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南宁市位于西江（郁江）的左右在船民中还流行一个关子船艘蓬甲来历的传说，以前人们以皮筏，竹木排，独木舟作为水上运输工具，都没有蓬盖。后来遇上大荒年，官家还加紧压榨，民不聊生，纷纷起来造反。由于受到官兵的武力镇压，造反的百姓退到水上，用坚硬的竹皮织成蓬挡甲，以抵挡官兵的乱箭，又可遮阳避风雨。自此以后，船艘上始有蓬甲。这则故事也正是邕江运输业变迁的反映。
（三）由盛转衰的渔捞业
这是船民变迁的显着表现之一，其中涉及作业工具、作业方式、作业范畴（地域）、产品交换与互惠（市场）变迁等等。
南宁渔业生产历史较长。解放前大多处于粗放粗养状态。过去河船主要靠手划船和木帆船作业，网具多为麻网，船小，设备简陋，不过以前鱼多，每天收获亦不少，只是鱼价不大好。解放后才普遍用上胶丝网。如今由于邕江上下电鱼严重，使河里的鱼苗被电死，鱼类繁衍的良性循环就此中断，河鱼种类不断减少，甚至一些繁衍周期短的鱼类亦极少见了。此外，影响邕江河鱼数目不断减少的另外一个原因为河流污染。
以鱼苗装捞为例。解放前，鱼苗装捞俗称“等绱”。民国21年（1932）、23年，陈椿寿、林书颜和张俊尾在南宁境内进行装捞鱼苗生产的调查资料记载，城郊石埠的邕江段为鲩鱼的产卵场，成为鱼苗装捞场地。
解放初期，邕江从水塘江口至陈西村河段成为主要的装捞鱼花河段。渔业主管部门将该装捞河段分为20个装捞点，分配给全市各养鱼场，各养鱼场在装捞前须向渔业主管部门申请，取得装捞许可证后方下水装捞。装捞鱼苗一般从每年农历清明前后开始，到8月中旬止，历时4个月左右。其中4月中旬至6月上旬为生产旺季。渔民装捞鱼苗的用具主要为鱼箩、通池、盟池、鱼桶等。主要有3个过程：选择鱼埠，即选择装捞点；根据气候以及江水的退涨预测鱼苗汛期；安装鱼箩进行装捞鱼苗。鱼苗主要有鲩、鲢、鲤、鲮等品种。50-60年代末，每年平均装捞各种鱼苗10亿尾至14亿尾。其后，因长年缺乏渔政管理，违法滥捕河鱼和电鱼、毒鱼现象严重，鱼类资源遭破坏，以及邕江水质受到工业废水的污染，鱼类产卵场遭到破坏，加上人工繁殖鱼苗不需装捞，因而装捞鱼苗的产量逐渐减少，1979年的装捞鱼苗数量为1.63亿尾，1989年下降到0.28亿尾，1990年仅有0.1亿尾左右。
再以江河捕捞为例。1952年，停泊在平西村河段和边阳街河段的渔民成立渔民互助组，1953年以此为基础，成立市捕捞队，共有20户，劳动力40人。1960年，该队扩大到67户，劳动力128人。由于地处江南，后又改称为江南捕捞队。停泊在老口和白沙河段的船民于50年代末分别成立老口渔民社和白沙渔民社，两社共79户，有鱼船113艘，以捕鱼为主业，兼营江河运输。
江河捕捞的主要品种为鲢、鳙、鲩、鲫、鳊、鲂鱼等，其中较为名贵的品种为鲂鱼。50-70年代，江河捕捞的鱼产量比较平稳，呈上升趋势。70年代后，由于西津水电站拦河筑坝，影响了鱼类的回游繁殖，再加上缺乏渔政管理，江河上炸鱼、毒鱼、滥捕亲鱼的现象不断发生，鱼类资源遭受到较大的破坏，江河的鱼类逐年减少。1958年，江南捕捞队的捕捞产量7.5万公斤，1970年为10万公斤，1978年减到5.2万公斤，1982年降至2.3万公斤，1985年仅0.2万公斤。老口渔民社60年代每年的捕鱼量一般为6万公斤，1985年为1.5万公斤。
由于江河捕捞量的逐年减少，1970-1977年，市革命委员会为了扶持渔民的生活，先后拨款3万多元在水塘江修建平房67间共1528平方米给江南捕捞队的67户渔民居住，同时还帮助他们创办江南化工厂，生产水玻璃等产品，除有4人继续从事捕鱼外，其余都转入化工厂从事生产。该厂1979年年产值70万，自收自支。老口和白沙村河段的渔民也逐步改为从事江河运输，只有少部分人继续从事捕捞。21
据笔者在原友谊居委会1998年12月23日调查基础上所作的统计，当时邕江船民从事捕渔业的有98户，捞螺的有29户。而到了2001年，从事渔捞的船民降到78户（包括捞螺、蚌的船户）。由此，船民渔捞业的变迁可见一斑了。
（四）由船民到菜农的身份嬗变
由于渡口经济的消失，水上运输业的衰退，以及邕江受污染严重，非法电鱼、药鱼至使河鱼锐减，捕获量少，加之捕鱼为生之不稳定性，有相当一部分船户中的妇女——大部分是老年妇女开始转作农业。其实，所谓的“农”仅仅限于“菜农”而已，而不象笔者在2001年8月的田野调查中所看到的桂林市大圩镇毛村由原来的渔作业集体转为从事水稻种植业。一般地，男子从来不过问妇女关于种菜的事情，即使是她们一时忙不过来，也是如此。
记得笔者于2000年元月开始对邕江的船民进行首次田野调查时，船民所居住的地域虽仍与现在的一模一样，但那时住家艇附近的邕江河沿岸除了零星点缀有粗放经营的小块菜地外，大都是蛮荒一片。当然，那一小部分船民种菜只是出于自给自足的目的，因为我当时调查时，还没有听船民们说过“卖菜”这个字眼。而且也没有看到过哪个船民拿菜去市场卖。那时许多船民虽迫于邕江鱼类的急剧减少，却对于每况日下的生计束手无策，谁能意识到附近的荒地大有作为呢？而今，这些荒地几乎被船民开拓了，并种上各种疏菜，如秋冬的荷兰豆、生菜，春夏的南瓜、豆角、芥菜等。这些疏菜除了自家食用以外，大部分是拿到附近的菜市去卖。
那么船民的“菜农”意识是从哪里衍生出来呢？在田野调查当中，笔者发现，与邕江的船民仅有一堵邕江防洪堤之距的平西村就有许多户菜农。只要船民走上邕江防洪堤，就可以看到平西村口绿油油的菜地。船民的菜农意识大抵是如此被刺激而萌发罢。笔者调查时所住的东家的主妇、60岁的周转旧就是这样转向“菜农”身份的。以下是2002年2月28日晚九点钟访谈时周嫂对笔者所说的话：
“直到现在还不懂怎样种菜，只是靠自己平时观察周围别人的种菜方法，并向平西村的菜农们请教，在慢慢的摸索中才走到了今天的。现在平西村四周都有人种菜。我要在早上5点多钟起床，摸黑摘菜，洗菜，然后再挑到江南的南门市场去。现在卖菜的人多，所以菜也不值什么钱，荷兰豆才六毛钱一斤，豆苗是五毛钱一斤。反正我一到市场就打货给他们，哪有讲什么价的。好的一天下来卖得十来块钱，差的也就七、八块钱。热天人家一天三、四次淋水，我才淋一次，晚上还要到邕江桥底去挑尿桶回来备着淋菜。”
笔者问她，现在邻居的船民有的用船上的柴油机接上水泵，通过塑料水管把邕江的水抽上岸来淋菜，这样不是很方便吗？她却说，那很麻烦，要用手撵塑料水管，我可以把水抽上岸，再用桶装，用舀来浇菜。
周转旧“菜农”身份的转变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让我们再看一看笔者对邕江船民进行个案访谈时的另一个个案：
（张大嫂，41岁）：“就像我们出街人（指船民），小偷摸钱多不安，没有人说，但是你摆得一、二十斤菜卖，他硬有人盯住你索要一块多钱的摊租。有时有人买东西又埋怨卖的。还恐吓说：呵，你卖菜，你肯定看见，见人摸我钱包你不说！”。
通过以上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族群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因外部因素影响而走入困境，并面临现代经济生活方式（如农业经济等）的挑战时，由于这种现代的经济生活方式在现代的背景下更趋于优势地位，更利于该族群摆脱因境或能够给该族群提供一种暂时的利益，那么它就会舍弃原有的方式，从而在主动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访问上通过与该经济方式的“精英”的互动中获取该种经济方式的知识，即使受到传统与现代的剧烈碰撞。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经济生活方式的移入、借用和发展，对于一个先前对之一无所知的传统族群来说，就像周嫂掌握种菜方法的过程一样，是从蹩脚渐渐地转向顺手的。
（五）由船民到商民的角色尝试
城市里的船民由于受到城市商业意识的冲击，在生活所逼迫之下，不得不变卖（大多是转让）家产（如船只等），甚至是贷款从商，但大多是在街上摆摊作些杂货性质的小打小闹的买卖。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友谊村的船民中，从事个体户的有37人，占常住总人口数的11.4%。如前所述的彭嫂周转旧就有一个女儿从事个体。以下是2002年3月初关于彭嫂的一个访谈个案。
“我女原来做个体，在外面随便做些工艺扇、鞋垫、衣服等生意。他叫我去和她一起搞，可现在杂货滩满街都是。就说衣服，一般只是一年1~2套，哪有天天买衣服的？这样你的衣服有谁要？所以我没去。我女儿原来做的，后来剩有好多衣服和鞋垫等东西，现在不是给我穿了？”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笔者在2000年寒假期间在船民家中作田野调查时的另一个案：
黄嫂（原南化集团工人）：“（单位）不会作适当安排吗？正是面向社会，面向社会又怎样？你靠你自己去起家，拿什么去起家？周身无一分（钱），没工做，您怎么起得家？不懂了，去偷去抢人吗？你说都要有一百两百去打（指打货）得果回来才卖得出去呀。但是卖得没一定赚钱，也没一定有人要。一下到市场嘛……一次又得翻一次……
何嫂（船主）：“卖得一担果总要跑得像飞机一样（这里何嫂的比喻未免有点夸张，但却也道出了船民小贩身份的尝试中，自身传统与现代都市管理制度的冲突）。到处乱跑……有的挑着果跑，有的跑得果都跌落了，满地都是，你说凄凉不？有的……南宁城市有这出现的，跑得狼狈四窜，不跑又挨抓秤，抓把秤又十块、八块，你卖三日都没找还十多块钱呢！
笔者：确实是很凄凉的。不过……好象这是市容市貌管理。
由上面的两个个案可知，船民从商所受到现代社会文化因子的冲击较之务农（种菜）的嬗变更强烈，也就是说，现代市场经济对船民的商业经济行为（一定意义上的个体户）的冲击较之对农业经济行为（种菜）的冲击更剧烈。从理论上来说，虽然从商比卖菜具有获利机率大，见效快等优点，但个体从商投资大，且个体从商的风险比种菜要大得多。加之船民因历史原因，整体文化素质普遍滞后，对市场经济的整体反映和调适能力相对来说都比城市的陆上居民要逊一筹。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对彭嫂进行从商的教化，或是对黄嫂和何嫂进行市容市貌管理的教育，都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
（六）由水而陆的就业趋向
邕江船民融入现代社会的另一个方式就是上岸就业。据原友谊居委会1999年12月23日所作的调查，当时上岸就业人数约为80人，占总人口数比例为12%，其中大部分为国营或集体单位做合同工和临时工，如到一些单位做扛货包、铲饲料等出大力气的粗活；有手艺的造小木船出售及帮助别人修理船机；别人请去打鱼塘、水库的鱼获取劳务费、家政擦皮鞋等等。只有极少数船民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的政治组织，从而获得“干部”身份。如前面述及的原友谊居委会主任张秀华及现在的江南区东社区主任冼云坚，还有现在的东社区委员李雪英（原友谊居委会治安副主任）、彭红卫、彭雁光（原友谊居委会治保主任）等都是船民。他们是现代船民当中的“精英分子”。事隔三年之后，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今邕江船民的职业构成情况：
从上表可知，邕江船民的家庭职业构成三年里已由原来的（渔捞、运输）、散工等单一的形式迅速嬗变为具有捕捞、家政（擦皮鞋）、个体、散工、服务员、营业员、保安、打字员、教师、裁缝、装卸工、焊工、水手、船工、呼台小姐、外出打工、养殖等十几种。船民通过这十几个方面与城市现代主流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非均衡互动。所谓非均衡互动，笔者在这里提出这个新概念是相对于诸如广西的汉族文化和壮族文化的双向互动（如文化因子的互相采借，且这种采借的单向倾斜性并不十分明显）而言的，这主要是因为，船民通过以上这十几种职业，融入了现代都市社会，并与之进行了互动过程中，更多的是船民采借了主流文化，使自己的边缘文化性质渐趋淡化，而陆上市民从船民中采借的文化因子倒是很不明显。
涂尔干（又译称迪尔凯姆）认为，城市中的复杂分工使居民在生活中能够进行更多的选择，是对传统社会整合方式釜底抽薪式的破坏，有助于形成互相依赖基础上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使人类获得更大发展的可能性。22在这里，随着南宁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城市的社会分工亦趋向复杂化，因而为邕江船民摆脱水域的束缚并逐步融入都市主流社会文化提供了许多契机。邕江船民经济生活的变迁也伴随着其由邕江边缘经济生活的捉襟见肘到城市主流经济生活的追求、尝试和得失的变化过程。
五、邕江船民社会生活的变迁
邕江船民社会生活的变迁是一个传统的边缘社会生活到现代都市主流社会生活嬗变的过程。
由古疍民发展而来的南宁船民，常年在水上生产和生活，其社会生活均与江河和水密切相关。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疍蛮》中有记载：
疍民“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蛋也。凡蛋极贫，衣皆鸦结，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妻居短蓬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儿自能孩，其母以软帛束之背上，荡浆自如。儿能甸甸，则以长绳系其腰，于绳末系短木焉。儿忽堕水，则缘绳汲出之。儿学行，往来蓬脊，殊不惊也。能行，则已能浮没，蛋舟泊岸，群儿聚戏沙中，冬夏身无一缕，宾类獭然。蛋之浮生，似若浩苗，莫能驯者，然亦各有统属，各有界分，各有役于官。”这是过去船民翔实而生动的社会生活的表述。及至今日，邕江船民的社会生活已发生了显着的变迁，并彰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服饰变迁
解放前，船民在衣着方面，上衣多短身窄袖，男裤偏短，女裤多宽，史称“船民衣不盖肤”。23据原友谊居委会的张秀华主任说，过去四五十岁的妇女大多用布包头，所穿衣服多为“边扣衣”，发髻多有价值不等的簪珥饰物，男子则兴穿唐装。且过去船民妇女依家庭条件大都带有价值不等的耳环和手镯，这种现象至今在60岁左右的老年妇女中仍可捕捉得到。笔者2002年3月初在菠萝岭考察陆上船家婚礼时就亲眼见到。但现在船民与陆上的穿着打扮已没什么差别，有钱人家的青年船民后代，有的着装比陆上人更为时髦、开放，在繁华的都市里，人们已经分别不出谁是船民和陆上居民了。
（二）饮食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