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0年，莎士比亚家境贫寒，父亲约翰已经是穷困潦倒，经济拮据。不到8周岁的安妮·莎士比亚就是在这年死去的。据当时的财务官记载，他女儿的丧葬费用为8个便士，这在当时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数字了。而就在这时，约翰的小儿子爱德蒙出生了，这多少减轻了他们失去女儿的悲伤情绪，但新生命的诞生，又给并不富裕的家庭增添了经济上的负担。迫于家庭负担的加重，莎士比亚只好辍学帮助父亲料理生意。
当约翰和玛丽商量要莎士比亚帮助他们料理店里的生意时，莎士比亚在外边听到了他们谈话。当时他偷偷地流下了眼泪，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但心里又有点不忍心让父亲一人来操劳。是啊，自己毕竟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大男孩，应当担负起照料家里的任务，帮助父亲分担一点劳动。毕竟父亲岁数大了，家里孩子又多，不这样，怎么办呢？但自己确实又不愿意离开抚育自己成长的学校。终于有一天，父亲和他说了这件事。莎士比亚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面对父亲慈祥的神态，他不忍心说一个“不”字。何况父亲这样做也是为了让自己早点接触生意，等自己长大了好接过父亲的班。不然，到时候自己什么也不会怎么办。就这样，14岁的莎士比亚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学校。
7年的学生时代转眼就过去了，斯特拉福文法学校给了他很多美好的记忆。是这所学校培养孕育了他，使他由一个不识字的乡村小孩，成为今天拥有这么多知识的少年。这7年时间，使他开阔了视野，明白了许多道理，也培养了自己的语言运用能力，丰富了他的语言宝库。7年了，他多么希望和老师、同学们再在一起学习；多么希望继续听老师的讲课，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多么想继续和同学们在一起，共同体会童年的欢乐与乐趣。但这些都已过去了。
莎士比亚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在学校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当时的几位老师。当他来到学校和教师、同学们告别的时候，许多同学都拉着他的手，不愿意让这位在学业上帮助过自己的同学离开学校，老师也再三挽留他，但由于家境所迫，他不得不离开了这所学校。是的，这所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学校，培养了像莎士比亚这样的艺术大师。在我们看来并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在莎士比亚的身上发生了，谁也不会想到一位只读过7年书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举世瞩目的剧作家、诗人，受世人的称道。但这毕竟是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莎士比亚的成功，验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语：“有志者不在年高。”这是他靠自己的勤劳奋斗得来的，如果没有这种好学精神支持他，是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
少年时的莎士比亚也和其他小孩一样具有天真、活泼、好玩的天性。他喜欢踢足球这样的剧烈运动。在《哈姆莱特》里可以看到他捉迷藏的身影，在《错误的喜剧》中可以看到他在绿茵场上踢足球。他也像同时代的孩子一样，在玩上费了不少精力。
斯特拉福小镇的自然风光深深地吸引了莎士比亚。这个位于沃里克郡的艾汶河畔的小镇，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艾汶河清澈见底的河水穿过绿茵茵的草地，肥肥的牛羊像朵朵白云飘在绿绿的草地上，周围有原始森林把小镇包围，庄严古老的教堂给这座小镇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少年时代的莎士比亚经常在斯特拉福小镇周围的田野和森林里玩耍，与农场主交谈，在那些闲谈中了解了许多奇闻趣事。莎士比亚非常爱听这些奇闻趣事，回到家里之后，就把这些故事整理出来。日久天长，他渐渐地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宝库。
生活阅历的增多，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的心理，提高了莎士比亚观察生活、了解社会的能力。因此他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都让他描写得淋漓尽致。在他的剧作中，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他对某一事件或人物的态度和观点，但是他的每一部作品却都表现出相对立的人物、集团和思想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作者的爱憎相当明确。莎剧中的正面主人公一般都是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男女，或是愉快乐观、聪明机智，或是疾恶如仇，临死不屈；反面人物则大都是些荒淫邪恶的封建宫廷人物或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那个时代理想的英雄形象。在资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中，我们还找不到任何其他作家，能像莎士比亚一样塑造出具有鲜明特点的正面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说明莎士比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作家。有高尚的理想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才能塑造一批批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也正在于此。
莎士比亚观察生活的细心在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热爱，这在他的剧作中能充分表现出来。在《哈姆莱特》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写：
在小溪之旁，斜生着一株杨柳，它的毵毵的枝叶倒映在明镜一样的水流中；她编了几个奇异的花环来到那里，用的是毛茛、荨麻、雏菊和长颈兰——正派的姑娘管这种花叫死人指头，说粗话的牧人却给它起了另一个不雅的名字。她爬上一根横垂的树枝，想要把她的花冠挂在上面。就在这时候，一根心怀恶意的树枝折断了，她被连人带花一起落下呜咽的溪水里。她的衣服四散展开，使她暂时像人鱼一样漂浮水上；她嘴里还断断续续唱着古老的谣曲，好像一点不感到她处境的险恶，又好像她本来就是生长在水中一般。可是不多一会儿，她的衣服给水浸得重起来了，这可怜的人歌儿还没有唱完，就已经沉到泥里去了。
莎士比亚对每一个人物的成功塑造都离不开对生活的观察。在帮助父亲做生意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对人生的了解。他逐渐地熟悉每个人并了解他们的心态，特别是他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人与他的顾客在讨价还价时的情景，更让他难以忘怀。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切身的体验，才能使其在以后的作品中把商人与顾客的心理掌握得恰到好处，把商人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描写得淋漓尽致。
正是这种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使莎士比亚在以后的戏剧中描写出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特别是在他的喜剧、历史剧中描写的一个个似曾相识的面孔。
喜剧，一般说来，是一种讽刺的艺术。在欧洲文学史上，无论是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政治喜剧、古罗马的世态喜剧，还是以莫里哀为杰出代表的社会喜剧或性格喜剧，其主人公都常常是讽刺和嘲笑的对象。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也并不缺少对封建制度甚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鞭挞，其中还出现了伪善的清教主义者马伏里奥（《第十二夜》）和贪鄙的高利贷者夏洛克（《威尼斯商人》）那样出色的讽剌形象。莎士比亚喜剧的中心思想是宣扬那些坚贞的爱情、崇高的亲情、幸福的生活、纯洁的友情等等。
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对作为剧本主人公的封建统治者们进行艺术的创造时，却很难找到符合他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根据他的标准，理想的国家元首应该是政治上对内能统一国家，对外能远扬国威；品德上公而忘私、为民表率的人物，当然这样的理想人物在封建社会是无法找到的。他的历史剧的主人公无论是纵情声色、不理朝政的理查二世，软弱无能、受人侮辱的亨利六世，还是贪图私利、专横多变的约翰王，野心勃勃、凶残无度的理查三世，都是他笔下谴责的对象。
但是，莎士比亚并没有放弃在他笔下塑造正面形象的努力。在他的三部曲《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和《亨利六世》中，莎士比亚集中描写了亨利五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即位前平定北方大贵族的叛乱和即位后对法战争的胜利。莎士比亚通过亨利五世塑造了一个理想君王的基本品质和成长过程。亨利五世即位前热爱自由，朝气蓬勃，蔑视等级，接近平民；即位后心怀雄才大略，远征异域，亲临战阵，鼓舞士气。在《亨利四世》中，莎士比亚还描绘出一幅有名的“福斯塔夫式的背景”，这是一个富于时代色彩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的缩影——野猪头酒店。这一社会构成了年轻的哈尔王子个性形成的环境。在《亨利五世》中，莎士比亚则着力描写阿金库尔的战役，通过这一战役的胜利，最后完成了这一勤政爱民、声威远震的理想君王的形象塑造。
他笔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就是通过其细微地观察生活的能力塑造出来的。
一个最早从事搜集莎士比亚材料的人——约翰·奥布里写道：“本琼生和他（莎士比亚）无论到哪里，总能发现人们的与众不同的气质。《仲夏夜之梦》中警察的性格是他在伦敦返回斯特拉福路上的巴克斯河畔格连顿摹写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构成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他向人们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他对大自然也有深厚的感情。他在《仲夏夜之梦》中他写道：
我知道一处茴香盛开的水滩，长满着樱草和盈盈的紫罗兰，馥郁的金银花，芗泽的野蔷薇，漫天张起了一幅芬芳的锦帷……
16岁的莎士比亚，体格魁梧，颌下长出了许多胡须。他身穿半旧的无袖上衣和灯笼短裤，但戴着一副皮手套。他的兄弟姐妹也是衣服破旧，但又不失乡绅子弟的气派。他离开学校后，就帮助父亲经营商业和料理家务。他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自家道中落之后，又重操旧业开起了手套加工行业，同时兼营其他商业。17世纪下半叶约翰·奥布里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父亲是肉商，他们的一些邻居告诉我，当他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就干着他父亲的活计；当该宰牛的时候，他一边准备动手，一边风格庄严地演说一番……”可见当时的莎士比亚并不是甘于寂寞的人，他边做生意边和别人开玩笑，所以当时不少人都很喜欢和他在一起。
莎士比亚离开学校后，他的梦想是什么呢？目标有什么？
离校后的莎士比亚开始和弟弟吉尔伯特一起干过手套制作商的行当，但并没有像父亲一样真正去干这一行业。当时，约翰的生意萧条、前途暗淡，他不可能让自己的儿子再从事这没有前途的行业，但在当时，为了养家糊口，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先让儿子干这件事。威廉·莎士比亚裁过皮子，剪过三角片，送过制成品。但这对他来说是迫不得已的事，他从来没有认真去做，他在送货的路上还在做自己的梦。经商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当时，他已显露出一些在文学上的才气。他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来到河旁，写一些零碎的诗，以表达自己的感情。
在伊丽莎白时代，诗歌颇受人们青睐。一旦有人写出一首好诗，就会得到宫廷中大人物的赏识，于是就可能飞黄腾达，备受人们的注视。
莎士比亚生活在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这个时期在英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旧的、封建的、中世纪的生产方式正在迅速土崩瓦解，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原始积累的形式逐渐形成；贵族阶级正在分化，但新生的资产阶级还没有独立的地位；封建大贵族的权力和势力正在失去，割据状态已经消灭，一个统一的君主制国家正在形成；封建的、蒙昧的、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正在毁灭，资产阶级的、清醒的、世俗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场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爱国激情和人文主义文化的运动正弥漫全国；被残酷的“圈地运动”所打击的农民正在饥寒交迫之中，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这些就是莎士比亚生活时代的主要特征，这些社会现象制约和决定了莎士比亚的思想发展，对莎士比亚的理想、志愿也有一定的影响。进入青年时期的莎士比亚已初步有了自己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明确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性格。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拥护君主制，反对封建割据。这种思想在当时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流，因此，他作品的主题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成为他作品备受欢迎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思想在当时也可以说是积极要求进步的思想。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要求政治上的统一作为其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在当时，只有消灭封建割据，实现统一，才能满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工业和商业才能迅速发展起来。因此，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把反对封建诸侯的割据作为自己的政治任务。但是当时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必须向当时的国王寻求支持。
在这里我们看出莎士比亚的作品支持推动变革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资产阶级的愿望。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历史剧中。他的第一部历史剧《亨利六世》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对封建纠纷，肯定国家统一。在剧中，他一方面谴责了软弱无能以致对外战争失利，对内引起诸侯叛乱、人民起义的亨利六世；另一方面揭露了封建家庭之间的纷争所造成的混乱。作品中，莎士比亚对君主和诸侯都进行了谴责，但却表明了希望君主统一国家的愿望。这种肯定君主专制，反对诸侯叛乱的思想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作品中也得以用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出来。
社会政治问题一直是莎士比亚较关心的问题，这种关心是和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相联系的。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自由、平等，推崇所谓合乎自然的“个性”和“道德”。莎士比亚就是这样，在他的思想深处产生了主观思想的矛盾，一方面他想寻找合乎“道德”，合乎“理想”的君主，但实际上这样的君主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平民过“幸福”的生活。但实际上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社会充满极端的矛盾，社会问题非常突出，根本不能像人文主义者所幻想的那么富有诗意与和谐。
莎士比亚正是从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以人文主义的观点观察国家政治，理解君主问题的，在他的剧中赋予了亨利五世以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和君主以及君主政治相联系的是莎士比亚的人民群众的思想。作为资产阶级的作家，莎士比亚没有专门写过以劳动人民的命运和生活为主题的剧本，然而，他对一般民众的态度在他的作品中却可以体现出来。
莎士比亚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认识，所持的是资产阶级观点，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人民群众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莎士比亚认识到了，但他对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的理解还是肤浅的。
少年时期莎士比亚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他以后的作品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莎士比亚关于伦理道德的思想在其作品有更为深刻的影响。他的伦理道德思想主要是对爱情、家庭和金钱等问题的态度。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他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口号是个性、自由、平等，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肯定世俗幸福；反对封建包办的婚姻，肯定爱情的自由选择；反对封建等级观念，认为男女应当以互爱为条件。这就是人文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
少年时期的莎士比亚立志做一位诗人，这也是他的梦想。十几年来，他目睹了他的家庭的兴衰，从乡绅贵族伦落到家道中落。他深深地感到，要想使莎士比亚家族今后重振雄风，靠经商是很困难的，因此，他瞄准了文学，准备将写诗歌来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莎士比亚选择了这样的目标，在以后他的成长道路上就侧重于这方面的修养。少年时代有两部历史名著对他影响特别大，一部是拉菲尔·贺林希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另一部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伟人传》。
莎士比亚对贺林希德的作品颇有研究，贺林希德的《编年史》成为《亨利六世》、《理查三世》、《约翰王》等作品中所需历史事件的主要来源。
内容上的丝丝入扣，证明莎士比亚对贺林希德的作品曾专心研读过，也说明贺林希德的作品对他的戏剧创作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是他非常喜爱的作品。
莎士比亚最初开始写作是从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取材，然后进行叙事诗的写作。
其实莎士比亚开始写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写什么样的叙事诗，是一般的、滑稽的逗人一类的诗，还是什么样的诗。最后，他尝试了无韵诗体的写作，结果他成功地写出了十四行诗的剧作。
莎士比亚在离校后到伦敦的这段时间里，在格罗斯特郡当过家庭教师，并以此维持生计。在《理查二世》中，他对勃克雷城堡的描述十分精彩，这充分表明他对塞文河流域的乡村拥有第一手材料，所以读他的作品才会有身临其境之感。在做家庭教师的这段时间里，培养了莎士比亚对戏剧的感情，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研究剧本。他通过教授学生普劳图斯的剧本，逐渐熟悉戏剧；通过阅读贺林希德的作品，了解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国王的政策及人民的命运；在阅读英国编年史并考虑怎样把往事搬上舞台的时候，在自己身上培养了从国家着眼思考问题的能力。
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文法学校求学时，教师詹金斯决心使学生学好拉丁文，因此给学生讲授了奥维德的《变形记》。当学生们真正读懂的时候，不能不为罗马诗人的诗体故事所吸引。
在学校时，莎士比亚听教师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奥古斯都皇帝把奥维德流放到一个遥远的外省，最典雅的诗人的彬彬有礼同被迫身处其间的野蛮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莎士比亚的喜剧《皆大欢喜》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回响”。
伊丽莎白时代，演员这个职业并不被人重视，甚至被认为是地位低下的职业。莎士比亚对当演员也没有什么兴趣，主要原因还是莎士比亚认为当时的戏剧作品质量低劣，因此，戏剧对他来说前景并不是十分乐观，直到1587年莎士比亚23岁的时候，在斯特拉福市演出了克利斯托弗·马洛的《帖木儿大帝》一剧。这是诗歌领域的惊人之作，该剧以精心描绘的残暴以及抒情诗般的热情，使在场的观众为之倾倒，成为轰动一时的戏剧，在当时斯特拉福市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莎士比亚的戏剧要比普劳图斯的原剧复杂得多。我们从他的剧本中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的才思敏捷。和莎士比亚一起工作的朋友赫明和康德尔写道：“他文思如涌，下笔如神，意到笔到，以致我们很难在他的稿本上找出一处瑕疵。”
莎士比亚为剧本《托玛斯·莫尔爵士》一剧补写的3页稿子就能充分证明赫明和康德尔的话。这150行诗句没有一处涂改，修改也极少。我们从另一位艺术大师奥地利伟大作曲家莫扎特的一封信中可以了解莎士比亚的创作过程：
当我处在孤独的情况中，孑然一身而又心情甚佳，比如说在乘车旅行，饭后散步，或夜深人静尚未入睡之际——在这样的情境里，涌向我脑海的意象特别丰富，它们由何而来，如何出现，我也莫明其妙；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召唤它们。我把我喜爱的意象保存在记忆之中。别人曾经指出，我总习惯小声哼唱。要是我连续低声唱一阵，我马上就发觉，其中一部分我可加以利用，作成一盘好菜，也就是说，使它符合对位法的规则，给它配器等等。
这一切都使我的灵魂激动起来，要是没有人来打断的话，主题逐渐发展，越来越有条理，越来越明确。不管它长短如何，它总是完整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我一瞥就能把它尽收眼底，如同一幅美丽的画或一座优美的塑像。在我想像里，我听到的不是各个乐章先后相逐而来，而是各个乐章同时响彻我耳际。这是一种怎样的享受，简直难以用笔墨形容！我宛如在一场好梦中寻觅和创造。最惬人意的是听到各声部奏起乐曲。我用这一方式创作出来的东西是难以忘怀的，这大概是我应当为之感谢造物主赋予的一种出色的天赋。
当我着手记下我的意象，我从我的记忆的库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中取出通过上述方式原先值得存在其中的东西。所以，记得很快，因为，我已经说过，一切都成竹在胸；写下的东西同我想象中存在的东西极为相似。当我从事这一工作时，我可以暂时中断而毫无影响，因为，周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仍能够写作，甚至还可以同人絮絮叨叨地聊天。我的作品有它独特的形式和风格，使它们成为莫扎特的作品，而不同于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其原因大概与我的鼻子之所以正是莫扎特的鼻子，而不同于其他人的鼻子的原因相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设法也没有抱定宗旨要独树一帜。
创作过程的神速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一些著名的作家，把要写的故事经过自己深思熟虑之后，一提起笔来就跃然纸上。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天才的作家。
莎士比亚对奥维德十分崇拜，曾经学习过他的诗歌艺术。奥维德对古罗马人性的描写，叙事的精巧，人物的细节、性格描写，使莎士比亚大为惊叹。
都锋王朝时期的斯拉福镇是一个单调、沉闷、枯燥乏味的小镇，没有太多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事情，只有那些婴儿的洗礼、葬仪、婚礼，不做礼拜，折磨巫婆取乐，以及出现的传闻等等。除了上述这些事之外，就是戏剧班子唱戏了。
到市镇公所演出的戏班子，成为小镇的一大热闹景致。这些演出，莎士比亚大多都观看过，他们培养了莎士比亚对戏剧的兴趣。
莎士比亚还做过斯特拉福市律师事务所的书记员，这在他的作品中能够看出。他的剧作中涉及许多法律事务，也有关于法律的名词，还有一些事情也显示出他熟悉法律。年轻的莎士比亚是一个朝气蓬勃、精力过人的天才。年轻人的特点，使他难免有时作出冒失、轻率的事情，为此有些人对他耿耿于怀。
如果莎士比亚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那么戏剧未必能引起他的兴趣，他也就不会放弃正当的手套匠人的行业，而做演员了。但不管怎么说，莎士比亚还是当了演员。
莎士比亚译完《孪生兄弟》后，根据这个剧本，又写了《错误的喜剧》。在此剧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叙拉古与小亚细亚的古城以弗所互为仇敌。在以弗所境内发现叙拉古人均要处死，除非交一千马克赎金。叙拉古的一个商人伊勤不幸在以弗所被捕，他得到允许可以向公爵诉说自己为什么来到以弗所。他有一对孪生子，名字都叫安提福勒斯。他们有两个女仆也是孪生姐妹。在一次轮船遇难中，两个儿子及女仆失散了，他们就开始寻找，在走遍了许多地方后来到了以弗所。公爵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将死期宽限到晚上。其实他的儿子一直住在以弗所。付不出赎金的伊勤，依然被押赴刑场，结果他的儿子来救他。于是真相大白，全剧以喜剧告终。最后公爵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赦免了伊勤。
普劳图斯的原剧故事梗概就简单多了，一对相貌酷似兄弟的人，一个幼年走失，一个住在城里。由于他们的相貌极相似，便引出一连串的误会笑话。剧中人都卷入误会中，最后以兄弟见面后，一切误会消除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