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腔调：“全球化”的社会效率
在龙永图看来，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头“三脚兽”，它的三条腿是：
（1）迅猛发展的科技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
（2）跨国公司是兜售全球化规则的运载工具；
（3）全球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调整。
因此，不妨以另一种话语——将“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表达如下：
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另外三点迹象：
（1）进行全球经济调整的是跨国公司的母国，而非跨国公司本身。跨国公司本身在其“母国国家战略”与“全球资源”互动的过程中实际上只扮演了一个跑堂的角色；
（2）跨国公司是技术的包装体，技术和规则两者的结合是其核心；
（3）跨国公司推销“空手道哲学”最拿手的技法就是鼓吹“经济进步论”与“社会进步论”，并且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基于“社会效率”的技术手段将“经济进步论”与“社会进步论”进行无缝对接，同时注重行动与其“母国国家战略”保持高度匹配。
科学让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目前有且只有一个地球，因而天然资源并非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企业让我们似乎相信：世界的进步已经被企业发展所证明；企业与科学的结合体一直力图告诉我们：取之不尽的非天然资源已经诞生，它们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表征——经济空间、微晶片、高新科技等。以效率为先，经济进步势不可挡。
“社会效率”的这些表征已经充斥着人们的生存空间。在此类经过美化处理过的表征的洗刷之下，中国企业人对“社会效率”的热情极度攀高。这是件好事。但是，有一点要提醒：请中国企业人在关注社会效率的成长过程中千万不要忘却自己心目中蕴涵着民族情感的“中国国家战略”。这是个起码的心理定位，因为我们是中国企业人。“地球人”只不过是个“与时俱进”的时髦说法。
效率就是游戏规则，接受游戏规则就等于参加游戏。因此，“全球化”的乐观态度就是：“你们太慢，需要效率，而我就是效率，所以你们跟我走。”
过渡色调：“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曾经说过：“进步在于提出不合理的需求。”
人们都很相信“全球化”带来的进步。这种进步对有些国家——特别像中国这样典型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有没有提出不合理的需求呢？
中国正处在急速上升之中，人们更多的是在歌颂“全球化”具有的美英“晕轮”效应：①作为“下放户”的制造业正在会师中国。这在导致“中国制造”兴起的同时也造出了一件越来越迷人的“全球化风衣”——宽大的厂房、迷人的企业标识、发现“新大陆”的外国佬充斥着中国的大街小巷。②学界、政界在大吹“变化机遇论”时吐沫四溅。③的确有高薪者存在，而且是中国人。
这样就往往导致目前的人们对“变化挑战论”兴趣提不起来，因为人们往往认为10年或20年后的事情还很遥远，无须多虑。其实，有些人甚至连明天都懒得去多想，“不确定性”已被三维媒介格式化。很少有人会思考“全球化”对处于“飓风中心区域”的中国未来有什么不妙的影响。中国企业人更是如此。
如果时光倒流到2001～2002年，当时中国企业人更多的是关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挑战问题，即“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企业人的冲击问题。但是，中国企业人在还算顺利地度过了被各界称之为“WTO元年”的2002年之后，他们很多人开始滋生“常见则不疑”的满足心理。中国企业人天天忙于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技术，日日乐于洗耳恭听西方的管理经验，夜夜陷于“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之中，因而就更无暇来仔细思考“经济全球化”可能引发的那些威胁中国企业经济安全的潜在性问题了。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而应是学界和政界的事。其实不然。中国企业人如果思考并认真对待这些问题，结果可能会更加有利于自己：①中国企业人处于微观层面，是社会经济制度的鲜活血液；②企业人有此“经济反恐”的心理基础有助于他们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快速反应行动”。
技术色彩：“经济全球化”的乌龟壳
对“变化挑战论”与“变化机遇论”，我们虽然不能轻易下定论，但是想借用“市场经济论”的相关观点与思路来厘清自己的思绪。
“市场经济论”的美丽蓝图如是说：
这套逻辑适合美、英等基于掠夺而成就原始资本积累的“富裕社会”。可是它适合“不富裕社会”吗？答案是：目前人们坚信它也适合“不富裕社会”。要不然亚洲若干国家（比如中国）现在就不会用如火如荼的行动来证明这种信念。因为中国等“不富裕社会”之所以认为市场机制好，是因为市场能够刺激“低效率资源”，使之转为“高效率资源”，亦即：
“市场经济论”坚信：价值是在不等的情况下才被创造出来的，亦即：
为什么？因为：
这样，
这说明：财富与平等之间存在一种交换关系，即如果选择财富最大化，较严重的不平等就会登场。社会的整体生活水准虽然会提升，但是最好的部分总被少数人所掌握。面对社会不公，“市场经济论”指出，解决不平等的最佳方式不在于打压市场、打压价值创造，而在于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平等且普遍的机会参与市场：①确保社会中的每个人（特别是社会底层）都能好好运用自己的才能，同时确保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具有的才能；②让每个人都在自己最具生产力的地方对资源进行配置，让所有人都进入市场经济。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论”还向人们宣布：
（1）市场经济中产生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不在于市场中出现的输赢，而在于未能确保所有人都参与市场，因为，如果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或者参与程度有限的人，就会远远落后于那些参与市场充分的人；
（2）要想参与市场经济体系，就必须以先拥有若干资产作为起点，同时也要有一个大利益预期作为参与市场经济体系的诱因。
但是，市场并不能自动完成上述转换过程。这就必须借助于知识、科技和创业精神来促使它发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的硬壳才初步成型。一位社会学家曾经说过：“如果说使穷人悲惨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人类的制度，那我们的罪过可就大了。”
悲观色彩：“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公正
“经济全球化”的规则是基于“平等与财富进行交换”建立的。而且，这种交换又遵循“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效率原则。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人现在的状态如何？这种状态又意味着什么？
与外企相比，中国企业在“效率”原则上不具备优势：①中国企业人在“知识—创业精神—科技”三位一体的效率上暂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②中国企业人在“资本拥有”和“利益预期”上也无优势。
中国企业人在“人人参与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很可能印证了社会学家阐述社会责任的那句话，“如果说使穷人悲惨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人类的制度，那我们的罪过可就大了”。
真诚地祝福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人永远也不会因“人类的制度”而“悲惨”！
实事求是：“中国化”与“全球化”
早在上个世纪，毛泽东同志就深刻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取决于中国革命党人要具有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取得了彻底成功。目前，中国企业人应该从中吸取些什么呢？
波特的SWOT结构提醒我们：中国企业与中国企业人在处境危艰的同时也拥有自己的“杀手锏”。
由此可见：①中国企业人在面临自身技术不过硬的同时又拥有基于“文化”的“聪慧”和“勤奋”。这是中国企业人的长处。卡耐基的成功学和目前的心理学都研究表明：“态度决定一切”。而“勤奋”恰恰是最为宝贵的心理资源——“积极心态”（Positive Mental Attitudes，PMA）。微软（中国）在招聘时就非常看重这一点。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技术可以通过培训进行传授，但是一个人的“积极心态”很难通过培训进行传授，因为它是个体与文化环境多年互动形成的结果。“聪明”又为这种“积极心态”提供了效率。②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人在直面“外企”强敌的同时又具有“和平”与“发展”的大好形势。这为中国企业赢得了稳定的环境和学习的时机。
中国企业何去何从，一切均取决于中国企业人。因为他们置身于这样的环境：
中国企业人应该效仿自己的革命先辈们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中国化”企业之路。因为，中国企业人的文化基因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这种历史性的“现实存在”无法改变。它是中国企业之根，也是我们应对“全球化”的竞争优势。
实事求是，“中国化”应对“全球化”不是狂话，而是现实之举。
“全球化”唤醒了“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