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卫生部长
★完善的后勤制度成了解放区的样板
★“后勤工作极其重要！”
黄克诚一生以擅长做政治工作和有军事战略眼光著称，但他还担任过军委卫生部长、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更肩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的重任，在我人民军队的战时后勤保障和后勤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受命卫生部长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但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混乱局面，刘志丹等领导人也被抓了起来。11月初，中央决定将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一方面军以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红十五两个军团。原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番号取消了。红一军团以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纠正了陕甘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错误，释放了刘志丹、高岗等一批被关押干部。
部队整编后，黄克诚工作变动，被任命为军委后方办事处卫生部长。
接到任命，黄克诚颇感意外，因为他自参加红军以来，一直在战斗部队进行政治、军事工作，对卫生工作一点也不熟悉。但是，黄克诚服从命令，愉快地赶往卫生部所在地瓦窑堡赴任了。
11月的陕北，已经有些寒意了。尤其是夜深的时候，寒风透过木窗，侵袭而进，窑洞里气温很低。由于经济所迫，大家的被服都相当单薄，土炕冷冰冰的，人一睡上去，后背冷飕飕的，顿时觉得寒气直冲全身，让人瑟瑟发抖。黄克诚生长在南方，第一次来到这里，夜晚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熬了。他索性穿衣下床，跑起步来，一边跑，一边思考卫生部下一步的工作。尽管条件艰苦，但有了工作做，黄克诚心情还是很舒畅的。毕竟，戴了多年右倾帽子的他，一直没有放开工作的机会，压抑得太久了。现在有了独当一面的工作，他心里怎能不高兴呢。
黄克诚全身心地投入繁忙而愉快的工作中。
中央红军行程两万五千里，一路征战奔波，伤病员数量自然很大，卫生工作显得颇为重要和迫切。黄克诚在全面巡视了后方医疗卫生工作情况后，发现后方医疗卫生条件相当差，远不能适应前方作战的需要。黄克诚觉得，党中央与红军若要在此长期立足发展，后方医疗工作必须跟上去，才会建立一块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因而，他带领军委卫生部的同志们，积极开展工作，发动后方机关，在当地群众的热情帮助下，迅速办起了一批后方医院。为了向医院输送卫生人员，保障医院正常运作，黄克诚还领导开办了一所卫生学校，专门培训医疗卫生人员。
尽管当时的医疗条件相当简陋，但是黄克诚尽心尽力，因陋就简，使得苏区卫生工作有了很大起色。
新的一年很快来到了。
黄克诚在军委卫生部工作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对卫生工作刚有些熟悉时，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不幸牺牲，上级调他接任总政组织部长职务。于是，黄克诚又从后方重新回到前方总部工作。
完善的后勤制度成了解放区的样板
1947年，随着东北战场战争形势的发展，敌人逐渐收缩，有的地方变为守势，我军则逐渐变为攻势。这样，运动战开始了。我军长途行军，更需要后勤的有力支持。原有的一套兵站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部队大规模决战的要求。大规模的战争，要求后勤跟随部队前进。否则，就增加了前线的困难，不能进行持久的作战。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扩建为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八月，中央军委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统管整个东北我军的后勤工作。原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部长钟赤兵改任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原总后勤部政委杨至成改任副政委，原西满军区参谋长李聚奎任后勤司令部参谋长。
黄克诚结束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撤销善后工作后，赶到总部所在地哈尔滨来主持后勤司令部的工作。到任后，黄克诚会同钟赤兵、杨至成等同志，连续几次召开后勤党委扩大会议，对后勤工作当前的任务、方针、政策及组织体制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迅速掌握了东北战场后勤工作的基本情况。制订了一套规章制度，使后勤保障工作有章可循。中央军委认为这是当时全军后勤范围比较完善系统的一套规章制度，特意向关内其他各根据地和解放区作了转发。
鉴于东北地域辽阔，部队活动范围广泛，为使后勤工作能及时有力地保障部队作战需要，黄克诚决定在后勤司令部下分别组建东线后勤司令部、西线后勤司令部和北线后勤司令部，并分工杨至成副政委具体抓好落实工作。
杨至成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前在中央苏区曾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搞后勤工作是行家里手。他认真调查研究，选调干部，配备骨干，很快完成了三线后勤司令部的组建工作。对各线后勤组织和后勤力量的配备，杨至成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一套比较健全、完整的方案，其组成部分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军械处、警卫团、汽车团、轴重团和医院。医院东线配有十个，西线配有九个。鉴于西线路线长、土匪多，所以另增配一个骑兵团。
联军后勤司令部的建立和三线后勤司令部的组建，为联军秋季攻势的后勤保障工作及部队行动的需要，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也为后勤革命化、现代化、战斗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同时，地方党政机关也派负责干部组成人民支前委员会。这就形成两条绵长的兵站线，更广泛地发动了群众，获得了广大人民对我军的更大支援。随后，又征集了地方和历次缴获的车辆、马匹，各纵队相继建立运输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有机联系的运输队伍，加强了野战部队的运输力量，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部队运输力不足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夏季攻势和尔后的秋季攻势中，以及辽沈决战中，并经受住了考验。可以说，在黄克诚的领导下，这时东北的后勤工作，已经比较能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了。在秋冬两季攻势中，数以万计的民工、担架、车辆、马匹，日夜不停地往返在前线和后方的交通线上，运送粮食、弹药、伤员，以及缴获的物品。这些物品数量非常大，又需要及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工作，要保证作战的胜利，简直不可想象。
1948年4月，在东北局、军区组织召开了全军后勤会议。这次会议，在东北军区后勤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会议提出了当时后勤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求建立统一的正规的后勤工作，提高后勤工作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保证前线最好的物质需要，保证部队健康，保证伤病员的救护、医疗和归队，密切配合和支援各军作战，争取东北战争的全部胜利。
这样，在黄克诚的主持下，东北我军后勤工作基本上走上了正规化，为保障以后的辽沈决战对后勤的需要，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1948年4月，东北局致电中央：冀热辽是今后作战的要地，需要做好群众工作，负责繁重的补给基地与战勤任务，又要指挥地方兵团作战。因此，我们一再考虑，认为派黄克诚到冀热辽任书记兼政委比较适当。
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东北局的来电，看着看着，脸上露出了微笑。东北局的想法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4月12日，毛泽东复电同意。这样，为了加强东北战场南线支援作战工作，黄克诚奉命来到热河，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同时兼任东北解放军第二兵团政委。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
部队在前方打仗，黄克诚在后方组织支前也是日夜不止。他在热河积极组织民工，运送粮食，保证前方的需要。
最激烈的塔山阻击战中，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我军在塔山浴血奋战了六昼夜，抗击敌军九个师的进攻，使敌人在塔山脚下不能前进一步。我军完成阻击任务主动撤出阵地后，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涛看到阵地上堡垒星罗棋布，交通壕纵横贯通，以及即使无人防守也难以通过的鹿砦、木桩、铁丝网等，不得不感叹：“仅在十多天的时间里，能找到这么多的木材，构筑成如此完整的阵地，真是个奇迹！”
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消灭敌人四十七余万人，我军解放了东北全境。
黄克诚功不可没。
“后勤工作极其重要！”
1952年8月，黄克诚踏上了北上的列车。欣赏着车窗外田野上的喜人景象，黄克诚抑制不住自己的高兴心情。他要接受新的任务了——中央让在湖南工作一年多的黄克诚离湘赴京接手总后勤部。
此时赴京，一是离中央、主席身边近了；二是又从地方回到了军队；三是要搞后勤工作，可以把自己“强兵”的蓝图在后勤建设方面加以施展。他对新工作充满了期望，甚至还有些激动。
到京稍作休整，黄克诚便于十月接任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主持总后勤部工作。
此时的后勤，已同东北解放战争的后勤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经过“打后勤仗”的朝鲜战争，中央和军委认为，必须加强全军后勤的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再次点将。
搞军队后勤工作，黄克诚心里是有底的。东北战争的战时后勤保障几乎都是黄克诚一手亲自抓起来的，而且，通过接管天津市委工作和当湖南省长，他熟悉了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加上总后的许多领导他都曾共过事，大家对他的思想，他对大家的脾气，都相互熟悉。
刚一上任，他就直接向总后勤部领导提出了要求，“无论事情怎么杂乱、困难，我们都要把局面迅速打开！”“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绝不能被工作推着走，搞成被动应付的局面。”
随后，黄克诚就以他一贯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各项工作。
他先在各个部队跑了一圈，摸了摸情况。紧接着，就召集了总后勤部领导会议。会上，他提了一个问题：
“现在全军后勤缺什么？”
回答是各种各样的：钱、粮、车、油、布……
“都不对！”黄克诚重重地指出：“缺人！”
他说道：“过去有人搞军事，也有人搞政治，可都不愿搞后方和后勤；还有过去受传统影响，把筹款筹粮简单化了，不把后勤当学问；还有，过去老弱病残搞后勤，现在老的更老，弱的更弱，再不出人，怕后勤就青黄不接了。”
黄克诚当即拍板，办后勤学院，兴学育人。
报告随即送到总参，经粟裕总参谋长亲自修改，上呈了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阅后，从笔筒中抽出朱笔，当即图示，并在原件“后勤工作日益重要”上，把“日益”改成了“极其”！批示了“同意”，责成王尚荣亲自办理。
黄克诚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朝鲜战场上现代化战争给共和国后勤工作带来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最棘手和最急迫的问题，就是朝鲜战场上的战伤、冻伤、烧伤问题和核武器、生物武器及化学武器的防护问题。这对我军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而且，缺技术、缺人才、缺设备、缺专业场所和条件。这让这位三军总后勤部长昼夜不能安寝。
黄克诚找来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诚。在东北，贺诚就同他共事。这位北伐军的军医处长曾在苏联留学，学过现代医学。他要请贺诚来考虑现代化战争的后勤医学防护问题。
“未来的仗，恐怕再不是现在这个打法。美国人用核老虎吓我们，还动用了生物和化学武器。这方面，我们过去没研究，将来一旦打核战争、生物战和化学战怎么办？怎么防护、怎么治疗、怎么检测等等，要研究，要拿出一个对策来。”
贺诚很支持黄克诚的想法。他说：“上海有军事医学院，办的时候起点比较高。主要是研究战争中的医学问题，集中了一大批科学家。这几年，缺乏对应用性研究的领导，但搞现代战争的医学研究潜力很大。”
“放在上海不行，搬到北京来！”黄克诚很坚决。
说干就干，一纸命令，军事医学科学院迅速搬到北京西郊附近，整个建筑群进行军事禁区管理。由贺诚部长亲自挂帅，相继成立核防护研究所、生物武器防护研究所、防化医学研究所，对战争中的核生化武器伤害展开了科学研究。
这次研究，不仅使我国军事医学的“三防”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与世界军事医学领域同步发展，同时，也为造福人类起到推动作用。
解决完这一难题，黄克诚又碰到了新的急迫问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
全国解放战争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同时，加强营房建设也是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在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上面头痛，下面不满。
黄克诚在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年轻力壮，且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
考虑到设计、审批复杂，黄克诚征求部队官兵意见，决定让部队自己动手，经费包干使用。于是，黄克诚提出了“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去。包干的办法是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造价，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造价包干后，超过不补，节余归己。
这样一办，快刀斩乱麻，问题就简单了。部队自力更生造营房的积极性很高，盖得又快又好又节省。军队住进营房，退还民房，群众也感到高兴和方便多了。这件事办了，全国上下都在盛赞黄克诚。
“立功于民，造福于人，乃国之干臣。”毛泽东听到军内外的好评，也夸奖黄克诚道，“应以黄老称之！”
黄克诚虽长得老气，却主要是因为他的功绩，“黄老”这个称呼才得以留传。
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是黄克诚赴京在总后做实际工作的几个月。在这段日子，黄克诚看到部队已吃饱穿暖，武器装备大有提高，住房环境得到改善，心情更加舒展。
但就在黄克诚刚刚理顺总后勤部头绪，各项工作走上正轨的时候，约在1952年12月，聂荣臻代总长就要黄克诚去总参上班：“主席指示要我抓国防工业。下一步这一摊由粟总长来搞。人手少，总后你也理顺了，你这个副总长还是到总参来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毛主席也同意。”
“可我在总后刚铺开啊！”黄克诚说。
“先可以兼管。洪学智回国了，慢慢交给他。总参这一大摊也要你来干啊。”
聂帅一走，黄克诚不得不把精力放到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