局——以“仁”攻敌

宋襄公(?—公元前637年),春秋时宋国国君(公元前650年—公元前637年)。名兹父。齐桓公死后,他欲为中原霸主,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638年与楚大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北),大败,伤重而死去。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去世后,各国诸侯顿时失去了一匡天下的领导人,成为一片散沙。在齐桓公晚年,他不听管仲的遗训重用隰朋,而重用易牙、竖刁、开方三个奸臣。这三个受到齐桓公重用后更加胡作非为,竟然把鲍叔牙活活气死了。后来齐桓公死了。他们三个便废掉齐桓公立的太子公子昭,而让听他们话的公子无亏当了国君。公子昭一看不但君位被夺去,而且被杀头的危险时刻存在,就逃亡宋国,请宋襄公为他做主。

宋襄公是个资质平平的人,宋国的实力也不强大,可是成为霸主的诱惑实在太大了。齐桓公去世后,宋襄公一心想成为霸主。公子昭来投奔他,他认为是个可利用的机会,就收留了公子昭。于是宋襄公出兵,最终将齐公子昭扶上位是为齐孝公。在这件事里,宋国还和齐国打了几仗,都是宋国获胜,这倒不是说宋国国力有多强(虽然子鱼为相,史称“宋治”),而是齐国虽是个大国,但齐桓公后期开始衰败,而且春秋时齐国始终不算个军事强国,打败战是常有的事。

有了点成就感后,宋襄公开始积极谋求霸位。他先召集滕、邾、曹等些不入流的小国,想推举自己为盟主,结果还不成功,这些小国根本看不起宋襄公,为此宋襄公打了几仗,抓了几个国君,历史上都说宋襄公以仁德著称,但在这里却没有一点仁德的意思。

为了能称霸成功,襄公在十二年(公元前639年),召开了一次盟会,要求楚国让诸侯拥护他,楚国答应了。公子目夷劝谏襄公道:“小国与大国急做盟主,是会招来大祸的!”襄公不听。同年秋天,各国诸侯在盂地会见宋襄公并订盟。目夷说:“大祸将在这里,国君的欲望太过分了,怎么能受得了呢?”果然,就在此会议中,楚国扣押宋襄公,起兵讨伐宋国。直到冬天,诸侯在毫邑集会,楚国才释入宋襄公。子鱼说:“大祸还没有完呢。”襄公十三年(公元前638年)夏天,由于与楚国的仇恨,宋国讨伐小国郑国,楚国伐宋以救郑,于是楚宋展开了泓水之战。泓水之战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搞笑的一场战斗了。

襄公与楚成王在泓水边交战。正当楚兵渡泓水尚未登岸之际,目夷献计说:“敌兵众多,我们兵少,趁他们尚未登岸之时发动攻击是交战的好时机。”宋襄公不听,说:“不可以。”等到楚兵全部上了岸而尚未摆成阵势的时候,目夷又说:“可以攻击了。”宋襄公说:“等他们列成阵势再攻击。”于是楚兵摆成阵势,宋军团这才开始攻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也受了伤。泓水惨败后,宋国的众多大臣都埋怨宋襄公实在糊涂。可是宋襄公本人并不服气,在那里振振有词为自己的错误指挥进行辩解道:“君子不在人家艰难的时候去困窘他,不攻击不成行列的敌人。”子鱼反驳说道:“用兵以取胜为功绩,何必拿这些话来说。若依你所说,还不如直接当他的奴仆算了,又何必跟他交战呢?”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宋襄公“执迷不悟”到了极点,因而遭到公子目夷等人的严厉批评。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因腿伤过重,带着满脑子“仁义礼信”的陈旧用兵教条死去了,他的争当霸主的夙愿,也有如昙花一现似的,就此烟消云散了。

纵观宋襄公的一生,虽然口口声声都是按“仁义”办事,但他在会盟诸侯时当不成盟主而破口大骂时,还记得“仁义”二字吗?口口声声称攻敌作战要“仁”,那么当他下刀砍人的时候,不知心中是否也有“仁”的存在,杀人的力度是否会为了“仁”而减轻呢?

千年沧桑,惊鸿一瞥,对于襄公的“仁”我们不知该说是当“仁”不让呢?还是应该说襄公用“仁”不当呢?但不管怎么说,襄公最终以“仁”会盟失败,以“仁”攻敌而惨败,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搭了进去,而宋国也从此一蹶不振,楚国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春秋对局——一鸣惊人

宋国衰败,楚国势力大增,按理说,不贪不庸的国君,国家才会出现这种景象,然而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写道这样一句话:“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

我们知道,在“春秋五霸”中,若论功业之巨、霸权之盛,非楚庄王莫属。他在位23年,大刀阔斧平息内乱,锐意进取拓疆开土,伐的服宋号令天下,大破晋师执掌霸权,陈兵周疆问鼎轻重,俨然是一代旷世霸主。然而,即位三年,他为何不出号令,日夜享乐呢?楚庄王真的就是一个只知享乐的人吗?我们不妨来看看事情的真实一面。

楚国在城濮之战中被晋国战败后不久,踌躇满志的楚成王被他的儿子商臣残忍地杀害了。商臣做了国君,即楚穆王,他不甘心楚国失去霸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加紧训练兵马。然而,正当他厉兵秣马,准备与晋国决一雌雄的时候,却突然暴病身亡,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即楚庄王。

此时,楚国和晋国是对头,晋国见楚国忙于办丧事,于是,会盟诸侯,订了盟约,随即又将归附楚国的国家又拉了过去,收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并订立了盟约。消息传来,楚国朝野上下一片哗然,纷纷要求楚国出兵,与晋国争霸。可是即位不久的楚庄王却对此漠然置之,整日与嫔妃们厮混在一起,白天打猎,晚上喝酒,听音乐,什么国家大事、宏图霸业全不放在心上,对于朝野的议论和大臣们的劝谏,更是充耳不闻,就这样窝窝囊囊地过了三年,从不理朝政。他深知大臣们对他的作为一定会很不满意,但他还是命人在宫门口立一木牌,上书:“有敢谏者,死无赦。”意思是,谁要是敢劝谏,就判谁的死罪。楚庄王给人留下一副“昏君”的印象。

禁令虽严,却并不能吓退忠贞之士。大臣伍举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来谒见楚庄王,但此时楚庄王正一手抱着郑国的美人,一手抱着赵国的艳女,坐在歌舞乐队之中。

楚庄王正在那里寻欢作乐,听到伍举要见他,就把伍举召到面前,问:“你来干什么?”伍举说:“有人让我猜个谜儿,我猜不着。大王是个聪明人,请您猜猜吧。”楚庄王听说要他猜谜,兴致便上来了,笑着说道:“你说出来听听。”伍举说:“楚国山上,有一只大鸟,身披五彩,样子挺神气。可是一停三年,不飞也不叫,大王可知这是什么鸟?”

伍举表面上是让楚庄王猜谜,其实本意则是在暗示楚庄王,楚庄也是一个聪明人,一听便知道了伍举的意思,于是楚庄王对伍举说道:“三年不展翅,是在生长羽翼;不飞翔、不鸣叫,是在观察民众的态度。这只鸟虽然不飞,一飞必然冲天;虽然不鸣,一鸣必然惊人。你回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伍举听后连声叫道:“大王英明!大王英明!”便高兴地退了下去。

但是,伍举劝谏后,楚庄王照样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楚国大臣都摇头叹息,恐怕楚国从此要灭亡了。几个月后,另一个大臣苏从再一次进宫劝谏。

楚庄王问他:“你难道不知道我下的禁令吗?”

楚庄王一边责问一边抽出宝剑,要杀苏从。苏从无所畏惧,坚持劝谏:“我知道。只要大王能够听我的意见,我就是触犯了禁令,被判了死罪,也是心甘情愿的。”

楚庄王深受感动,他高兴地说:“你们都是真心为了国家好,我哪会不明白呢?”

打这以后,楚庄王决心改革政治,把一批奉承拍马的人撤了职,把敢于进谏的伍举、苏从提拔起来,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一面制造武器,操练兵马。当年,就收服了南方许多部落。

公元前611年,国内发生灾荒,戎人骚扰,附属的庸国、麋国勾结百濮叛楚。楚庄王集中力量伐灭威胁最大的庸国,又吞并了麋国,控制局面,增强了国力。此后,又极力整顿内政,任用贤才,********,加强兵备,使楚国出现一派国富兵强的景象。

后来,楚庄王又打败陆浑(在今河南嵩县东北)的戎族,一直打到周都洛邑附近。为了显示楚国的兵威,楚庄王在洛邑的郊外举行一次大检阅。这一来,可把只是挂个虚名的周天子给吓坏了。他派一个大臣王孙满到郊外去慰劳楚军。楚庄王和王孙满交谈的时候,楚庄王问起周王宫里藏着的九鼎大小轻重怎么样。九鼎是象征周王室权威的礼器。楚庄王问起九鼎,就是表示他有夺取周天子权力的野心。王孙满是个善于应付的人。他劝说楚庄王:国家的强盛,主要靠德行服人,不必去打听九鼎的轻重。楚庄王知道自己当时还不具备灭周的条件,便又带兵回到了自己的国土。没多久,又请到了一位有名的隐士孙叔敖当令尹(相当于宰相)。孙叔敖当了令尹以后,开垦荒地,挖掘河道,奖励生产。为了免除水灾旱灾,他还组织楚国人开辟河道,能灌溉成百万亩庄稼,每年的粮食收入都大增。没几年工夫,楚国先后平定了郑国和陈国的两次内乱,和中原首强晋国的形势不差上下。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率领大军攻打郑国,晋国派兵救郑。在邲地(今河南郑州市东)和楚国发生了一次大战。晋国从来没有打过这么惨的败仗,人马死了一半,另一半逃到黄河边。船少人多,兵士争着渡河,许多人被挤到水里去了。掉到水里的人往船上爬,船上的兵士怕翻船,拿刀把往船上爬的兵士手指头都砍了下来。这次大战以晋军大败而告终,楚国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占了上风。从此,中原各诸侯国慑于楚国的威力,都不得不倒向楚国,临近的小国和部族也都纷纷归附于楚,这个“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霸主。

公元前594年冬,楚、鲁、蔡、许、秦、宋、陈、卫、郑、齐、曹、邾、薛、鄫等十四国在蜀(今山东泰安西)开会结盟,正式推举楚庄王为主盟,楚庄王因此无可争辩地跻身于“春秋五霸”之列,顺理成章地成了继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之后的第五个霸主。

在楚国八百年历史发展长河中,楚庄王是最具开拓精神、最有胆识、最富韬略的国王。孔子曾多次称赞楚庄王的德言嘉行。庄王早在即位之初,不仅发出令所有对手心惊肉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誓言,历史证明,这不是他心血来潮时的梦呓,而是雄才大略驱动下的心声。公元前611年一举灭掉了地处秦、巴、楚三国交界处的庸国。他在公元前601年灭掉楚国东部的舒国和蓼国后,还开楚国历史之先河,和地处江浙之地,与楚国相距甚远的吴、越两国订盟通好。政治上,他不拘一格降人才,大胆起用虽是贵族出身,但已沦落为平民的孙叔敖为“百官之长”的令尹,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大力兴修水利,不断强化军事管理。并且,楚庄王虽然连年用兵,但他尽量做到不违农时,对百姓安抚体恤,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他对外战争也是采取威德并用的策略,并不只是着眼于某一块儿土地的得失,而更注重于以德取势,号令天下,这为他稳定政局,巩固王权,图霸中原打下了坚实基础。

春秋对局——吴越争霸

从以上我们知道,自平王东迁后,战火一直都未平息过,诸侯争霸,大国兼并,也就在此时著名的“春秋五霸”整装上场,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的数百年,诸侯国之间连年争战,形成了诸侯争霸的局面。当诸侯争霸即将接近尾声时,东南地区的新兴强国吴、越为扩张势力凳上了历史的舞台。

诸侯争霸是春秋时期的显著特征。在首霸齐桓公之后,晋、楚两国相继而起,逐鹿中原,争当盟主,但终因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在春秋中期,各国出现并霸的局面。面对此种情形,晋景公采纳申公巫臣的意见,开始联合吴国,企图利用吴国牵制楚国的右翼,使楚国不能腾出手来招驾晋国的攻势,从而谋利。吴国偏居东南沿海地区,与越国为邻,有断发文身之俗。据史记载,当时吴国“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对于当时的吴国,严格一点来说,它还称不上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部落群体。在中原列国眼里,吴只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蛮夷之国。公元前584年,晋景公派申公巫臣到吴国传授车战射御的技术,并唆使吴国背叛楚国。于是吴国不断侵伐楚国,又攻打巢、徐等吴楚之间的小国,弄得楚国忙于应战,疲于奔命。在晋国的扶助下,吴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国土日益扩展,声望日益提高。中原诸侯国家也从此开始和吴国建立了联系。公元前522年,伍子胥家人因受楚国费无忌的陷害,以致全家被杀,自己侥幸逃至吴国,做了吴国的相国。此后,吴王阖闾在子胥的帮助下,使吴国由极为落后的蛮夷之国,迅速发展成为军事强国。

越王勾践是大禹的后裔,夏代少康帝的庶出的儿子。受封在会稽,担承大禹的祭祀。他身上刺着花纹,留短发,披荆斩棘而建立了城池。传了二十多代,到了允常。允常做君主时期,同吴王阖庐因为争斗而互相仇杀。此后吴越两国的争战就此展开,双方你来我往,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

公元前496年,允常病死,子勾践继位,成了越王。吴王为“南服越人”,趁越国刚刚遭到丧事,决定出兵攻越国。伍子胥一再劝阻,但没有效果。于是吴越两国在槜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一地展开了一场大战。

勾践见吴军容严整,组织敢死队连续几次发起冲击,均被吴军击退。吴王阖闾满以为可以打赢仗,谁在此情况下,越王勾践使出一计,迫使犯了死罪的囚徒,列为三行,持剑走到吴军阵前,一起举剑自杀。吴军将士被这一疯狂举动所震慑,纷纷拥上看个究竟,吴军阵势因而大乱。越军乘机发动突然袭击,大败吴军。阖闾本人也受伤不治而死,阖闾临死时对儿子夫差说:“不要忘记报越国的仇。”此后夫差为了记住这个嘱咐,便叫自己的手下经常提醒他。每天让侍从站在自己的庭院里,只要一看见他经过,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父亲的事了吗?”夫差就含着眼泪回答:“没有。夫差不敢忘。”并日夜练兵,积极备战,准备出兵攻越。

公元前494年春,越王勾践探知阖闾的儿子夫差日夜操练兵马,准备攻打越国,为父报仇。越王立即召见大臣商议,对大臣说:“我听说是吴国要兴兵伐越。以我之计,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一举击溃吴军”。文种和范蠡反对这样做。范蠡说:“战争是生命攸关的事情,现在时机不成熟,打起来会失利的。吴军这次来攻,报仇心切,早有准备,不如暂避锋芒,以后再战。”可是,勾践没有听从他们的劝谏,在准备不充分的形势下,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吴。夫差尽发吴国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苏州西南)。吴军同仇敌忾,奋勇冲击,越军不敌,损失惨重,只剩下五千人退守会稽山。吴军乘胜追击,占领越都会稽,并进而包围了会稽山。勾践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对范蠡说:“现在我很后悔,当时如果听从你的意见,也不至于弄到这个地步。为了越国的利益,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范蠡说:“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文种大夫到吴国去议和,先以厚礼相赠,实在不行,就以身抵押。”勾践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只好派文种大夫出使吴国求和。

于是越王勾践便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文种在夫差面前把勾践愿意投降的意思说了一遍。吴王夫差想同意,可是伍子胥坚决反对。

文种回去后,打听到吴国的伯嚭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把一批美女和珍宝,私下送给伯嚭,请伯嚭在夫差面前讲好话。得到众多礼物的伯嚭,就带文种去夫差处说情:“越王愿意向大王称臣。越国的珍奇宝贝,愿意全部贡献给大王。只求大王保留他们的宗庙,不要灭掉他的国家。”夫差说道:“我与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以讲和!”伯嚭又说:“勾践愿意带妻子来吴国赎罪,做您的臣仆,将来他的生死都操在大王您的手里,实际上大王已经得到越国了,如果大王同意了讲和,不仅大王可以留下一个好名声,还能让越国的越王成为你的臣仆,大王何乐而不为呢?”伯嚭一向对夫差投其所好,百依百顺,因此,夫差十分相信他。见他这么说了,夫差也就点头同意了。

当伍子胥听到吴王说要与越国讲和时,急忙进谏说:“越王勾践为人能含辛茹苦,如今,大王要不一举歼灭他,今后一定会后悔。”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规劝,而采纳了伯嚭的计策,和越国议和。

伍子胥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退出中军帐,对天长叹说:“唉,等越王接受到十年教训,十年生聚后,吴国也就要灭亡了!”

有人将伍子胥的话告诉了吴王夫差,夫差对他渐渐疏远起来。

勾践按照双方的协议,偕同夫人在范蠡等几个近臣的陪同下,来到吴国做人质。他们天天侍奉吴王,处处安分守己,时时小心谨慎,为吴王打扫马厩,执鞭牵马,表现自己对吴王的一片耿耿忠心。吴王也因此更加觉得伍子胥的担心是多余的了,就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也开始甚至慢慢地生出了同情之心。

不知不觉间三年已过去。一天,夫差生病,勾践请求去探视。当着夫差的面,他用手指蘸着夫差的粪便放到嘴里去品尝,为夫差辨别病情。这次,夫差被大大地感动了。病好以后,他下决心释放勾践回国去了。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道:“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意思是:吴王赦免了越国以后,越王勾践重返故国,便时刻企图报仇,把一个苦胆吊在起居的地方,坐着、躺着就抬头看着苦胆,吃饭的时候也舔胆的苦味,并说:“你忘记了会稽山的耻辱吗?”他还亲身从事耕种劳作,越王夫人也亲自纺织,吃饭不用肉,穿衣不加绣染,谦恭地敬礼贤士,盛情地接待宾客,执着济贫苦的人,慰问死伤的百姓,与老百姓同甘共苦。这就是成语“卧薪尝胆”的来游。

再说大败勾践的夫差,因胜而骄,奢侈淫乐,穷兵黩武。调用大量人力物力建造姑苏台,不分昼夜地同勾践送上的西施寻欢作乐。同时,一面积极地作北进准备,丝毫没有把手下败将勾践放在眼里。而伍子胥却看出了勾践的行动,便劝谏夫差道:“勾践吃饭很不讲究,哀悼死者、慰问病人,一定是想要有所作为。这个人要是不除掉,一定是吴国的心腹大患。现在吴国有越国在身边,就像是得了心腹之疾。大王不先整治越国却一门心思地讨伐齐国,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规劝,于公元前484年,北上伐齐。在艾陵把齐国军队打得大败,于是震服了邹国和鲁国的国君而回国。战后,夫差更加骄横,认为只要最后压服晋国就可取得中原霸权,于是约定晋定公和各国诸侯在公元前482年到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行前,夫差对太子友提出应防备越乘虚而入的劝谏置若罔闻,认为中原霸权唾手可得,不可坐失良机。因此自率精兵三万空国远征,北上黄池,只留下太子友等人率老弱病残1万人留守姑苏,勾践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当吴王夫差在黄池与晋定公争做盟主时,越王勾践分兵两路攻吴。一部兵力自海入淮,断吴主力回援之路,掩护主力作战;其自率主力直趋吴都,在郊区泓水歼灭迎战之吴军,并乘势攻入吴都。夫差南归,恐因国都失守士气下降及远程奔返造成部队疲惫、决战不利,派人请和。勾践亦以吴军主力未损,不愿进行无把握的决战,遂与吴订和约后撤兵回国。

夫差向越求和后,由于征战连年,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内空虚,一时无力反击,就息民散兵,企图恢复力量,待机再举。而越国却利用缴获的资财充实了自己,提高了战胜吴国的信心。公元前478年,越国发动了对吴国的战争,对阵于笠泽(今太湖东南),越军获胜。公元前475年,越军围困吴国都城姑苏(今江苏苏州),整整三年使吴国军民无衣无食,纷纷逃离。夫差企图效勾践当年之故伎,卑辞求和,勾践问各位大夫的意见。范蠡说:“大王不要忘记越国的经历。二十年来,我们日夜想念的是什么?世代争夺的是什么?艰苦奋斗图报的又是什么?我听说,老天爷给的东西,你不取就会造成灾难的,请大王好好考虑!”勾践接着说:“对,当年,老天爷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取;如今,老天爷把吴国赐给了我们,我们岂能违抗天意而不取呢?请你转告吴王,我可以让他在甬东(今浙江舟山),当个百家人的君主”。

使臣向夫差回述了出使越国的经过。夫差绝望了,后悔了,随即拔剑而起,仰天长叹:“我实在没有脸面去见伍子胥啊!”说罢,伏剑自杀而死。称霸一时的吴国,最终被越所灭。

吴越争霸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例。两国之间的较量,真是一波三折,富于戏剧色彩,其中的事情原由,也让后人从中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当越王勾践灭吴称霸后,其手下最大之功臣范蠡被封上将军,然范蠡深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故功成立即隐退,范蠡走时曾写信一封给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项鸟啄,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未能听从,不久果被勾践赐剑自杀。伍子胥、文种之命运,以及范蠡之精辟警句,让后人悟出了古来中国历代屡验不爽的一个真理,那就是:为人臣者最忌“功高震主”,切记要“功成隐退”。因为自古迄今为人君者多属“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忘恩负义之辈,若不及时抽身,自不免如子胥、文种。而文种、范蠡的不同命运在日后汉初韩信、张良身上也分别上演。

越王打败吴王,吴王被逼自杀,吴越争霸也就此拉上了帷幕,但他们之间的斗争却永久不衰地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吴王夫差为何会败?越王勾践为何会出现“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惊人豪语……众多泓大战役,任人思量,任人论。

春秋对局——晋将先轸

《史记·晋世家》记载:“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其意思是说:晋文公重耳年轻时就喜欢交结士人,年纪才十七岁,就有贤士五个:越衰;狐偃咎犯,是文公的舅父;贾佗;先轸;魏武子。这五人为晋文公争霸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算数先轸的功劳最大。

先轸(?—公元前627年),国其采邑在原(今河南济源西北),又称原轸。春秋中期为晋国大夫,杰出的军事将领。初为下军佐,后升为中军元帅,掌握国政。

先轸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元帅职衔,又有元帅实绩的著名统帅。论才干,他既有军事家的韬略又有政治家的头脑;既有筹谋策虑之长,又有临阵指挥之能。而且他的谋略很多都具有普遍意义或理论价值。论人品,他性情暴烈不驯,却耿正忠诚,是一位不惮以身殉义的丈夫。

先轸早年即为国内知名贤士,与少年时期的晋文公重耳相友善。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重耳被逼逃亡,先轸随行,流亡在外十九年。晋文公即位后,封赏从亡功臣,重用胥、籍、狐、箕、栾、郤、先、羊舌、董、韩等十一族,先轸自然不在例外。从这时起,他在晋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大显身手。

春秋初期,各国诸侯平地而起,争霸风云,第一个争霸成功的就是地处黄河下游,土质肥沃的东方地区。在不断的争霸中,位于山西西南部的晋国也逐渐强盛起来。晋献公、晋惠公时,在政治上都进行了一番新的改革,献公“作二军”(把原来的一军扩编为上下二军),惠公“作爰田”(促进农业生产)、“做州兵”(扩大军队)。二位诸侯的一番改革为以后晋国争霸中原准备了有利条件。从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晋公子重耳回国即位,称晋文公。晋文公流亡时,先轸与狐偃,越衰等是随从和辅佐他的近臣。晋文公深知,要想称霸中原,就必须先抑制当时威力越来越大的楚国,要想抑制楚国,就先要整顿内政与富国强兵,然后再西联秦,东联齐,一起抑制楚国。

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楚国联合陈、蔡、郑、许四国攻打宋国,宋向晋求救。晋文公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先轸分析形势,指陈利弊,认为晋国应该出兵救宋。他指出,晋文公流亡时,宋襄公曾经赠送过马匹,如今出兵救宋,既解救了宋国的急难,使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又报答了当年宋襄公赠马的恩惠,另外,同称雄一时的楚国作战,是树立晋国威望的大好时机,战而胜之,就确立了晋国在诸侯中的霸主地位。一战而有“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四利,何乐而不为!先轸从战略的宏观角度对晋国出兵的政治利益所作的分析,得到了晋文公和群臣的赞同,决定先发兵攻打新近与楚结盟的曹、卫二国,引楚来救,以解宋国之围。于是首“作三军”,使却縠将中军,却臻为佐;狐毛将上军,狐偃为佐;栾枝将下军,先轸为佐。

晋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文公亲率三军,首先向楚国的盟友曹国和卫国发动进攻。在此役中,先轸设谋,攻占了卫地五鹿(在今河南濮阳东北)。不久,晋国的中军主帅郤去世。先轸以他的品德和韬略,被超擢选用,担当了这一重任。他遂由下军之佐而为中军元帅。随后与齐侯联盟,占领全部卫地;三月灭曹,俘虏了曹公共,于是晋军逼临宋境。

晋军攻占曹、卫两国之后,楚军还用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宋又向晋告急。晋文公对当时的局面很感为难:不救宋国,则断绝了两国的关系,前功尽弃,通过外交途径呼吁楚国罢兵撤围,楚国肯定不会理睬;同楚国开战,则是齐,秦两个大国的工作没有做好,还有些势孤力单。怎么办呢?先轸当时为他想出一个解决办法:把曹、卫两国的土地分一部分给宋国,让宋国去买通齐国和秦国,请求齐、秦两国出面向楚国说情,为宋国解围。楚国是曹、卫的靠山,对分割曹,卫两国的土地一定无法接受,因而也不会答应齐、秦两国的说情。齐、秦两国既得了宋国的贿赂,而楚国又不给他们面子,那时还能不与晋国联合,共同对楚作战吗?

这时作为中军元帅的先轸提出:最好的对策是要宋国去贿赂齐、秦,利用他们去劝楚撤兵;同时我们再扣留曹国的国君,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分给宋人,以坚定其抗楚的决心。楚国要保卫曹、卫,必定不会听齐、秦的劝告,齐、秦既接受宋国的贿赂,必定抱怨楚国不听劝告,因而就不能不参战。晋文公采纳了这个计谋,把曹、卫之田分给宋国,不久楚成王就引军退回楚国。楚成王撒军,楚国令尹(执政官)子玉(成得臣)却不肯同意撒军。子玉对楚成王说:“君王对待晋君特别优厚,现在知道楚国急于救援曹、卫而故意进攻他们,这是轻视君王啊。”成王说:“晋侯流亡在外十九年,有丰富经验,又洞察民情,切不可轻举妄动。”子玉以善战闻名于诸侯,但骄傲自负,不察晋军情况,仍然要求楚王允许他同晋军作战。楚王虽然答应了他的请求,但不肯多给他增加兵力,只派出西广、东宫(楚军编制名称)与若敖的六卒去增援。子玉为寻找借口同晋军决战,派宛春向晋文公提出了一个“晋许曹、卫复国,楚解宋国之围”的休战条件。狐偃对晋文公说:“子玉无礼啊,您是国君只赢得一分,他是臣子却要赢得两分,不能答应。”先轸却认为,子玉的提议,“一言而定三国”,如果晋国不答应,就把三国都得罪了。晋国出兵是来救宋国的,如果宋国灭亡,各国诸侯会责难晋国。楚国变成三国的恩人,而晋国却与三国结怨。因此,他提出对策:“不如私许曹、卫以携之(离间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于是晋文公就把宛春拘禁在卫国,并且私下允许恢复曹国、卫国,曹、卫两国宣布跟楚国断绝关系。楚国子玉果然被激怒,不顾楚王“无从晋师”的告诫,立即挥军向曹都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北)前进。晋文公见楚军逼进,下令“退避三舍”在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集一带)扎下营寨。这既是信守诺言,又可占据有利地形,纵敌骄横,诱而歼之。子玉果然率兵追来。双方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

在城濮之战中,先轸率领中军,迎战子玉的若敖之六卒,大破楚军,获得全胜。晋国的霸业也就自此确定,晋文公成为春秋时继齐桓公后的第二个霸主。

要论城濮之战的功劳,实际上正像当时有人说的:“城濮之事,先轸之谋。”

晋文公九年(公元前628年)冬,晋文公逝世,儿子襄公姬欢继位。这年郑国的国君也去世。秦国乘文公新逝,派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发兵偷越晋境袭击郑国。先轸对晋襄公说:“秦国违背蹇叔的谏言,由于贪婪而劳动百姓,这是上天给予我们的机会。机会不能丢失,敌人不能放走。放走敌人,就会留下祸患;违背天意,就不吉利。一定要进攻秦国军队!”栾枝提出:“没有报答秦国施给先君的恩德,攻打它,不可以。”先轸回答:“秦不为我们的丧事悲伤,反而趁机攻打我们的同姓国家,这是他们的无礼,还讲什么恩施?我听说,‘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为子孙后代打算,怎么能说是忘了先君的遗命呢?”于是襄公穿着黑色丧服,决计出征。四月间,在崤山打败秦军,俘虏秦军三个将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崤之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秦东进中原争霸的企图。但此战破坏了秦联盟,在战略上可谓得不偿失。

文公的夫人本是秦穆公的女儿,襄公的嫡母。她请求把崤战俘获的秦三将释放回国,让秦穆公去杀他们,以免两国结怨过深。襄公答应了她的劝谏,放走了秦军的三个将领。孟明视三人获释后,不脱囚服,匆匆而去。先轸朝见,得知放走秦军将领后,发怒说:“武将花了很大力气才在战场上擒获他们,妇人说几句谎话转眼之间就在国都把他们赦免。毁伤战果而长敌人的志气,晋国要不了多久就会灭亡的!”襄公醒悟,急派先轸去追赶秦国三将。秦国将领渡黄河,已在船中,叩头道谢,终不复返。

过后三年,秦国果然派孟明攻打晋国,报复崤山的失败,夺取晋国的汪邑回去。这时,先轸已不在人世。

先轸一生的军事活动,主要是指挥了城濮及崤两次战役,并在作战指导上,采用了一些新的战略和战术,也就是这次战役把晋国推上了争霸之首,可见,先轸的战略和战术是多少的锐不可当。

春秋对局——庆父已死

庆父(?—公元前660年)鲁庄公庶兄。又称仲庆父,共仲或孟氏。庄公去世,他派人先后杀死继位的子般和闵公,制造内乱。后他所逃奔的莒国受鲁贿赂,将其送回,途中自缢而死。孟孙氏是其后裔。“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之成语即源于此。意思是不杀掉庆父,鲁国的灾难不会停止。比喻不清除制造内乱的罪魁祸首,就得不到安宁。千年历史在时间的推动下已滚滚而去,庆父也早已尸骨无存,但他的事迹却永远地留在了后人心中,有时甚至令后人谈之色变。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庄公取齐女为夫人曰哀姜。哀姜无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开。庄公元適嗣,爱孟女,欲立其子斑。庄公病,而问嗣于弟叔牙。叔牙曰:“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庄公患叔牙欲立庆父,退而问季友。季友曰:“请以死立斑也。”庄公曰:“曩者叔牙欲立庆父,奈何?”季友以庄公命命牙待于针巫氏,使针季劫饮叔牙以鸩,曰:“饮此则有後奉祀;不然,死且无后。”牙遂饮鸩而死,鲁立其子为叔孙氏。八月癸亥,庄公卒,季友竟立子斑为君,如庄公命。

鲁国,周朝初年分封的国家,国王姓姬。第一代鲁国公本来是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四弟周公姬旦(就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周公”)。由于周公在朝辅佐周王不能到封地去,就让他的儿子伯禽做了鲁公。传了十七代传到了鲁庄公姬同手里,就发生了一连串的灾难。

鲁庄公姬同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季友。因均出自桓公,后人称为“三桓”。其中庆父最为专横,并拉拢叔牙为党,一直蓄谋争夺君位,并与其嫂——鲁庄公姬同的夫人哀姜私通。

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生了病,因为他的夫人哀姜没有生育儿子,也就是没有“嫡嗣”,就打算从“庶子”中选一个。于是鲁庄公便与三弟叔牙商量,叔牙因受了其二哥庆父的贿赂,便主张立庆父为鲁国公;鲁庄公与三弟叔牙商量,叔牙却因为受了其二哥的贿赂,主张立庆父为鲁国公;鲁庄公又与四弟季友商量,季友坚持要求立鲁庄公和他宠爱的妃子生出的儿子公子斑,并且逼叔牙发誓拥立公子斑。

同年八月,鲁庄公病死,姬斑继位成了鲁公。庆父不甘心,便与哀姜暗中谋划,想要暗杀姬斑。恰好有个叫荦的养马人,很有力气,也很鲁莽,因受过鲁庄公的责罚怀恨在心,庆父就唆使荦乘丧期打死了姬斑,另由庆父立了哀姜妹妹叔姜的生子姬开,为鲁闵公。

姬申得立,庆父更加肆无忌惮,与哀姜打得更是火热,并且野心越来越大。

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庆父和哀姜又派一个叫卜的人杀死了鲁闵公,打算让庆父做鲁公。季友趁乱领着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姬申逃到陈国,发出文告声讨庆父,要求国人杀庆父,立姬申。国人纷纷响应,庆父十分害怕,便逃亡到了莒国(在现在山东省莒县境内),哀姜逃到了邾国。

在鲁庄公死后的几年里,由于庆父串通哀姜连杀了两个国君,而且极度荒淫无耻,作威作福,横行无忌,不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也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齐国的大臣仲孙湫到鲁国吊问鲁国先君的丧事回去后,曾经叹息地说道:“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因此,当姬申继位后,季友花钱买通了莒国押回了庆父,并处死了他,因为哀姜是齐桓公的女儿,所以齐桓公也很生气,就将哀姜召回,也杀掉了她。鲁国也因此而安定下来。

春秋对局——从严治军

军队的支点就是战斗力,而战斗力的强或弱,又标志着一个军队在战争中的兴衰成败及客观地位。那么,战斗力又是靠什么来培养和提高的呢?如何使组织起来的战斗力形成巨大大的合力而发挥巨大效能呢?斯大林说过这样一句话:“武装战斗力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就是建立在军人的政治教育基础上的严格的军纪。”从古到今军队建设成长壮大的实践证明:从严治军是提高战斗力的根本途径。

“严”出战斗力,这是人们从无数个事实中所总结说出来的得论。春秋末期齐国名将司马穰苴,“军法如山,刀斩庄贾”后,使齐军纪律严明,令行禁止,从而大败敌师。著名大军事家孙武,由于“军法不可戏,处死吴王妃”,从而使吴国强大,进入强国争霸的行列。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原君试之……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震栗……”

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裔。齐景公的时候,晋国进攻齐国的阿城和甄城,而燕国也进犯齐国黄河南岸一带的领土,齐国的军队遭遇惨败。齐景公为此十分忧虑,寝食难安。

一天,大夫晏婴悄悄来到齐景公跟前,向齐景公推荐了田穰苴,说:“穰苴虽说是田家的偏房所生,但是他的文才能使大家心服口服;武略能使敌人感到畏惧。希望君王能试试他。”于是,齐景公召见田穰苴,同他谈论军事,对他的才干非常欣赏,就任命他做大将,领兵抗击晋国和燕国的军队。田穰苴说:“我的地位一直都很是很卑贱的,君王把我从乡里平民中选拔出来,将我的官位置于大夫之上,士兵们不会服从我的领导,百姓也不会相信我的才能,人的声望名誉轻贱也就没有权威,希望能有一位君王宠信、国人尊敬的重臣,由他来做监军,才妥当。”齐景公答应了田穰苴的要求,决定派宠臣庄贾担此重任。

田穰苴向齐景公告辞之后,便到庄府拜会了庄贾,并和庄贾约定:第二天正午在军营大门处会合。

第二天,田穰苴提前来到军营,布置好观测时间的标杆和滴漏,等候庄贾的到来。

与此同时,庄府里热闹非凡。庄贾的朋友听说他要出征,纷纷上门为他送行。这个祝庄贾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个说大王选您当监军,齐军一定能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说得庄贾飘飘然,很是得意。

庄贾一向骄横显贵,认为率领的是自己的军队,自己又做监军,根本就没有把田穰苴与他约定的时间当回事。于是,就留下前来为他送行的朋友喝起酒来。手下人提醒他,他仍不以为然。

到了约定的正午时分,庄贾还没到达。穰苴就踢倒木桩,摔破滴漏计时的铜壶,进入军营之中,巡视军营,整肃军纪,宣布了各种规章制度。等到重申完军纪,已是傍晚时分,庄贾才姗姗来迟。田穰苴疾步上前,指责庄贾说:“您为什么比约定的时间晚这么久才到?”庄贾像没事似的,笑嘻嘻地说:“朋友亲戚们给我饯行,所以就多逗留了一些时候。”田穰苴严肃地说道:“作为将领从接受君命的时刻起,就应当忘掉自己的小家庭,作为监军制定了规章制度以后就应该不徇私情,擂鼓进军、战况危急的时刻就应当舍生忘死。如今敌军军队已经侵入国境,国内心心浮动,我们的士兵暴露在边境线上任人宰割,国君寝食难安,老百姓的安危都寄托在您的身上,哪里不顾得上送行呢!”说到这里,田穰苴叫来军法官问道:“按照军法,将领不按指定时间到军营的,该如何处置?”军法官回答说:“应当斩首!”直到这时,庄贾才知道害怕了。他忙派人快马报告齐景公,向齐景公求助。报信的人走后,不等他返回来,穰苴就下令将庄贾斩首,以此警示三军,全军将士都不寒而不栗。

又过了好一会儿,齐景公派的使者才拿着传达君命的节符来赦免庄贾。使者骑马进入军营,穰苴说:“将领在军队里,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又问军法官说:“驾着车马在军营里飞驰按照军法应如何处置?”军法官回答道:“应当斩首!”使者也吓坏了。田穰苴说道:“不过国君派来的使者是不能杀头的。”于是就斩了使者的随从,砍断了马车左侧的夹车木,杀掉马车左侧的马,以此警示三军。又派使者回去报告齐景公,然后就率领军队出发了。

穰苴在军规上虽严,但对士兵却关怀备至。一路上士兵们安营扎寨,挖井筑灶,饮食起居,医伤治病,穰苴都亲自嘘寒问暖、安慰他们。还把自己作为将军所配给的粮饷悉数拿出来款待士兵。自己和士兵一起平分粮食。对体弱有病的士兵格外关照。三天后重新操练军队以应对战争。士兵们看到田穰苴治军有方,有法必依,铁面无私,对下属关怀备至,个个都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连伤兵都要求同赴战场,自告奋勇地要参加战斗。晋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就此而撤了军。燕国的军队听到这个消息,连忙渡过黄河向北撤退,军心涣散。于是齐国的军队乘势追击他们,收复了封地内所有失陷的地盘,穰苴带兵凯旋而归。还没到国都,就解除了军队的战时状态,取消了战时的规章制度。宣誓立盟然后才进入国都。齐景公率领众朝官出城相迎,按既定的礼仪犒赏三军。然后才回到寝宫。齐景公接见了穰苴,郑重地任命他做大司马。从此,田氏家族在齐国的地位就日益尊贵起来。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字长卿,伟大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我国军事理论的奠基者,著有《孙子兵法》传世,此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孙武因他所著兵书受到吴王阖闾的赏识而被召见进宫。阖闾说:“先生所著兵法十三篇,我都拜读过了,那里面所淡,甚是精妙,不知您的理论,可不可以拿来实地操练一下?”孙子答道:“当然可以。”阖闾又说:“可以就近调我宫里的妇女来演练吗?”孙子回答说:“自然可以。”

于是阖闾就着手进行试验,他调出宫中美女,总共一进八十人交给孙武操练。孙武将宫女编成两队,并以吴王两个宠姬分任两队队长。然后要她们全体持戟,准备操练。孙武向她们发令说:“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左右手及背所对应的方向吗?”妇女们回答说:“知道!”孙武号令她们道:“我说向前,你们就看着心口所对的方向行进;我说向左,你们就持着左手所对的方向前进;我说向右,你们就看着右手所对的方向前进;我说向后,你们就朝着脊背所对的方向前进。”妇人们知道:“明白了。”号令交待清楚后,便陈设出斧钺等刑具以示警戒,又“三令而五申之”。于是击鼓传令:“向右。”没想到宫女们不但没有按要求去做,一个个站在原地哈哈大笑。孙武说:“规矩没讲清楚。号令没有让大家熟悉,这是做将领的过错,不怪你们。”于是又将规矩重复再三,反复叮咛,然后击鼓发令让她们向左手方向转,宫女们依旧站在原地再次哄然大笑。孙武说:“规矩没说清楚,所发号令不是大家熟悉的,这是做将领的过错,现在我已经把规矩讲得很明白了,你们却不按照我发出的命令去做,那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于是就要将左、右两队的队长斩道示众。台上观看的吴王见要斩他的爱妃,大吃一惊,忙派人传令:“我已经晓得将军善用兵了。我如果没有这两个妃子,连吃东西都没有味道,希望先生不要杀她们。”孙武说:”我既然已经接受国君的任命做将军,将军在军队中指挥作战的时候,为了保证不耽误作战时机,国君的命令有的是可以不接受的。”于是杀了两个队长示众。依次用后二人为队长,再击鼓操练,向左向右,上前退后,跪下起立,无不符合命令和纪律要求,全体肃然,没一个敢出声。这时,孙武派人向阖闾报告:“队伍已经操练得整齐划一,大王您可以下台来亲自操练一下看看,大王想怎样调遣她们都不成问题,就算是让她们赴汤蹈火也可以办到啊。”阖闾说:“我看将军还是停止操练回住处休息去吧,我没心情再下去视察了。”孙武感叹道:“大王只不过欣赏我的兵书中的理论,却不能在实际操以练中严格执行它。”

吴王知道孙武真的善于用兵,最终还是用他做了将军。这之后区区吴国向西进兵攻克了强磊的楚国,进入郢都,挥师北上,威震齐国和晋国,在诸仡各国中名声显扬,这中间的功军当然离不了将军孙武。

治军贵在严,领军须有威;治军不严,将领无威,军队就不可能有战斗力,而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从严治军就是要以法治军,树立军法军纪的权威。将领就是要通过严格执法执纪来树立威严,严格执法执纪也是一种守信。司马穰苴从严治军、以法治军,杀了不守约定、违反军法军纪的监军庄贾,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也教育了将士,从而增强了齐军的战斗力,击退了敌军,收复了失地。孙武治军良策之要害,即斩杀不听号令的吴王爱姬:两个队长,从此政令畅通,无有敢违命者。从这二则事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从严治军必须综合治理,只有综合治理,才能更好地贯彻从严治军的内容实质,但有两个方面还需注意:一是从严治军要包括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后勤保障等诸项内容,要贯穿于整个一日生活、工作和学习训练之中。二是从严治军要包括军队内部的所有人员,从军官士兵到在军队工作的编职工和在军队内部工作的地方群众,甚至是和军人有联系的人,都应在严格规定的范围内,对此进行整体管理,使整个军队都处于严明文明的管理之中,这样战斗力自然而然地就会在众人的合力下形成一股强禁战斗力,使敌方闻之色变,我方也会战之必胜。

春秋对局——子产治郑

《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的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兒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其意思是说:子产,是郑国的大夫。郑昭君在位时,曾任用自己宠信的徐要做国相,国政昏乱,官民不亲和,父子不和睦。大宫子期把这一些情况告诉郑昭君,昭君就改任子产为国相。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二年之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不预高价了。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无需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敬执丧葬之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壮年痛失声,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

郑国不仅因子产的治理而从此风调雨顺,百姓也对他万般拥护,由此可以看出,子产对郑国的功劳是无欲言比的。那么拥有如此大的功劳,如此受人爱戴的子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从他当上国相以来,又用了什么方法使浪荡之人不再轻浮,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子产人生历程及治的策方。

子产(?~公元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号成子,的称公孙。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被清朝的王源推许为“春秋第一人”。

的简公元年(公元前565年),其父公子发率军攻蔡,大胜,郑人皆喜。他却指出这将导致楚国来攻和晋国反击,而使夹在中间的郑国饱受战祸。两年后(公元前563年),郑诸大夫帅盗为乱,杀子产之父公子发。子产沉着机智,亲领私族出兵与国人共同平息了这场叛乱。新任执政公子嘉制订盟书,强调维护个人特权,引起贵族大臣反对。公子嘉打算强制推行,子产又力劝他焚毁盟书,平息众怒,以稳定政局。郑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公子嘉终因专权被杀,子产得立为卿,任少正。在同霸主晋国的一系列交涉中,他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尽量维护郑国的权益。郑简公十八年(公元前548年),子产随执政公孙舍之攻打陈国,也能注意军纪,遵守传统礼制。事后在向晋国献捷时,又有理有据地驳回了晋人的责难,迫使其承认郑国的战绩。为此郑简公给予子产重赏,他却只接受了与其地位相称的部分。次年,楚康王为慰抚许国率军伐郑,子产主张坚守不战,让楚军获取小利后满意而归,以换取较长期的和平。郑人照此办理,果然促成了“弭兵之盟”,维护了郑伯的尊严和郑国的利益,逐渐得到郑伯的赏识。

郑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42年)吴公子季札来访时,郑裨湛断言郑国政权终归子产。果如其言,次年,郑国大臣内讧,执政伯有被杀。子产严守中立,以其卓越的才能受到多数人的尊重,遂在显贵首领罕虎的支持下,出任执政,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

子产治国特别注意策略,特别是他的“刚柔并济,以柔为上,柔以制刚。”的治国策略算是用到家了。

我们知道,在当时郑国还是一个小国,国力非常弱,要想在强国林立的空间里求得生存,首要措施便是增强国家的实力。子产提倡振兴农业,兴修农事,同时征新税,以确保有足够的军费供应和食粮。

新税征收刚开始,民众便怨声四起,沸沸扬扬,甚至还有人扬言要把子产除掉,朝中也有不少官员站出来表示反对。子产对此却毫不理会,也不作过多的解释,而是耐心等待事态的发展。他说:“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所以必要时自然就要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我听说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能虎头蛇尾。有始而无善终者,到头来必然会一事无成,所以,我必须将这件事做到底。”

新税征收的工作照常进行,由于还采取了振兴农业的办法,农业很快得到了发展,民众看到此情此景,不觉间由怨到赞,众人宾服。

子产不仅在农业上下了功夫,在文化上也颇下了一番苦心。为了全国人都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子产便在各地遍设乡校,因乡校言论自由,有些对政治不满的人往往把乡校作为聚集讨论的场所地。有人担心长期下去会影响统治,建议取缔。子产却说:“没有必要那样做的,百姓劳累一天,到乡校中发发牢骚,讨论政治上的事很正常。我们可以作为参照,择善而从,鉴证得失;如果对他们的行动强行压制,岂不是如以土塞川,暂时或许会堵住水流,但必将招来更猛的洪水激流,冲决堤坝。那时,恐怕就再也无力挽回了,若慢慢疏导,引水入渠,分流而治,岂不更好吗?”众人听了,频频点头称是。

对于晋、楚两霸,他既遵照传统礼制谨慎侍奉,不给对方寻衅的借口,又在有条件时大胆抗争,驳斥其无理苛求。

在某些事情上,有些自作聪明的人,往往盲目自信,以为以刚克刚,无往而不胜。我们知道,做人办事不能简单粗暴,而是学会从大处着眼,以柔克刚。这好比:一块巨石如果落在一堆棉花上,则会被棉花轻松地包在里面。以刚克刚,两败俱伤,以柔克刚,则马到成功。而子产也正是采用了这种“以柔克刚”的策略,最终众人皆服,而结果也是令人可敬可叹的。

子产不仅是政治上的高手,他的外交能力也是毫不逊色。在对外关系特别是在与当时晋、楚等大国的交往中,既不卑不亢,又谦虚礼让;既不失原则,又机智灵活,把以往“朝晋暮楚”调整为“从晋和楚”。通过平衡外交,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为国家赢得了应有的尊严和较长时间的和平。

在世界观方面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他认为天体运行的轨道与人事遵行的法则互不相干,否定占星术能预测人事。在郑国遇到火灾、水灾、旱灾时,反对求神禳祭,否定传统的迷信观念。这有利于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但子产仍保留灵魂不死观念,认为“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仍能滋生“淫厉”。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对形神关系的初步探讨。他还提出了人性观念,认为“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探讨人性问题的开端。

子产的所作所为被孔子称为仁人、惠人,是守旧的士大夫景仰的人物,却又“铸刑书”,公布成文法典,执行严格统治人民的“猛政”,创立加重剥削的“田洫”、“丘赋”等新制以“救世”。这说明子产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虽然力图维护传统的旧制,却不能不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从事必要的改革。子产曾指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就是说,治国必须照顾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一意孤行则不能成功。他又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即遇事应胸有成竹,执行中要坚持既定规划而不轻易越轨。他还注意搜罗人才,用其所长,并能广泛听取建议,择善而从。子产的一系列思想及策略把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使郑国的各方面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发展起来,也难怪在他死后,老百姓说出:“没了子产将来靠谁?”的悲言壮语。就连孔子都为之流涕,谓子产“古之遗爱也”。

春秋对局——雄辩四方

了解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在汉武帝时期有一个名叫司马迁的人,他倍受苦难,历经十年,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他因此被奉为“千古文章之主”。后世对于司马迁的评价,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但是,倘若你翻开《史记·管晏列传》,你就会看到这样一句话:“晏子长不满六尺。”而这位身长不足六尺的人,竟然让这位旷古绝今的人物佩服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的程度。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假如晏子还活着,即便是让我挥动鞭子为他赶车,我也愿欣然前往啊!

晏子是何许人也?有何本领,竟然让“千古文章之主”佩服到甘愿为他当车夫的地步?

晏婴治东阿

晏婴(?—公元前500年),字平仲,名婴,又称晏平仲,是齐国莱地夷维(今山东高密)人。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是继管仲之后,齐国的名相,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春秋时期,诸侯并起,风云变幻。晏婴头脑机敏,能言善辩,勇意笃礼。他内辅国政,屡谏齐王,竭心尽力拯救内忧外患的齐国。在对外斗争中,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

其实晏婴在齐景公即位之初,并未得到重用,只是让他去治理东阿(山东阿城镇)。晏婴一去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之间,齐景公陆续听到了许多关于晏婴的坏话,因此大为不悦,便把晏婴招来责问,并要罢他的官。晏婴谢罪说:“臣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请再给臣一次机会,让我重新治理东阿,三年后臣保证让您听到赞誉的话。”齐景公答应了他的请求。三年后,齐景公果然听到有许多人在说晏婴的好话。景公大悦,决定召见晏婴,重重赏赐他。谁知晏婴却推辞不受,景公好生奇怪,细问其故。晏婴便把两次治理东阿的真相说了出来。他说:“三前后,臣得到罪了许多人,是因为臣尽心竭力,秉公办事地治理东阿。臣修桥筑路,努力为百姓多做好事,结果遭到了那些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富绅们的反对;臣不畏豪强,依法办事,又遭到了豪强劣绅的反对;臣表彰和荐举那些节俭、勤劳、孝敬师长和友爱兄弟的人,而惩罚那些懒惰无为之人,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自然对我恨之入骨;臣处理外事,送往迎来,即使是朝廷派来的贵官,臣也一定依法办事,决不违礼逢迎,于是又遭到了贵官的反对。这样一来,那些反对臣的人便一齐散布我的谣言,大王听后自然对臣不满意。而后三年,臣这所以得到大家的赞扬,是因为臣反其道而行之,那些原来说臣坏话的人,自然就会夸奖臣了。臣以为,前三年治理东阿,大五本应该为臣的所作所为而感到高兴,并奖励臣,没想到臣得到的却是大王要罢臣的官职;而后三年,我的所作所为,大王应该不高兴惩罚臣才对,结果却要奖励臣,所以臣实在不敢接受。”

齐景公听完晏婴这一番话,才知道晏婴的确是个贤才,而深悔自己以前听信了谗言,错怪了晏婴。于是,齐景公将国政委于晏婴,让他辅佐自己治理齐国。

晏子使楚,雄辩楚王

晏婴不但在治国上能雄辩齐王,令齐王刮目相看,在出使外国之时,晏子每次也能态度决然,随机应变,不辱使命。

有一次,晏婴奉命出使楚国。楚灵王听说晏婴要来,便对大臣们说:“晏子是齐国能言善辩的大臣,名气很大,但却是个矮子,我要当面羞辱他一番,让他领教一下我们楚国的厉害。”太宰一旁言道:“晏平仲善于应对问答,一件事不足以使其受辱,必须如此这般方可。”楚王大悦,依计而行。

晏婴身着朝衣,乘车来到了楚国都城东门,见城门未开,便命人唤门,守门人早已得了太宰的吩咐。指着旁边的小门说:“相国还是从这狗洞中进出吧!这洞口宽敞有余,足够您出入,又何必费事打开城门从门而入呢?”晏婴走到小洞口前看了一眼,一言不发,也不挪步。一面笑,一面指着小洞口说:“这是狗洞吧?听说出使狗国的人才从狗洞中出入。我今天出使的是楚国,怎么能从狗洞中进去呢?”守门之人将晏婴的话传给了楚灵王,楚灵王听罢,沉思了一会儿,才无可奈何的吩咐打开城门,让晏婴堂堂正正要进入了楚都。

晏婴入宫拜见楚灵王。楚灵王瞥了晏婴:—眼,傲慢地说:“怎么,齐国难道没有人了么,怎么派你做使者?”晏婴,答道:“齐国的临淄居民众多,人们张开袖子便成了阴天,大家抹把汗一挥,就像下雨一般,街上人们肩挨肩脚碰脚走路,怎么能说没有人呢?”楚灵王听罢,又问道:“既然如此,齐景王为什么要派你这样的人昵?”晏婴回答说:“派我出使楚国,是因为我们齐国派遣使臣有个规矩,那就是本事大、水平高的人出使上等国家,本事小、水平低的人出使下等国家。我在齐国是个最没出息的人,所以才被派到你们楚国来,希望大王原谅。”楚灵王听罢,非常尴尬,本欲发作,又自知业亏,只好以礼善待晏婴。

次年冬天,晏婴再次出使楚国。楚灵王听说晏婴这个矮子又要来,又想起了上一年被晏婴数落得难堪的情景,于是决定这一次无论如何要设法羞辱他一番,以解郁气。

晏婴入楚,楚灵王命人摆上酒宴,亲自招待晏子。酒至半酣,忽见两名兵士押着一个被捆绑着的男子从殿下经过。楚王假装不知地问道:“这个人是哪一国人?犯了什么罪?”两名兵士慌忙答道:“他是齐国人,犯了偷盗罪。”这时,楚王侧过身子朝晏婴看了一眼,带着嘲讽的口吻问道:“难道你们齐国人都喜欢偷盗吗?”晏婴早已识破楚灵王的这个把戏,知道这是楚灵王要借机侮辱齐国。于是,他离席向楚灵王深施一礼,答道:“大王,我听说桔子种在淮水以南称为桔子,甜美无比,而将其移至淮水以北,则变成了枳树,枳树之果,小而酸涩,苦不可食。它们只是叶子长得十分相似而已,所结果实的味道却大不相同。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土地的缘故。现在这个齐国人出生在齐国,并非盗贼,而是一个良民,可是为什么来到楚国,却变成了盗贼呢?这是楚国使他发生了这种变化,齐人之于楚国正如桔子之于淮北,这于齐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楚灵王顿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默然良久后,讪讪地说:“寡人本来打算让您在今日受辱,哪里想到竟被您嘲笑了,这是寡人的过错,见谅寡人吧!”于是楚王善待晏婴,晏婴圆满完成了使命,回到齐国。

晏子使吴

又一年,晏婴奉命出使吴国。吴王听说晏婴非常聪明并且能言善辩,便想嘲弄他一番。当晏婴到达吴国时,掌管接待的侍从官吴王的吩咐对晏婴说:“天子请见!”晏婴一听非常吃惊,心想:齐、吴都是诸侯国,吴王怎么可以自称天子呢?这不是有意蔑视齐国,要给我难堪吗?针对当时的情况,他马上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应付方法。他站在原地不动。“天子请见!”侍从官连喊三声,晏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动也不动。侍从官飞报吴王,吴王只好亲自出来接见晏婴。晏婴见吴王出来,便首先施礼,然后问吴王:“我是受齐君之命来贵国的。我是一个糊涂人,而糊涂人常常受骗。方才听侍从官高喊天子谨见。您既然以天子自称,那我今天就是踏上天子之朝了。不过请允许我大胆问一句:原来的吴王应放在哪里?”吴王听后十分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只好改变了称呼,按照诸侯国的礼节,与晏婴正式相见。吴国朝廷中的官员见到这般情景,私下里无不感叹:晏婴虽然长相不怎么样,却是一位勇敢机智的外交家,真是不简单啊!

自命不凡的吴王听完晏婴的慷慨陈词,再也想不出什么难题为难晏婴了。

晏子使鲁

晏婴出访鲁国时,鲁昭公问他怎样才能使国家安定、民众归服?晏婴回答说:“我听说傲慢大国,轻视小国,国家就危险;轻率断案,加重赋税,百姓就会离散。事奉大国,扶助小国,是安定国家的根本保证,谨慎断案,减轻赋税,是聚集百姓的办法。”后来,晏婴又出使鲁国时,鲁昭公却突然说:“我听说贵国的君主是一位邪僻不正的君主,为什么凭您的德行,却去侍奉他呢?”晏婴略加考虑后回答说:“我没出息,我的族人又不如我,依靠维持祭祀祖先的族人有五百家,因此我不敢选择国君。”晏婴走后,鲁昭公对人说:“晏婴是仁德的人啊!他使齐国国外无诸侯侵犹的忧患,内无国家不振的忧虑,却不自夸炫耀;谦虚不自满,本是安邦定国,却托辞是为了供养族人,晏子可称得上是仁慈仁德之人了。”

这就是晏子,身高不满五尺,形貌丑陋,人物猥琐,但却是一个在春秋时期闻名天下的思想家、外交家,被司马迁称为“不辱使命,雄辩四方”的人物,历任三朝,是齐国之所以能够在春秋时期称雄天下的旷世奇才。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晏婴死时,齐景公正在外地游玩,他闻知噩耗立刻疾驰回京,火速赶到晏婴家中,伏在晏婴的遗体上放声大哭,声相俱下地说:“您老人家生前日夜批评寡人,对寡人的过失一丝一毫也不放过,而寡人仍然淫佚不收敛,以致在百姓中积怨甚深。如今上天终于降灾祸于齐国了,却为什么不加在寡人身上,却偏偏落在您老人家身上呢?齐国的江山社稷危险了!”左右群臣无不失声痛哭。晏婴死后多年,齐景公还不时地叨念说:“再没有人能像晏婴那样经常批评我的过失了。”可见晏婴在齐王心中的地位有多重。

晏婴虽已去世多年,但他雄辩四方的事迹却永远成为后人讨论最热的话题,以上只是我们所提到他一生雄辩四方的一小部分典例,还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是晏子一手导演的借刀杀人、兵不血刃的经典之作。尤其是那广为人知的“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千古名典,更是晏子给我们留下的伟大智慧。他的这一智慧将永远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

春秋对局——无为而治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号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是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可以理解为国家图书馆馆长)。

春秋时期是一个乱世的年代,但也就是这个乱世之年出了几位闻名于世的圣贤之人。诸子百家论道,何等兴旺,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便使得道家、法家、庄子学说等成了边缘科学。若要入世便得习孔孟之道,行周公之礼。中国的传统是扼杀的。宋朝的程朱之学,直接禁锢了人的思想,而大唐时期的开放与容纳却被称之为保守和自恋。唯有老子的道家却一直顽强生存起来,每朝每代都有人研究它,折服它,应用于为人处世。据说曾国藩原本仕途并不顺利,常扼腕叹息生不逢时,后习老子的道德经,潜心研究,终于再度出山,成为晚清没落朝廷的中流砥柱。而雍正在争夺皇位时,面对太子党和八爷党,信奉老子一句:“夫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最后一统全国,成为清朝一帝。

那么老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四个字:无为而治。

如果我们从“道”的理念来看待世间的一切,那么其生长、发育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天地万物如此,人的思想行为方式也应该如此。若人们按照“道”的“自然”和“无为”的本性,保持“清静无为”状态,把握好自己的思绪和行为尺度,遵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而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念加以干涉,使之最后出现“无为而无不为”的局面。天下之事物极必反,阴极生阳,阳极生阴。成事之人,常以柔弱克刚强,大智若愚,这样的人必能千古流芳。因此司马迁将老子的这种思想归结为“清静自正,无为自化”。

那么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无为”的意思主要有两层:

其一,顺从天地自然之道,遵从历史的自然规律,不自妄为,不恣意行事,不用过多的法令条规强制约束,否则便会适得其反。国家之所以难以统治,不是国人的错,而是统治者太胡作非为。因而,治理大国像煎小鱼一样,我们知道煎小鱼时不可以胡乱翻动,否则便会把小鱼弄得四分五裂。治理大国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如果玩弄权术,频繁扰民,便会扰乱民心,造成国家混乱。所以作为统治者要像天地那样无私,使万物生长而不占有,对万物要有所推动但不能自恃有恩,对万物的好要有所作为,但不能居功自喜。

其二,“无不为”,即在遵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更高境界的无所不为、大为,用哲学的话来说,就是进入自由的境界。同时,“爱国治民,能无为乎?”意思就是给老百姓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无苛政之苦,无重税之忧,人民安居乐业,自然就会达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效果。

老子所说的“无为”既有不恣意妄为的意思,又有“无不为”之意。为其所当为,止其所当止。总而言之,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用去做,主要意思是指处事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积极引导其自然发展,最后达到水到渠成的目的。绝不是指什么事情都不用去想,不用去做,结果什么事情都会自然而然的办好,而是着重强调统治者的行为要顺应自然和人性,不强作干预,让下属和老百姓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相安无事。最好的政策就是“清静无为”,不要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徭役赋税,接连不断,搞得民众怨声载道,无所适从。唐太宗李世民选择“清静无为”的思想作为治理天下的指导方针,坚持“以静养民”的治理方略,造就了“贞观之治”那种稳定而又繁荣的局面,也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对外不侵略,对内不扰民,不加重百姓税负,让百姓休养生息,才出现“无为而治”的效果。所以,统治者要想使国家平安无事,就要像对待井水一样,尽量不要胡乱搅动它,否则便会淤泥残渣泛起,使得整个井水都浑浊不堪。由此看来,老子所提倡的“无为”不但不会在治理国家上有什么疏失,反而还能补救“有为”之弊端,“抑制违反自然的行动”。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无异于是一剂治世良药,怪不得其思想经久不衰留到至今还被人们推崇是治国之宝。

春秋对局——孔子其人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意思是,孔子出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他的祖先是宋国人,叫孔防叔。防叔生件砟,伯夏又生叔梁纥。叔梁纥年老时跟一个姓颜的少女结合,他们曾经到尼丘山上祷告过,后来就生了孔子。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他出生的时候,头顶像四边高、中间低的小山,所以就取名叫丘,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春秋》书影

孔子出生后没几年,父母便相继去世,家境开始衰落。长大后,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官吏,账目算得很准确。还做过管理牧场的小官吏,牛羊都养得肥壮兴旺,因此就升任为司空。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孔子从小就喜欢研究礼节,并且特别感兴趣。

孔子“三十而立”,开始了他一生的授徒生活。连鲁大夫孟僖子的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名闻遐迩。也就是在这一年,齐景公带着晏婴来到鲁国,景公问孔子说:“从前秦穆公国家很小,处于偏僻地方,他为什么能称霸?”孔子回答说:‘秦国虽小,志向却很远大;所处地域虽然偏僻,而政治统治却十分恰当。他亲自举拨用五张黑羊皮赎来的百里奚,授予他大夫爵位,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就和他一连深谈三日,并让他执掌国政。用这种精神治理国家,就是称王天下也办得到,要是只当个霸主就太小啦。”景公听了非常高兴。

孔子还曾出使齐国,在齐国听过一次音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说他想不到音乐会迷惑人到这个程度,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孔子特别强调音乐。“礼、乐、射、御、书、数”是孔子教学科目中的“六艺”,孔子在上课时,甚至允许学生在下面随便摆弄乐器。

孔子四十而不惑,在孔子的子弟中,有两个人比较重要。一个是子路,此人比孔子小8岁,身强力壮,是个侠客,负责保卫孔夫子;另一个是颜渊,虽然年轻但十分谦虚、好学也十分聪明。

一次,颜渊、子路、孔子三人谈论志向问题,孔子对他们说:“何不各自说你们的志向呢?”子路说:“希望可以把车马衣服皮袍等都和朋友一起分享共用,就算这些东西都破旧了也没有什么遗憾。”颜渊说:“希望我没有夸耀长处,也没有表白功劳。”子路对孔子说:“先生的志向是什么呢?”孔子说:“希望由于我活着,能让老人过得安适,能得到所有朋友的信任,能让年轻的人怀念。”由此可见,孔子教书时,十分注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不但老师可以问学生,学生也可以问老师,这一点十分难得。

孔子五十岁时开始做官,但从政基本失败,在外流浪了十四年,《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一次孔子到了郑国,跟学生们失散了。孔子孤零零一个人站在东站城外。有个美国人对子贡说:“东门城外有个人,头像唐尧,颈像皋陶,肩像子产,可是腰部以下要比夏禹短三寸,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真像一只丧家之狗。”

孔子六十八岁时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开始专心从事教育事业,学生也逐渐增加。他教育学生从四个方面着手,即学问、行为、忠恕、信义。严格推行四条戒律,即不凭空猜测、不完全肯定、不固执拘泥、不自以为是。孔子慎重对待的事情有三种:斋戒、战争、疾病。孔子很少谈到私利,如果谈到私利,就把它跟命运、仁德结合起来谈。他教育学生的时候,要等学生真正遇到困难,急着解决然后才去启发他。如果这个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孔子就不再教他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孔子在选取人才方面还是很严格的。

在孔子学说中,仁与礼是两个基本范畴,仁礼关系是孔子学说的基本关系。在传统礼乐文化中发现仁,复引人入礼,以礼释仁,赋予礼乐文化以真实意义与内在价值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创建了以仁为本源,以礼为表征,仁礼合一的思想系统。在这一思想系统中,礼是孔子对传统的继承,仁是孔子的创辟;仁是内在原则,礼是外在规范;仁是绝对的,礼是相对的;仁是常道,礼是变道。从横向上说,仁礼盒一是内在原则与外在表现形式的合一;从纵向上讲,孔子的仁礼盒一是继承与创新的合一。宋明儒者视礼为理,乾嘉学者以礼代理,都使礼由相对变为绝对,从而使礼由陶冶人性情的缘饰品转变为束缚人性正常发展的桎梏。据仁以成礼,非设礼以限仁,是孔子开辟出的儒学发展的正确途径。

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享年七十三岁。其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春秋对局——兼爱交利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意思是:墨翟,是宋国的大夫,擅长守卫和防御的战术,竭力提倡节省费用。

这句话说明了墨子思想的根本精神,即自苦利人。他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以利人为义,亏人自利为不义,以是否利于人民作为衡量是非的重要标准。他的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88年,春秋与战国交际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自然科学家。墨子的手工艺术也是举世闻名的。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匠鲁班还要高明,曾经在楚惠王面前与鲁班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结果斗败了鲁班。其代表作品《墨子》一书,更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奇丽瑰宝。墨子直面时代而思想精深,言辞简略而论理缜密,不仅成为当时与儒家并驾齐驱的“世之显学”而“言盈天下”,而且虽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文化****及后来封建统治者的百般禁杀,墨家学说依然如地火不熄,引燃着一代代思想家的智慧之火,其强大的理论魅力和真理价值,至今仍然征服着世界各地的思想者。

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都是一些社会上的下层人物。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要求非常严格。这些人能够吃苦耐劳,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墨子及其门人为人们做好事,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过着极其简朴和艰苦的生活。

墨子的一生都是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忙,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功夫都没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兼爱是天下太平的前提条件。墨子所处的年代是东周末期的动荡时期,当时王室十分微弱,周天子已完全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主的地位或占有别国的土地,不断发动兼并战争。相传他曾阻止强大的楚国进攻弱小的宋国,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后来鲁阳文君要攻打郑国,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说之以理,说服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他“南游使卫”,宣讲“富士”以备守御。又多次访问楚国,献书楚惠王。但后来他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

那么墨子所说的“兼相爱、交相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墨子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其意思就是人们对待别人的国家要像对待自己的国家,对待别人的家如同自己的家,对待别人的身体要如同对待自己的身体。如果人们都把他人的父母、兄长、君主看作和自己的一样,又怎么会出现不孝的情况呢?如果把别人的儿子、弟弟和臣发看作和自己一样,又怎么会不慈爱呢?把别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那么谁还会去偷呢?把别人身上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谁还会去抢呢?把别国看作是自己的国家,谁还会去攻打呢?诸侯之间相爱,就不会有战争出现,家主相爱,就不会出现互相争夺的局面,人人相爱,就不会出现彼此伤害,君臣相爱,则必定会出现上惠下忠,父子相爱,就会上慈下孝,兄弟相爱必定和睦相处。天下的人都相爱,则强不凌弱,众不动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因此,以“兼相爱”治理天下,让耳聪目明的人都互相帮助,身强力壮的人都互相帮忙,道德兼备的人都互相教诲,使年老没有妻儿的人可以得到奉养而颐养天年,年幼弱小的孤儿可以有所依靠而长大成才,使饥饿都得到充足的粮食,寒冷者得到足够的衣服,劳动者可以有足够的休息时间,而那些叛乱者则可以得到整治。这样,天下所有的祸害、抢夺、怨恨可以化为虚有,那么世间也就从此朗朗乾坤,一片光明。由于“兼相爱”的缘故,因此众多仁者都对它表示称赞。

在这里,你千万不要把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理解为是在追求爱的一种浪漫方式,这是一剂救国救世的良方妙药。墨子认为,先秦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与此相伴,自私自利亦是乱世之因,如“亏父而自利”、“亏子而自利”、“亏兄而自利”、“亏弟而自利”、“亏君而自利”、“亏臣而自利”、“乱异家以利其家”、“攻异国以利其国”等皆为自私自利之结果。换另一种说法是,若违反“兼爱互利”的原则其恶果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从这一点可以表明,墨子是有意将爱的现实性突出表现出来。而这一步骤又主要是通过把爱与利予以贯通得以完成的。也就是说,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兼相爱”也并不完全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到一起来的。“交相利”也不完全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自爱与相爱,自利与互利相结合的关系下,天下才会出现和谐、富足的局面。因此我们说,“兼爱交利”是救世治国的良方。而与此同时,墨子的“兼爱交利”又是和谐人际关系的润滑油。我们都知道,人都是一种有情感的动物,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矛盾,这正是因为兼爱的思想未能在他们的心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在墨子看来,要想使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就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那就是要将心比心,用“兼爱交利”的方式来处理人们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让世界充满爱”,这些都体现了墨子“兼爱交利”的思想。“兼爱交利”还能使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春秋时期,儒家提出了“仁”的治国思想。而墨家则提出了“兼爱”思想作为他们治世理想,他们从“兼爱”出发,以“利”规范行为。不过,墨家所讲的“利”,不是个体的私利,而是天下的公利。这种公利,其实质也就相当于儒家的“仁”。因此,积极地为天下人谋福利,是墨家的立足根本。墨子的“兼爱交利”思想正是要求每个人都从集体的利益出发,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产生冲突时,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甚至为他人利益而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由此看来,“兼爱交利”的思想在现今社会,仍起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总而言之,“兼爱交利”是墨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大公无私,直接以天下利益作为行动标准的观念,“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已深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成为我们和谐人际关系,促进心与心的沟通,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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