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帝王的雷霆，
自由的高傲的歌手……
来吧，拽掉我的桂冠……
打碎我柔弱的竖琴……
我要为全世界讴歌自由，
我要扫除王位上的丑行。
《自由颂》（1817年）
从皇村中学毕业，意味着17岁的年轻人必须走向社会了。对普希金来说，既然从学生时代就已展开翅膀飞入文坛，毕业离校只不过是让他更完全地步入这个光怪陆离的天地而已。皇村中学就读6年的直接结果是被分配到外交部做十等文官。但在视俗名俗利为粪土的普希金看来，这种虚与委蛇的外交官生涯无聊透了。他只挂了个空名，很少在官场上往来。他更喜欢去的是沙龙、剧院，更乐于交往的是在各种秘密社团中结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钟情的事业仍然是缪斯的事业。还没离校时，在热热闹闹的聚会之余，他已经着手实施一个大计划了——他要把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表述出来。但是创作之初，他并不知道这首诗会成为一枝向传统思维、语言挑战的长枪。
虽然彼得堡的生活动荡不安，普希金还是利用休息时间，今天一节，明日一段，积少成多，最后于1820年完成了一部作品。这是诗人用民间童话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全诗共分六章，叙述的是基辅大公的女儿柳德米拉在新婚之夜被魔鬼抢走，其爱人鲁斯兰历经艰险营救她的故事。“谁要把我的女儿找到，我要把女儿嫁给他，并把半个王国作为酬劳。”大公宣布后，鲁斯兰和他的三位情敌四勇士同时起身。鲁斯兰遇到能知未来的芬兰老人，坚定了意志，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法尔拉夫怯懦怕死，中途返回。拉特米尔经不起享乐与美女的引诱，沉溺于酒色之中。罗格达依为夺取柳德米拉要杀死鲁斯兰，一场激战，被摔到河里。
鲁斯兰战胜了几个情敌，又和掠走柳德米拉的魔王展开勇斗，他揪住魔王的长胡子，越过高山和海洋，最后把魔王装进了口袋。他带着中了魔法、昏迷不醒的柳德米拉骑马返回，途中又遭法尔拉夫的暗算，被杀死了。后经芬兰老人施法术，又死而复活。
法尔拉夫带着公主回城冒功请赏，此时基辅城正被土耳其的贝琴涅戈人包围。是鲁斯兰来到，杀退了敌人，保住了家园。英雄来到公主面前，拿出芬兰老人给的金戒指，顿时公主清醒，全家团圆。
在普希金的笔下，妖魔长诗变成了英雄史诗，和魔法师奇遇的主人公变成了祖国的解放者，忠贞的爱情融入了民族解放的颂歌之中。整首诗的情调乐观，风格明快，三勇士的骑士风度、豪侠气量受到了无情的嘲笑和讽刺。长诗中显出生命活力的不是妖魔鬼怪，而是追求理想、意志顽强、敢于斗争的人——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普希金之所以这样写，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受欧洲古典主义理论的影响，俄国文学界弥漫着茹科夫斯基等人渲染的“天国”的消极浪漫主义的神秘梦幻色彩，文学作品显得空洞、苍白，缺乏人间的生气。19岁的普希金睿智地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他以大胆的革新精神和新颖的艺术手法，向旧文学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创造性地使用了积极浪漫主义叙事诗的自由灵活的形式和手法。在情节、人物和语言等方面，诗人勇敢地吸取了民间文学的精华，甚至把民间童话的幻想同历史事件的真实融为一体。这种尝试，也许是受童年时奶娘那些传说故事的启发，也许得益于年轻时接触过的那些泥腿汉们和哥萨克勇士的只言片语，反正普希金的眼光已经跳出了贵族文学的沙龙，走到了人民大众的中间。
这部魔幻作品一发表，马上就在公众和俄国评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当时，还没有一部作品使一些人爱不释手，叫另一些人十分气恼，好像一件重要使命落到众人头上，大家都得参与，要么拥护，要么反对。《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就是这样的作品。当时，保守派作家们一同起来反对这个文坛后生，认为他的诗是一种“粗俗的闹剧”，“同有教养的人的审美观格格不入”。
与此同时，它又是那么受众多读者和进步作家的欢迎。法国作家梅里美读后写道：“在《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一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尝试从俄罗斯人民的信仰中借来了活力……传统的偏见认为这一尝试近乎鲁莽。普希金在寻求如何跳出因循守旧的框子。他生活在贵族阶层，但却想了解农民的私生活。”一直用期待目光注视普希金天才发展的茹科夫斯基，为了表示祝贺，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了普希金，并在照片上题字：“败北的老师赠给胜利的学生。”因为普希金以才气逼人的长诗不仅挑战了俄罗斯贵族文学传统，也挑战了茹科夫斯基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浪漫主义。
至于普希金自己，他并不在乎外界的褒奖或贬斥。他从事《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创作，抑或从事别的诗歌创作，全是一种神奇的热情使然。在这热情的鼓动下，音节在他笔下拥挤，韵律跃然而出，排成长列，交叠在一起。一幅幅画面交织，相互争斗。他唯恐丢掉几滴宝贵的金雨，干脆把脑海里出现的一切统统记录下来。热情一过，灵感就会到来，诗人的灵感是明智的、严肃的。灵感审查着热情在黑夜给予他的丰厚礼物，挑选、评价、拒绝或接受，然后再排列整齐。于是，一个美好、恬静和明快的作品从即兴之作的混乱中脱颖而出。
要知道，当时的俄罗斯文学正处于阴郁、昏暗的阶段，带有某种希望，却又变化不定，但普希金初出茅庐的热情和灵感扫除了一片阴霾。在他的一生中，在他各种类型的作品中，暴露过人们心头的谎言，揭露过社会的卑鄙、不公正以及那个时代的贫困和耻辱。他忍受过苦难，倾诉了他的痛苦；他也高兴过，于是又表达了自己的快乐。他有时愉快，有时悲伤，有时迟疑不决，有时又热情洋溢。他从一个荆棘丛跑向另一个，在各种清泉中沐浴，并向四面八方歌唱。他是那样健康和刚强，已经真正体会了生活的乐趣，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总能透出一丝乐观的阳光。《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只是一个开头，是普希金全部作品中一个次要部分，但诗篇从头到尾都生气勃勃，情绪昂扬。难怪“阿尔扎马斯社”的弟兄们称他是一个欢快歌唱的“蟋蟀”，朋友们叫他“火花”。
说起来，以一个中学毕业生身份进入文坛的普希金，所取得的每一点一滴的成就，固然由他无与伦比的天才决定，但也少不了文学沙龙、社团的参与、游历，少不了那些忘年的或不忘年的朋友的启迪。
早在1816年，尚为皇村中学学生的普希金已经开始参加“阿尔扎马斯社”的活动了，但他正式地加入这个组织还是在圣彼得堡站住脚后。“阿尔扎马斯社”是一个年轻的，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文学组织。它的发起者是一群同卡拉姆辛交往密切的革新派作家。从一开始社团的唯一宗旨就是反对以希什科夫海军上将为首的文学保守派。早在1815年，一位“保守派”成员在一出喜剧中嘲笑茹科夫斯基，而茹科夫斯基的崇拜者布鲁多夫则用《在“阿尔扎马斯”酒吧的见闻》一诗予以反击。这篇文章使作者和茹科夫斯基周围聚集起俄罗斯新文学的全体捍卫者。支持者们用“阿尔扎马斯”来命名自己的社团，以纪念这首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诗歌。“阿尔扎马斯社”的成员们热爱俄罗斯语言，热爱祖国的文学和历史，他们也研究和讨论同代人的作品。他们总是强烈地、嘲弄般地反对那些墨守成规、死气沉沉的仿古做法。他们聚会时，气氛总是既高傲又诙谐。甚至这个社的章程规定，新会员在入会典礼时要发表一篇悼词，悼词的对象一般是对立派“俄罗斯语言爱好者恳谈会”那边的人物。“阿尔扎马斯社”的成员每人都有一个奇怪又必须遵循的绰号。A。I。屠格涅夫被称为“风琴”，茹科夫斯基被称为“斯维特拉纳”，小普希金的绰号则是“蟋蟀”。
“阿尔扎马斯社”每次例会的主席都由抽签决定。主席戴红帽子，象征着前进中的文学革命。几乎每一个人的入会都要组织一次既滑稽又荒诞的庆祝活动。他们每次聚会都要吃掉一只冻鹅，社员们自诩为“可敬的鹅”，或者干脆叫“鹅”。茹科夫斯基是“阿尔扎马斯社”的终身秘书，每次例会的报告都由他撰写。现在看来，那些报告是些夸夸其谈的荒谬巨著，是一种超现实派的作品。“阿尔扎马斯社”半玩笑式的，没条理的但又令人难忘的演讲，以及那种热烈、友好、随便的气氛，都和普希金的天性不谋而合。他欣赏这种温和自由的同事关系，是这种关系把大家牢牢地团结在了一起。“阿尔扎马斯社”的成员们也都十分喜欢普希金这只小“蟋蟀”，他们读他的诗，跟他开各种玩笑，真诚地称赞他的才华。1817年6月，普希金终于离开学校了。“阿尔扎马斯社”的社员们把他的毕业看成了庄严的大典，热烈地欢迎这位少年才子登上文坛。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以大文学家的目光早已确认普希金很快就会超越他们，他们称他为“凌驾我辈的未来的巨人”。他们为小诗人举行了热闹的人会仪式。在这仪式上，普希金头戴小丑帽，手拿婴儿的摇铃、月桂枝和节杖，并且发表了一篇诗体演说，赞美这个新型的文学协会。
在那些闹哄哄的聚会上，“阿尔扎马斯社”的成员没有一个忘了他们的正事：与保守派斗争。19世纪初，古典主义正处于寿终正寝的阶段，内容陈旧，题材狭窄，形式拘泥，已不适应新时代对文学的要求。而“阿尔扎马斯社”的作家们从主张到行动都在进行文学的革新，尝试着给俄罗斯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
公允地说，“阿尔扎马斯社”成员们的革新主张并不是彻底的。革新派作家们反对斯拉夫教会语言，可是他们的创作却是以贵族社会的口语为基础的，他们还无法接受人民大众那些无比生动也无比粗野的口语。随着保守派越来越失去市场，随着以希什科夫为首的“恳谈会”悄然解体，“阿尔扎马斯社”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失去了攻击的对手，他们的讽刺成了无的放矢，聚会也显得有些无所事事。人们对讨论和攻击失去了兴趣。外界的风云，还有文学界的争论，已使大多数人认识到：用文学开玩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应该研究政治问题，思考社会教育问题了。作为一个文学社团，“阿尔扎马斯社”体面地消失了。
“阿尔扎马斯社”的解体早在小普希金的意料之中。虽然他加入这个组织时间还不长，但是已凭自己独有的睿智认识到，卡拉姆辛等革新派作家虽然反对保守，反对斯拉夫教会语言，主张用现代化的俄罗斯语言，但他们的改革仅仅是停留在语言上，而且一味地在贵族社会的口语上精雕细琢。这样的革新有多少生命力呢？童年时奶妈他们讲的那些故事、用的那种语言虽然不高贵，却是那样形象、生动，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些语言，“阿尔扎马斯社”的任何人，恐怕除了他普希金外，是都不会说也不屑于说的。而且，用文学玩笑的方式，只是反对一个对立派，当古典派消失之后，这一方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普希金和他的同仁们十分清楚这一点，不管怎么说，“阿尔扎马斯社”是使普希金从中学生到文坛新星的一座桥。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这个学社。
但是年轻的普希金还来不及感觉寂寞，不久，他加入了另一个协会，这使他在诗坛、政坛上进一步确立了自己歌颂自由、追求自由的基调。
“绿灯社”是大富翁伏谢渥罗斯基和他的朋友雅·托尔斯泰在1818年创建的。参加“绿灯社”的是一些举止随便但才智出众的青年，他们中有近卫军军官、轻骑兵、枪骑兵和普通骑兵等。除了这些带肩章和胸饰的军人外，也有几位优秀的文化人，普希金和杰尔维格就是最热心的参与者。他们大约有20人，聚会地点是伏谢渥罗斯基家的大厅。大厅里有一盏绿色的大吊灯，人们就坐在绿色大灯的下面；他们每人手指上都戴一枚特殊的戒指，戒面上刻着一盏灯。绿灯象征着光明和希望，“绿灯社”因而得名。这个组织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集会时不仅讨论诗歌和戏剧，而且也评论时政，抨击政府官员和皇帝，朗诵反对政府的诗歌。根据协会章程，这些先生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谈论当代问题，但必须绝对保守秘密。每一次聚会，普希金、杰尔维格和爱好文学的军官们朗诵他们的新诗，伏谢渥罗斯基举办俄国历史讲座，巴尔科夫报告戏剧界的动态。当然，会员们都很年轻，他们热爱自由和进步，也喜欢开玩笑，谈论爱情和女人。在“放肆”地抨击了皇家政府和打扮庸俗又愚蠢透顶的政府官员之后，也谈论某些导演和众多的女演员，甚至恶作剧地密谋诱骗她们。
在历史上，有人说“绿灯社”是个专门进行“狂欢纵乐”的可笑污合，也有人把它看成当时的一个小型革命团体。其实，“绿灯社”的成员们既没有那样下流，也没有那样崇高。他们中的某些人，如托尔斯泰、卡维林、托卡列夫等都是秘密组织“幸福同盟”的成员，“幸福同盟”是一个激进的、主张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组织。但是“绿灯社”只能算“幸福同盟”的一个外围组织。在那里，更多的是不愿受束缚的军人们和面色忧郁、才气逼人的大孩子，他们也只是在用“言语”来攻击政府。说得确切一点，这是一个由放荡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和幸运的军官组成的协会。无意中，普希金成了这个协会的灵魂。“绿灯社”的聚会，他必到场，而且表现得十分热情。他常常陪同“会长”伏谢渥罗斯基组织一些微妙的活动，在聚会时朗诵自己歌颂自由和爱情的诗歌，当然也和“会长”或其他人一起喝酒、通宵玩牌。这种文学社团的生活因为完全出于爱好和自愿，摆脱了中学时代的种种束缚，对年轻的普希金来说无疑新鲜又刺激。但更重要的，与朋友们的交往，使他更开阔了眼界，头脑中的自由思想也更加浓重了。
十八九岁，对天才的诗人来说，离开学校，面对社会，在人生的路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而这时的俄罗斯，无疑也处在改革前夕的十字路口。西方民主和自由的空气随着拿破仑的东征和败退已在俄国形成了激流；而俄罗斯内部独裁和自由却成了一对矛盾的、古怪的连体儿，从亚历山大一世那里诞生，又在社会上成长起来。
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因为战胜了拿破仑而成了俄罗斯的天使。1815年，他拟订了“神圣同盟”计划，目的是使欧洲列强的政策服从永恒的基督教原则。可是亚历山大的盟友，尤其是奥地利的外交家们纷纷利用这个“神圣同盟”来维护君主政体，“神圣同盟”成了扼杀欧洲人民意志的联盟。亚历山大是“神圣同盟”的首领，这样，无意之中他就成了极端反动势力的代表。可是从个人的思想深处，他又主张自由。真是无可奈何，他难以既作正直的人，又作体面的君主；既作社会进步力量的朋友，又作令国内外惧怕的统治者。况且，在19世纪初期，俄国还没有改革的准备，因此，亚历山大一世只能准许自由改革在别国进行。
到了1818年，亚历山大一世决心向进步迈一只脚，他在华沙国会开幕式上发表即位演讲时宣布，打算在全俄限制独裁政权。俄国的知识青年怀着希望和惊愕欢迎这一演讲，他们甚至以为，由于皇帝的诚意，他们的梦想在朝夕之间可成为现实。但是可怜的俄国人民还不懂得真正的自由该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自由。早在1812年，亚历山大打算在帝国边境地区实行乡村军事化，让农民穿上军装，刮掉胡子，习枪弄棒，甚至婚姻大事都由国家决定，在铁的纪律和欧洲教育方式的催化下，农民被动地觉醒了。他们对这种唯命是从的生活又恐惧又厌恶，尽管当局给了军事区许多优惠，这里的农民们还是无法忍受这种不能自由择偶、既要扛枪又要种地、私生活被取消的生存方式。他们起来反抗了，发生了规模很大的骚乱，皇帝同意对发起骚乱的40人处以死刑。血腥镇压激怒了俄罗斯军队和知识界的优秀分子，从1818年到1819年，无数人加入了秘密团体，像“幸福同盟”只是这些秘密团体中的一个。大家公开谈论这些“阴谋集团”，并故意夸大他们的作用。这些秘密团体的成员既有革命者，也有自由党人，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或现代立宪派，但他们在热爱祖国和反对暴政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在“阿尔扎马斯社”，在“绿灯社”，在君主立宪者葛利金娜家，在屠格涅夫兄弟家里，人们都会见到一个活跃的身影，那就是普希金。他虽然并不想从政，但已不知不觉卷入了关系祖国命运的政治漩涡之中。他所到之处，总是怨声载道，到处都有人在秘密策划，谈论着未来的国家如何如何。普希金以一个诗人特有的方式关注着这一运动。
诗人放浪不羁的天性和对自由的崇拜，使得年轻的普希金无法像那些职业革命家一样十分注意自己的行动，压低声音说话。他是个爱捅娄子的小伙子，任何造反计划，只要允许，他都赶去参加，而且到处说笑，不拘小节，也不注意躲避旁人。这些计划和谨慎、秘密的做法，甚至让他很讨厌，他的性格似乎承受不了秘密组织的束缚。
这时普希金中学时的好友普欣已成为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后来他成了十二月党人的骨干之一。他加入秘密组织后第一个想法是找普希金，让他用独特的方式，通过朗诵或写作诗歌和讽刺诗进行革命宣传。开始因为普希金没在彼得堡，没联系上。稍后当普欣考虑怎样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时，他又觉得不能把组织的秘密告诉他，因为任何不慎都会走漏风声，都会贻误大事。普希金那情绪化极强、变幻莫测的暴烈性格，还有他经常同一些靠不住的朋友来往，这些都让人放心不下。于是他决定暂不吸收普希金加入他们的组织。
可是普希金热切地向往着革命，他多想为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业做些贡献啊。一天，他去拜访朋友屠格涅夫，走进客厅时，看见一些表情严肃的人正在开会，其中有他的好朋友普欣、库尼金、马斯洛夫。他们把目光转向他。脸上露出尴尬和失望的神情。显然，他的到来，是不合时宜的。那些人都是“幸福同盟”的成员，正在研究创办一份报刊，他们要将报刊办成“救世的鸽子和自由海岸的使者”。对普希金的到来，他们只是微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做笔记、吸烟、品茶或喝酒，脸色严肃。普希金碰了一下普欣的胳膊，在他耳边悄声说：“你在干什么？这回让我抓住了吧？”
然后，他坐在大沙发上，假装欣赏家具和天花板，心中却为被排除在团体之外而伤感、失落。等集会告一段落，普希金拽过普欣问：“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过认识屠格涅夫？这就是你们秘密团体的全班人马吗？别给我故弄玄虚了，求求你，朋友，这实在荒谬！”
普欣看他那样子，真有些为好朋友难过。他知道普希金的革命热情多么高涨，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人。但是他也知道普希金的思维方式，知道他的性格。普希金的棱角太鲜明了，他说话轻率，经常草草地在桌角写几句出众的诗句，这些都会使精心筹备的革命行动功亏一篑。普希金永远是个诗人，他生来就不是能用双手跟他们共同战斗的那一路人，他的长处在笔上，在他的文才上，还是让他在革命组织之外做个自由射手吧！普欣相信他和同志们这一决定也是为了普希金好，他们为俄罗斯保存了一个天才的诗人。
普希金虽然没能加入革命组织，但他并未停止以自己的方式从事摧毁政权的斗争。宫廷和边境传来的政治新闻使他义愤填膺，他给朋友写信，信中说：“请给我讲讲军营的情况，我需要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我爱你，憎恨独裁。”
他不理解自己一向尊重的卡拉姆辛怎么会仍在为君主制歌功颂德。一天，卡拉姆辛又在给普希金宣讲他的理论。普希金竭力反驳他，说“看来您喜欢奴隶制胜于自由啦？”卡拉姆辛大为恼火，说他是诽谤。普希金默不作声，尊重他的义愤。大家开始谈论别的，普希金起身走了。诗人与历史学家的误会和政治分歧使普希金写了一首讽刺诗：
他写的史书简练，文笔华美。
他在史书中作过解释，
为什么需要专制，
还有鞭刑对庶民带来的恩惠。
除了这些对不同政见者的含蓄的讽刺之外，普希金更多情况下是拿起笔，抨击那些不折不扣的独裁者、暴政者和追名逐利、不惜伤害人民利益的官僚。为此，他写了大量讽刺诗。如对军营制度的倡导者，最后执行镇压农民的可憎的阿拉克切耶夫，普希金满腔愤怒又十分轻蔑地写道：
全俄罗斯的霸主，
所有总督的刽子手，
沙皇的亲信、兄弟和朋友，
既凶残又爱记仇，
无心无肝又不知羞。
这位仆人是哪位？
是被称为“不卑不亢”的老奴仆，
充其量，他只是前台的一小卒。
这类尖刻的抨击小品很快在首都青年中流传开来，普希金的所有政治讽刺诗很快被抢购一空。甚至向往自由的青年们把一切勇敢的话语和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品都算在了普希金的头上。他的名句在所有的沙龙里流传，这使他有了无数个朋友，也有几位有权有势的敌人。一位同代人曾这样记述普希金：“他那些没有正式出版的诗作，如《乡村》、《咏阿拉克切耶夫》、《致恰达耶夫》等，人人皆知。可以说，在军队里没有一个掌旗官，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旗手不会背诵他的诗句。”
的确，从1817年开始，人们都在逐渐地认识普希金，喜欢这个自由的代言人，喜欢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偷偷抄录和背诵他的诗歌，像《乡村》、《自由颂》、《乌拉！他又回到了俄罗斯》，不会背诵的人简直找不到。
从1817年创作的《自由颂》，到1819年写的《乡村》，这些革命诗歌可以说是普希金第一个创作阶段的自由宣言。《自由颂》是诗人刚刚离开学校时在屠格涅夫兄弟家里写的。当时，屠格涅夫家就在米歇尔王宫的对面，也就是保罗一世遇难的那座王宫。透过窗户，人们看着这座空空荡荡、被人遗忘的宫殿，就请普希金做首诗。普希金和以往一样，轻盈地跳到窗前的大桌子上，躺在木板上面，拿起笔和纸写了起来。这首即兴之作表示要“揭露宫廷里的罪恶”，“把自由讴歌”，并主张一切按法理办事。普希金描写了路易十六被人民推翻的可悲下场，然后写回到保罗一世。保罗一世是在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同谋下被谋杀在米歇尔宫中的。这首诗实际上影射了这位执政沙皇，所谓“解放者”的专制统治。这首诗奠定了普希金自由主义思想的基调。
在另一首《乌拉！他回到了俄罗斯》中，普希金公开嘲笑了亚历山大一世在华沙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承诺，不仅要给明智的波兰立宪，而且也要给没有文化的俄国以立宪的权力。诗人借摇篮中小宝宝的嘴说：“能相信他吗？怎么可能呢？难道这一切全是真的吗？”他又用孩子妈妈的口气讽刺道：“闭上眼、合上嘴，我们的沙皇对你讲的是神话故事……”
在另一首《乡村》中，普希金更抛弃了影射和含蓄，用写实的手法高声痛斥了农奴制和地主的残暴：
老奴仆低头挨着鞭子，
干瘪的身躯瘦骨嶙峋，
在为无情的老爷们，
吃力地耕耘土地。
已经成熟的少女，
没有梦想，没有希冀，
只能供淫棍老爷发泄兽欲，
这就是她们的命运。
喔，愿我的呼吁能唤起良知。
假如没有《先知》那份天才，
为什么愤怒之火会在心头燃起？
朋友，我将看到人民解放之时，
看到沙皇废除农奴制之日，
看到黎明的曙光，
在独立的国土上升起。
高尔基说：“在普希金之前的诗人们是完全不了解人民，对人民的命运不感兴趣，而且绝少写及人民的……但是当他们在诗里描写农民和乡村的时候……他们把乡村生活描写成仿佛是连绵不断的节日，仿佛是和平的劳动之诗。”普希金不一样，是时代的风云变幻增强了他反专制农奴的革命意识；是童年的经历使他把同情自然给予了农民和农奴；是秘密组织的革命斗争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热情。他怀着满腔的怒火声讨专制暴虐的沙皇统治，描写人民的悲苦命运，冒着杀头的危险展示自己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这些诗歌，是诗人从爱情的哀诗和饮酒歌转向政治的叛逆诗，是诗人从一个中学生走向一名自由歌手的宣言。如果说这几首诗还具有某些温和的色调，或者显得有些毛躁，那么《致恰达耶夫》就更加成熟了。
《致恰达耶夫》是献给诗人皇村时结交的挚友、进步军官恰达耶夫的，是一首热情洋溢、美丽动人的抒情诗。诗人从一开头就提出了个人和祖国、个人和人民的关系问题。整首诗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渴望自由的崇高理想和追求光明未来的信心。
啊，趁自由的火还点燃着我们，
趁我们的心还在为正义跳动，
我的朋友，让我们献给祖国，
我们的灵魂中最美好的激情。
显然，诗中表达的已不只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整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共同愿望。在诗的结尾，年轻的诗人对专制暴政必然灭亡，自由事业必然胜利表示了坚定的信心，并发出了庄严的战斗的号召：
同志，请相信：
就要升起了那迷人的幸福的星星，
俄罗斯将从睡梦中惊起，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的姓名。
这最后一节后来被雕刻在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徽章上，可见它的巨大的鼓动力量和政治意义。整首诗将巧妙的隐喻、鲜明的对比和浓烈的感情融为一体，语言清新，风格明快，激情荡漾，成为俄国抒情诗的典范。
当然，刚刚步入文坛和政治斗争漩涡的普希金毕竟出生于贵族。在当时，他的想法和那些彻底的革命者的想法还不完全一样。例如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领袖之一的诗人雷列耶夫在他的《致宠臣》等诗中就主张应该用暴力推翻皇帝，让人民掌握政权。这也是全体坚定的革命者的主张。但在当时，以普希金的思想认识，他还认为只要君主制能给人民思想自由和必不可少的法律平等，就应该尊重它。天真的、从小向往和平而且一直受到沙皇恩泽的诗人还在做着这样一个梦：他不希望流血的革命，希望双方互相谅解，认为自由应该由沙皇给予人民，而不是由人民从沙皇手中夺取。只要双方都肯作出努力，一切都可以解决。
然而统治者可没有普希金这么善良。当时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警察严密地监视居民，社会上把普希金的点滴作品都当成了革命宣言，对他的勇气和新潮思想既吃惊又惶恐。在这种政治氛围里，传播这些诗歌都成了一件危险的事。屠格涅夫在写给朋友的信上说：“寄这首诗（指《自由颂》）叫我担心。对你对他都担心，因为隔墙有耳，甚至有眼。”但对方在回信中坚决要求他把诗寄去，说：“把普希金的诗寄给我吧！你真是个胆小鬼！我不怕，谁也不怕……”
的确，虽然当局一再禁止，普希金的诗却像长了翅膀似的，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连只识几个字的看门人和农奴中的知识分子也都熟悉他的诗作。当时，庄园主常把庄园里的建筑师、画家、艺术家送到城里学习。在军营中，士兵们也争相传阅他的诗稿，许多人都能背诵如流。
大学生、自由派军官、小商人、士兵们……都十分迷恋普希金，相比之下，那些比他成名早许多的诗人们像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却显得暗淡了。走出校门接触社会，特别是与革命党人的接触，参加“绿灯社”的活动，成为普希金革命思想的源泉。他的诗歌在原来自如的韵脚和优美的文字基础上，因为政治主题的深化而备显成熟。他的诗已成为时代响亮的战鼓，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冲破沙皇的封锁，到处流传开来。普希金成了全俄罗斯读者公认的头号诗人，成为当时文坛上第一尊偶像。那一年，我们的诗人只有2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