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精通人缘经
在人际关系这个问题上，胡雪岩对外对内都做得很好，所以他的生意越做越顺手。
历史上的徽商很善于经营自己的人缘，他们总是与当地的达官贵人、名流闲士、文人墨客联系紧密，力求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了广结良缘，徽商经常慷慨解囊，在经营所在地兴办各类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热情捐资建桥、修路、筑堤、浚河、救灾、赈荒，他们经商一方，往往是造福一方，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赞誉。
此外，徽商还注重保持内部的团结精神、和谐氛围。徽州商帮是以血缘、地缘为联系纽带发展而成的。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而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追求着和谐的人际关系，依托着宗族的势力共进退。他们依靠商帮作为后盾，同舟共济，以众帮众，以商帮的整体力量雄踞商界。
此外，众多的徽商慷慨解囊，在各地建立起许许多多的会馆、公所，从而增强了徽商之间的凝聚力，发扬光大了互相帮助的协作精神。因此他们能够上下同心，配合默契，生意越做越顺手，越做越兴隆，使得江南地区的盐、典、茶、木、粮诸行业几近全为徽商所垄断。
在人际关系这个问题上，徽商对外对内都做得很好，所以他们能在人生地疏的地方先生存后发展，生意越做越顺手。
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是万能的，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别人的帮忙，将难以办成任何大事。在商言商，交情就是经商生财的资本。如果缺了交情，就犹如满盘的围棋子缺了一口气，摆得再多也是死的。
胡雪岩是徽商的杰出代表，自不当言在扩展人缘方面，也是徽商中的代表人士。胡雪岩是一个善于笼络人心、结交朋友的奇才，他能够成为晚清的全国首富，就是因为他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广泛的人缘为他提供了滚滚不断的财源。
大树底下奸乘凉
胡雪岩时代的旧制，十分影响商人的发展。因为在封建社会制约中，商人在社会中处于最末流，士农工商的次序十分明显。这样，这种体制就与商人的活动相矛盾，所以官吏对商人的危害十分大，一个极小的守门吏都可以以其职务特权随便影响一个小商贩的生意。较大的官吏情况更严重，他可以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强行征税，或者宣布该贸易为不合法。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商人要想把其经营进行下去，必须采取合适的策略。一般来说，商人会设法避开官吏，但这是一种消极的策略，所以就有商人另想策略，设法与官吏阶层沟通，以争取他们的保护。很明显，所争取的官吏职位越大，能给商人提供的活动范围就越大。
这就是胡雪岩所采取的策略。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发育周期甚长，内部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升迁制度与习惯。尤其是在不成文的习惯中，托庇大官僚而使自己升迁顺利，已经是一件世人非常熟悉的事情。所谓“官官相护”，或者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就是讲的这一习惯。胡雪岩长期做跑街，与一帮挖空心思捐班升官的人打交道，逐渐熟悉了这一套习惯。他很明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少的风险。
正是长期与这些人打交道，胡雪岩逐渐变得为人四海。当他遇到王有龄时，听说他是捐班盐大使，便感觉到机会来了。他利用收款的机会，为王有龄筹措了500两银子，资助他进京拜官。
王有龄因为胡雪岩这一帮助，得了机会补了实缺。知恩报恩，胡雪岩得以借机有了自己的钱庄。随后，因为有了王有龄这个官声很好、升迁很快的后台，胡雪岩发现自己面前突然铺开了一个新世界。粮食的购办与转运、地方团练经费与军火费用、地方厘捐、丝业，各个方面的钱都往胡雪岩所办的钱庄流了进来。
胡雪岩有了这一经验，回头反思，便很快明白了在那个特殊时代商业要想大发展的应循之道：寻找官场的保护。
要寻找保护的办法很多，首先是继续帮助有希望有前途的人。在这一点上，对于王有龄绝对适用。家中如何用度、个人是寒是暖、上司如何打点，都在胡雪岩的帮助之列。随后是何桂清，因为有了王有龄的例子，胡雪岩对何桂清更是不惜血本。为了他的升迁，一次可以放出15000两银子；为了他的欢心，也为了日后自己的商业，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于他。
其次是要替这些有前途之人出谋划策。胡雪岩明白，办团练、漕米改海运、征厘捐、购军火、借师助剿，所有这些应时之办法，虽然是在代他人操劳，但是到了最后，无非是帮助这些人得到朝廷赏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了这些人的稳固，自己的商业势力也就有增无减了。
何桂清在苏浙之日，为朝廷出力甚多，所以在这一带的影响日盛。为了这个缘故，胡雪岩的点子也有了市场，他的商业也有了依托。他个人在经营中逐渐冲破了先前的钱庄的经营观念，开始在以官府为后盾的前提下向外扩张。这一扩张预示了胡雪岩在商业上必将称霸东南半壁江山。此时的胡雪岩，因为尝到了在官僚阶层中扩充势力的甜头，再也不会回到旧有的经营观念中去了。
在王、何官场失势之日，胡雪岩已经开始在为自己寻找新的商业保护人了。这一次的寻找是有意识的，不过也不得不迁就时局，左宗棠这样一位世纪人物就出现了。
左宗棠在位之时，胡雪岩为他筹粮筹饷、购置枪支弹药，购买西式大炮，购运机器，兴办船只，筹借洋款。这些事耗去了他大部分精力，但是胡雪岩乐此不疲。第一是因为这些事本身就是商事，可以从中赢利，第二是因为左宗棠必须有了这些东西，才能安心军务，兴办洋务，成就功名大业。左宗棠是个英才，事业日兴，声名日响，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日益巩固，胡雪岩就愈加踏实。他原来之所以仰赖官府，就是为了减少风险，增加安全。现在有了左宗棠这样一个大员做后盾，有了朝廷赏戴的红顶、赏穿的黄褂，天下人莫不视胡雪岩为天下一等一的商人，莫不视胡雪岩的阜康招牌为一等一的金字招牌。胡雪岩也敢放心地一次吸存上百万的巨款，也可以非常硬气地与洋人抗衡。任何一个以本业为主，不能上传下达的商人都不敢像他这么做。只有一个胡雪岩，把握住这个时期的特点，而且做到了。
汪康年《庄谐选录》记载：“胡后为某钱店司会计，有李中丞者，时以某官候补于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诣其店，众慢不为礼，胡独殷勤备至，且假以私财，某感之，誓有以报。迨后场历封疆，开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县曰：‘凡解粮饷者和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众微知其由，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诸胡，胡遂以是致富。”书中所载情形倒像胡资助王有龄的事。在众人对王投以势利眼之际，胡雪岩独报以殷勤礼节，并冒着丢饭碗的风险，擅作主张，动用东家的大笔银两相资助，表现出相当的政治远见。在王有龄这边，遇胡雪岩如大旱逢甘雨，他对胡的“慧眼识俊杰”自然念念不忘。后来，王有龄以粮台积功报知府，旋补杭州，不出几年，升浙江巡抚，胡雪岩先前的人情投资便得到难以计数的回报，还博得了“东南大侠”的美誉。
除了巴结王有龄、左宗棠，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中大官奕讠斤、文煜等人接上了关系。当然，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于官阶和名气小的胥吏僚属之辈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极力拉拢。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时出微利以饵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胡的曾孙胡亚光在《安定遗闻》中记述：“有贵人王军门献玉屏风一座，值千金以上，置厅，事仆失手坏之，时大亨宾客莫不震惊，而公竟面不改容，反曲意慰仆不置。”这说的是其曾祖宽厚待人，但我们却可以从这条史料中了解到胡雪岩与军门一级的官员有礼尚往来，彼酬此酢，而贵人、大亨都是他的座上宾。
事实证明，胡雪岩为结交官府所做的努力是绝对值得的投资。他后来所得的巨大财富，绝大多数是倚靠官府而来的。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利用官场为药店筹集资本。
首先，胡雪岩向杭州城里那些贪官污吏们筹集资金。回到杭州，胡雪岩先说服了杭州抚台黄宗汉出资入股开药店。黄宗汉出股了，他手下的大小官吏们也纷纷效仿，出资向胡雪岩的药店入股。
紧接着，胡雪岩又利用官府的钱来为自己开药店。
胡雪岩先利用自己的高效名药以成本价或免费给军队，让军队接受他的药。然后再与军队管后勤供给的“粮台”打交道，让他一方面从中获利，另一方面向胡雪岩以预支的形式订购大宗军队药品业务。领下定购药品的款子，正好可以用来发展药店生意。这一步一走通，胡雪岩的药店就像滚雪球般地发展起来了。
借助官场的势力，原来没有影子的10万两银子的本钱现在有眉目了。胡雪岩依靠这个方法办起了胡庆余堂，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还给自己带来了“济世善举”的名声。然而，若非背靠官场，这些恐怕都是实现不了的。
在官本位的晚清社会，有了官员做靠山，胡雪岩转粮购枪、借款拨饷无一不可放大胆子、堂而皇之地去做。即以十一之利计之，由此而聚敛的财富也是一般商贾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当然，官、商合流违背政治原则和社会道德，而且倚重为势终究不稳定，肥缺人人想占，这就构成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政情一动荡，靠山就难保，胡雪岩后来衰败，来自官场的因素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阻。换一层面来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利"字是最大的诱饵
世间熙攘，利来利往，人总脱离不了一个“利”字。胡雪岩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而胡雪岩所谓的“经商”之路，从来不惜重金，而他的一笔笔投资，也都得到了回报。
结交人的第一条是要舍得花钱。比如胡雪岩一听说某某来看他，就从抽屉里抽出银票，放在衣袖里去会客，视来人的声望、地位，多则奉赠万两，少则三五千两。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不劳而获的东西都有一种欲望。你这里给他一个惊喜，回过头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不错。给了这些人好印象，你以后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也就非常方便了。
当初，嵇鹤龄被胡雪岩收服，顺利地为王有龄解除了民变危机。王有龄见嵇鹤龄为他除却了一个心头之患，颇为赞赏嵇鹤龄的才干，决定为他向上面邀功请赏。巡抚大人黄宗汉也满口答应，并还要为王有龄记功。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王有龄调任署理湖州府的信札下来，而真正的有功之士嵇鹤龄却迟迟没有收到委任状。胡雪岩知道其中必然有鬼，一打听，果不其然。黄宗汉已经有所暗示，但嵇鹤龄一介书生，生性孤离耿介，所以他内心十分愤懑，对请功一事再也没有兴趣，不闻不问了。
而王有龄见为自己立功的嵇鹤龄的委任官札至今没有下来，心里面十分着急，他决定亲自登门去拜访一下黄大人。碍于他的顶头上司何桂清的面子，黄宗汉对何大人的忘年之交、自己的下属王有龄礼遇有加。
王有龄不好开诚布公地向黄宗汉咨询嵇鹤龄委任的事，只是旁敲侧击地说自己的这次升迁，还多谢黄大人的栽培，而自己只是幕后操纵者，如此嘉赏，实在是受之有愧。他想以此来提醒黄大人，真正立功的人还没有得到该有的奖赏。
黄宗汉似乎不明其意，他只是问胡雪岩阜康钱庄开张后的经营状况如何，并附带说自己准备到阜康钱庄去给老家兑汇20000两银子，以略表对家人的孝心。而对于嵇鹤龄委任一事，他只字不提。
王有龄对黄宗汉的暗示置若罔闻，他不解其中暗含的意思，继续“旁敲侧击”。黄宗汉很不高兴，眼一瞪，推说自己身体有恙，不能久陪，王有龄只好起身告辞。
胡雪岩从王有龄那里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微微一笑，满怀信心地告诉王有龄，不出三日，嵇鹤龄的委任札就会下来。
回到阜康钱庄，胡雪岩立即叫伙计准备20000两银票，然后以嵇鹤龄的名义寄往黄宗汉的老家，事办成之后，把汇票的底根给黄宗汉送去。
果然不出三天，嵇鹤龄的委任札就下来了，他填补王有龄调任后留下的浙江海运局“坐办”的空缺。王有龄佩服胡雪岩料事如神。嵇鹤龄知道必定有人暗中帮他在官府做了疏通，但是王有龄，还是胡雪岩，他不清楚。
胡雪岩以自己的方式满足了黄宗汉的贪心，解决了嵇鹤龄的委任迟迟未定的问题，而这一切都做得不露声色。既没有伤及嵇鹤龄读书人的清高，也算了却王有龄知恩要报的一桩心愿。
面对同一件事，嵇鹤龄、王有龄、胡雪岩三人的态度、认识不一样，结果也就不一样。嵇鹤龄禀性清高、狂傲，对行贿这种事不齿，他宁愿拿银子去塞狗洞，也不愿去意思意思，结果虽然安抚民变功大，而奖赏却迟迟不定，还不如坐享其成的王有龄。
事情到了胡雪岩手里，却有了另一番观感。水往低处流，人却是往高处走的。人的性格本来和自然万物的性格有所不同。总不能水取下泄之势，人却不求向上和前进。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不通的总是想办法让它通畅才是。这是胡雪岩一贯的观点。
胡雪岩这种走后门的做法，肯定是不够光明正大，为世人所不耻，但要使事情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不得不委曲求全。这种想法与做法尽管有急功近利之嫌，但最终结果却是皆大欢喜、令人满意、一举多得，而不像嵇、王二人那样于事无补。特别是在胡雪岩那个时代，身为商人，要与官府打交道，权钱交易是不可避免的。圆融的处世，是胡雪岩成功的又一重要因素。
胡雪岩深知“特殊投资”的重要。当时何桂清任江苏学政，胡雪岩听说浙江巡抚黄宗汉有去意，就抛开繁忙的商业生意，置办了一船土特产，带着美妾阿巧专程去苏州拜访何桂清，劝说他进京活动，调往浙江任职。何桂清被胡雪岩的分析所打动，就同意早日动作，胡雪岩则趁机进献15000两银子，作为何桂清各处打点活动的费用。
为了自己一派势力的人再登高位，胡雪岩不仅出主意出钱，而且投其所好，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何桂清。日后何桂清以两江总督衙署苏淞杭地区，胡雪岩凭借其关系出谋献策，为自己也挣得大量经营上的便利。
胡雪岩最善投人所好，好古玩者则送以金石书画；好宝物者则投以珠宝重器；有阿芙蓉癖，则奉赠上好烟土等等。胡雪岩进京，为借洋债打关节，探明户部尚书宝望平生甚好古书画，就以30000两银子，在市场上购得吴道子真迹，捡了时候送到宝望府上。宝望得此物，辗转把玩甚为喜欢，等再上朝时就变了口风，不再反对借洋款了。
胡雪岩所谓拿银子铺路，自然是他为了打通路子，寻求保护的有意为之。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他的这种方式，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属违法，绝对是应该鄙弃的。只是如果放在他那个时候，我们又很难简单地指责胡雪岩的这种手段。
摸准对方的软肋
赠金、赠美，对以一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使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都失去作用了。起初，由于杭州被太平军占领期间的谣言，此时的左宗棠对胡雪岩既早闻其名，也早有戒备，他甚至接到许多状告胡雪岩的禀帖，决定一律查办，指名严参。这位素有“湖南骡子”之称的总督，在胡雪岩前去拜见时，甚至都不给他让座，很是“凉”了他一把。而胡雪岩终于还是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甚至被引为知己，左宗棠由此成为胡雪岩在官场比王有龄更有力量的靠山。后来也就是因为左宗棠的大力举荐，胡雪岩才得到朝廷特赐的红顶子。
胡雪岩取得左宗棠的信任，其实只做了两件事：
第一，献米献钱。胡雪岩回杭州，带到杭州去的有10000石大米和10万两银子。本来这10000石大米有一个名目，那就是当初杭州被围时，胡雪岩与王有龄商量，由胡雪岩冒死出城到上海采购大米以救杭州粮绝之急。胡雪岩购得大米10000石运往杭州但无法进城，只得将米转道宁波，现在杭州收复，胡雪岩将这10000石大米又运至杭州，且将当初购米款20000两银子面交左宗棠，等于是他既回复了公事，以此证明自己并非携款逃命，而又另外无偿献给左宗棠10000石大米。那10万两银子则是胡雪岩为了敦促攻下杭州的官军自我约束，不要扰民，而自愿捐赠的犒军饷银。清军打仗，为鼓励士气，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攻城部队只要攻下一座城池，三日之内可以不遵守禁止抢劫奸淫的军规。胡雪岩献出10万两银子，是要换个秋毫无犯。
第二，主动承担筹饷重担。左宗棠几十万兵马东征镇压太平军，每月需要的饷银达25万之巨，当时朝廷财政支出，用兵打仗采取的是“协饷”的办法，也就是由各省拿出钱来做军队粮饷之用，实际上是各支部队自己想办法筹饷。胡雪岩听到左宗棠谈起筹饷的事，毫不犹豫就表示自己愿意为此尽一分心力，而且当即就为筹集军饷想出了几条很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胡雪岩做的这两件事，的确做到了对“症”下“药”，因而也是一下子“药”到“病”除。所谓对症，是因为粮食、军饷，都是左宗棠此时最着急也最难办的事。杭州刚刚收复，善后是一件大事，而善后工作要取得成效，第一位的是要有粮食，另外，当时镇压太平军实际是左宗棠与李鸿章协同进行，太平军败局已定，左宗棠当然想争头功，这个时候，粮草军饷也是当务之急。没有粮饷就无法进一步展开攻势，而且一旦“闹饷”，部队无法约束，也就势成“乌合”，还会酿出乱子。胡雪岩的到来，使左宗棠这两件让他头痛的事情一下子迎刃而解，哪里还有不得他赏识的道理！用左宗棠的话说，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不但杭州得救，肃清浙江全境他也有把握了。难怪胡雪岩去拜见他，开始连座都不让，到听说运来了粮食，不仅让座而且是升炕，而到了谈及筹饷，他马上吩咐留饭了。
这对症下药，说到底也就是投其所好。正如送礼，要送得合适，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对方喜欢。而要对方喜欢，常常也就是送给对方急需的，又一时没有的。比如左宗棠喜奉承，求事功，胡雪岩正好给他送去了能使他成就事功所急需的东西，一送就送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胡雪岩说：“送礼总要送人家求之不得的东西。”可见他是深谙此道的。
胡雪岩在生意场中如鱼得水，跟他善于抓住弱点，进而投其所好的心计和手腕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