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点混乱？
你好客气。我都能在镜子里看见我两眼里的大片混乱。我不知怎么接受他，舒茨。他忽然提出把他的名字从我们合著的书上拿下来，他说这样对我有利。然后他说，他妻子同意和他正式分居，意思是我和他的同居要抓紧时间筹备。要去找个单卧室的体面公寓，不能像我目前住的“塑料房”（他叫一切简易轻便材料成批建成的楼房“塑料房”），他说他和我可以有个半公开的关系，我只需在他有客人来的时候消失一下。“半公开”还包括去一趟夏威夷，每周一同看一回电影。做爱三次到四次，我煮三顿晚餐他煮另外三顿。还包括：让全世界明白我们在相爱但不冒犯公德亦不蔑视法律。
不知道。如果知道就没有眼里这些混乱了。
可能。
很可能是一个好的前景。
我说过。我现在还对你说，从四月十六号游船的那个下午，具体些是从他当众抱起我的时刻，我开始爱他。开始关心他每天的三明治是否营养充足；开始发现他的鼻梁多挺直正派，他灰眼睛里有罗素和培根，亦有街头那孤傲乞赏的老乐师。我开始发现他一天天好起来的形容，他一天天多起来的优点。开始在一瞥两瞥的扫视中，蓦然看出他原来有那样苍劲清晰的侧影。我知道他会来的晚上，期盼是突突心跳，是一身细汗。一切都出现在四月十六号之后。湖水暖起来了，我同他无言地走走，他胆怯似的，好小心地拉拉我的手。一阵惨淡的幸福。
你看，我混乱吧？
从他灰眼睛中，我还看见了我爸爸。
没有。不过他有点猜疑。那天他看见我桌上没来得及藏起的两封信。是我求职的两个大学的谢绝信。
什么也没问。
我在替他缝外套口袋被撕裂的豁口。他从来不愿讲他妻子。他不想让我在他分居的决定和这扯裂的衣袋之间产生联想。温存一生的妻子只不过想挽留，只不过动了武来挽留。他绝不愿讲她绝望的、歇斯底里的挽留。
我们习惯开着电视，管它在说什么。我请他把外套穿上，看看缝补是不是服帖。他突然来一句：那次面试成功吗？
我全无提防，真就不懂他的话。我说：什么面试？
他说：你三个星期前不是去加州面试了吗？
我笑笑说：你怎么知道我去面试？
他反问：成功吗？
我尽量地笑，说：你问航空公司去吧。不是从那儿打听出有一名东方女性旅客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面试吗？
他孩子一样看着我。皱纹多妙啊，你没注意到吗——老人的皱纹是先于他的面孔生发表情，面孔没恼皱纹早已恼了，反之，笑也是皱纹先于五官快乐起来。条条皱纹都表达着他孩子般的委屈：难道我不值得你这一点信任吗？你蹑手蹑脚地远行到千里之外，蹑手蹑脚地在我身边向五百多个大学发求救信号。他什么也没责怪，皱纹已表达得很清楚：他不懂为什么我一直在搞鬼要离开这所学校这个城市。
我满意自己的针脚，缝补是完美的。我笑笑，说他妻子也会满意这缝补，会觉得两个女人的明暗搭档还不错。我把四十五岁的妩媚全凑足了，继续嗔笑：我今天把这领口撕烂再由她去缝补，这样就对称了你说对吧？
他说：你的非母语已经可以像你的母语一样婉转地伤害我了。他微笑不减，皱纹在申诉痛苦。
大概是想摆脱恩典。大概想摆脱恩典之本身所含的讹诈和奴役。
是奴役。
是对于任何易感之心的奴役。对于良知。等一等。还有就是对于奴性。
不仅仅是要摆脱舒茨。实质上，我对他很不舍。我说过：许多年后，我会常常坐在他墓前，轻轻的一阵遗憾。遗憾是那种轻轻的心痛……我不愿离开他，但我要摆脱。
不很清楚。但我必须摆脱它。
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之于我，是除却我父亲播种在我身心中的一切：易感、良知、奴性。
也许，我原来要摆脱的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用那一记耳光来摆脱自己，不惜破坏自己人格的和谐。那个意外的卑鄙举动，那个叛徒之举，实际上是他在挣脱自己。他从来没明白这点，用了这么多年来为此举动思索反省。
我对他说：舒茨，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知道有一个伤痛，却又不知伤在何处。其实并不止我一个人，假如他爱的是另一个和我年龄相仿，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女子，他都会感到她那无法探知的伤痛。我们的整个存在就是那无所不在的伤。因此那伤并不存在。我在自我矛盾，我知道。非母语，自相矛盾以致含混不清，都得到了原谅，我总在你脸上看到你的原谅。你的不惊讶，你的眼睛有时像圣像的眼睛那样不惊讶，司空见惯。其实语言从来没有准确过。语言的含混使南希和克林顿，使律师们不失业。
我可以躲在我的英语用词不当的后面，对舒茨说：那个开头开得不好——我们那个开头。在你的大办公桌上。你把权力、利害全压上来。如此开头怎么行？你算计好了，酒埋伏已久。
他？把它的杀伤力归结到我非母语的偏差上。他不计较我用词过猛。一向原谅，像你。
他说：好吧，就算开头不尽完美。但我们现在深深相爱，不是吗？
我说，是。
他说他为我已断了一切后路。他说许多好事的开头都不够美好。
哪止“不够美好”？不是量，是质。是本质的不好。你在占一个急于求职的四十五岁的女博士生的便宜。本质是性骚扰。
他还是坚持原谅我，笑，皱纹划出痛苦。他总说他喜欢我说英文时的幼稚可笑。一个没头没脑地呀呀的孩童。语言的稚气使我身上幻化出一个年轻许多的我。那个假象使他信以为真，他甘心信以为真。因此他在享受一份假象的青春同时必须原谅。他把我语言中的无轻无重，过分直接都当成那幼稚的整体，他无法剔除其中一部分不善和不逊，那些刺痛他和令他无法下咽的。
他笑笑说：注意你的用词。
我笑笑说：你觉得是修辞问题吗？
他说：想想一辈子要听你这样不知轻重的话，真无望。他让我明白他那父辈的宽厚之爱，他的皱纹告诉我别的什么。它们在告诉我：我也在敲诈。
我们别谈这个了，他可怜地说。拥抱和拥抱的一切后果使进了死胡同的谈话歇在那里。我在他第二次上来时感到自己不是那么好挣脱的。我爸爸在四十五年前通过我妈妈给予我的这个“我”，可不那么容易挣破、逃离。无法停止做“我”，无法破除我爸爸、我祖父的给予。那奴性，那廉价的感恩之心，一文不值的永久忏悔。
那不也是个好的开头，贺叔叔和我爸爸……让我喝口水。我过分缺逻辑吗？
突然忘了我想说什么。核心，失散了。
我是说过。我从四月的游艇上开始了爱情，回避去看那开头。我认真地告诉了他一次：我爱他。这三字只有第一次讲是认真的。他没听过我讲第二次。
抱住刚刚讲了“我爱你”的四十五岁女人。紧紧抱住她的誓言。然后，他降低下去。我发现这白发苍苍的男子跪下了。
有一点美丽。有一点恐怖。这个跪下的白发人。
我发现我流泪和微微窒息。
还是很混乱吗？只是有一点儿？
我在想我爸爸写作的样儿。你已知道那次破裂。我送贺叔叔，一直送。我让他看到我们青年男女的天地。是的，我要刺痛他让他知道我是唾手可得只要他年轻二十岁。我明白我爸爸在破裂完整地呈现在他面前后他会干什么。他会更卖命地去写。果不其然。我就在舒茨奋力待续的时候，想到我爸爸卖命写作的模样儿。他在运力，一再延长时限以证实他的年轻壮健。我因而有闲暇去想，树林送别之后。
第二天我起床时看见我爸爸已将自己塑在桌前了。我去两扇书架后问早安。他心情不坏，稀疏的卷发中缭绕着青烟，烟灰缸满得要溢出来。他真的感觉蛮好，因为他从凌晨就开始工作，已在早晨到来时卸下了一点儿愧疚。经贺叔叔提醒，他明白债务还到一半就撂下是等于不还，利息只会一日日涨上去。
是的，是贺叔叔让我爸爸明白：那一记耳光是有记载的，在他们彼此内心，在成千上万人的目睹耳闻中。他让我爸爸明白：他的骄傲和荣誉可以被灭除，可以被贬为零，但不可以承载我爸爸那只巴掌。
他的胸襟原不宽大。他只是表现得逼真而已。或许那般宽大的胸襟只不过是他的善意向往。真心宽容和超脱的他，是我在瓜棚金黄色灯火中看见的那个清瘦俊气的中年农夫。那是他的还原，满是人情味和快乐。还有丰富的情感常识。多自然和谐，与我或那暗中存在的村姑促膝坐在田畔上。
我问我爸爸：要替他写下去吗？
我爸爸说：是合作。不是“替”他写。我爸爸可不想当着我这个晚辈认那笔账。
我笑笑，合作呀。得多少年！
我爸爸看看我被一夜杂梦所染的苍白面色。他伸出带墨迹的手拍拍我的手背。明白极了，从六岁到二十四岁，所有的根梢末节都在他女儿的眼里、心里。所有的裁判。
我再是苍白一笑，说：爸爸，就是别太累了。
他已开始昏花的眼睛有那么多感激。他感激我从不点破什么。不像我母亲，在贺叔叔走后大声讲给我爸爸听同时讲给左邻右舍听：他还要怎样啊？谁欠谁他搞清楚了吗？！打他一耳光怎么了？他剥削你那么多年，剥削你那么多才华心血，不抵那一耳光？！你还剩几年给你自己？你自己的长篇短篇呢？这生这世还有时间写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上人大代表了，更好了，以后一个字不用写照样挂著名作家的牌子！你怕他什么？不就扇了他一个大嘴巴吗？大不了叫他扇你一下。然后你可以向全世界宣布，贺一骑的书上连一个逗号都不是他写的！他在政治上拉拢你，就为了能一辈子收买你，压榨你！我们是社会主义，作兴这样拿人当牛使吗？！
我爸爸起初还听，渐渐不听；渐渐不听也听进去不少，于是抓起烟缸扔出去。他本没有靶子，却准准砸在我妈妈的小腿上。我妈妈倒在地上，我和我爸爸去扶她，她开始哭她自己牺牲在我爸爸身上的一生。开始哭出另外一种嗓音，那样开怀的大悲大怒，我们从不认识。
从此，我妈妈一见我爸爸撤入他的“书斋”就冒出那个嗓音来。让我意识到她是如何为她不幸的丈夫四面八方抵挡和出击了那么多年。从八面玲珑的小巧，从纤细地在贺书记面前垂泪为她丈夫去乞讨，到目前的壮硕，张口便贯通丹田的诅咒，哪壶不开提哪壶。连她短短的烫发、擤鼻涕的姿态声音都使我感慨她经历了怎样的心理锤炼而达到如此成就。几十年的牺牲，为我父亲，也为我。眼下她的牺牲完成了，把我爸爸对她的最后一点兴趣、最后一点忍受都牺牲了。终于，在她破口大骂贺一骑，顺便也挖苦她丈夫时，我爸爸向她宣布：他有了另一个女人。文学讲习班里认识的，有一份难得的教养。我妈妈稳稳点头，事情果真应验了她的先见。
你可想而知从此往后。我很快搬出去了，和宋峻住到他外婆家。我爸爸在我之后又回到旅馆，贺叔叔用他的权势为他找了间最静雅的小房。并向所有服务员打招呼：非请莫入，一部重大文学著作正在成形。
隔着那道彻底的破裂，他们仍天天在饭桌上淡淡地谈话，谈遥远的北京西单民主墙和“星星书派”。有时那个三十九岁的文学讲习班女生也入席，一言不发地加入他们或深或浅的讨论。我妈妈从来没如愿同她来一番语言决斗，因为贺叔叔一句话就可以使旅馆成为城堡，我爸爸在其中有充足的安全和安宁，去写贺一骑的故事，贺一骑在狱中在瓜田的“基督山恩仇记”。
贺叔叔甚至比过去更著名，不断被请到电台和电视台，讲些他“流放”的趣闻，透露他下一部巨著的规模，它将代言那个庄严谬误的时代。他还偶尔出国；中国活着的偶像作家之一。
1980年9月，从法国回来的贺叔叔在旅馆的院子里看见一个二十九岁的少妇迎着他走来。一身缟素，是那种看透各种艳丽颜色之后的单调阴沉。他皱起眉，眼睛从老花镜上方看出去，看着少妇开始微笑。他坐的木椅是我曾坐过的，就在他和我爸爸离乱后重逢的那个早秋的黄昏。又是黄昏黄花。他膝上放着一摞手稿，上面是我父亲的手迹，无可挑剔的、世代相传的“严体”小楷，共有六十万个字——几百万个横、竖、撇、捺。贺叔叔一边读一边以一支红铅笔在稿纸空白处写下意见。他此时看出少妇是冲他来的。少妇叫一声：贺叔叔，好久不见啦！
是我。
我知道：我爸爸刚修改完第三稿；第二稿贺叔叔意见很大，红铅笔涂得稿纸页页挂彩。我爸爸只得重新来。
他站起身，稿子有磨盘重，被他吃力地搬到一边，为腾出空位让我坐。他朗朗笑道：又认不出来了，女硕士了嘛！
我说：这字同我爸爸的一模一样。我装得烂漫无知。
他说：这一稿他写得不错，再改一改就叫出版社来拿了。你爸爸。只有我知道他是这一代作家里最用功又有功底的一个。
我紧咬牙关，他当然最知道，也最知道他背叛来背叛去却无力背叛他自身。他那动不动就作痛的良知、愧疚。
一文不值，我这样对舒茨讲：最廉价的就是良知。扔给伪装成越南战场伤残的老兵的乞丐一个铜板，其实你的伪装比他的更甚。
贺叔叔又说：真都认不得你喽，长这么大了。他去法国仅仅十天。
我问：我能不能上你那儿打个电话给我妈？我爸爸出去了，我没带他房间的钥匙。
