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因部署面较宽，影响了集中兵力夺取四大要点；发现后及时调整兵力，以攻克四大要点为主要目标，也是对头的。缺点在于对敌情侦察不够周详，对阎军的拼死顽抗程度估计不足。战斗中部队的急躁情绪增长，急于求胜，攻击受挫后又顾虑重重，因而增大了不必要的伤亡，影响了战局的进展。
东山战斗接近尾声时，我夜间到前沿阵地去观察情况，受了风寒。回指挥所后，正打电话，突然感到左侧胸腹间剧烈疼痛，疼得浑身直冒汗。叫人扶我躺到床上，连身都不能翻了。医生检查后，说是正发高烧，肺部出了问题。
周士第赶忙派人去野战医院请钱信忠同志。他是华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来太原前线指导和帮助工作的，伤病员的转运治疗工作，靠他负责。他来诊断的结果是，胸部大量积水，患肋膜炎。马上派人去后方弄药，前委也向军委作了报告。不久，恩来同志就派了两名医生来诊治，要我早日去后方静养。那时，满脑子是打太原的事，哪里想去后方呀！士第、漫远、耀邦他们劝来劝去，也没能说服我。
最后，给我在榆次以南十多公里的峪壁村，找了所房子住。那里比较幽静，交通也方便，我可以一面工作，一面休养。
围困与瓦解
战役转入围困与瓦解阶段，时达半年之久。部队一面整顿训练，一面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
早在晋中战役结束时，我们就曾考虑过争取太原和平解放的问题。我和周士第曾向中央及华北局提出：阎锡山如能降服，减少我方伤亡，保存太原军工及各种建设，其人力物力统为我用，利益甚大。拟命赵承绶劝降，其内容及条件如何，请速指示，以便遵办。
中央当时也考虑了这一步。七月二十一日电告我们：
“据一波电话说，阎锡山在我兵临城下控制机场情况下，逃走之望既绝，自杀又非其所愿，故投降的可能是有的。
阎及其部下，最顾虑的是他们的家产，别的不容易打动他们的心。最击中要害的是如能保存他们的私人财产，则阎的部下会纷纷劝阎投降，即使阎不同意，也可能发生内变，或者在我军攻入城后，愿以保护公共财产自赎。而与阎系军官私有财产最有关系者，莫过于西北实业公司及保晋公司。故你们与赵承绶及杨澄源谈话时，可告以阎及其部下，任何人肯早日自拔，将功赎罪，我们不但保证本人及其家属生命安全，即其私人财产，只要不是以特权掠夺的官僚资本，我们亦将予以保护，其在西北实业公司的私人股份，只要查明确属私股，亦当照私人资本待遇，保证不予没收。”中央的指示精神，是争取和瓦解敌军的有力武器。
我们当即全面部署，着手开展这项工作。
我和赵承绶谈过几次话。此人多年追随阎锡山，是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将领。抗战初期我跟周恩来与阎锡山谈判，就见过他。被俘后，我们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尊重人格，晓以大义，中央并派人从上海接来他的女儿、女婿，由黄杰专程陪同来太原前线，与之团聚，使他深受感动。他一再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向我们陆续提供了一些太原的布防情况。我曾经问他：你看是不是放你回去，劝劝阎锡山，叫他和平解决。顽抗没有出路，只有死路一条。
和平解决，我们可以保证人身、财产安全，共产党说话算话，决不食言。他说：我损失了阎锡山这样多军队，他是饶不了我的，如果回去，他非杀我的头不行！他的顾虑有道理，所以我们就再未提放他回去劝降的事，只让他写信给阎锡山及其周围的高级将领。
为争取和平解放太原，华北军区派来副参谋长王世英等同志组成的工作组。王世英是山西洪涧县人，黄埔四期生，一九二五年入党，抗战初期曾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当处长，与阎锡山等人经常打交道。他在太原熟人很多，想利用旧关系潜入城内，找阎锡山谈判。这件事我们斟酌又斟酌，觉得阎锡山握有数万兵力，自恃太原有强固工事防守，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会不会同我们谈判，还是个大问号，王世英现在进去，风险太大。怎么办？想了个投石问路的办法。请出一位阎锡山的老师，年近八旬的老秀才，问他愿不愿意进城去见阎锡山，为民请命，拯救太原黎民百姓，免遭战火之灾。那位老秀才年事虽高，壮心不已，慨然允诺进城去见阎锡山。于是，便用我的名义写了封致阎锡山的信，由老秀才带上，进了太原。不久，我们获悉，阎锡山非但不听老师的劝告，反而连师生情谊也不顾，把老秀才给杀了！
西柏坡会议期间，毛主席又和我谈过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问题。他说：如果有这种可能性，就尽力争取，阎锡山如同意和平解决，你们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我说：恐怕不大容易，他连老师都给杀了，可见顽固得很。我们的立脚点放在打上，但也不放松争取工作、瓦解工作，尽量减少麻烦吧！毛主席完全同意。
此后，我们的争取瓦解工作，重点放在敌军官兵上。
至东山战斗结束时，敌军先后向我投诚的，已达一万七千多入。
黄樵松部准备起义，是这一时期争取工作的突出成就，可惜被人出卖，使起义夭折。黄系敌整编第三十军军长，河南尉氏县人，原西北军的，西安事变期间在杨虎城部，拥护张、杨联共抗日的爱国主张，对我党有一定的了解。太原被围后，我们把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调来前线，开展争取敌军的工作。高也是西北军的，与黄樵松熟识，写信劝他以太原三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率部起义。黄樵松经反复考虑，下决心起义。在东山战斗打响后，派其身边的中校参谋兼谍报队长王震宇，出城与我八纵队接洽，拟立即交出该部防守的东、抱两城门，接应我军入城。
兵团前委研究了这件事，认为机不可失，阎锡山正忙于东山防御战，想不到“内脏”生变；如果三十军起义成功，里应外合，我军便可乘势拿下太原。于是责成胡耀邦带高树勋去八纵，与王新亭、张祖谅和黄樵松的代表商谈组织起义的问题。事后，胡耀邦同志来电话，自告奋勇，要去黄樵松部组织这次起义。我说：你是政治部主任，打仗需要你，那里面的情况还没搞确实，去不得呀，另外派个人去吧！结果，他们决定派八纵参谋处长晋夫和侦察参谋翟许友二同志，随三十军的联络入员进城。
晋夫同志是河南洛阳人，抗战初期入伍，历任指导员、教导员、参谋、参谋处长等职，能文能武，聪明精干，是王新亭、张祖谅他们的得力助手。然而不幸的是，这次起义被三十军二十七旅旅长戴炳南出卖。十一月二日，晋夫他们刚进城，就同黄樵松一起被捕，不久押送南京。黄樵松、晋夫凛然不屈，英勇就义于雨花台。翟许友是以警卫员的身份去的，被判处无期徒刑。太原解放后，戴炳南藏在一个亲戚家里，终于被我军搜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阎锡山经过“黄樵松事件”的震动，变本加厉，控制内部。东山失守后，他在太原城内开动特种宪警指挥处、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等镇压机器，大搞白色恐怖，凡有所谓“通匪”嫌疑者，一律捕杀；阵地官兵均打乱编制，互相监视，实行“连坐”，被俘过的官兵组成“雪耻奋斗团”，集中进行审查，并在臂上或额上刺以“剿灭共匪”等字样，以示“雪耻”决心；以梁化之为头子的庞大特务系统，触角伸向各个角落，监视“异动”、严刑逼供，滥杀无辜。阎锡山日暮途穷，妄图靠“霹雳”手段，巩固内部，垂死挣扎。
根据中央推迟攻打太原的要求和阎敌加强内部控制的状况，我军在进一步横扫敌外围据点，加强军事围困的同时，符重瓦解敌前线官兵，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这是一场针锋相对、釜底抽薪的政冶战役。目的在于揭露、粉碎阎锡山的欺骗宣传和野蛮控制手段，首先促成敌人营垒的悲观失望，动摇分化，减少对我的仇视对抗情绪；进而使之离散倒戈，由零星的逃亡、投诚，直至小股、中股、大股的归降起义。这场政治攻心战的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方法之灵活，成效之显著，在晋冀鲁豫军区和兵团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为我军的战时政治工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首先是加强组织领导。政治攻势也象军事攻势一样，必须自上而下，形成坚强的领导中枢，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步渊，防止各自为政，乱放“枪炮”，事倍功半。
为加强领导，从十一月中旬起，兵团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由王世英、胡耀邦同志负责。各师成立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中心指导小组，连设政治攻势小组，在前委和各级党委领导下，专司政治攻心战的组织指导工作。
这一组织系统的具体任务是：了解敌情，分析形势，研究敌军心肌，及时提出对策；培训政治攻心骨干，总结和推广各部队的经验，不断提高斗争艺术、斗争水平，改进斗争方式；妥善安置投诚起义人员，严格遵行党的政策，检查和监督部队对俘虏政策、投诚起义人员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自下而上，建立严格的会议汇报制度，以便及时掌握工作动态，交流经验，保证政治攻势的顺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