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文化的代表
陈毅曾精辟地指出：琴、棋、书、画是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体现。纵观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所以，琴、棋、书、画作为汉民族的文化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第一节琴）
1961年8月中旬某夜，陈毅参加琴会，听古曲《广陵散》，深以为幸，因有所思，写下了《琴会》：
广陵散不绝响，
蝶恋花唱新腔。
古琴瑟琶合奏，
音韵幽雅铿锵。
也说恩怨尔汝，
也唱黄河长江。
小则怡情说性，
大则定国兴邦。
谁说华夏古国，
音乐白纸一张？
毫无调查研究，
应该禁止开腔。
不要食古不化，
不要万应药方。
掌握音乐武器，
走上现代战场。
陈毅为什么会对琴发出如此深沉的思索？这必须从琴的历史谈起。
琴，俗称古琴，是汉民族最古老的拨弦乐器之一。其初见于周代，定型于汉代，魏晋以后，形制与现在的大致相同。因有七弦，故又称七弦琴。近几年以湖南马王堆和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了五弦和十弦琴，使我们得以了解古琴早期的形制。古琴的琴身为狭长形木质音箱，面板呈瓦圆形，由桐木或杉木制成，底板开有两个大小不同的出音孔，称为“凤沼”、“龙池”，由梓木制成。琴面上有7根弦，外侧有用螺细金银等物制成的13个小圆点，称为“徽”。7根弦的每一个徽上都能弹拨出圆润纯静的泛音，泛音共有90多个，在中外乐器中是屈指一数的。其演奏，右手以“勾剔挑托劈打滴”八法为基本指法，左手则吟揉绰注，按弦取音。辽宁古琴研究会会长顾梅羹先生珍藏有一张560年以前由明代宁献王朱权制作，名为“飞瀑连珠”的古琴。此琴音质纯净，音色松透、明亮、清脆，演奏起来，琴声一似空谷回声、蓬蓬松松；又象金石交响、铮铮铿铿；时肖莺燕絮语，珠落玉盘；又若风回曲水，碧影摇金；忽如飞瀑堆雪，松涛惊雷……真是余音缥缈，绕梁不绝，使人赞不绝口。
琴的历史悠久，在周代已是主要的拨弦乐器。根据《诗经》的记载，琴常与瑟合奏，用于伴奏歌唱，《史记·孔子世家》云：“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可见《诗经》中的诗都是可以弹琴歌唱的。因此，《周礼》中规定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的“乐”，就是以琴的教学为主要内容的，故《礼记·曲礼下》云：“士无故不撤琴瑟”。琴流传的广泛，《战国策·齐策》中还提供了一条宝贵的史料，其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琴，击筑弹琴。”由于琴多用于伴奏歌唱，与民歌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乐府诗发达的汉魏六朝之时，琴就是伴奏相和歌的主要乐器之一。隋唐时，九、十部乐中，琴亦用作伴奏乐器。这样，琴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发展，即在用于伴奏歌唱的同时，人们也为它创造独立的曲谱，相传晋人嵇康就创作了长达47段的大曲《广陵散》，距今已1700多年了。至今还存有古琴书谱200种左右。
为什么琴会成为汉民族主要的弹拨乐器？首先，当然是琴声优雅好听，有一股摇荡性情的力量。正如《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说：“《诗》曰：德音不瑕。……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因此之故，孔子在听到了《韶》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可见琴声之美使孔子陶醉了。又如春秋暑期生而目盲，善辨声乐的琴家师旷弹琴引来玄鹤合鸣舞蹈的传说，则反映当时人们对古琴的表现力尊崇到了神化的程度。更重要的是琴早在周代已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琴则无乐，无乐则不成礼。关于这一点，《左传》昭公元年说得好：“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确实，琴瑟为仪节也，正是一语道破天机。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琴已不是一张单纯的弹拨乐器，而成为礼乐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儒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琴之所以成为汉民族文化的代表还有更进一步的原因。
其一，古琴音乐保存和发展了汉民族固有文化的宝贵传统。熟悉古琴发展史的人都知道，西汉之时，在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东汉的蔡邕到晋朝的嵇康，是古琴乐器臻至完善的飞跃时期，代表了汉民族文化固有的传统。但是，隋唐之时，汉民族文化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发生了汉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全面融汇，创造了博大清新的唐文化，对此，本书第四编第一章第三节《民族大同化的产物和民族文化大融汇的结晶——唐文化》已有详细论述。这里需提出的是，在外来文化全面冲击，汉民族文化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汉民族固有的音乐艺术却在古琴中顽强地保存并延续了下来。《旧唐书·乐志》即云：“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唯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瑟调、蔡邕杂弄。”《广陵散》就是保存“楚汉旧声”的一个实例。
其二，古琴音乐具有陶冶和表现汉民族性格的功能。唐代的薛易简在《琴诀》中说古琴音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这种情况，在现存的上千首古琴曲中有多方面的表现，如《渔歌》表现渔夫在大自然中勤劳乐观情感的同时，又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向往遁迹山水生活的心情。又如《胡茄十八拍》表现了蔡文姬幸存、别子、还乡，悲欢交织的矛盾心情。再如《墨子悲丝》含蓄而深刻地表现了墨子看到洁白的丝被染成不同颜色，从而感叹人类也是在社会上由纯洁而变成形形色色，产生悲思的内心活动。还如《平沙落雁》通过对秋爽天高、水远沙明，雁阵的飞翔、鸣叫、盘旋、降落、起飞的种种描写，造成了一幅雅致清秀的图画，使人产生宁静闲适之感。此外，伯牙弹琴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古琴音乐的这种功能，据说伯牙跟成连学琴，三年不成，后随成连到东海蓬莱山，闻海水澎湃、群鸣悲号之声，心有所感，琴艺大进，陶冶了灵性而作琴曲《水仙操》。后来，伯牙又因长期没有遇到知音而苦恼。有一次，他弹琴给一位叫钟子期的隐士欣赏，子期听了一会说：“这琴曲的形象如同巍巍高耸的泰山。”又听了一会说：“这又象是浩荡无际的江海。”伯牙弹的正是《高山流水》一曲。遇到了这样的知音，伯牙万分高兴，两人遂成知己，此即“《高山流水》识知音”。一年之后，伯牙去看望钟子期，哪知子期已经去世了，他悲痛欲绝，于是“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此即“伯牙破琴谢知音”。
其三，古琴音乐表现了汉民族气贯长虹的民族气节。《神奇秘谱》中激昂慷慨的《广陵散》，是东汉时期的古曲，表现了战国暑期韩国铸剑工匠为韩王铸剑，到期未成，被韩王杀害。工匠的儿子聂政长大立志报仇，经过不屈的努力，终于机智地刺死韩王并自杀身死。后来晋代琴家嵇康虽然在文学和音乐上有相当成就，但由于他在政治上鄙视腐败的司马氏政权而被害。在他临刑时，要来了古琴弹奏《广陵散》诀别，成为千古传颂不绝的逸闻奇事。究其根源，就是因《广陵散》表现了汉民族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其四，古琴音乐具有民俗意义。例如，汉族民间以琴声传达爱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是时卓王孙有妇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今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琴心”即琴声。而琴瑟并用，又如比喻夫妇间感情和谐，汉族民间贺婚即有“琴瑟之谐”的贺句。
这样，一言以蔽之，琴作为表现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一种工具，“小则怡情悦性，大则定国安邦”，从而在民间广泛流传，当然成为汉民族文化的代表之一。
（第二节棋）
棋，主要指围棋，陈毅称之为“中国绝艺，源远根深”。
相传，围棋是帝尧创造出来的。尧的儿子丹朱，为人傲慢，性格暴躁，又游手好闲。尧为了教育儿子，就创造了围棋。想通过下围棋这种活动，陶治儿子的性格，故《世本·作篇》云：“尧造围棋，丹朱善之。”直到南朝梁代，萧绎作《金楼子》乃云：“尧教丹朱棋”。这种传说，虽没有什么可靠的根据，但却透出了一个信息，即围棋是一项可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增长聪明才智的有益活动，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把下围棋看作是一种文化教育活动。鉴于围棋具有适宜对思想进行启发和教育的特点，其自古以来就受到教育家们的重视。孔子就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巳。”告诉人们，若成天只知道吃喝，什么知识也不学习，那还不如下围棋，多少还可以增长一点才干。孟子也说过：“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并举例说，即使跟全国最有名的围棋圣手学下棋，若不专心致志，“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那是学不好的。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之时，围棋的活动有了相当的发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疏：“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看来，围棋的出现与古代战争有密切的关系，试看，在对弈过程中，自始至终充满着矛盾斗争，棋势变化无穷，攻守兼备，妙趣横生，惊险迭起。对局者必须高瞻远瞩，全局在胸，机智勇敢，善于思维，辩证地处理全局与局部、进攻和防守、先手和后接的搏斗中，运用高超的技艺能夺取全局的胜利。由此可见，围棋着子的战略战术，最后计算胜负的方法，都符合古代的作战方略。因而围棋很可能是古代军事家所创造，这与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的历史背景是相吻合的。
这样，由于围棋既有教育的作用，又有军事的谋略，在汉民族中便广泛流传开来，到唐代臻于完善，盛极一时。在汉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围棋也随之兴盛，自汉至今，总是高手如云，棋里灿烂，诸如汉代称之为“天下第一”的杜夫子，三国的四大名手冯翊、山子道、毛九真、郭凯，东晋号称中兴第一的王恬，南北朝的徐羡之、羊元保，唐代最擅盛名的王积薪，宁代的棋圣刘仲甫，明末棋坛之宗过百龄、周懒子，清初推为棋圣的黄龙士、徐星友，继之而起的又有范西屏、施襄夏、梁魏今、程兰如四大家，当今老一辈的国手过惕生，棋王陈祖德，以及被日本棋界称“新的慧星”和“聂旋风”的聂卫平，后起之秀刘小光、芮乃伟、张璇、马晓春、钱宇平、江铸久等等，他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汉民族的“绝艺”——围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仅如此，围棋在汉民族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唐代围棋第一国手王积薪创造“一子解双征”的奇妙着法就是一例。天宝十五年，安史之乱时，王积薪随唐玄宗逃往四川。一天晚上，他借宿在一位老妇人和她的媳妇家里，听见隔壁的对话。
“夜很长，一时也睡不着，我们来下盘围棋吧！”老妇人说。
“好的。”媳妇回答。
王积薪好不奇怪，心想：“屋里没有灯，躺在床上怎样下围棋呢？”便侧耳谛听。
“起东五南九放一子。”媳妇说。
“东五南十二放一子。”老妇人回答。
“起西八南十放一子。”
“西九南十放一子。”
两人这样你一句我一句，总共才走了36着棋，忽听老妇人说：“你输了，我胜了9路。”
王积薪惊异不止，在这穷乡僻壤之地竟有这样棋高妙着的女棋手。自叹不如。天亮后，他进屋向老妇人求救。老妇人便叫王积薪摆出棋盘棋子来，由媳妇给他一一讲解昨夜下的那局棋。王积薪觉得这盘棋下得十分奇妙，便把它叫做“邓艾开蜀势”，带回后又认真研究，创造了“一子解双征”的棋法。这种上有如云国手，下有雄厚基础的情况，正表明围棋是汉民族文化的代表之一。
那么，围棋与汉民族文化还有更深的关系吗？有。这就是围棋本身蕴含着汉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宋人张学士所撰《棋经十三篇》对此有具体的表述和反映，主要有：
(1)棋是农历的象征。棋盘上的总路数是三百六十加一，一就是数字的主体，其余一切数字都由此数而派生，根据这个中心向四方发展。三百六十，是象征一年360多天的约数。由此按四角地区分排，借以象征一年四季；四个角各有90路，借以象征每一季的天数；棋盘最外一围的72路，象征气候时节。而棋子数360个，黑白各半，象征阴和阳。
(2)围棋表现了汉民族的聪明和智慧。下围棋，要用正常的着法布成局势，以棋力和策略制约敌方。这一切都要先在脑子里经过周密的计算，在局面上体现出有利于自己的形势，并预见胜负，这种对胜负的预见性充分表现了汉民族的智慧。下棋方法，千变万化，而要取胜，则必须随机应变，不能拘泥于一，如古书所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下棋还须善于审察局势，对于得不到援助的孤棋，就不要勉强去走，《周易·辞下》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对战中，还要有洞微的能力，如粘接残子，不要太急；放弃残子，要想到它的后果。又如有开始在近处着子，而到后来在远处生效的；有开始吃子少，最后吃子多的；想突出东面，先要攻击西面等等，这样方能吃小亏而得大利，正如《周易·辞上》所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这种善于审局，随机应变，洞微奥妙的能力，则充分表现了汉民族的聪明。
(3)围棋表现了汉民族精细的内向性格。围棋之功，贵在严谨，善于作战的不致于失败；善于布阵的可以不战而胜；善于收拾败局的，不致于慌乱。因此下棋时必须四面观察自己的阵地，布置周密，牢不可破，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正如《诗经》所云：“惴惴小心，如临于谷。”表现了汉民族精细的内向性格。下棋时，一个人的性情脾气也要表现出来的。棋高艺绝者，心思集中，思考周到，缄默不语，神态正常，可使对方难以捉摸，这也表现了汉民族精细的内向性格。
所有这些丰富的内涵，从更深的层次表明围棋是汉民族文化的代表之一。在此，还需要再加一笔的是，唐代开元年间，围棋传到日本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发展，特别是近代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围棋也衰落而居于日本之后。解放后，“国运盛，棋运盛”，经过30多年的努力，现在终于开始赶上了日本，1985年11月20日，在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决赛中，中国队的聂卫平继打败了小林光一、打败了加藤正夫之后，最后打败了日本“终身棋圣”藤泽秀行，取得了历史性的大突破，壮哉，中国棋坛上的一座里程碑！此时此刻，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小小围棋子，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因为围棋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体现啊！
谈了围棋，我们不能忘记汉民族中还广泛流传的另一种棋艺，那就是象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