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山西的文化名人，大名鼎鼎的傅山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傅山（1607—1684），山西阳曲（今太原市）人。这位明末清初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家、艺术家，精通诸子百家和佛道之学，兼工诗文、书画、金石，对医学、药膳也有颇深造诣，以傅山、鼎臣、竹青、青主、朱衣道人署名，在山西留下了大量墨迹。明朝灭亡后，傅山隐居不出，自称居士、道人。清初开设博学鸿词科，傅山称疾拒荐；邑令奉命登门促驾，以死相争。朝廷特旨授予中书舍人，傅山托病辞归。这位生长于三晋大地的文化名人，由于他的博学多才和“不事清朝”特立独行的气节，让世人仰目。
山西票号是近代中国金融史上的一大创举，关于山西票号的创立，历来有三种说法：一为明末清初说。由于经济的发展，商号演化为具有银行性质的票号；二为嘉庆、道光说。清朝中期，平遥商人雷履泰取得东家李大全的同意，将设在天津的西裕成颜料行改组为日升昌票号，成为山西票号的鼻祖；三为清初建票号说。相传明末大顺农民政权在北京遭清军的围困，李自成迫不得已从京城出逃，途经山西时遗留下大量白银，山西人得到顾炎武和傅山两位当世名贤的相助，一些商家就此创立了票号。流传极广的《清稗类钞》记载：“相传明季李自成撸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遂称雄于商界二百余年。”近代思想界的泰斗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讲：“相传山西票号由亭林（顾炎武）创办，一切组织规则，皆其手定。后人率循之，遂成二百余年金融中心。此事不见前贤所作传，未知确否？”而近代文化人张一麟先生的《五十年来国事丛谈》中讲：“自成挟金以遁，金重马喑，沿途瘗之……遂遗之山西农夫……青主先生为山右名人，亭林先生为光复巨子，因之口授方略，创为票号规制。一旦有事，则足以操纵全国之金融。此中作用，不问可知。其事深密，世莫能详。”几则有关的笔录，将傅山与山西票号联系在一起。虽说没有更翔实的史料证实傅山与山西富商的交往，但傅山与名流学子们始终保持着一定联系，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人都先后到山西探访傅山先生，所以传说傅山与顾亭林订立山西票号的规制，也不是空穴来风。
傅山是明末清初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傅山书法被世人视为珍宝，傅山的言论亦为世人所重。祁县元丰玖票号的大财东孙郅，他的先人得到李自成遗留的金银致富，家藏傅山的真迹一幅：“读书是学人分内事，析得一疑，阐得一幽，与后进作眼目，则诚有功。专欲指谪前辈之陋则非矣。况疑义不二，后复有所析阐，则我亦在陋中耶，戒之！”傅山认为，学问的目的不是与人一争高下，而在于释疑解难，增加见识。傅山对轻视财物、禁灭人欲的传统观念也提出尖锐批评：“何以聚人？曰财。自然贫士难乎有群矣。家国亦然。故讳言财者，自是一教化头骨相耳。”反映了傅山对于读书求名和经商得利的非常见识，也是傅山与其他读书人有根本区别的地方。
祁县的渠家大院，是一处非常讲究文化品位的宅第，在渠家的五进院里，至今保留着傅山的真迹匾额“稍可轩”。渠源潮五进院的石雕栏杆是第一进院落，为渠家待客之厅院，此院的正房枋额上悬挂着一块桃木荷叶匾，上书“若虚斋”三字，也出自傅山之手。渠家的三晋源票号旧址，位于祁县城内的财神庙街，占地500多平方米，房屋20间，门道上端高悬的匾额，北面是“鸢飞鱼跃”，据说也是傅山手书。祁县乔家大院，傅山手书“丹枫阁”匾额高高悬挂在统楼上。乔家大院里木板雕边黑底金字的由傅山书写的《文昌帝君阴骘文》，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傅山书法，苍劲浑穆，豪迈不羁，潇洒奇逸，气象岩岩，正是他博大宏深的学养和光明峻洁人格的真实写照。“勿挟私仇，勿营小利，勿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妇女，勿唆人之争讼，勿坏人之名誉，勿破人之婚姻，勿倚势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穷困。”这“十勿”对今人古人都有很好的教育和劝诫功用，由名冠三晋的傅山先生书写，教化功能无疑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