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奖励直谏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与侍臣论治，热切期望“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为了开创这一政治局面，其实早在武德9年（公元626年）6月，李世民已着手这项工作了。时值玄武门之变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高祖将军国庶务悉委之处决。世民一掌权就下令：“百官各上封事，备陈安人理国之要。”8月，正式即位。9月，设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殿内，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由于唐太宗的提倡，百官“上封事”者甚多。对于这些奏疏，太宗非常重视。十2月的一天，他对裴寂说：“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太宗还“数引魏征于卧内，访以得失。征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他还诏京官五品以上，让他们“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
登上皇位时，唐太宗年仅二十九岁，他却以大政治家的风度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为了励精图治，他特别重视臣下的意见和建议。甚至做到了“恐人不言，导之使谏”。出现了一个“主纳忠谏，臣进直言”的局面。但是，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触犯皇权，便会有杀身之祸。谏诤是巩固专制统治所必须的补充手段，但进谏从本质上讲又与专制政体格格不入。古人将君主比作龙，古代韩非提出龙的喉下有逆鳞。“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有人婴之者，则必杀人。”其实，君主专制政体本身便是逆鳞，如果触犯它，多会招来灭顶之灾。这一点，唐太宗也十分清楚。他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唐太宗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想方设法化解这种矛盾，让大臣门毫无顾忌地直谏。如太宗发现由于自己“威容严肃，百僚进谏者，皆失其举措。”奏事大臣“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必当畏犯逆鳞”。为了能让臣下直谏，太宗注意做到“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慎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甚至太宗提出了“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
唐太宗还采用奖赏的办法，鼓励臣下直谏。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之乾元殿。他上疏说：“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他认为唐“承凋残之后”，为修洛阳官而”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甚至还不如炀帝。太宗对玄素说：“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回答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玄素对太宗的批评是极其尖锐的。唐太宗对“逆龙鳞”的行为不仅不发火，反而说：“我不思量，遂至于此。”称赞玄素为谔谔之士，并“赐绢二百匹”。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韦挺、杜正伦、虞世南、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赐绢有差。”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大亮上表谏言，太宗赐金壶缾、金椀各一枚。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皇甫德参上疏切谏，赐帛20段。贞观11年（公元637年），马周上疏赐物百段。太宗贤妃徐惠对当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倦劳役”之事提出谏言：“太宗善其言，优赐甚厚”。类似这样的记载，不绝于书。
由于太宗提倡和奖励谏诤，贞观时期面诉廷争、犯颜直谏的事例很多。谏诤已蔚然成风。下自县令，上至宰辅，朝中大臣和后宫嫔妃都敢于直言切谏或犯颜直谏。这件局面，在我国封建社会的长河里也是绝无仅有的。
敢于直谏的大臣中，魏征是佼佼者。
魏征去世后，敢于直谏的又有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人。这些人对当时政治的兴革献替，确确实实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二、唐太宗与魏征
魏征，从大业间投身社会洪流以来，为寻明主，遑遑奔走十来年，历经挫折，四十七岁了，年近半百，才得遇到真正的明主，魏征初见李密曾对未来满怀希望，但不久便灰心了；他始事建成，对建成的知遇由衷感激，而对前途则不无忧虑；如今辅佐世民，则是感激与希望兼而有之。他清楚意识到，陈力就列的机遇来了，他将为此奋力拼搏；他清醒知道，前进的路上，绝非全是坦途，羊肠小道，遍布荆棘，不时可遇；伴君如伴虎，同僚嫉妒倾轧，随时可能发生；但这一切都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坚定信念。不论是疾风骤雨，还是闪电雷鸣，都不能阻挡他的前进步伐，他将勇往直前，义无返顾，向着既定目标奋进，直到生命止息。
尚书丞是尚书省的高级官员，地位仅次于尚书左右仆射。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本来是尚书令，因为李世民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因此，世民当皇帝后，尚书令一职便不再授人了，原来尚书令的副手左、右仆射便成为最高长官，唐人尚左，左仆射地位高于右仆射。尚书丞也分左右，左丞正四品上，掌吏、户、礼三部；右丞正四品下，掌兵、刑、工三部。唐初左、右仆射均为宰相，不管尚书都省的实际工作，具体事务则由左、右丞负责。魏征任尚书右丞在武德9年（公元626年）秋冬之际，其时左丞空缺，尚书都省的工作则由他一人承担。从此，魏征在朝中不仅有发言权，而且有行政权，还有了封爵巨鹿县男。在旧时代，封爵是表示身份地位的，并有相应的食邑封户。唐代封爵共九等，即：亲王、郡王（嗣王）、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县侯、开国县伯、开国县子、开国县男。县男食邑300户，魏征封巨鹿县男，表示他的食邑在巨鹿县（今河北巨鹿）。
魏征任尚书右丞又兼谏议大夫，不仅要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还要参与宰相讨论国家大计，事繁任重。那时，世民刚即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巩固政权，他最担心的是能否快些把国家治好。在一次与大臣的议事中，他颇有感触地叹气说：“如今大乱之后，国家恐怕很难治理吧！”此事魏征早已考虑多时，他成竹在胸地安慰世民说：“大乱之后容易治理，就像给饥饿的人准备饮食一样是不难的。”世民仍有怀疑，接着问道：“古人不是说，善人（有道德的人）治理国家也需要经过百年，才能克服残暴、消除杀戮吗？”魏征回答说：“那是指善人而言，不是就圣明的人说的。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发出声音便立即有回响一样，一年时间就可见到成效，应当没有什么困难。”右仆射封德彝以为魏征太狂，他训斥道：“不对！三代（夏、商、周）以后，人心一天天浇薄诡诈，秦代依靠法律，汉朝又加上霸道（指凭借威势，利用权术、刑法的统治政策），都想治好国家但未做到，并不是能治好天下而不想做。魏征是书呆子，爱说空话，只能扰乱国家，他的话听不得。”魏征不畏权势，针锋相对地反驳：“五帝、三王不必掉换百姓来施行教化，实行五帝的办法就有五帝的政绩，实行三王的办法就有三王的政绩，就看怎么做就是了。黄帝讨伐蚩（chī）尤，经过七十多次战争，平定了祸乱，使天下太平。九黎作乱，颛顼去讨伐，胜利之后，天下也安定了。夏桀为非作歹，商汤把他赶走，纣王残暴无道，周武王起兵讨伐，商汤、周武王都亲身见到天下太平。如果说人心逐渐浇薄诡诈，再也不会淳朴厚道，那到今天就当变成鬼怪了，还怎么能教化呢？”封德彝理屈词穷，无话可答，但心里仍不以为然。
这是一次基本国策的大辩论，辩论的核心不在国家能否治好，而在如何才能治好。封德彝既认为大乱之后，国家难治，就主张人君一人独掌权力，不可委托臣下，对外则要炫耀武力，征讨四周邻国，当时与封德彝主张相同的人为数不少。而魏征认为治国不难，只要方略得当。他主张放弃武力，致力教化，休养生息，让老百姓得到实际好处，只要中国安定了，四周邻国自然会臣服，这就是着名的“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治国方针，世民采纳了魏征的主张，大见成效。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关中发生严重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二年，全国蝗虫成灾，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三年，大水，不少州县无数房屋被淹。连年遭灾，百姓生活极端艰难，世民本着魏征“布德施惠”的建议，积极采取措施，安抚百姓、帮助他们到无灾地区求食。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开故土，流亡他乡，却没有人慨叹怨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丰收，流亡外地的人都回到家乡，一斗米不过三四钱，一年判死刑的仅二十九人，东到大海，南到五岭，外出都不用关门，出门也不必带干粮，一路上到处都可买到。又消灭了经常侵扰的突厥，抓获了他的首领颉利，其余各国首领也自带武器来京师宿卫，世民非常高兴，特对他的妻舅长孙无忌说：“这都是魏征的功劳，遗憾的是没能让封德彝见到（封于贞观元年6月病逝）。”这次辩论发生在世民刚即位时，魏征任尚书右丞也没几天，竟敢于在皇帝面前公开顶撞自己的直接顶头上司，岂是阿谀逢迎之辈所能做到的，魏征的这种刚直不屈、为国尽忠的精神是多么的可钦可敬啊！
魏征在尚书右丞任上，仍兼谏议大夫。谏议大夫是言官，他应当也有权随时对国家事务无论大小发表意见，在这方面魏征的活动特别积极，贡献也更大。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9月，由于岭南少数民族首领冯盎、谈殿等不断互相进攻，很久没来京师朝贡，一些州的地方官就上奏称冯盎反叛，前后已经十几次，世民下令发兵讨伐。魏征进谏说：“国家才刚刚安定，岭南地区流行恶性疟疾等传染病，道路又险阻遥远，不能久驻大军。而且冯盎反叛也没成为事实，不宜出兵。”世民说：“报告的人接连不断，怎能说反叛还没成为事实？”魏征回答说：“冯盎如果反叛，一定会分兵守险，进攻抢掠州县。现在告他反叛已经好几年，而他的军队并没出境，这就表明冯盎不反了。各州已经怀疑他反叛，陛下又不派遣使臣安抚，他怕死，所以不敢来京城朝贡。若派令人信服的使臣去表示最大的诚心，他一定高兴能够免祸，可以不必用兵而使他臣服。”世民于是停止发兵，并派使臣去说服安慰，果然生效，冯盎立即派他的儿子智戴跟随使臣来到京城。世民很兴奋地说：“魏征让我派一使臣，岭南就安定了，所起作用胜过十万大军，不能不赏。”赐魏征五百匹绢。
魏征事世民时间虽很短，但从接触中，也逐渐了解了世民。他发现，世民的最大担心是亡国，一心想做明君，这与他事明王的宿愿正相吻合，使他鼓舞，使他振奋，他废寝忘食，留心国事，对世民的言行，尤其关注，凡有违失，及时进言，无所顾忌。世民既想做明君，又往往难忍声色的诱惑，对魏征的诤谏，是既高兴，又害怕。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10月的有一天，魏征告假返乡给先人扫墓后回到京师，马上去见世民，问世民道：“人们都讲陛下您打算去终南山游幸，一切都准备好了，怎么又中止不去了呢？”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2月，魏征升任秘书监（从三品），参预朝政。秘书监是秘书省的长官，它的设置，始于东汉末年，据说是因为它掌管“图书秘记，故曰秘书”。曹操当政时曾设秘书令，掌尚书奏事，这与现代秘书之职近似。曹丕改为中书令，另设秘书监专管图书艺文，唐代秘书省的职掌亦大致如此，兼有今天的图书馆及档案馆的任务，这是一个具有学术性质的行政机构。贞观时期，群英荟萃，人才济济，然以才、学、识论，无出魏征者，以他为秘书监，也可谓得人。
魏征新职，更具重要意义的，还不是秘书监，而是参预朝政。秘书监只是一个部门的首脑，主持一个部门的具体事务，参预朝政则是相职，宰相“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事无不统”，掌管的是全局。
魏征每天一大早，天不亮、鸡未鸣便起床，梳洗完毕，穿戴整齐地去上朝，之后到政事堂议事，然后回家午餐，稍事休息，便得赶到秘书省坐衙。魏征家住永兴坊西门北侧（约在今西安城内人民大厦处），虽紧靠皇城，但到太极殿朝参，也有两三个街坊的距离，回家再去秘书省，又有五六个街坊的路程。唐长安城的坊，大小不等，长的一千一百多米，其次或九百多米、六百多米，最短的也有五百多米，这样来回奔波，一天辗转各街就是三十多里，在交通工具落后的古代，这也得花去不少时间，若遇刮风下雨，或尘土飞扬，或道路泥泞，那就更叫人难堪了。
魏征不辞辛劳，勤勤恳恳，主持了两大系统工程，整理图书和撰修“五代史”，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以及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深远。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5月，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检校侍中，进爵巨鹿郡公，相当正二品，地位提高，任务更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