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西柏坡会议
晋中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华北一兵团的中心任务是休整队伍，厉兵秣马，准备发起太原战役，攻克阎锡山的最后一座“要塞城市”，彻底摧毁这位“土皇帝”的反动统治。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我们向军委和华北局、军区作了如下的报告：
（一）我收复榆次、太原县城及控制南机场后，太原市外围的作战业已基本结束。我主力现已接近太原郊外筑垒地带，今后则将进入攻取太原外围据点的阵地攻击战。总之，晋中保卫麦收战役巴结束，进攻太原战役的准备阶段已开始。
（二）阎匪太原外围据点工事，南起王村、索赞村、狄村、椿树园，北至韩寨、西庄、新城、凤阁梁、后沟，东起孟家井，西至石千峰、白家庄、西铭，长宽各二十公里左右。据点棋布，堡垒林立，且多系洋灰作成，一般颇为坚固。
（三）阎匪主力除我此次歼灭约五万五千余人外，其余兵力计四十九师、四十五师、六十九师全部，六十八师、四十师、八总队残部及三十八师一部或全部（正空运中），阎匪直属部队以及十二个保安团，至少在六万人以上。此外，由外县带到太原民卫军约万余人，在太原市组织者不详。另由西安空运太原之三十师一部及由忻县南下之三十九师尚不在内。另阎匪兵农合一执行后，每师都有一个新兵团，故补充及时，各师兵员数量充实。
（四）现我各纵最大问题为兵员不充实。
八纵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八、七十、七十二等团战士只八百人左右，每团步枪兵只百余人；十五纵一二九团三个连，每连只六个步枪兵。金兵团一千人以上的团只有两个。干部伤亡甚大，八纵二十三旅六十七团，全团连级军政干部只剩三人，营级干部只剩一人；六十八团团干全部负伤；
六十九团连干只剩四人；必须补充休整后方能继续战斗。
（五）根据上述情况，在攻取太原作战以前，必须经过一个适当休整准备阶段，完成下述工作：补充兵员（争取俘虏，我方伤员归队），整顿组织，调整装备，后方准备，弹药准备，及攻坚战术技术训练等工作。同时抽派一部继续完成控制机场，攻取东山、西山某些据点及工矿任务。
（六）攻取太原之作战原则拟定如下：切实完成对太原市之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攻城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
军委同意我们的作战方针和计划，并令兵团组成前敌委员会，书记徐向前，副书记周士第，统一指挥华北一兵团及晋西北七纵队、晋中军区部队、华北炮一旅，“全军应即进入休整及补充兵员，暂定休整一月，情况许可再延长之”。接着，前委即召开会议，根据“围困、瓦解、军事打击”的作战方针，具体部署了转入整训休补阶段的各项工作。
我的身体状况不好，胸部经常疼痛，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只能勉强支撑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关心，来电要我去后方休息一下，并说有些事情要谈。八月中旬，我从榆次动身，去石家庄，住进了从延安迁到那里的和平医院，先查身体。黄杰同志也在，专门照料我。医生检查的结果是：旧病有发展，消化和吸收能力极差，体质虚弱，需静养两三个月。但战事那么紧张、繁忙，住院可不是个滋味。九月初，我就出院去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九月会议”。
会议从九月八日开始，至十三日结束，共开了六天。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及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这是自日本投降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共有三十一人。解放战争期间，大家分别在各地作战，重新聚首，自有一番欣喜、热闹的景象。
会议主要是根据解放战争转入总反攻的新形势，规定党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要求将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建军五百万，大约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轨道上来。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大家进行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作了重要发言，最后由毛泽东同志讲了结论性的意见。
具体说来，会议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能不能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毛泽东同志在报告和结论中，详细论证了中央作出这一战略预想的依据，充分肯定了能够实现它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存在着有利的国际条件。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蒋介石希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世界大战的危险确实存在，但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准备好，制止战争的进步力量还在发展；世界人民有可能争取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制止战争的爆发，消除世界大战的危险。另一方面，是有利的国内形势。解放战争打了两年，我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共消灭敌人正规军近二百个旅，占蒋介石总兵力五百个旅的五分之二。今后按每年消灭一百个旅左右计算，再有三年，歼敌三百个旅，打倒国民党，没有理由说不可能。
毛主席指出，困难也要充分估计，好有精神准备。一是内战爆发；二是天灾，即“七大”说的，大旱三年，赤地千里；三是军事发展不顺利，战争延长，明年打不过长江去，只能在江北打；四是李宗仁、李济深等人出来“组阁”，另成立政府，搞个曲折。对于这些，我们有了准备就不怕，立脚点放在打上，放在应付各种困难上。“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提法，有一个“大约”，有一个“左右”，还有个“根本上”，就是从最谨慎的估计出发的，充分考虑了实现的可能性，也考虑了出现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
第二，打倒国民党，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毛主席说，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构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的政权根本不同。
毛主席还强调指出：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我们就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第三，如何加强纪律性，实现从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过渡？过去，我党我军长期处在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各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保持很大的自主权，发挥了积极性、主动性，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及地方主义、游击主义。新的形势要求建军五百万，从游击化向正规化过渡，党的工作重心也将从乡村逐步转变到城市，因而必须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以保持全党全军的高度统一。早在一月间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四月间，又强调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据我们所知各地和各部分的内部对于受中央委托的机关存在着极大的极不正常的和极有害的不统一状态）。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电）这次会上，毛主席批评了那种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不执行中央政策等无纪律无政府倾向，大家也都作了检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以保证迅速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保证党和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
第四，如何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战争的胜利？随着战局的发展，战争需要和人民负担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出来。一个是军队向五百万发展，需要大量补充兵员，但过多动员解放区农民参军，势必影响恢复和发展生产。因此，中央曾多次指示要大量留用俘虏，解决兵员补充问题。
会议认为，我军现有二百八十万人，“为着执行歼敌任务，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利用俘虏。”（《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要求今后三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一百七十万人，动员农民参军二百万人，除去作战消耗，达到建军五百万的目标。另一个是作战物资的供应问题，既要保证战争需要，又不能使人民负担过重，以免造成新的危险，影响战争的持久进行。
会议认为，一方面要取之于敌，另方面要靠大力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来解决。同时，大家还提出了一切缴扶要归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尽力减少机关开支等措施。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扩大党内民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训练和准备大批新区工作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以及加强工会、青年、妇女工作等问题。
党中央计划解放战争第三年，歼敌一百二十八个旅左右。根据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先解决东北、华北、山东之敌，以便抽出半数以上的兵力向南推进，渡江作战。规定我华北一兵团歼敌十四个旅（包括七月已歼敌八个旅在内），并攻克太原；二、三兵团歼敌十二个旅，配合东北部队作战。会议期间，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们攻打太原的设想。
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我的身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都一再叮嘱我注意休息和调养。我当时的自我感觉很不好，怕支持不了几个月的时问，中途倒下来，完不成攻打太原的作战任务。盘算来盘算去，最后找少奇同志谈了谈。他说：你的身体状况中央很清楚，但现在实在抽不出人来，去顶替你。你先回石家庄住院，休息一下，争取把太原打下来，再好好养病。
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我们商定，由他先回兵团，传达和贯彻九月会议的精神，我暂去石家庄和平医院休息些日子，再返前线。有重要情况，及时向我通报。耀邦同志走后，我告别中央领导同志，便返石家庄住院去了。
四大要点争夺战
“九月会议”前后，兵团的整训补充工作，紧张而热烈地进行着，取得了重大进展。
组织机构相应健全，兵员得到较大补充。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机关进一步调整充实，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均已到职；后勤部正式成立，裴丽生任后勤司令员。太岳部队改编为第十五纵队，正式列入兵团建制。
在太谷开办晋中公学，培养训练干部。训练了一部分俘虏兵，动员了一批新区农民参军，充实到连队。连队人数最多者一0四人，最少者亦达八十七人。武器装备基本按编制配齐，一般每连步枪九十支，轻机枪六挺；每营重机枪六挺；每团八二迫击炮六门；旅以上均配备数门山炮、重迫击炮不等。兵团下属三个纵队：八纵二万二千三百余人，十三纵二万二千九百余人，十五纵一万七千余人，加上兵团机关、西北七纵和华北炮一旅等部，太原前线的部队，共有八万余人。
巩固了部队，组织纪律性普遍增强。因为大量俘虏兵和新兵刚充实到连队，觉悟低，不适应我军的艰苦生活，怕苦、怕累、怕打太原“报销”的情绪，相当普遍。又因营以下干部多是新提拔起来的，缺乏管教经验，工作方法简单化，致使部队的逃亡现象一度相当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政治工作从大力开展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入手，搞诉苦运动，搞做我形势对比、新旧对比，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树立为人民利益而战的观念，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心。
同时，要求各级干部爱护和关心战士，发扬民主，改进管教方法，严禁体罚、辱骂、开斗争会等粗暴方式，从而大大减少了逃亡现象，有力巩固了部队，保证了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央关于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指示精神，组织团以上干部普遍检查，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兵团前委并制定了一系列加强纪律的措施，在部队贯彻执行。从兵团前委起，各级党委认真实行党委制，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军政首长及所属机关分工执行。部队党的观念、集体领导观念的进一步加强，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整训和作战计划的确实保证。
战术和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兵团前委认真总结了晋中战役的经验教训，强调通过整训练兵，把战术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我去石家庄前，曾在干部大会上指出：每次作战中干部的伤亡比例大，主要原因是有勇无谋，不讲战术。晋中南庄战斗中，七个营级干部负伤，有五个是不应该的。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的一条街道，笫一个被打倒了，第二个、三个、四个仍继续通过，继续被打倒。有的干部在战场上，又当通讯员，又当观测员、战斗员，恰恰把指挥员的责任忘掉了。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打太原！过后，兵团专门发布了《进攻太原的战术指示》，供部队学习。
“指示”中提出的十条战术原则是：“充分准备，精心计划；
进攻防御，都要精通；军事民主，服从命令；坚决顽强，果敢勇猛；隐蔽突然，敏捷机动；主要方向，力量集中；
插入切断，连续进攻；发挥爆破，步炮协同；互相援助，一致行动；全歼敌人，建立战功。”另由兵团举办炮训队，轮训了两千多名干部；各纵队或旅，亦分别集中营连干部或班长、组长轮训。连队的技术训练，着重于土工作业（夜间及敌火下作业）、射击、投弹、爆破等，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掌握了爆破技术。
作战物资准备亦较充分。兵团后勤部建立后，与晋中军区支前司令部及地方党组织配合，共同筹集战役所需的各类物资，保障后勤供应。在这方面，晋中人民出了大力，出人、出粮，出门板、出牲口，热火朝天，积极支前。
他们的口号是：“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短时间内，即筹集大小檩子三十余万根，门板三十多万块，麻袋三十余万条。华北军区调来的八百余万斤炸药，以及部队日常所需的粮食、蔬菜、油盐等，主要靠民工运输，每天出动民工不下十万人，牲口三万余头。鉴于晋中战役期间伤员不能及时转移和治疗，增加了死亡率，兵团下决心充实医疗、担架队伍。各纵队均成立了医疗队、休养所；
旅、团组织担架队，每旅二十五副，每团十五副，由四十至六十人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