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5年前后，莎士比亚背井离乡独自一人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斯特拉福小镇，来到了伦敦。当年的伦敦，并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个庞杂臃肿的大都会，只是一个扩大的村落，只比斯特拉福小镇稍微大了一点，尚未向西延伸。
当时，伦敦市当时城市居民达20万人，并不是所有的居民都住在城市里，而是已发展了许多与首都联系十分密切的郊区。但当时从法律上讲，伦敦指的仅仅是表面看的旧城区，伦敦当时享有相当独立的自主权。
伦敦四周围有城墙，城门外就是通向全国各地的大道，城外的有些居民不属于城市管辖的范围。
城市的街道很窄，铺着鹅卵石，满是污物脏水，路滑难行。一所所房子鳞次栉比地拥挤在一起，而且还有许多暗巷子。尿壶，从窗口往外倾倒。城里没有排水管道，弗利特河沟臭气冲天，令人作呕。一到雨季，这里的路更难走，由于没有排水管道，积水很难排除，所以空气相当不好。可是城区倒有些天然的清道夫——鸢鹰。这些神态雍容的鸟用破布和垃圾在枝杈间做巢，它们津津有味地见什么吃什么，把街上的污物清扫得干干净净。莎士比亚刚进城时，看到许多令人吃惊的现象。有一天，莎士比亚在街上走路，抬头一看，有几只鸢鹰在啄食法庭旁边尖桩上刚砍下来的人头，景象惨不忍睹，于是他快走几步，离开了这臭烘烘的是非之地。在这环境不好的城市，有时也能闻到清晨飘起的阵阵清香，可以看到双颊绯红的姑娘和出售刚摘下来的新鲜水芹的农民。
伦敦的居民以商人和手工业匠为主。这里有商店、工厂和贸易公司，这些贸易公司同英国船只所到的世界各地打交道，实际上就是一个办事处。这里还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交易所。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描绘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会面的场景时，他表现的并不是威尼斯的广场，而是伦敦的交易所。
城市的东部，有一座阴森可怕的石头城堡伦敦塔，是囚禁国事犯的监狱，也就是一些政治犯，被判处为国事犯的罪人就在这座监狱内被处死。
伦敦塔监狱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曾被多次提及。提起伦敦塔，在当时往往会使人想起国柄执掌者的凶残。根据理查三世的命令，他家族中的几个人都在这里被杀害。伊丽莎白女王的母亲也在这里身首异处。
处决罪犯的另一个地方是泰比伦丘陵。这里是将流浪汉、盗贼处于绞刑、砍掉四肢或杀头的场所。在处死罪犯时，大量的人群蜂拥而至。行刑后，这些罪人的人头被人用长矛挑起，放在伦敦桥上示众。
在伦敦，贵族和王室的人并不住在市内，城市以西、泰晤士北河左岸矗立着宫殿建筑群，这里有伊丽莎白女王居住的“白厅”，也居住着贵族王室。莎士比亚经常和其他演员一起来到这里为王宫贵族们演出。
在这座城市里，白天马路上马蹄嗒嗒，车声辚辚，商贩们在街道两旁摆起了阵势，讨价还价的声音不绝于耳。本来很拥挤的街道，让这些小贩们一占，就更显得拥挤不堪了。在马路上的人不时被推到路旁的水坑中去，于是人们在这拥挤的街道上你推我搡，有时还能听到几声不堪入耳的叫骂声。在这里，就连平时不爱说话的人，嗓门也变得大了起来，在平常人看来，好像每个人都是醉鬼似的，走起路来里倒外斜的。这里的人喜欢喝酒，有些人早晨起来后就喝点酒，可以无忧无虑地开始一天的劳动，中午吃饭时喝点酒可以解解疲劳，晚上喝点酒，作用更大了，可以保证晚上鼾声大作，安然入睡。上等人喝的是葡萄酒，一般市民喜欢喝酒性很烈的麦酒。
16世纪末的伦敦城大概是现在的伦敦市中心区，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商业区，散发着泰晤士河的臭味。泰晤士河是人们来往的交通要道。早在乔治时代，伦敦人就想在河上架桥，但因为当时技术还没有那么先进，困难很多。到了伊丽莎白时代，也只是建了一座不宽的桥，还是不能满足人们的交通需要。大部分人要想过去，还得渡船过河。船夫们吆喝着“朝东喽——”和“朝西喽——”，河上有时也有商船在做买卖。河的岸边有时还躲着罪犯，他们每日必须叫潮水冲刷3次，以洗脱他们所犯的罪行。伦敦桥的桥头上，有时还能看到悬挂着的人头。
伦敦虽说有许多可憎之外，但仍有无数的荣耀，似乎足以使它成为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它是真正的京城，不是欧洲边远的穷乡僻壤。泰晤士河流入欧洲的江河，而欧洲的江河又流入泰晤士河。伦敦不仅是新教英国的首都，而且是整个新教世界的首府。
雄伟壮丽的圣保罗教堂是伦敦人生活的中心之一。巨大宏伟的教堂是伦敦最出色的建筑物，这也成为伦敦人引以为豪的地方。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支起一个架，上面放着《圣经》的英文译本。那些善男信女们可以来到这里听朗诵圣经的故事。
这里不仅是诵经祈祷的场所，也是朋友约会、商人们寻找主顾的场所，各式各样的买卖就在这里成交。教堂附近有一块地方是伦敦纨绔子弟聚会的场所，花花公子常常模仿意大利人，穿戴着各种时髦服装到这里炫耀。穷苦的年轻人，为了寻找显贵而慷慨的庇护人，也到这里厮混。
教堂不远处，还有一个印刷中心，伦敦市所有的书几乎都是在这里印刷的。当时，印刷机的质量也算可以。这里印刷最多的是自然科学类、文学类和其他宗教类图书。印刷中心旁边的街道就成了书的海洋，这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图书，除了传奇小说、剧本之外，还有生活类的如怎样种花、怎样做菜、怎样纺织等实用性较强的书。因为这里卖的书较齐全，所以吸引了不少人络绎不绝地来这里买书或看书。
伦敦当时没有报纸，但是所有的被称作新闻的事件都能在出版物上反映出来。当时，能够反应这些的出版物是一种叫做“街头叙事诗”的印刷品。印刷的版面不大，除印有版画外，还有大量的文字。这些诗作主要反映战争、火灾和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稍微有点故事，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事件，也都被作为叙事诗的素材，被人利用。为此，做这种生意的人有时也会发一笔，因为一旦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这种叙事诗就会成为人们的抢手货。这种叙事诗的卖法也很特别，作者或卖者先将这些诗谱成曲之后，当街在人群前表演一番。如果有人有兴趣，想详细知道那方面的内容，就只有买一本这种叙事诗以观其详了。
伦敦没有大学，但有几所学校也是知识的发祥地。伦敦有被称做考特法学协会的最高法律学校，法律学校的学生都是戏剧迷。
伦敦人还都是音乐迷。贵族拥有家庭乐队，歌手在街头招徕顾客，在旅馆的院子里、大街上卖唱，吸引大批听众。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不但以戏剧和诗歌著称，而且还出现了有特色的音乐。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是威廉·贝尔特。
戏剧在伦敦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最卖座的演出就成为这些叙事诗的主题。流传下来的有叙事诗《李尔王和他的三个女儿》、《威尼斯的高利贷者戈尔努特》，以及另一些摹写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们剧本情节的诗作。
伦敦的旧城仍然是清教资产者的天地，城外则是酒鬼和色鬼吃喝玩乐的地方。这里可以听到醉汉的歌声和吆喝声，妇女的呻吟声。莎士比亚在作品中也反映了这一现实。
伦敦的街头充斥着不法之徒，人人都得小心翼翼。走在街头，经常能看到身上佩戴武器的人。街道上无所谓的争吵往往会导致兵刃相见的局面。
尽管这样，伦敦还是一座有文化教养的城市，这里居住着许多医生、法学家、外国语专家等。
1587年，正值西班牙对伦敦的威胁日益加剧之时，莎士比亚在伦敦刚刚安顿下来。虽然人们早已有所准备，但听说要发生战争，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恐慌。
1587年女王及她的谋臣们普遍感到这场战争将要降临，他们也深深懂得，西班牙的入侵意味着什么。英国对此可以说是不堪一击的，这是由于英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无法和当时的西班牙相对峙。英国当时财政可以说是捉襟见肘，不能再靠掠夺寺院和没收征用土地筹款，也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靠向有钱人借款来实现，而且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不光是战争，其他方面如正常的开支也需要钱，所以战争对英国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西班牙入侵英国到1588年才变为现实。
西班牙人建立了一支适于在地中海平静海面上作战的舰队，但到了他们想称霸的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则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而英国的舰队则船身小，速度快，早在亨利八世时就配有了舷炮，作战全仗水兵。
这一年里莎士比亚正在伦敦，他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他未来观众的脾胃以及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在理论上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实践中却充分鼓励个人进取精神。虽然当时英国相对弱小，但当时英国人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所以夺取了战争的胜利。莎士比亚目睹了这一切，他要用一种民间的艺术形式表现英国人民英勇奋战的精神。在当时，戏剧这种形式是最容易使人们接受的，而又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莎士比亚刚到伦敦就有了这个念头，要用自己的笔去描写战争，描写英国人民英勇无敌的战斗精神。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锻炼了英国人民，经过战争后的英国，已经不再懦弱，而是勇敢地站了起来。是战争培养造就了莎士比亚，同时也是战争激励他拿起笔去讴歌那些为战争而死去的人民。
莎士比亚初来伦敦时，伦敦有4座建筑供演出用。两家位于城市的东北，出主教门，在城外步行15分钟就能到达其中一家叫做“花坛”的剧院，步行20分钟可以到达另一家剧院，这是1576年就已修成的建筑。剧院的修建者和所有者是詹姆士·伯比奇，莎士比亚很快就在这里开始了工作。
另外两座剧院坐落在泰晤士河的南岸，这一带当时不属于伦敦城。
走过伦敦大桥1.5公里左右，有一家1850年前后修建的剧院。另一家剧院也在附近，这家剧院名叫“玫瑰”剧院，是生意人腓力普·亨斯洛1587年修建的。
莎士比亚对这些剧院都非常熟悉。
莎士比亚刚来伦敦时，就在剧院里找个差事，主要是干剧院里没有人干，最下等的活，如打杂、喂马、遛马、扫地等。刚开始时，他为顾客遛马。一些远道而来的达官贵人经常骑着自己的高头大马来看戏。他们把马放到外边又不放心，所以只好在进去看戏前把马交给人看管，遛一遛，等戏演完之后，就可以安全地骑马回去了。莎士比亚就是干这种活的。莎士比亚是一个头脑灵活，勤快能干的人，干这种活又精明又细心，所以常能得到客人的夸奖，得到顾客的信任。因此，在这个剧院门口，几乎成了莎士比亚的世界，只要有他在场，别的孩子就没有生意做。有时，剧院里演好戏，来看的人就会多起来，这时，莎士比亚就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他就雇一些孩子在他的监督下遛马，他还成了这里的“小老板”。
莎士比亚不光做遛马这件事，等戏开演后，看客已基本来得差不多了，他就进里边去做别的事情。在他进去之后，外边的小孩子看到客人再来时，就主动介绍说我是莎士比亚手下的，这样客人就会主动把马交给他们。莎士比亚在剧院门口的威信很高，这些举目无亲的孩子，在这里只有靠干力气活养活自己，所以莎士比亚对这些和自己差不多的孩子也特别照顾。
莎士比亚在门口的工作得到了客人们的赏识，这件事传到老板的耳朵里，所以在剧团演出忙的时候，就经常叫他帮助干些杂活之类的事。开始他做过一阵招呼演员按时登场的传呼工作。后来，有些演员听他说话做事还有一套，头脑灵活，口齿伶俐，便介绍他上台跑跑龙套，有时帮助演员提提台词，这些工作使莎士比亚的表演才能初露端倪。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出，人们发现他在舞台动作和念台词方面的基本功都不错，于是逐渐地让他扮演一些较重要的角色，有时还把改编剧本的任务交给他。经过他改编的剧本，语言也特别通顺，口语化特点较强。有些演员拿到剧本后，主动找莎士比亚，让他给改改。改编后的剧本，在渲染、感染力方面都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样，莎士比亚在剧团里的地位一步步升高，逐渐走上了艺术创作的道路。
作为演员的莎士比亚，扮演过《哈姆莱特》中国王的鬼魂，《皆大欢喜》中的老仆人亚当和一些剧里的国王，在本·琼生的喜剧《人各有癖》中扮演过角色。这说明莎士比亚的演员生涯也在一步步地上台阶，由最初的普通演员成为当时的主要演员，成为当时演艺圈里的“大腕”。我们从剧院门口贴出的广告中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在剧团中的地位，一般把他和理查·伯贝奇说成是“内务大臣剧团”的双星。在演出的广告中，他的名字排在最前面，而理查·伯贝奇排在第二。这除了他高超的演技之外，也有改写和创作剧本的原因。
当时，剧团没有固定的剧场，他们要想演出，得租赁剧场。剧团一般也不大，只有6至8名演员，他们是剧团股东，并扮演剧中主要角色。此外，剧团还雇用一些演员跑龙套。剧团只有在伦敦演出时才有这样庞大的阵容，当在其他城市巡回演出时，就得裁人，只留下一些主要演员。
演员作为一种固定的职业并得到社会的承认，是在16世纪才出现的。中世纪时，市政厅对演员这个职业并不想接受，他们认为演员这个职业是罪恶的，是不正经的。当时的社会制度要求每个人都有一个职业，没有职业的被视为流浪汉，而流浪汉是要受到定罪处罚的。所以当时从事表演的人要想保住自己的职业，必须在达官贵人之间找到能够庇护自己的人，或成为某个达官贵人的仆从，这样他的职业就合法化了。有时，他们还像仆人一样，得到一份微薄的工资，因而此剧团通常被称作“王家供奉”、“赖斯特伯爵供奉”、“宫内大臣供奉”等等。刚来伦敦时，莎士比亚就在这样的剧团里当过演员。
莎士比亚，一个由乡下进城的青年，为了能站住脚，有所作为，使自己能够在演艺圈里受到尊重，有所发展，只有靠自己的勤奋工作。在当演员的时间里，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不敢像别人那样行为放荡，生活随便。他从不贪权好色，而是刻苦学习，仔细观察人生与社会。
莎士比亚在剧院里一面勤学演戏的本领，一面打杂。他还利用工作余暇去观摩其他剧团的演出，海军大臣剧团的悲剧名演员亚玲主演的《马洛的悲剧》曾深深地感动过他，对他后来的历史剧、悲剧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588年前后，莎士比亚开始为剧团改编旧剧本和修改其他剧作家的剧本。当时剧院几乎每天都要更换剧目，受欢迎的戏隔一定时间就要重演，最多的3年之内重演30多次，不受欢迎的戏常常只公演1次便被取消，因此当时剧团需要大量的剧本，以满足演出的需要。
1590年，莎士比亚开始从事戏剧创作，他当时并没有担当英国戏剧的主角。16世纪初开始，戏剧体裁就逐步得到了改造，16世纪中叶，一批古代戏剧，主要以古罗马戏剧为典范写成的悲喜剧问世了。
16世纪下半叶在英国舞台演出的那一类剧本中，莎士比亚有一个仿制品是悲剧《贡扎古之死》，另一个是关于年轻的皮拉摩斯及其爱人提斯柏的冗长的短戏，非常悲哀的趣剧，这是喜剧《仲夏夜之梦》的戏中戏。
和莎士比亚生活在同一时代而又先他步入剧坛的是“大学才子派”的戏剧家群体。“大学才子派”指的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有着非凡的艺术才华的戏剧家，他们主要包括约翰·李利、罗伯特·格林、乔治·皮尔、托马斯·洛基、托马斯·纳施、克里斯托弗·马洛和托马斯·基德7位作家。从16世纪70年代起，他们依次毕业于名牌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的称号，唯有基德没有进过大学。
这些剧作家赋予土生土长的插剧和编年史剧以戏剧的形式，使之具有较强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诗歌，以此把他们改造成真正的戏剧，从而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观看。“大学才子派”的主要功绩在于他们将诗歌、激情和学院培养这三种力量结合起来，经莎士比亚的天才表演，以一个易于掌握的、恰当的手法来表现艺术。在喜剧方面，李利创造了“高级喜剧”的新形式，格林又进一步完善了喜剧的技巧；在悲剧方面，马洛追求对中心人物的表现，基德则注意悲剧情节的构造；在戏剧语言方面，李利、马洛都各有千秋。正因为有这些大学才子们的贡献，才使莎士比亚能够博采众长，在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戏剧的一些场景、人物和情节上，莎士比亚从大学才子们的剧作中得到启发。比如在马洛的悲剧《马耳他的犹太人》中，犹太富商巴拉巴斯之女阿比美尔爱上了基督徒马西亚斯；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参照这一情节，编排了杰西卡与罗兰佐恋爱并弃父私奔的一段故事。
在戏剧的语言方面，是莎士比亚从“大学才子派”受益最多。莎士比亚文采飞扬的语言风格成为今天脍炙人口的警句。莎士比亚不但精心学习大学才子们的遣词造句的本领，有时还直接拿过他们的诗句为己所用。
“大学才子派”中对莎士比亚影响最大的，要数莎士比亚的同龄人克里斯托夫·马洛（1564～1593）。他是坎特伯雷一个鞋匠的儿子，在莎士比亚结束学业的时候，马洛进剑桥大学；当莎士比亚和安妮热恋的时候，他正专心致志地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神学以及大学里的其他学问；当莎士比亚拥有3个孩子的时候，马洛经过考试，取得了艺术的学士学位，1587年取得硕士学位。莎士比亚和马洛同时到达伦敦，当莎士比亚在剧院当演员的时候，马洛已经进行戏剧改革了。
1587年马洛的悲剧《帖木儿》搬上舞台，剧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他又写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马耳他岛的犹太人》、《爱德华二世》、《巴黎的大屠杀》等。
马洛是一个具有非凡天才的诗人，他把诗引入了戏剧，他的剧中人物的语言用无韵诗构成，语句精炼，这种诗体在英国文艺复兴中得到巩固。
莎士比亚非常欣赏马洛的剧本，他还曾经亲自演过他的剧本。在演出时，他深深地被马洛的剧本所吸引。他非常熟悉马洛的剧本，熟悉他的诗。马洛的作品取材广泛，特别是从那些非凡的主人公中可以看出他的壮志豪情。他所描写的巨大的激情，强烈的权欲，热切统治全世界的妄想以及极端的奸诈，使得莎士比亚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很自然地模仿了马洛的风格。
“大学才子”派中还有托马斯·基德（1558～1594）。他比莎士比亚和马洛年长8岁，曾在伦敦最出色的学校求学，但为了谋生，没有读完大学，不得不找了一份工作。《帖木儿》问世一年后，伦敦舞台上演了基德的《西班牙悲剧》，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能那样久演不衰的剧目，当时在伦敦实属罕见。又过一年，伦敦又上演了他的另一复仇悲剧《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后来曾据此改写成同名的著名悲剧。
“大学才子”派的首领是罗伯特·格林（1558～1592）。他曾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格林看到在演员中有人能写剧本，他感到这是对他们职业作家的挑战和威胁，他对这位初露锋芒的无名之辈的非凡才华，产生了嫉妒之心。当他卧病在床的时候，警告其他大学才子马洛、纳施、洛基等人：“是的，不要相信他们（指演员们），因为其中有一只用我们的羽毛装饰自己的、想出风头的乌鸦，他的虎狼之心裹上了演员的外皮。他认为自己同你们之中的佼佼者一样，能写得一手素体诗，是一个绝对的天才，他自以为是国内唯一的场面震撼者。”
格林死后，文人亨利·切特尔出版了一本攻击莎士比亚的小册子，即《不名一文的才子》。但由于莎士比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后来他又向莎士比亚道歉。
“大学才子”中还有一位是约翰·李利。他也毕业于剑桥大学，决心献身文学。他的处女作是传奇《尤弗伊斯》，李利写作传奇和剧本所采用的风格后来就被称为“尤弗伊斯体”。
莎士比亚创作上的成功，还与青年贵族骚桑顿伯爵的支持分不开，这对莎士比亚的一生有重要的影响。骚桑顿伯爵是莎士比亚的朋友和保护人，他们的交情很深。在莎士比亚危难之时，都是骚桑顿伯爵向他伸出友谊之手，帮他渡过难关。1592年至1594年伦敦曾流行一场大瘟疫，整个城市死掉1/4人口。骚桑顿把莎士比亚带到自己家中，莎士比亚就是在他的家里写出了喜剧《爱的徒劳》。莎士比亚避免了这场灾难，所以永远不会忘记骚桑顿对他的帮助。莎士比亚与骚桑顿的交往，对他从事戏剧创作有很大的帮助。随着他们交往的增多，莎士比亚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走进伦敦上层文化圈里，对上流社会的观察与了解，扩大了他的人生视野，懂得了更多的人情世故，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莎士比亚从事戏剧制作时，是在海军大臣剧团。1594年以后，他成了内务大臣剧团的固定成员，而且成为剧团的骨干。1599年建成了伦敦最大的“环球”剧团，并邀请莎士比亚等9名演员当股东。莎士比亚名列第二，他既是演员又是股东。由于莎剧的巨大魅力，环球剧院逐渐成为当时最大的剧团。他们还经常被请到宫中表演，有此外国游客也喜欢看他们的演出。
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位后，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更加得宠。1603年5月19日，一道敕令，特准“弗莱彻，莎士比亚、伯贝奇……及其同仁，自由地排戏”。这样，内务大臣剧团变成了王家剧团。
至此，莎士比亚在伦敦社会和剧坛上，可以说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