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朝鲁
一、关于鄂尔多斯学
许多人知道鄂尔多斯这个名字，是从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央电视台频繁出现的一句广告词“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再往前就是电影《鄂尔多斯风暴》了。学术界知道得早一点，是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张相文和著名蒙古史学家屠寄关于成吉思汗葬地的争论。争论了2年多也没有解开这个千古之谜，唯有一点是让世人知道了中国有个与成吉思汗有关的鄂尔多斯这个地方。“鄂尔多斯”这个名词确实是与成吉思汗联系十分紧密的蒙古文名词。最早文字记载于《蒙古秘史》，写作“斡儿朵思”（巴雅尔标音本《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1467页）。“鄂尔多斯”，原意指蒙古成吉思汗合罕及其大将们下榻的“宫帐”，汉意为“众多宫帐”或“宫帐群”。成吉思汗时代借指成吉思汗的禁卫军，其后逐渐演变为泛指守卫“四大斡儿朵”及“宫帐群”的人们，以后又成为由成吉思汗后裔和守护“八白宫帐”的“达尔哈特”以及敬仰成吉思汗而聚集在一起且随着祭祀成吉思汗英灵的“白八宫”游荡在漠北漠南草原上而形成的鄂尔多斯蒙古部落的名称。
15世纪中叶，蒙古鄂尔多斯部落进驻河套地区（蒙古名“包日陶亥”，黄河几字形弯的两岸地区），逐渐称这一地区为“鄂尔多斯”。约在1635年，鄂尔多斯部归附清王朝后，清王朝开始推行盟旗制，于1649年将鄂尔多斯部划分为七旗，组成一个盟，因会盟地点在伊克昭（大庙王爱召），该地区始称“伊克昭盟”。伊克昭盟这个行政区名称历经清王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沿用到2001年撤盟设鄂尔多斯市。现在的鄂尔多斯市，行政区域位于内蒙古西南部黄河中上游三面环绕的几字型曲弯内。西邻宁东，南邻陕北，东邻晋西，北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3市。市域面积8.7万平方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的一个地级市，下辖7旗1区，150万人口，蒙古族等19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14%。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乃至中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的颇具实力、魅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
鄂尔多斯学的创立，是鄂尔多斯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持续协调发展的产物。据民族史学家陈育宁教授考证：鄂尔多斯是“河套文化”（萨拉乌苏晚期智人）的发源地，从旧石器晚期开始，鄂尔多斯地区是我国北方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是民族汇聚、交往最集中的地区，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最早开发和组成部分之一。蒙古鄂尔多斯部驻牧这块较为封闭且相对独立的地区以后500多年，一直较完整、较稳定地聚居在这一地区。因此，也就较完整地保留下来蒙古族最基本的传统文化，成为蒙古传统文化的标本，草原文化的集大成；保留下来了最完整最丰富最有特征的成吉思汗祭祀、苏勒德祭祀等祭祀文化；鄂尔多斯又有研究和传承地区文化的深厚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持续出现了引起世人注目并加以研究、被各路专家学者称为的“鄂尔多斯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生态现象”。
以上这些具有鄂尔多斯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社会现象构成的大文化体系，以及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相适应的生存生产生活规律等等，必然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研究的热门课题，也就构成了鄂尔多斯学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立学基础。只有“鄂尔多斯学”可以涵盖包容鄂尔多斯极为厚重的文化内涵，体现鄂尔多斯区域品牌的真正价值，能将鄂尔多斯区域有价值的信息高度浓缩化。更为现实的是它可以将“鄂尔多斯现象”或“鄂尔多斯模式”等深化为对各客体间互动发展规律、历史与现实间嬗变规律的研究，为主体所知所用。
2002年初，陈育宁教授在《关于建立鄂尔多斯学的初步建议》中说道，对建立鄂尔多斯学“闻之十分兴奋，似乎将心中久久蕴藏的模糊想法一下子挑明了”，并提出了“鄂尔多斯学是以鄂尔多斯地区为对象，进行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民俗学、生态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的综合、系统研究的学科”的框架性定位。我们本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原理，把握住不急于陷入概念定义争论的原则，于当年9月16日成立了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开始了探索性实践。经过2年的实践，于2004年9月16日举办了“鄂尔多斯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市内外26位专家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及各学科角度，对鄂尔多斯学概念定义、内涵特征、研究重点、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在一些主要方面有了共同的认识：
1.鄂尔多斯学是地方学。地方学，就是一个地区长期形成的有自己独特特征、自成体系、有自身规律的专门学问；是把国内某一地区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除了涉及该地区的地理、历史、人文、民族等之外，揭示该地区在现阶段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式等诸多方面所呈现的特点；地方学是一门交叉科学、边缘科学、综合科学。地域性和综合性是其显著特点之一。
2.鄂尔多斯学是以地区历史、文化、经济、民族、生态环境及其互促联动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是研究“鄂尔多斯现象”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具有强烈的为区域发展服务的意识，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面对鄂尔多斯历史与现实去探索规律，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发展规律，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和谐发展规律等，以人为本，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3.鄂尔多斯学有独具特色的基本内涵。如具有独特的资源秉赋（地质矿产、生态环境、文化积淀），特殊的经济社会变革追求，易于凝聚的团队精神、地区性格和开放意识等。
4.鄂尔多斯学以人为本，研究鄂尔多斯人及其人文精神，注重鄂尔多斯亲和力、向心力、创造力的传承和弘扬，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具有宣扬知识、揭示规律、凝聚精神的功能，发挥引导决策、服务经济建设、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
5.鄂尔多斯学是以鄂尔多斯为品牌标志，注重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时代对接，打造地域文化国际品牌，是在独有传统智慧基础上构建新区域新文化的诸多学科的集大成者。
6.要以世界的全国的科学的眼光去看去研究鄂尔多斯学。确立地方学要有世界的眼光和大中华的胸怀。正如有关专家所言，用战略眼光看鄂尔多斯学研究，要采取跨学科、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调查与分析、形式逻辑分析与辩证逻辑分析、分期与分类研究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二、关于地方学
1.对地方学应有一个基本估价。“地方”是客观存在的，能不能成为或称为“学”，要看内外部环境等诸多条件。地方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地方的大文化学。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因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差异而形成不同“地方”。一个地名、一个人名就是一串文化符号。成为或称为地方学，就成为中华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通常所说的“全球化”概念而言，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大潮，我看文化不可能全球化。即使“全球化”那也是很遥远的事情。更何况当今世界究竟谁化谁怎样化还是个全球性尖锐问题，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多样化还在强化。我们坚守中华大文化底蕴的意志理应更加坚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理应更加强烈。因此，地方学方兴未艾应该说是好事。有学者说，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们经历了“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现正走向“文化中国”。这不无道理。我看我们正在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谐一体的现代化中国。地方学研究和国学研究同样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为基本目标，而最高目标是各民族各地区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地方学建设要把握住传统。能统一传承下去的东西，即能世代相传的、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叫“传统”。大中华大传统是根基，地方小传统是特色。传统文化，包括思想、道德、制度等等，是历史的积淀，是地方学立学之基础。这种传统为文明的进步积蓄着力量。只要我们用新的科学的发展观把握住传统，去搞好地方学建设，以传统承载时尚，与时俱进地体现时代性，必将对现代和未来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3.地方学建设要把握住核心。核心是和谐文化建设。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灵魂工程。地方学建设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始终要把握住这个核心，把握住以共同理想和道德情操、指导思想和共同精神为主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地方学建设的全过程，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4.地方学建设要把握住创新。地方学要把握住传统中的先进性、和谐性内容去创新。地方学研究要突显传统文化的和谐内核，弘扬传统文化的时代特色，体现现代性之中的传统性、传统性之中的时代多彩性。地方学研究团体要顺应深化改革潮流，创新体制和机制，增强持续发展活力。作为民办非企业学术团体，要想充分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除加强自身建设外，更需要各级党政不断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的政策法规并加以落实。
5.地方学建设要把握住资源。人力资源是地方学建设最关键最稀缺的资源。要想搞好地方学建设，就要下大力气搞好人力资源整合，使众多专业性人力资源聚合为综合性人力资源并形成团队。这也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在实践操作中的难点之一。与发达地区相比，我们西部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显得尤为突出。我相信，只要我们遵照党和国家驾驭转轨转型的大政方针，从地区实际和地方学建设实践出发，政府配置和市场配置资源相结合，创造性地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人力资源乃至其他资源问题总是会解决的越来越有利于地方学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关于这本《我与鄂尔多斯学》
凡读过陈育宁著《鄂尔多斯史论集》的人都知道，他在鄂尔多斯生活工作的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史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极有见地、极有价值、极有开拓意义的研究成果，至今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我与鄂尔多斯学》，是他为创立鄂尔多斯学而辛勤思索的真实记录，是他为推动和发展鄂尔多斯学研究开启智慧的结晶。我一直认为，他是对鄂尔多斯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他是鄂尔多斯学的主要创立者之一，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积极推动者之一，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活动的主动参与者之一。因此，我深信《我与鄂尔多斯学》的出版，必将对进一步理解鄂尔多斯学并促进鄂尔多斯学研究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
陈育宁教授要我给他的这本书作序，实不敢当。推辞再三，执拗不过。答应将我在2007年9月出席浙江省温州市举办的“2007年区域文化研究与地方学建设研讨会”时的发言稿，节录修改贴附于此。其实，读者明白文中所引用的史实和学术观点是我向陈育宁教授学习请教得来的。当然，这些也是我所赞同的，表明了我的立场和观点。好在有我们朋友之间的相互了解，有我们师徒之间的情谊在，就算门徒给师傅的汇报。如果能从一个侧面印证育宁先生的所思所想所为，能表达我们的共勉之意，能对鄂尔多斯学研究这个我们共同的事业有点好处，实为大幸，敬请诸位读者宽宥，就权当代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