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心理：万事都有可能
看明了中国企业内部的人为脉象，这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弄明白背后支撑上述人为脉象的文化心态。这里所谓的文化心态就是指在中国这种大环境中熏陶起来的一种特定的群体心态。这种心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久经历史考验，不像个体心态那么具体，也不像个体心态那么孤立。在中国做企业，了解这种共通性的心态非常必要。目前，商学院中的各类管理课程很少讨论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价值远甚于了解几种西方流行的管理方法。
对中国企业人而言，对中国企业要人而言，尤其是对那些中国国有企业的要人而言，他们中不少人对未来都比较乐观。当然，驻华外企中那些金发碧眼的老外们也比较乐观。这样讲，大家应该是不会反对的。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举足轻重的国家都看好中国。但是，不晓得大家是否注意到了这两种乐观之间也还存在着某种不同之处。对外企人而言，除了对中国市场前景感到乐观之外，他们还会对自身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比较有信心。对中国企业人而言，除了因为市场前景好而感到乐观之外，究竟还在乐什么呢？难道为自己的技术和管理感到乐观？应该不大会。这样说倒不是硬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毕竟中国企业在管理和技术上与西方企业还存在差距。话说回来，作为中国企业人，如果对此差异的本质缺乏深刻的危机意识，甚至对此差异置若罔闻，那么我们中国企业人的乐观可能就是在替那些“洋鬼子”们乐观了，因为到时候等我们在这种盲目乐观中将市场拱手让给了人家，他们可就更乐了。记得，曾经有一个法国民谚这样说：我们最好不要笑，要笑也要最后笑，免得被人笑。因此，中国企业人应该冷静下来，另辟蹊径，寻找自身优势，找到“洋鬼子”们没有的东西。我们不笑，也不是说就一定要整天愁眉苦脸。毕竟革命少不了豪情和乐观。
与“洋鬼子”相比，中国企业人还是有着一种天然的本土优势，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拥有一种深深烙着中国文化之印的心态，耳濡目染中国文化后一种别样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心态，一种领会了中国民间文化后的心态，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行为化的一种认同心态和执行心态。明朝杨慎在为《临江仙》结尾时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虽然是好几百年前就已说出口的话，但是今天读来真觉得一点都不假。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尧舜和大禹、秦皇和汉武、唐宗和宋祖、成吉思汗、康熙和乾隆，以及咱们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上下五千年没有几个人被真正记住。但是，从古至今，中国人却一直在推崇一种独特文化，而且这种文化还间接巩固和塑造了一种文化心态。在历史洪流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甚至将来，这种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巩固起来的心态一点都没有式微的迹象。那么，到底是何种文化呢？可能大家都还记得，“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有一个传遍世界的“大幽默”，说世界大同的理想，就是住在英国的乡间，屋里装有美国的水电设备，有日本的太太，有法国的情妇，还要有一个中国的厨子。林语堂先生的玩笑也许开得太过荒诞，但这也表明在林先生心目中，烹饪文化在中国文化谱系中享有独特位置。所以，我想述及的这种雄视百代、经久不衰的文化就是内涵丰富的中国“吃”文化。在中国，“吃”、“喝”一般不分家。而且，“吃”的操作过程也不单调，说不定还可以包括“馈赠”。中国企业人大多晓得饭局的重要性，知道该“吃”的一定要吃。但是，绝大多数企业人并不真正清楚这一普遍行为方式背后的文化要义。这往往导致一些饭局并不成功。尽管大家都知道主人是为了做成生意而请众人吃饭，目的性和功利性比较强，但是如果主人因心里并不真正情愿而在言行上流露出半点不情愿请客的意味，那可就不妙了。这里之所以在“吃”上面花些笔墨，就是要打消此类主人的顾虑，主要是因为我看到许多外资企业也已入乡随俗了，不仅“吃”，“吃”得很厉害，毫不逊色于中国企业，而且“吃”得比中国企业有文化。为了让中国企业人甘心情愿地“吃”，为了让中国企业人“吃”败“洋鬼子”，这里简单介绍一些中国“吃”文化的源头及其社会性演义。
中国文化与农耕文明密不可分，而农耕文明的第一要务就是为了吃饱肚子，从而让中国文化的先火中就有了比较务实的火种。孔子就曾声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老子则说得更加直接，“圣人为腹不为目”。甚至孔子更有“食色，性也”这一惊人说法。表面保守的中国人在“吃”文化上却有着妙不可言的幽默感。可能深受孔子教诲，中国人对“性”也经常做“食”的处理。中国人有时在夸赞某某女士时会称其“有味”，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位女士“好吃”得很。甚至，有时候会隐讳一点地直言说某某女士“秀色可餐”。一个丑男对一位美女有好感甚至有联姻想法，中国人往往称此情况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一而足。了解了这些，中国企业人就对吃有一点源头性的认知了。
更为关键的是，企业人要深刻理解“吃”在中国伦理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才能在生意场上挥洒自如。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伦理和纲常的国度，是一个非常讲究关系的国家，至今未变多少。中国人的关系圈都是由亲至疏推展开去。圈内人俗称“熟人”，圈外人称为“生人”。在“生人”面前，你甚至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自然没有机会去“吃”他，但在“熟人”面前就可以“开口”（某些丑陋者甚至对熟人也“狮子大开口”，即“杀熟”）。就这样，“熟人”之间吃着吃着就吃出味道来了，就开始评论“熟人”的“人品”了。一个“品”字由三个“口”组成。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文化当中，三并不实指三，而通常虚为一些、许多的意思。你想，许多嘴在一起，干不出多大的事情来，除了唠嗑，就剩吃饭了。对中国人而言，吃饭和唠嗑往往分不了家。所以，经常吃才会品出味道来。中国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来我往，常来常往，关系就近了，大客户就有了。但是，中国的“吃”文化具有主体品质评判的方向性。多吃别人而少让别人吃，谓之人品坏；少吃别人而多让别人吃，谓之人品好；平等互吃者（常人所为），谓之不好亦不坏。为此，在中国要想做个好人，就要想方设法地请别人“开口”，而且一旦别人“开口”，就要无私奉献。否则，就要应了老子说过的一句哲语：反者道之动。就是说，一味吃别人而不让别人吃，就会被视为道德败坏而终遭社会唾弃；反过来说，就是人如果有了好的道德名声，社会就会慷慨地让他多“吃”几口。“吃”文化在企业人际关系中还体现为一种平均意识：谁肥就吃谁。难怪中国企业人一起外出吃饭，谁的职位高谁买单。对此，大家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
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尚未回答，就是由“吃”文化间接巩固和塑造起来的文化心态究竟是什么呢？很简单，这种心态就是“在中国万事都有可能（违法犯罪的事情除外）”。这就是我认为中国人所拥有的第一大心态。有这种心态作为乐观进取的基础，中国企业人应该更有发挥本土竞争优势的空间。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只要“吃”就什么都干成了，要辩证地理解。文化就是这么个道，有这么个带宽，有这么个厚度。
悲观感受：凡事都不容易
在中国万事都有可能。其实，这也只说出了中国心态的阳极，也就是积极、乐观的一面。中国心态还有阴极，也就是消极、悲观的一面。与“在中国万事都有可能”相而对之，就是“在中国凡事都不容易”，这可列为中国人的第二大心态。对于中国企业人而言，光知道这两大心态不足以解决企业现实问题，关键要理解这两大心态的价值落点，它们之间的空间象征，以及它们的跨文化参照价值。中国企业人只有真正了解了这些，才能更好地描述中国企业自己相关的现状，才能发现自己企业存在的问题，才能突破自己旧有的思维定势并且找到适合企业自身的柔性解决方案。
“在中国万事都有可能”和“在中国万事都不容易”分别代表中国人的两种心态；统而言之，它们都是中国人心态表现中的两种价值判断取向——积极和消极或者说成阳极和阴极。在生活中，我们常说做人要本着一颗平常心，心态要摆正，才能幸福快乐。诚然如此，心态就是一种心境，一种心理状态，它只是一种通俗化的说法，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科学术语。因此，心理学家并不专门研究心态，但是心理学家有时候会用心态这样的字眼去解释一些心理现象和问题。从心理科学角度看，心态实际上就是人们思维模式的底色。毫无疑问，心理底色对人们的思维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人的情境性心态具有时效性，但是民族文化心态的时效性一般不明显。也就是说，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第一大心态和第二大心态不会在短期内发生什么大跨度的变化。但是，也不是说个体的这两大心态就永远不会变。正因为心态是人们思维模式的底色，所以中国人的第一大心态和第二大心态的价值落点就已经找到了：“在中国万事都有可能”和“在中国万事都不容易”规定出了中国人思维模式的两条边界——阳极和阴极。具体而言，中国企业人的内隐思维模式就出来了：设置好阴阳两极的边界，然后留下中间的广阔空间供行事者施展，但是对如何填充中间这一广阔空间却没有任何规定。这就是中国人做事时的思维模式。
正因为中间的空间非常广阔，所以行事者大可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大行其道。换了一个人，就换成另外一套做法，以通过与此前做法相差异来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更加独特的思路。这样一来，阴阳两极经过简单引申，就变成了简单的好坏评价，最后好坏、是非、是否等评判就集中代表了事物原本更为复杂的面貌。说实话，谁都喜欢事情变得简单。可是，思维方式一旦简单化，那么行事的过程也就跟着粗糙不堪，就不可能细化。久而久之，就难成系统化。在中国企业里，管理者的风格与这种现象比较相似。我曾经跟一位中国企业的老总开玩笑说，我们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者都是些画山水的，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只要画得有点像就行，而且越朦胧表示水平越高；外企的管理者就不同了，他们都是在画油画，很讲究精工细作，因而他们充其量都是些画匠而已。
外国企业人内隐的思维模式：设置好阴阳两极的边界，然后留下中间的广阔空间供行事者施展，同时对如何填充中间这一广阔空间的思路、步骤等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是规定）。至少，有些引导性的说明。因此，在外企中，各种职能分得非常清楚，职能手册、政策、程序以及流程也都非常清晰。在操作项目时，不仅准备好几个备选方案，而且还将危机方案备好。大多数中国企业做项目时不是这样，只要能够顺利完成项目就行。因此，华企人需要超越这种心态。
在中国企业内部，由于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思维属于中空型模式，变动性比较大，随意性比较大，人为障碍也比较多，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人都觉得万事都不那么容易。在中国企业外部，虽然“吃”文化在给我们塑造“万事都有可能”的硬软空间，但是一旦“吃”招不慎，往往满盘皆输。这就增加了交易成本。因而，中国企业人也往往觉得“凡事都不容易”。人们的心态就这样一阴一阳地交合着，转换着，而且对阴阳之间的状态往往又说不清道不明。中国企业人的心态就这样在慢慢地爬行。
改变某种特定的文化心态在异邦文化中也往往比较困难。这里举个西方的例子。这个例子与美国空军有关。美国空军曾经花了大约20年才真正懂得，就一架飞机是否已经做好了起飞准备而言，谁具有最后决定权，原来真正的上司是中士维修组长，而不是指挥该维修组的上校。按理说，军队一向反应快速，改变心态和思维应该相对容易，更何况是称雄世界的美国空军，但是上述例子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在上述实例中，美国空军先前的心态就是“谁的军阶高谁就有权决定飞机是否可以起飞”。就这么个小小的问题，美国空军整整花费了20年才得到了正确答案。可想而知，要中国人的第一心态和第二心态发生变化，绝非一日之功。因而，这种心态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仍将久远，包括在相当程度上影响那些作为外来和尚的外资企业。
中国企业人的第一大心态是“在中国万事都有可能”，而且第二大心态则是“在中国凡事都不容易”。两大心态，从无到有，确实有趣。
两点之间：必须坚持——事情才能如你所愿
如何对这两大心态进行抉择呢？对于中国企业人而言，这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中国式选择远没有这么简单，而是一个对“之间”进行分析和抉择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简单探讨，抛砖引玉。
在中国万事都有可能，同时又万事都不容易。一切矛盾都从这里发生。这也是许多中国式问题的典型状态，就是“既……又……”式和“虽然……但是……”式的问题状态，让人难以定夺，瞻前顾后，不像西方“不是……而是……”式的问题状态让人容易选择。
西方人对问题状态进行界定时往往逐个列举、独立划分，问题状态的细分之间彼此相互分裂，联系越少越佳。号称全球最著名的战略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分析问题时就非常推崇“MECE（读作me-see）”手法，也就是“互相独立，完全穷尽”。
中国人对问题状态进行界定时就不是这样的了。我们往往对问题的具体状态没有太大兴趣（但是绝对不是毫无兴趣），倒是对问题或者事情的最终结果和后果颇有几分兴趣。一旦对问题的结果和后果有了一定的把握（不一定要完全把握），我们就开始部署和执行了。在筹划和执行过程中，我们华企领导者和管理者要么事无巨细，什么都过问，什么都要管，弄得手下个个无能，像个摆设；要么就是事先向执行者说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靠自己见机行事，然后拿出几个意向性的方案供得力的下属去执行，而且总是不忘叮嘱下属要把事情或项目的头开好。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对什么授权，只是说说而已。说实话，许多中国企业人领导者和管理者大多是这样做的。在这一点上，法国公司的风格与我们有点接近。前日，一个曾在某著名法国公司任中国区人事总监，现在在一个由德国人领导的著名跨国公司任中国区人事总监的朋友大倒苦水，说现在真是又累又压抑，“德国鬼子”非常讲究逻辑，常常莫名其妙地要你说出个逻辑所以然，他们喜欢像演算数学题那样一步一步地进行过程推导，而以前法国老板的管理够浪漫，根本没有这么复杂。的确如此，中国人天生具有认识问题结果的先验之天赋，无须进行什么“数学推导”。我们往往擅长从结果开始，如果我们还需要了解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再向原因反推，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规规矩矩地从原因一步步地推至结果。久而久之，我们的知觉型决策思维就得到不断的锻炼和强化。于是，我们就形成了目前这种游离于两种心态之间的心态，一边关注事情的结果；另一边又在需要了解原因的前提之下关注具体的原因。当然，还要确保事情的开头要顺顺利利。可以说，这是一种“中”之心态，一种“兼顾两头，立身中间”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随需应变的应对型心态。
在中国企业里，老奸巨猾的“中”之心态非常普遍，摇摆兼顾的心态以及观望等候的心态在各种决策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与西方那种相对死板的心态模式相比，是不是中国企业人的这种心态模式就注定没救、注定代表落后的、没落的管理心态和思维模式呢？绝对不是。如果这样认为，那么就大错特错了。我甚至认为这种柔性心态和柔性思维模式将成为21世纪管理心态和思维模式的又一领导者。肯定会有不少朋友反对我这种怪异的看法，说我胡话连篇。对此，我表示理解，毕竟现在西风盛行，MBA还是金字招牌，西式商学院遍地开花，怎么能够奢望这些朋友由衷地认可中国文化的管理功力呢。这些朋友往往会拿西方企业今日如日中天的成就作为貌似无可辩驳的理由来反驳我，让我一时缄默不语。其实，如果这样反证就算数，那就太过简单了点，太过幼稚了点。为什么？我只想跟这些朋友们说，罗马也曾经向世人宣布罗马万岁，但是它后来崩塌了；苏联也曾向全世界宣布苏联万万岁，但是它在后来的一天夜里烟消云散了；2000年时，西方管理思想武装起来的网络公司多如牛毛，但是几年后的现在它们中的99.99%都人间蒸发了（尽管近来又有人开始在吹嘘网络神话，但是吹嘘的力度远没有前几年那么嚣张和猖狂了）。实际上，马克思先生不是早就说过，世间事物都呈波浪式发展，此起彼伏。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把握机会就好比冲浪运动——谁从浪峰开始，准就会成功；谁早一步，谁就可能翻船；谁晚一步，谁就将慢慢下沉。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正处于世界经济浪潮的浪峰之上，自然，中国企业人也同样处于这个浪峰之上，肯定能够成功，只待时间证明。因此，反对我的说法也好，认可我的说法也好，中国的“中”之心态肯定有助于中国企业人统合综效，有助于中国企业人集成能量。因为，中国企业人应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国法则。关键在于中国企业人首先要认可我们“中”之心态这种柔性心态的优势，然后深入理解它的精髓，同时寻找技巧来将其与外来机遇进行匹配性运筹。
在企业实践中，中国企业人的柔性心态和柔性思维方式往往使企业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跳跃性和变动性。在时过境迁式的跳跃和变动之中，人们很容易不耐烦，一旦不耐烦就容易放弃。毕竟，搞企业不同于冲浪运动，前者远比后者复杂。所以，在中国必须坚持，事情才能如你所愿，否则事情就会偏向。这才是正确的“中”之心态。
仕贾有别：在中国与政府失和意味着自残
在中国搞企业，还需要关注另外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不管你认为这个问题重要与否，这都是一个需要直面的现实。谁处理好这个问题，谁就能更成功。有人将这种情况概括为“机会经营”。一般而言，这也就成了中国企业人生存秘诀的一部分。
中国企业人已经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越来越强大的阶层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就像时下流行的火车提速一样不断增速，中国的经济味道也一次次变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完全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仍是一个政治味道相对浓烈的国家。国家领导人提出“三讲”，但是第一讲就主张“讲政治”。当然，中国的政治味有多浓，中国企业人心里大多有数，无须赘言。当下，上述这两种味道正在互相吸引，互相融合。毫无疑问，中国企业人必须在政治条件的支持之下发展自己与政府的和谐关系。反之，说得严重一点，在中国，企业不关心政治以及与政府失和就意味着挥刀自宫，就意味着自废武功。可是，企业人怎么才能正确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呢？其实，也就是如何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因为政府是政治活动的形式载体。
首先，中国企业人要“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必须时刻关心政治，关心政府，而不是既对政治不闻不问，又对政府漠不关心。但是，仅看新闻是不够的。中国投资环境决定了中国企业人，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都必须认真地去关心中国政治，关注中国政府行为。在中国的大投资环境里，政治环境无疑举足轻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政方针面前，完全可以说，政治这一软环境的权重最大。如果对政治环境不了解，企业人的行为就会盲目，甚至犯大的决策错误。比如说，近年来，中央政府的经济战略是“左右开弓，中间不松”。一方面开发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下大决心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雄风，同时对“以香港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及“以北京为龙头的环渤海经济圈”的中段经济也丝毫不放松。这样，中央政府必然要给东北不少倾斜性政策，也要给西部地区不少政策，东部和中部地区仍然有不少优惠的政策空间。这就是政治环境带来的巨大商机，这就是企业与政治的具体关系。优惠政策的落实在于地方政府，这就演绎为企业与政府的具体关系。因此，企业与政治环境和政府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了一种必然的存在。比方说，驻华外企也非常注重与中国政府建立和谐的关系。举个实例，2001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在上海召开。谁能在APEC欢迎宴会上坐到江泽民主席身边，成了全球“500强”驻华企业互相竞争的公关焦点。微软最终胜出，比尔·盖茨满意而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今日，有些外企甚至成立了专门机构或者委托专门机构来与中国政府进行沟通。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必须说明，建议企业人去关心政治，去关注政府行为，并不是在暗示企业要千方百计地去“寻租权力”。这完全是两码事。
其次，作为企业人，除了关心政治之外，还要努力地影响政府行为。为什么？因为当投资环境不太理想时，当然就应该有所行动，应该利用多种途径去呼吁，应该去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应该增强与政府的沟通。所以，投资环境还是一大主因。毕竟，政府不可能参与企业的具体运营。但是，也千万不可简单地将争取和改善投资环境理解为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的任务。企业具体的投资环境与企业的具体行为密切关联。众所周知，企业行为就是企业人的行为。在企业之外，每个企业人都代表自己所在的企业。不太熟悉的中国人在第一次见面的过程中，他们的交流总是环绕“三问”这条主线展开。第一问是“吃了吗”，第二问是“你在哪个单位高就”，第三问就是“一个月单位给你发多少薪饷”。类似这样的信息交换形式在中国遍地开花。当然，与政府官员的沟通也不能免俗。所以，每一个企业人都可不失时机地帮自己的企业去影响政府行为，从而去影响政治。在美国，情况也大抵如此。美国企业大多有自己所支持的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也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在做经济决策时，美国政府往往不会对此类集团发出的声音充耳不闻。其实，这就是美国政界在聆听美国企业界的声音。
最后，要建议的是，在中国，作为企业人，千万不要搅和到政府里面去，不要去搞政治。也就是说，不要去直接参与政治。搞企业与搞政治完全是两码事。政治有其自身的复杂性，政治竞争是金字塔状的，是三角形的，越到上面就只有一个，而企业竞争是平行性的，是相对比较规范的，有许多人可以同时到达顶峰。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胜任特征和胜任能力；企业家有企业家的胜任特征和胜任能力。基于自然资源的企业游戏规则与基于社会资源的政治游戏规则有着迥然的差异，企业家最好不要去闯这个红灯。如果说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可以说企业家和政治家应该可以成为相当好的朋友。虽然中国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亦无意按图索骥去追寻什么，但是国外这方面的情形还是比较明晰。相信业界不少朋友都读过2002年风行中国的一本著作——《杰克·韦尔奇自传》。书里有一些介绍韦尔奇生平的照片。其中，就有一些照片专门介绍他与一些政治家（如江泽民、戈尔巴乔夫、克林顿、小布什等）的交往情景。美国如此，中国也不大可能例外，毕竟我们天天还在向人家学习个不停。更何况，经济为基础，政治乃上层建筑，两者不可分割。所以，企业人向政治家学习，企业人与政治家交朋友，政治家支持企业人发展，这对社会发展应该有客观促进作用。但是，企业人千万不要去直接参与政治，不能有了点银子就坐不住。当然，不排除个别企业人具有政治才能，愿意去搞政治。但是，总的来讲，中国企业人最好不要参与政治。毕竟，企业与政府需要的是那些具有不同素质的优秀者。对于企业人而言，在商言商，用好政府出台的政策，实惠之至。还是那句话，企业人不要直接参政。当然，从政者也应该洁身自爱，在政言政，不能一看到人家口袋里装满了银子，自己的眼睛就瞪得比车头灯还大。
在中国，企业就是企业，政府就是政府；企业人就是企业人，执政者就是执政者；仕贾有别，两种性质，千万不要把位置搞错。说实话，从“政企分开”的呼声一出，我们就一直在追求这样的状态。总之，企业和政府均不能成为对方的负担，而应该在彼此之间建立起良性的合作关系。
中国真经：忍耐乃成功之道
从古至今，中国之道，道不远人。一直以来，这好像都是中国社会的“黄金潜规则”。换句话说，在中国做事的全部内容就是跟人打交道。岂不废话，做事当然要跟人打交道。但是，在中国与人打交道自有中国的特色，自有中国的柔处，完全不同于与西人交往。这个柔性全在于此：打交道者既要有“万事都有可能”的心态，又要有“凡事都不容易”的心态，而且还要有“必须坚持，事情才能如你所愿”的心理之功，另外在徘徊于两大心态之间的同时还需要情真意切地关心第一等重要性的投资环境——“政治环境”。形象一点表示。
至于这个柔性的柔度，全凭一个“‘中’之心态”去丈量，去权衡。究竟怎么权衡，这倒真是一个问题，而且真正称得上是一个艺术问题。在后文全面讨论完跨文化框架之后，兴许你能更进一步地理解这个问题的艺术性所在。当然，我不敢保证，但是相信至少能够为你提供一点点隐隐约约的思路。话说回来，不光在企业界是这样，恐怕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个注重忍性和耐性的“中国之道”同样适用。加之，全球狂刮“中国风”，所以“中国之道”难免还有漂洋过海之势。套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特殊矛盾”。这种“特殊矛盾”恐怕不是一些相对简单的欧西商学的门道在短时间内所能改变的，更不是一些简单机械的高调呼吁所能奏效的。在中国，暴风骤雨一向很少，只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有可能。该拖泥带水的地方，只要拖带得恰到好处，没什么大碍。有时候，慢也能创造出机会，忍也能忍出空间。如果心态过急，那么行为往往出现偏差，最终往往难达彼岸。因此，急往往难以奏效，需要的就是个忍耐。对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人而言，需要体现忍耐之性的地方非常多，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只能谈一谈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企业人的心智水平直接关乎华企的业绩表现，所以华企人心智的迁移和发展问题对忍耐之性要求尤高。
一位正在攻读MBA学位（学习虽是好事，但我只愿说他在攻读这个学位）的业界朋友非常认真又不无滑稽地说，在上海看门的说不定都是个MBA，不信你哪天好奇碰巧去问问。话虽属玩笑，但是多少说出了目前欧西商学的中国境遇。援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彭凯平博士的话说，欧西商学训练，尤其是目前中国流行的美式MBA教育，锻炼的无非就是学习者的理性思维和理性决策思维，很少真正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上去对学习者进行锻炼，跨文化的心理行为解析就更是MBA教育的软肋。抛开中国企业人为了跟国际接轨不得不去学几种时新的西方管理把式的良好意愿不说，就说那些本身在中国煮得半生不熟的欧西概念、欧西理论、欧西教员、欧西式学员，还少不了那些最最著名的欧西MBA案例，总让人浑身感到不自在。这些欧西品种大多天生拥有“至高无上”的架势，也具有“满瓶不动半瓶摇”的抖擞姿态。这些欧西品种当着你的面歌颂战略管理时，保管让你同样拥有哥伦布当年发现新大陆时的激动心情。但是，一些中国本土的企业人内心并不真正服气欧西商学，特别在高端管理智慧的运筹方面，他们的态度往往有所保留——“可用，但不可大用”。最有名的例子当数联想柳传志。在联想，海归派与本土派相比，柳总更看重后者。这是联想用人的一个公开的游戏规则。这里可能有个民族感情的成分在里面，可能因为柳总就是不信中国企业出不了自己的企业巨擘这个邪，但是我也不太相信一个从无到有缔造起年销售额几百亿的商业巨舰的中国老企业会简单地被民族感情所左右。柳总应该可以“太上忘情”。海尔的张瑞敏也一样。他虽然第一个登上美国哈大的商学讲坛，但是据他自己说他还是最喜欢拜读《孙子兵法》等中国自己的经典古籍。所以，“柳张”铆定“中国之道”，肯定自有他们的一番道理。
对此，有三点不一定成熟的理解分享于大家：①“柳张”的行为绝非仅代表个人心声，而是代表了一群中国企业人的心声，这群人大多已经“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既深谙“中国之道”又明通“西学门道”，而且他们在这两者的选择上也满富中国智慧。②像“柳张”这一群企业人并不是简单地为了反对欧西商学的东渐之风，而是笃信“借西风定东风”的大道。可能是，他们相信，唯此拥有独立之“根”的东风才能对应势头强劲的西风，才能真正固中国企业之本和清华企管理之源，也才能真正共三光而日久。③这也反映了像“柳张”这一群企业人深谙“中国之道”，深知韬光养晦和耐心等待的真要。因为他们深深懂得“在中国，必须坚持，事情才能如你所愿”，急不得。要大成，更急不得。柳传志就曾说过：“培养一个战略型人才和培养一个优秀的裁缝有着相同的道理。我们不能一开始就给他一块上等毛料去做西服，而是应该让他从缝鞋垫做起。鞋垫做好了再做短裤，然后再做一般的裤子、衬衣。最后才是做西装。不能拔苗助长，操之过急。”与欧西商学的风格相比，说法虽然有点“土”，但是点明的大道却入木三分，有过西人而无不及，哲慧之智立现。这就是地道的“中国之道”。这可不是去读个MBA学位就能解决的问题。
讨论MBA，我没多大兴趣，更不是此处话题的要旨。这里，之所以挥毫泼墨，是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计，为了“歪打正着”，为了点明“忍耐乃中国企业的成功之道”。其实，东风并没有破，急着追西风，无甚裨益。因此，要等着，更要忍得。实际上，“忍耐”乃“坚持”的上至之境，需要“中”之心态去载托。当然，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但一旦真正做到，必大有所成。柳传志可以忍耐杨元庆和郭为犯错误，甚至可以忍耐他们犯战略错误，但是可以相信柳总就是相信“杨郭”二人“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侯，吾不知其所至”（柳潜评青年毛泽东之语），决心在中国式的忍耐之中锻铸他们“中国之道”的大智大慧。要不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前的一段忍耐与等待，中国革命说不定就要改弦易辙；要不是邓小平在“三起三落”中能够保持忍耐之心（甚至连高堂辞世都未回老家），那么今日之中国何日能现很难说。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关节点，忍耐一下就会海阔天空，关键看耐性。所以，联想的柳总愿意等待，愿意忍耐。所以，应该学点“毛邓”哲学，毕竟他们是中国智慧的集大成者，尤其要学习他们对“中国之道”柔度的那种挥洒自如的把握。虽然他们都是些政治家，但是中国企业家有必要成为政治家的朋友，但学无妨。这样，更有助于中国企业的生存。
忍耐乃中国企业人的成功之道，短时间内变化不大，这是中国真经，应该没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