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年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标志，在这以前为贞观前期，以后为贞观后期。太宗的为人和治国，在贞观后期都逐渐走下坡路。正如魏征在贞观十年上疏中所指出的那样：“自从王道美好，有十多年了，威力遍及全国，万方来朝拜，国库一天天充实起来，领土天天扩展。但是道德没有更加深厚，仁义没有更加广博，为什么呢？因为对待臣下的态度没有完全诚实信用，纵然做事有良好开端，却不见得能善终的缘故。它的形成是逐渐的，不只一早一晚。过去贞观初年，听到好事惊喜赞叹，到贞观八9年间，还高兴地听取劝谏。自那以后，逐渐厌恶直言规谏；即使勉强容纳，不再像过去那样宽宏大量。正直敢言的人，逐渐避免触犯君王；邪佞的小人，无所顾忌地施展花言巧语。认为同心同德的人是独揽政权，认为忠诚正直的人是诽谤别人。说人家是结党营私，即使他忠实诚信也觉得可疑；说人家是大公无私，即使他弄虚作假也觉得没有过失。坚定刚直的人担心独揽政权的罪名，忠诚直言的人忧虑诽谤别人的过错。甚至毫无事实根据地乱加怀疑，听信谣言而造成疑惑，使正直的人不能完全陈述自己的意见，大臣没有谁能直言规谏。迷惑自己的视听，使理想的准则闭塞，妨碍施政，损害德行，恐怕就在于这里吧？”“如今要想求得到国家的治理，总是把国事委托给君子；而国事处置的成功失败，却又去向小人咨询。对待君子的态度是严厉而疏远。对待小人的态度是随便而亲近。亲近小人就无话不说，疏远君子就使下情不能上达。这样就是褒贬决定于小人，刑罚施加给君子，确实是关系到国家的兴亡，能不慎重吗？”
贞观11年，向太宗进谏的人特别多，光魏征就进谏三次；此外，刘洵、马周、岑文本等人也都进谏过；就连一向不敢进谏的长孙无忌也破例开口。这就说明这一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从这以后太宗的为人和治国渐渐下滑。
聪明的太宗对此并非毫无觉察，他在贞观11年间魏征道：“近来我所做的事的得失及政治教化，比以前如何？”魏征回答说：“如果就恩泽声威所能达到，远处的外族前来朝贡的情况来说，与贞观初年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如果从德义与百姓暗中相通，民心高兴诚服来说，比贞观初年又相差很远。”太宗说：“远方外族来归服，应当是由于施与德义，过去的德义为什么反而更大？”魏征说：“过去天下未安定，常把德义铭记在心，不久，因国内平安无事，逐渐增加骄奢自满的情绪。所以，功业虽然盛大，德义始终赶不上贞观初年。”太宗又说：“所做的事比以前有哪些不同？”魏征说：“贞观初年，担心别人不进言，引导大家规谏。三年以后，见有人进谏，能高兴采纳听从。最近一两年来，不喜欢别人劝谏，虽然努力听取和接受，而内心始终不高兴，确实有为难的样子。”太宗说：“的确如你说的，除了你是没有人能说出这些话的。人都苦于不能自己察觉毛病，你刚才未讲时，我自认为所做的事没有变化，等到听你论说后，我的过失已很惊人。你只要保持这样的忠心，我终究不违背你的话。”
贞观11年之后，魏征不断地指出太宗在为人和治国方面的缺点和失误，仅据《贞观政要》记载：11年就有三次、十二年有二次、13年有一次、14年有四次、十五年有一次、十六年有二次。其余大臣，也不断对太宗提出规劝：刘洎11年有一次、十六年有一次、十八年有二次；褚遂良十五年有一次、十八年有一次；房玄龄十七年有一次、二十二年有一次；马周、岑文本、长孙无忌11年各有一次；刘仁轨14年有一次；高季辅十七年有一次；尉迟敬德十八年有一次；充容（九嫔之一）徐氏二十二年有一次。
在以上这些劝谏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魏征13年的上疏。这篇奏疏，全面、具体、深刻地指出了太宗贞观后期下滑的情况。该奏疏即着名的“十渐疏”，又称“十渐不克终疏”，指出了太宗贞观后期十条不如前期，即十条不能坚持到底：
“贞观初年，陛下不烦扰百姓，没有贪欲，清明宁静的教化，远远遍及荒僻地区。现在来考察一下，这种风气渐渐丧失了。听陛下的言论，远远超过上古的英明帝王，论陛下的作为，还没有超过中等品德的君主。凭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古代的英明帝王，汉文帝不接受千里马，晋武帝烧掉雉头毛制的裘衣。现在陛下却派人到万里之外去寻求骏马，去外国购买珍奇之物，被沿途的百姓责怪，被外族所轻视，这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一条。”
“贞观初年，陛下对待百姓就像对待自己身上的伤口一样，关心倍至，怜悯他们勤恳辛劳，爱护百姓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自己总是保持简朴节约，没有营建什么宫室。近几年来，心思在奢侈纵欲方面，一下忘记了谦虚节俭，轻易地使用人力，还说：‘百姓没有事干就会放纵，劳累就容易驾驭他们。’自古以来，没有由于百姓清闲安乐而造成国家倾覆败亡的，哪有反而害怕百姓放纵而故意去劳累他们的呢？恐怕这不是振兴国家的正确言论，又怎么是安抚百姓的长远办法呢？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二条。”
“贞观初年，陛下减少自己的享受而使他人得到好处。到了现在，放纵个人的私欲而劳累百姓。谦虚俭朴的作风一年年地改变，矜骄奢侈的性情一天天地不同。虽然口中不停地说着关心百姓的话，心中却非常关切使自己快乐的事情。有时想营建宫室，担心臣下来规劝，就说：‘如果不这样做，对我自身不方便。’碍于君臣的情面，臣下怎么能够再诤谏呢？这是一意封住劝谏人的口，还能说是选择好的意见而照着实行吗？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三条。”
“陛下在贞观初年，注意磨炼名誉节操，对人不偏私，只要贤良就接近，亲近爱护君子，疏远斥退小人，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轻率地狎近小人，很有礼节地尊重君子。名为尊重君子，实际上是敬而远之；名为轻视小人，其实是亲热地接近他们；亲近小人就看不见他们的坏处，疏远君子就不知道他们的好处。不知道君子的好处，不用别人离间就会自己疏远他们；看不见小人的坏处，有时就会自己去亲近他们。亲热地接近小人，决不是国家达到治理的办法；疏远君子，难道是振兴国家的作风？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四条。”
“陛下在贞观初年，行动遵循尧、舜，抛弃黄金美玉，回复了淳朴的本性。近年以来，特别喜爱稀奇怪异的东西，难以获得的物品，再远也要弄到手；珍奇玩物的制作，没有停止的时候。陛下爱好奢侈浪费而希望群臣百姓敦厚俭朴，过多地兴办工、商业而求农人丰足厚实，这不可能办到已经很明显了。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五条。”
“贞观初年，陛下像口渴思饮那样访求贤人，珍惜别人举荐的人，相信并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长处，还担心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近年以来，凭着心中的喜好和厌恶，有时众人说好而被举荐任用的人，只要一人诋毁就抛弃他们；有些多年相信而任用的人，有时一旦怀疑就疏远他们。行为有一惯的做法，做事有一贯的表现。诋毁举荐的人，不一定比被举荐的人可信；多年的作为，不应该一下子就否定。君子的胸怀，屡行仁义而发扬盛大的功德；小人的本性，喜欢挑拨是非为自己谋利。陛下不审查其根源，而轻易地对它进行褒贬，这使得奉行道义的人一天天疏远，钻营利禄的人日益提拔，因此人人只求苟且无过，谁也不愿尽心竭力。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六条。”
“陛下刚登上帝位，处在高位看得深远，办事只求不烦扰百姓，心中没有嗜好欲望。在内除去毕、弋等猎具，在外禁绝一切打猎的根源。“几年以后，就不能固守心志了。虽然没有长时间的逸乐，有时也超过了天子一年三次田猎的礼制。于是使游猎的欢乐被百姓讥讽，猎鹰猎犬的贡献远到四境外族。有时候，教练武艺的地方，道路遥远，陛下清晨出去，深夜才回来，把驰骋当作欢乐，不考虑难以预料的变故和发生不测之祸，来得及挽救吗？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七条。”
“陛下刚登上帝位，用恭敬的态度接近臣子，君王的恩惠向下流布，臣子的想法上达君王，君臣都想竭心尽力，心中没有什么隐讳。近年以来，有许多忽略了的地方。有的地方官充任使节，上奏事情来到朝廷，想见见天子，要陈述见到的事情，又不能和颜悦色地倾听，有所请求，又得不到恩准。有时由于臣子有不足之处，严责他的细小过失，这时，即使有聪敏善辩的才能，也无法表明他的忠诚，而希望上下一条心，君臣融洽，不也太难了吗？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八条。”
“陛下在贞观初年，勤奋努力，不敢懈怠，委曲自己顺从他人，常常还觉得做得不够。近年以来，稍微有些骄傲放纵，仗恃功业伟大，心中轻视前代帝王，自负圣哲英明，心中看不起当代人物，这是骄傲在滋长。想要干什么，都要称心如意，即使有时控制情感听从规劝，始终也不能忘记想要干的事，这是私欲在放纵。志趣在嬉戏游乐，心情没有厌倦，虽然没有完全妨碍政事，但不再专心国家大事，这是过度的娱乐。天下安定，外族诚服，仍然在远方劳苦军队，向边远的外族进兵，这是过分地满足心愿。亲近的人迎合陛下旨意而不肯陈说，疏远的人畏惧君威而不敢规劝，如此积累下去而不停止，将要损害陛下高尚的品德。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九条。”
“贞观初年，连年霜灾旱灾，京郊的百姓全都流向潼关外，扶老携幼，往返几年，没有一户人家逃亡，一人抱怨痛苦，这确实是因为百姓体会到陛下怜悯抚育他们的关怀，因此到死也没有逃离的人。近年以来，百姓被徭役弄得疲敝不堪，关中的百姓，劳苦疲困尤其厉害。各种手工工匠，结束服役期限后，全留下来继续受官府雇用；正在服役的士兵，大多调到京城去做别的事情。在乡间采购物资，接连不断，道路上押送物资的差夫一个接一个。已经有了弊端，百姓就容易被惊扰，如果由于水灾旱灾，谷麦无收成，恐怕百姓的心，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宁静安稳。这就是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十条。”
五、迷信长生不老
唐太完晚年随着功业的隆盛与年岁的增高，也与历史上一切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一样，愚蠢地追求长生、服食丹药。直接的原因当与其情绪的消沉与健康状况的恶化有关。从史籍上可知，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以前多次外出围猎，精神焕发，骑射娴熟，说明他有充沛的精力与健康的体魄。然而，从贞观十七年开始直至二13年临终的七年当中，仅见外出围猎一次的记载，这从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即他的健康状况趋向下降。究其原因，太子承乾被废，魏王泰被黜，对他的思想刺激很深，一度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精神上的郁郁寡欢影响了身体健康。以前根少服药的唐太宗，这时开始服食药石了。当时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上疏陈述政事得失，唐太宗认为其言有益于国，“特赐锺乳一剂，谓曰：‘卿送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元戈直注曰：“锺乳，产于石，食之使人通气生胃。”由此可知，唐太宗这时已患了消化不良症。
影响唐太宗健康状况下降的另一个事件，是贞观十9年征代的失败，秋末“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所谓“不康”，是指“病痈”。年底退至并州，以作休整，次年2月起程，3月返京。据胡三省注云：“并州至京师一千三百六十里”，由于长途跋涉，归程劳累，再加战争失利，心情郁闷，到京后再次病倒。“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为此下诏太子李治处决军国大事，李治于听政之暇，“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同年10月病虽愈，然而体仍虚。返至灵州，又“冒寒疲顿”，打算子年底前，“专事保摄”。至次年正月，“上疾新愈”。一切感冒竟然需要三个月的“保摄”，其虚弱可想而知。到2月，唐太宗又“得风疾”，直至11月“疾愈，三日一视朝”。可见，唐太宗自贞观19年秋冬以来，连续一年多患病，当时除早年的“气疾”外，又患“痈疾”、胃病、感冒、风疾等多种疾病。积极的药物治疗未见好转，便滋生了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的消极想法，寄托于方士的丹药，希望能收奇效。于是从贞观二十年年底开始服食丹药了。
贞观二一一年正月，高土廉去世，唐太宗困死者系开国元勋兼贵戚的关系，极为哀痛，决定亲临其家吊丧，行至中途，被长孙无忌挡驾。长孙无忌劝告：“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服药不得临丧的禁忌，似非医方所立，当为方士的玄言诫语，“金石”则为方士所炼的丹药无疑。可见，唐太宗至迟在贞观二十年底已经吞服丹药了。
然而，国内的方士丹药并不见效。又进一步欲求国外的方士丹药。大臣为了迎合太宗的这个心理，于是向他推荐了一名印度方士。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借兵吐蕃、泥婆罗，大败中天竺帝那伏帝国，俘其国王阿罗那顺与方士那罗迩婆婆寐。同年5月，王玄策将方士进献唐太宗。这个方士“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这个谎言打动了唐太宗幻想长寿的急切心理。于是“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经过近一年的炼制，“药成，服竟不效”，以致丹药中毒暴亡。
这个教训直至高宗咸亨年间还在某些大臣中记忆犹新，当时东台侍郎郝处俊谏阻高宗勿服胡僧炼成的“长年药”时说道：“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婆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
所谓长生药，纯属谎言。设使唐太宗不服丹药，还可多活若干年。然而服食之后，病情急剧恶化，名医束手无策，以致提前结束了唐太宗的生命。宪宗时大臣李藩曾云；“文皇帝服胡增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所谓“暴疾”，即指丹药中毒；“不救”，指无法抢救。可知中毒之深、药性之烈。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的：“太宗之崩，实由于眼丹药也。”方士丹药害人已有明验，胡僧理应治罪，但是可笑的是，大臣对这个曾夺去太宗生命的天竺方士不治其罪，竟“放还本国”。据郝处俊解释，“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出于担心天竺传为笑柄，对饵药毒帝致死的胡僧，不加刑典，未免迂腐可笑。
回顾贞观初年，唐太宗一再嗤笑秦皇祁求神仙、冀其长生的荒唐，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贞观五年，他反对图谶迷信，认为“此诚不经之事，不能爱好”。直至贞观11年2月下节葬诏时还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修短之常数。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虽复回天转日之力，尽妙穷神之智，生必有终，皆不能免。”讲得何等精彩！不料晚年竟重蹈秦皇的覆辙，这是历史的悲剧，一代英主也不能摆脱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终于在贞观213年3月发病，5月去世，享年五十二岁，8月安葬于昭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