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气一响，生意就会热闹
与曾国藩隐藏自己，低调做人的做法相反，胡雪岩十分看重“名气”的作用，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制造“名气”，想方设法制造吸引人眼球的“场面”，为人十分高调。
在胡雪岩的脑子里，有这样一个抹不去的观念：名气就是你店铺的名牌！胡雪岩说，第一步先要做名气，名气一响，生意就会热闹，财宝就会滚滚而至。名气是一种无形资产，胡雪岩从不放过任何一次能扬名的机会。
一次，为了弥补军费粮饷的不足，朝廷决定由户部发行官票。官票大体与现今国债类似，只是它是一种可以上市流通的银票，可以兑换现银，也可以代替制钱“行用”——用它抵交应按成缴纳的地丁钱粮和一切税课捐项，称为“户部官票”。户部官票的发行自然少不了钱庄，发行方式也就是由各钱庄派购。认购户部官票无疑要担风险，虽然官票上明文写有“愿将官票兑换现银者，与银一律”的字样，但如果官票发行太多太滥而现银不足，以票兑银就将是一句空话。所以，刘庆生在与胡雪岩商量认购官票事宜的时候，也认为将来官票一定不值钱。阜康刚刚开张，实力还谈不上，就遇上这一档子事，刘庆生对认不认购官票也心存犹豫。
但胡雪岩不这样看。
在胡雪岩看来，世上随便什么事情，都有两面，这一面占了便宜，那一面就可能吃亏，而做生意更是如此，买卖双方，天生就是敌对的。一桩生意能不能做，关键是生意人自己的眼光，生意做得越大，眼光越要放得远。乱世之中生意确实越来越难做了，不过越是难做，越是要抓住机会。就拿眼下认购官票来说，如果朝廷章程打得不完善，滥发起来，它的价值当然会大打折扣。但即使是这样，也要认购，而且还要主动认购，要认购得有气魄。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是在帮朝廷的忙。只要是帮朝廷打胜仗的生意，哪怕亏本，也都要做。短期看，这是亏本，长远看却不是亏本，而是放了资本下去。放下去资本自然是要收回的。只要官军打了胜仗，时世一太平，百业得兴，什么生意都可以做。那个时候，也就可以收回先前投下去的资本了。自己为朝廷帮过忙，出过力，朝廷自然会给予回报，处处提供做生意的方便，哪里还有不能发达的道理？
第二，认购户部官票，也是显示阜康气魄，为阜康挣得名气的机会。当时杭州城里各大小钱庄同行都心存犹豫，小同行看大同行，大同行互相看，都怕派购官票太多，包袱太重，如果这时阜康站出来大胆认购，一方面能够在同行中显示阜康临事不惧的气派，显示阜康的实力，另一方面也能显示同行的义气。阜康在同行中的名气和地位，一下子就起来了。
正因为阜康刚刚开张，胡雪岩更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把它的名气做出来。商场上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作“先做名气后赚钱”。驰骋商场，名气总是至关重要的，它其实就是一种无形的价值，一笔无形的本钱。一个商号有了名气，客户会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而只要有了名气，就能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形象树立了，生意也就好做了，银子也自然来了。
场面上的事情要做好
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或者亲历许多做场面的活动。一般来说，人们只要力所能及，大体都会希望将要做的场面尽可能做得大一些，做得热闹一些。这当然不仅仅是要在热闹的大场面中求得一种畅快的满足。从深层看，做场面的内在动因，实际上来自做场面的人要在人前光彩自己的脸面的心理要求，说到底，场面总是做给别人看的，是为了要让自己“露”脸的一种形式。做场面，其实就是“做”形象。
这样说来，生意场上的场面就不仅应该做，而且还很是值得动点儿心思认真去做了。
胡雪岩做生意，就特别注重做场面，按他的意思，做生意首先就要做出一个热闹的场面，而且，“场面总是越大越好”。因此，一项生意投入运作之前，他也总要在如何做出一个特别的场面上动很多心思。
如何把场面做大，做热闹，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招术。寻常做去，不过也就是装修剪彩、送花篮、放鞭炮、摆宴席、送礼品、请名人题字作画之类，敲锣打鼓地热闹一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开业之时，这些场面上的事情他也是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比如他要刘庆生去选钱庄铺面，就要求房子宽敞气派，装修也要富丽堂皇，不能小家子气。甚至连堂上悬挂的字画，他都想到了，要求第一不能是赝品，惹行家笑话，第二名气不能太小，名气太小配不上 “阜康”的招牌，撑不起场面。钱庄开业当天，阜康张灯结彩，柜台里四个伙计一律簇新蓝布长衫，笑脸迎人，请来了杭州城里官商两界几乎所有的名人。胡雪岩亲自接待，摆酒款客，直吃到午后三点多钟，也着实热闹了一把。
场面场面，首先自然是场上面上的事情要做好。生意场上，这些场面上的事情常常是必不可少的。堂皇的门面，不凡的气派，往往是赢得客户信赖的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条件。一眼看去就给人一种小家子气的商号，一开始就不会被客户重视。从这一角度看，这些场面上的事，其实并不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的一味摆阔，它实际上也是在树立自我形象，在向公众显示自己的实力、优势，以吸引客户的注意，唤起客户的信任。因此，这些寻常做法，常常也是必要的，也是要做好的。按胡雪岩的说法就是，即使内里是个空架子，也要想办法把场面“撑起来”。他的阜康钱庄开办之初，事实上就只是一个空架子。
当然，生意人在做场面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场面易做不易收。生意场上，如果有足够的实力，当然是能把场面做多大就做多大，而且越大越好。但场面一旦做出，要收身出来，常常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场面一收，往往会动摇客户对商号的信心，使客户对本商号的经营状况、现有实力、未来发展以及信誉程度产生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说，场面也是一把双刃剑，成也是它，败也是它。所以，场面的收放，都要慎之又慎。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胡雪岩甚至在面临倒闭危机，已经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也要尽力把场面撑起来。
甲午之变，由于洋行联手排挤，加上在上海主抓洋务的盛宣怀等人的掣肘、造谣，上海阜康钱庄总号出现挤兑风潮，这时的胡雪岩已经陷于四面支绌的困境。也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三女出嫁。按一般人的想法，正处于危机之中，儿女婚事自然应该免去铺张，不要太过张扬。连帮他的人也认为，这场婚礼既然定下了日期，按照风俗自然不能更改，但场面也不宜太大，只要不太委屈了女儿，女儿包括外人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胡雪岩却仍然要把场面做大。他要求一切照常，喜事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再难也无论如何要把场面绷起来。因为这个时候一松劲，女儿的婚事冷冷清清，阜康的客户必然把它与挤兑风潮联系在一起，对于阜康能否度过眼前难关产生怀疑，那样也就真正是什么都完了。女儿办喜事那天，胡家仍是张灯结彩，轿马纷纷。各式灯牌、彩亭、仪仗，排出三里路远，帮办喜事的执事人等，一色蓝袍黑褂，抬运嫁妆的挑夫，一律簇新蓝绸镶红边的棉袄，气派非凡。这一个场面收到的效果就是，阜康钱庄照样开门，胡雪岩在杭州城里的所有生意，如典当、药店、丝行，无不风平浪静，阜康挤兑风潮被喜气冲淡了许多。
守住面子和招牌
胡雪岩特别重视面子，即使在危机四伏，大厦将倾之时，他也不忘记保住面子。他曾说过：“面子就是招牌，面子保得住，招牌就可以不倒。”
上海阜康挤兑风潮，第二天就波及杭州。胡雪岩从上海返回杭州，还没有下船就得到了消息。而得到消息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把面子保住。为此，他采取了三个措施：
第一，所有一应排场照旧。胡雪岩一到杭州，就有在胡家地位特殊的乌先生上船迎接，报告上海、杭州两地的 “灾情”，同时他建议胡雪岩移舟到离家更近的万安桥登岸。胡雪岩的宅地在元宝街，他的钱庄在清河坊，因此，胡雪岩由外地回杭州，一向是在位于元宝街与清河坊之间，也是杭州城里最热闹的望仙桥码头上岸。而且每次回杭，都要家人接轿，摆出极隆重的排场：身穿簇新“号褂子”的护勇在码头上站成两排，点起官衔灯笼，打起旗子，护着一顶蓝呢大轿，常常会引来大群看热闹的行人。乌先生的建议自然是因为风潮已起而希望胡雪岩不要过于张扬。但胡雪岩没有接受乌先生的建议，而且要求一切排场照旧。这当然是为了保住面子，胡雪岩不能让别人以为阜康挤兑风潮一起，他自己就灰溜溜的了。
第二，阜康营业照旧。胡雪岩一到钱庄，就否定了钱庄档手谢云清和螺蛳太太商量的钱庄停业三天的决定，要求照常卸下排门做生意。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谢云清连夜察看储户账目，做这两件事情，一是提早将几个大户的利息结算出来，把银票送到他们门上去；二是告诉那些大户，年关已近，要提款应付开销的，尽可交代，以便预先准备。这是守信用，更是要做回面子。阜康因为贴出停业三天的告示，已经在杭州城里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没有引出更严重的后果，但一遇风潮便缩头停业，事实上面子已失。
第三，原拟要办的三女儿的喜事也照旧。胡雪岩此次从上海回杭州，其实主要就是为三女儿的婚事。虽然还未下船就知道了要命的“噩耗”，但胡雪岩一进家门，就告诉螺蛳太太，女儿婚事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一切照常，而且，再难也要做到，不管用什么办法，场面无论如何要绷起来。这当然更是做面子。阜康挤兑风潮一起，是否仍按以前排场大肆操办女儿婚事，正是为众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如果女儿的婚事一改原来胡家办大事的排场风光，自然更是没有了面子。胡雪岩不能“丢”面子。
胡雪岩如此处置，当然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硬撑。
他如此处置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第一，这些措施使客户保持了对于阜康的信心，由此稳定了人心并保住了自己的信誉。正是有了这一系列措施，杭州的挤兑风潮在开始的时候才没有恶性发展。第二，稳定了人心，也稳定了大户，使原本可能参加挤兑的大户不再加入挤兑风潮，减少了压力。钱庄生意最怕挤兑，挤兑最烈则是大户加入兴风作浪。大户稳定下来，零星散户也就无足为虑了。
这是胡雪岩危机中力挽败局的重要手段，只要在人们心中阜康的招牌不倒，就意味着还有重新振兴的希望。
商人要学会舍财扬名
商人以逐利为职业，传统社会据此把商人当作狡诈和悭吝的代名词，甚至在感情世界中，商人也被定格为“重利轻别离”的角色，然而这是偏见。事实上，历代不乏十分重视义利两立的明智经营者，他们用余财热心资助慈善、公益事业，结果往往因此善名远扬，在事业中得到更大的回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的范蠡在19年中三致千金，曾几次散财救济贫贱之交和乡里乡亲，结果范蠡的子孙继承和发展了父辈的事业，财富由千金而至巨万。这是范蠡富而行德的报偿。
范蠡以后，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良贾代不乏人，如明清晋、徽两大商帮中的许多人助赈救荒、修桥铺路、捐衣施食、疏渠筑坝、投资兴学，颇有急公好义的美德。
要行善举，花钱是必然的。对于商人来说，要行善举树形象不但要舍得花钱，而且要花的是时候，是地方。“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胡雪岩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更懂得要显名扬声先得施恩布泽的道理。
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古称浙江、罗刹江和之江。这是浙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流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梅城至浦阳江口叫富春江，浦阳江口至澉浦为钱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兰江、浦阳江、曹娥江。
一个多世纪前，杭州江干到萧山西兴的江面宽达十余里。每逢春秋多雨季节，上游水流湍急、疾驰直下，如离弦之箭，加上海潮从鳖子门涌入，形成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钱江潮”。而急流与海潮相遇又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为航旅畏途。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还靠渔舟过江，出门还得选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都要祭祖求神，祈祷平安。不过，即使是这样，也难保不出风险。
当时，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浙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入杭城都要从西兴乘渡船，到望江门上岸。而当时的叶种德药店设在望江门直街上，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街大井巷，仅靠杭嘉湖等“下三府”顾客，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上门。
对一家商号来说，要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都要具备，但是，如何才能改变这“地利”上的劣势呢？
为了解除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捐银10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百年。”
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调查过，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从码头回来，心里亮堂堂，主意也就拿定了。
他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大，江上风浪大，容易出险。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过来”，让“上八府”的人改道由鼓楼进城。
码头很快就修起来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而且免费过渡，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好。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叶种德堂的生意随着“义渡”的开通迅速冷落，真可谓“一石三鸟”之举。
据这条材料，胡雪岩开设义渡是出于与杭城另一家著名药号叶种德堂抢顾客、兜生意的需要。
对钱江义渡的起因虽然说法不一，但大致还是能勾勒出一个轮廓：在太平天国进军浙江前，地方政府就已将官员捐资交给开钱庄的胡雪岩，筹划义渡之事，只因时局动荡，中间停顿，清军平定太平天国后，胡雪岩着手主办此事，并捐有巨款。
胡雪岩创设义渡后，临时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开约十余次，一般顾客不取分文，只有干苦力的人来过渡须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只遭遇不测，就不避风浪险恶，飞快行驶过去救援。
钱江义渡的开办使胡雪岩的善名不胫而走，而且义渡便利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也大有裨益。
“身价"可队增强竞争力
在封建时代，商人地位低微，所以以富求贵，跻身官场一直是商人的梦想。
晚清时，虽然已有人发出“以商立国”、“商为四民之纲”的呐喊，然而，由于传统的惰性作用，迈向近代化的步履还是相当沉重的，又因为几千年来代代承袭的官本位思想已成为积淀于人们心中的价值取向，畸变成难以挣脱的怪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举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总商会为例，其总理、协理两人均有中书衔，16个会董中，捐有二品职衔、候选州同衔、都事衔者各1人，试用知府、布政使司理同衔各2人，候选同知、同知衔，候选郎中、员外郎，候选县丞、知事各1人。这说明近代商人仍竞相捐纳报效，想方设法与官僚沾边，以博取荣衔、求得封典来提高自身的地位。
与胡雪岩在生意上有合作关系的南浔“四象”(大丝商资财在银洋500万元以上的称“象”，100万以上者为“牛”，10万元以上者叫“狗”)之一的庞云钅曾以儿子庞云济的名义，向清廷捐献10万两纹银，作为赈捐河南、直隶灾害的报效，经李鸿章奏请，赏庞云济为举人，特赏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
在清朝，赏穿黄马褂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的后代昭楗在所著《啸亭杂录》记载黄马褂定制：“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凡巡幸，扈从銮以为观瞻。其他文武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劳中外，上特赐之，以示宠异云。”可见只有皇帝身边的侍卫扈从和立有卓著功勋的文武大臣才有资格赏穿黄马褂。即使是驰骋疆场大半辈子的左宗棠也是在53岁那年，即1864年(同治三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浙江省城杭州之后才被赏穿黄马褂的。况且黄马褂一向是由皇帝主动特旨赏赐的，哪有臣下指名讨赏的道理？
但左宗棠为了胡雪岩的缘故，一不怕碰钉子，二煞费苦心做文章。他开始打算在赈案内保举胡，经与陕甘总督谭钟麟商议，觉得纵然获皇帝特旨谕允，也难过部验一关，于是，在1878年3月26日(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左宗棠上疏请求皇帝饬令吏、兵两部于陕甘、新疆保案从宽核议。第二天，他又写信给谭钟麟，其中提到：“即以时务言之，陇事艰难甲诸行者，部章概以一律，亦实未协也。……胡雪岩为弟处倚赖最久、出力最多之员，本为朝廷所洞悉，上年承办洋款赡我饥军，复慨出重赀恤兹异患，弟代乞恩施破格本属有词，非寻常所能援以为例。……如尊意以陕赈须由陕西具奏，则但叙雪岩捐数之多，统由左某并案请奖，亦似可行。”4月12日(三月初十日)，左宗棠又写信给谭钟麟，说：“实则筹饷之劳唯雪岩最久最卓，本非他人所能援照，部中亦无能挑剔也。”10天以后，左在给谭钟麟的信中指出：尽管黄马褂非战功卓著者不敢妄请，但它大致依照花翎的章法，胡雪岩既然已得花翎，已类似战功之赏，而且他对全国各地水旱灾害赈捐达20万两，谁能比得上？由此左认为替胡雪岩奏请黄马褂似亦并不为过。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左宗棠终于在1878年5月15日(光绪四年四月十四日)郑重地上了《道员胡光墉请破格奖叙片》，除记述胡雪岩办理上海采运局务、购枪借款、转运输将、力助西征的劳绩，还长篇累牍地罗列了胡雪岩对陕西、甘肃、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灾民的赈捐，估计数额达20万两以外，“又历年捐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左宗棠在奏件中还发誓：“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诬之咎。”这样，胡雪岩既有军功，又有善举，还有被朝廷倚为肱股重臣的左宗棠的担保，清廷果然批准给胡雪岩穿黄马褂，皇帝还赐允他在紫禁城骑马。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也得以大起门楼，连浙江巡抚到胡家，也要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品秩只是正二品。乾隆时期的盐商曾因巨额报效而获红顶，但像胡雪岩这样既有红顶子又穿黄马褂、享有破天荒殊荣的却是绝无仅有，难怪这位特殊的官商被人称为“异数”。
胡雪岩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既有官的荣耀，又有商的实惠。他借助官衔来抬高身价，增强了自己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