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越级提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可称为侍郎专家了。
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迁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广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内阁学士者，惟壬辰李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
在他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读书人中有一定声望；一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
这一时期，曾国藩在学术问题上除了向唐鉴、倭仁、刘传莹请教外，还经常与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这些人多为理学者，只有刘传莹、邵懿辰治汉学，刘属古文经学派，邵为今文经学派。他们在京师都有些名气。这些交往活动，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见识，也大大提高了个人声望。所以，他自己也说“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得以迅速发迹重要原因之一。
但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非常熟悉内情的王闿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字鹤航，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很得道光皇帝信用，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自宋以下，相权渐削，君权日重。到了清代，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一人独断，相权也就微不足道了。道光帝即位后，“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唯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镛“性模棱，终身无所启沃，人对但颂而已。又最忌士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任，他的“用人行事一遵其辙”。穆彰阿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鸦片战争时他打击抵抗派，陷害林则徐，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就是施展的这种手法。
穆彰阿“自嘉庆以来，主持过乡试三次，会试五次。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每年都参加选拔文才的盛会。国史、玉牒、实录诸馆，都是他做总裁”。多年来，他利用选拔人才的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使他的“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相传何桂清、张芾、罗婷同年中进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张、何都投靠了穆，而罗不肯。庶吉士散馆三人同得考差，罗又不去拜见穆彰阿。“次日忽传旨，罗婷年纪太轻，不能担当翰林，让他不用来了，另派某某人去。”其实，当年罗十九岁，张十八岁，何桂清只有十七岁，张、何二人的岁数都比罗婷还校
据说，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的”，仅罗悼衍“一人而已”。对于这次罕有的更动，时人都认为是“穆彰阿所为”，并有“其权回天”之叹。
曾国藩的机遇与张芾颇为相类，只是时间稍后，机会来得也晚一些。曾国藩戊戌年会考高中，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就有了师生之谊，常常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很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后来飞黄腾达的起点。
在此之前，曾的官职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一些稗史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做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你看到壁间所悬字幅了吗？”见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日：“机缘可惜。”踌躇了很久，则召干仆一人，嘱咐他说：“你快拿银四百两去贿赂某内监，让他把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这钱给他做报酬也。”第二天，则皇帝所问“皆壁问所悬历朝圣训也”。因此奏对称旨，并对穆日：“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曾国藩“仕途亨通”。
曾国藩对穆彰阿也极为感激。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前进京谒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后来曾国藩赴天津办理教案，怕自己再无机会进京，又专门写信让其子曾纪泽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穆萨廉致意。
道光三十年，咸丰皇帝对穆彰阿进行惩处，曾国藩虽受穆彰阿的知遇，但政见不同，不算穆党，丝毫没有受到牵连，但却使他失去一个有力的后台。
从此以后，每遇到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皇帝身边很少有人为他说话，办起事情来也就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顺利。整个咸丰年问，清政府对他时冷时热，忽信忽疑，久久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到他的手里，致使曾国藩在政治上事事棘手，处处碰壁，可能与此有很大关系。
所以，古代人做官必须找一个靠山，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山”升了，自己的官也就升了。为官最忌“十三不靠”，单打独斗，如果像苏轼那样特立独行，新党也排挤，旧党也排挤，那就不但官做不好，连命都可能搭上了。穆彰阿就是曾国藩的“靠山”，是曾国藩的“大树”，只有背靠大树，曾国藩才创造了小小年纪十年连升十级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