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赫“世界第一女记”，传奇的女性，传奇的人生，传奇的报道
“活着就意味着身体和思维的行动。”——奥琳亚娜·法拉奇
“我读了《野性的呼唤》，那时只有9岁，从此决心当一名作家。”——奥琳亚娜·法拉奇
“如果我不做新闻记者，我不知我的价值何在？我生来就该当记者，置身于社会时局之中。”——奥琳亚娜·法拉奇
“你一定要去工作！去旅行！去全世界！”——奥琳亚娜·法拉奇的母亲
“哭什么？坚强点，女孩子是不哭的！”——奥琳亚娜·法拉奇的父亲
“年轻时她拥有一种文学精神，成年后她悉心培养这种精神，作了记者后她使其在实践中得到提高。”——圣·阿里科（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教授）
奥琳亚娜·法拉奇简评
奥琳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意大利著名女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小说家，名扬天下的“世界第一女记”，有人誉其为世界“政治采访之母”。翻译家王大迟认为：“在人类20世纪文化史中，有3位伟大女性必将被人们所铭记，她们就是哲学的波伏瓦、诗歌的普拉斯和新闻的法拉奇。”评论家斯蒂芬也说过：“法拉奇是20世纪最优秀的女性之一。”最近某刊物评出世界十大职业女性，法拉奇被称为“勇气型”代表。她的访问记和其他作品，不仅获得了意大利及欧美各国颁发的许多重要新闻奖、文学奖（如著名的意大利最高新闻奖——“圣·文森特”奖等），她本人还被授予包括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文学荣誉博士在内各种称号。
“活着就意味着身体和思维的行动。”法拉奇是一个非常富有个性魅力的、言语行为都有男子汉气概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为无数人（尤其女性）所崇拜与追随的当代国际伟大女性。很多人都说她“文风酷似男人”。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她被人们视为一种反暴政、反集权、反专制的象征，广为热爱自由、追求民主的人士所喜爱。毛喻原说：“法拉奇不仅仅是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一个以其行为去实践着她心中理想的人，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她同时也是一种象征、一个文化上的奇迹、一个思想上的谜。”
但法拉奇绝对算不上“美女记者”，才1.55米个头，不施粉黛，长期叼着烟打稿，做了40年新闻告老时，己是满嘴黑牙、一头灰发。她爱吸烟，爱穿长裤与男装；她的头脑也是男性的，思辩力与分析力一流。无论与基辛格对话，还是接受阿拉法特反采访，从来没被一个对手击退。即使男性，也不是大多数人能具备这种勇敢与从容。她那低沉而有磁性的嗓音，也使她具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魅力。法拉奇是女性的骄傲，同时又使许多女性显现出生命质量的一种低劣。有学者认为她有“双性气质”，许多伟大女性都有这种气质，如西蒙·波伏瓦等。
自从1980年第一次来到中国采访邓小平以后，法拉奇对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一代青年记者的影响与启示是多方面的，他们在采访与写作方面的探索，如纪实文学中的口述实录，电视访谈节目中的论战交锋，新新闻主义的写作观念等，都可以追溯至她后来被陆续介绍到中国的作品中。据说当时有人甚至模仿她的无畏精神与冒险行为，单枪匹马去偏远荒芜危险的境地从事采访……
有关法拉奇的书籍，在中国出版的并不少。1982年和198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人物专访文集《风云人物采访记》。2002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199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宇晖等人撰写的《世界第一女记者——奥琳亚娜·法拉奇》。2000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圣·阿里科（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教授）所著的《女人与神话：奥丽亚娜·法拉奇传》。
法拉奇本人的著作，采访手记也好，小说也好，像她本人一样出色，不必因为她的名望和荣誉让人倾倒，而是因为书本身而将人慑服。男人的心胸、女人的感觉、记者的敏锐、作家的才华……许多优点合为一体，故多为畅销书，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行销于全世界；尤其是她70年代以后的作品，一旦出版，都会引起读书界强烈反响。她的自传体小说《男子汉》曾以10多种语言的译本在全世界发行数千万册。
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不久，高龄71岁的法拉奇再次挑起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重要国际新闻。亲眼目睹世贸大厦双子星座倒塌的她，在自1990年海湾战争结束沉默了多年之后，在极端愤怒和充满激情的状态下，出版了一部标志着她从左派往右派转向的新书《愤怒和自豪》（她认为穆斯林恐怖份子绝不仅仅是对着美国，他们是要与整个西方文明价值为敌），猛烈批评伊斯兰教和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反响极大（被美国媒体视为其“复出”后首次发表的文章，“已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震撼性的事件之一”），发行极多（最初发表该文的报纸在4小时之内就卖出了100多万份，打破了国际新闻史上的最高纪录；该书7个月内在意大利卖出了100多万册）；却也遭到阿拉伯世界强烈谴责和左派媒体激烈围攻，指责它是“病态、垃圾和挑衅”。两个意大利穆斯林组织给她发信，声言要像当年霍梅尼下令处决《撒旦的诗篇》作者、英国小说家拉什迪一样去“杀死”她（《华尔街日报》把她列为拉什迪之后第二个因文章观点而生命受到威胁的西方作家；并对这种勇敢站出来谴责自杀炸弹和恐怖主义行为赞誉说“欧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法国3个社会团体以“散布种族歧视和仇恨罪”把她告上巴黎法庭，要求立即查禁她的书。该案的进展，已将成为法国如何对待言论自由的标志，甚至可能挑起十字军东征以来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新仇旧恨，所以引起西方知识界热烈瞩目。
阿里科说：“法拉奇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星，她是现代神话创造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法拉奇的妹妹宝拉也曾说过：“奥琳亚娜是一本打开的书，用中文或是梵文写的书。”（对西方人来说，“中文”或“梵文”意味着神秘。）
长期以来，西方新闻界在视法拉奇为20世纪最著名的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同时，也为她的成功涂抹了一层浓重的神话色彩。受其影响，中国同行不免对这位传奇人物持仰视态度，而忽视了对她成功背后种种因素的探究。这些书便有助于我们走出神话的影子，去接近一个本真的法拉奇。
法拉奇的童年与少女时代
法拉奇1930年出生于被地中海环绕的南欧亚平宁半岛中部的佛罗伦萨城（在中国文人徐志摩笔下被译为很浪漫但不乏阴柔的“翡冷翠”），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心之一，历史上诞生过许多文化巨匠（大诗人但丁、作家薄伽丘、艺术家与科学家达芬奇、雕塑家与画家米开朗琪罗、画家与建筑师拉斐尔等）。虽然文艺复兴已过去几百年，但人文主义余热犹在。她的家庭和她早年的生活，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传统的浸染。
法拉奇出生于一个工匠家庭。其父母虽未上过大学，但都是狂热的书迷，并深深沉湎其中，从但丁的《神曲》到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从莎士比亚的剧本到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的小说……他们竟习惯于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不停地买回一些好书细细品读，然后放进书橱里，怀着无比的虔敬和满足默默欣赏着。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热爱深深影响了法拉奇的早年生活。中学时代的她，是一个终日沉醉在名著之中，看起来总是若有所思、严肃认真的早熟少女。或者说，文学名著竟成了她的生命本身。在漫长而浩繁的阅读中，法拉奇形成了几乎所有从小痴迷于读书的孩子共同的性格特征：离群、沉默、孤独、忧郁、敏感。
更重要的是，读书的结果使她早早在心里许下成为作家的愿望：“我读了《野性的呼唤》，那时只有9岁，从此决心当一名作家。”于是这个愿望像一颗种子在她心底深深扎下根来，不仅一生挥之不去，而且愈到晚年愈加强烈，成为终生的希冀。神奇也并不神奇的是，20世纪初另一位伟大女性——法国文学家、哲学家西蒙·波伏瓦，与法拉奇童年的读书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想见，文学精神（或作为精神血液的文学）对法拉奇的深刻影响，甚至重新塑造。
童年经历与生活、父母的性格与教诲，也对法拉奇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的母亲痛恨成为家庭主妇，一再强调法拉奇要有自己的事业。她曾回忆小时候母亲给她穿衣服时脸上愤怒的泪水，及母亲的训话：“你绝不能做我现在做的事！你绝不能成为人妻成为人母，成为无足轻重的奴隶！你一定要去工作！去旅行！全世界！”母亲认为家庭生活不是生活而是奴役的思想，影响了法拉奇的职业选择和强烈的事业心。母亲的话和后来的生活，一直提醒着她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要成为职业女性。她“自幼就被灌输逃离家务劳动、投身于某项事业的思想”（阿里科语）。
如果说法拉奇童年的阅读经历与西蒙·波伏瓦是极为相似的，那么她们童年的生活经历则大为迥异。战争打破了她童年的宁静，战争和战争中的残酷经历深刻影响了她的个性的成长，以及思想倾向。二战时，一次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10岁的她恐惧地蜷缩在防空洞里一个煤箱中放声大哭。父亲看到她的眼泪后非常生气，狠狠地打了她一耳光，严厉的训斥道：“哭什么？坚强点，女孩子是不哭的！”多少年后，她对这件事记忆犹新，并深有感触：“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得承认我对弱者不够宽容大度。这并非因为我的天性或个性如此。我的父母对弱者就不够宽容，明白吗？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童年的这个经历对法拉奇至关重要，父亲的一耳光几乎使她在一瞬间长大，意识到一个人必须成为生活的强者，坚持不懈地战斗。甚至可以说，她的生存哲学就是强一些，再强一些！正如她自己所说，一个人如果很强，她就会击退哪怕生活中的歧视。
法拉奇早早走出盲信，同时也学会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不容忍软弱，不怜惜弱者的坚强甚至残忍的性格，从这里开始拖下长长的影子，直接导致她后来作为一个记者提问的犀利和咄咄逼人。法拉奇强硬尖刻的形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想到她时，觉得她更像一个“男子汉”。在她的同事中她也更像一个“兵营里的兵士，像所谓战友”。
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十三、四岁的法拉奇和父亲一起参加了抵抗运动，传送消息，护送联军俘虏到安全地带……这些经历在她心里留下永恒的记忆。她的反法西斯思想也开始逐渐形成（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使她一辈子都厌恶极权，甚至偏激地厌恶整个德国。1986年她曾去德国两次，但都很快离开，而且她始终不肯在德国为自己的书籍举行促销活动）。她体验了战争的残酷与凶险，锻炼了勇敢、无畏和坚持；同时也认识到善与恶、好与坏并不是那样抽象和泾渭分明。她不相信权力，宁愿独自挑战；她不迷信权威，更善于独立思考；她不安于仅仅做一个事实的机械记录者，更倾向于从自己角度出发，关照世界。
几乎所有心理学理论都注意到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整个生命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更是如此。因而，法拉奇童年、少女的经历——传统陶染、家庭影响、战争经历和学校教育，都可以为她日后的所作所为作上注脚。
法拉奇从走上新闻路到名声远扬
作为少女的法拉奇，接受了完整的意大利古典文学教育，还花了许多时间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著作，吃力地啃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和奥维德的《变形记》，并体验那种“被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纠缠的奇妙感觉”。由于学习优秀，她连跳两级，16岁中学毕业，并在会考中取得高分。早熟早慧的她已开始悄悄写些新闻稿子往外投，很快在当地报纸发表。
法拉奇怀着美好愿望想成为一名作家；无奈迫于家庭压力，在佛罗伦萨大学注册时她选择了医学。入学才几个月，由于经济等原因（一则“走廊事件”使她对高等教育感到失望；再则她父亲遭遇车祸，伤势严重），她不得不在一家报社找了份工作，半工半读。她意识到家里必须有人采取主动行为，于是决定去找份全职工作。她的古典文学素养、她对阅读和冒险的渴望、她的精神和纪律、她成为作家的理想共同决定了一个意向，一个唯一选择——新闻事业。对法拉奇而言，新闻事业既是主动选择又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接受。
二战结束后第一年（1946年），16岁的法拉奇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意大利中部晨报》新闻编辑室作警事和医院报道员。1952年该报编辑要求她写一篇关于共产党人政治集会的讽刺性报道，法拉奇认为这种未经调查就设定观点的行为有悖新闻客观性，于是断然拒绝，遭到解雇。后来她又做过《晚邮报》驻外记者。
经过5年磨炼，她初露头角的文学天赋受到全国性杂志《欧洲人》注意，不久被该杂志延揽，于1953年派往美国好莱坞电影城从事文艺报道。这是她职业生涯的真正开端，也是她走向神话世界第一步。好菜坞艺圈仿佛强有力的催化剂，使得法拉奇天性中的激情与想象力无拘无束爆发出来。她采访了玛莉莲·梦露、格里高利·派克、希区柯克等大牌明星和导演，与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及西蒙·波伏娃对话，并同辛·康纳利（007扮演者之一）、剧作家阿瑟·米勒等人成了好朋友，他们为她的文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从1961年到1963年，法拉奇为《欧洲人》共撰写近百篇国际知名人士访谈录，包括有关演员、制片人和电影节的67篇，有关上层社会和贵族人物的8篇，有关时装设计师的4篇，以及10多篇对其他名人的访谈记。这些文章使她在欧洲声名鹊起。
但很快地，法拉奇就对这种无休无止报道音乐节、电影名人及学界名流之类题材感到索然无味，而渴望与更广阔和隐秘的世界对话。她后来为世人所瞩目的采访与写作方式的不少特征已初露端倪，即在采访中将谈话用录音机全部录下来，然后誊写在纸上，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加以发表，并在每一篇报道描述性前言中交代此次采访来龙去脉：她是如何得到采访许可；她对被采访者的看法与意见；采访如何进行，又如何结束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逐步把报道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大城市，不断锤炼和改进业已成型的采访方式，采访对象也趋向罗伯特·肯尼迪（美国参议员）、休·海弗纳（《花花公子》发行人）、尼尔德·衣阿蒂（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艾尔·考多贝斯（西班牙斗牛士）等五彩缤纷的各类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