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君子兰，可大不如前了。
十几年前，它开始走俏起来。七八年前，到了鼎盛时期。一盆花高达万元，数万元，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等到三四年前，我到长春去，潮涨也有潮落时，君子兰的最风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朋友送给我一棵据说是名贵品种的君子兰，从此我也开始养起这种花。
其实，君子兰极易成活，稍加调理，水肥适度，即可开花结果。
但若是要培养出好的品种，赏花观叶两宜，进而要求叶片宽短，叶脉清晰，植株整齐，花色变异，那就除了需要学问和经验，还要全神贯注，毋躁毋懈，正经当个营生来干才行。为了挣大钱，这种投入也是理所应当的。那时，张辛欣写了篇小说，叫《疯狂的君子兰》，就描写了这种由于价格与价值的超度背离，弄得人们七颠八倒的故事。
哄抬，北京话也叫起哄架秧子，是很能造成一种“轰动效应”的。
契诃夫写过一篇小说，一个人待在马路上，抬着脑袋在那儿看天，第二个人走过来，看他在看，也跟着仰脸，第三，第四，结果半个城市的人，都呆呆傻傻地驻足观看，努力在晴朗的天空里寻找什么，当然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的。
于是我想起我们这一行的兴衰起伏，似乎也有差不多际遇。经过十年文化沙漠的枯涸干渴以后，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潮。每一篇作品的问世，在广大读者中间的立刻引起的反响，形容为洛阳纸贵，也许有点夸张，但确实一大批作品，一大批作家是在那个时期涌现出来，并且有了很大的知名度。那时，一份文学刊物，订户达百万，一本小说，初版印数十几万，不算什么稀奇！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天方夜谭了。
但有时候也不禁琢磨，这种盛况的背后，是不是也存在着像君子兰在它最火爆的那阵，所产生的价格和价值的背离呢？是不是会像契诃夫小说里那些瞪眼看天的市民一样，不过是人云亦云，人看我看，人傻我傻地，最后结果只是留下一个空空如也呢？因此，要不清醒地意识到当时读者的饥不择食的哄抢心理，恐怕也会对自己作出错误的估计。另外，那时人们对于文学的渴求，和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所创作的文学，并不完完全全是属于文学的文学；对不起，包括作者自己在内，也在使文学负担了一部分非文学的使命。
对比今天文学的寂静，往日那种不胫而走的喧闹场面，和七、八年前君子兰的鼎盛状况，大概是相类似的。正如一盆花售价数万元，纯系哄抬物价的结果。同样，有些作品，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
如果谁有兴趣，到旧书店去，在打对折或者廉价处理的书架上翻一翻，便会找到不少当年名噪一时的作品。这时候，你捧着那些仍旧崭新的旧书，就觉得契诃夫小说里描写过的现象，重又演过一遍。
时光对于作品来说，是挺无情的。
问题在于这些作家并不逛旧书店，还沉湎在昔日的众星捧月的最佳境界之中。虽然那也确是一个光辉的过去，但由此以为自己已经在创作不朽，万世传诵，那就有欠清醒了。“啊！史诗啊！史诗！”这种话，别人说说是可以的，而且是在当时那样情况之下说说的。犹如三年灾荒饿得前胸贴后背后，吃一块高价点心，那种如登天堂的快乐，并不说明糕点好得不得了一样。物以稀为贵，一头小毛驴运到贵州，把当地的老虎都吓了一跳。如果不实事求是，自己也在“啊！史诗啊！史诗！”地赞叹，还封自己为“里程碑”，还要成立研究自己的学会，接着萝卜快了不洗泥地写下去，那就不足为训了。君子兰是曾经卖到两三万元，甚至还要多的高价，并不等于它真值那么多钱。现在花上三、五十元，便可抱回去一盆，也许这价格才真正体现实际价值。
曹雪芹在北京西郊喝粥就咸菜，写他的《红楼梦》时，绝想不到后世竟有“红学”这一说的。莎士比亚临终写他的遗嘱时，连把一张次好的床留给他的妻子这个具体而微的细节，都未漏掉。可是对他写下的那么多作品，却只字未提，看来他并不当回事。显然他也没料到将来会有“莎学”，会有靠他吃饭谋生的一大批学者专家。所以，若是的的确确的不朽，不吭声，也会不朽。即使一时半会地不能不朽，时光会洗涤去积淀，终要闪现出熠熠光辉。若是为声名所累，不惜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活着想看到自己不朽，那就不免要贻笑大方，让人摇头了。
因此，文学的这种“君子兰效应”，一时间的行情看好，是千万当真不得的。
如今，我那盆君子兰也开花了。过去走俏时花怎么鲜艳，眼下变得平常时，花也仍旧那么鲜艳。外界的是非褒贬，与它了然无干，或许，这也可算是为人为文之道吧？
1992.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