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弈中，信息资源优势是极其重要的，对于进行非合作性博弈各方来说，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掘己方的资源；对于合作性博弈来说，在考虑自己策略的同时，还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以及可能采取的策略。只有把双方的利益都考虑进去，在不伤害对方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合作性博弈的顺利进行，否则就会演变成非合作性博弈，从而导致双方和多方的利益都遭受损害。
正是因为任何博弈都存在着利益分配问题，所以，在众多的博弈中，利用已有的资源集中力量侧重于某一方面，可能比四面出击的功效更加显著。在我国众多改革家当中，范仲淹的军政两方面的得失，就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由于父亲早逝，母亲谢氏贫而无依，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到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因此，范仲淹早年叫朱说。他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早年在寺庙借读时，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当他明白自己的身世后，决心离开朱家自立，到南京即今天的商丘应天府书院求学。求学五年，生活极其艰苦，经常靠喝粥度日，甚至粥也一天只能喝上一顿，同学家庭宽裕，给他送来许多饭菜。可是食物都放坏了，仍不见范仲淹尝一口。那同学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说：“我不是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已习惯于粗茶淡饭了，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
公元1014年，宋真宗到毫州去朝拜太清宫，路过南京，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同学叫他去看，范仲淹随口说了句：“将来朝堂再见也不晚”，继续埋头读书。果然，第二年他就得中进士，见到了皇帝，又恢复了本姓。后来在各处为官，一心为民，很有政绩，不断升迁，成为朝廷重臣。
范仲淹在对外博弈中最成功的是解决了当时宋与西夏的战争问题。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原本臣属大宋居住在甘州和凉州的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
在复杂的局面中，范仲淹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宋朝几十年没有战事，宋军虽然庞大，但战斗力极弱，而西夏地形复杂，民风强悍，以步兵为主的宋军深入敌境作战是不明智的。但西夏人的很多生活必需品都需要依靠宋朝接济。与其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去打一场没有多少胜利希望的战争，还不如坚守，使西夏无法靠战争掠取所需要的财物，使它陷入经济困境，从而主动和宋朝讲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其博弈策略：
在这次博弈中，范仲淹根据宋朝资源丰富，实力雄厚，而西夏国土贫瘠，需要从宋国大量输入各种物资的角度出发，主张高沟壁垒，采取战略防御措施，使西夏无法获取战争财富，从而从经济上拖垮西夏，这实际上是范仲淹打的一场信息战。但宋朝朝廷以天朝大国自居，认为防守有损国家威望，而宋朝军队众多，经得起消耗，主张主动出击，结果正中元昊下怀，他也需要速战速决，最终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在好水川和定川砦接连惨败。
失败后的宋朝终于派范仲淹具体负责西夏的战争。范仲淹推行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受到西夏镇压的少数民族等相应措施。他在延州东北二百里古宽州的故垒上筑城，又大兴营田，补充了军粮；募商贾通贸易，满足军队和当地百姓的生活需要，稳定人心。同时，招募当地人当兵，保卫自己家乡，提高士气，改变过去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军队部属策略。鼓励军队练武习射，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通过实施以上的措施，扭转了宋朝被动挨打的局面。边境上流传着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夏军屡屡受挫，私下相告诫说：“现在的小范（指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指范雍）好欺负。”由于长期用兵，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西夏无力战争。这样，双方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议和，到庆历四年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在这场博弈中，范仲淹在信息上占据了主动，在博弈策略上，战略上打经济战，战术上打防御战，终于使宋与夏从非合作性博弈转变为合作性博弈，得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结局。
庆历三年四月，宋夏局势刚刚和缓，宋的内部危机日益加重，改革呼声高涨。北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军队数量不断增加，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宋仁宗任命主张改革的范仲淹等人进行改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建议提出以后，很快付之实践。
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范仲淹的改革涉及到各个方面，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但是，由于改革涉及面太广，这就意味着打击面也大。博弈形势：
这场改革，最初是在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因此，无论是信息还是资源优势应该是掌握在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手中，如果范仲淹从某方面着手，循序渐进，从量变达到质变，这场改革可能可以进行下去。因为如果范仲淹采用重点突破，保守势力也加以反对，他们面对的就是以皇帝为首的“改革派”的压力，所以，范仲淹与保守势力还是可以实现合作性博弈的。但是，范仲淹的改革涉及到整个官僚体系的各个方面，而且大幅度地裁撤官吏，这就使大量官吏的根本利益受到重大损害。合作性博弈的基础已经不存在，而成为零和博弈。保守势力展开了猛烈的反扑。
保守势力联手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甚至伪造信件，扬言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这最具有杀伤力，因为其直接威胁到皇帝的根本利益。这也是一场信息博弈，改革派忽视了对皇帝的后继“工作”，使宋仁宗看到、听到的都是改革带来的严重后果，改革派“居心叵测”。这使改革派居于信息劣势。宋仁宗站到保守势力一方，导致改革流产，范仲淹被逐出京城，死在辗转迁徙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