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壮族地区的经济活动日渐丰富。其中，种植业是壮族农业的主体，而水稻种植是种植业的主骨。农业史的成果表明，壮族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种植技术的民族之一。瓯骆地区自进入农耕时代以后，就一直以水稻种植为主，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那”文化。当然，在长达一万多年水稻种植的过程中，壮族地区也不断引进和种植麦子、玉米等其他作物。麦子在壮话里被统称为“候墨”（haeuxmeg），光听发音就知道是个借汉词。据《新唐书》卷197《韦丹传》记载，韦丹任荣州刺史时，教民“种茶麦”。据此，相关学者普遍认为，麦子是到唐代才从北方引入壮族地区的。不过，直到宋代桂北才普遍种植麦类，而桂西仍没有多少动静。到了明清，小麦种植在壮族地区才有了更大的发展，然而时至今日，麦类在广西仍谈不上普及。究其原因，有稻作文化过于根深蒂固的缘故，壮族地区大都冬短夏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玉米在壮话里多被称为“候帝”（haeuxdaeq），即乃皇帝之米的意思，由此可猜测它是经中原地区流入壮族地区的。而据专家的认真考证，玉米是明末清初才传入广西的。与麦子不同，玉米耐早、耐雨、耐寒，病虫害较少，又不择山地平峒，适应性极强，还容易进行田间管理，产量很有保证，所以很快就在壮族地区尤其是挂西的千山万峒中种植开来。至今在广西的很多地方，玉米依旧是壮人的第二大主粮。在壮族地区，经常见到的粮食作物还有木薯、红薯、芋头、高粱、黄米、黑饭豆、红饭豆、绿豆、三角麦、鸭脚粟等，它们作为辅助性的杂粮，一般是间种或插空种植于地头、田埂、山麓石块间的小块平地等，所以耕作粗放，收获多少听凭天赐。
壮族地区还有较为齐全的林畜牧经济。采集作为壮族先民最早的谋生手段，它一出现也就意味着森林开发的肇端。早在几万年以前，“柳江人”应该已经学会用火，比如人们今天在遗址中挖掘到的木炭，可能就是古人燃木取暖、烘烤兽肉的印记。而神话故事《姆六甲》说到：作为壮族始祖的姆六甲是从一朵鲜花的花蕊中长出来的。在壮族地区，还有一个几乎是妇孺皆知的传说：古时人们烧火做饭时，山上的柴薪会自行走进各家各户，煞是方便。可是有一次，一位妇女正在煮饭弄菜之时，满锅好饭被来得太多太急的柴薪碰翻在地，因此她就到布洛陀那里告状。于是，布洛陀就命令树林从此生根不动，人们要用多少柴火靠自己去砍。这些神话透露出壮族先民对森林的依赖和开发。结合历史和现实的材料来看，壮人对森林树木的开发主要是用于建房、烧柴、制药、制造家具、制造交通工具等。与此同时，他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对“后山林”及村屯前后“神树”的砍伐禁忌，以及对竹子、木棉等精心养护的优良传统，有意无意间对森林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同样从有关传说和史料来看，壮族先民对水果的栽培应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比如，经诗的《造万物·造房屋园子鱼网经》说到：他业王（Dahnez，即业姑娘）除了造网造房屋，还“造枝给鸟栖，选树干结果”；而某仙人在给大地撒种子的时候，“有一粒播在山上长成李果，有一粒撒在弄场长成桃果”。这就是说，至迟在母系氏族时代，壮族先民已开始进行果树栽培。有关研究表明，瓯骆地区从汉时起就已经有龙眼、荔枝、桔子、柚子、桃子、李子、槟榔、橄榄等种植的信息。[16]到了隋唐和五代前后，又有桄榔树等的扩大种植。[17]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是很早就见诸于史书的：主要用于织布的苎麻在秦汉时已广为种植，至宋代更达到“无地不种”的地步，广西至今仍是我国苎麻的主要产区之一；棉花在唐前已多有种植；甘蔗种植在宋代也已有记载，到明清时期成为普种之物，广西今天是我国公认的产糖大户；可制成蓝靛的蓝，宋之后也广为种植。在动物的驯养方面，如上所述的，壮族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有这些方面的信息，经诗中有关牛、猪、鸡等的发现和发明，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对原始农业和饲养业产生发展的曲折反映。而考古研究表明，桂林甄皮岩人遗址中保留有饲养猪类的痕迹。之后，经过一万多年的不断发展，畜牧饲养成了壮族地区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结合历史和现实的材料来看，壮族地区的大畜饲养以牛羊为主。牛的饲养几乎家家都有，主要用于耕田，少量用于拉车，用作菜牛的较少；马的饲养虽没有祖国北方那么盛，但广马也曾有名闻遐迩的时候；由于山多地少，壮族先民很早就驯养了山羊。猪是壮族地区最常见的牲畜，从历史到今天基本是家家修圈、户户存栏，从而使养猪业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壮族地区，人们所饲养的家禽主要有鸡、鸭、鹅、鸽等，其中以鸡最多。另外，由于壮族地区河网密布、雨水充沛，因此各种养鱼活动开展得比较早。《布洛陀经诗》就经常有把养鱼和造田相提并论的描述：“造池塘养鱼，造田来种谷。”（《造万物·赎谷魂经》）而把财产称为“塘那”（Daemznaz，直译即为“塘田”）的习惯在现代壮语中也不算新鲜，说明自古至今养鱼在壮族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分量。
就总体而言，农业经济与“男权”紧密相关：
首先，从生产工具来说。一是大石铲和石犁等重型石器工具的出现，既提高了劳动效率，也放大了男女的生理和文化差异。即是说，由于在农业生产中男子的作用日益重要，其社会地位自然随之加强；反之，妇女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日趋减弱，其社会地位因此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这样，尽管在大石铲和石犁出现之时，瓯骆地区的生产关系仍是原始氏族集体公有制，但氏族的规模已经比母系氏族大家庭要小得多，即一个个父系家庭上升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传统的母系氏族制度由此被新兴的父系氏族制度所取代，其家庭结构和婚姻形态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即传统的对偶婚逐步发展成为一夫一妻制。二是青铜器的出现对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有一定作用，但它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促进了阶级的进一步划分，“使奴隶主们可以拥有大量的财富，称雄岭表”[18]。奴隶制是与父权家长制密不可分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19]。可见，青铜器的出现是与妇女权力地位的下降相联系的。当然，由于壮族氏族公社的根深蒂固，私有制发展得并不充分，与此相联系的父权也具有不彻底性，所以壮族妇女的权力地位还有一定保证。三是铁器的出现对性别关系影响最大，因为“铁器时代即领主制和地主制时代”[20]。尤其是使用铁犁和牛耕属于重体力活，加上性别刻板模式不断被复制等原因，因此决定着它们从一开始就具有“性别隔阂”特征。汉克斯指出：实行耕种农业使妇女普遍处于从属地位，因为“犁田几乎普遍地是男人的任务，妇女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偶尔操犁，或者在种植季节大部分时间男人出门在外的文化也是如此”。“实际上耕作农业是加大性别等级结构的众多因素之一。男人负责犁田使他们在继承家庭土地及继承耕种共有土地的权利上更为有利。”[21]这段文字用来描述壮族地区真可谓恰如其分。比如，在梧州倒水东晋南北朝墓出土过一种陶制耙田模型中，田间的赶牛耙田者是一个男子，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看成壮族男子在耕种中的角色扮演。壮族妇女确实很少操犁，即使是在男人外出或过早去世的情况下，也要由亲属中的其他男性来代工。比如，据有关部门在1958年对西林县那劳区维新乡的调查：“女的也不做犁田、耙田等工作，说什么‘除非男子死绝了，我们才犁田耙田。守寡之妇要犁田、耙田还是请别人来做，自己不做。”[22]所以，至今壮族人家如果有女无儿，就会被称为“少了操犁的”。壮族妇女虽然一般不负责犁田，但壮族社会却不是“男耕女织”的简单二分就可以囊括的。实际上，妇女因在其他方面劳动都有重要作用而获得较多尊重。
其次，从粮食作物来说。一是稻作经济的发展见证着“女权”由兴盛都到式微的过程。比如，《太平寰宇记》和相关的民间传说都涉及这么一个故事：古时北部湾沿岸的合浦一带，有一对忠厚的父子。因灾荒交不起租赋，于是衙役抓走父亲，并限定儿子在三天之内交清官租。儿子束手无策，在呼天喊地中惊动了南海五仙子，她们手执稻穗，骑着五只不同颜色的羊降临人间，并送来了稻种。儿子拿稻种去播种，获得丰收，交清官粮，赎回父亲。谁知官老爷却诬陷少年偷谷，五仙女又一次主持正义，把恶人驱逐到番禺并予以严惩。之后，她们腾空而去，留下的五只羊就地化作镇妖石，广州因此得别名“五羊城”。显然，这个传说乃是对妇女发明稻谷种植的历史功绩的一种肯定和赞颂。又如，在百色不少地方的壮族农村，每一年开始插秧时都首先由一位子孙俱全的妇人来扯几把秧、插几兜苗，然后其他人才能下田，这就是所谓的“开秧门”。这种仪式在解放前后都还有某些表现，由此说明女性在稻作生产中的地位较为根深蒂固。但是就总体而言，随着耕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牛耕的使用，男子在稻作生产中逐渐起到主导作用，“父权”因而也就取代了“女权”。这些我们在上面已多作论证，在此就不赘述。二是麦子和玉米的引进促进了男女地位的分化。比如，韦丹的教民“种茶麦”是以“止游惰”为前提的，而“男多游惰”正是壮族妇女能够显示自身地位作用的重要原因。玉米作为“皇帝之米”，本身就蕴含着“父权家长制”的因素；而它作为壮人的第二大主粮，并且田间护理简单，也比较容易显示男子“负责犁田”的优势。三是木薯、红薯、芋头、高粱、黄米、黑饭豆、红饭豆、绿豆、三角麦、鸭脚粟等的种植更能够体现妇女的“辅助性”。这些多属间种作物，并且耕作粗放，所以壮族地区很少将它们的种植看成是“男人的工作”。总之，它们的杂粮性质决定了在此伺弄的妇女的“协助”、“解围”性质。
再次，从林牧经济来说。如前所述，采集和狩猎时代是“母权”盛行的时期，所以史料和神话传说都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情况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就发生了颠覆性改变。而在壮人对森林的开发利用中，除了薪柴用途与妇女有直接联系外，建房、制药、制造家具、制造交通工具等其他用途，加上水果和甘蔗的种植等，基本都是“男人的工作”。至于棉花和蓝等的种植，乃是妇女最能独挡一面的领域，因为它们与纺线织布这些传统的妇女劳动紧密相连。在《布洛陀经诗》中，有关牛、猪、鸡等发现和发明大都与女神有关，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壮族妇女饲养活动的付出与回报并不相称。即是说，在牛、马等大牲口及与耕种、财产紧密相连的饲养活动中，妇女从发挥作用到获得回报都受到诸多羁绊；在羊、猪小牲口以及鸡、鸭、鹅的饲养活动中，妇女无疑是主要的劳动者但却不一定主要的受益者。比如，解放前后西林县那劳区维新乡的妇女，在一天里除了春米、煮饭、挑水外，还要“喂猪、鸡”等。但是，“在各种分配上妇女是不能享受的，也没有土地、财产的继承权。”[23]这种极端的情况在壮族地区似乎并不多，但妇女在农业经济活动中付出多、回报少的情况却是普遍存在的。
三、壮族工业和商业经济发展与男女的各自作用
大概是由于稻作文化的覆盖力太大，壮族地区的工业基础自古一直较为薄弱，时至今日也仍是“全面发展”的一块“短板”。正如梁庭望教授所指出的：“注重大米形成的单一经济模式，影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24]尤其是以家庭手工业为主体的壮族工业发展特点，直到近代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陶瓷制造和铜铁冶炼是壮族历史最悠久的手工业。在桂林甄皮岩和柳州鲤鱼嘴等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下层，考古工作者均发掘到不少陶片，并确定它们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陶片之一。先秦时期，壮族制陶技术有较大的进步，比如所发掘的陶器已由原来的粗糙不堪发展到添加了釉和出现刻画文字雏形等。两汉时期，壮族陶瓷制造终于作为手工业部门而出现；之后的历朝各代，壮族的陶瓷制造都在不停地取得进步，其所占有的领地和争得的地位，在今天更为复杂多样的经济生活中还得以保持并发扬光大。壮族的冶炼铸造活动也出现较早。从考古研究资料看，壮族先民大约在商代就已经学会使用青铜器，而青铜冶炼活动至迟到西周晚期就已出现。另外，从云南文山发现的春秋晚期铜鼓来看，壮族青铜冶炼业的发展速度很快，比如到战国时期，青铜冶炼趋于普及，技艺日臻完善。而从广西的铜鼓制造来看，壮族的青铜冶炼到唐代获得最高的成就。壮族的铁具铸造自汉以后逐渐兴盛，而冶铁业到唐宋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青铜基本退出人们的生产生活及兵器制造领域。纺织业也是壮族历史最悠久的经济形式之一。从甄皮岩人留下的骨锥、骨针来看，当时瓯骆先民已经懂得加工兽皮、制作藤衣、做纤维织物；而从中发现的陶纺轮，乃是早期纺织工具的雏形。“从考古发现和零星的文献记载可知，秦汉至隋代这一时期里，瓯骆地区的纺织业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其技术水平已逐步赶上先进的中原乃至江浙地区。”[25]如果从质地来划分，当时壮族的纺织品主要有：一是丝织品，由养蚕取丝织布而成，即如《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南越“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二是麻织品，由苎麻加工而成，即男子“种禾稻苎麻”；三是葛织品，由葛藤等植物纤维加工而成，即如《越绝书》（卷上）所说的“勾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另外，汉代瓯骆地区还出现了棉织品，开始用木棉花纺织而成，后来发展成由棉花织成的棉织品。除了能织出品种多样、质量优良的布匹外，以蓝靛为基本原料的染布技术也是闻名遐尔的，两者共同构成壮族纺织业的两大支柱。明清时期，壮族的纺织技术达到一个高峰，出现了壮锦这样高档的宫廷供品，对此，清人沈日霖在《粤西琐记》中的记载是：壮妇“手艺颇工，染丝织锦，五彩灿然，与缂丝无异，可为褶褥。”可以说，壮锦再加上绣球，形成了壮族纺织的两大亮点，至今令世人赞不绝口，此乃注意利用地方资源、充分体现民族风格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