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哦，原来你把它看成一个大舞台。你我现在的对台戏无疑是被容括在大舞台上了。这相当败兴。我一下子没了角色感。随她的便去说教，我跳到局外了，想她与贺叔叔的肌肤之亲，是许久前的事了。贺叔叔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你不也送进去一份离婚报告迫他签字吗？仅仅因为当时没人做主，最后的批准才没有达成。贺叔叔在瓜棚的几年里，没有亲友去看过他，你也在那个不探望他的人群里啊。
我道声再见转身向楼下跑去。让女书记去独自做正派人物，矜持谢幕。
到了院子里。
进入了秋天。菊花装帧成的毛主席相框，平面与立体的两种空间感被放在了一起，很有趣。虚和实的质感。我们那时的生活里常有这样的拼合：一条大船是绘制的、平面的，而放在舵手位置的毛主席则是石膏像，立体的；或者，整个画面是黑白的，所有人脸是黑白的，只有毛主席军装上的领章和帽徽是鲜红的，丝绒或某种闪光质料。这样的拼合让我感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时空也不可靠，可以任意拼接。我夹着书，却不想读。
这才有空来好好看一看阔别四年的贺叔叔。刚才进入我视觉的，我并没有来得及看见。去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看，一条皱纹一条皱纹地欣赏，一个神态一个神态地品味。现在，可以了，独自坐在木椅上。风把碎块的阳光吹到我满裙子的白雏菊上、我脸上和头发上。窗就在二楼那排窗子中间。我开始细看刚才那个印象。从贺叔叔突然出现在女书记身后开始。他带训斥和嫌恶的语气，说你在这干什么……让它再来一次，就从他一头白发开始，他消瘦的身板，肩还是宽的，胸膛还没薄去。四年的搬运西瓜，拉板车。
之后我看见他的微小至极的一个动作，把那只没了中指的手掩饰起来。这掩藏是他自如地用那手，该怎样还怎样，以他自己对那残缺的否认和忽视来感染别人。把残缺从自己和别人的知觉中抹去。他不少什么，磨难没让他缺掉什么。磨难也可以被抹去——他那样真情地扑向我爸爸，拍肩打背，就是要抹去那磨难。抹去反目和背叛，让他俩分别的那些年也不算数。又一个勾销。贺叔叔那双离得过近的眉头，此刻打开了。
太盛大了，两个军团的会师。此前他们在混战中误伤了对方，终于跨过硝烟沉寂的战地，遍体鳞伤地走到一起。
我坐在木椅上。木椅有点湿涩，清苦的菊花芳香如一味药。我膝上放着未触动的书。他们在二楼的窗口里。我眼神盯着一丛矢车菊，继续去看阔别后的贺叔叔。把他从上到下，再自下而上地看。那刚才一股脑儿进入我眼睛和最新鲜的记忆的他，我现在可以放大、重复。看他一条条蚀进皮肤的皱纹，银色的一层胡须碴子；中山装的领口稍紧，在他转颈子向他妻子介绍我时扯动了宽松的皮肤。他有副秋收后成熟的脸色。是在斥责了女书记之后他认定那就是我。但他什么也没泄露，只说：好多年没见这小伙子了！瓜棚的那次，就让他混过去了。重复地看，让我喜欢起他正往坏处走的形象来。
不是被迫性失忆。相反，木椅上越坐越冷的我，看见的是一个男人，他生怕给十八岁的女孩耍弄了。十八岁，她满心都是妄为，每个眼锋都发出奉献她自己的暗示。他知道她坐火车走了后就很少想什么，全没那回事。他在拍了我爸爸肩膀后看到我的装束。我同他打招呼，叫了声：贺叔叔。这年轻女人那么成熟和久经沙场。他怕我已把瓜棚中的所有对答和交流统统变成了我的成本，投资于从此往后的真实情场。而那小女孩最初是从他那里开的窍。
我松懒地坐在那儿，眼睛半闭，有些菊花中的五彩小灯亮了。二楼的窗子内越来越黑，不知我爸爸是不是把烟缸抽成尖尖一个堆，两人轻声谈到了何处。我妈妈已从文化馆下班回来了，背着装满业余文艺活动的老相机。她进了旅馆的院子就看见她女儿在那儿无边际地发呆。她清脆地叫着我，走近来。
我妈妈胖了不少。苦日子使一部分人很有效地发胖，是一种不同的胖法。手里那把自动阳伞也是祖母的遗物。祖母的年代，用自动伞是个颇大的噱头。那真是一把细巧玩意儿，深蓝羊皮的弯柄，细极了，明显是排除了那些不够细巧的手指头对它的把握。我妈妈曾经同它搭配得还算准确，现在就很勉强了。她变粗许多的手指捏在那柔媚病弱的弯曲上，捏得吃力也总不得要领似的。伞面也精细，宝石蓝上一根根桃红、鹅黄、银白的细线条，一环环推出某种频率。非常好看，这个城市大马路上却没一个人合适撑它。它会成任何人身上一个不搭调的细节。我们都习惯对美丽和细致去一眼带过了。那场消灭个性消灭细致的革命过后，让我在这个秋天的傍晚，看见了祖母多年前有过的那个美好晴天。
我轻淡地讲起贺叔叔和我爸爸怎样见了面。我妈妈面色马上变了，问道：贺一骑啊？！
我笑笑说：还有别的贺叔叔？
她担忧地看我一会儿，又去看一块儿地面。我告诉她：两人很友善，完全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她点点头，被迫接受某种信仰似的。担忧却是重了。她问我贺叔叔的妻子是否也来了，我说是的。我说她是不作数的。
我妈妈陪我一块儿坐下来，交抱双臂抵抗秋凉。不知他们会谈多久。这对于他们，对于我们，太盛大了。
我可能没法子沿顺序来讲。一些事连出另一些事，一些人带出另一些人。
谢谢谅解。
有时我的障碍还在那儿，不绕过去，就继续不下去。有时我会突然有种迫切，要把绕过去的地方仔细讲给你。也有疏忽，也会有意外增补。
让我看看，瓜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过的。
我们一起吃西瓜，聊天。但有股压力，什么那样迫切。我不断加快讲话的速度。谈话危险地连接下去，但说断就要断。空间在夜晚越缩越小。
他看出我是来为我爸爸讲和的。仿佛在等着千钧一发的那句话：贺叔叔，你就把它忘掉吧。
我的确几次感到那句话就在我口边上打转。生怕被我讲出来就变成：我是来代我爸爸赔罪的。
或者：贺叔叔，你利用了我爸爸那颗天真和易感恩的心，把他四年的生命收买了。
他也看出，我讲得出那样的话。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我心里的一点儿野蛮。
我甚至在某一刹那几乎脱口讲出：你从来没把我爸爸看成朋友，你这政客。我为我爸爸揍你那一耳光赔罪，因为他根性上也有如此不高贵的东西——“墙倒众人推”。
我不知我还想说什么。话直打结。在今天的岁数我明白当时的我还想说：你多会掌握人哪，贺叔叔，你看出政治气候的莫测使我爸爸一向不知所措，使他不自觉地利用你的庇护，他不得不一边惹祸一边对你卖身投靠。你就一直在搔他的短处。你们成了不可分离的朋友，但都不明白那一点点不适是什么。
我们这些政治动物，我们中国人。政治直觉是第一生存直觉；而我爸爸，他的政治直觉却总偏差那一点。贺叔叔自然比他世故一百倍。
这也是我当时想说的。
我不是老远跑去吃西瓜，去专程表达我的爱慕的。
我请了两天假，瞒着刚刚相好的男友，乘火车寻到那里，专程去告诉贺叔叔我的这个发现：他和我爸爸的亲密中，向来就存在一点儿轻微的无耻。
但当时的我不可能有我现在同你讲话时的逻辑。那时我也不能依仗我非母语的缺乏含蓄，那份无邪和无辜。
我专程去那里，也仅仅因为我突然思念极了。对我爸爸的那个朋友，我的长大、成熟、萌发青春都有一部分为了他的缘故。因此我跳上火车，啃着一块鞋底似的干烙饼，是为了我根本不清楚的秘密目的。我激动和害怕，看着车窗外的眼睛花了一路。
那个秘密要我面对贺叔叔不停地东拉西扯，不停地在一块啃光的西瓜皮上下意识地磕着牙齿，直到贺叔叔轻轻把它夺下。它让我把正经要讲的话忘了，或者不断盘回肚里去改样儿。他站起身，很想伸个懒腰，但这地方不容他。
他说：小伙子，你休息吧。
我说：你去哪儿？
他拿起一条线毯，打算拿它当铺盖，告诉我他随便哪里都能睡。谁家去借一宿也行。
我突然说：那我不睡了！咱们聊天吧！
他笑起来，说：休息吧，我得到处转转去。他过来拿两个手掌抹了抹床上的草席，把过冬的东西使劲往里推一推。
我还是不肯睡。真的没有睡意，要讲的一句没讲。他没法子了，让这十八岁的女孩耍赖一般跟着他。女孩说，怎么睡呀，门都闩不上！他笑她找尽理由。他说，不怕蚊子咬死你就跟着我吧。
我笑着说，在窝棚里我已经给蚊子咬死了。我拉一把裤腿，让小腿朝着月光给他看。他说，我有万金油。我看他从裤兜里摸索出一个小圆盒，却怎样也抠不开盖儿。缺一根中指，其他手指必须开始新的协调，这个协调尚未完成。一下感觉他还不止残缺那一点。他自语说这玩意儿常常盖上就打不开了。我把它拿过来，打开。他笑笑，已是那种老人承认自己没用地笑了。我猛来一股心疼。
他看着我把大半盒万金油抹在腿上、胳膊上。他看着这些肢体从童年到少年，然后，完成了一个暗转，再出现时成了成年女性的。尽管还细弱，但它们不能随便抓在手里，溺爱地拍打一番了。
他伸一个很大很大的懒腰。必须伸出这样的懒腰才算真正走出了窝棚的形状。他说，你怎么老跟六岁似的！
其实他恰恰不是这样想的。
我将万金油抹到肩膀上，把衬衫领口的纽扣解开。他不再看我，说：那边有个木粪桶，等会儿我找东西把它拦遮一下，不过晚上没事。这里没人来。
田园的寂寞开始感动我们。我听着自己的声音在退化成六岁，我说：老是六岁谁来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啊？
他凑趣儿地笑。
我和他一前一后走在田垄上，他在我身后擎一个手电筒。膛内的电池快耗尽了，光是黄的，毫无力度。月亮圆了大半，在天中央，雪白的。我想看天上，又想看四周，看一孔窗也不亮的村落。那些给天和地挤得扁扁的泥房。有狗叫，两三声，很无力的。一辆火车很远地拖着自己，嚓嚓嚓剁碎黑暗。剁不碎的却是，彻底的无拘无束，恰似西伯利亚流放的夏夜。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俄罗斯情调。
我们都没有讲话，就那样听着彼此忽深忽浅的脚步声、忽深忽浅的喘息声。记得碰到一条蛇横在路上，我叫着向后跌，贺叔叔从后面接住我，直是大声笑。他用根棍把它挑进田里，跟它说话：再给我碰见你，就拿你汆汤啦。他与什么都这样轻声讲话，看见一个小西瓜给偷瓜的人丢弃了，搁在田埂上，他抱起来拍拍说：你看也不要咱们了，咱们不成孤儿了？一只蛤蟆，他说：歇歇吧，啊？喉咙都叫烂了！那时我在乡村也生活了一年多，却第一次感到它全是童话。
手电筒明暗了几次，再明不起来了。他给我一只手，让我拉着。他说：小伙子出汗了。现在他走前面，就那样拖着他的孩子。无奈、溺爱，不时慢几步，等着她歇口气。他一路听着我的幽默，听得出我是快乐的，想从此被他收留下来，窝藏起来。他还知道终有一日我要把话讲出来：我爸爸负了你，因为你欠了他；用什么能结得清你俩的狗肉账？
我们就坐在微湿的土包上。贺叔叔对我讲起：西瓜大丰收把这儿不少人留住了。不然大队支书说要派民兵守路口，把出去逃荒的一家一家堵住。一些人家趁半夜走了。西瓜越旱越甜，把人救了；光吃瓜不吃五谷，村里孩子们嘴里都长了西瓜疮。他慢吞吞地说给我听，他也听我说我朋友当兵或者进县里酒精厂工作；也听我说，秋后就去小学校挣工资了。他知道我专程来讲的话就顶在那里，一次一次被扳上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