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现代人的观念中，“零和”正在被“双赢”取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到来，因为“双赢”的背后可能蕴藏着更大的危机。对此，我们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应对策略。
简单地说，政治就是人的组织艺术。诡计和利益交换似乎是政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么，完美的（或完全公平的）政治是可能存在的吗？
猎人博弈与帕累托效应在现代人的观念中，“零和”正在被“双赢”取代，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思想的进步。
这种进步一方面是因为“零和”逻辑已经被证明了“此路不通”。在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足以毁灭世界的核武器出现之后，“消灭对手”几乎已经成了“两败俱伤”乃至“同归于尽”的同义词；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的进步，全球一体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也让我们的眼光更加开阔，意识到人们面临的问题并非是某一方面的、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的。正是因此，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合作。
但是合作既然也是一种策略选择，同样面临着利益分配的问题。我们明白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公平的世界，但是既然要实现合作，“不公平”就必须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是什么呢？
“帕累托效应”是近来各种文章经常用到的一个经济学名词。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故事说明它的含义。
一个村庄有两个猎人，他们主要的猎物只有两种：鹿和兔子——事实上当然不可能只有这两种，这样假设是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可以假设，两个猎人一起去猎鹿，才能猎获1只鹿；如果一个猎人单独打猎，他只能打到4只兔子。假设每打1只兔子只能让猎人维持1天，1只鹿却差不多能够解决半个多月的生计。这样，两个人的行为决策就可以写成以下的博弈形式：要么分别打兔子，每人得4；要么合作，每人得10（平分鹿之后的所得）。
两个纳什均衡，就是两个可能的结局。那么，究竟哪一个会发生呢？是一起去猎鹿还是各自去打兔子呢？
比较（10，10）（第一个数代表甲的满意程度或者得益，第二个数代表乙的满意程度或者得益）和（4，4）两个纳什均衡，明显的事实是，两人一起去猎鹿的赢利比各自去打兔子的赢利要大得多。按照两位博弈论大师——美国的哈萨尼教授和德国的泽尔滕教授的说法，甲乙一起去猎鹿的纳什均衡（10，10），比两人各自去打兔子的纳什均衡（4，4）具有帕累托优势。猎人博弈的结局，最大可能是具有帕累托优势的那个纳什均衡：甲乙一起去猎鹿得（10，10）。
比起（4，4）来，（10，10）不仅是总额的改善，而且每个人都得到很大改善。这就是（10，10）对于（4，4）具有帕累托优势的意思。关键是每个人都得到改善。
现在我们就可以大致明白何谓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优势了。帕累托（意大利经济学家）效率准则是：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我就必须损害你或别的什么人的利益，要想再改善你就必须损害另外某个人的利益，一句话，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须损害别人的利益，这时候就说一个经济已经实现了帕累托效率。相反，如果还可以在不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改善别人的境况，就认为经济资源尚未充分利用，就不能说已经达到帕累托效率。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猎人博弈”中，两人合作猎鹿的收益（10，10）对于分别猎兔（4，4）具有帕累托优势，这样是因为如果比较原来的境况（4，4），现在是（10，10），所以我们说境况得到了帕累托改善。作为定义，帕累托改善是各方的境况都不受损害的改善。
可是上面的情况是假设双方平均分配猎物，也就是说，两个猎人的能力和贡献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如果一个猎人能力强、贡献大，他就会要求得到较大的一份，这样分配的结果就可能是（14，6）或（15，5），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能力较差的猎人的所得，至少要多于他独自打猎的收益，否则他就没有合作的动机。如果合作的结果是（17，3），相对于分别猎兔（4，4）却没有帕累托优势，这是因为3比4小，乙受到损害。这样，我们就不能说境况得到了帕累托改善。虽然17比4多，改善了很多，17+3也比4+4大很多，改善了很多，但是3比4小，乙没有改善，利益反而受损，所以站在乙的立场，（17，3）没有原来的（4，4）那么好。如果合作的结果如此，那么，乙一定不愿合作。可见，帕累托改善是一种各方都认同的改善，不是要求任何一方作出牺牲的改善。
“帕累托效率”很有现实意义，也是目前经济学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直到前几年为止，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上是一种帕累托改善的过程。虽然有一小部分人发了大财，社会不平等程度在增加，但是广大人民的收入也多多少少增加了，生活基本上都在改善。因为大家都在改革中多多少少获得了利益，所以尽管社会上也有一些不满情绪和不平衡心态，尽管对某些改革中出现的现象众说不一，但是人们对改革的必要性和成果还是公认的。
可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怀念起过去的大锅饭来，这固然可以用“好了伤疤忘了疼”来解释，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带来的帕累托改善似乎正在被帕累托效率代替。
例如目前的国企改革问题。国企效益不好，既有责权不分、经营不善的原因，也是因为计划经济下国有经济一直承担着“企业办社会”的重任。企业办社会，就一定会损失效率，兼办社会的国有经济，担负着为改革开放提供安全网的作用。国有经济不仅承担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且是亿万职工生计的保证。当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等“体制外”经济轻装上阵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有经济承担了国家和政府的许多社会责任。
现在，很多“国企”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办社会”更是难以为继。一方面是工人下岗失业，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又刚刚起步，无法承担大任。这就造成了尽管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同时有些人的生活水平却在下降的“帕累托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审时度势进行改革，多种渠道化解社会困难，把帕累托效率的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是今后几年关系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关键。
“好人好报”
前面我们讲过帕累托效率的概念：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某些人的处境就必须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了，就说这个经济已经实现了帕累托效率，或者说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博弈论说明，非合作博弈的结局常常不是帕累托最优的。这种情况的博弈虽然只有两个局中人，但是它的结局其实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结局。事实上，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是可以作帕累托改善的：设想有人协调一下，安排一个轮流挑水或抬水的制度，三个和尚的处境都会得到改善。
如果用“帕累托改善”来看社会公德（这也是一种“公共资源”）建设，我们会发现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做好事该不该要报偿？在我们的印象里，传统文化是耻于谈钱的，一个行善的人，就是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就应该是重义轻利的。
但是经济学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做好事就是促进人群福利的行为（经济学称之为“有效率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但应该鼓励，而且必须鼓励。只有这样，才会不断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怎么鼓励呢？给予报偿是最有效的。
这听起来好像叫人不太舒服，其实，中国人的“道德宗师”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过这一思想。
春秋时期，鲁国有这样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其他国家中遇见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可以垫钱把这个奴隶赎出来，回国后再到国库去报销。孔子的弟子子贡曾花钱赎出一个已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但事后并不到国库去报账，以显示自己追求仁义的决心与真诚。孔子知道此事后，对子贡说：“我知道你追求高尚，也不缺这几个钱，可是这个补偿你一定要去领。因为你自己掏钱救人，会受到社会的赞扬，但今后，当别人在国外再遇见沦为奴隶的鲁国人时，他就会想垫不垫钱去赎人？如果垫钱赎了人，回国后去不去报账？不去报账，岂不是白白丢掉一大笔钱；如果去报账，岂不是在行为上会遭旁人讥笑，显得自己的品格不高？于是就会装作没有看见，这样一来，你的高尚行为岂不是阻碍了对至今仍沦为奴隶的鲁国人的解救？”
事实上，如果德行善举得不到报偿，那么它就只能是少数人的“专利”而不会成为社会公德。
以职业道德为例，改革开放以前，营业员申斥顾客、工人消极怠工之类的现象时有发生。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尽管有人感叹拜金主义对传统道德造成了冲击，但不可否认，社会职业道德水平在不断提高，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享受微笑服务而不必处处生气了。
不要小看这些，更不要因为这些微笑“只是为了赚钱”而斥之为虚伪，消费者和商家都能获益，这才是真实、稳定的“双赢”。
相反，如果肯对你微笑的只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贤才是值得忧虑的。天下攘攘，能有几个圣贤呢？
“围捕牡鹿”
在前面的“猎人博弈”中，我们假设两个猎人是精诚合作的。然而实际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
比如一个猎人，在和同伴合作捕猎的时候，身边跑过一只兔子，这时他就面临着诱惑：要不要在合作的同时给自己多捞一点儿便宜？假设双方已经商定了捕到鹿之后如何分配，对他来说，合作的收益就是固定的，而此时自己抓兔子的收益完全归自己，显然，只要不至于耽误了合作大计，顺便搞一点儿副业就是划算的。
其实前人早已对这种现象有所思考了。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就指出：围捕牡鹿这样的大事，需要每个参与者尽职尽责，但是如果碰巧你发现一只野兔从你身边跑过，你就可能去抓兔子，而把自己的责任丢在一边。
你可能会发现，这又成了一个“囚徒困境”：你多一点儿自私，似乎总是有利的。问题是，如果这样打着自己的算盘的人多了，合作必然受到损害。
经济学上把这种行为称为“搭便车”：在事关群体利益的问题上，必然会有人倾向于只享受利益，而不承担义务。
所以涉及到公共服务领域，“搭便车”就大显身手了。如果你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不具有“排他性”的（如道路、路灯等），就不可避免地有人会免费享用。
经济学家常用一个“节日焰火”的例子说明这种“搭便车”行为造成的公共困境。
一个小镇上的居民，希望在迎接新年时观赏一场焰火表演，正好附近也有一个焰火商人，看起来双方合作对大家都有利：居民看到了表演，商人有了生意。但是由于焰火表演是不具有“排他性”的——也就是说，不管你付不付钱，你都能看到，所以从居民个人的角度考虑，最佳结果是别人付钱“购买”，自己“搭便车”；而商人呢，尽管希望得到生意，但如果收不到钱就不划算，所以也不会提供这种服务。
在这个博弈中，为焰火表演付钱是居民的严格劣势策略；在得不到钱的情况下放焰火也是商人的严格劣势策略。这样运用严格劣势策略消去法，我们就得到这个博弈的严格优势策略均衡：对方都无动于衷，大家都得零。
博弈论讨论所牵涉的局中人，都是经济学上所讲的“理性人”，他们只为己，但是并不刻意害人。现在城市公寓里面的不少居民在邻居关系上，有时候差不多就是这种理性人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都市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即使是近邻也形同陌路。如果没有公寓物业管理方面的制度安排的话，新公寓家家装修一流，可是楼道就杂乱无章，常常还阴暗得很。路灯坏了，往往很长时间也没有人修理。
这就是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如果大家都只从自己得益多少出发考虑问题，大家都只打自己的小算盘，结果就谁也不作为，对局锁定在“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
所以，公共品问题一定要有人协调和管理，就以上那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一个镇政府，就可以在取得居民的同意后，收取一笔费用，支付给商人，这样焰火表演就可以实现了。同样的例子还有居民小区的环境卫生问题，就住户而言，整洁的环境是他需要的，但是清运垃圾的工作最好由别人去做，自己“搭便车”，结果就是到处垃圾成堆，生活环境很差。这时就需要有一个物业公司，向住户收取一定的物业管理费，用于保持小区的环境卫生。
公用地悲剧美国学者哈丁在一篇重要而具有影响力的文章里提到，不加限制的个人选择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哈丁举了这样一个具体事例：一群牧民面对向他们开放的草地，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买、喂养成本，是合算的，尽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牧区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这样，每个牧民都可能多增加几头牛，草地将可能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都饿死。这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
悲剧在于每一个人都陷入了一个体系而不能自拔，这个体系迫使他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无限地增加自己的牲畜。在一个信仰平民自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因此，毁灭将成为大家不能逃脱的命运。
他按照这一思路讨论了人口爆炸、污染、过度捕捞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等问题。他的结论是：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的解决途径，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意识到有必要限制个人作出这些选择的自由，接受某种“一致赞成的共同约束”。
对公共资源的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哈丁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了。”
“看不见的手”有多长不同情况下，公用地悲剧可能成为一个多人“囚徒困境”（每一个人都养了太多的牛）或一个超出负荷问题（太多人都想做畜牧者）。
经济学家最喜欢的解决方案是确立产权。这也是十五六世纪在英格兰真实出现的事情：公有土地被围起来，落入当地贵族或地主手里。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恰到好处地关上大门。
主人可以收取放牧费，使其租金收入最大化，而减少对土地的使用。此举改善了整体经济效率，却同时也改变了收入的分配：放牧费使主人更富有，使牧人更贫穷。
经济学家常常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私有化”的好处：为什么大象濒临灭绝，黄牛却不会？
大象与黄牛一样，都是对人有用的（前者的象牙，后者的牛肉），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区别？答案是大象是“共有资源”，所以难免“公共悲剧”；而黄牛是“私有财产”，有人保证它的安全。
结论似乎是“一私就灵”，这个结论对不对呢？能否解决帕累托效率的问题呢？
显然，这个方法在某些问题上是有效的（如明确一块土地的产权，可以避免这块地被过度使用），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并不适用，比如公海的产权很难在缺少一个国际政府的前提下确定和执行，控制携带污染物的空气从一个国家飘向另一个国家也是一个难题。基于同样的理由，捕鲸和酸雨问题都要借助更直接的控制才能处理，但制定一个必要的国际协议却很不容易。
正如哈丁提到的那样，人口是一个更加艰巨的难题。决定要几个孩子，似乎是做父母的个人自由，但是如果人们都倾向于多生小孩，就会造成人口爆炸的危机。现在很多人认识到，生育不是一种自由，而是有限的权利。
有时候，假如集团规模足够小，自愿合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若有两家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商的油井钻到了同一片地下油田，两家都有提高自己的开采速度，抢先夺取更大份额的激励。假如两家都这么做，过度的开采实际上可能降低它们可以从这片油田收获的数量。钻探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看上去也有办法达成分享产量的协议。但是，在一个规模较大的集团里，达成这样的协议不但非常困难，而且也很难得到完全的遵守。
目光短浅，或在劫难逃现在很多人已经承认：人类的发展不是无限的，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就是证明。换言之，“帕累托改善”（所有人受益）总要达到“帕累托效率”（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吃亏）。
人们都希望生活改善，而没有人希望生活水平下降，这是人之常情，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为目标，发达国家也不希望停步不前，有没有“发展的极限”？如果有，它在哪里？
美国人口将近3亿，占世界人口的5%，却消耗世界30%以上的资源。这当然不公平，但是如何实现公平，确实令人头疼。
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权追求更快的发展、更高的生活品质，但是如果再增加几亿人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这个地球就无法承担。结果是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资源枯竭，人类的生存都要面临问题，何谈发展？
世界上总有几个地方似乎永远处于天灾人祸之中，他们是不是在为这个时代的进步付账呢？经济学家可以争辩说：这些地区（或国家）人民所以挨饿，完全是经济崩溃的结果。我们承认，假如建立一个健康的经济秩序，他们都会富裕起来。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富裕起来的人民当然要离开拥挤不堪的下等舱往头等舱里挤，他们有权利，也有钱这样做，可是，地球这条“船”是否能容得下六十亿富起来的世界人民？
上世纪90年代，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谁来养活中国》，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声讨。书名有些哗众取宠，似乎也有些挑衅意味，但其中一些内容还是值得一读的。
那本书的意思是：中国富了，可世界受不了一下子增加十二亿富人。这些话也许不该由一个“得了便宜又卖乖”的美国人来说。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富国降低生活水平，给穷国让出部分“蛋糕”。可是，即使真有政治家看到了这一点，他也无法赢得大选，实现这一理想。谁会选一个许诺“明天会更糟”的人呢？
美国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就是这个道理。尽管签署这一协定，从长久而言对大家（包括美国自己）都有好处，但是美国人坚决反对为此承担代价。美国总统小布什就强硬地表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如果别的国家也想达到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大可置疑的了），这正是“囚徒困境”：每个人的最佳选择，导致大家最坏的结果。
“帕累托改善”不可能，“帕累托效率”又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人类的未来的确值得忧虑，莫非只能坐以待毙？
唯一的希望在于，在严重的危机到来之前，人们找到一个合理的、各方认可的妥协方法，问题是：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机会？
你也许已经发现一个悖论：解决公共悲剧的方法（通过私有化使人们从保护中获得利益）却是更大的公共悲剧的根源（个人和国家追逐利益破坏地球环境）。这其实也并不奇怪，“人类社会学三定律”其中有这样一条：一个系统内的解决之道，将成为更大系统的难题。
这不仅是对博弈论的考验，更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
世界政府能建立吗既然各自为政的国家无法就这类全球性问题达成一致，那么一个“世界政府”（联合国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只是一个协调机构）能否解决这个难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二是好不好。先看第一个：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可能建立吗？
今日的世界着实叫人眼花缭乱：一方面，很多国家分崩离析，如前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的解体，在另外一些国家，分离主义也在抬头；另一方面却是全球经济、政治的一体化进程。欧洲议会已经成立，并将产生欧洲宪法，可以想象，未来欧洲将以一个类似国家的统一面目发挥作用。同时北美、东亚、南亚和非洲都开始成立，或谋求成立自由贸易区，而经济的一体化肯定会对政治一体化起到推动作用。
不妨这样说，分裂是“清算过去”，而统一是“面向未来”，“过去”总有清算完结的一天，而未来的巨大利益，必将成为“天下一家”的推动力。即使各方文化、利益的冲突不可调和，一时无法成立一个天下一统的政体，至少出现几大国家集团的前景是可以预见的。
再看第二个问题：“世界政府”应该建立吗？
一个世界政府可能给人类带来诸多好处，如可以在整体上解决核威胁、资源调配和环境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可是它也有很多问题：它对各国的领导权是建立在暴力手段上吗？如何调解各地区、国家间的矛盾？用什么手段保证这个集权政体避免独裁？极权导致腐败，这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定理”。一个独立国家的独裁者要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如果他做得太过分，就可能导致国弱民穷，国家失去竞争力。可是假如没有外星人入侵之类的外部威胁，一个全球政府的外部压力又在哪里呢？如果希望通过“内部压力”——民主防止独裁，又如何解决内部权力斗争导致的效率低下？
也许比较可能的前景，还是若干“超级大国”并存，相互既合作又斗争的博弈局面，这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有助于简化问题，找到比较可能为各方接受的办法。可是这会不会又导致新的问题出现？一个答案往往是下一个问题，也许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