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不自在，这个你已经注意到了。
够亮了，不需要太多光线。的确有一点尴尬：中国人一般不为此类原因就医的。
谢谢，请别加冰。我可以坐到壁炉边上去吗？谢谢。没想到诊所会有壁炉。也没想到你会这样年轻，这样沉默。这么沉默的笑容。
英文使我鲁莽。讲英文的我是一个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确的表达给我掩护。是道具、服装，你尽可以拿来披挂装扮，借此让本性最真切地念白和表演。另一种语言含有我的另一个人格。
就像这些小橡皮人儿。沙盘的重塑性和抹杀性。孩子们把心病梦境和妄想都拿小人儿演出来。听说过这种疗法。英文一样使我似是而非，因而不再有不可启齿的事。
那份表格里有我人生的所有数据。
谢谢恭维。一个种族有一个种族的苍老标识，你们不习惯辨认我们的标识罢了。确实四十五岁。你看到的是英文给予我的幼稚，一种侏儒式的不为年龄所改变的憨拙。
让我看看我得从哪儿说起。我先得形容这个人。
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我们都这样说：领导。没有老板，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雇佣关系。有主人，没有仆从，主人是工人、农民、士兵。这些词在我们那时的中国是集合名词，具有高度象征性，无法单数或复数。是我们城市博物馆门口举着榔头、镰刀、步枪的大于真人数倍的两男一女铜塑。后来有一天，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添出一个戴宽边眼镜的男人，手里托一个人造卫星。这个人也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同前面那两男一女一同跨出一个大弓箭步，鼓着和平鸽似的圆饱的胸脯。这个人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是我爸爸的这个朋友。
还活着。我们说，健在。七十岁。和他这个朋友同龄。
怎样跟你注解朋友这个概念？一种最耐人寻味的人际关系。最好的，也最坏的人与人的共定局面。
没关系。我不忌讳。
不，不用大麻。从来没用过。不介意，该问什么你就问吧。
最多一杯，偶然，极偶然地，喝过两杯。
忘了告诉你他的名字，哦，很重要。
他叫贺一骑。一个骑者，独行侠。匹夫。我爸这样解释给我妈的。我妈那时还是个幸福的女人。“幸福”在中文中和英文中不尽相同。你们所指的幸福与开心紧相关联；对于我们，幸福不那么感官，而是内向的。幸福是种信仰。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的黑头发怎样在右边开了一道肃杀的白头路。一本相册，第二页正中间有张四方形带狗牙边的相片，上面的六岁女孩穿着白棉布连衣裙，裙下露出白三角裤的一条边缘。每个看相片的人都说，这是个好看的小姑娘，不过神态很老气。那就是我见贺叔叔时的装束和模样。
我还记得他没等我妈去给他开栅栏，就迈腿从栅栏上跨过来了。这人非得长篮球中锋的腿才能从栅栏上如此跨越。还得足够粗鲁、随和。你明白吗？那样的腿，有尺度和动作的优越感。
就那样，门外亮成白色；门内是黑色，那个跨越的动作就成了个黑色剪影，在白底板上。黑与白简化了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使他在我知觉中的第一次出现带有符号般的意味。岁月流去，那个跨越的身影被进一步简化，终成一个极度的强调符号，在我狭小的记忆里。
如同沙盘上这些小橡皮人儿。在儿童那里，符号道出大于语言的信息；符号那丰富而莫测的暗示性。
一个这样的符号——逾越，冒犯，侵入。那样的轻盈速捷，一只脚在栅栏上方那防御性的木头矛刺上画一根抛物线，落地无声，让腿与腿拉成一张满弓。我至今还能看见那个六岁的女孩怎样掀着上唇，在晚餐前的昏暗中，观望庞大黑色剪影的进逼。门外是余下的暮夏白昼，热度和湿度薄薄的。
我妈妈赶了出来，身上系着绣花台布改制的围裙，破朽的部分隐在褶皱里。妈系上这条围裙是翩然的。妈叫着：老贺来了！等着，我给你开栅栏。她明明看见老贺已把第二只脚迈了过来。妈又说：别动，别撞着，等我给你开灯！
灯就亮了。
现在我的家就在贺叔叔眼前。我要是他，会被这个房内的陈设吓一跳。贺叔叔没有，他好像见识过更奇怪的。房有两间，摆满祖母的遗物。家具显然阅历过好年头，显然是给大得多的屋去陈设的。式样是每个木头大平面上镶有三块木纹迥然相异的小平面，木纹是唯一噱头，花哨无比。它们放在宽敞亮堂的屋内不显得如此花哨。家具不是如别家那样靠墙壁摆置；一个柜子就放在屋正中，上面放一只酒红花瓶，里面插满纸扇子，也是祖母一生攒的。墙壁空白出来，从天到地挂了画、字、拓片，排得太满，蚊子没落脚之地，就落在字画的白底子上。我爸爸常用巴掌去拍，拍出小小的血泊来，他才明白那不是墙壁。地板是生水泥的，沙砾毛糙的表层，一会儿磨秃我妈一只新扎的拖把。
没有浴室，连水龙头也是公用。有各种便桶。公共厕所里我们问安和闲话，孩子们在那里娱乐、探险、建立王国。没有了自家的浴室和厕所，最后一点底细也无必要保留了。
贺叔叔是个少见的高个，平而宽的肩，一头厚重黑发梳成一个农夫想当然的城里人发式。同那个年代的所有人一样，他的衣服在尺码上非常马虎，几亿人仅有三四个尺码，每个人都在不合体的间隙中找到可身，每个人都在分承其他人的形体特征。一条深灰色棉布裤子，发黄的白衬衣，所有口袋都塞着小本或纸片，从外部形成坚硬方正的凸突。他倒背两手，笑眯眯地看看墙上，又看看天花板和地面以及所有古里古怪的家具，他看向哪里，妈就道歉到哪里。妈说：墙好久没粉刷了，家具早该重新油漆的。
然后贺叔叔看到了我。
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偶尔地，你和一个生灵，一只小野猫，或一只狗，也可能一头牛，甚至一只失足坠落到你脚边的松鼠，突然间目光碰在一起，内心的某种锋芒对上了，你和它同时一阵轻微战栗？一阵莫名的恐怖，同时又是莫名的感动？你几乎证实了灵魂和灵魂在此一刻的邂逅；超越类属的彼此关照，在那不期然的邂逅中达到了平等和透彻的懂得？
你看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想贺叔叔在他看我的一刹那间，就是这种无可名状的经验。有时在各种质料塑制的圣像前，有那么一次或两次，你发现你的目光被一成不变的抽象眼神突然接纳了，你相信有个对应的磁场，在对方那不朽的无机的形骸中。
谢谢，我没事。好的，我会自己倒。
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坐在角落一个高凳上，趴在更高的一张桌子上写正楷。桌椅的高度使我不能想下来就下来。我爸的祖父就这样让他所有的晚辈把字写体面了。在这凳子上干什么都受罪，除了写字。我悬危地拧过身，屋里充满黄酒似的灯光和这北方人的魁梧阴影。门外窗外，傍晚不白了，在紫起来，灰下去。手提一根不合比例的大羊毫，墨汁蘸得不能再饱，一触即溃溢开来。
对的，我六岁。一件白棉质的短裙，两根吊带吊在肩上的那种。永远是那个式样；简洁，把一点儿廉耻也简洁掉了。我不记得我是否反抗过那样式的白色遮羞布，我想我一定反抗过。这件白裙子就是我孤独童年的夏天。我天性中的离群落伍，原是可以被掩饰的，或被逐步矫正的，如果我在一开始加入人群时就有一副为人认同的外表，如果我在第一天去幼儿园时穿着与周围融洽的衣服，我就不会被同龄者围堵，任他们评点：医务室的白窗帘吗？糊鞋底的白布吗？她妈妈忘了给她穿衣服吗？
对，那第一瞥目光。我是不期然坠落到他脚边的松鼠，拧着脖子，看着他。
他呆了一刻。我现在回头去想，也许那一刻夸张了他自己，在我生命的四十年流程中。他那个愣怔不说明什么；狭路相逢的陌生人，也得站下来，相互定定神，再交错过去。
之后他背着手走向我。手从背后拿出来了，放在了我残余着痱子粉的胳肢窝下。他把六岁的女孩抱起来了，把她从高凳子上摘取下来。他吆喝着说：闺女！他三十岁的面孔和我六岁的面孔在半尺之内，我没有笑。后来妈妈说我小脸惨白。回到刚才那个松鼠同你的邂逅，你一伸手捕起它，什么都毁了。
今天我却还能轻易回到他的气味中。那浴洗过的，带夏天凉风味的男性肌体。健壮的庄稼汉和军人对自己的体臭做了精心处理后的肌肤。
妈妈开始为我向贺叔叔抱歉：她不肯叫人！她提醒他别让毛笔弄脏衣服。贺叔叔没听见她说，把我放到地上，放在他蹲下的两膝间，对我说他常听我爸爸描绘我。他又对妈妈说，这闺女长得不像你，像她爹。
他两只大巴掌按在我肩头，两根白布带使它们看上去病弱伤残。他笑容中有点疑虑。那时代我们中国只有儿童敢于华丽，可以取名叫瓦夏或卡佳，莎莎或薇拉，他们可以有俄罗斯式的衣裙和发式。他们尚未成长成人，是“祖国的花朵”，花枝招展是尽本分。这就是贺叔叔笑容中的那点疑虑：她没尽本分。白布下露出过细的腿和臂，他也有疑虑。这是个忽略了某部分成长，同时抢先了另一部分成长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