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以奇兵灭西蜀后，不觉有些自大起来，司马昭对他本来就有防范之心，现在看他逐渐目空一切，怕久而久之事有所变，于是发诏书调他回京当太尉，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兵权。
可以这样说，邓艾虽有杀伐征战的谋略，却少了点知人、自知的智慧，他既不清楚自己处境的危险，也不明白自己何以招来麻烦。他只想到自己对魏国承担的使命尚未完成，还有东吴尚待去剿灭，因而上书司马昭说：“我军新灭西蜀，以此胜势进攻东吴，东吴人人震恐，所到之处必如秋风扫落叶。为了休养兵力，一举灭吴，我想领几万兵马做好准备。”而且，他还喋喋不休地阐述自己灭吴的计划，全然不知这将引起什么后果。
司马昭看其上书心更存疑，他命人前去晓谕邓艾说：“临事应该上报，不该独断专行封赐蜀主刘禅。”邓艾争辩说：“我奉命出征，一切都听从朝廷指挥。我封赐刘禅，是因此举可以感化东吴，为灭吴做准备。如果等朝廷命令来，往返路远，迁延时日，于国家的安定不利。《春秋》中说，士大夫出使边地，只要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凡事皆可自己做主。邓艾虽说不上比古人，却还不至于干出有损国家的事。”
邓艾强硬不驯的言辞更加使司马昭疑惧之心大增，而那些嫉妒邓艾之功的人纷纷上书诬蔑邓艾心存叛逆之意。司马昭最后决定除掉邓艾，他派遣人马监禁押送邓艾前往京师，在路途中将其杀害。
一世聪明的邓艾由于一时虑事不周，招人疑惧而遭杀身之祸，就是由于其居功自傲的性情。邓艾一片苦心，却由于自己不善内盛不明真相，糊里糊涂地被杀死，的确让人痛惜。那么，历史给予我们的思考与启迪又是什么呢？是否远离权力之争就没危险了呢？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在日常生活里、在企业群体中，居功自傲也并非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无法排除自己会不会正处在一个妒贤嫉能的人际圈子里，如果是这样，“居功”已属不妙，更何况“自傲”呢？
常言说：“卖面粉的讨厌卖石灰的。”本来是你卖你的面粉，我卖我的石灰，各有各的生意，但这世上偏偏有那么一种人，什么事都要与自己联系在一起，总觉得你“白”了他就“黑”了；有了你的能干，就显示了他的无能，等等。因此，明里暗里都要捅你两下，甚至想置你于死地。还有，我们也难以保证企业的经营者都是“贤达开明之主”，本来，下属的“功”对企业以及对他本人是极为有利的，但对居功者，他同样会心存嫉妒或感到不舒服，他们会由此而疑惧你心存二意，“万一哪天你投向竞争对手那边该怎么办？”而“自傲”更加刺激了这一系列的心理反应。
换个角度来看，自傲对自己确实无益，除了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外，还会使自己丧失许多理性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凡是“居功自傲”的人，一般都难以汲取失败的教训（包括他人或自己过去失败的教训），总是看到成功的经验和荣耀，对他人意见或建议易持抵触态度，很难像过去一样，站在相应对等的位置上进行资讯交流与沟通，从而导致上下关系紧张。
另外，由于其“功成名就”，居功自傲者身边容易出现一些“抬轿子”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出自对成功者的佩服尊敬，但往往不排除有那种别有用心之人。所谓上房抽梯，让你爬得高摔得重正在于此。
因此，从相当程度上来讲，如何正确对待已经取得的“功”，不仅仅是一个性格修养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生存发展的大问题，在特定的条件、情况下，它甚至是一个有关生死选择的重大问题。常言道：“该夹着尾巴做人，就夹着尾巴做人。”在许多时候是不无道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切不可把自傲与自信等同起来。尽管仅是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却相去甚远。浅显而言，自傲的外在表现往往是傲气十足；而自信则往往表现于傲骨的自然挺立。而“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这句话也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了。总之，不要居功自傲，而要谦逊以求自保、谦逊以求进取，这总不是一件坏事。
在中国历史上，那种由于居功自傲、最终招来杀身之祸的将领不在少数，他们并未战死在拼杀的疆场，而是断魂于自己人的刀下，说来令人惋惜也让人深思。古时，“功高震主、才大欺主、权大压主”是为臣的三忌，而这些道理其实也适用于现代的为人处世。也就是说你要随时随地地保持低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