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文
吴光文，生于1940年农历九月，河南郏县人。1965年7月毕业于河南新乡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1965年8月参加工作。1965年8月～1966年4月，在宁夏贺兰县搞社教。1966年5月～1967年1月在西吉县搞社教。1967年3月～1976年2月在王洼中学工作。1976年3月～1984年2月在草庙中学工作。1984年3月～2000年10月在彭阳县教育局工作。曾任王洼中学、草庙中学校长，彭阳县教育局副局长、书记，县教育督学等职。
大学毕业后的三次分配
1965年6月，新乡师范学院各系的毕业班，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毕业结尾工作。毕业教育、毕业鉴定、毕业分配等各项工作一环扣一环。要求到边疆去到艰苦地方去的决心书，贴满了学校所有显眼的墙壁；向雷锋同志学习，向解放军学习的口号喊得十分响亮。行动首先落实在了毕业分配上。我是班委成员、入党积极分子，自然也不甘落后。在毕业分配上，服从国家分配，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仅喊在口中，而且确实发自内心。一天，生物系召开毕业生会议，在会上组织宣布了毕业分配方案，全系毕业生80人，分配结果河南省40人，吉林省22人，内蒙古15人，宁夏3人。我被分配到河南省。会后我找到管分配的团委书记吴海亮同志，请求出省。他讲，把你分在本省是考虑你们弟兄两人已经出去了一个，照顾你留在本省。他听了我的意见后，同意我出省要求。他说要出省干脆也到宁夏去吧，你们弟兄到一块（我哥在平罗县工作）。这是第一次分配。
在银川等候分配期间，我和韩传信同学、许培芝同学又贴出了决心书，要求到南部山区去。决心书贴在自治区第二招待所，两天内无人问津。第三天，教育厅同志找到我们，我们三人内心喜悦。来人问决心书谁写的，他们说正需要一个会写大幅标语的人，说决心书的落款“新乡师院”几个字写得很有气势。我们3个还以为决心书引起了教育厅的重视。决心书被冷落，有点不快，心想只要能把我们分到南部山区就行。结果我被分到固原县，韩传信分到隆德县，许培芝分到了青铜峡。这是第二次分配。
在分配名单宣布之后，所有外省区被分配的大学生并未到分配地方报到，而是全部参加社教工作。我第一期社教在贺兰县丰登公社，第二期社教在西吉县兴坪公社。社教工作对我们教育很大，接触了广大人民群众、农村干部、不同级别的国家干部和方方面面的人和事，学会了处理一些事情，锻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上了又一个大学——社会大学。
社教结束后，1967年3月固原县教育科把上级分配到本县的大学生和河南支宁青年二三十人进行了分配，结果我和宁大数学系毕业生蒋世雄、河南支宁青年胡秋山3人分配到王洼中学。固原县教育科办公室主任吴建忠宣布分配名单后，对我们说，你们先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还要调整的。当时我们啥也没说，也没打算说，心想，既然要求到艰苦地方去，现正好分配到艰苦地方，恰到好处。这就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三次分配，也是最终分配。
王洼中学时期
王洼中学位于固原东山，距县城约愿缘公里。该校建于1958年，当时学校十分简陋，可谓空有其名。有校名无校址，有教师无校长。中学暂时在王洼小学内附设，教师也只有1人，就是县教育科派来的刘宏相同志，他带中学主要课程，其他都由小学的几位有资格的老师兼代。一个教学班，学生二十几人，住在小学校园外背后半山腰挖的两孔窑洞里。刘宏相同志是大学生，从东北沈阳市不远万里到固原东山办教育，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固原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67年3月，我们到王洼时，学校情况已经大变，学校有窑洞8孔，划定新校址的房屋正在建。4个教学班学生有130多人，专任教师职工及校领导原有10人。校长敬少雄，语文教师陈绪德、牛鳌，数学教师刘宏相、张文恩，政治教师王廷栋，物理教师吴义声，会计姚彦娥，炊事员马维英，另外还有被改造的“右派”乐华荣。这10位同志来自祖国各地（兰州2人，上海1人，南京1人，东北1人，中卫1人，固原4人），他们是固原东山教育的主人。
我们3人加入后，学校教职工队伍扩大到13人。当时条件仍然很差，几个教师合住一孔窑洞，晚上在煤油灯下办公、备课、批改作业。教师在学生灶就餐，学生吃什么，教师吃什么，腥荤肉蛋与教师无缘。交通十分不便，两天一趟班车，遇雨雪天气，班车一停就是十天八天。在我们之前到王洼中学的老师们说，你们有福气，你们一来，班车就通了，他们来时都骑毛驴。
王洼中学的教学环境之差可想而知了，教学设施几乎为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从教师到学生，工作和学习条件就不说了，单就生活条件，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一、打井
我们到王洼发现学校吃水很成问题。师生近150人，吃水用水从沟里用架子车由学生往上拉。平常拉水不易，雨雪天拉水更难。为轮流拉水，班班闹矛盾，学生和炊事员争争吵吵起纠纷。当时机关单位用水都是从沟里取的，好像上天注定不可更改。我们几个新老师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就想改变从沟里取水的传统习惯，想打一口井。本来在别处打井，乃家常小事，但在王洼打井确实是一场“革命”。都说王洼街上没有水，打井也是白费劲。我们调查，上级勘探部门并没有在王洼街上搞过地下水资源调查，也没有发现谁家搞过打井试探。说王洼街上地下无水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征求其他老师们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后决定，在学校里打井，我们组织了十几个学生为挖井队，打井兴致很高。当挖到2米多深时，乐华荣老师同井下几个同学讲，不要白费劲了，我到沟边看了，这里地下没水。我们强装镇定，继续挖井不止，并严厉地批评了他（后来听说几个学生晚上还批斗了他）。第四天打出了水，水量很足。我们内心的石头才算落了地（这口井打成后又封了，因为位置不合适）。此后，在附近玉米地里，我发动学生又打了一口井。次年，校长敬少雄同志从生产队雇了几个人，在学生灶门口打了井，井不深，水也很旺。自此结束了学校从沟里取水的历史。
二、恢复上课
“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里，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天下大乱，学生不上课，专门闹革命。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国家形势趋于好转，工厂开工，工人上班，机关单位开始办公，商店营业售货，学校恢复上课。王洼中学的67级、68级、69级3届学生百余人都走进了教室。3年多时间没有上课了，师生对在教室里开展活动感到陌生，不少学生在课堂上心不在焉。上级教育部门尚无任何指示，教学大纲没有颁布，甚至连教材课本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复课？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心，一颗为国家教书育人的心。老师们没有教材自己编，学生没有课本老师督促每个人做好听课笔记。课堂教学一丝不苟，批改作业一如既往，教育学生尽职尽责，短短几周就恢复了教学秩序。
三、教育改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起，全国教育掀起了教育改革、教育革命的高潮，根据学校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也做了大量工作，做了引以为荣的几件大事。
第一，1969年秋季，学校决定自主招初中生。办法是，由各大队完小，上报升学名单给王洼中学。毕业年级已退学的，通过宣传教育，本人愿意的，个人可直接到王洼中学报名。当年还有外公社到王洼中学上初一的，来者不拒。总计收100多名，共分2个班，当时是民兵编制，王洼公社批我为民兵连长。新招的这100多名编为初一一排（排长祁彦斌），初一二排（排长田志勤）。
第二，招收会计班。根据王洼区各公社缺乏财会人员的实际，学校决定招收一个会计班。由各公社上报学员名单，张文恩老师任教并担任班主任，学习时间为一年。此事引起了县革委会的重视。县革委会副主任刘同轩曾几次前往王洼中学巡查。因为那时，全固原县大概还没有一个学校考虑到，教育要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这个大问题。我们意识到了且动手做了。后因学校抓得不紧，虎头蛇尾，这个班并未办好。
第三，改革教材。当时，中学各科教材已经确定，理化合为工业基础。植物、动物、农基合为农业基础。其他语文、数学、史、地、卫等科，名称虽未改变但内容变动较大。在教学中，根据当地实际，教师个人也有增减内容的情况，县教育局还编有乡土教材。在教学中我们摒除那种黑板上“开机器”，教室里“种庄稼”的脱离实际的做法，把部分课开到了社会实际中。这一点受到了上级的称赞。
第四，增设高中班。根据东部山区实际，学校决定增设高中班。招生对象是王洼区各公社初中毕业生，学校派员到各公社中学组织考试。然后将试卷带回，由命题教师自己批改。王洼中学自己确定考试科目，命题者自己确定试卷内容，学校统一录取，最后下发录取通知书。共录取45人。从确定办高中到录取收学生，都是学校自己决定，自己执行，没有向上级报告，无需由谁来审批。
第五，开门办学。开门办学是在县教育局领导下，进行的一场革命。当时不少学校放弃文化课教学，专门搞开门办学。学校派刘宏相老师（副校长）外出参观学习，寻访开门办学与文化课教学结合得好的典型，结果没有一个学校有开门办学的经验可循。我认为放弃文化课，专搞开门办学是错误的，偏激之处实不可取。我们的做法是二者兼顾，上午集中把文化课上完，下午搞开门办学。这就辛苦了任课老师，他们批改作业、备课都压到了晚上。自己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和自由支配的时间。开门办学我们办了4个班，林业班由尚继承老师负责，卫生班由我负责，会计班由刘宏相老师负责，家电班由吴义声老师负责。开门办学，学生是学到了一点点课堂上没有学到的知识，但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破坏了教育规律，利少弊大。这是教育的失败。
第六，校队挂钩。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实行校队挂钩，在当时也是各地普遍采用的一种办法，并非我校独创。我们的挂钩队是王洼大队长流水生产大队，通过挂钩关系的适应，增加了教育渠道，改善了学校与当地群众的关系。
第七，种菜种瓜搞实验。我在学校代农业基础课，又是在大学时学生物的，所以种菜、种瓜搞试验，不仅是解决师生吃菜，搞好教学工作的需要，也是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的过程。在王洼中学9年间，先后种过的蔬菜有甘蓝、大白菜、白萝卜、红萝卜、南瓜、洋芋等。
1970年种南瓜，搞了个丰产实验。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即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8个字。当年种南瓜百株，收获时最大一个重22.5公斤，其余均在15公斤左右。
1973年在学校后墙外种了3亩多白萝卜，长势极好，收获后堆积在校园里如山高，大获丰收。大灾之年，不仅解决了学校蔬菜问题，而且给周围百姓给了一定的补贴。
草庙中学时期
1976年3月，我离开王洼奔赴草庙，任草庙中学校长，担负起了草庙中学的工作，草庙位于王洼之南，也在王洼区辖区之内，是个全县有名的缺水地方之一。
草庙中学是所老学校，学校有教职工15人，教学班9个（七年制学校，小学5个班，初中4个班），不同规格的房屋50余间。学校面积大，有近50亩。
刚到草庙中学时，给自己的第一印象不好。多数教师远离自己，不愿意近前，整个校舍十分破旧，学生极其懒散，打了紧急集合钟才缓缓走向集合地点，极少数人竟躲在房间里让值周教师往外赶。整个学校没有一点紧张的气氛，学校的管理方法陈旧，每天早上第一节课，多见教室外站着一排学生，其原因就是迟到了。提到教学质量就更差了，升学人数还低于大队办的中学，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想草庙中学应该有新的起点。
我进草庙中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学校过于破旧。学校因年久失修，基础设施几乎没有。
我给学区反映了学校现状，要求全面维修，学区也同意我的意见，便向教育局打了报告拨了专项。在1977年暑假，后勤主任李志刚负责，通过十几天的修整，学校面貌一新，开学后师生们个个笑脸盈盈。
全校6个教学班，300多名学生，他们刻苦学习，遵纪守法，团结同学，热爱劳动，尊敬师长，爱护公物。通过教职工的共同努力，学校风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校教职工精神为之一振，校园一派生机。
学校风气的转变，带来了教学质量的显著提高。仅以1983年升学考试为例，两班初中毕业生108人，考入高中76人，录取人数超过了该片其他6个中学录取人数的总和，在王洼片为第一名。考入中专23人，占王洼片第一名。送固原一中重点班5人，占王洼片第一名。当初中招生录取名单在街上张榜公布时，就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群众满意，家长满意，领导满意，社会赞誉声不断。
农村初级中学是普通中学，属基础教育，是为社会主义建设选拔人才打基础的。在办学过程中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积极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一定要认真抓好学校各个方面的工作，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校长是学校工作的组织者和领路人，但他又是普通一员，是教职工队伍的一分子。与大家不同的是，比别人要多干一些事情，多想一些问题；在平时要以身作则，在工作中要身先士卒。校长要强化学校管理，实行民主治校。校长要关注校风，应该采取有力措施，把好的风气在校内尽早地树立起来。
学校工作靠大家，要靠领导班子几个人，要靠全体教职工。要注意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要抓好政治学习，注意对全体教职工的思想工作。在学校团结比什么都重要，没有团结作基础，将一事无成。
在彭阳教育事业上，我工作了35年，虽没有做下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为了彭阳的教育事业，我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把自己的真实才华全部奉献给了山区教育事业，我问心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