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城防图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太原攻坚作战中，我地下工作者凭借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本领，巧妙地获取了阎匪大量军事情报，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这里，说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动。
1948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太原城内府西街谦益信自行车行经理张全禧正在整理东西，准备收摊子。忽然，进来一位农民打扮的中年人。此人头上蒙着一块白毛巾，腰间系着一条半旧的黑腰带，一进门就冲着张全禧说：
“经理，我有辆杂牌自行车，断了三根辐条，劳驾给修修吧？”
张全禧一听是规定的联络暗号，马上对答：“不客气，不客气。”
“那就谢谢了。”
“不用谢，不用谢！”
张全禧一步跨过去，紧紧拉住对方的手：“你是老李同志吧？”说着，便把那人拉进里屋，关上了门。
老李悄声对他说：“九○九负责同志派我来，给你交代一个任务：乔亚和刘鑫同志被叛徒出卖，牺牲了。城防图落到了敌人手里。咱部队很快就要攻城，要你尽快搞到一份更为详细的城防图。”
原来，为做好攻城的准备，准确地查明太原城内外的工事构筑和设防情况，我太行军区情报处所属小常村情报站的负责同志，指示埋伏在太原晋山中学校内的共产党员乔亚同志，设法绘制一份阎锡山的城防图。
乔亚同志接受任务后，秘密地展开了工作。他在1947年8月间，因领导本校的学生运动，曾被阎锡山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扣捕过。后来，我地下组织通过多种关系，将他营救出狱，但敌人仍在暗中对他严加监视。这些，乔亚同志早已发现，可他为了完成这一重要任务，依然团结本校的进步青年学生刘鑫等人，利用被敌人抓去修筑工事的机会，一点一滴地积累资料。白天挖工事，夜间绘地图。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终于绘制成了一套城防简图。把阎锡山的主要城堡、战壕、炮兵部署等情况，一一绘录了下来。由于敌人对他监视很严，他便派了一个学生，打捞成小商模样，完成递送任务。不料，这个学生中途被捕，城防图落到了敌人手里。这个学生经不住威逼利诱，叛卖了乔亚和刘鑫同志。当夜，他们被捕，第三天就被杀害了。
小常村情报站九○九首长得知此情况，考虑再三，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老地下工作者张全禧同志。
张全禧送走了老李同志，回来反复琢磨着完成任务的办法。他想，要搞到敌人整个城防的部署和设防情况，如果单靠自己收集，恐怕一时难以完成。即使搞成，也不全面。最好能从敌人内部找一个了解城防情况的人。他想来想去，想起了去年春天结交的一个阎匪军官。
那天，张全禧正在给一位顾客整圈，一个阎匪军官推着自行车，来到车行门口，对张全禧说：“前胎跑气，请给补一下。”
张全禧把他让进里屋坐下，给他沏了一杯茶，让他稍等片刻。
不一会儿，张全禧便把修好的自行车交给了他。他要付钱，张全禧没有收。
过了十来天，那个阎匪军官又推着车子来到谦益信车铺。说车子骑着沉重，让给他擦洗一下。
张全禧让他放下，3天后来取。
张全禧给他擦洗了一遍，还把车子送到别的店铺，喷了漆。那个阎匪军官来取时，见车子大变了样，心里十分高兴。要付钱，张全禧又没有收。
连着几次接触，张全禧给那个阎匪军官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他拍着张全禧的肩膀，说张经理为人慷慨，讲义气。
以后，张全禧多方打听，了解到那个阎匪军官姓黄，是阎锡山的侍从参谋。他从小家境贫寒，民国初年时，曾在太原工艺实习工厂当过学徒。后来，投靠阎锡山的军队当了兵。
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和师的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因执行命令不坚决，被阎锡山撤过几次职。到现在，只落了个有职无权的闲散职务——侍从参谋。
张全禧还了解到，这个贫苦家庭出身、中途发迹起来的旧军官，还有一定的正义感。日寇投降时，他曾经对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个人的前途理想，抱有美好的希望。但是，当他随同阎锡山返回太原之后，所见所闻，与他想象的大不一样。日军司令登田，依然骑马佩刀，在太原市内耀武扬威。
日本士兵，拒不交枪投降，还在烧杀抢掠，奸污妇女。伪省长、汉奸苏体仁公然出入于阎锡山的家门。汉奸杨诚、赵瑞竟然被提升为山西省防军司令。反动头目王靖国、梁化之、杨贞吉、赵承授等，则各立山头，明争暗斗，搜刮勒索，大发横财。这些无情的事实，使这位黄参谋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他越想越觉得自己过去的美好愿望，根本无法实现。加上，近年来连续遭受阎锡山的排挤打击，经济上也有许多实际困难。他便从此消极抑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痛苦之时，他也曾想过自己的出路，或是利用现有的职权，捞点外快，弃戎经商，维持以后的生活。或是到外省去，投靠旧关系，脱离阎锡山的控制。
张全禧了解到这些情况，对黄参谋的接待更加热情。他从经济入手，常常投其所好。有时，从北京托人买些好一点的水笔、图章、打火机等日常用品，送给他。逢年过节，带上许多食品礼物，给他送去。有时还送他一些现金。遇上他心情不佳，张全禧还陪他到酒馆，谈天说地，借酒浇愁。天长日久，彼此越来越近乎。黄参谋全家，都对张全禧感谢不尽。
就这样，张全禧利用巧妙的活动方式，和这位侍从参谋彼此交往着，一直维持到现在，丝毫也没有暴露自己地下工作者的身份。
张全禧分析了这位黄参谋的处境和各方面情况，决定利用他来完成绘制城防图的任务。
一天晚上，张全禧带着一个从北京买来的马蹄表，来到黄参谋家。黄参谋正伏在桌子上写东西。他见张全禧进来，连忙让坐，又去泡茶。
张全禧走近桌子一看，原来黄参谋正在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写信。这几天，黄参谋的情绪很坏，对阎锡山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周围都是阎锡山的亲信爪牙，加上梁化之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控制很严，彼此谁也不敢私下议论。一旦发现，不是杀头，就是坐牢。黄参谋早想向陈长捷发泄自己对阎锡山的愤怒，想写封信去，可又不敢公开投寄。最近他听说，他的一个下级军官，因双目失明，要坐飞机经天津，转南方某地疗养，便赶忙写封长信，托这个军官路过天津时，转递给陈长捷。
信的大概意思是，目前，阎锡山在山西的地盘日渐缩小，全省的军政单位和要员，都撤了回来，聚居在太原城周的狭小地区。城里城外，物价飞涨，一日数变。粮秣军饷，完全断绝，每天仅靠几架飞机空投接济，可大部分空投物资都落到了解放军的手中，城内所得无几。杯水车薪，实难长久支持下去。太原城里到处一片混乱，每天都在为吃饭闹纠纷。大部分士兵由于营养不良，变成了夜盲眼。
投机钻营，贪污诈骗之风充斥各个军政机关。古人说：“失民者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如此发展下去，前途很难料想。因此之故，我想离开此地，前往“钧座”那里效力，万请“钧座”设法予以安置……
黄参谋端茶过来，见张全禧正在看他的信，吓得心里乱跳。他脸色很不自然。语无伦次地说：“近来心情不好，随便写封信，想些办法……”
张全禧心里暗自高兴。因为这一下，可抓住了黄参谋的把柄。但他还是对黄参谋的遭遇表示同情，说：
“你还是不要太急，忍耐忍耐也有好处。其实，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天津也不一定会比这里好多少。你敢断定天津就比太原好吗？我劝你还是看看情况再说。到非走不可的时候，自然会有路可走的。”
黄参谋听着劝告，不住点头，表示感激，但他还是捏着一把汗，生怕张全禧给他泄露出去。
张全禧坦白地对他说：“请你放心，我绝对不给你外传此事。”
黄参谋听了此话，才算放了心。但他并没有细细琢磨张全禧话中的真实意思。后来，还是把这封信继续写完，托人带走了。
张全禧抓住了黄参谋的把柄，以后的交往，也就不再仅仅局限在经济上。彼此的谈话内容，带上了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
有一次，张全禧试探着问道：
“黄参谋，听人家说，城里不如乡下好。乡下又不如山里好。你去过山里吗？”
黄参谋问：“你说是那个山里？”
张全禧说：“比如，像辽县（今左权县）、昔阳那一带。”
黄参谋连连摆手说：“那些地方都是八路军的地盘。我怎么能去？没有去过。”
说完，稍微停了一下，他又感慨地说：“不过，叫我看，这年头，城市也真不如山沟里好。起码不受这么多的窝囊气。”
两个人聊到这里，张全禧进一步摸了他的底，又趁机给他描绘了一番山里的景致，便告辞走了。
半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张全禧又去和黄参谋闲聊。聊着聊着，话便转到正题上，他说：
“黄参谋，说实在的，我过去曾经去过太行山里，也多少认识几个解放军。现在我想，咱们要是能和解放军取得一些联系，万一将来城破呆不下去，我们也可另图打算。你说，我这想法怎地？”
黄参谋听完，没有马上表态。停了一会儿，他开始追问张全禧的身份和历史。
张全禧毕竟是个老地下工作者。他严守党的地下工作原则，一点也没有泄露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只是模棱两可地回答道：
“我的老家住在太谷小常村。5年前，才搬到太原，撑起了这个谦益信车铺。在老家时，有一次我掩护过八路军的两个地下工作人员。和他们也算是认识，有那么一点点联系。”
黄参谋问道：“现在还有联系吗？”
张全禧说：“在老家时，他们常来看我。现在来到省里，和他们见面的机会少了。”
黄参谋哼哼哈哈地应着声，态度还是不明朗。张全禧分析，他之所以还犹疑不决，一是因为对我党我军的具体政策，还不十分了解。再者，是因为他总认为只有去投靠老上级陈长捷才是出路。因此，张全禧和他谈到这里，再没有往下说，便分手了。
1948年11月，天津解放，敌警备司令陈长捷被我军活捉了。
张全禧得知，心中暗暗高兴。他当天晚上，便带着这个消息去找黄参谋。一进门，见黄参谋独自呆呆坐在那里，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看来，他已经得知陈长捷被活捉的消息了。
张全禧见这是个好机会，便说：
“黄参谋，形势发展很快，有的根本估计不到。看来，投奔天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我们还是另图打算吧！”
黄参谋情绪很坏，答腔道：“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呢！弄不好，太原城破，我也会走陈长捷的路。”
张全禧便给他分析了他与阎锡山的亲信爪牙的区别，肯定了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指出，只要愿意和人民站在一起，再不做有害于人民的事，人民是既往不咎的。解放军也是会衷心欢迎的。
张全禧如此这般一说，果然奏效。黄参谋沉思了片刻，忽然问：
“张经理，依你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能不能去投靠解放军？”
张全禧说：“让我说嘛，那有什么不能的？你要真心诚意，我可以帮忙。我们村就有解放军的地下工作员。我和他们联系联系。”
张全禧边说，边注意观察黄参谋的表情。见他并无反感，又接着试探着说：
“如果真的要走这条路，得赶快下个决心。再说，要走也不能就这样走。最好，在走之前能做一些工作。”
黄参谋听张全禧说的都在理，一个劲地点头。最后，他长吁了一口气，说：“原先，我是‘亲训师’的参谋长。那会儿，就是活捉他阎锡山，也能办得到。现在，兵权失手，不能接近他，又能做些什么工作呢？”
张全禧听他说完，故意在地上踱来踱去，嘴里念叨说：
“既然要做点事，就要干点像样的事。什么事对解放军最为有用呢？……”
他想了片刻，止住脚步，为黄参谋出主意说：
“你看这样行不行？解放军很快就要攻城了，你可以利用你的参谋身份，到前沿各个阵地去视察，了解—些城防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为他们攻城提供点情报。解放军一定很欢迎。”
由于形势所迫，天津走不通，太原呆不住，要投奔解放军，也只有立功赎罪才稳妥。黄参谋答应了。两人又详细研究了一番，决定搞个阎锡山的城防图，及时为解放军提供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
这天，黄参谋把张全禧请到家中，取出一套军官服装，给张全禧穿上。给他明确了“参谋助手”的职称，两人便同坐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始到各个前沿阵地进行“视察”。
他们先城东，后城南，又汾西，一处一处仔细察看，一项一项都牢牢记在心里。他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走遍了前沿各阵地。他们白天去“视察”，晚上就把收集到的工事、炮兵位置、主要部署、火器配备，一一标绘在图上。
为了进一步搞到阎锡山的城防作战方案，他们又以“核实校正作战图”的名义，向各守备部队索取了各种有关作战的资料。哪个地方是主要防御方向，哪个地方是次要防御方向，哪个地方组织了几层火力，哪个地方为扼守的要点，哪个地方兵力较弱，哪个地方是结合部，哪个地方是炮兵的火制区等等，都明确地标在了他们自制的城防图上。
经过他们的合作和努力，11张城防图绘制成功了。
11张图，卷起来一大卷，叠起来一大摞，目标很大，难以隐藏。如何把它送出城去，成了一大难题。
黄参谋在积极想办法，张全禧更是急得每天睡不着觉。
要是送不出去，或者被敌人查获，前功尽弃，人头落地，都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不能给我军提供情报，会给部队攻城造成极大的困难和伤亡。他记取了乔亚和刘鑫同志的教训，和黄参谋商定了送图的任务，一定要由他亲自来完成。
想来想去，他们终于在修自行车工人张宪明同志的协助下，想出了一条办法。他们把一辆半新半旧的自行车拆开，从车梁的焊接处锯断，在每个管子里都塞进三张城防图。又将前后车轮的内胎也割开，各放进一张城防图。然后，又照原样把车梁焊接住，把内胎补好，打上气，一点痕迹也不露。就是敌人检查再细，也检查不出来了。
第二天，天刚刚发亮，张全禧就打点好行李，等着黄参谋。
8点多钟时，黄参谋开着吉普车来了。谦益信车铺的几位工人，把那辆自行车捆到吉普车后边。黄参谋将开好的几封信，交给张全禧。两个人一同坐进吉普车里，便朝大南门开去了。
黄参谋很顺利地把张全禧送出了大南门。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他们停下来。张全禧从车后将自行车解下，便向黄参谋告辞，推着车子向杨家堡走去。
近来，太原城内外防守更加严密，城内不允许任何人随便出入。即便是军人，也需经太原市警备区批准。但在杨家堡一线的前沿阵地上，负责防守的亲训师第三团团长原是黄参谋的老部下。他见到张全禧递给他的信，得知是黄参谋的“卫士”要到太谷去安顿家眷，便毫不为难地笑脸放行了。
张全禧推着那辆自行车，顺利地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了“九○九”情报站。
城防图很快由一九三师，转到了太原前线总前委指挥部。它的及时到来，为太原总前委指挥部制定攻城作战方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
首战牛驼寨
牛驼寨位于太原城东北五公里处，高出太原城约300米，可鸟瞰全城，是离太原城最近的一个制高点。历史上，李自成攻太原，是由此攻破，日寇占领山西，也是由此入手。
阎锡山把它建为东山四大要塞之一，精心设防，重兵镇守，怕的就是历史重演。我军瞅准要害，抓住战机，大胆插入敌纵深，袭取了牛驼寨。从而，打开了攻克太原的门户。
敌人的第7次反扑，被打退了。阵地上暂时平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