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首先说道：“下午听了你们的介绍和看了地形，心里更有底了。军委要我们先打塘沽和大沽，一是为了控制海口，防止平津守敌从海上逃跑；二是歼灭小的，孤立大的，作出个样子，迫使平、津守敌放下武器。但是，现在看来，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用3个纵队打塘沽和大沽，不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难以速决，况且敌指挥部已搬上军舰，我们不能对敌形成包围。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守敌则不可能。最大可能足歼灭一部，而大部逃窜，结果是得失不合算。更重要的是费力费时。将拖延解放平津，解放整个华北的时间。”
萧华插话说：“我还担心，在我们打塘沽时，天津守敌乘机突围逃跑。”
刘亚楼点了点头，说：“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停顿片刻，以很慎重的语气，向邓华、吴寓善问道：“如果我们把先打塘沽改变为先打天津，你们看怎么样？”
一听这话，邓华、吴富善顿时面露惊喜。
邓华一拍大腿。嗓门也大了：“要是这样，我们就想到一起啦！
先打塘沽得不偿失，先取天津是有把握的！”
吴富善也急忙说：“昨天，我们俩和刘震、詹才芳同志一起也议论过，都认为如果先打天津，可以争取时间，不仅天津守敌跑不了，对切断北平之敌东逃的去路，也更为有利。只是这塘沽的5万敌人就抓不住了，让他们从眼皮底下溜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刘亚楼说：“先打天津，同时也不放弃对塘沽的包围，即使这5万敌人跑了，也无关大局，扭转不了傅作义集团覆灭的命运。”
接着，他们又进一步商议了一阵子，定下了决心，便连夜共同签署了给林彪的电报（罗荣桓应党中央电召，已启程去西柏坡参加会议），详细陈述了塘沽的地形和敌守备情况，正式提出了将先打塘沽改为先打天津的建议。
第二天，刘亚楼、萧华一行启程赶回孟家楼。
自从刘亚楼、罗荣桓先后离开平津前线司令部后，林彪根据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报告说平津地区之敌有突围的可能和前几天邓华、吴富善反映塘沽地形、敌情的电报，12月26口给中央军委去电：“平津敌突围像征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有何指示，盼告。”中央军委回电，同意推迟攻击两沽，并指示要严防平、津两地敌人突围。
林彪收到刘亚楼等从塘沽前线发来的电报后，他大概是想起打锦州时曾给中央军委去电要改变部署，结果弄得不愉快，所以这—次变得谨慎了。他一直等待着刘亚楼回来，打算两人当面仔细商议后，再作定夺。
刘亚楼赶回平津前线司令部后，详细向林彪报告了在塘沽前线的实地勘察情况和与邓华、吴富善等对地形、敌情的分析及建议缓攻塘沽，先取天津的理由。
林彪思考良久，方定下决心，让刘亚楼起草给中央军委的请示电。
29日，林彪、刘亚楼在共同签署的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详细报告了塘沽、大沽的地形和敌守备情况后，说：“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的部队，皆认为攻两沽不合算。……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面防平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盼军委电示。”
刘亚楼以对战场情况的透彻了解和敢作敢为的胆识，积极建议中央军委改变重大作战计划。同时，他也深知“毛主席一贯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作战方针、调整作战部署的，对于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只要是理由充分、正确。对全局是有利的，主席总是很尊重的。”
但是，当这封电报真的发出去之后，他的心也还是有些惴惴不安，一直在急切地等待着……
当日，中央军委就来了复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刘亚楼心里象一块石头落了地。林彪也如释重负松了口气。
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立即决定成立天津前线指挥部，刘亚楼任总指挥。
刘亚楼担当超总攻天津的指挥重任，指挥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大部及第六、第十二纵队各1个师，共22个师34万人，配有山炮、野炮、榴弹炮等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装甲车46辆，迅速转兵包围天津。他带领着精干的指挥机关乘车疾驰天津西面的杨柳青镇。
率大军布阵杨柳青施小计迷惑敌司令杨柳青在天津西10公里，每到阳春、仲夏和金秋时节，颇有几分江南水乡的风光，而在这深冬里，镇里镇外既不见柳絮，也没有杨花，显得有些荒凉。一条小河贯穿街心，两岸矗立着高低不一的房舍。小镇西边一个普普通通的院落，几间瓦房依坡就势排列着。
院子很宽敞，中间有一口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落尽叶子的枣树。
天津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刘亚楼一到杨柳青，即下达命令：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17师向杨柳青挺进；第二纵队向王庆坨挺进；第七纵队向欢坨挺进；第八纵队向汉沟挺进；第九纵队和第十二纵队34师向大任庄、大寺挺进；特种兵纵队向杨村挺进；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监视塘沽之敌。
从1948年12月30日至1949年1月2日的4天之内，刘亚楼指挥34万大军将天津围了个水泄不通。
天津，东距塘沽45公里，西距北平120公里。市周围是广阔绵垠的沿海洼地，是易守难攻的水网地带，对大兵团多兵种的战斗行动有不少困难。天津市区地形复杂，北运河、子牙河、南运河、金钟河、新开河、墙子河把市区切成许多片断；市区狭长，东西宽5公里，南北长13公里。
早在日军占领时期，天津就修有永备工事。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从1947年秋又大力增修城防，抓夫10万，环市挖了一条护城河，长45公里，宽10米，深4．5米。水深经常保持3米左右。护城河内侧，筑有土墙，高5米，墙上设有电网，每隔20米至30米有一碉堡，土墙内有环市公路，便于调动部队，通向市内的重要街道、路口修有碉堡；护城河外有碉堡群（有大型碉堡380多个，连同市内和纵深的碉堡共约1000多个、几道铁丝网、鹿砦、梅花桩及埋设了数以万计的地雷。敌人并将城周围5公里以内的村庄焚毁，制造无人区和开阔区。
辽沈决战期间，蒋介石亲去沈阳、葫芦岛指挥时，曾两度路过天津，视察了这里的城防工事，对陈长捷大加赞赏，并再三叮嘱“工事设计和运用要自己掌握，要特别注重军事机密。”
陈长捷凭借着这样的复杂地形、坚固工事和13万兵力，自夸“大天津堡垒化”，“固若金汤”，有固守“绝对之保证”。
陈长捷的话虽是在自吹自擂，但像天津这样的设防，在国民党军当时所占领的城市中确实是少有的。
夺取天津，将是一场极其艰巨的攻坚战，中央军委又限定天津战役的准备工作必须在10天以内完成，因为天津攻克以后还要解放北平，如果时间推迟，冰冻融解，就不利于对北平的作战。
任务如此艰巨，时间如此紧迫，对于第一次独自组织指挥这么多部队、这样大的战役的刘亚楼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在各纵队向天津周围开进的几天中，刘亚楼昼夜不停地东奔西跑，亲自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勇敢的侦察员们冒着敌人的枪弹，在齐膝深的雪泥浆里爬着、滚着，抵近敌人的阵地，仔细侦察。将天津外围的明碉暗堡、火力支撑点、布雷区等一一绘在图上。中共天津市地下组织派人冒着生命危险送来了详尽的敌情资料，那上面连市内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刘亚楼很快掌握了天津的地形情况和敌人的守备部署，定下了决心，制定了作战计划。
1949年1月4日，刘亚楼将各纵队和师的指挥员召集到杨柳青，召开作战会议。
在指挥部里，墙上挂着天津市区域图，上面被刘亚楼用粗红铅笔划上了许多圈圈、箭头，已完全成了一张天津战役图，旁边还挂有一幅天津敌城防、兵力部署图。
刘亚楼首先简短地介绍了华北战场的形势，接着讲道：“现在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
显而易见，天津之战在华北决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此战决非平常啊！天津这一战役打得如何，对能否彻底粉碎华北敌军南逃和从海上逃跑的企图至关重要。天津一旦攻下，北平将成为一座孤城，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傅作义集团，就为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的任务是十分光荣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艰巨性。”
讲到这里，刘亚楼站起身，拿起指示棒，指着墙上的作战地图，讲述了天津的地形和敌人的城防情况之后，介绍说：“陈长捷在市内的防御部署是这样的：整个阵地分为三线，第一线是金汤桥、金刚桥、21号桥以北地区，包括北洋大学；第二线是海光寺、胜利桥、中正桥的以北地区；第三线是胜利桥、中正桥以南地区。核心工事区在海光寺以东，墙子河以北，胜利桥以南地区。陈长捷的用令部在海光寺。”
刘亚楼紧接着提高声调，一字一句地继续讲道：“天津地形的特点是：东西窄，南北长；守敌部署的特点是：北部兵力强，中部工事强，南部较平常。因此，我们的作战部署是：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指挥第一、第二纵队，并配属特种兵纵队三分之二的炮兵、20辆坦克，组成西集团，由西向东攻击，为第一主攻方向。从天津西北、和平门南北地区突破，第一步在金汤桥与由东向西攻击的东集团会师，第二步会同南集团，先歼灭南半城之敌，尔后视情况歼灭北半城敌人。
“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指挥第七、第八纵队，并配属特种兵纵队三分之一的炮兵、10辆坦克，组成东集团，由东向西攻击，为第二主攻方向。从天津东王串场、民权门一线突破，第一步指向金汤桥，与西集团会师，第二步以第七纵队歼灭南半城敌人，以第八纵队歼灭北半城敌人。
“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统一指挥第九纵队、第十二纵队第34师组成的南集团，由南向北攻击，为助攻方向。从天津南尖山子地区突破，配合东西两集团，围歼南半城之敌。
“以第八纵队独4师主力、第二纵队独7师一部及野训警卫团大部，在城北积极佯动，迷惑敌人，以求在主攻方向上出敌不意。以第六纵队第17师为预备队。”
刘亚楼停顿了一会儿，等大家记录完他讲的部署之后，又强调说：“这个作战部署，概括地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刘亚楼话音未落，会场里的气氛活跃起来，许多人发出了轻快的笑声。这时，刘亚楼把目光转向第二纵队司令员，说：“刘震同志，你们的对手是林伟俦的六十二军，可是块难啃的骨头！”
邓华大声插话：“他呀，牙口好，没问题！”
刘震装出津津有味的样子，说：“嘿！虽然骨头不如肉可口，但嚼起来更有味道哟！”
刘亚楼和其他同志都哄堂大笑。
最后，刘亚楼对战前准备工作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攻津部队自到达天津前线之日起就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进行政治动员，演练战术技术，筹备物资器材，扫除天津外围据点……
1月5日，刘亚楼专门召开纵队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作了天津战役政治工作的部署，提出：天津一定要打下，而且必须夺取军政双胜利！
部队上下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纷纷召开大会，进行思想发动，号召开展战场杀敌立功竞赛，创造“打得好，执行政策纪律好，团结好”的“三好”连队，广大指战员的求战热情犹如烈火越烧越旺。各师还发动当地群众向战士诉说国民党军为制造无人区而惨无人道焚村烧房、屠杀百姓的罪行，激起了战士们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活捉陈长捷，替天津人民报仇除害！”成为战士们的共同誓言。
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歼敌55万多人的大喜讯传到天津前线，参战部队沸腾起来，人人磨拳擦掌，个个急不可耐，战斗员及各班、排、连、营、团、师纷纷递交请战书、决心书，要求快下命令，早日打进天津城。
天津是拥有近200万人口的华北最大的商业城市，文化也较发达，商店、工厂、学校、医院都很多。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天津市人民生命财产十分关心，指示攻城部队在战斗中要设法保护这些设施、场所，使其免受和少受炮火的破坏。刘亚楼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部队加强战术技术演练，炮火射击要准确，步兵穿插要熟练，特别强调加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严令部队入城后要做到“对人民财产秋毫无犯，缴获物资原封不动”。
在战前准备中，一些纵队、师、团的指挥员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天津市内住有不少外国人，他们均在自己门口插有外国旗，而敌人据守在一些外国人房子内，怎么打？
刘亚楼经再三考虑，提出了3条意见，并请示中央军委：“（1）敌人已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它是否过去租界，不管这个房子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不管它插有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同样加以进攻。（2）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在外国人房屋里，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3）敌人未加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有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中央军委当即来电表示赞同：“刘亚楼所提三条是正确的。”
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伟力最深厚之根源。华北人民群众和东北15万随军入关的民工，对天津前线子弟兵给予了无比的关怀和热烈的支援，支前场面震撼人心，拥军壮举催人泪下。
通向天津前线的条条河道里，连绵不断的冰床运输队飞速滑行前进，冰床上插着五颜六色的小旗子，满载着粮食、生猪、大白菜沿着封冻的大清河，4万多男女老少自告奋勇冒着严寒开凿冰道。支前的船只载着弹药、蔬菜、柴草迎着寒风顺流而下，船上挂着“打下天津卫，活捉陈长捷”的巨幅标语。
铁路上，公路上，百万民工挥动着铲锹，扛的扛，抬的抬，抢修桥梁、路基，填坑垫沟。虽是数九隆冬，人们仍汗流满面。屡遭破坏的北宁铁路和战区公路始终保证了畅通无阻，部队打到哪里，支援前线的运输大动脉就在那里跳动着。
轰轰烈烈而又深入扎实的政治动员和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行动，激励着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战前练兵的热潮。从机关到连队，从军事干部到政工干部，从师、团领导到炊事员，练捆炸药包，练爆破技术，练送炸药；利用驻地村镇街道，练习巷战，攀登楼房……休息时、指战员们还高唱自编的练兵歌：“练爆破，演攻城，练巷战，习攀登，今日练兵憋足劲，明日大闹天津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