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的棉军装我穿着仍然嫌大，衣服长及膝盖，班长那时才刚18岁，他居然大胆地抄起剪刀针线把我的棉衣裤按身材给改小了，让我穿着正合适。
1949年上学期，基本没上什么课，许多任课老师，尤其是外地来的老师都陆续离开了。南岳镇仍然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巨大变革来临的迹象。国师、商专、省立一中都迁往省城长沙了，五四中学、南华女中都停办了，南岳一时好像少了很多人。
我们学校好多课都停了，级任老师的“公民”课停得最早，他在春天就离开南岳了。我们有课就上，没课就玩，沈民则坚持听学校摇铃老头的铃声作息。摇铃的老头是沈民之外唯一坚持岗位的人，不管有人没人，不管上课不上课，不管星期天还是平日，他总是从清晨到放学，上课、下课、吃饭、休息，按时摇铃，从不间断，一次不少一次不多地摇铃。
沈民凡听到上课铃，不管有没有老师，必定端坐座位或听课或在石板上演算他的三角、几何、代数，从不间断。我总想邀沈民出去玩，他总是岿然不动，非要等到下午放学前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他才收拾好课本用具背着书包走出教室和我一起玩玩陀螺、弹弓，但时间掌控得很准，一到放学铃响了，他就急着往家走，他牵挂着妹妹和给家里做晚饭。
教我们国文的是个姓刘的女老师，长沙来的，她很精神，白净净的总是带着笑，只有她坚持按时上课。有次她上课快结束时突然讲起我们不懂的事来，她说：“你们都不是清算对象，你们还小，你们与这两个字无关。”几年以后我才清楚“清算”的含义，她说的并不准确。刘老师还利用我们空课的时候教我们唱歌：
山那边好地方
穷人富人都一样
你要吃饭得做工
没人为你做牛羊……
许多年以后，我在长沙青少年宫，又遇见了刘老师，她的确在做工。
何吉何玫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有人说她们一家去了香港，又有人说她们去了广东。我们年级还走了许多同学，刘老师上课时还剩不到一半人。我在沈民影响下坚持和他一起听课，没有老师上课时，他看我无所事事，常教我一些数学知识，如线、面、点、直线、曲线、抛物线、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等等。
好容易放暑假了，那年暑假特别热。从我家走到沈民家需二十多分钟，天太热我懒得走，而且母亲说会有兵来，要我不要乱跑，我不知道是什么兵。父亲不常回家，听说他在长沙办什么大事，好像与“有兵来”很有关系。我每天就在家里，哪里也不去了。
我家前面小溪边有三棵枣树，长着浓浓的树叶，我常爬到叶丛中躲阴，摘食那快熟的小枣，热了就溜下树在小溪中泡泡水。
放暑假后没多久，听说省城长沙解放了，那几天几乎天天从早到晚都有学生在街上游行，欢呼解放。
这时候已进入南岳最热闹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南岳朝圣已经开始，香客逐渐增多。满大街和大庙里都是身着黑衣，头上和腰间扎着红布，脚上蹬着草鞋的香客队伍，高唱着南岳朝圣歌“南咧岳，圣帝哟，朝啊圣帝哟……”歌声高亢，悠扬，很远都能听到。
香客们一边唱一边手捧香案跪拜，有三步一拜的，有九步一叩的，极其虔诚。队伍中常夹着手举小旗高喊迎接解放、欢迎解放军口号的学生，我和沈民也常跟在其尾摇旗呐喊。
我和沈民约定，在这特殊时期，我们互相以口哨相约，我们俩都会把手指塞在嘴里吹口哨，声音能传很远。约定一声长口哨是立即出动，几声短口哨是有事相邀。
父亲临走时规定我暑假必须每天写100个毛笔大字，他给了我一本“曹全碑”字帖，对着抄，要求写出来的字与碑帖上的字越像越好。母亲每天都督促我写，并警告我，父亲回来后是要交差的，否则父亲是不会饶了我的。
有天我正在家里写毛笔字，我正写着，突然听见一声长口哨，我扔下毛笔就往外跑。沈民站在我家小溪上的独木桥那头，我远远就问：“什么事？”“看解放军去，来了好多解放军。”我不知道解放军是什么样子，一听说解放军来了，我跟着沈民就沿着榕园前的马路向汽车站跑。还没跑到车站马路边，远远地就听见学生们吹喇叭和打洋鼓的声音，路边站了很多人。
我们向人群前挤，看到大部队的战士背着背包，长枪横在背包上，短枪挂在胸前，满脸流着汗大步向前走，一个个满面笑容地向路边百姓们招手。队伍从衡山那边来，向衡阳走去。
吹喇叭打洋鼓的岳云中学学生们高喊着口号：“热烈欢迎解放军解放南岳”、“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学生们举着小旗，看见我和沈民挤过来，也给我们一人一个小旗，我们也跟着他们喊口号。
部队走过之后，小镇又安静了。我和沈民对这支部队的和蔼可亲、热情有礼深表喜爱，与原先见过的部队截然不同。沈民说：“共产党的部队比国民党的部队活泛多了。”“活泛”是湖南话，是活泼可亲的意思，沈民现在也学着说湖南话了，只是用意不尽贴切。
我顺着南街向北街回家，沿街许多人聚在一起议论着刚经过的部队，言语中都有称赞之意。
又过了十来天，八月底了，又是沈民来叫我，说又来了许多解放军，用好多大马拖着好大的大炮，我们一起跑去看。从衡山方向来了许多炮兵，沿着马路向衡阳方向去。我数了一下，居然是八匹马拉一门大炮，那炮的轮子比我还高，大炮用帆布包裹着，除了大炮还有用四匹马拖一个四个轮子的大箱子，沈民说那一定是炮弹。
太威风了，我和沈民跟着炮车一边跑，一边和战士们搭讪。士兵们很和气，他们说的不是本地话，他们叫我和沈民“小嘎”，还问我们敢不敢骑马？一个小士兵年纪好像不比我们大多少，个子却比我高一个头，圆圆的脸，胖乎乎的，他搂着我和沈民，边走边带我们唱一首歌：
长长的行列
高唱着战歌
一步步地走着
一步步地走
叮叮咯郎咯郎
战马在叫，战士在笑……
我们一直走过汽车站好远，沈民说他得回去照顾妹妹了，他对小士兵说了句“谢谢你，再见”，转身急匆匆地跑了。我虽然舍不得离开这支行进的部队，心里特别激动，但平日里从未走这么远，也只好和小战士告别，返身追赶沈民去了。
待我回到镇上时，发现镇上已有许多解放军，还听说刚才向衡阳方向去的炮兵团部就借住在我们学校旁边的民房里，这个团就扎在南岳镇周边。
他们不像国民党的部队住在庙里，而是租借百姓民房住。我看见过他们在东操坪擦炮，几个战士迅速脱掉炮衣，由另几个战士熟练地操起一长长的木棍，将木棍缠着布的那端插进炮膛，喊一声“走”就同时将木棍推向炮膛，再喊一声“退”又一齐拉出木棍，反复好几次，然后各人拿着一块布擦拭炮身。那炮口好大，我估计我的头都可钻进去。
快开学了，可学校只有几个老师，没一点开学的动静，我和沈民天天去学校看看，我们盼着快点开学，因为开学我们就是六年级了。
有天还没到学校就听见从学校礼堂传出乐器演奏声，我们撒腿向礼堂跑，看见台上好多士兵，吹着各种形状不同的铜号，还有二胡、提琴。台下有士兵在跳舞、唱歌，旁边已经围了许多同学在看热闹。
我和沈民来得迟，只能挤在后面看。我看见刘老师在和一个高个子军人说什么，刘老师一会点头一会笑。她又转身和一个学生说什么，然后又转身环视着周围的学生，那个同学像是指着我，刘老师顺着他的手好像看见了我。她向我这边走来，远远地就喊：“牛崽，过来！”我疑惑地走过去。刘老师牵着我走到刚才和她说话的军人面前说：“就是他，你看怎么样？”
那个高个子军人俯身问我：“小同志，你是牛崽吗？”他叫我“同志”，我一时觉得自己身份不一样了。我知道“同志”的意义，我们每天早朝时都要背诵中山先生的遗嘱，有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同志”两字可不是一般称呼，它是革命者的代名词，我立即觉得“牛崽”的称呼不太相称。尽管这称呼不知怎么就成了我的名字了，但我还是郑重其事地回答他：“我叫刘才，刘备的刘，才能的才。”
“啊，对对，刘才同志，你好。”我想他肯定是想要我做什么，我迅速把有碍身份的弹弓塞进口袋，认真地对他说：“说吧，要我做什么？”
“你演过戏吗？”我说“演过”。我确实演过，四年级时学校美术老师领着同学排演了《深山找宝》，我是主演，我为此还将姐姐收藏的一个漂亮精致的雪茄烟盒偷来借给了美术老师作宝盒道具，后来在我坚持下才得以归还姐姐。
他问我：“你念几年级？”我说：“五年级，开学就是六年级了。”“你几岁了？”“我属牛，下个月满12岁。”“刘才同志，你知道吗，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们部队又打了许多大胜仗，我们要排练一场节目，到部队去慰问演出，你愿意参加吗？”
这可是个好玩的事，我立即想到要是沈民一起参加那更好玩了。我问：“就我一个人吗？”他说：“我们暂时只需要你一个人。”
我考虑了一下回答说：“好吧！”我又想我该回去告诉妈妈一声，说，“我回去吃了中午饭下午再来好吗？”他说：“就在我们这里吃吧，住在我们这里也可以，我们晚上也要排练。”这不就是说我是解放军了？可以天天和他们在一起，而且还可以唱歌、跳舞、演戏，这是多好的事啊，我啥也不考虑，立马答应：“好。”
后来我才知道，这支部队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炮一师”。
炮一师有三个团，每个团都有一个宣传队。这个团宣传队有四十多人，包括三位女战士，住在东街桥西南角一栋两层木结构的房子里。
这栋房子三开间，楼上楼下一样，中间是堂屋，两边各一间房。宣传队四个班，每班住一间房，堂屋就是排练室，女兵和房东一起住在后院。一班是军乐，三班是弦乐，二班和四班是演艺班，我暂时编在二班。
二班长姓沙，17岁，脸尖尖的，两个腮帮子总是红红的，他是回族，每逢吃猪肉时炊事班就给他炒两个鸡蛋。他总是忙前忙后，组织排演节目。总导演是张队长，就是那个高个子军人，他22岁。年纪最大的是三班拉中提琴的“张老头”，他28岁了，其他战士都是十几岁，也就是比我大四五岁。
我的任务是参加排演一个小歌剧，这个小歌剧说的是一家农民积极支援解放军南下的故事。我演这个家庭的小儿子，三班长演父亲，四班的一个女兵小赵演母亲，我同班的小朴演我哥哥。
小朴16岁，他参军已经两年多了，1947年在牡丹江参军，朝鲜族，他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班长对他说：“小朴，刘才同志交给你了，好好照顾他，他是老百姓，可别有闪失！”小朴立正大声说：“是！”
我一听我是老百姓，不是兵啊，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像矮了一截。我学着小朴的姿势立正，右手举到头上向班长敬礼，大声说：“我也要当兵。”小朴立即纠正说：“我们解放军叫参军。”我立即改口：“我要参军。”
班长笑了，说：“行，可是你太小了，过几年长大些再说吧。”“不，我就要参军。”小朴说：“别闹了，现在多紧张呀，演出任务重要，要参军也得演完节目、建国以后呀。好好表现，只要你表现好了还怕参不了军？”
从此，整个排节目和国庆演出我都特别认真。
国庆前师宣传队来我们团演出了歌剧《刘胡兰》，47军文工团也来慰问演出了歌剧《赤叶河》。我们团宣传队节目由很多小节目组成，我只是在其中小歌剧里扮演小儿子一个角色。小朴还有一个秧歌舞和一个腰鼓舞节目。我们宣传队女战士少，小朴和另外两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小林、小袁三个人装扮成女角，化了妆之后，他们还真像女孩。
9月底开始，我们就下连队慰问演出了，常常就在大炮旁边，战士们席地而坐，我们就开始演出。连里战士们特别欢迎我，演出前后“小嘎”、“牛崽唱一个”、“跳一个”叫声不迭，有的战士搂着我就亲。
最后一次演出是在岳云中学操场上，已经国庆后了。岳云中学操场很大，靠南边新建了一栋灰砖两层楼，中南军政大学一大队就在这栋楼里。
他们都是刚参军的学生，为了迎接我们演出，他们在操场的北头搭了个舞台，晚上演出时挂了好几盏煤气灯，照得通亮，观众主要是军大和岳云中学的学生，附近的群众也来了，人特多。
操场东边小溪那边就是我家，母亲带着姐姐、弟弟也来看演出了。这次我演得特别认真，在戏中父亲支前牺牲的高潮处，我真的哭出来了，台词都是在哭泣中说出来的，给观众很大的感染。母亲和姐姐也说我演得好，感动得她们也流泪了。
演出完之后，我受到了军大和岳云学生们的极大赞扬，下场后小朴高兴得抱着我直跳。也正是这次演出，母亲说我长进了，说这两个月我好像长大了，她同意我参军了。后来我找张队长要求参军，他问我：“你家同意吗？”我说：“同意了。”小朴也证明说：“他妈同意他参军了。”队长还是有些犹豫：“小不点，你行吗？部队还要向前进，要去解放台湾呢，我们宣传队不光演演戏，打起仗来要作一线宣传鼓动的。”
这些我知道，我听小朴说过他们在东北战场和南下各次战役中的许多故事，我也向往着那些战斗生活，我大声说：“我行，我行，打太原时，小朴还没满14岁呢，我一样能行。”
队长说：“可你现在才刚满12岁啊，让我们再研究一下吧。”大概是小朴原来说的“好好表现，只要表现好了还怕参不了军”起了作用，没两天，班长通知我，同意我参军了。
11月初，部队换冬装，我也发了一套新棉衣，因为是新兵，还发给了我一床棉被、衬衣衬裤、绑腿、毛巾、水杯、碗勺、牙膏牙刷，还有一双前面是个八字形分叉的厚底布鞋和布袜。
小号的棉军装我穿着仍然嫌大，衣服长及膝盖，班长那时还不满18岁，他居然大胆地抄起剪刀针线把我的棉衣裤按身材给改小了，让我穿着正合适。
小朴教我打绑腿，他说打了绑脚行军不怕走长路，能防血管胀。他还说两副绑腿中短的那副是衬腿，是缠在小腿肚以下用的，“咱八路的绑腿，下面一定要罩住半个踝骨，防止行军、跑步鞋打踝骨，上面要缠到膝盖骨下沿，打完以后上下就一般粗了。那种下面细上面粗的绑腿，一看就知道是国民党兵，他们只有一副绑腿，没有衬腿。”
我参军以后，沈民一个人好孤单，他也很想参军，就是离不开母亲和妹妹，他对家庭的责任心很强。张姨看出了他的心事，特别是看了《刘胡兰》、《赤叶河》和我们宣传队的演出后，张姨也鼓励他参军了。
正好这时我们宣传队从长沙买回了几件新铜管乐器，我立即告诉沈民，我陪沈民一起去找了张队长。沈民虽然只比我大一岁，可个子比我高了半个头，队长一见他就喜欢上了，马上就同意他参军了。
他参军比我容易多了。他被安排在一班，第二天就发了军装，还发给他一把崭新的铜管号“巴立顿”，沈民可神气了，他比我像兵。
1950年元旦刚过，一天早上刚起床，团政治部通讯员小陈来宣传队，通知小朴立即去政治部报到。大家都感到奇怪，为什么独独叫他一人。去了不到一小时他就回来了，大家都围着问他什么事。他对班长说：“我调走了。”班长问他调哪里，他说：“全团所有朝鲜族的战士明天全部到师里集中。”小朴虽然脸上带着他特有的微笑，可是眼里却噙着泪。
沙班长搂着他：“去吧，咱是军人，要服从命令，肯定是有任务需要我们。”
我见过小朴笔记本中夹着的几张照片，有一张是他和沙班长、小杜三个人的合照“东北解放纪念”，他们三人是一起在牡丹江参军的，小杜在一班吹长号。
班长转身从被包里拿出一本新笔记本送给他作纪念，那个年代送笔记本是很时兴和珍贵的礼品，班长在第一页上写着：“小朴，革命到底！沙洋1950年元月。”
其他班的同志闻讯都挤到我们班来了，小朴让大家轮流在本子上签字留念。有人说：“肯定是朝鲜要打仗了，小朴他们是去支援。”又有人说：“部队离得远，又是外国，以后很难见面了。”我舍不得小朴，我参军几个月，都是他带着我，吃饭、睡觉都是他护着我，还有他那永远的微笑……
第二天一早，下着小雨，我回家了一趟，我赶回部队时，见学校操场上有许多人，我跑过去挤在礼堂门口的人堆里。操场上站着一队背着背包的战士，小朴个子矮，站在队伍最后，他仍然是笑眯眯地向我们招手，我跑过去和小朴告别，我问：“到底到哪去？怎么宣传队就你一个人？”
小朴说：“到朝鲜去，宣传队就我一个人是朝鲜族。”我说：“朝鲜我知道，常识课里讲过，在我国东北边上，清朝时袁世凯在那里领过兵，还和日本鬼子打过仗。”
小朴说：“对，你还行嘛。我们朝鲜族战士都转去朝鲜人民军当兵。”他又说，“同志们都给我留了纪念，你也留给我一句话吧。”我接过他的笔记本，看到同志们都签了字，我也接在后面一页写上：“小朴，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永远记着你。你的战友刘才”。
我问小朴：“你不能不走吗？”小朴说：“我们都是军人，军人要服从命令。”这时张队长在后面叫我：“牛崽，过来！别干扰队伍！”小朴说：“牛崽，好好干，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快去，队长叫你了。”
我恋恋不舍地向队长那边走去，宣传队的同志都在那里，军乐队奏起了解放军进行曲，只听得一声口命，队伍出发了。小朴走在最后，在经过宣传队同志们面前时，他举起了手，好像在说：“同志们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