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后汉书》的有关记载，东玉门关的建立，除了同伊吾道的开通有关，还应同“使护西域”中郎将的建置有关。《班勇传》云“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敦煌这位“初遣”的中郎将不是别人，乃是郑众。《郑众传》记郑众被“召为军司马，使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会匈奴胁车师围戊己校尉，众发兵救之”。考郑众受命为军司马与马廖击车师及改任中郎将，即在永平十七年。由于上年伊吾道已基本开通，故永平十七年击车师的大军皆从敦煌东境昆仑塞循伊吾道北出，并不经过敦煌。所以郑众实际上是刚到敦煌郡东境便接到了任为中郎将“使护西域”的任命。只因昆仑塞属敦煌郡地，所以《郑众传》泛言之曰“至敦煌”。又《耿恭传》记范羌迎耿恭自疏勒城东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走。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殁，（建初元年)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众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李贤注云玉门，关名，属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贤按，酒泉郡又有玉门县，据《东观记》曰至敦煌，明即玉门关也。”李贤根据《东观汉记》“至敦烧”的记载，正确地指出此所谓玉门实为玉门关，可谓卓识。然而以为此关在唐之沙州为西汉之故玉门关，则又失之误断矣。耿恭被困的疏勒城在天山以北车师后部境内，并非龟兹西南的疏勒国。耿恭自车师后部疏勒城东归，本来有三条路线可走，一是沿天山北麓东行，南过天山，经伊吾入昆仑塞；二是从车师后部南越天山抵高昌壁，折东经伊吾屯城，东南入昆仑塞；三是从车师后部南抵高昌，折向西南，抵焉耆，复折东，沿孔雀河北岸东行，过蒲昌海(罗布泊)北岸，又东过白龙堆抵旧玉门关。其中，经焉耆东抵旧玉门关一道，由于数月前“焉耆与龟兹共攻殁西域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见《后汉书西域传》），叛而未服，道路不通，《班超传》所谓“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是也。耿恭以其孱弱残兵必不敢取此道。其次，又可取南下高昌壁、东趋伊吾一道而归。由于汉朝王蒙及皇甫援等部大军数月前攻破交河，“北虏惊走”，车师前王复降，叛乱已被平定，而且王蒙等军亦由此道东归，道路平静安定。耿恭等若取此道则不至于有“虏兵追之，且战且走”、“随路死殁”的遭遇。可知耿恭东归未取上述二道。至于沿天山北麓向东，复南逾天山，经伊吾人昆仑塞一道，其天山北麓一段属匈奴呼衍王领地，所以有“虏兵(指匈奴兵)追之”，不得不“且战且走”、“随路死殁”。故知耿恭东归必由此路无疑。由此路翻过天山到达伊吾屯区，终于摆脱“虏兵”的追志，而从伊吾屯城向东南，沿途设有烽戍(今哈密东南格子烟礅，及安西县西北路的大泉墩、红柳园墩、白墩子等皆东汉故烽火台），耿恭等必由此路人昆仑塞，又东南90里即抵新玉门关，受到中郎将郑众的接待慰问。从郑众“至敦煌”(实为至敦煌郡东境。说巳见前)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及在“玉门”(实为敦煌东境的新玉门关)为耿恭等“洗沐易衣冠”来看，中郎将郑众的驻地应即在新玉门关。甘肃省考古所简牍室主任何双全先生告余，1990-1992年在敦煌市悬泉置掘得汉简近两万枚，西汉至王莽时简绝多，而东汉简寥寥无几。
余则以为，此中正透露出东汉时旧玉门道突然冷落、而被新玉门道(伊吾道)取而代之的消息。前云除拘弥、鄯善、小宛、精绝数国外，其余西域20余国皆多由伊吾道而通中国，亦可由此得到印证。《后汉书西域传》谓，车师“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西)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从而可见伊吾路的重要意义。新玉门关在昆仑塞东南90里，北临伊吾路，东接酒泉路，扼枢纽之关键，又背依内郡，外通西域，“使护西域”中郎将郑众设衙于此甚为适宜。从郑众在新玉门关接待耿恭还国来看，新玉门关又当是郑众驻衙之地。总之，正如前面巳经指出的那样，新玉门关既是为伊吾道而设的关卡，也是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的衙府。从上述数宗史料所透露的信息来看，都表明新玉门关应置于东汉永平十七年。
五、文献中涉及玉门关地望之辨正
余既考旧玉门关废于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新玉门关置于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那么，势必引起涉及新旧玉门关若干史料及诗文的重新认识。大抵东汉建武二十七年以前凡言玉门关者，皆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仅《汉书车师后城长国传》记五船道“通玉门关”指新玉门关，为班固叙往事而用新地名，为例夕卜；东汉建武二十七年至三国及魏，史料中言“玉门关”或简称“玉门”者则多指新玉门关矣。而诗文中，或指旧关或指新关，两者杂见，不可执一而论；西晋之后，史料或诗文中或指旧关或指新关皆有之，尤不可执一而论。东汉以来史志、诗文涉及玉门关者甚多，何可一一辨之，举其要者，辨之于后，其余或可依例推之。
1.《东观汉记》及《后汉书》两（班超传）俱载：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自来解者多以旧玉门关释之。然而永元十二年班超上书时，旧玉门关已罢废49年，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故址容或尚在，却早无玉门关之名。而新关巳置26年，屹立于敦煌郡之冥安县境。班超既深知其实，所上朝廷疏中何为用废不用存故为淆乱视听？新关亦在酒泉郡西，自新玉门关往酒泉郡城，中间隔着冥安、渊泉、乾齐、沙头、玉门等5县城，为程约500里。与“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语同样相合，而且更觉贴切o故知班超所求入者，必指新关为是。
2.《敦煌汉简释文》624、671、764、949、1930、1944诸简，皆载有“玉门关候”，除624号简记为居摄六年(公元前6年），其余简皆缺年代。以余度之，皆属旧玉门关。其年代则不晚于建武二十七年，同书1067、2022等简载有“玉门关”而无纪年，亦当指旧关，同样不晚于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因旧玉门关于建武二十七年罢废故也。《后汉书车师后王传》东汉阳嘉四年春(公元135年），“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汉军不利”。又《隶续》卷12载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之《刘宽碑阴》门生题名有“玉门关候……段琰”。上二玉门关候出现在旧玉门关省废之后80多年至130多年，必是新玉门关之关候，而非旧玉门关候。以往皆理解为旧玉门关之关候，当予纠正。
3.《三国志乌丸传》裴松之注弓丨《魏略》曰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人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前二道所谓“从玉门关西出”，皆指敦煌西北之故玉门关，后一新道所谓“从玉门关西北出”，乃指敦煌东之新玉门关。《魏略》未辨新旧，不分东西，后人多一概视为旧玉门关，致使“新道”研究歧见纷出。如将“新道”及所经横坑、五船尽推测在旧玉门关之西北，皆误，悉当正之。《北史西域传》记北魏董琬奉使西域，归而言曰“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k至车师，为一道”。亦指此道，所谓“玉门”亦指新玉门关。
4.《晋书吕光载记》云，吕光自西域东还，“及至玉门，梁熙责光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拒光于酒泉”。此“玉门”，以往史家多以为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实则当指敦煌东境的新玉门关。据《晋书苻丕载记》，吕光平龟兹之后东归，先“至高昌”，髙昌太守杨翰以郡降；再“至于宜禾”(此指宜禾县，即西汉之昆仑障，今之安西县六工村古城。说详余《昆仑障考》），最后，“及至玉门”，梁熙始谋闭境拒之。由此知吕光东归之路是从龟兹抵髙昌，东经伊吾人宜禾县，又至“玉门”。则此“玉门”必为新玉门关无疑。若吕光所入为旧玉门关，则不合经髙昌及伊吾抵宜禾县，更不当从宜禾县，掉头向西奔赴敦煌及其以西的旧玉门关。（苻丕载记）载吕光自西域还师，至于宜禾。（苻)坚凉州刺史梁熙谋闭境距之……以子胤为鹰扬将军，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宜禾县在敦煌郡城以东200里。吕光若从旧玉门关而归，必继抵敦煌郡，敦煌太守姚静当即时而降，何待吕光东过敦煌200里后方降？从姚静降在吕光抵宜禾之后加以判断，亦知吕光所至之玉门，必为敦煌郡东部的新玉门关。以往释为旧玉门关者亦当纠正。
5.《魏书张骏传》记前凉时张骏以“晋昌、敦煌、高昌、西域都护、戊已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其中“玉门大护军”当置在新玉门关，盖承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旧制而稍变其名者。《后汉书班勇传》记班勇时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敦煌，后置副校尉于车师，旣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前已指出，初遣之中郎将指“使护西域”中郎将郑众，所谓“居敦煌”，实为居于敦煌郡东境的新玉门关。前凉所置“玉门大护军”应即昉自东汉“使护西域”中郎将而来，亦当驻新玉门关，“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故名“玉门大护军”。以往史家以为“玉门大护军”驻敦煌西北旧玉门关，殆亦误也。
6.隋代涉及新玉门关者较多。《隋书地理志》载敦煌郡常乐县“有关官”。隋常乐县即唐晋昌县，为今安西县桥子乡马圈村大古城，其“关官”，即玉门关官，驻今马圈村小古城是也。同书《西突厥传》裴矩送处罗可汗之母“驰至玉门关、晋昌城”，即此二城。（隋高祖纪）仁寿四年，“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薛世雄传）“以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吐谷浑传）“帝立顺为主(宇按，吐谷浑主伏允之子名顺，质于隋者），送出玉门，令统余众”。上述所谓“玉门关”及“玉门”，皆指新玉门关，即《隋书地理志》常乐县之玉门关。
7.唐代史料言及新玉门关者，除前举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元和郡县图志》外，又有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十九年(731)唐荣买婢市券》(《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2628页），钤有“玉门关之印”三方，为唐开元年代玉门关存在的确证。同墓出土《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等请给过所案卷》(同上书31~38页)载，唐益谦从四镇来到西州，今欲往甘州，“路由玉门关”。开元年代从西州往甘州，释道是经伊州、瓜州、肃州而达，因知文书中的玉门关，必系瓜州境的新玉门关而非沙州西北的废玉门关。又敦煌遗书S.1438《吐蕃沙州汉人都督书仪》云玉关释(驿)户张清等，从东煞人，聚徒逃走，劫马取甲，来赴沙州。千里奔腾，三宿而至。东道烽铺，烟尘莫知。”此云玉关驿户张清等iUK煞人，来赴沙州而东路烽铺未报消息，知此“玉关”在沙州之东，又云“三宿而至”，3宿即4天，知此关在沙州东4日程。《唐六典》户部度支郎中员外郎条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4日约280里，与马圈小城至沙州里程相合。亦可为新玉门关在马圈小城提供旁证。此文为吐蕃占据敦煌初期的文书，此时之东玉门关似乎已改称“玉关择”而不复称玉门关矣。
8.王昌龄《从军行》之七玉门山障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诗中之“玉门”，据环境景物考之，当为新玉门关。所写之山，为新玉门关北之常乐山，今名截山(《辛卯侍行记》作“尖山”）。此山南北宽10余里，东起双塔水库西崖，西至芦草沟峡，长150余里；又西与敦煌之火焰山、三危山、鸣沙山一脉相连，重峦叠障，延绵三百余里，“玉门山障几千重”指此；从新玉门关向西北去常乐县(今安西县六工村古城)驿道，是从今安西县西南的十工口子向北穿山。诗云“马踏深山不见踪”，正是峡中道路及其情景的纪实；此山南北散布数十座烽燧，所谓“山南山北总是烽”是也。而故玉门关则附近无山，其西北40里许有乱山子，山体不大，谈不上“山障几千重”；驿道经山南侧而西，不往山北，无所谓“马踏深山”；山南散布有烽火台，但山北为荒漠流沙，自古无路可通，故无烽燧之设，与“山南山北总是烽”亦不合。据实考之，此诗所写之“玉门”为东玉门关无疑。王昌龄《从军行》之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余友宁瑞栋先生以为“孤城”者，唐之瓜州城也，此城孤处戈壁北缘，登城而望，南则“青海长云暗雪山”，北则遥见玉门关。马圈村小古城，距瓜州城20余里，遥望可见是也。此说切合地望景物，非亲历其地者莫可道之。李云逸《王昌龄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以为指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环境地望皆不合。而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地理情势与敦煌西北之旧玉门关相合，新玉门关地处细土平原，林草甚茂，绝无黄沙万里大漠气象。岑参于天宝十三载(754年)春末随安西四镇节度兼伊、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至庭州。先任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旋升为伊、西、北庭度支副使，至德元年(756)冬离任东归。诗中有“我来塞外按边储”之句，正是任度支副使时所作。度其作诗时约在天宝十三载冬季(据诗中“暧屋绣帘红地炉”、“腊日射杀千年狐”句可知）。从唐高宗时代以来吐蕃便不断侵扰西域，对敦煌造成威胁。武则天以来在敦煌西境置紫金镇(在阳关西南)及西关镇(在旧玉门关），有镇将率兵防戍，盖将军(闻一多先生以为即盖庭伦），飱即天宝年代之“西关镇将”，《玉门关盖将军歌》说故玉门关(唐之“西关”)“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是也。此时值封常清击播仙镇(即故且末镇，在敦煌西南2350里），军需物资从故玉门关运送，身为伊西庭度支副使的岑参因有故玉门关之行以“按边储”。据此考之，此诗所涉之玉门关，应是敦煌西北的故玉门关。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以为指晋昌县的新玉门关，今人多从其说，殆亦未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